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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9 11: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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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风飘石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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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派浔阳

九派浔阳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九派浔阳作者:风飘石排版:skip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3-01ISBN:9787503486432本书由辽宁无限穿越新媒体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风飘石,原名张绪平,江西省瑞昌市人。1983年毕业于九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当过老师,其后在多个基层部门单位工作,现供职于瑞昌市人民政府。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文汇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及多家杂志发表文艺作品若干,出版发行长篇小说《梦呓》《我是一棵树》两部。序王能宪

九江,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古往今来,日居月诸,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在这块土地上抒写历史风云,纵情自然山水,演绎了多少荡气回肠的故事,留下了多少令人神往的诗篇。

风飘石先生的长篇地域史研究著作《九派浔阳》,以其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触和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叙述了九江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人物故事、山川胜迹……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九江的历史文化长卷。这是人们了解九江,特别是了解九江的历史人文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尤其是作为一个九江人,更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书,因为书中有大量你并不了解或者不甚了解的内容,读后必定会增强对家乡的热爱与情感,那种骄傲与自豪便油然而生。

举例而言,你可能知道,九江人才辈出,历代名人有田园诗人陶渊明,江西诗派一代宗师黄庭坚,清朝皇家宫廷园林总设计师样式雷,近代名人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刘廷琛、李烈钧、许德珩等;但是你也许并不知道,晚唐时期还出过两位宰相舒元舆、杨收,更不知道九江历代科举考试共有10人考中文、武状元(江西全省共54人),修水双井一个村庄在宋代就考取48名进士。

你可能知道,历代英雄与文人墨客到过九江的不在少数,如三国将领周瑜、东晋高僧慧远、望庐山瀑布的李白、浔阳江头泪湿青衫的白居易、题写西林壁与石钟山的苏东坡、讲学白鹿洞的朱熹、大战鄱阳湖的朱元璋和陈友谅等,但是你也许并不知道,大禹曾疏理九江、秦始皇南巡曾登上庐山、司马迁青年时代曾游历九江、檀道济与刘义庆先后担任江州刺史并分别撰成《三十六计》与《世说新语》,南唐三主曾悉心经略浔阳、民族英雄岳飞抗金大业未竟,最后五年是在这里度过的,为儿刺字“尽忠报国”的岳母之墓至今仍在九江县株岭。到过九江的历史名人,恐怕要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书中浓墨重彩写到的除了上面这些,还有谢灵运、王羲之、元结、鉴真、陆羽、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陆游、王阳明、李时珍、徐霞客、康有为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不朽的伟人,有的几度游历流连忘返,有的长期寓居达数十年,在这里或者创立了千秋功业,或者孕育了千古名篇,留下了众多令后人敬仰的人文景观和传世佳话。

你更不可想象的是,我国历史上的“四大贤母”,其中有两位在九江,一位是东晋政治家、军事家陶侃的母亲,另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岳飞之母(另外两位是孟子的母亲和欧阳修的母亲)。如今,九江县建有“中华贤母园”,以彰显贤母德范,弘扬母爱文化。还有古代宣扬的孝道典范“二十四孝”,其中“恣蚊饱血”的吴猛和“涤亲溺器”的黄庭坚,都是九江人。另外,陆绩“怀橘遗亲”的故事也发生在九江。再有,庐山曾经是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出现过一些修道行医的名家,中医“杏林”一词即产生于此。这些典故和词汇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九派浔阳》是一部地域史研究著作,虽然采用了章回体形式,但并无虚构,不是历史演义。回目安排大体按历史先后为序,起于新石器时代,终于中华民国,数千年来举凡九江的历史变迁、时代风云、人物事迹、轶闻掌故,尽收眼底,历历在目。当然,作者并非平铺直叙,更不同于一般地方志,不是全面介绍这里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教科卫,等等,主要着墨于历史文化,经过精心剪裁,以历史演进为经,以人物故事为纬,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因为作者是一位小说家,具有很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使得全书带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同时,作者又具有史家的眼光和史识,对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有自己的见解,书中往往夹叙夹议,既有生动的叙述,亦有精当的评论。

因此,我乐于向广大读者特别是九江的父老乡亲郑重推荐此书,是为序。丙申(2016)中秋 于北京钟鼓楼下之忘机斋(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一章山拥千嶂水环九派途通五岭势拒三江一

九江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热土上劳作、生息、繁衍。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散布九江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星罗棋布。修水县的跑马岭、武宁县的澧溪、瑞昌市的良田寺、永修县的吴城、德安县的焦家滩、九江县的大王岭、星子县的亭子墩、湖口县的城墩畈等地,都有我们的祖先生产生活的遗迹。1962年,省考古委员会在修水县上奉乡山背村周围发掘了一批古文化遗址。其中,跑马岭遗址出土的房屋遗迹,长宽有制,泥草树皮盖顶,屋内有长圆形灶炕和长方形坑窖,还堆放有原始的生产工具和日用陶器。器物内有炭化谷物痕迹,坑内还出土了炭化花生和核桃果实。根据放射性碳元素断代,距今已有4800余年的历史。跑马岭出土的农作物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热土上过着聚族而居的农耕渔猎生活。

2013年6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于九江县马回岭镇荞麦岭发掘一处商代大型遗址。经过近百个探方的发掘,确证了荞麦岭遗址主体年代为二里岗下层二期略晚至二里岗上层一期之间,距今至少3000~3500年。在荞麦岭遗址周边还分布有岭头上、磨盘山、八哥山、门口山、燕子岭、王花兰、龙王岭等众多商代遗址,均位于现在的昌九高速公路两侧。该遗址不但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和青铜器,而且文化层堆积深达三米。在商代地层之上,唐、宋、明、清各个时期的地层清晰明了。说明在庐山和幕阜山之间的地理走廊上,不管是哪一个历史时期,既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也是中原文明南渐过境九江的有力证明。那山、那水、那城

九江之名,在历史上多有变易。或柴桑,或浔(寻)阳,或江州,历史悠久。“九江”之名时隐时现。据最早的一部方志张僧鉴《寻阳记》记载:“九江,一曰白乌江,二白蚌江,三乌土江,四嘉靡江,五甽江,六源江,七廪江,八沙堤江,九箘江。”又引其父张须无《九江图》云:“九江参差,随水势而分。其间有洲,或长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别于鄂陵,终会于江口。”九江之地域先后于安徽、湖北、江西三省之间游移。在历史上称九江郡有六个时段,九江城一个时段,九江府两个时段,九江亭一个时段,九江道一个时段,九江地区一个时段,九江县四个时段,九江市三个时段。治所所在地域有三个时期在安徽寿县,两个时期在湖北黄梅县或黄冈市,十四个时期在江西的九江或南昌。

夏、商、西周时期,九江处在荆、扬两州之间,大致以彭蠡泽为界;春秋时在吴头楚尾;周敬王十五年(前505)吴国两次伐楚,九江遂属吴国;周元王三年(前473)吴为越国所灭,九江复归楚;九江作为行政区划始于秦代,始皇帝二十四年(前223),秦灭楚国,以楚地分置三郡,有九江郡;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秦灭齐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仍有九江郡,郡治在现在的安徽省寿县。但是,今天的九江市区和所辖各县基本上不在其辖区范围内,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时“淮汉以南诸郡”的标示,而是隶属当时的庐江郡。秦朝末年,英布被封为九江王,在现在的湖北黄梅县蔡山镇筑九江城。汉高祖六年(前201),汉高祖刘邦派车骑大将军灌婴筑湓城于今龙开河入江口左岸,始置柴桑县。又置彭泽县、历陵县、海昏县、鄡阳县、艾邑,基本涵盖了今天的九江全部。汉武帝时立寻阳县,但管辖的区域在现在的湖北蕲春县一带,属庐江郡。东汉时属豫章郡。三国时属东吴,隶武昌郡。西晋元康元年(291)割荆、扬二州十郡而置江州,今九江市复隶豫章郡。永兴元年(304)设浔阳郡,郡治在今天浔阳区鹤问湖边,柴桑县、寻阳县分别从武昌郡、庐江郡划出属之。隋时废郡立州,改为江州。唐沿旧制。北宋时期,江州隶属江南东路。南宋时期,江州隶属江南西路。元改江州为江州路。明改江州路为九江府。清沿之。民国3年(1914)废府设道,改九江府为浔阳道。民国16年(1927)设九江市政厅,次年改为市政府。

1949年5月17日九江解放,设立江西省人民政府九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九江、瑞昌、武宁、永修、星子、德安、靖安七县,同时设立省辖九江市。同年9月,划出靖安县,划入修水、彭泽、湖口、都昌四县。1953年7月,成立庐山特别区人民政府。1983年7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九江市,将原九江地区所辖十县划归九江市管辖。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瑞昌县,设立瑞昌市。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浔阳区、庐山区、庐山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庐山西海风景区、八里湖新区和共青城市应运而生。201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星子县,设立庐山市。全市区划遂成现制。二

九江是一座具有2200余年历史的古城。位于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中下游结合部的南岸,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泊鄱阳湖的西北缘,地处通衢要冲,自古交通便捷。全境东西长约270千米,南北广约140千米,总面积18823平方千米。九江名山南峙,大江东流,河湖交错,丘陵起伏。地势东西高中间低。中部的鄱阳湖平原水网交织,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西部是丘陵山区,层峦叠嶂,飞瀑流泉,莽莽幕阜、九岭山脉横亘南北,构成一道天然屏障。海拔1800米的九岭尖嵯峨直上,三楚尽在指顾之间。扬子江边,鄱阳湖畔一山飞峙,风光绮丽,画屏奇秀甲居天下。

由于襟江带湖的区位优势,自西晋始九江即成为帆樯林立、来商纳贾的繁华都市。在以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九江途通五岭,势拒三江,承西启东,引南接北。江州漕运上达蜀楚,下至三吴,其支线通过鄱阳湖沿赣、信、修、抚等支流连接江西全境,并南通岭南,有“七省通衢”之称。明清时期,九江与江苏无锡、安徽芜湖、湖南长沙并称“四大米市”。又与福建福州、湖北汉口并称“三大茶市”。自晋以来,就是洪州窑瓷器、景德镇陶瓷出鄱阳湖北进中原、西入丝绸之路,东下三吴、漂洋过海的第一港埠;大唐盛世,九江就是江南的一大商港;宋代百业兴旺,朝廷在九江专门设立铸币机构广宁监;明朝景泰年间设立了九江钞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被辟为大清国的通商口岸之一,是江南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埠。同治二年(1863)设立海关。民国4年(1915)南浔铁路全线通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九江的铁路建设再上台阶,1988年,沙(沙河)大(大冶)线建成。1992年九江长江大桥合龙,1997年大京九铁路贯通,九江位处枢纽。1980年4月,国务院批准九江为对外开放港口,随后又被列为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如今,九江机场开通多条航线,港口、海关建设完备,高速公路密如蛛网,长江二桥飞架南北,立体交通网络全面建成,为九江的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九江扼吴头楚尾,踞鄱湖咽喉,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九江的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灌婴筑城,扬国威于江南;周瑜点将,成三国之鼎势。北宋抗金名将岳飞精忠报国,在江州、蕲春(今湖北蕲春县)组建岳家军抗金复土。元朝末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江州,建立大明王朝。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视九江为天京(南京)西部屏障,在九江与清军对峙五年之久,重创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在反帝、反封建和革命战争年代,九江这座军事重镇更是功不可没。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首义,九江新军率先响应。民国2年(1913),江西都督李烈钧(武宁县人)奉孙中山之命,高举“二次革命”旗帜,发动“湖口讨袁起义”。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九江各界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游行,声势浩大。北大学生领袖、九江人许德珩奋笔疾书,起草“五四宣言”。民国16年(1927),“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中共中央有关领导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聂荣臻、瞿秋白、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多次在九江召开会议,策划起义。九江成为了南昌起义的桥头堡和策源地,为南昌起义的顺利举行奠定了基础。同年九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修水等地成功发动了“秋收起义”,并由此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民国27年(1938),日本侵略者溯长江而上合围国民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武汉,九江人民配合国民政府军自彭泽马当到瑞昌码头,在150多千米的长江岸线和纵深腹地上,顽强抵抗,浴血奋战。马当保卫战、九江保卫战、庐山保卫战、码头保卫战可歌可泣。特别是万家岭血战,歼灭日军一万余人,取得了江西境内抗日战争的最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捷,名垂青史。三

唐代诗人权载之有诗云:“九派浔阳郡,分明似画图。”九江,山拥千嶂,水环九派;千崖竞秀,百舸争流。境内庐山甲秀天下,引无数英雄豪杰、文人墨客为之折腰。相传远古时候,大禹治水曾登庐山,在汉阳峰上留下“禹王崖”石碑。周康王(前1020~前996在位)南巡就曾到过庐山仰天坪,并在此安营扎寨。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南巡登临上霄峰。《太平寰宇记》《南庐山,观禹疏九江。”

有史朔三年(前126),司马迁游历庐山,在《史记》中记载:“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

有史以来,庐山就是我国儒、佛、道三教交流融合的圣地,历代文人政要更是仰慕不已。大禹、秦始皇、刘邦、灌婴、孙权、周瑜、诸葛亮、陶侃、周访、董奉、王羲之、庾亮、慧远、陶渊明、陆修静、谢灵运、刘义庆、鲍照、檀道济、夕阳二桥

王维、孟浩然、江淹、狄仁杰、李白、杜甫、白居易、颜真卿、韦应物、鉴真、吕洞宾、李昪、李璟、李煜、杨万里、周敦颐、苏轼、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秦观、米芾、朱熹、王十朋、陆九渊、岳飞、陆游、文天祥、朱元璋、解缙、唐伯虎、王阳明、李时珍、徐霞客、马可波罗、利玛窦、王士祯、石涛、康有为、孙中山、胡适、陈寅恪、虚云、弘一、张大干、赛珍珠、徐悲鸿、毛泽东等,或生于斯,或治于斯,或游于斯,或寓于斯。三教九流,摩肩接踵。他们或放歌山水,或挥毫泼墨,或谈经论道,或指点江山,无不意气风发,为九江留下了许多人文景观和传世佳话。

九江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各领风骚。陶母“封坛退鲊”养育一代廉吏;岳母“精忠报国”造就满门忠良;慈范母德高山仰止。晋代田园诗鼻祖陶渊明(古柴桑人)“不为五斗米折腰”,高风亮节世人敬仰,他的诗文流传国内外,被誉为东方文学巨星;北宋“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庭坚(修水县人)学识渊博,学养深厚,校订《资治通鉴》,诗书并重,为“江西诗派”一代宗师;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知南康(今庐山市)军时,深爱庐山之美而定居山南,在其母亲的墓碑上镌刻“吾后世子孙,遂为九江濂溪人”;北宋史学大家刘恕三代世居庐山;修水陈氏一门三代五杰,举世罕见;熊十力(德安县人)开一代新儒;刘廷琛(九江县人)创高教分科;黄远生(九江县人)、徐宝璜(九江市人)是我国新闻界的开山前辈。

在九江的历史上,政治家、军事家也不乏其人。他们为了保家卫国披肝沥胆、出生入死、浩气长存。东晋时陶侃(都昌县人)为东晋开国元勋。周抚、周楚、周访(古浔阳人)一家三代,匡扶晋室屡建奇功。大唐盛世,舒元舆、杨收忧国忧民,血荐轩辕。北宋时期,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德安县人)率范仲淹抗御西夏,边声连角,长烟落日。王韶(德安县人)守陕,余玢(修水县人)治川。南宋末年,三度为相的江万里(都昌县人)一生为官清廉,直言敢谏,国破家亡之时,合族180余口投水殉国,感天动地。他创办于吉安的白鹭洲书院,延续千年,培养出了文天祥等17位状元,2700余名进士,亘古未有。清代维新志士陈宝箴(修水县人),在湖南巡抚任上矢志创办新政,变法维新,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清军帮带高继善(彭泽县人)临危不惧率“高升号”冲向敌舰。“辛亥革命”失败,李烈钧(武宁县人)振臂一呼,发动“二次革命”。“五四运动”爆发,许德珩(九江市人)奋笔疾书,起草“五四宣言”。“济南惨案”中,蔡公时(九江市人)痛斥日酋宁死不屈。共产党人杨超(德安县人)高歌“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从容就戮,视死如归。

九江人崇尚耕读传家,甲科代有才人,百业巧夺天工。科考有史以来,共取进士千余名,修水县双井一村在大宋一朝即有进士48人。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有伍乔(九江县人)、刘式(求学于白鹿洞书院)、马适(湖口县人)、胡旦(求学于德安东佳书院)、黄宋昌(修水县人)、戴衢亨(求学于白鹿洞书院)、汪鸣相(彭泽县人)、文武(九江县人)、卢元鼎(武宁县人)、秦藩信(永修县人)10人中得文、武状元(江西共有文武状元54名)。曹履泰(都昌县人)是汪鸣相的同科榜眼,九江人三甲占二,名动一时。赵师尹(德安县人)探花及第。更有德安人吴元、吴宏、吴愈同胞三兄弟同科中进士。瑞昌人程宇、程宙同胞两兄弟同科中进士。在中国的科考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陆羽蛰隐庐山七年著就《茶经》。刘恕(祖籍江西高安人)父子涣居庐山数十年潜心编修《资治通鉴》。陈可大(都昌县人)作《礼记集说》。王演畴(彭泽县人)著《农桑辑要》。清时雷发达(永修县人)一家几代都是宫廷首席设计师,主持皇家宫殿、园林、陵寝的营建200余年,被誉为“样式雷”。故宫三大殿、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及帝陵等都是他们的存世杰作,占中国“世遗”总数的5/6。红色建筑专家杨作材(湖口县人)是革命圣地延安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和召开党的七大大礼堂的设计者。赣北明珠九江城

当代水稻培育专家袁隆平(德安县人)几十年如一日,潜心钻研,完成“第二次绿色革命”,享誉全球,被称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一山飞峙大江边”,九江域内庐山有“奇秀甲天下”之美誉,与万里长江、浩渺鄱湖相得益彰。东林寺袅袅梵音不绝,白鹿洞朗朗书声犹在。流泉飞瀑、鸟语花香,使人流连忘返。如今的庐山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九江,真可谓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生于斯者,知所奋励;治于斯者,得所鉴借;行于斯者,深得裨益。“浔阳江头夜送客”,辐辏辚辚已成历史;“前日浮梁买茶去”,帆樯蔽江已是记忆。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九江得天时而应地利,适政通而至人和,必将实现新的腾飞。鄱阳湖鞋山夕照第二章禹王治水疏理九江青铜冶炼开创先河一

4000多年前的帝尧时期,中原大地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愁苦不堪。尧望之兴叹:“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各部落首领都说:“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鲧衔命治水。鲧领命之后,采用的是水来土掩的办法,修筑堤坝把部落聚居的地方围护起来以障洪水。结果是毕九年之役而无一功,最后被尧帝放逐羽山,“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舜继帝位以后,采纳各个部落首领的建议,又任命鲧的儿子禹为司空之职,继任治水之事。禹接受任务后,亲自勘察山川地貌、河流湖泊。他从父亲的失败之中总结经验,改堵为疏,开塞清淤,把泛滥的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湖泊和洼地,然后再导入大海。前后历时13年,终于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禹因治水有功,受到各个部落首领的拥戴和舜的肯定。舜便主动禅位于禹,建立夏朝。

在我国到处都有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和遗迹。陕西韩城有禹门;山西河津有禹门口,夏县中条山麓有禹王城;河南开封市郊有禹王台,禹县城里有禹王锁蛟井;在河南的洛阳更有大禹开凿龙门的传说。从这些遗迹和传说来看,大禹治理的主要是黄河流域。但是,在长江淮河流域同样也有许多大禹治水的遗迹,四川南江也有禹王宫,湖北武汉龟山有禹功矶,湖南长沙岳麓山巅有禹王碑,浙江绍兴有大禹陵,安徽怀远也有禹墟和禹王宫,涂山更是大禹召开诸侯大会的地方。他在此娶涂山氏女为妻,新婚三日即应召治水,并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

史学界都认为大禹治水到过九江,主要是根据一些相关的记载:大禹治水壁画雕塑《尚书•禹贡》有“九江孔殷”“九江纳锡大龟”“过九江,至于东陵”的记载;

司马迁《史记•河渠志》有“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的记载;《图经》有庐山“紫霄峰有石室,昔大禹治水时,常登此紫霄,以眺六合,望水湍,因刻石于室中”的记载;《一统志》有“紫霄峰石室极深险,人不可至。有好事者,缒而下,摹得百余字,奇古不能辩。惟‘洪荒漾予乃撵’六字可识云。今不知室所在”的记载;

张僧鉴《寻阳记》记载:“九江,在寻阳郡北五里,名曰乌江。远则百余里,是大禹所疏。会于桑落洲,上下三百余里合流。”

大禹治水,千古留名。如今的汉阳峰上还有禹王崖。相传大禹就是由此攀缘而上,站在汉阳峰上观察山川地势。如今,绝壁之上的摹刻还依稀可辨。这些记载既是对一代帝王大禹丰功伟绩的颂扬,更是对我们的祖先战胜自然求得生存的伟大壮举的敬仰和缅怀。千百年来,招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群峰之间寻踪觅迹,思绪飞扬。清代武陵人王以敏知南康府时登临汉阳峰,幽思频发,撰有一联:

峰从何处飞来,历历汉阳,正是断魂迷楚雨;

我欲乘风归去,茫茫禹迹,可能留命待桑田。二《九江市志》载:九江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的“九江孔殷”“九江纳锡大龟”“过九江至于东陵”。但是,这里所指的“九江”并不是今天的九江。按照《尚书•禹贡》将天下划为九州,“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说明我们今天的九江地属扬州。《尚书•禹贡》中四次说到“九江”,都是指当时的荆州某地。根据书中“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的记载,古东陵位于今天的湖北麻城,可见,大禹当年治水,长江的古河道有一支是向东北方向流经今天的河南商城、固始注入淮河的。至于说这条支流是怎样横穿大别山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的河床高出了某一处经过开凿的山口。因此,《尚书•禹贡》中的“九江”应在今天的湖北武汉周边一带。秦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九江郡治设安徽寿县,英布受封九江王,在湖北黄梅筑九江城,都可以说明,远古的九江并不是今天的九江。大禹像

但是,大禹治水到过九江是毫无疑问的。《尚书•尧典》记载“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寰宇通志》记载“尧时上游之水无所痒,壅而四出”。这也许就是将当时的西部地区叫作雍州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大禹所治之水并不是海平面抬高造成的倒灌之水,而是因地球温度升高造成的冰川融水。《晋乘搜略》还记载“尧时黄水为患,震及帝都”,帝尧为躲避水患,带着部族迁都至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尧起用鲧治水失败,舜又起用禹担此重任,历时13年才取得成功。如果说造成尧舜时期水患的原因是“上游之水壅而四出”,那么同出一源的长江流域同样也是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在安徽的怀远。《尚书•禹贡》还有“过九江,至于敷浅原”的记载,敷浅原就在今天的德安县。另外,还详细记载了大禹将汉水导入长江,汇入彭蠡泽;将长江上游的岷江、沱江、澧水导入洞庭湖,过九江与淮河汇合;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淮河,汇泗水、沂水东入大海的事迹。《竹书纪年》载大禹在位45年,巡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时去世。现在,浙江绍兴有大禹陵,还有禹陵村。相传禹陵村的百姓都是当年守陵人的后代。这些记载都说明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布中原大地和江淮流域。在长江流域,洞庭湖、彭蠡泽自然是大禹治水的重点区域,登庐山之巅,观山川地貌,定治水良策是必然的。庐山大汉阳峰大禹记功碑

大禹是夏朝的开国之君。《史记•夏本纪》记载,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三年治丧结束,大禹将帝位和都城蒲阪(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让给舜帝的儿子商均,自己避居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但是,四方诸侯都去阳城朝觐大禹。在大家的拥戴下,大禹即帝位后,仍移都阳城,以示对舜帝和商均的尊重。夏朝建立后,大禹在涂山(在今安徽省怀远县)召开诸侯大会,大禹对大家说:“我胼手胝足,平制水土,略有微劳,但德薄能鲜,不足以服众。先帝常告诫我说‘汝为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为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如果我有矜伐之处,请大家当面告知,对大家的教诲,我将洗耳恭听。”《说苑》记载大禹“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由此可见,大禹是一个德才兼备、勤勉务实、生活简朴的帝王。

大禹在四方诸侯的拥戴下建立夏朝。四方诸侯为表臣服之意纷纷献金(青铜)。但是,大禹为示永息干戈,又将诸侯所献之金按九州而铸九鼎,向天下宣示国泰民安。又以帝畿为中心,以500里为距,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甸、侯、绥三服要进纳不同的物品,负担不同的劳务。要服不纳物服役,但要接受管理,遵守法令。荒服根据自己的风俗习惯自治,不强制推行中央法令。九江应地处绥服区域,不在化外。按照规定,天子必须五年一巡,我想大禹在位45年,在天子的巡狩过程中,也是一定到过九江的。

其实,大禹留给九江的更应该是一种精神。三

在瑞昌市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组出土于瑞昌市夏畈镇铜岭村的文物,主要有木制的铲、钩、轱辘、撮瓢、扁担和陶制的鼎、鬲、罐等。然而,就是这些默默无言、其貌不扬的生产生活工具,为我们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工业文明史,同时也见证了3500多年前我们祖先的勤劳和智慧。出土的原铜矿

它们又是怎样重见天日的呢?1988年3月,村民在降坡修路的过程中,挖出了许多枯朽不堪的木制器具。毫无考古知识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当回事,把干枯的就带回家当柴烧。有一天,时任铜岭钢铁厂副厂长的周明节在检查降坡时,发现了村民们挖出的斧、凿,觉得可能是有价值的文物,就捡了几件送到瑞昌县博物馆请专家鉴定。工作人员刘礼纯看到这些青铜的斧、凿和木器,初步认定很有文物价值,当即就向九江市文物管理所作了报告。九江市文物管理所吴圣林所长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调查。经过搜集和局部勘察,基本确认这是一处重要的古代矿冶遗址。于是,同时向市委、市政府、省文化厅、省博物馆作了汇报。

同年10月,江西省组织联合考古队对这一矿冶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前后经过五次科学的发掘。揭露采矿面积达1800平方米,冶炼区面积约600平方米,清理出采矿竖井103口,巷道19条,露采区7处,冶炼炉两座,储水井数口。此外,经调查,采矿区面积达4万平方米左右,炼渣总量约30万吨,散布面积数万平方米。遗址中的炼渣堆积最厚处达三米多,当地人称之为“铜屎坡”,多处绵延数十米。其他遗迹有露天采坑、工棚、选矿场、槽坑、材料加工场等。遗物有铜、竹、木和陶制的采掘、提升、装载、运输、淘洗、照明、排水等生产工具以及生活用具,共计四百余件。经过专家推断,这些文物分属商、周各个不同时期。根据专家考证,铜岭矿冶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大型古代青铜矿冶遗址。距今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它的发现将我国采铜炼铜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500年。

到了此时,人们才如梦方醒,猛然间想起明朝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对古人冶铜的描述:

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用柴炭装叠烧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则山谷如昼。铜在矿中,既经烈火,皆成茱萸头,出于矿面。火愈炽,则镕液成驼(坨)。候冷,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曰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龙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曰烧窑。次将碎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大风炉,连烹一昼夜,粗浊既出,渐见铜体矣。

由此可见,冶铜工艺十分复杂。方鼎(瑞昌市博物馆)

有谁能够想到,九界公路边的这座杂草丛生的小山,在3500年前竟是这样一座繁华的工业城市呢?夏畈铜岭的老百姓所说的“铜屎坡”原来却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千古之谜。那些可以生火煮饭的“树篼巴”原来竟是一件件稀世珍宝。

1991年,瑞昌市青铜矿冶遗址的发掘成为这一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瑞昌市人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铜岭古铜矿遗址管理处,负责遗址保护的日常工作。

投入8000万元的青铜矿冶遗址博物馆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四

铜是走进人类生活的第一种金属。它以坚硬锐利的内涵和熠熠生辉的外表在人类发展历史的舞台上闪亮登场。当它与锡或铅发生碰撞之后,闪现出了更加璀璨的火花。人类文明因此而发生了质的飞跃,由石器而金属,由打磨而铸造。人类在火与金属的襄助之下不断地展示着其无穷的智慧,战争变得更加惨烈,礼仪变得更加庄严,宫廷变得更加华丽,帝王变得更加自信。青铜给人类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力量、色彩和韵律,更重要的是澎湃的激情和冲天的豪气。瑞昌市青铜冶炼遗址出土的冶炼工具

中国古代最早的铜金属实物出自仰韶文化遗址,距今大约5000~6000余年。出土最早的冶炼青铜器是甘肃兰州临洮马家窑文化遗址的铜刀,距今约4700多年。铜岭青铜矿冶遗址距虽然只有350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管子•地数篇》中却有“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的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的记载。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又说“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越绝书》记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蚩尤是九黎部落联盟的酋长,居于长江、淮水之间。在与炎黄部落联盟发生的战争中,曾九次打败炎黄部落,这可能就是以金克玉,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的原因。《尚书•禹贡》还说,大禹建立夏朝以后,将天下划为九州,依照各州的物产,对各州的贡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只有扬、荆二州有“贡惟金(青铜)三品”的记载。扬、荆二州的各方诸侯为对他表示敬意,纷纷到阳城献金。为了永息干戈,让百姓安居乐业,大禹便将诸侯所献之金依照划分的九州铸成九鼎,鼎上铸有九州的山川胜物,以示从此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的青铜主要出自于扬、荆二州,而且远在铜岭的青铜采冶之前,人们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广袤的长江中下游和淮水流域的崇山峻岭之间,是不是还有“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更古老的青铜文明呢?新中国成立以来,江南地区古铜矿遗址频频现身。1973年,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开始发掘。在约两平方千米的遗址范围内,清理出商代到汉代的采矿井巷数百条(个),炼炉12座,炼渣约50余万吨。原来“大冶”之名并不是人类的臆想。20世纪80年代初,在安徽铜陵又发掘了金牛洞古铜矿遗址。“铜陵”,因铜得名,以铜而兴。金牛洞古铜矿遗址的发掘使铜陵的“中国古铜都”名实相符。

闭上眼睛一想,大冶——铜岭——铜陵,加上中间新中国创办的武山、德兴两大铜矿,正是绵延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南岸数百公里的顺江一线。看来,“金”出扬、荆二州,“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也不是臆断。“铜草多,铜铁窠”这仅仅只是一句民谚,还是我们的先人找矿智慧的结晶?商盛时期,对内修德,对外征战,需要大量的青铜礼器和兵器。臣工奉命,跋山涉水。铜岭千呼万唤而成为商王朝的一块王畿飞地,从此甲兵森列。工匠、奴隶、战俘、囚徒、劳役都被驱赶到这里,神秘的情景至今仍被山北麓一处叫“禁地”的村落所诠释:

野岭荒山外,谁将禁令颁?

行商休歇脚,飞鸟莫沾边。

是的,在那个时代,统治者对这一战略物资的管理十分苛严。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六年(前323)颁发给楚国大贵族“启”的水陆通行符节。在残存的车节(陆路通行证)上面,就有“毋载金、革、□、箭”的铭文。像“启”这样的贵族大员都不能私自运载“金、革”等物资,足以说明在当时以青铜为首的几种战略物资的生产、经营、管理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铜岭古铜矿遗址,铭刻的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繁荣和鼎盛的足迹。《左传》有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那个遥远的青铜时代,政治和军事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而“祀”与“戎”的载体就是应运而生的青铜。统治者借助青铜礼器把本已至高无上的王权烘托到极致,借助于青铜兵器把掠夺、侵占与征服的欲望膨胀到极限。青铜成了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对大规模青铜采冶的控制和掌握,对产品的大量占有和使用,是一个国家强弱的绝对标志,也是统治者权力大小、地位高低的象征。它已经上升到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秩序的高度。青铜器——国之重器!青铜器五

蜷缩赣北一角的瑞昌只是一座小邑,迄今只有45万人口,14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面积。从现存史志来看,自古以来,凡是被放到瑞昌为令的官员都不怎么乐意,认为“瑞昌固江州之僻邑也,其地僻处荒陬,无名山大川、英流奇士,四方之轮蹄轩盖,商贾宾从鲜一至者”。又说“瑞昌僻在一隅,车盖之来,厨传之饰,终岁无一焉”。是啊,一县之令,“终岁不闻丝竹声”,一年也难得陪上一次客,这个县令当得也实在是憋屈。但是,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活。南唐升元三年(939),瑞昌撤场(原为赤乌场)设县,1989年又撤县设市。这些历史的变迁,除了她引吴接楚、傍水临江的特殊区位之外,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我作为一个瑞昌人,面对那满山满岭迎风摇曳的铜草花,遥想3500多年前,这里“烈火亘天夜,山谷如昼”,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场景,仿佛看见了不远处的南阳河里帆樯林立,一船船绽放着幽光的“金”锭顺流而下,入赤湖走长江,逆流而上进入中原;或过彭蠡古泽入虎方、扬越;或马拉车载,沿着荆、扬古驿道西献三苗、荆楚。化作戈、矛,护卫帝王尊严;化作钟、鼎,荣登大雅之堂。

我想起瑞昌民间的一个传说。从前有一个人受命担任瑞昌县令,他认为哪个地方的土重就应该选作县治之地。按理铜岭应该作为县治之地。但是湓城人却将两份样土作了调换,结果县治定在了湓城。这也许是瑞昌人与铜岭遗址的又一次擦肩而过。

我想起1938年,因为铜矿之上有一层铁矿石,俗称为“铁帽”。日本人占领瑞昌后,为掠夺资源,到处抓丁拉夫在此开采铁矿石。

我想起1958年。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瑞昌县在此设立铜岭钢铁厂,举全县之力动员八万之众,大炼钢铁。这支钢铁大军实行军事化管理,日以继夜,在这里采矿,又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运送木炭烧炼所谓的“钢铁”。我的父母也双双应征而来。我的二哥就降生在这一丛丛的铜草花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狂热之间,并且得名为“忠”。

我还想起1959年,南昌钢铁厂在此设立矿区,开采铁矿。1960年还专门修筑了小火车铁路专线至长江口岸码头镇,用于铁矿石的运输。到如今,那条窄轨铁路还静卧在萋萋荒草之中呢。1969年,九江地区又在这里创建江西铜岭钢铁厂,招收工人近千名,还建造了小高炉,生产铁矿石、铸造铁、钢坯等产品,那场景可谓热火朝天。到20世纪80年代末,铁矿资源匮尽,企业才逐渐倒闭。1966年,就在铜岭古铜矿遗址东边,省人民政府又斥巨资创办了武山铜矿,一座近万人的新兴铜城就与铜岭古铜矿遗址比邻而居……

然而,这都是一次又一次地擦肩而过。

铜岭,弹丸之地,也曾几度喧腾。那些有着古铜色鼓凸肌肉的劳工们,他们是战俘,是囚徒,还是平民百姓?在这个充满着阳刚之气的世界里,东面的那座丫髻山就是他们命名的吧?那也许就是他们在劳作之余对母亲和妻子的怀念呢,拟或是对异性唯一的向往吧?铜岭为什么叫“铜岭”?山下为什么叫“禁地”?左边为什么城”?这都是先人们煞费苦心的提示吗?遗憾的是,又有谁想到过自己的脚下头镇为什么古称“金城”?这都是先人们煞费苦心的提示吗?遗憾的是,又有谁想到过自己的脚下就踩着一个青铜时代的盛世文明呢?在古人面前,我们的浮躁难免有些贻笑。

想起这些,我不觉汗颜。第三章始皇南巡司马怀古高祖置县灌婴筑城一

秦始皇(前259~前210),姓嬴名政,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13岁继承王位,39岁称皇帝,在位37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是他建立了首个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采用三皇之“皇”和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秦始皇在中央创建皇帝制度,任用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沟通灵渠水系,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秦始皇到没到过九江,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相关史籍的记载很明确。《九江市志》记载: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南巡,从云梦浮江南下,过九江,登庐山上霄峰。陈舜俞《庐山记》记载:“上霄峰杰然最高,秦始皇登之,谓其与霄汉相接,因名焉。”陈太仆卿刘删诗曰:“秦始瞰宇宙,汉帝上旌旃”盖谓此也。《水经注》有载:“庐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峻,缅然与霄汉连接。”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叹斯岳远,遂记为上霄焉。《南康志》也有秦始皇登庐山的记载。《太平寰宇记》还记载有秦始皇登庐山的歇马石。最权威的史书《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三十七年(前210)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

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今安徽省安庆市)。过丹阳(今安徽省当涂县),至钱唐(今浙江省杭州市)。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秦始皇上岸登山的事情,但自云梦“浮江下”到安庆,过九江是必经之路。秦始皇像

其次,因当时的制度所决定。《尚书•尧典》中就记载:“天子要五年巡狩一次,以纪政要。”所谓巡狩,也叫省方,周时是指天子对地方诸侯的巡视,以此来考察民风和地方诸侯的为政情况,以使上情下达、下情上通。这是自五帝以来安民定土的行政治要。是天子的一种职责,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子民”的皇权象征。秦始皇认为秦是代周而有天下,也认为自己统一六国有三皇之德、五帝之功,因此十分尊崇祖制。历史记载,在他称帝后的10年时间里,遵制而行,先后五次巡狩天下。

公元前220年,他西巡北地,陇西。

公元前219年,他东出函谷关,一路巡视所经郡县,封禅泰山。然后又南巡至琅邪,并在琅邪起行宫、建琅邪台。

公元前218年,他再次东巡,在河南阳武博浪沙遇张良行刺。

公元前215年,他出咸阳东巡至碣石,在碣石门勒石颂德。毛主席有“东临碣石有遗篇”句,就是指这件事情。而后北折经渔阳、上谷、雁门、云中等地,回到咸阳。

公元前210年,时年50岁的秦始皇取道陕西南部蓝田、商南一线,出武关,沿丹水、汉水南下。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相传舜帝死后葬于此山,成为山神)。又顺流而下,登庐山,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登会稽山,祭大禹陵。再沿海北上到琅邪。在回咸阳途中逝于沙丘宫(今河北省广宗县)。这次南巡历时八个多月,是他历次出巡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在这次南巡中秦始皇登上了庐山。

历代《瑞昌县志》上,都记载着这样两个秦始皇过境瑞昌的传说:相传很早以前,瑞昌北部长江边上的武山(在现瑞昌市白杨镇)直插云霄,海拔2000多米,与匡庐对峙,遥相媲美。武山山神自负秀丽多姿,独占山魁,说秦始皇也无奈其何。庐山山神告到秦始皇那里,始皇龙颜不悦,怒鞭武山,奇峰峻岭,爆裂四散,遂成今貌。还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青山曾名“秦山”。相传秦始皇南巡过境青山,方向不明,燃香引路,留下了今天的“香炉包”;秉烛而行,留下了今天的“蜡烛尖”;车马经过有“跑马埂”;擂鼓演兵之处有“响鼓墩”;歇兵之处有“伴刀坎”;还有安营扎寨时留下的“千人饭桶”“万人菜锅”等遗迹。这些记载虽然只是传说,但是瑞昌地处九江西部,正在秦始皇“浮江下”的必经途中。这说明当年秦始皇南巡自云梦“浮江下”很有可能是从古金城(今瑞昌市码头镇)弃舟登岸,再南下拜谒庐山的。二

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司马迁生于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的一个小康之家。他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粟米受爵位实边”的政策下,以四千担粟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虚职,待遇低下,在当时仅仅只能免除徭役之苦。他的父亲司马谈继承了这个爵位,并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出仕太史令,负责掌管国家图书典籍和天文历算。司马迁像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刻苦研读经典,10岁能诵《尚书》《左传》和《国语》,后又师从孔安国、董仲舒,学有所成。20岁时,父亲要求他遍访河山,搜集古事逸闻,了解风俗民情。于是,他只身孤旅,从长安出武关,南下襄樊、江陵,过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嶷山,再北上长沙凭吊汨罗,出洞庭入长江,顺流而下,登庐山,观大禹疏理九江。司马迁就是这样来到九江的。这一年是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关于这次游历,他在《史记•司马迁传》中是这样记载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在《史记•河渠志》中他还记道:“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司马迁曾登庐山还有一个记载是在慧远的《庐山略记》中:“众岭中第三岭最高峻,人之所罕经也。太史公东游,登其峰而遐观,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至天庭焉。”这一年,司马迁20岁,还是一个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青年。

这次游历回到长安后,司马迁出仕为郎中。根据清代黄本骥《历代职官表》考,西汉时期只有吏部文选司、翰林院侍讲、侍读和侍卫府设有郎中官职。根据司马迁当时的年龄来推断,不可能是侍讲、侍读郎中。再根据汉武帝平定西南后,司马迁前后两次被派往巴、蜀等地筹划新郡建设的记载推断,他当时的职务应该是吏部文选司郎中。此后,他于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直至去世。

如此说来,司马迁一生只来过九江一次,而且是在他尚未出仕的青年时代。但是,因为他谨记父亲的遗训,以有道伐无道、反对暴政为写史的思想基础,以统一团结的观点为写史的理念,以崇让尚耻之义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面对大辟之刑,重泰山而轻鸿毛,终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作史记《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1年。司马迁逝世于公元前90年。当时还在汉武帝征和年间,难行于世。但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叫司马英,嫁给了杨敞,生有两个儿子杨忠、杨恽。杨恽自幼聪敏好学,母亲就把自己珍藏并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史记》便爱不释手。成年以后,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心潮起伏、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花尽毕生心血创作的史家绝唱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候,便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此时是汉宣帝神爵年间,距离司马迁谢世已经30多年了。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只是一部“不虚美、不隐恶”的史书,更是一部“朴素凝练、简洁利落;浑然天成、滴水不漏”的文学巨著。更重要的是他还为后世传承了不偏不妄的立说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崇高品格。他的《报任安书》时读时新,总是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是啊,九江好山好水。千百年来,生于斯者、治于斯者、行于斯者熙熙攘攘,何止千万?何独太史公司马迁惊鸿一掠反而让江州人世代铭记?我想,其理不言自明。三《九江市志》载:西汉初年,置寻阳县,治在现在的湖北省黄梅县西南。汉高祖六年(前201)置柴桑县,辖区相当于现在的九江市区、九江县、庐山市、瑞昌市全境和德安县的一部分。

根据《江西通史》的记载,在现九江市全境范围内,置县之始不在西汉初年,而在秦时。许怀林《江西史稿》载:“秦时江西境内的县治,承前的是番、艾(今修水、武宁)。”《九江市志》还载:“高祖六年(前201)置彭泽、历陵(德安)、艾(修水)、海昏(永修等地)、鄡阳(都昌等地)。”记载虽然有些出入,但是大体上没有违背九江置县多在汉初的历史事实。至少可以肯定公元前201年,汉置柴桑县是以现在的九江市区为中心县治之始。柴桑县置于汉初,隋开皇年间(581~600)并入寻阳县,历800余年。柴桑县因柴桑山而得名。《山海经》云:“柴桑之山,其上多银,其下多碧,多冷石赭。”《中国地名大辞典》又进一步说明:“晋陶渊明家于柴桑,即此。”《大清一统志》说,“柴桑故城,今治所在地西南九十里。楚城驿是其址”就是现在的九江县马回岭镇荆林街。

为了取得有价值的实物佐证资料,考古工作者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试掘。在荆林街的毗卢寺开了八条探沟,采集到大量的晋代建筑、生活实物。又在距荆林街一千米的富民林场发现了一处数百亩的墓葬区,出土了大量的汉时器物,还有王莽时的布币和五铢钱,充分证明了在汉代这里已经基本具备了县治的规模和条件。初步断定这里就是汉初柴桑县的治所。

至于说先于柴桑县的寻阳县,应在今天的湖北省黄梅县蔡山镇一带。因为英布是在汉高祖元年(前206)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而为九江王的,而后在这里筑九江城。到高祖三年(前204),是汉高祖刘邦的谒者随何使离间之计才使英布背楚投汉。所以说,基本上可以肯定寻阳县不是汉高祖刘邦所置,而是九江王英布所置的可能性极大。治所肯定是在九江城。但是,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寻阳县是不是隔江而治九江,已不可考。我想,即使是隔江而治也是时间极短。秦朝虽然是亡于汉高祖元年(前206),但是此后刘邦和项羽之间经过四年的楚汉之争后。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即已大定天下。随后即于汉高祖六年(前201)置柴桑等县。所以说,在秦末汉初,江北寻阳治九江的时间最长只有四年。

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是汉朝的开国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十分尊重人才。他统一中国建立汉朝之后,在总结自己的成功原因时就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不如萧何;论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正是他的这种尊重知识人才的思想,奠定了他以文治国的基本方略。他既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同时又废除了秦朝的严刑峻法,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豁免徭役,息兵休民,深得人心,迅速地恢复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

刘邦脚踏实地、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的治国思想、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契合实际且影响深远,使大汉延续了长达400余年的稳定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最富裕繁荣、最和谐稳定的统一王朝。“汉”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徽记,令后世国人景仰不已,追念称颂。毛泽东曾经三次给予刘邦以崇高的评价。他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时说刘邦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1959年底,他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时又评价刘邦“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他又说刘邦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四

九江有城,当始于汉高祖五年(前202)。始筑城者是车骑将军灌婴。灌婴(?~前176)生于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年轻的时候以贩卖丝绸为生,后追随沛公刘邦。根据《汉书•灌婴传》的记载,汉高祖五年(前202),灌婴“下东城、历阳。度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又记载:“以车骑将军从击燕王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历阳即现在的安徽和县。根据这些记载,这一年,灌婴随刘邦在垓下打败项羽后,即从安徽和县过江,长驱直入,平定吴郡、会稽、鄱阳、豫章诸郡后,又回到了淮北。年底,又北上参与平定燕王臧荼的反叛。汉高祖六年(前201),灌婴得封颍阴侯,食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2500户。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应该在自己的封地。说明他“还定淮北”的时间也不长。这一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谋反。汉高祖纳陈平之计东巡至陈(今河南省淮阳县)召见四方诸侯。因灌婴封地颍阴与陈地比邻,所以就由他奉命在陈逮捕楚王韩信。这说明灌婴屯兵九江的时间极短。九江古城遗迹

对于九江来说,灌婴也许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但是九江这座城市的开创者是灌婴,这是确定无疑的史实。晋张僧鉴《寻阳记》中说,湓城、豫章城都是灌婴所筑。新的史考证明,湓城就在湓水入口的右岸、甘棠湖的北边。当年江州司马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也许正在此处。南宋人赵与时考,说灌婴根本就没有到过江南,但班固的《汉书》写得很清楚,是灌婴“定吴、豫章、会稽郡”。古豫章城是灌婴所筑的证据更加确切。南昌至今仍有别称“灌婴城”“灌城”,在南昌市还有灌婴路、灌婴小学等。我想这些都不会是无中生有。灌婴在九江虽然是匆匆而过,而后“还定淮北”,但是他负有镇守九江郡和豫章郡的责任,下令筑城当在情理之中。灌婴井

灌婴所筑城池最初名湓口城。当时甘棠湖、湓水、长江相连,水围三面,地形险要。灌婴以一个军事家的战略眼光选中了这块宝地。湓口城东西千米,南北约六百米,城墙厚约四米,以土夯筑而成。北临长江,西枕湓水,南面甘棠湖。据说灌婴所筑湓口城只有三座城门。东为迎春门,南为景星门(时甘棠湖称景星湖),西为湓浦门。城北无门,只有碉楼城垛扼控江面。

根据《九江府志•古迹篇》的记载,灌婴筑九江城时,曾在城中凿有一井,因井水应江浪而动,故名“浪井”。这也许就是存世的灌婴筑九江城的唯一见证。浪井原位于浔阳区西园路浪井巷八号,现坐落在浔阳区信华城市广场庾亮楼的旁边,距离长江不足百米。传说中“浪井”后来随着湓城的衰落而壅塞了。到了东汉建安年间(196~220),孙权屯兵于此,自标井地,命使凿之,适故处得石函井铭云:“汉六年颍阴侯开,三百年当塞,塞后不满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孙权非常高兴,以为大吉大利,遂命名为“瑞井”。因井与长江相通,每遇风雨,江涛汹涌,则井中有浪,荡然有声。唐代诗人李白来九江时曾写道:

浪动灌婴井,浔阳江上风。

开帆入天境,直向彭湖东。“浪井涛声”曾为“浔阳十景”之一。“浪井”至今犹在。井圈为青石雕凿,高四十五厘米,口径五十九厘米。因历经千年,井圈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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