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杨华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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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明集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澄明集／曾扬华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1
ISBN 978-7-5473-1043-4
Ⅰ. ①澄… Ⅱ. ①曾… Ⅲ. ①社会科学－文集 Ⅳ.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0088号澄明集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字 数：279千字印 张：11.25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043-4定 价：59.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解读《论语》的首篇首章
孔子是先秦时期儒家的创始人，他当之无愧的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有名的政治家。他曾在鲁国为官，因难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曾带了十几个弟子周游诸侯列国达十四年之久，始终未能施展其抱负。《论语》中记载了许多他关于为政的主张。孔子自然还可以称得上许多其他的“家”，但他影响最大、最为人所称道的恐怕还是一个教育家。他晚年退居鲁国，除了整理修订文献，就是设帐授徒。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诸侯各国的人都慕名而来求学其门下。他是私学的创设者，为打破“学在官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为人谦逊的孔子却曾不无自豪地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正是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使他获得了长久的尊崇，被奉为“万世师表”。虽经过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的“批孔”“批儒”的重大劫难，但始终不能消弭孔子的现实影响和历史地位，倒是那两股批判潮流很快便烟消云散了。《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思想和言行，它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根据。作为一本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经典，《论语》中必然会记录孔子有关这方面的许多言论，事实也确是如此。《论语》的篇章结构表面上似乎显得比较松散而不严谨，但认真加以考察又并不完全如此。《论语》共二十篇，试看它的第一、二篇《学而》和《为政》，讲的便是治学与治国之道。这正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据此推而论之，首篇《学而》的第一章理所当然更是应该集中在“学”字上做文章。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且看看《学而》第一章的原文。它只有三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三句话从表面文字上看，是说了三件事，一是说学习，二是说朋友，三是说君子的气度，这三件事孤立地存在，彼此之间没什么关联。历来众多的《论语》注家、甚至是名家，大抵也是这么看的。试分别举古今各一例：
古代的如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这是注解“四书”的权威著作，对后世影响甚大，它在注解该章第二句时说：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
这意思是说，朋友之所以会从远方来，是因为这个人能够“以善及人”，是个很好的人，所以远近的人都愿意接近他。可见和第一句“学而时习之”的事毫不相干。对第三句的解释也主要是说如何通过“成德”而成为君子。
今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2008年出版的《名家批注论语》，主要集中了朱熹、何晏等名家的批注，还配以“译文”和配图。其“编者的话”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强调学习，重视人情，追求君子风范
——《论语》开篇就给出为人处世的内容和原则。
这里说得十分清楚：孔子的三句话，说了三件事，虽然都重要，却互不相干。它的看法，其实也是继承了朱熹等人的传统说法，只是表达得更为简单明白罢了。因此可以说，这些名家的观点，就代表了从古以来对这三句话的解释的主流看法。
这种看法从字面上来说，自然说得过去，但却未必能得其要领，即未必能说到点子上。因为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自必非常重视学习，正因为如此，全书二十篇，单把《学而》（即“学而时习之”的简称）放在全书之首，就不是偶然的了。《学而》篇居首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该篇共十六章，却有五六章都谈到“学习”或与之相关的内容，正是要突出该篇之所以居首的重要根据。既然如此，怎么可以理解首篇居首章地位的三句话，只一句说到学习，而第二、三句却与之无关，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这样就完全冲淡了作为首篇首章的意义，是不符合《论语》一书编者的本意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学而》篇首章的三句话就可以得出与历来看法完全不同的全新理解：这三句话说的不是互不相干的三件事，而是一件事，以及互有关联的三个方面，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以“学”为中心的有机体系。对此，我们需要逐句加以阐释并串联起来才能说得明白。
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个“学”字，占了全书第一篇第一章的首位，足见它在孔子心中、《论语》书中的主要地位。事实也是如此，在《论语》全书中，从不同角度说到“学”的重要性的地方还有许多，如：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
也。”（《卫灵公》）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
货》）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
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
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
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孔子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指出：空想无益，还是学好。还具体告诉学生，说如果去学《诗》，就不但可以获得一般的知识，甚至还可以因此获得正确的“事父”、“事君”的本领，将来可以担当重任。在这同时，孔子又从相反的角度告知学生，你如果只有许多良好的道德、修身方面的美好愿望，却不好学，也只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这一切正说明学的重要性。
孔子在强调学的重要性时，还很重视学的方法，这在《论语》中有不少论述。但在全书开篇着重突出的一种、其实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却是“时习之”，学过后要经常复习。
把“学”与“时习之”这两个步骤紧密地联在一起，并入到一个短句中，以致后来“学”与“习”便成为一个独立的单词而广被接受，正说明这两者有同样的重要性。道理很简单，不“学”就无从“习”起，学而不习也等于不学。这是一条被实践广为证明了的真理。
因为“学”了，又“时习之”了，经历了反复的过程，便能逐步深入了解、体会、领悟，最后把原来不懂的、本属他人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甚至进一步加以深化和提高，岂不是自然便会产生一种愉悦之感吗？所谓“不亦说（悦）乎”便是这种精神状态，只有当事人才能亲身体会得到。
事实上孔子的许多学生都有这种体验，因此都非常重视这种“学习”方法。同在《学而》篇中就记载了孔子的著名弟子曾子的话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时习之”是否做到了，成为他每日自觉检查自己行为的重要内容。
这便是“学而时习之”收到的明显效果。
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历来对这句话的注解都显得简略或不得要领，如《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本人的注解是：“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意思是远方的人都来过从，则近处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但却没有具体说明，这些远近的人是为何而来？又为何因此便“不亦乐乎”起来了？朱熹在上文之后，又紧接着引了他所尊奉的程颐的话：“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从信者众，故可乐。”但这“以善及人”云云从何而来，却令人摸不着头脑，让人不知所云，等于没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乃是在朱、程等人的眼里，这句话是一句孤立存在的话，与其他两句毫无关联，果真如此的话，那注解不出什么明确、实在的内容来，也就完全不奇怪了。不过这样一来，这句话孤独地出现在这个地方，就实在没多大意义了。谁能想象得出，《论语》的编排者会做出这样一件没水平的事情来呢？
但如果把三句话视作一个整体，那么这句话就非常好理解，自然也很重要，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我们且继续第一句话说下去。“时习之”体现了一种勤奋的学习态度，但一个人的学习效率，如果只靠自己个人的刻苦努力，往往未必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因为每个人的知识基础、思维方法以及悟性等等，都必然会受到一些限制，如果经常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切磋交流，效果就必然会好很多，所以《礼记·学记》便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可见“独学”是有多大的局限性。那么，什么人最适合共学呢？古人早已有了答案，《周易·兑卦》说：君子以朋友讲习。
孔颖达对它的“疏”又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
也就是说，出自同一师门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才称得上为朋友；朋友在一起，就要读书学文，讲习道义，缺少这种精神，便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条原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真正的读书人遵奉着。《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为我们记录了一则曹魏时人有名的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
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
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我们且不去评判管、华二人行为的对错是非，只想指出一点，即这里透露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直到那个时代人的意识里，朋友乃是能志同道合、共同学习、互相提高的人，而不是后代那种吃喝玩乐之徒，否则，便“非吾友也”。即使原来是好朋友，也必然要“割席”分离，毫不含糊。
搞清楚了上面这些原委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明白，当一个人天天埋头独自苦学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有朋自远方来”，这“独学”变成了“共学”，能不叫人“不亦乐乎”吗？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果我们上面对前两句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第三句的意思便应该是：在互相交流研习的“共学”过程中，如果别人对某些问题还不够理解的话，便应耐心解释，说清道理，而不应该不高兴，甚至动怒（愠），这样，不就显示出自己具有君子的风度么？
但是这一言之成理的解读，却和从古至今承传的主流说法完全不同，关键就在“人不知”这三个字上，历来是把这三个字解释成别人不理解我。所以有代表性的《名家批注论语》对第三句话的“译文”便是“别人不理解我，我却不埋怨，不也是一位有教养的君子吗？”这比起过去的许多注家说得十分明白易懂了。然而这种解释符合实际吗？却未必，这里必须对它做一些辨析，才能肯定我们上面说法的正确性。
孔子的确是不在乎也不计较别人对他的不理解，这在《论语》中多有表现。试举数例：
1.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
2.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3.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
4.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患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
将它们和第三句话相对照，我们便可明显地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
第一，四例中都毫无例外地有“不己知”字样，意思十分清楚，就是不了解自己，而第三句中只有“人不知”三个字，缺了宾语，就让人不明白它是“不知”什么了，怎能确定它就是说不了解自己呢？
第二，孔子在表达这个意思时，思想很明确，必须标出“己”这个关键词，所以四例中都以相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而且为了强调这个“己”的重要性，还特别使用了古汉语中才有的宾语提前的方法，即把宾语放在谓语之前。如果“人不知”也就是“不知己”，它不但没有强调、突出这个“己”字，而且干脆把这个字都省掉了，这可能吗？
第三，四例中共同说到的不怕别人“不己知”乃起一种陪衬的作用，它们强调的是“患不知人也”和“病无能焉”等等，而不是“不己知”，否则的话，嘴巴上老在反复说自己不怕别人“不己知”，那反而是真的害怕别人“不己知”了。如果把“人不知”理解成就是“不己知”，那恰恰便是在强调和宣扬自己不怕“不己知”，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第四，在四例中，孔子对不怕别人不知道用的都是“不患”一词，它的含义大致上就是不计较、不在乎、不在意、无所谓等的意思。可是在第三句中用的却是“人不知而不愠”，“愠”比之前者就厉害多了，它可以从小到不高兴、不满意，到大至发脾气、动怒的地步。这完全不符合孔子在这件事情上明确表示过的心态，所以“人不知”绝对不是“不己知”，两者是毫无关联的两码事，硬要把它们等同起来，那只是胡牵乱扯。
第五，既然那“人不知”并不是“不己知”，却又要把第三句当作孤立的单独句子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个句子无解或者文句不通，因为谁也无法明白它“不知”的是什么。它成了一个病句。在《论语》的首篇首章的简短句子中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它把人们对首篇首章会有含义的期待破坏殆尽了。但谁能相信《论语》的编辑者会在首篇首章里弄出一句文理不通的句子来呢？
要消除这个困惑其实也很简单，只需如前所说把这三句话当作一个有机整体，互有联系，这样来解读，它就会显得文句顺畅，内容丰富，完全是一个十分优秀、精彩的好开篇。且听我们的串联解读：
孔子说：把学到的东西反复进行复习，必然会有收获，心里自然会感到很喜悦；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大家在学习上可以互相切磋交流，收获一定更多，内心的喜悦因不断增加而外露出非常快乐；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意见，往往会认为对方是错误的，但一定要心平气和，不动怒气，善于包容别人，这样一来，自己便同时显示出了一种君子的风范。
这样的解读，“人不知”乃是承上句而来，自然便不成其为病句了。
把这三句话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作如此的解读，是否符合孔子的本意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还可以在《论语》中找到其他类似的论说，如：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
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这两章话完全包含了首篇首章那三句话的意思，可以说，它只是用更简洁的方式呈现于最突出的位置罢了。
孔子的发奋勤学，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比如他晚年学《易》，便达到“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的地步。孔子还非常注重学习方法和态度，他主张“就有道而正焉”（《学而》），还很有识见地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并“不耻下问”（《公冶长》）。只要能学到东西，孔子是任何手段和方法都可以做出来的，所以他虽不无自豪其实又是实事求是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正是这种无人能比得上的刻苦学习精神和努力，才造就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孔子，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以其无比的博学，通过“诲人不倦”、“循循然善诱人”以及“人不知而不愠”的态度，培养了大批学生和人才。其中最为拔尖的如颜回，可以说深得孔子的真传，孔子曾赞扬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在别人难以承受的艰苦环境下，颜回却能在坚持读书中获取自己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深入其境的人是无法体味得到的。
孔子及其弟子们为后世树立了好学、苦学、善学的良好榜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这种优良传统似乎并未得到始终如一的传承，出现过一些相反的情况。宋代苏轼在其《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说道：“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又说，以前的人要获得一本书极其艰难，现在则很容易，“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所以他写此“记”，就是要“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可惜苏轼的这个愿望并未得到完全实现，至少在今天，书籍比他那个时代何止多出千倍万倍，但主动想读书的人却十分之少，愿读书的人当中不知道该读什么书的又非常之多，大量阅读行为成为无效劳动，甚至具有负面作用，对这些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却习以为常，怎能不令人叹息！论孔子的教学方法与治学经验一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影响极大的一位思想家。对于他，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1)助的。”孔子思想的实际情况虽然十分复杂，但也自有其本身的客观内容，是可以用马列主义的方法作出恰当的分析、评价的。但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历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总是把孔子捧为至高无上的(2)“圣人”，甚至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出于同样的需要，“四人帮”则将孔子贬为万恶不赦的千古罪人，“天下之恶皆归焉”。其实，封建地主阶级对孔子的顶礼膜拜，是利用而非真正尊重，目的还是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四人帮”对孔子的切齿痛恨，大施棍棒，也只是“项庄舞剑”，意在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以利其篡党夺权，并非真正批孔。这一捧一批，形似两个极端，然而正如孔子所说，“过犹不及”。它们都包含着同样卑鄙的政治目的。要正确评价孔子，首先必须澄清历代剥削阶级弄混了的事实。目前，尤其是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才能使我们的批判继承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孔子是一个多见多闻、学问渊博的人。这不仅为他的弟子们所推崇，也为同时代的其他人所承认。墨翟就说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他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广泛的，应该从多方面加以批判、总结。本文仅就他对后世影响极大而又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关于教育的问题试加论述。
春秋以前，教育活动及文化知识都掌握在官府手中，所谓“学在王官”。春秋以来，教育开始从贵族的垄断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私人办学的兴起。孔子从事这种活动达四五十年之久，号称弟子三千，是成绩最大的一个教育家。虽然他招收学生的对象没有也不可能普及到奴隶之中，但已经把文化知识传播到了“士”和“庶人”这个阶层。这在历史上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孔子生活在奴隶制面临崩溃的动荡时代。他站在反历史潮流的立场，力图复兴文王、周公之道。他所鼓吹的一套礼、乐、仁、义与克己复礼、忠君正名等，都适应了维护奴隶制统治的需要。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是保守落后的。这种政治主张也必然会影响他的教育活动。孔子对学生的“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的内容，是与他的政治思想相一致的。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子路、子贡、冉求等人，尽管各有所长，而孔子都自信他们“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相信他们都是能实行他的政治主张的人才，是要他们“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的。从这些方面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与培养目标都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是无足取的。但孔子的教育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传授“为政”的本领。他要求学生有较广博的知识和才能。他积极向学生广泛地传授古代的文化、历史知识。他还要学生“多见”、“多闻”，学习有用的实际知识，从古代典章制度到鸟兽草木之名，都在学习之列。同时，他还做了大量的整理、保存古籍的工作。他一人删订六经之说虽未尽可信，但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却是无疑的。这些都和他的教育活动、教学内容紧密相关。因此，孔子在传播古代文化知识、保存先秦古籍方面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决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然而在批判孔子时，却有人对他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责难，如指责孔子“把研究农业、手工业、军事、商业的实际知识完全排斥在外”，而且“轻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孔丘的教学内容中是没有地位的”。这种批判，是十分幼稚可笑的。学工、学农、学军等，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学生提出的一些学习内容，怎能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照此办理呢？孔子的时代，文化科学还不很发达，从春秋直至战国的诸子著作中可看到，各家有关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文艺等思想都统一在一部著作中，并无严格的学科分类，而孔子的教学科目倒是有了德行、政治、文学、言语等，应当说是很丰富的了。可是有人却无视这些而指责孔子的教学内容中没有自然科学，难道应当要求孔子在当时就办一所文、理、工、医齐备的综合性大学么？
自然，孔子作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他留给后代的珍贵遗产，主要是在教育方法和治学经验方面，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过，撇开其教育目的与主要教育内容而批判吸收其某些教育方法与治学方法是否可行呢？有人认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方法论和世界观不可能、也不应该割裂开来。事实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既是孔丘的世界观，又是他的方法论”，因此，在这些人看来，孔子的教育方法与治学方法和他的教育内容与教育目的是一样反动的东西。然而，事物的客观现实并不这么简单。一般来说，作为方法论，是受世界观制约的，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能够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是可以克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避免形而上学的方法而产生出唯物的、辩证的思想因素来。这种事例，在中外历史上的各个领域中都是屡见不鲜的。也就是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具体方法并不绝对受世界观的支配。正如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也不一定都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必须从社会实践中才能获得。孔子正是因为招收了大量学生，在几十年的长期教育实践中，才积累了一些符合现实客观规律的教育方法与治学方法。如孔子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具有浓厚的天命思想。在认识论上，他鼓吹人有“生而知之者”（《论语·季氏》），“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他的学生子贡也吹捧他是“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这些都是明显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孔子从未承认过谁是“生而知之者”，对他自己也是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他还具体地叙述了自己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开始的一生的知识积累过程，说明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重视实践，有唯物主义思想。他在“学而知之”的思想指导下所总结出的许多具体的教育方法与治学方法，是带有人类认识活动的普遍规律性的，完全可以为我们今天批判地吸取而赋予它以新的教学内容。事实上，有的人为了某种目的，长篇累牍地批判孔子的教学方法，而不能说出一点我们今天为何不能借鉴的道理来。相反，毛泽东同志却教导我们：“对(3)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谁也明白，人们决不会因此孜孜不倦地去读“诗云”、“子曰”，也不会诲尔谆谆地去教授孔夫子的经书。毛泽东同志还号召大家“学个孔夫(4)子的‘每事问’”，人们也绝对不会因为孔子当时是“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而去四处求教如何祀神祭祖，这不是最起码的常识吗？！二
毛泽东同志指出：“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5)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一方面批判了孔子轻视生产劳动，同时也肯定了孔子的办学成绩。孔子之所以能教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是和他有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分不开的。
首先，孔子善于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和特点，以至他们兴趣爱好的差异，给予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教学内容与实践要求，即所谓因材施教。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而对冉有的回答却是“闻斯行之”。原因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又如关于“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根据问者的不同性格，作了有针对性的回答。对子贡是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而对子路则是说要“切切偲偲，怡怡如也”（《论语·子路》）。此外，在对待弟子们问“仁”、问“孝”、问“从政”等，孔子的回答都做到因人而异，而又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人为了否定孔子的这种教学方法，硬把他的因材施教中的“材”说成是孔子定的“天赋程度”，把人分成四等，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孔子对弟子们的“材”的评价是各式各样的，这决不是不费力气的唯心主义瞎说一气者所能做到。如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师也过，商也不及”（《论语·先进》）；又如说“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以及认为子贡不可能达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种“仁”的造诣，只能成为一个“瑚琏”之器（《论语·公冶长》）等等。这些观察分析的结果，都是富有性格特征的，有的还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评价（如对“师”的论述），这和唯心主义的“天赋”才能有何相干？既能细致地了解学生，又能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育，今天不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实践的一种有效方法吗？
启发式，这是孔子教学方法中的另一重要内容。“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和“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本是孔子自许的一种基本教学态度，同时他又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种启发式的特点在于教师不是硬性地注入，而要掌握在学生求知而未知（“愤”）和欲言而未能（“悱”）之时，启而发之，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举一反三”的效果。这样，学生不但容易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而且可以激发他们旺盛的求知欲。如颜渊就常在孔子“循循善诱”的启发下而进入一种“欲罢不能”的求知境界（《论语·子罕》），做到“闻一以知十”，以至孔子都自叹“弗如”（《论语·公冶长》）。因此，当学生不能做到“举一反三”的时候，则说明未能做到启发式，没有使学生进入积极、主动思维的状态。这样进行的教学，必然事倍功半，故还是以“则不复也”为好。这和“诲人不倦”、“人不知而不愠”的态度是不矛盾的。有人认为孔子这种“举一反三”的教学方法只是“把学生的思想禁锢在礼教囚笼中的狡猾手段”，“如果谁超越了这个圈子，谁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将会遭到严厉训斥”。事实却大不然，有一次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时，孔子要他们谈谈自己的抱负和志向，他们也都能大胆抒发自己的想法，尽管孔子认为“为国以礼”，而子路却“其言不让”，孔子也只是笑一笑而已（《论语·先进》），又何曾“严厉训斥”呢？！
孔子除了认真讲究教学方法外，还注意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这是他的办学活动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孔子十分强调对待知识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能弄虚作假。他对子路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他还要求学生在学习上具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不能半途而废。冉求曾对孔子说过：“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因此他把做学问比喻为造山、平地来鼓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孔子特别反对在学习上的懒惰行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以致发现“宰予昼寝”时，孔子就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孔子还教育学生，为了求得学习上的成就，就不能贪图生活上的安逸。他提倡“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因此他特别赞赏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好学精神。此外，孔子提出的“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以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对学生来说，都是十分有益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尽管孔子对学生要求很严，这只是从教学的效果出发的，并不像有人说的是什么“拼命维护‘师道尊严’，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等。相反，学生在孔子的眼里是“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他并不认为学生一定不如先生。因此，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他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孔子曾当众对弟子们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论语·先进》）他鼓励学生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要因在师长面前而拘束。在《论语》中，虽然主要是记载孔子的言论，但也记有许多弟子与孔子交谈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可见孔子的教学活动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例如在一次与子夏谈诗时，孔子曾赞扬说：“起予者商也”（《论语·八佾》），认为子夏的看法对他也有启发。而对于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由于对孔子的话无条件地全部接受，孔子反而不满意，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是主张在教学上师生之间可以切磋琢磨，互“起”互“助”的。这难道是大搞“师道尊严”者所能做到的吗？又如孔子和大家在一起“言志”时，他对每人一一加以询问，而学生也可以“愿闻子之志”（《论语·公冶长》），他也同样作出回答，并未显得比学生高出一等。学生对孔子的言行产生怀疑时，还可以表示不满和批评。如：“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誓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孔子只是发誓地进行解释，并未对子路加以斥责。孔子有一次大谈“正名”时，子路又当面说他：“子之迂也！奚其正？”（《论语·子路》）这几方面说明，孔子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孔子的因材施教、启发式等，也都难以顺利进行了。至于封建统治者把“师”抬到与“天地君亲”并列的地位以及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等，这是后人根据他们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和孔子本人的言行是两码事。把后人的罪责归到孔子身上而加以鞭挞，这是一种很省力气的方法。但这样不但不能算批判孔子，反而把孔子真正应批判的东西掩盖起来了。三
孔子的博学多识，和他有一套通过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他对学生的教授得法和他自己的治学有方也有密切的关系，他对学生的一些要求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的治学体会。这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求学者认真总结、借鉴的积极内容。
孔子多次称赞颜回“好学”，就因为他自己是十分刻苦好学的。他曾自信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自述自己的学习热情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地步。对任何知识的探索，没有这种顽强的学习精神和以学为乐的欲望是不能攀登它的顶峰的。
孔子治学的一个很大特点，是注意独立思考。他很重视“学”和“思”的关系，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就巩固已学知识的方法来说，是有其科学根据的。因为所学的知识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而“思”则是达致理解的必要手段。学而不思，不能消化，自然越学越糊涂。另一方面，如果思而不学，凭空去冥思苦想，必然劳而无功。所以比较起“学”和“思”来说，孔子还是着重于强调“学”的。他曾总结自己的经验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这样掌握“学”和“思”的关系，无疑是正确的。启发式的作用，也无非是让学生去认真思考教师所讲的内容，经过消化，从而变成自己的东西。从这里也可看到，孔子的教与学，其方法论是一致的。有人批判孔子说：“儒家读书的特点是，只求背诵，不重理解。”后世的腐儒是这样的，却不是孔子的主张。在巩固知识的方法上，孔子还强调反复学习的作用。他认为“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这是符合人类积累知识的客观规律的。他还认为反复学习可以从中获得求知的乐趣，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就是这个道理。他的学生曾参每日检查自己三件事情，其中一条就是“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亦可见“时习”的重要性。
孔子在学习态度上的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是善于向各种人学习，亦即所谓“学无常师”。（语出《论语·子张》，子贡所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除了他主张师生之间可以互相切磋，互“起”互“助”之外，他还主张“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即向比他低下或知识不如他的人求教。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习态度。他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这说明他相信处处有自己的老师，而且善于向他们学习，无论“善者”或“不善者”均可从不同的角度在他们身上得到教益。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他提倡的“多闻”、“多见”（《论语·为政》）以及“每事问”也表现了虚心好学的可贵态度。曾参曾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孔门弟子推许的这种好学态度是和孔子的治学精神一脉相通的。
除了讲究正确的治学方法和虚心的态度之外，孔子还注意克服主观性给学习带来的障碍，表现在“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意即不要随意猜测，不要主观武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唯我所是。总之，是具有防止主观片面、尊重客观实际的意向。主观和臆想是治学者之大敌，孔子能排除它们，也是他注意向各种人广泛学习的结果。孤芳自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人，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而孔子却每每认为“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论语·子罕》），不仅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而且还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这种虚心向学、永不满足的态度，正是孔子能够博学多识的一个重要原因。(1)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9页。(2)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3)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00页。(4)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57页。孟子的人格魅力
中国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以其悠久灿烂的文化而著称，这种文化形成了我们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它使我们的民族历经艰难险阻，却能一直发展壮大，永远向前。在这条历史长河中，产生了许许多多著名的哲人和先贤，正是他们的先知和睿智，哺育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他们光辉永照，影响长存，为中华民族累积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作用，一直要继续到永远。
在这一长串的历史名人当中，出现较早，影响巨大，且具有丰富的人格魅力的，应该首推战国时代的孟子。孟子是一个思想家，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孟子作为一个人，他还是一个有丰富个性的人物，他有着特别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就不是许多人都注意到了。本文就想评价一下他在这方面的特点。一
孟子及其著作受到最高的推崇、其偶像地位的最后确立，乃在北宋中叶理学产生之后。在此之前，尤其孟子在世之时，他只是当时诸子百家中的普通一员，其学说也是普通的一说，尽管他和孔子一样，曾周游列国去宣传、推销他的政治主张，却并未受到过真正的重视，最后只好终老林下，著书授徒而已。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极普通的人，却有着非凡的政治抱负和雄心壮志。他本是主张“不怨天，不尤人”的，并以此教育他的学生，可有一次他的学生却发现他露出了忧郁的神色，就以此问他，他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
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1)
也？吾何为不豫哉？
原来孟子的忧怨，不是因为个人的进退得失，而是为着国家的统一和治理未得实现。具体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这种抱负是完全符合历史的进步和人民的愿望的。在这里，孟子不仅有宏伟的抱负，而且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富有性格魅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忧国忧民”这些传统美德，可以说是应该远溯到孟子那里的。
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孟子必须要推行他的学说和主张，而当时的思想、言论形势，对孟子的学说来说，是颇为不利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2)归墨。”但尽管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孟子却毫不气馁，他果敢地提出：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3)
……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4)他以大禹、周公、孔子这“三圣”的继承者自居，勇敢地把矛头直指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杨、墨之学，旗帜鲜明，当仁不让，并为此把自己锻炼得能言善辩。这一点从整部《孟子》的文风中就可看出。孟子勇挑重担、不畏艰险、信心充沛的人格魅力，又一次得到生动的展现。
孟子不仅有宏大的理想抱负以及实现它的信心和勇气，而且还深知要肩负“大任”的人必须经得起各种艰苦的磨炼，以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坚忍不拔的能人，所以他豪迈地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5)这既是孟子的自诩，也是他的自励。孟子的这种自我要求，完全是为了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与那种为了个人能叱咤风云、表现自我的精神追求大异其趣，而且达到了一种他人难以比拟的高尚境界。所以当景春问孟子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6)居而天下熄。”孟子对这种“大丈夫”的形象断然加以否定，并讥之为“妾妇之道”；同时又响亮地提出了他关于“大丈夫”的响当当名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
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7)
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段话，尤其是其中的三“不能”，已成为千古名言，表现出一种铁骨铮铮、挺拔傲兀的硬汉子气概，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追求、景仰的一种品质。它不仅为前人所钦慕，也是后人的人格楷模，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二
前面所说的主要表现了孟子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之人格魅力，但终其一生，由于种种原因，孟子并未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最终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这样的一个孟子，其人格特点又如何呢？全面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有着更为精彩而又丰富多彩的内容。
首先，孟子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尤其对于自己的政治信仰，他的理想追求，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8)
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的这种把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思想品质，乃承传于孔子，孔(9)子曾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只是孟子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充分、形象，起到了突出强调它的效果。孟子还说(10)过“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也是这个意思，即把保持住自己做人的操守、不使陷于不义这一点放在一切（包括生命）之上。孟子的这种精神对几千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仁人志士是影响深远的。一身充沛着浩然正气的宋代爱国名相文天祥在临刑之前书赞于绅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11)而后，庶几无愧。”自然是深受孟子影响。也是经文天祥的承传，此种影响一直深远地传诸后世。
孟子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曾长时间地带领大批学生徒众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受到各国诸侯的供养，如他的(12)学生彭更形容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但孟子在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面前，从未有丝毫低三下四、卑躬屈节的表现，相反，自始至终保持了一种不卑不亢、矜持自尊的姿态。这在与齐宣王的一次打交道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孟子本来要去朝见齐王，刚好齐王也派了人来委婉地请他去相见。孟子却不买账，硬说自(13)己“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齐王还信以为真，第二天又派了使者和医生来看望孟子，而他却到人家家里吊丧去了。他的家人一面谎告使者说孟子已上朝去了，一面又派人去拦截孟子，要他一定去朝见齐王。孟子还硬是不去，不得已只好在景丑氏家住了一晚。
孟子为何显得如此地高傲呢？他在和景丑氏的对话中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
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14)
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原来，孟子自信是“不（可）召之臣”，他要求的是“将大有为之君”，而大有为之君是“不敢召”他这样不可召之臣的。他把齐桓公都“不敢召”的管仲也不放在眼里，怎能容许齐王来召见他呢？尽管齐王的话说得如此委婉、谦恭。通过这一件事，我们不但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孟子对自己的抱负和能力是如何地自负，同时也看到孟子对那些王公权贵们没有丝毫阿谀之态，而是非常潇洒自得。正如他所说：(15)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他还很欣赏成对齐景公说的一句话：(16)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这种不畏“大人”、充分自信的性格跃然纸上。从前孔子曾说：(17)“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相比起来，孟子就显得另有一副肝胆。
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孟子并非一个自视甚高的人，而是能以平常心态看待自己，认为自己和普通人完全一样：储子曰：“王使人矙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18)
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通过说连尧舜和普通人都是一样，来强调说明自己更是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倨上亲下，这就是孟子，和世俗常见的谄上欺下之徒截然不同。孟子的这种人格永远光辉闪耀。
孟子在对待货财的问题上，有自己特别的一种态度。过去学界常把他作为儒家重义轻利观的代表，从治国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他(19)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他并不是完全拒绝钱财的，而是有他一套严格的原则。一方面，他决不随便收受他人的钱财，态度十分鲜明。他曾说：(20)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所以孟子——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21)
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未有处”是没有接受钱财的理由。在孟子看来，接受没有正当名目的钱财，就等于让人家收买了，所以即使有“兼金一百”也是决不能收受的。这种可贵的品质，一直为后世的君子所仰慕和遵循。只可叹时至今日，不但贪官污吏们不知义为何物，就是士人中被钱财收买的也不知有多少。
但孟子又不是一个盲目排斥钱财的人，他认为正当的馈赠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孟子——(22)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为什么他又接受这些钱财的馈赠呢？原因是：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
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23)
予何为不受？原来，宋国和薛国的馈赠是当时的正常礼仪，孟子自然就接受了。在孟子看来，如果合乎正道，不但这区区数十镒可以接受，就是更大得不得了的财富，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又曾坦然对彭更说：(24)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看来，孟子并不是一味地排斥钱财的，把他看成一个绝对的重义轻利者也未必合适。
孟子的为人做事是非常重原则的，但他又不是一个死板的人，他在重原则的同时，又讲究变通。他在批评杨朱、墨翟的走极端和比较肯定子莫的紧守中道时又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25)
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在这里，孟子清楚地表示了要有权变的思想，认为一个不懂得权变、只知执著一点的人，是会坏事的。在对待“嫂溺”这一具体事件上，孟子的主张更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26)
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这个原则性极强的人，又是一个十分有人情味的人，他和后世的腐儒是大异其趣的。
由于种种原因，孟子和孔子一样未能实现其政治主张和理想。这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孔子甚至颇为感叹地说：“道不行，乘桴浮(27)于海。”一副无可奈何的伤感样子。而孟子的胸怀似乎更为宽广，他的人生重要目标固然是想实现其政治抱负，但又决不仅限于此，他似乎还有更丰富的人生乐趣，他曾说：(28)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他在不得志的失意情况下，仍有自己的一套生活追求和乐趣。他在理(29)想不得实现，“致为臣而归”之后曾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
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30)
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这“三乐”乃是与父母兄弟一起共享天伦，于人于事问心无愧和为天下培养英才。他七十多岁回到家乡，“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31)《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并创造了一套很有特色的教学方法。他不但生活得很快乐，而且还在著述上颇有成就，影响后世。
因此，孟子的一生，不仅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同时孜孜以求的人，而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个积极向上、乐观有成的人。三
作为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他既然有执著追求和信守的东西，也就必然会有他反对和憎恶的东西。孟子就是如此，而且两者的情感都同样强烈。
孟子认为像一个人的外形必然具有四肢那样，其内在精神必然也应具备四种要素，那就是他所说的：(32)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33)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既然这“四心”人皆应有之，那么，没有“四心”的人自然就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条件，所以孟子对这种人就加以猛烈的抨击：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34)
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的言辞虽然显得很激烈，但却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因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他们独有其他万物所不具备的这些高级情感和理性，否则，当然就“非人也”。也因此，孟子提倡的这“四心”，一直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历代人所崇奉。然而并非任何时候，每个人都能信守它们，否则，孟子也就不会斥责无“四心”的人为“非人”了。特别在利欲横行、金钱万能的年代，这种“非人”就会猛增，即使一些文化层次很高，还有着什么桂冠、头衔者也不例外，而且这一类人的“非人”化表现显得尤其卑劣、无耻。
孟子在对“非人”进行鞭挞的同时，特别突出地表现出对两种人的谴责和鄙视。
一是乡原。孟子先是引孔子的话说：“乡原，德之贼也。”（《尽心下》）乡原就是最戕害道德的人。孟子常常通过借引他所崇敬的孔子或曾子的话来强调、突出他的观点，然后才进一步对乡原这种人的特点作具体的描述，说他们——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35)
故曰“德之贼”也。就是说，乡原这种人要说他的不是，却又没什么把柄，他在龌龊的环境里同流合污，表面上又好像诚实廉洁。他对什么人和事都不发表意见，大家都喜欢他，他也沾沾自喜，然而这种人是完全违背了做人的正道、破坏了做人的道德。孟子指斥的这种人，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好好先生，他们专做好人，表面上谁也不得罪，这已经是一种“无是非之心”的“非人”也。这种做人态度的实际效果是自己捞了好处而助长和支持了邪气，损害了集体利益和道德正气。这种人今天仍然存在，这种作风不同程度地侵蚀了许多人，其危害为许多人所不觉察。孟子在几千年前就尖锐地抨击这种人，可谓别具只眼。
孟子着力谴责和鄙视的第二种人是小人。首先，孟子引用了一个晋国驾车的人王良的故事。王良不听赵简子（晋国正卿）的命令，坚(36)决不肯为他的嬖臣奚驾车，说：“吾不贯与小人乘，请辞。”王良之所以抗命而拒绝奚，是因为奚是一个小人。孟子对王良的行为大加赞赏，自然是反映了孟子本人对小人的憎恶。
其次，小人必有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奴颜婢膝，吹牛拍马，依附攀缘，毫无羞耻。孟子对这种人也特别鄙视，并借曾子的话来形容他们：(37)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他认为小人做这种丑态，比酷夏在田地里劳作还要辛苦。这种比喻，正鲜明地反映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心态与特点。
孟子不但在思想言论上抨击小人，而且在行动上也强烈地体现出来。他对王的极其鄙视与厌恶就说明了这一点：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王朝(38)
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孟子在齐国为客卿时，奉齐宣王之命，以“盖大夫王为辅行”，出使吊于滕，他们来往两国之间，做同一件事，早晚相见，孟子却自始至终没有和那位王说过一句话，看来孟子是十分讨厌王其人才对他表现得十分冷漠而不屑一顾。不过这里并未具体说到王是一个什么角色。
而另一件事情却让我们对这个王有较具体的了解，同时也感受到孟子的可贵人格，而这时的王已经由“盖大夫”升为“右师”之职了：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
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
君子皆与言，孟子独不与言，是简也。”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39)（按：王字）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这里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官员之间的活动画图：齐国的大夫公行子丧子，众官员往吊，官居右师的王也来了，由于他身为齐国执政之官，手握重权，所以他一到来，许多人都上前去和他说话，围着他转，可以想见出那一副副巴结谄媚的样子。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可以看成只是众官的丑态罢了，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就可发现，王本人就和这众官是一路货色。首先，王本人如果不吃这一套，这众官就不会如此抢着去奉承他；其次，王不仅乐于接受众人的奉承，他同时还在观察有没有不去趋候他的人，而且就发现了孟子不买他的账，于是马上“不悦”起来，还打起官腔来表示他的不满，这不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吗？！可赞赏的是，孟子不但没有前去巴结他，反而当场用“礼”压住他，实际上是斥责了这一帮无耻之徒。在这里，孟子犹如鹤立鸡群，闪耀着他人格的光辉。这样，我们也就会明白前面说到的孟子和王一起出使齐国时，为什么根本不理睬他了。因为孟子早已看透了这个人，而且对小人的态度是前后一致、始终如一的。
小人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般来说，物欲膨胀、道德沦丧之时，小人就特别多。他们的卑污行为大到对国家，小到对一个单位、部门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实在不能不防。小人现象已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存在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孟子的这种精神和品格，实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四
孟子这种人格的形成决非偶然，除了他自幼曾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如“孟母三迁”之类脍炙人口的事例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长期自觉锻炼的结果。这一点，他在回答学生公孙丑的一次提问中表述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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