权力病人——朱元璋的帝王笔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宗承灏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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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病人——朱元璋的帝王笔记试读：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元朝末年，有那么多豪门贵族、英雄豪杰蜂拥而起，谁也没有想到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会是要饭出身的朱元璋。有人说，中国历史是个两段论：“得民心者得天下”与“得天下者得民心”。前者告诉当事人如何去实现得天下的理想，后者是说得了天下其他都不是问题，包括民心。

有人会问，皇帝到底干什么？

或许朱元璋会告诉你，前半程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后半程是“得天下者得民心”，更何况没有人比朱元璋更懂“民心”究竟为何物。很多时候，他就是“民心”的代言人。

如果朱元璋没有最底层社会的生活经验，没有突破人性底线的黑心和辣手，他就不是朱元璋。

宗承灏在本书里尝试用第一人称来写朱元璋，让“我”领着人们走进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更多层面地去展示一个帝王的心路历程，一个民族的精神困惑。

从字里行间，我能够感受得到，宗承灏一直处于一种“端着”写作的状态，不够放松，或许这源于他本人的性格。也由此可见，他是一个不喜欢拿历史随便开玩笑的人。对宗承灏选择这样一种写作态度，我还是持肯定的态度。我始终认为，一个连本民族历史都谈不上尊重的人，还能指望他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所馈赠吗？

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泡在泛黄的古籍堆里的人来说，很多时候总是会被一些看上去简单得接近于弱智的问题深深困扰。比如说，会在文思泉涌的某个时刻突然停下来，向精神层面的另一个自己发问：什么是历史？你写的这些东西是真相吗？

另一个自己就会反诘：你生活于当下，连当下的万象百态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凭什么去向一个容易遗忘的族群，一群容易遗忘的人索取过往的真相？

往事并不如烟，对于一个历史书写者来说，真相绝对不是我们书写的真正目的，人性才是。也就是说，历史并非单纯的始于事，止于事。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将历史放在显微镜下作标本研究，倒也未必能深入地了解朱元璋这个人。不如将他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围绕在他身上的一些盲点也许就容易被衬托出来了。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往事，是一群人又一群人的集体往事，而在这往事的经纬度上曾经寄生过数以亿计的血肉灵魂。对于我们这些历史书写者来说，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已经消失的时间能够重现于眼前，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复活”。过去了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再重来，更不可能将其搬进试验室进行解剖后，再去做防腐处理。所谓的历史“复活”，不过是历史与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度，而这种相似又不是完全的契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历史是可以复活的。历史就是时间轴上的一个又一个点，是一段又一段的往事，它是有生命力的。所谓的消失，只是时间层面上的消失。作为一个历史文本的写作者而言，他的使命就是带领自己的读者去实现那段历史的复活。

心理学有一个神秘的词语——“神入”，而这个“神入”就成了宗承灏试图复活历史的路径。何为“神入”？神入者，它的简单化的同义词是“换位思考”。其实它不仅限于思考，更是我们感受他人内心体验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让你置身于历史发展的环境中去观察历史，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从而把握历史人物的情感、理想、信仰和意图等，并理解历史事件的演绎变化，即“主体进入客体之中去想象客体”的研究活动，从而感悟历史，让“历史”得以“死去活来”。

如果用一句话来推荐宗承灏的这本书，我想说的是，这是一本写给爱思考的人读的书。（岳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前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著有《南渡北归》《从蔡元培到胡适》等畅销书。）序二历史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对话吕峥

作为一个历史书写者，我想与每一个试图去还原的历史当事人坐下来好好谈谈。而在这么多人中，如果让我选择谈话对象，也许会是朱元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承灏在本书里，替我完成了这样一场触及灵魂的对话。

明朝之所以会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标志性时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开国皇帝朱元璋。但从降生于世到十七岁以前，朱元璋事实上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

世界在朱元璋眼中，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的文化气质全方位地浸润了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的风云突变，赤贫出身的他登上皇位，也不可避免地将性格中的文化因子更为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整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层面。

朱元璋统治期间，严厉地打压了官僚与地主阶层，恶整了文人和士大夫集团，而做得最绝的则莫过于几乎清洗掉所有的开国功臣，使朝堂内外一片血雨腥风，让社会的中上层时刻生活在紧张与恐怖之中。

如此剧烈的社会及政治震荡，是洪武之前的任何时代从未有过的。这并不是单纯的是与非、好与坏、正与反的问题，片面地歌颂或批判也不合时宜。近年来，朱元璋被人反复解读，歧说纷呈，但这未尝不是好事，就如同面对一堵白墙，盯着看再久，想象力也仅限于“一堵白墙”。倘若有一天，突然闯进一群抽象派涂鸦者，将白墙涂抹得天马行空，那么同样是这面墙，在面对它时，我们的猜测、推断、想象，也随之活跃起来。

中国的历史永远绕不开帝王，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帝王家史。而另一方面，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非洲酋邦抑或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难望中国皇帝之项背。然而，皇权又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所有者荣耀和平台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人性。绝对的、没有限制底线的权力，终究会毁掉一个专制帝王的人生，朱元璋便是典型案例。

如果要在历代皇帝中间评选劳模，曾以一首“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感叹为君不易的朱元璋应该名列榜首。他用一个中国式农民的狠劲儿来完成自己的职业使命，其悲惨的童年经历宛如一道符咒封印在他人生的命数里，使之丝毫不敢懈怠，生怕大权旁落，豪杰不服，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猜忌多疑，甚至告诫子孙后代时刻准备快马刀剑，以便遇险逃脱时急用。

朱元璋是创业之君，这意味着他要经历一场冷冰冰的成王败寇的夺权游戏，每个投身其中的人，都要经受炼狱般的心理折磨，也不难摩擦产生出人性的电光火石。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朱元璋？又该如何理解和看待他费尽心机所建立的血腥的极权统治？为什么朱元璋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威和能量？他的存在究竟给他的王朝和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

洪武朝三十一年，朱元璋“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说他想为天下苍生缔造一个朗朗乾坤般的理想国，并不夸张。但在这艰难的行进过程中，也始终有一股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支撑、推动着他。甚至可以说，没有这股力量，朱重八就成不了朱元璋。他的一生或是在刀口上舔血，或是用专制机器舔血，偌大的江山是他给子孙后代打下的“血酬”。他是一个拓荒的老农，一个开国的帝王。有人说，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朱元璋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于最好的时代行走，于最坏的时代思想。在这块曾经风云际会、战火弥漫的大地上，宗承灏就像是一个痴心不改的寻宝人，在历史的瓦砾中寻觅翻捡，在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中，让久远的回响在心灵中震荡，在天地间复苏。观照当下，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使人从中读出人性的幽暗与光辉，读出现实问题之所在，引领我们走出时代的迷宫。（吕峥，著名学者、专家，《互联网周刊》主笔，硅谷动力首席企业文化师，著有《明朝一哥王阳明》《中国误会了袁世凯》等畅销书。）正面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却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对于我们来说，三个也好，三百万也好，仅仅是数量的变化。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农民，既是天灾人祸的承受者，也是一战成名的付出者。大历史看上去像是和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历史好像只漫步于高墙森严的官邸府院，可是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身上有着改写历史的最大可能性。一、我到底是谁

当我试图开始梳理自己往事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搞不清楚该以怎样一种身份展开喋喋不休的叙述。一个人的身份往往注定了他从何处而来，又将归于何处。

从佃农、游民、和尚、造反者，到皇帝，我记得自己至少有五次以上转换身份的经历，而每一次身份的转换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自我提升与精神蜕变的过程。

我从不隐讳自己是一个小农，是的，小农比真正的农民还要低微，活得还要卑贱。

或许生来就是小农的缘故，我一生都对一个完全由大量小农组成的农业社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追究这一情结的深层原因，除了我与生俱来的“阶级感情”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最为熟悉和了解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有我的先祖和父兄，有渗透于我血液中的生命因子。

那些在土里刨食的农民，从来都不是与我无关的群体。我了解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有着怎样不堪的脆弱与艰难，那种无所凭依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波动带来的冲击。王朝更迭，兴百姓也苦，亡百姓也苦。

我们这个家族当年就是在这种社会波动中由自耕农变成佃农，又由佃农走到几乎全部饿死的境地。小农应该是这个社会当中，最厌恶社会波动的群体。一个由这种社会波动的厌恶者所组成的社会，它的稳定性自然应该是很高的。1.失去土地的佃农

元朝末年，上层蒙古贵族各自占有大量的土地，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过着奢靡的生活。而社会的下层，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难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

人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当时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如弦在绷的紧张气息，起义的烈火在四野蔓延，民间还时常出现一些传闻，说是某地出了什么怪事，预示着将要改朝换代。而我正好生于那样一个时代。

我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我爹朱五四和我祖父朱初一都是不识字的农民。父亲一辈子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有，只能叫朱五四。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是野草的种子散落于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一样，飘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

他们或许也有梦想，他们的梦想无非是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少受些气，活着有吃有穿，死了能有一副棺材板。

我的祖籍是江苏沛县，我有一个同乡很有名，他就是汉高祖刘邦。其实刘邦的出身也不算高，不过比我可强多了，他毕竟当过泗水亭长。当然我们最后拥有了同一种身份——皇帝，在这一点上，我也曾自豪地说过：“惟公与我起布衣而有天下。”这里的“公”当然指的就是刘邦。

后来，我的祖父朱初一从沛县举家迁至集庆路的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市）。当年随着元朝的统一，城头变换大王旗，宋朝百姓就成了大元的顺民。元朝臣民都被编进固定户籍，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煮盐）户、站（驿站）户、儒户、矿户等，有几十种。不同户籍要为朝廷承担着不同的供纳和劳役。这种强制性的供纳，与劳役者的身份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国库里面缺什么，生活于底层的劳力者就要无条件地供纳。

我的祖父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这就意味着我朱家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定额的黄金。句容县从来就不是一个黄金出产地，而作为赤贫户的祖父有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几次黄金，更不用说去淘金。没有办法，他只有卖掉粮食购买黄金去缴纳。本就是贫家小户，又怎能经得起这般折腾，当时，他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万般无奈之下，祖父只好领着全家人像候鸟似的四处迁徙。一路艰辛，全家人来到了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此处有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他们便停下来开荒种地。

农耕社会求生存，土地是活命之资。我的父亲朱五四也在这里娶妻生子，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享受幸福生活的资格，能够活着就已经是上天给予的最大恩宠。

官府的敲诈和聚敛让草根小民难以生存，我们朱家也不例外。按照元廷规定，淮河流域的农民需要缴纳丁税、地税和科差。

具体来说，地税每亩三升，丁税三石，将近地税的一百倍，即一百亩地折一丁，对于我们朱家这样人多地少的贫困户来说，当时的丁税负担沉重到了让人难以承受的地步。三个成人，需要缴九石谷，再加上地税，每年不下十石。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则每石税还要再贴进去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共七升，这就接近十一石。除了丁税和地税这两项负担，还有科差。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十四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除此之外，民户还要负担筑城、挑河、运粮、打马草、造船、造甲仗军器等徭役。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我们朱家这样的小农来说实在是无力承受的。地主家有的是余粮，而我们家却吃了上顿就不知道下顿在哪里。

对我来说，家族的卑微出身是我无法逃避的宿命。只要有口饭吃，就已经让我们很满足了。在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何谈命运呢？

少年时感受到的生活苦痛如同烙印般让我一辈子都难以消解，我曾在《皇陵碑》中用文字记录了父辈的艰辛生活：“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正因为出身于农业社会的最底层，对于农民生活，我要比那些贵族和地主出身的君王有着更为深切的情感体验，以至在我登基后，护农之情也与其他帝王有所不同。

对于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我会不由自主地摆出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除了仇恨还是仇恨，我采用法家的冰冷法律以及铁血手段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对于社会的最底层，我又会换上一副温情的面孔，以儒家的温情和道德秩序，来建立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也有官员劝过我，说我早已不是那个无处觅食的游民，已经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君王，治国安天下不能过于感情用事，要有器量，要胸怀天下。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人生经历，让我实在无法达到他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

洪武初年，湖广的荆州、蕲州两处发生水灾，户部主事赵干奉命前往赈灾。赵干从京城出发，一路上游山玩水耽误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等到他到达受灾之地后，又磨磨蹭蹭迟迟没有放赈，造成大量灾民饿死。

我听说这个消息后，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立即下令将赵干斩首示众，并召告天下人：老百姓受灾而不抚恤是我这个皇帝的错，如果官员受命却不及时办理，置老百姓生死于不顾，理应立即斩首，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警示那些不爱民惜民的官吏。

我的父祖世代务农，并没有值得多少大书特书的传奇事迹。倒是我的母族一系，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有些特殊的人生经历。我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在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加了南宋与元朝铁骑的最后一战，也就是发生于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

在这次大战中，以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逼令自己的妻儿跳海，然后自己背负着仅有六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亡，也就此宣告了南宋王朝的覆灭。在这场大战中，我的外祖父在刀剑横飞中被打落海中，后被人救上岸，并历尽艰辛逃回了老家。后来他一直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活到九十九岁才离开这个世界。

我出生的时候，那场大战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在我的记忆深处，已经记不清母亲陈二娘在我面前重复讲述过多少遍外公抗击元军的故事。我的童年乃至少年时期，外祖父依然健在。我只见过外祖父一面，记忆中的他是一个高大且固执的老人。

我实在没有把眼前的老人与母亲说的故事里那个神一样的人物联系起来，我还是喜欢故事里的那个外公，他符合一个孩子对英雄的所有想象。故事里那个有着忠君报国理想的外公，那个敢于反抗异族压迫的外公，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我从小就对王朝更迭、天下易主之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许正是这一点，我的政治意识要比同龄的孩子来得要早，也来得更为真实与强烈。

我的母亲是外公的二女儿，天性开朗大方，深得外公的疼爱。听母亲说，在她幼年时候，见过大世面的外公就开始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自己经历过或者没有经历的那些历史掌故和各地的风土人情。

母亲长大后能歌善舞，曾经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都有上佳表现。我始终不明白的是，如此出众的母亲怎么会嫁给我那个老实巴交的父亲。在我看来，一个不能给自己的女人带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男人，是不应该要求为她托付终身的。

在我出生之后，尽管家境窘困，但母亲还是节衣缩食，将我送进了私塾。我只在那里学习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家里生活实在难以维系，只好辍学回家，像其他孩子那样过着以放牛割草来贴补家用的生活。

尽管如此，我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还是学完了《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为自己打下了浅薄的文字根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才使我看这个世界不再是只有农田和稻草，内心拥有了不同于一般农家娃的开阔度。

我是在父亲带着全家搬迁至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朱五四是我父亲的本名，这个名字取得过于随意。所以在我做了皇帝后，还是为我另取了一个名字——朱兴宗。

元朝末年，无休无止的战乱造成了濠州的钟离、定远一带地广人稀。尽管如此，在这片贫瘠而广袤的土地上，却没有一尺半寸属于我们朱家。此处毗邻舜耕山，境内经常有虎豹出没，可谓“樵者不敢入于山，农者不敢耕于野，商旅不敢出游途，孳畜不敢牧于薮。”当地官府领兵马及当地的猎户，七八年间擒获了一千余只猛虎。我们全家迁居孤庄村时，可谓“自定远抵淮涘，南北数十里，嵁岩林莽，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孤庄村之所以称为“孤庄”，与这里人烟稀少、虎聚为患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出生于元文宗时期，出生的时候，整个中华大地正处于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于南人范畴，位居社会阶层的末流；而在这末流的南人之中，我们朱家又是最为贫困、最为低贱的雇农。这也是我在做了皇帝以后，必自称“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微寒”的主要原因。

我也曾经暗示过身边那些文臣儒士，看他们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让我与前朝的某位王侯将相或者名士大儒攀上血缘关系。我提示他们，南宋不是出过一个理学大家朱熹吗？只要能够与朱熹那样的大人物攀上关系，自己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圣人之后。圣人之后当皇帝，那就是符合天道神意的事。

后来这件事就放下了，原因是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有一次我接见一位姓朱的本家，他是县教谕，我问他是不是朱熹的后代。他的回答是，自己虽然仰慕朱老夫子，但朱熹并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乱认祖宗。

这件事对我的内心触动很大，连一个小小的县教谕都不肯乱认祖先，何况我这个一朝天子！从那以后，我就打消了先前的想法，坦承自己是一介布衣。这样一说，我自我感觉还是很满足的。不靠祖宗不靠天，我完全能凭自己的能耐给老朱家打下一片江山。起点越低，成就越高，说明自己就越有能耐。我相信，很多年以后，那些朱姓的后人，都会寻根溯源来争着抢着认我朱元璋做他们的祖宗。

按照当时的习俗，没有多少文化的平民百姓一般不起名字，只是用行辈加上父母年龄合算的数目或用出生年月、兄弟排行等作为称呼。

我的大伯朱五一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弟。他们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父亲朱五四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重四、重六、重七和我。因为我在这个大家庭中排行第八，所以取名“重八”。

元天历元年（1328），对于我们朱家而言，可谓双喜临门。七月，大哥重四娶妻王氏，为我们家添了第一房媳妇；九月十八日，我来到这个世界。大嫂在我出生两个月前就进了我们家的门，可以说，她是看着我长大成人的。

穷人的孩子出生本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可是由于我后来成了皇帝，原本平淡无奇的出生场景就被史官和来自民间的各种传说描绘成了一起灵异事件。

等到我称帝建立大明，我的那些同乡方才觉得，我出生的这一天是一个神奇的日子。他们口口相传我这个“真龙天子”降生时的种种神奇与灵异，我相信那些后世文人也会不惜笔墨，将所谓的祥兆记录下来。

他们说我诞生的那天夜里，父亲家的房顶上满是一片红光，左邻右舍都以为失火了，纷纷跑来救火。我出生后，有一天被母亲抱到河里洗浴时，从远处漂来一块红罗幛，于是她就用来为我裹身。历史就是这样，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我从母亲口中得到的真相却远没有如此让人心花怒放。

母亲说我出生时由于先天营养不良导致体弱多病，三四天了仍不会吸乳，肚子发胀，日夜不停地啼哭。我投胎于朱家，也就注定了自己从娘肚子里刚一钻出来，就成为当时社会最底层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年过半百之人，也算是老来得子。当然我的出生可谓是又给家里增加了一份负担。

在我出生的时候，大姐已经嫁给了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上天并没有眷顾这对贫贱而又恩爱的夫妻，夫妻二人在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我的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大哥朱重四好不容易娶上一房媳妇，可是二哥、三哥想要成家立户，这几乎成了家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只好都入赘女方家做了上门女婿。

我在做了皇帝以后，封二哥重六为“盱眙王”、三哥重七为“临淮王”。我根据他们各自的入赘地，给了他们不同的封号。二哥的入赘地是泗州盱眙，三哥的是钟离县东乡。入赘，在民间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也是一条别无选择的活路。

对于父亲而言，让两个儿子入赘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样做既可以让两个哥哥有了家室，也少了两个人的重税。二姐嫁给三哥入赘地钟离县东乡的一个渔户李贞——同样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的儿子。

虽然父母育有四子二女，但是在一起生活的只有我和大哥朱重四。大哥婚后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圣保，二子驴儿（即朱文正），女儿就是现在的福成公主。这样算下来，我们一家当时有八口人。

至元三年（1337），在我年满十岁那一年，为了躲避沉重的赋役，父亲又举家迁往钟离县西乡，依然靠租地耕种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西乡的土壤较差，又加上当地的灌溉条件也不行，我们一年忙到头，缴了租子就所剩无几，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父亲没办法，只好第二年带着全家再次搬迁。这一次我们又搬到了太平乡的孤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当时我们连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只能仰赖主人。刘德为富不仁，对佃户尤其苛刻。如果碰到大灾之年，即使皇恩浩荡，专门发下减免租税的诏书，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

刘德以减税不减租为由，逼着佃户缴全租。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通常是借别人一百，先扣除利息，实际上别人只能拿到八十，等到好年景，他会连本加利和租谷钱一起催缴。一家人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等于是为地主家忙活。不种地连活下去都难，种地反倒欠下不少债，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是穷人的孩子喜欢当家，而是迫于生计。我在六岁以后就帮着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后来又作为小长工帮地主家放牛以贴补家用。

我们这些穷孩子在一起放牛也有自己的乐趣，因为我肚里故事多，心里点子多，又会领着大家玩，伙伴们都喜欢围拢在我身边。我把他们分成几拨，指派头目，订立规则，各占高坡，相互追逐，以定胜负。那时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扮皇帝”，虽然每个人身上穿着破衣烂衫，但是心里也有求取富贵的愿望。

我把棕树叶撕成丝丝缕缕，粘在嘴上当胡子，然后将一块车辐板放在头上顶着当作平天冠，再往土堆上一坐，就装模作样地自称起皇帝来，还让伙伴们每人捡一木块，用双手捧着，三跪九叩并高呼万岁。

现在想想不免觉得好笑，但是感觉到冥冥之中似乎也有上天的某种明示。

当放牛娃，不仅常挨主人打骂，而且经常吃不饱。有时候早晨赶着牛出门，直到天色将晚才能回家。牛是吃饱了，可饿了一天的我们，只能一遍遍往肚子里灌山中的泉水。有一次，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盯着那头在母牛肚皮底下吮奶的小牛犊，我想到了一个点子。

我抽出了随身携带的弯刀，将锋利的刀尖直接插进了小牛犊的肚腹，伙伴们在小牛犊的惨呼声中都吓呆了。我召唤和我一起放牛的徐达、汤和、周德兴过来帮忙。一头小牛犊就这样被我们杀了烤着吃了，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一顿饱食的肉香。

顷刻之间，我们眼前只剩下一张牛皮、一堆骨头和一条牛尾巴。吃完了，大家才想到这是地主家的牛。看着他们互相埋怨，急于洗脱自己罪责的模样，我虽有些慌乱无措，也不免觉得有些滑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还是自己站了出来。我让他们把牛骨和牛皮就地挖坑掩埋，并将血迹掩盖起来，然后将牛尾巴插到山上的岩缝里。我告诉他们，地主刘德如果问起，大家就一口咬定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拉不出来。

这个天真的想法当然瞒不过地主刘德，不出意外地，我被毒打一顿赶回了家。那个平日里像牛一样沉默的父亲重重地给我一巴掌，他没有再说什么，承担了赔偿小牛的债务。多年后，徐达、汤和他们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还流露着那份钦佩之意。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敢作敢当的气魄才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随着侄儿、侄女们相继来到这个家庭，我在家中的地位也陷入尴尬的境地。迁居孤庄村那一年（至元五年，1339），父亲朱五四已经五十八岁，母亲比他小五岁。由于生活条件所限，一个贫民能够活到五十岁以上，已经算是长寿的了。而这时候我刚刚年满十二岁，全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到了大哥朱重四的肩上。大哥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不仅要上奉父母，下养子女，同时还要承担对我的照料。

每天在租种的地里忙碌了一天的大哥，像一头疲惫的老牛，有着暴躁的脾气和无言的沉默。每每回到家中，看到逐渐苍老的父母和玩性正烈的弟弟，他的脸色总会变得异常难看。他的这种态度，一度让我和家人不满意。

我在《御制纪非录》中就记下了这段令人肝肠寸断的往事：“朕不幸有骨肉乘离之患，且从孙（朱）守谦（朱文正之子）之祖（即朱重四），幼因皇考（父亲朱五四）惜之甚，及壮，无状甚焉，其非奉父母之道，有不可胜言。”大哥当时对父母有过分之举，让我当时感觉到他有冷落甚至虐待父母的倾向。

大哥对父母的态度尚且如此，那么对我这个弟弟也就可想而知了。我那两个侄子和一个侄女，年龄都比我小，我虽然是个孩童，但毕竟是叔叔辈，凡事要让着侄儿侄女。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和大哥重四共同生活的十七年时间，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有很多不愉快的往事留在心头。

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或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人生绝境。

农民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根的，一切纲常教义，一切与“安分守己”、“安土重迁”有关的大道理都是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他们一旦因无处不在的压迫榨取被迫从这块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社会上的浮浪者、浮食游民，以前所有的社会思想的羁绊，便不再对他们发生效用。

对于后来经过打拼成为帝王的我来说，我并不想掩饰自己卑微的身世。虽然做了皇帝，我经常命令那些儒臣们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可是执笔者总是不敢如实描述我当年艰难窘迫的处境，他们落笔时常有所隐讳，或文过饰非，美化的成分居多。

我并不领他们的这份情，看见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就让我感到厌恶。只要有时间，我便自己动笔书写自己的往事。也只有自己能够把当年所经历的场景和情感准确地表述出来，我经常用我自己的文字记录自己当年所经历的艰苦岁月。

在所有的记录中，我用情用力最深的应该是洪武十一年（1378）写的那篇《御制皇陵碑》。当一个人的年龄到了要盖棺定论的时候，会更加留恋这个世界。这块碑也会成为我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话语。

这块石碑后来被立在濠州的朱氏祖坟前，碑文中如此写道：“予时秉缆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事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以明昌运，俾世代见之。”意思就是说，自己常常照镜子，见到容颜渐老，头发发白，就难免会想起当年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

以前写的皇陵碑文，都是儒臣们粉饰的文字，不足以给后世子孙留下鉴诫。我选择特意记录艰难的身世，是为了让后人明白我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一步步实现家国昌盛，我要将自己的奋斗史原原本本地传至后世。

我在孤庄村生活了五年之久。在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寒岁月里，我如是从十二岁的少年成长为十七岁的青年。十七岁对于那些富家子弟来说，是花样的年华；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来说，留在记忆中的只有苦涩和辛酸。

那时候的我已经作为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与父兄一起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我要应对所有农活，要如臂使指、挥洒自如；要熟悉民风民俗、人情世故，甚至要成家立业顶起一个户头。当时身边的人都认为，我将沿着父兄的生活足迹成为一个勤劳、淳朴、忠厚的凤阳农民。

对于我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农民来说，他们一旦脱离了祖辈生息之地，往往就意味着脱离了宗法的庇护，会很容易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抛弃，成为一名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就是所谓的“江湖”，那种生活可谓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也由此成为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人群。而我和我的父兄就是此类人。

元至正四年（1344），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彻底摧毁了我相对宁静的贫寒生活，也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境遇。在那一年的春季，数月无雨，江淮大地千里赤旱；铺天盖地的蝗虫风卷残云般地将田地里残存的青苗吞噬得干干净净；接着，一场席卷而来的大瘟疫威力空前，使我们全家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

我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天灾人祸之中，我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记录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从四月初六到四月二十二，短短的十几天内，父母、大哥朱重四相继死亡，随后不久三哥朱重七也离开了人世。对于本就风雨飘摇的家族来说，亲人的相继离世，更无异于天塌地陷。

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在一番痛彻心扉的悲痛过后，我和二哥重六经过一番合计，前去哀求田主刘德，希望他能看在数年主佃一场的分上，施舍一块坟地给我的父母。这就是我十六岁的全部记忆，在这一年，我迎来了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亲人病逝都无钱用来埋葬，我们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丧失殆尽。由于我们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最讲究的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

对于像我们这样从父辈就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根本享受不到来自宗族力量的庇护。当生活陷入绝境之时，也很少会有人愿意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我的灵魂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死了却没有一寸埋骨的土地。我和二哥本来希望刘德能有一颗怜悯之心，给我们一块埋葬父母的方寸之地。可结果还是让我们失望了，刘德不但没有给我们土地，而且还把我们兄弟俩狠狠地羞辱了一通。

现实难免让人绝望，你永远不要指望别人来体验你的苦难，然后再来与你分担痛苦。可现实有时候也不是一点儿活路也不留给我们这种人，父母生前的善良还是为他们死后积攒了福祉。同村人刘继祖得知情况后，很是同情我们家的遭遇，就给了我们一块田地，作为父母的葬身之处。我和二哥千恩万谢，感激不尽。但是衣衾棺木还是没有着落，只好为父母包裹了几件破烂衣服，将他们抬到坟地草草掩埋，以安顿亲人的亡灵。

那一天，我永世不会忘记；那一幕，成为折磨我一生的黑色魔咒。我和二哥重六来到坟地，正要准备动手挖坑，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等到云散雾开，我们再到坟地去看，父母的尸首不见了！原来，刚才的暴雨将山坡上松软的泥土冲塌了。

三十五年后，我在写皇陵碑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能够体会到当时的心如刀割，“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如此巨大的打击在我年少的心头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每念及此，真是肝肠寸断。

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经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我、二哥重六、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

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她也不愿意留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便带着子女回娘家度日。接着，二哥重六也返回入赘的岳父家中。让我没有料到的是，我与二哥重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我和二哥分开时抱头痛哭的场景。二哥说：“为了活下去，咱们兄弟就要各奔东西谋生存，唯有如此，方能度过灾荒。”

或许是命不该绝，让我遇到了汪氏老母，正是她为我指引了一条活路。汪氏老母是我们家的邻居，丈夫早逝，带着三个儿子艰难度日。当她看到我已经沦为孤儿，便经常接济一碗粗茶淡饭给我。

在汪氏老母的筹量下，无路可走的我入寺当了一个游方和尚，不为晨钟暮鼓修来世，只求一顿饱饭度今生。2.生死徘徊的江湖游民

等到洪水慢慢退去，淮河两岸瘟疫又起。上天似乎要将他的人间子民逼至绝境，连续四十天的干旱无雨，赤地千里。大水退后种下去的庄稼干枯了，稍不留神就能点着整个大地。人们心头仅存的星星点点的希望火焰逐渐熄灭，如果天要绝人，人能奈何？

对于在淮河流域生活的人们而言，逃荒应该是我们最不陌生的一条生存途径。沿着钟离村尘土飞扬的乡间土道，一群群扶老携幼的难民艰难地向前挪动着。大旱之后，又遇蝗灾。寥寥中原，哀鸿遍野。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却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对于我们来说，三个也好，三百万也好，仅仅是数量的变化。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农民，既是天灾人祸的承受者，也是一战成名的付出者。大历史看上去像是和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历史好像只漫步于高墙森严的官邸府院，可是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身上有着改写历史的最大可能性。

孤庄村外到底有着怎样一个闹哄哄的世界，我一无所知。我没有出过一次远门，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对于我来说，哪个地方收成好，能够赏我口饭吃，我就朝哪个方向奔去。此刻的人生追求对于我来说，意味着这一顿饱饭和下一顿饱饭，除此再无他。

为了能够糊口，我被迫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了一名和尚。当生活将一个人逼向绝境的时候，少年情怀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炎凉和人性的善恶。虽然经历了世间最深切的苦楚，但所幸自己并没有被生活的苦海恶浪生生吞没，浮浮沉沉，苟活于乱世。

至正四年（1344）九月十九日，这一天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涅槃日。而前一天是我的十七岁生辰，生辰对于如同孤儿的我来说，能够想到的，无非是父母苦难的一生。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选择进入皇觉寺当了一名游方和尚。

我在《御制皇陵碑》里这样写道：“兄弟异路，哀动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礼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也就是说，我们兄弟分手，心中的悲痛不仅感动了上苍，也同时感动了邻居汪氏老母。这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备了一份礼物让自己的孩子到寺庙中为我送礼，恳请寺庙的主人能够收留我。在她的帮助下，我得以进入皇觉寺，拜高彬为师。人世间顿时少了一个无依无靠的游民，皇觉寺里由此多了一名混饭吃的小行童。

在刚刚进入皇觉寺的时候，我还不具备佛门弟子的资格，只能算是一名供寺院役使的小行童。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等杂活。

进入皇觉寺当小行童于我而言，既不是为信仰而来，也不是为修行而来。与活命相比，任何信仰都是苍白空洞的。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始终无法征服我这颗世俗的心。有一次，打扫佛殿累了，我走到伽蓝殿时不小心被伽蓝神像的石座绊了一跤，顿时气得顺手拿过扫帚憋足了劲儿打了伽蓝神一顿。

还有一次，我因为大殿上供养的大红烛被老鼠啃坏而遭到长老数落，事后向师兄讨了一支笔，在伽蓝神像的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五个大字。尽管皇觉寺是一座寺庙，但初来乍到的我，年纪小、资历浅，既要忍受长老的斥责，还要忍受那些年长和尚对我这个新人的欺负。

不过，能够栖身于皇觉寺，已经算是上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不敢再有其他奢望。

枯燥的佛门生活，并没有让我这颗奔腾的心平复下来，反而让我内心郁积了更多难以排解的怨气。那些无人关注的佛门角落，到处都留下了我纾解情绪的行迹。那些泥塑的菩萨对我来说，不是让人参拜仰视的神像，而是我情绪发作时的破坏对象。

就在我投身寺庙后不久，淮河流域又迎来一场大饥荒。皇觉寺僧人平时靠收租维持生活，当灾荒袭来的时候，佛门也难以自保。寺庙的住持只好紧闭庙门，将庙里众僧遣散，而我也成了遣散对象。

本就无路可寻的僧人们只好投身于纷乱的世道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云游四方，化缘乞讨，不至于饿死于佛门禁地。

从至正四年（1344）九月到十一月，我在寺庙里只做了五十天的行童，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只得独自一人凄凄惶惶地走上那漫无尽头的行乞之路。日出上路与饥民相伴，暮投古刹伴清风而眠。逃荒之旅，让我尝遍了人间的冷暖艰辛，体味了世间百态万象，更主要的是让我了解了社会上各色人等的生存方式，这些都是我在那小小的钟离村无法体验到的。

当我再度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重新投入社会。这时候的我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由于身份的变化引发的。我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

如果说在此之前，我还只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那么从我迈出皇觉寺门槛的那一刻开始，自己才算是彻底陷入人生的大迷茫中。

与我相伴的只能是孤独、寒冷、饥饿与病疾，死神不时地在我身边徘徊，就算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我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我甚至卑微地觉得自己和地上那一只只爬行的蝼蚁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是人呢，无论多么艰难都要活下去。

一个底层之人的生与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事。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偷偷拿出母亲留给我的一面铜镜，透过这面镜子，我会发现一张陌生的面孔，一道深藏于高眉棱骨下透着愤怒的眼神，那足以让人看一眼就无法忘掉的倔强的鞋拔子似的大下巴。当然拥有这副尊容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我。我从没在乎过自己的容貌，我认为，对于一个男人而言，长成什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永不屈服的心。

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开始，一场接一场的人间灾难，就好像前世已经彩排好似的，排着队碾轧过我的精神与肉体，企图将我身上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标记都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与血缘有关的联系都被艰难的世道无情地割断。

官府衙门不会管我的死活，地方甲长也没人会在意一个游民的出现或者消失，现如今连一座香火不济的寺庙也不肯收容我。在恶风浊浪、险峰断壑的人生旅途上，我就像是一个捕风捉云的汉子。在烽烟四起、风雨飘摇的元末大起义的前夜里，我并没有做好精神上的任何准备。

生活的历练是命运强加给我的，而我别无选择，只能义无反顾地上路，上路。

云游，听上去是多么浪漫的一个词，可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我所要面临的第二道生死关，与乞讨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与先前父母的突然病故、家庭的分崩离析以及自己的衣食无着相比，此时的我显得那么的无助与茫然。

在当时，起码还有二哥陪伴在我身旁，还有乡邻刘继祖、汪氏老母、赵氏干娘相助。而此时，我却要孤身一人上路，那些不确定的因素会在茫茫前路等待着我，随时会夺走我本就脆弱不堪的生命。

在那篇仅有千字的《御制皇陵碑》文中，我用字字血泪记录了云游淮西的生死之行：“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飏。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朝突炊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很多年后，已经成为九五之尊的我对这段经历还是念念不忘。想想那些时日，自己过着怎样不堪的生活！十六七岁的少年，无依无靠而又身无所长，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如果投靠亲戚的话，穷人结下的都是穷亲戚，自足尚且不能。就算有一两个富亲戚，穷家破业之人只会自取其辱，遭人家白眼。

天不亮起身赶路，突然看到有人家的烟囱冒烟了，就赶紧上门乞讨，去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到了夜间，要找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休息。远远看见前面有座古庙，我就快走几步，拖着疲惫的身躯踉踉跄跄地投入庙中。

我常常一个人倚着冰冷的山崖，望着高空悬挂的那轮皓皓明月，听着猿猴凄凉的叫声，想起早已不在人间的父母，自己就像是失了魂魄的野鬼，到处游荡。刺骨的寒风，传来凄厉的鹤鸣，突然霜雪降临人间，整个人就像一株被风吹得飘忽不定的野草，而内心深处就像是一锅烧开的热水在沸腾。三年的生活就这样如浮云飘荡，十七岁的少年长成了二十岁的青年。

至正六年（1346），我曾经返回家乡祭扫父母，由于灾情不减，寺院的住持拒绝让我回去，我只好继续漂泊。直到至正七年，云游三年后，我才返回皇觉寺。

这时候的我和三年前相比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心智方面变得更加成熟；二是云游经历让自己更大范围地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深切地感受到，眼前的孤庄村变得那么小，而孤庄村外面的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吸引我投入其中。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究竟漂泊了多久，太阳升起又落下，落下又升起。

从至正四年（1344）离开皇觉寺外出化缘，直到1347年，我才又重新回到濠州。我一个人在外面整整漂泊了三年。或者说，我在外面讨了三年饭。在这期间，我饱尝了人世间的白眼与斥骂，每天我问自己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顿饱饭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究竟走过哪些地方，只知道有村过村、有寨穿寨，遇到城镇，就在城里面多待一段时间。我活得如同一个乞丐，事实上，也的确是一个乞丐。

任何时代，城里总要比乡村富裕，有饭吃的机会也更大。在一个城里待得腻了，我就想法子去投奔下一个城镇。在四年的化缘生涯中，我曾越过许许多多的州县。离开皇觉寺后，我先是来到了合肥，然后转道向西，到过固始、光州、息州、罗山和信阳，再向北转，到过汝州和陈州，最后由东返回，经过鹿邑、亳州和颍州。我不仅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在外面游荡了三年，经过许多的地方，到底经历了多少人生的苦难，已经很难计算清楚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的收获应该是大于苦难的。如果说，以前的我是一块坚硬的石头，没有什么困难能够使我屈服。那么，在经过了三年的外出游荡后，在我的眼里，天底下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困难。

在我看来，世道越难混，骨头越要硬。

之后，我又在皇觉寺里生活了四年。这四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学习历练的过程。我的学习内容，无非是佛教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当时濠州钟离的贫穷，皇觉寺的简陋，当地人文化素质的低下，皇觉寺只是藏身、混饭吃的场所，不可能有多少佛经供我修行所用。

就在我为了能够糊口，暂时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如同一锅鼎沸的水闹腾开来。从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到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在这短短的十个月时间里，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烽烟四起。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太平”。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教的头领。一个多月后，起义军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

还在皇觉寺里混斋饭吃的我，通过各种途径对佛门外的世界已经有所了解。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犹如一把利刃生生割断了我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父母不存，兄弟失散，家族的社会关系都被一一割断，对于我来说，在这个世上真的是让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每天当我睁开眼睛，见到的不是第一缕阳光，而是一个无序、混乱、凶险的冒险空间。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自己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我吞没其中。

就在我栖身于皇觉寺内吃斋念佛之时，濠州城已被红巾军首领郭子兴占领。攻占濠州城当天，红巾军一把大火焚毁了我的栖身之所——皇觉寺。元廷得知濠州失陷的消息后，立即派兵马驻营于濠州城南，声称攻城，可是他们并不敢与红巾军展开正面交锋。他们只在周边地区抢掠财物，或者抓一些青年男子，在他们头上系一块红布，算是俘虏的红巾军，上交请赏。濠州一带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进入濠州城避难，无形之中壮大了红巾军的力量。

按道理说，我已经在皇觉寺里做了七八年和尚，应该时时处处信奉佛的教义。可事实并非如此，当了几年和尚，对于我来说，多的不过是一种人生经历，是生存的历练。

我藏身于皇觉寺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已，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诵经读佛，我懂得的只是佛家的一般礼节常识，至于佛家思想、教义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浮光掠影罢了。

在那段云游三年的时间里，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底层百姓相互接触；我既得到无数好心人的帮助，也受过别人的白眼；我体察到人性的弱点和人情的真伪。而所有这一切，成全了我性格深处猜忌、残忍的另一面，也让我懂得在什么时候该缩回壳里当一个软体动物，什么时候该梗着脖子装，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敢为常人之所不敢为，该出手时便出手。

我曾经无数次在争食抢地盘的街头，和其他乞丐们挥拳拔刀。我们之间没有仇恨，有的只是一点聊以糊口的利益，以一敌众，刺刀见红。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较量中，我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

我在艰难的世道里生存，凭着对人情真伪的洞察来识别人心。谁是自己的敌人？谁又是自己的盟友？我懂得了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控制、驾驭身边的人，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后来，我在回忆自己这一段人生经历时，也不无得意地感慨：“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那一段生死漂泊的江湖经历，让我迅速地成长并成熟起来。

从乡村到江湖，我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以及适者生存的手段。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上，勇气才是生存的唯一法宝。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3.初出江湖的造反者

元至正四年（1344），黄河水又一次泛滥，吞没了河南、山东数个州县。元廷决定下大力治河，屡治屡破。历史上，黄河决口是常有之事，元朝更是达到了两三年一次的高发频率。而这一次，虽然不是元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

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于此地治河。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官吏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光出力，却拿不到工钱，心底的愤恨可想而知。

元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山东曹县西南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一个独眼石头人，在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这时活跃在河南一带的明教首领韩山童得到这个消息，趁机分派手下人四处散布传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们利用遍布各地的教会组织广为传播，大造声势，并暗暗地錾了一个石人埋于黄陵冈的当路处；同时分派大批教徒混入民工，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已经降生。

一传十、十传百，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很快就闻风而动。加上督河官吏克扣修河经费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在我云游的那段时间里，南方红巾军的将领彭莹玉也正在淮西一带秘密活动，传布弥勒佛临世的教义。其实彭莹玉的身份和我一样，也是一名游方和尚。我虽然没有见过此人，但在一些场合和他的教徒有过有意无意的接触。他的教徒大部分都是底层民众，和我一样为了生存四处寻找机会。

而在北方，红巾军的领头人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的韩家。韩家几代以来都是白莲会会首，烧香结众，在贫民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早就被官府盯上了，朝廷将其家族谪徙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永年）。等到韩山童成为会首后，更是放出预言：天下要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

他们崇奉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同时又宣传明王出世，又叫明教。

我也是在这时候对明教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明教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唐朝。五代时教众曾经在陈州一带起事，结果被朝廷剿灭。那些侥幸逃脱的教众被逼进福建地区。到北宋时，福建南部成为明教最为重要的教区。随后明教又从福州传至浙江，当时的温州一带就建有明教斋堂四十多个。

到南宋初年，明教已经遍布淮河流域以及江浙、江西一带。教徒全是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他们信奉的神是摩尼和夷数（耶稣），乡下人将其视为魔鬼，因此明教又被称之为魔教。

为了能够在农村地区发展壮大，明教提倡素食、薄葬、节俭，使底层民众乐于接受。还要求同教之人互帮互助，尤其要向那些穷苦的教友伸出援手。隋唐以来，凡是王朝失去民心的时候，“明王”“弥勒”出世的宣传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元泰定二年（1325），在我出生的前三年，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宣传弥勒佛要来治理天下。

至元三年（1337），陈州人棒胡（闰儿）又说弥勒佛已经降生，烧香会齐教友，在汝宁府信阳州起事，攻下归德府、鹿邑，烧了陈州（陈州是四百多年前明教徒起义的根据地）。而那一年我已经十岁，渐懂人事。

至元四年（1338），周子旺在袁州起事，周子旺是彭莹玉的徒弟，他约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起兵，参加的人背心上写一个佛字，刀兵不能伤。周子旺自称周王，改了年号，率领五千人起义，这一支未经组织训练的乌合之众，很快就被元廷剿灭。彭莹玉侥幸逃脱，躲在淮西的教民家中，秘密传教。

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与亲信刘福通等人假借大宋旗号，以此来号令天下。刘福通首先在白鹿庄聚集三千人，枭首号令，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刘福通为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准备奇兵。但因消息走漏，韩山童被杀，刘福通逃回颍州率众起义。

这一年的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河南、江浙、湖广、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头上包裹着红布的造反农民。他们分属数十个甚至更多小山头，彼此之间遥相呼应。

等到我再度返回皇觉寺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曾经赖以栖身的寺庙毁于一场无情的战火，此时濠州城内外笼罩着一片战争的阴影，元军与红巾军剑拔弩张。

我想要再次云游四方，但此时战火四起，哪里又有我们这些穷苦人的安身之所？

在这期间，我也曾经联系过一些幼时好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投奔了红巾军，想从他们那里谋一个混饭吃的行当。此时活跃于淮河流域的红巾军有十几万人，相继攻克固始、光州、颍州、光山、罗山、息山、确山、上蔡、信阳、汝阳，控制了汝宁府的各县。

也就在我生无所依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写信之人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他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清楚我当时所处的困境，于是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不如放手一搏去为自己赢得未来，反正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一个“死”字。既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无知者无畏了。

此时汤和已经在濠州城内当了一名低级军官，那封信的大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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