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郎咸平杨瑞辉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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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试读：
作者简介
郎咸平1986年从沃顿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在大师Robert Litzenberger 的带领下共同提出“托宾的Q大于1是好公司,小于1则是坏公司,坏公司发放股利对股民而言是好消息,股价会上升,但好公司发放股利与否却不会影响股价”。基于这一发现，郎咸平教授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三篇论文，其引用率在全世界金融学论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990年间所有出版的金融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一篇就是郎咸平与助教Stuart Gilson合著的《不良负债重组与公司私下重组的实证研究》，这篇文章还被列入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50篇金融学论文。另外一篇题为《管理业绩、托宾的Q和成功收购要约获得的收益》的文章同时被列入全世界公司财务引用率最高的28篇论文。1990-1992年间郎咸平在Journal of Finance 和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篇。
1994年，郎咸平教授离开纽约大学转赴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同年，郎咸平教授和Rene stulz 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了《托宾的Q、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公司业绩》一文，这篇文章对学术界相当有震撼力，因为郎咸平教授提出了一个反思维：公司多元化经营是有害的，我们应该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篇文章是针对美国企业所做的研究，但其结论给国内国企大量乱投资的现象当头棒喝。
1997年之后，郎咸平教授将重心转移到亚洲公司的课题研究。1998年赴美国华府参与一项亚洲公司治理的研究，研究成果标题为East Asian Corporations: Heroes or Villains，该论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ISBN：0-8213-4631-8）。之后，郎咸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亚洲公司的重要论文，2000年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东亚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2001年发表《股息和利益侵占》，2002年发表《大股东激励与壁垒效应解析》，2006《大股东持股对于信息不对称和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等论文。
杨瑞辉（Leslie?Young）教授出生于广州，两岁时随父母移居新西兰，在惠灵顿附近的广东人社区经营蔬菜农场。每天帮父亲装卸蔬菜后，他都会跑到惠灵顿市立图书馆学习英文。他喜欢英国诗歌、戏剧和小说，而且会将所有看过的书抄写一遍，由此培养了他对世界各国文化、历史和哲学的爱好。
杨瑞辉数学天分很高，本科就读于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University），主修数学，获得优等理学学士学位。之后，申请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在等待去牛津大学的时间里，杨瑞辉便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将数学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拓扑学。维多利亚大学的教授得知以后，非常希望他留在学校继续进修博士。不过此时的杨瑞辉又已经完成了另外一篇博士论文，将数学分析的方法应用在泛函分析中，此论文最终还获得了高等数学研究奖。杨瑞辉的这两篇学位论文都完成于20岁前。最终杨瑞辉仍然选择了牛津大学。2003年，维多利亚大学授予了他当年未能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英国牛津，杨瑞辉完成博士学位后便申请英国国籍。申请期间，他有幸结识了后来（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James?Mirrlees）。在莫里斯教授的影响下，他开始接触经济学，并得以在牛津的林肯学院任教。这之后，杨瑞辉回到了新西兰。7年之后，他被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聘为纽豪斯（V.?F.?Neuhaus）金融讲座教授和经济学讲座教授。
杨瑞辉在国际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被界内人士广泛认同。其著作《黑洞关税和再分配的内生性理论》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赢得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诺贝尔评委会主席的好评。而且，杨瑞辉在国际最著名的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史无前例地连任四届编委会成员。
1992年，杨瑞辉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伟伦首席讲座教授（Wei?Lun?Professor?of?Finance），并且从1993年开始，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亚太商学院的执行理事，负责教育工作。杨教授擅于对比西方经济和日本及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尤其关注经济发展中经济组织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根源。前言一只有彻底切割非“左”即右的僵化
思维，中国才有希望
郎咸平各位读者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我和杨瑞辉教授，作为喝着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怎么会写这本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小册子。其实理由很简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自由经济思想主导的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结果，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研究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反思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实我从大学就开始慢慢接触马克思理论，可是由于水平有限，一直无法领略其思想的本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修了一门一位德国教授 Alois Wenig开的资本理论（Capital Theory）课程，我很震惊地发现这位教授竟然用多变量微积分解释《资本论》，而且Wenig 教授就把马克思的理论当成经济理论教学，这位德国教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当时觉得德国人自己追捧德国人马克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领略不到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只是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资本论》可以用数学来解读。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位教授出考题要求我们用数学解答《资本论》的几个问题。不瞒各位读者，我们全班同学，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答对任何一题。最后Wenig教授要求我们全班补考，我只得了35分，这门课的成绩不是太理想，只是教授比较客气，没把我们全班给当掉了。以后我请求这位教授帮我写推荐信申请美国的大学，教授很客气地对我说，我很愿意帮你写推荐信，但是你的水平有限，你只能申请二三流的学校。所以我能进入世界一流名校沃顿商学院读书是一个我到现在都不能解释的奇迹，至少教过我的老师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命运就是这么有趣，我在纽约大学教书的时候， Wenig教授也到纽约大学访问，他看到我时的眼神除了有看到老学生的兴奋之外，我还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迷惑。
我进入沃顿商学院以后，经常在经济系修一些经济学的课，当时我想去修两门课程，一个叫经济思想史，一个叫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可是开课第一周我就打了退堂鼓，因为数学之难、理论之艰深让我感到痛苦万分，可我还是决定旁听一个学期，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其中的重要主题。由于我本身的水平实在有限，我当时只能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技术性数学化的理解，而完全无法参透其中的玄机。我当时就已经了解了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几乎都在1950年之后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证实，而这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向各位读者介绍如何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数学解读《资本论》。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是现代经济学竟然证明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的正确性。
我拿到博士学位的二十多年后，整个学术理论体系逐渐成形，我对于马克思的理论精华也渐渐地开始理解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经常和同事杨瑞辉教授喝茶讨论马克思。杨教授的知识非常渊博，我从和他的持续对话中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对话（dialogue）这么重要，这也是柏拉图对话集的重要意义，因为相互的对话、讨论、激辩才能形成辩证（dialectic）, 我也开始慢慢地理解了马克思承袭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自成一派的唯物辩证法。我们在这本书中将马克思这一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介绍给读者，而且以此为基础，我们开始讨论从马克思年轻时代始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到底是什么。我们查证资料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他想达到和谐社会的一个手段，他这一生真正追求的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当我读完他的著作之后立刻有了一个疑问，以马克思的聪明才智而言，难道他真的相信透过共产主义可以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研究马克思从年轻到去世的所有著作之后发现，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充满激情、乐观的年轻学者。但是到了晚年，他不但深受病痛折磨，而且儿女的过世让他难以承受打击，性格开始转向悲观，而且痛恨命运的无情，甚至痛恨他晚年所经历的资本家的贪婪霸道。最后，他从根本上放弃了改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而由共产主义所取代。但是目前，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老大哥竟然轰然垮台。
难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吗？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而资本家则无情地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代经济学基本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但是马克思接着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并最终孕育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论》第二卷指出资本逐利的天性一定会导致再生产失衡和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后来也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资本主义确实也发生了危机，例如1929年经济大恐慌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但这些危机绝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论》第三卷指出资本家必然进行越来越多的资本密集型投资，从而导致利润率的必然降低，这个观点也在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过，在现代社会，持续的创新可以享受高额利润率，直到更多人跟进模仿，然后行业利润率才下降，因此美国就是透过不断的创新，例如互联网，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说法只存在于《资本论》第一卷，可是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他过世之后，资本主义透过进一步的民主与法治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从而避开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诅咒。
我实在很难想象，马克思这么严谨的学者竟然没有用他的唯物辩证法推理出民主与法治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经过我们的研究，是可以推理出这样的结论的。所以在此书中，我们想重塑一个马克思，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论》所谈到的欧洲的历史，希望能够重新塑造马克思的思想，以解答为何资本主义能持续领导世界。我们详细分析了欧洲一千多年的历史之后，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遏制腐败的阶级斗争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就是因为在马克思过世之后，欧洲透过了更进一步的民主和法治控制了腐败，从而挽救了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而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苏联没有遏制腐败，违反了马克思的理论。
当然，谈到马克思就不能不谈亚当·斯密，他被誉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孕育了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重新阅读《国富论》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震惊不已。斯密应该重新被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源之一。当时英国庞大的资本家集团腐蚀了英国的议会以致通过了许多压抑劳工、图利资本家的议案，同时英国的资本家透过大英帝国的扩张，掠夺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国的子民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同时，和列宁一样，他也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自身的工人也遭受了严重剥削。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根本不是鼓吹资本主义，反而表现出像马克思一样的悲天悯人的胸怀，他反对政府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认为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能使得整个社会得益，因此他才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涉经济的自然运作。
我们比较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理论之后，发现两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竟然如此类似，马克思透过“民主和法治”打击权力的腐败，而亚当·斯密则是透过“看不见的手”打击权力的腐败，但是这两位悲天悯人的大思想家打击权力腐败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和谐的社会”，而亚当·斯密称之为“社会整体利益”。请问各位读者，这两位学者到底谁是右派，谁是“左派”？这么看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谓的“左”和右的争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基本上都是把手段当做目的的僵化思维模式。以“左派”所尊崇的马克思为例，把他的共产主义手段当成了目的，而完全忽略了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及和谐社会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改革开放之前无民主、无法治的“左”的错误，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僵化，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横行了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而言，他们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当成目的，否定政府的一切干涉，忽略了社会整体利益。例如，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都没有全面进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公共部门，而在中国，在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下，政府全面退出公共产品部门，从而造成了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医改之后看不起病的社会不公现象。而这些改革的结果忽略了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图利了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却由全社会来承担。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错误的非“左”即右的二元思维模式，切割“左”和右的思想羁绊，这也是我们写作这本小册子的重要目的。
既然切割了“左”和右的错乱思维，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呢？其实对于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也应该有着不同的阶段划分，以现实意义而言我认为应该以“追求公平”为现阶段的执政目的，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效率。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只有这么做才能达到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维护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为了阐释这个理念，我特别把我2005年12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放在本书中，这是我第一次提出这个思维。前言二马克思主义蕴涵了20世纪很多主流
经济学理论
杨瑞辉众所周知，马克思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本质，并且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会因为其内部矛盾而产生危机。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深刻而永久地改变了世界历史。
马克思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对后世的思想理论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得益于其年轻时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始终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马克思晚年主要在整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详细而系统地分析了野蛮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两卷不仅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蕴涵了20世纪的很多主流经济学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终究逃脱不了灭亡的结局。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资本家一方面尽力剥削工人，另一方面为了节约劳动成本而加大资本投入，这终将导致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难以维系，最终迫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金融系统趋于崩溃，并将原本勤劳善良的人类扭曲成为疯狂追逐抽象资本的邪恶物种，整个社会将因此而陷入黑暗，整个人类将因此而失去尊严。我们目前经历的这次经济危机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当年这一可怕但极富智慧的预言。
虽然马克思的理论不可能字字无误，但是他对历史的洞悉可能是最广泛最深入的，他对未来的预言也可能是最乐观最慈悲的。
马克思无疑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第一章亚当·斯密的社会主义情怀（一）导言：不要忽视亚当·斯密的思想基础——反腐败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英雄人物，他不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更堪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举例而言，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时期，为政府服务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设计并佩戴印有亚当·斯密肖像的领带，可见亚当·斯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力之大。亚当·斯密的思想孕育了现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大体系之一——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另一个由马克思理论所孕育的苏联东欧等国家却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解体了。
但是我们在重新阅读这本开现代自由经济思潮和现代资本主义先河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到震惊不已：亚当·斯密的思想应该重新被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渊源之一。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是处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庞大的资本家集团腐蚀了英国的议会而通过了许多压抑劳工图利资本家的议案，同时英国的资本家透过大英帝国的扩张掠夺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国的子民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同时，和列宁一样，亚当·斯密也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也遭受了严重剥削。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在于反对在经济生活中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他认为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能使得整个社会得益，因此他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涉经济的自然运作。故此他把此项（经济学）研究领域命名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马克思所处的德国（普鲁士）的情况和英国差不多，只是德国当时不像大英帝国拥有多处殖民地，因此马克思只针对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议题展开批判。可是马克思本身是位哲学家，他的思想承自康德、黑格尔等大师，他从哲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他指出，当时所谓的现代国家是由一系列抽象规则所组成的，而老百姓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些规则主要是因为私有财产制度，一旦产生产权纠纷，社会大众就可以透过这些规则解决争端，从而保护私有财产。但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议会制度的批评竟然和亚当·斯密如出一辙，他也认为资产阶级腐蚀议会建立图利资本家的规则，进而奴役劳动者。马克思对劳动者的惨况批判和亚当·斯密又是如此之类同，他指出抽象的私有财产使得人们之间变得疏远、冷漠，同时也恶化了人际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人们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愚笨的苦差事，然而资本家只是把工人看作被剥削的对象、挣钱的机器。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马克思的解决方法不同于亚当·斯密，他认为只有废除私有财产才能重建和谐社会，而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一定会崩溃，并最终由无产阶级所取代。无独有偶，马克思也将这些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
这两位伟大的学者同样看清楚了资本主义的官商勾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团体，进而奴役劳工的事实。而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描述了专家学者在当时的态度，他指出：“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亚当·斯密以及马克思的理论精髓就是要打破这种腐败，只是路径的选择不同。在18世纪的英国，亚当·斯密选择了“看不见的手”，而在19世纪的德国，马克思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但其透过反腐败而重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的。
所以，今天我们应当警惕某些人高唱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倡导其所谓的强化私有制和市场力量。 我们千万不要被其片面言论所欺骗，而忽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热切关注的腐败问题。如果放任利益集团透过“看不见的手”而获得操纵价格的权力，那么这两位大学者所担心的老百姓的惨况也就为时不远了。今天我们呼吁政府强化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目的不是走回头路去研究“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纲领，而是研究他们这种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情怀，进而理顺21世纪的中国所需要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二）亚当·斯密的社会主义情怀
亚当·斯密曾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任教，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师，他似乎不甘心当一位伟大的学者，因此他在退休前竟然牛刀小试任职于苏格兰海关税司，这是个有趣的职业转换。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学讲稿》（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和关于道德的论著《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他的不朽巨著《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这本书开创了现代经济学之先河，亚当·斯密堪称现代经济学之父。但是历史的巧合就是如此的有趣，《国富论》和标志美国建国的《独立宣言》恰巧在同一年出版。而这个巧合所以如此的出名，主要还是因为在这一年所建立起来的美国实践了源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将政府的作用限定至最小，而通过“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这种思维孕育了以自由经济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因此他也堪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一个是由马克思思想理论所孕育的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亚当·斯密理论所孕育的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1.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的讽刺，不要说一般人，就连现代经济学家好像也没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国富论》。更为讽刺的是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如果真正读过《国富论》，他们一定会感到震惊：《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讨论的问题竟然如此之类似！举例而言，亚当·斯密也关注工人遭受拥有政治权利的资本家的剥削。他指出，一方面英国的法律禁止工人团结起来提高工资，但却放任资本家压低工资；另一方面，法律从资本家的利益出发限定了最高工资。通过这些论述，亚当·斯密严厉地谴责资本家攫取了英国的民主政治权利：……然而，一些法律有时仍然试图限定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工资。于是，乔治三世八年的法律，除了在国丧期间以外，禁止伦敦及其周围五英里以内的所有裁缝雇主支付超过两先令七便士半的日工资给雇工，违者处以重罚。只要立法机构试图调解雇主雇工之间的争议，那么一定以雇主为顾问……
当雇主们串通压低工资时，他们通常签署合同或缔结协议不支付一定数目以上的工资，违者将受到处罚。如果雇工们组织相反的同盟，不接受低于某一数目的工资，他们就会遭到法律严厉的处罚。但是如果法律是公正的，那么它也应该如此对待雇主。但是乔治三世八年的法律加强了雇主们串通的可能性……我必须提醒读者注意，出于忠于原著作的原因，对本书所有的引用文我只能直译，而不能意译，因此读起来会比较拗口。
Particular acts of parliament, however, still attempt sometimes to regulate wages in particular trades, and in particular places. Thus the 8th of King George III prohibits under heavy penalties all master tailors in London, and five miles round it, from giving, and their workmen from accepting more than two shillings and sevenpence halfpenny a day except in the case of a general mourning. Whenever the legislature attempts to regul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sters and their workmen, its counselors are always the masters…
When masters combine together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ages of their workmen they commonly enter into a private bond or agreement not to give more than a certain wage under a certain penalty. Were the workmen to enter into a contrary combination of the same kind, not to accept a certain wage under a certain penalty, the law would punish them severely; and if it dealt impartially, it would treat the masters in the same manner. But the 8th of George III enforces by law that very regulation which masters sometimes attempt to establish by such combinations…亚当·斯密指出，资本家拥有政治权利，因为他们有选举权，而工人几乎没有选举权 亚当·斯密（Smith，1934），第157—158页。。而且资本家还有其他的优势：发生罢工时他们比急等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能坚持更长的时间；资本家人数很少，所以他们共谋对策也比工人更容易亚当·斯密（Smith，1934），第83—85页。。
亚当·斯密痛心地指出，资本家的剥削和单调沉闷的工厂工作损害了工人的心智与人格：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耗费在几个简单的、功能单一的操作上，他就没有机会发挥他的理解力、运用他的创造力解决难题。他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努力的习惯，甚至衰退到极度的愚蠢和无知的地步。心智的鲁钝不仅使他丧失了兴趣和交谈的能力，也不会怀有任何慷慨、高尚、温柔的感情，进而连日常事务也不能处理。对于国家的重大而广泛的利益问题他完全没有概念……这种工作甚至损害他的身体功能，使他不再有精力和毅力胜任任何除了正在伤害他的那份工作。他在本行业获得的技巧是以智力衰退、丧失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为代价。在任何一个进步文明的社会里，如果政府不努力挽救，占人口主体的贫穷的劳动阶层必然会受到上述伤害。
The man whose whole life is spent performing a few simple operations of which the effects are, perhaps, always the same, or nearly the same, has no occasion to exert his understanding, or to exercise his invention in finding out expedients for removing difficulties which never occur. He naturally loses therefore the habit of such exertion, and generally becomes as stupid and ignorant as it is possible for a human creature to become. The torpor of his mind renders him, not only incapable of relishing or bearing a part in any conversation but of conceiving any generous, noble or tender sentiment, and consequently of forming any just judgement concerning many even of the ordinary duties of life. Of the great and extensive interests of his country he is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judging… it even corrupts the activity of his body, and renders him incapable of exerting his strength with vigour and perseverance, in any form of employment than that to which he has been bred. His dexterity at his own particular trade seems in this manner to be acquired at the expence of his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martial virtues. But in every improved and civilized society this is the state into which the labouring poor, that is,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must necessarily fall, unless government takes some pains to prevent it.这些忧虑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何其相似！亚当·斯密也同样关注追逐财富对追逐者自身的伤害：他用自己的整个一生，来追求他也许永远不能享受到的那种创造性和优美的生活，为此他牺牲了自己永久而真正的安逸，而且，如果他在垂暮之年最终得到它，他就会发现，它们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不上他业已放弃的那种所谓微不足道的安定和满足……最后他开始醒悟：财富和地位仅仅是毫无效用的小玩意……权力和财富就像是为了产生肉体上微不足道的便利而设计出来的……他们反而比以前更多地感到担心、恐惧和忧伤，面临疾病、危险和死亡。
Through the whole of his life he pursues the ideas of a certain artificial and elegant repose which he may never arrive at, for which he sacrifices a real tranquility that is at all time in his power, and which, if in the extremity of old age he should at last attain to it, he will find it to be in no respect preferable to that humble security and contentment which he had abandoned for it… he begins at last to find that wealth and greatness are mere trinkets of frivolous utility… Power and riches appear than to be what they are, enormous and elaborate machines contrived to produce a few trifling conveniences to the body. They leave him always as much, and sometimes more exposed than before to anxiety, to fear, and to sorrow; to diseases, to danger, and to death. 参见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第181—183页；亚当·斯密（Smith，1977），第52页。亚当·斯密认为垄断产生的高利润伤害了垄断者，因为这会“破坏商人与生俱来的节俭品质。当利润增加，这种朴素的美德就显得多余，而铺张奢华似乎更与他的富有相般配” 亚当·斯密（Smith，1934），第612—613页。。亚当·斯密比较了“富裕阶层普遍的杂乱无章”和“穷人严格节俭和精打细算”亚当·斯密（Smith，1934），第48页。。这些叙述让我们联想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中的相关内容，在这本书里马克思痛陈资本主义运作对工人和资本家的共同伤害。
亚当·斯密提倡政府应当发挥重大作用，比如提供基础设施、普及教育。他反对将政府的功能仅仅理解为纵容国内的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渠道攫取财富，此外还降低了经济效率。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论点亚当·斯密（Smith，1934），第452页。。
例如，他再三地抨击对贸易的不公平的、低效率的干涉。他谴责通过立法给予私人或贸易公司经营某产品的排他权利亚当·斯密（Smith，1934），第78—79页。，或者给予同业工会提供某种排他权利亚当·斯密（Smith，1934），第79页；第135—140页。来确立垄断。亚当·斯密痛责立法轻易地被资本家操纵，他们人数稀少，集中于城市，而且拥有充足的资金行贿。他抨击充斥于资本家立法游说活动中的“诡辩和喧嚣”亚当·斯密（Smith，1934），第144页；第471页。。今天，他的警告很大程度上依然适用。2.亚当·斯密对大英帝国主义的批判
亚当·斯密不但和马克思一样批判资本主义，他还更进一步地批判大英帝国本身所实行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这种批判和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又极其类似。举例而言，他批评通过立法建立对美洲（尤其是西印度的蔗糖殖民地）和印度殖民地的垄断贸易，这种垄断使资本家获利，却因为所需的军事开支贻害国家 亚当·斯密（Smith，1934），尤其是第60—66页；第612—617页；第946—947页。：0一、亚当·斯密的社会主义情怀一、亚当·斯密的社会主义情怀0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让它的人民愉快地幻想他们在大西洋的西端拥有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迄今只是一个幻影而已，它不是一个帝国而只是一个帝国的计划；它不是一座金矿，而是一个金矿的计划。一项需要而且持续需要费用的计划。如果情况照旧这种费用将难以估量，而且由于殖民地贸易被大英帝国的资本家所垄断，因此也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利润……对于占人口主体的人民而言，他们是只有损失而没有利润。
The rulers of Great Britain have for more than century past amused the people with the imagination that they possessed a great empir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Atlantic. This empire, however, has hitherto existed in imagination only. It has hitherto been, not an empire, but the project of an Empire, not a gold mine, but the project of a gold mine. A project which has a cost, which continues to have a cost, and which if pursued in the same way as it has been hitherto, is likely to cost immense expence, without being likely to bring any profit for the effects of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are, to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mere loss instead of profit. 亚当·斯密（Smith，1934），第946—947页。近来的历史学家的研究证实了亚当·斯密的判断，殖民地对于大英帝国的经济完全是个累赘，保卫和管理殖民地的费用超过了获利。殖民地贸易使得在议会中占有相当席位的海外农场主大发其财，但是大英帝国的普通公民却因维持殖民地费用而不堪重负 托马斯和麦克洛斯基：《海外贸易与帝国1700—1860》,第94—102页。。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高昂的进口关税以及向英国出口的限制损害了印度人民的利益托马斯和麦克洛斯基：《海外贸易与帝国1700—1860》,第94—102页。。
英国人为他们的“日不落帝国”（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而自豪，这个帝国虽然是个拥有了空前领土和人口的庞然大物，但却是一件白人掠夺他们所谓“劣等人种”的财富的可耻工具而已。但是亚当·斯密认为在帝国的面具之下掩盖的是英国内部的阶级剥削。因此亚当·斯密的理论不但不主张政治干预下的自由经济，反而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的综合，看起来他应该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亚当·斯密怎么摇身一变，反倒成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英雄了呢？要解释这一转变需要回顾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化过程。3.亚当·斯密利用“看不见的手”对抗资本主义的腐败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官商勾结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和现在的中国类似，这种腐败竟然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这些利益团体到处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包括政府图利利益团体有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等等。因此，一些令人发指的现象出来了，比如，利益团体贿赂勾结国会议员通过牟利法案，乘机致富。亚当·斯密非常忧虑这种腐败现象会导致大英帝国的沉沦，因此撰写《国富论》希望改变大英帝国的官商勾结的腐败现状。但是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他要改变现状就要使得议会的议员和利益团体脱钩，但是他们勾结了那么多年，哪有可能使得他们脱钩呢？亚当·斯密为了纠正这种勾结现象，他不仅要说明政治干预对经济的损害，还必须从一般意义上论证经济运转完全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亚当·斯密不希望冗长的理论论述妨碍读者的阅读，于是使用了一个有说服力的隐喻，这个隐喻在经济学著作中频繁出现：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价值最大化，他所想到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此种情况与其他许多情况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达到一个他并不曾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他虽然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他这种行为却超乎他的想象而有效地增进了整体社会的利益。
By directing that industry in such a manner as its produce may be of greatest value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and he i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By pursuing his own interest he frequently promotes that of the society more effectually than when he really intends to promote it.亚当·斯密（Smith，1934），第423页。亚当·斯密论证了社会可以由“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由此反对政治干预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三）新古典经济学是如何扭曲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
手”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完善成反对政治干预贸易的理论，李嘉图还创造了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产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所创造。之后马克思利用劳动价值理论论证了自己的劳动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认为，如果产品价值是由劳动者所创造的话，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有呢？可见资本家是靠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致富。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及其残酷性，而其思维和我们前面所探讨的亚当·斯密的思维之类似让所有阅读过《国富论》的人感到震惊。但是和马克思不同，亚当·斯密希望透过“看不见的手”说服议会放弃干预，而“看不见的手”增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利益团体的利益。
马克思的理论是以放弃私有财产制为手段，以社会和谐为目的，而最终由无产阶级取代一定会崩溃的资本主义。后人解读马克思的这种说法，在惊慌失措之余，自然地将这个社会划分为左、右两派，即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按照我们前面的论述，亚当·斯密应该是被划分到社会主义阵营的，但是一场不知道是人为刻意安排的或是天意自然形成的伟大革命开始了，那就是把亚当·斯密拉到了资本主义阵营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其手法就是重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形成我从大学时代就开始阅读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他们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精巧地扩展至价格机制，但却隐匿了亚当·斯密具有和马克思同样的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情怀。我们一步一步地还原历史，看看这场悄然进行的革命是怎么歪曲历史的。1.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革命
首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推翻马克思的根本思维，那就是劳动价值理论，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劳动和价值之间具有什么关系。奥地利人门格尔（Karl Menger，1840—1921年）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年）在维也纳大学发起了“边际理论”革命。他们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他们认为商品的价格并不是由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所决定，而是由消费者购买最后一件商品的价格所决定，这个时候就开始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价格机制联系起来了。一般非专业的读者可能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市场供应了A产品，当时有三个消费者购买了A产品，第一个人非常想买，因此出了3元，第二个人的购买意愿稍低，他只愿意出2
这个说法有意地把劳动的贡献排除，那么下一步就应该是肯定资本家的贡献了。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家是全无贡献的，他们的财富均来自于掠夺劳动者。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Eugen von B
由边际理论所推导出的价格理论开始风起云涌地被推广了，而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开始被神话了。举例而言，稍后的奥地利学派成员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年）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89—1992年）都强调价格中包含的信息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价格本身就能最适当地调配资源。读者又要问我，这个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再举个简单例子，如果A产品的价格上升到3元，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需要A产品，因此我们应该多生产A产品；如果A产品的价格下跌到了1元，那我们就要少生产A产品。也就是说价格本身包含了社会的喜好程度这一重要信息。因此A产品价格上升就要多生产，所以就要多用资本和劳动；如果A产品价格下降就要少生产，所以就要少用资本和劳动，也就是价格指导了资本和劳动这些资源的调配。
那么马克思所孕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那么糟糕呢？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国家缺乏了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而由政府作资源的调配，因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低效率。举例而言，政府所投资的国营企业可能生产出社会根本不需要的大炮，大量的劳动和资本被投入了军工部门，因而造成资源配置的大量浪费。此外，劳动者都是被命令到这个部门，因此缺乏积极性而造成低效率，因为他们的工资都是政府给定的，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以劳动者投入的最后一单位劳动决定他们的工资）。哈耶克也就是因为这个理论而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意见经常被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右翼首相撒切尔夫人任职期的政府采用。我在台湾念东海大学的时候熟读哈耶克写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当时对他简直佩服得不得了，因而自诩为哈耶克的继承者，还给他写了两封信，这位仁慈的老人竟然手写了两封回信，让我感动不已。很可惜，他的两封信都已经遗失了，主要还是自己当时少不更事，没有想到那些信件的重要性，因而随意放置。我当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的我竟然会将我年轻时的偶像（这是我大学时代最可爱的一点，那就是我的偶像竟然是大学者，而不是影视明星）的思想重新做个批判。
这个价格机能调配资源的作用简直太神奇了，在瑞士洛桑，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年）认为透过价格机能的调整，整个社会将会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这个社会透过产品价格2元、每天工资400元和每天资本回报率4%生产A产品。这就是他所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但是要达到这种最美妙最佳资源配置的世界有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前提，那就是劳动者必须接受每天400元的工资和资本家也必须接受4%的资本回报率，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工资和资本回报，而单个消费者也不能改变购买价格，必须是2元，否则他的美妙世界就达不到。满足这些条件显然不现实，举例而言，这个社会对学有专精的技术人才是采取议价的方式，而不是给定工资你爱干不干的心态，此外，各地政府大力给予各种优惠吸引外资，不也是议价的心态吗？瓦尔拉斯这个前提条件似乎已经开始否定自己的理论了？与其说是达到“一般均衡理论”的条件，还不如说是一个根本达不到“一般均衡理论”的警告。
他的学生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年）继承他的思想，开始构建一条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路径，这以后被称为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他首先提出透过前述的价格调整，这个社会可以达到“帕累托改进”——可以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那么“帕累托改进”要改到什么境界才是最好的状况呢？那就是任何图利某些人的企图，都会导致其他人的损失，也就是有名的“帕累托最优”。为了达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那就需要一长串前提假设，这些假设是相当专业的，一般读者不需要理解这些艰深的行业术语，但为了方便专业知识较强的读者，我们还是决定将这些条件罗列出来——“比如假设没有规模经济（也就是大量生产不会降低单位成本），没有溢出效应（如污染），掌握未来价格和技术的完全信息，消费者和生产者今天就做好了未来所有的选择，达到市场均衡所需的市场容量，甚至这个供求均衡是在不确定的遥远未来”。我们相信就算是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在看了这些严苛的条件后也会莞尔一笑，在现实社会中可能存在这些条件吗？所以与其说是前提条件，倒不如说它们像是一系列的警告，警告我们根本达不到这种资源分配最优的情况。简而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实际上警告我们依赖以价格机能为主导的市场力量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很讽刺的却是训练严谨的经济学家将这些理念无限度地扩大，甚至主导了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而其结果却是极其讽刺的——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之后买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大家下岗。这些失败的改革还不能够让我们看清以价格机能为主导的市场化是不可依赖的吗？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这些核心理论专注于价格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它们认为工资和资本回报率就像商品价格一样，应该交由市场决定，从而确保经济效率。这种理论有其政治目的：它们有意地只谈效率而故意绕过亚当·斯密所关心的官商勾结造成的不公平问题，同时淡化马克思对资本家的剥削和阶级斗争的批判，而将大家的注意力全部引到了效率为先而不重视公平的现代“经济学”，而将亚当·斯密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两字永远拿掉。极为讽刺的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不小心谈到了公平的问题，那就是“帕累托改进”——我们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2.新马克思主义的短暂光辉
马克思何其睿智！他早早地就预言到了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资本定价的大争论是无可避免的。请读者回忆一下我们前面谈到的“边际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工资应该由最后一单位的劳动所决定，比如劳工的第一个小时的工作能产出100元的产品，而最后第八个小时能产出50元的产品，那么他一整天的工资就应该是50×8＝400元，而资本回报率的计算方法也是相同的，比如10 000元资本的第一个小时能产出100元的产品，而最后第八个小时能产出50元的产品，那么他一整天的资本回报率就应该是50×8/10 000 = 4%。这个学术大辩论的基本冲突主要就是围绕资本回报是否和工资的计算方式相同，是否可以用“边际理论”的方式计算。这种计算方式非常方便，不但肯定了资本（家）的贡献，而且资本家可以从大量地拥有不同资本密度的行业中，根据其回报率来选择优势行业进行投资。这与马克思的观点针锋相对。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是他们对工人残酷剥削的结果。请读者回忆一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他一下就谈到了幽灵的问题，他认为资本就是劳动者的幽灵所积累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这么解释，任何资本推到最原始的一点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比如说最原始的资本是什么？应该是锄头吧，那么锄头是怎么来的，锄头应该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所以劳动者创造出了资本，而资本剥削了劳动的剩余价值而继续积累，最后劳动者反而被资本所奴役。按照这个说法，劳动者是唯一能够创造产出的，因此劳动者的工资可以透过“边际理论”的观念由最后一单位的投入而决定，也就是前例所谓的每天工资400元。但是资本就不能用“边际理论”的观念来定资本回报率，因为资本不能创造锄头。为了辩驳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主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包括罗宾逊夫人构建了一些反例。接续前面的例子，他们竟然发现如果用“边际理论”定资本回报率的话，有的时候两个不同的资本回报率（一个4%，一个2%）竟然创造出同样的400元的产出。如果这是个事实，那么你如何付资本回报率呢？你是付给资本家4%的回报400元？还是付2%的回报200元呢？这就是个矛盾，但是工资绝不会出现这种可笑的矛盾。这个反例清楚地证明，资本是不能利用“边际理论”定回报率的，只有工资可以，这个案例就是所谓资本再转换（Reswitching Controversy）的大争论。
这次学术上的再转换争论吸引来了不少学者，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由经济主义的提倡者成功地将一位如同马克思一样的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学家亚当·斯密转化成了现代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之父，利用了亚当·斯密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现象在西方历史上层出不穷。马克思就认为既得利益者会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将自己的利益伪装过后反映到制度（如法律、财产权、宗教）中去，还美其名曰这些制度对整个社会有益或者能提高全人类的理想。这种虚伪的理论被广泛使用。17世纪和18世纪时期，它甚至被设定为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治基础。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提出，私有产权是政治自由的基础。这其实只是英国资产阶级为获得权力、保护自身利益不受贵族征税损害所进行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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