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艳红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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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遗迹的考古发现试读：
序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同时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程，推进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推进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文化是立国之根，实现“中国梦”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并最终体现在文化的发展繁荣。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如今，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面对各种眼花缭乱的现代传媒，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摇篮，也是推动世界文明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早在五百年前，中华文化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业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的文化纵深，蕴含着丰富的宝藏。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现象，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
为此，在有关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书系。主要包括巧夺天工的古建杰作、承载历史的文化遗迹、人杰地灵的物华天宝、千年奇观的名胜古迹、天地精华的自然美景、淳朴浓郁的民风习俗、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生动感人的戏剧表演、辉煌灿烂的科技教育、修身养性的传统保健、至善至美的伦理道德、意蕴深邃的古老哲学、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群星闪耀的杰出人物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书系的特点是全景展现，纵横捭阖，内容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韵，格调高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知识性和延伸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中华儿女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
考古遗珍——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
世界奇迹——三星堆与遗物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西北鸭子河南岸，南距四川成都40千米。它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遗址群，因有3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
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中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三星堆文化遗址广阔
出四川广汉三四千米，有3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便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
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大多分布在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西北的鸭子河南岸，以及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是四川省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
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可分为4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2期至4期则属于青铜文化。
三星堆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西城墙遗址、月亮湾城墙遗址、祭祀坑遗址、古城墙遗址、仁胜墓地遗址最为重要。
西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高台地上，呈东北、西南走向。■ 三星堆博物馆保存的黄金面罩祭祀 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更是儒教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祭祀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祭祀的法则详细记载于儒教圣经《周礼》《礼记》中，并有《礼记正义》《大学衍义补》等书进行解释。
在城墙的中部和北部，各有一个宽约20余米的缺口，此缺口将西城墙分为北、中、南三段。其中段南端在缺口处向东拐折延伸约40米，与中段北段略成垂直相接。
结合从北端鸭子河和南端的马牧河冲刷暴露出来的城墙剖面，以及夯土内的包含物分析来看，西城墙的结构、体量、夯筑方法和年代，与南城墙及东城墙相近。
月亮湾外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的月亮湾台地东缘，按走向可分南北两段，北段为东北和西南走向，南段略向东折，基本上呈正南北走向，整条城墙与西城墙北段基本平行。
月亮湾内城墙全长650米，顶宽20米左右，高2.4米至5米。北端宽30米至45米，中段有拐折，夹角为148度，北端为32度，南端成正南北走向。朱 即朱红色，又称中国红。是用一种不透明的朱砂制成的颜色，从中国上古已使用，做搽粉的胭脂。由于朱红色在古代是正色，皇帝御批用朱红，皇家建筑也以朱红色装饰宫墙，官宦或者富硕人家往往将大门涂成朱红色。在汉代阴阳五行中，朱红色象征朱雀，指南方。
城墙南段较高。城墙东侧有壕沟。根据在北段北部的情况，月亮湾墙横断面呈梯形。
墙体采取了无基槽式平地起夯，由东向西依次分块斜向堆筑的夯筑方法，墙体材料主要为泥土和沙土，局部采用卵石垒筑、支撑。城墙结构清楚，夯层明显，夯筑方法较为特殊。
三星堆著名的1、2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两坑坑室走向一致，均为东北和西南走向。坑口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壁整齐，经填土夯打而成。
坑室内器物均分层放置，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藏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或数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部分青铜器、头像及面具有的口部涂朱，有的眼部描黑。■ 三星堆博物馆保存的玉瑗
1号坑共发现各类器物567件。其中，青铜制品178件，黄金制品4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雕云雷纹骨器10件，完整陶器39件，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
2号坑共发现各类遗物以及残片和可识别出的个体6095件。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玉器486件，石器15件，绿松石3件，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象牙器4件，海贝4600枚。■三星堆文物陶器 是用黏土烧制的器皿。质地比瓷器粗糙，通常呈黄褐色，也有涂上别的颜色或彩色花纹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大量出现。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
两坑中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其他地方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群、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
两坑器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
三星堆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南部，呈西北和东南走向。西北端的地面部分，现存部分长约40米；东南端临马牧河岸缘，原城墙分布情况依稀可见。青铜器 是由青铜制成的器具，诞生于人类文明的青铜时代。因为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所以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堪称艺术价值最高。代表着中国在先秦时期高超的技术与文化。
根据城墙基础可知，三星堆城墙长度为260米，基础宽度为42米。城墙南侧有壕沟，宽度30米至35米，壕沟距地表深2.84米，壕沟深2.4米。良渚文化 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也是良渚文化遗址最大特色。刻画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据考证，缺口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因此，三星堆是一条内城墙。
三星堆城墙结构、筑法、体量及城墙内的包含物与东、西、南城墙基本一致，唯顶部宽度不及其他城墙。
仁胜村墓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西城墙外的仁胜村，这是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也是首次在古城以外发现重要文化遗迹。仅在约9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掘出29座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和狭长形竖穴土坑墓葬。
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向基本一致，墓室加工较为考究，绝大多数墓葬有一具人骨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17座墓葬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几类随葬品。■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
其中，玉石器大多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如玉锥形器、玉牙璧形器、玉泡形器、黑曜石珠等，而玉牙璧形器极为罕见，玉锥形器则明显地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风格，引人注目；另有一件玉牙璧形器，表面钻有9个圆孔，可能与古代占卜术有关。
这29座墓葬的下葬年代基本一致，相当于中原的夏王朝时期。仁胜村墓地的发现，对于进一步摸清三星堆古城的布局，了解三星堆文化的丧葬习俗及占卜礼仪，以及与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联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青关山遗址位于鸭子河南岸的台地上，发现大型红烧土房屋基址一座，其平面呈长方形，西北和东南走向，能观察到的面积约为100平方米。
西北和东南都由红烧土夯筑而成，并夹杂大量卵石。土房屋基槽宽三四米。据推测，其修筑方法为先挖基槽，然后夯筑房基。■三星堆青铜面具
该房屋基址的实际面积、修筑方法、残存高度、进深开间并不清晰，但如此规模的房屋基址，在三星堆遗址中是从未遇到的，其功能已远远超过一般居室的需要，它们极有可能是宫殿性质的建筑，建筑年代为商代。阅读链接三星堆遗址的惊世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中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
三星堆文化遗物丰富
■三星堆跪坐人像三星堆祭祀坑中有上千件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其中，1号坑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0.66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樽、羊樽、瓿、器盖、盘等。
2号坑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鲇鱼等。■ 三星堆“通古千里眼、顺风耳”青铜神像
在这数千件稀世遗物中，最具特色的首推数百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既有夸张的造型，又有优美细腻的写真，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神秘群体。
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3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的造型。樽 中国古代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春秋后期已经少见。商周至战国时期，还有另外一类盛酒器牺尊。牺樽通常呈鸟兽状，有羊、虎、象、豕、牛、马、鸟、雁、凤等形象。牺樽纹饰华丽，在背部或头部有樽盖。樽器表多饰有凸起的靡棱，雕铸着繁绳厚重的蕉叶、云雷和兽面纹，显得雄浑而神秘。
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凸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也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特。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
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0.65米，宽1.38米，圆柱形的眼珠，凸出眼眶达0.16米；另一件纹，又像是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怪诞诡异。
根据有关的民族志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他们成为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 三星堆青铜立人蝉 在中国古代，蝉象征复活和永生，同“禅”出自佛家，故称“知了”。蝉的幼虫形象始见于公元前2000年的商代青铜器上，从周朝后期到汉代的葬礼中，人们总把一个玉蝉放入死者口中以求庇护和永生。由于人们认为蝉以食露水为生，因此它又是纯洁的象征。
难道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也许真的会有？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青铜鸟脚人像残高81.2厘米，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人身残高31.2厘米，穿紧身短裙，短裙上还有非常细致的螺旋状纹理，这些纹理跟商代青铜器上的纹理非常相似。人像腿粗硕健壮，鸟爪强劲有力的钳住下面的鸟头。鸟的造型极为抽象，大大的眼睛，弯弯的钩喙，从颈部变成蛇、龙等动物的尾巴。下部鸟高50厘米。
三星堆祭祀坑的立人像身高1.7米左右，连座通高2.62米，重180千克，被尊称为世界铜像之王。
据考证，它的铸造时间距今约有3000多年。如此庞大的青铜巨人，在国内的商周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
青铜立人像的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阔嘴，大耳，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
青铜立人像上身着窄袖与半臂式右衽3件套装。头戴莲花状的兽面纹和回字纹高冠，后脑勺上铸有一凹痕，可能原有发簪之灯的饰物嵌在这里。
人像最外一层为单袖半臂式连肩衣，衣上佩方格状类似编织而成的绶带，绶带两端在背心处结襻，襻上饰物已脱落。衣左侧有两组相同的龙纹，每组为两条，呈“已”字相背状。龙纹 又称为“夔纹”或“夔龙纹”。在中国古纹样装饰中，龙纹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大量装饰在玉石、牙骨、陶瓷、织绣和服饰等许多方面。在封建时代，又将它与佛教、道教的神话结合起来，赋予新的神秘色彩。尤其在宫廷艺术中，更是充满了龙的装饰。
人像衣服右衽前后两边各有竖行的两组纹饰图案，一组为横倒的蝉纹，另一组为虫纹和目纹相间的纹饰。中间一层为“V”形领，短袖。
衣左背后有一卷龙纹。最里一层深衣分前后裾，前裾短而平整，后裾长，两侧摆角下垂近脚踝。在前后裾上，有头戴锯齿形冠的兽面纹。脚戴镯，赤足立于兽面台座上。
青铜像的头顶花冠正中，有一个圆形的代表太阳的标志。从它所在的位置看，这个巨大的立人像也许就是代表太阳神在行使自己的职能，也许他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这也许是太阳崇拜的直接表现。
青铜立人像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长有这般躯体的人。那么粗那么大的手，那么细的身体，那么长的脖子都无法和现有的人种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只能把它解释为一种艺术造型，一种抽象、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这是古蜀人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 三星堆鸟脚人像古蜀国 相传，上古时，居住在古青藏高原的古羌族人向东南迁居，进入了岷山地区和成都平原。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后来，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生下儿子蚕丛，蚕丛在四川平原建立了古蜀国，代代相传，经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朝代。
那么，这尊青铜立人像代表的可能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例如蜀王。而如果从制造者选取材质的角度考虑，立人像应该在众铜人像中指挥着全局。
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它可能把握着什么呢？
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可能立人像手中握着的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但是，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 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铜鸟
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
如果立人像是古蜀国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就应该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但是，立人像的衣冠饰件均为青铜铸就，如果他双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这样的法器，那也应该由青铜铸造才是，不应偏偏是这个物件要拿木头或竹子来制作。
从三星堆的许多器物中归纳出奇特的手的造型，发现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别大，特别突出。可能这只是一种手势，它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做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地比画着什么。■ 三星堆青铜鸟头图腾 是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标志和象征，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之功。图腾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
三星堆文化没有文字，但有象征符号，鸟、虫、鱼、人、羊……特别是鸟形器与鸟形纹，一眼就能辨认。这些符号与纹饰构成一个把自然界与人间万物召唤在一起的神秘系统。这是远古以来图腾崇拜的遗存，其中，尤以鸟图腾最为明显，以鸟图腾为巴蜀族徽的器物分布最为广泛。
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众多铜器中，有许多鸟类造型。显然，这是三星堆人对鸟类产生的特殊情结。一方面，由于蜀地当时鸟类繁多，千姿百态，使蜀人引以为豪； 另一方面，鸟类有灵活的翅膀，能够自由飞翔，甚至能上达碧霄，进入人类难以到达的境界，使三星堆产生敬畏之情，甚至让人崇拜。
青铜鸟宽15.4厘米、通高27.8厘米。铜鸟立于圆座上。圆座顶微隆，腰部内凹处有四圆孔，下为中空圈足。鸟昂首向前，大眼尖喙，鸟身修长，两侧羽翅长及尾部与尾羽相并上翘。鸟背部铸饰的一支歧分三支的立式羽翅，使鸟身原本较为平实的构型生出了几分奇趣。■ 三星堆青铜鸟祭日 祭日活动由来已久，源于华夏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夏商周三代都有祭日的传统。夏尚黑，祭日在日落之后；殷尚白，选在红日当顶时举行；周尚赤，习惯于早晨和黄昏时祭日。这种仪式，在中国某些地区依然留存。
铜鸟头横断面呈椭圆形。矮冠末端上卷，大眼，钩喙，如鹰头。钩喙口缝及眼珠周围涂朱。器下端边沿处有三圆孔。
著名的青铜纵目面具代表的，其实，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面具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钩喙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
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从古以来一直有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
青铜太阳轮形器是三星堆最具神秘性的器物之一。轮形器直径0.84米，器物中心为一个圆凸形的轮毂，轮毂向周围有放射状根辐条5根，辐条外有一周轮圈。圆凸形的轮毂中心及晕圈上各有一小孔做固定使用。
青铜太阳轮与同一祭祀坑出土的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纹饰相似，也与中国南方的铜鼓上的太阳纹饰相像，这种近似车轮的青铜器件是太阳神崇拜的象征物，因此被称作太阳轮形器。
可以推知，当时的古蜀国已经有了专门祭日的仪式。自然界和人类都喜欢对称法则，因为，对称不但美观、稳定，而且简洁、易于铸造。法器 又称为佛器、佛具、法具或道具。广义而言，凡是在佛教寺院内，用于庄严佛坛，以及用于祈请、修法、供养、法会等各类佛事的器具，或是佛教徒所携带的念珠、锡杖等修行用的资具，都可称之为法器。
但是，三星堆的工匠们为什么要舍简求繁制造5根辐条呢？其实，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它是一种舞蹈仪式进行时的一种法器，它上面的花纹表示它是代表太阳。
三星堆2号坑有5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分别为1号至5号青铜神树。但是只比较完好地恢复了1号青铜“神树”。残存的1号大铜树高3.96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3道根状物斜撑在树干的底部。
神树树干笔直，套有3层树枝，每一层有3根枝条，全树共有9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又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
神树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3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4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青铜神树■ 三星堆博物馆馆藏青铜斧龙 在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中，是一种神异动物，具有九种动物合而为一之九不像的形象，为兼备各种动物之所长的异类。传说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上下数千年，龙一直是华夏民族的代表。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神树称得上是一件世上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青铜神树树枝上共栖息着9只神鸟，可能是暗合了古典籍中“九日居下枝”的说法。神树的顶端应该还有一只神鸟，即暗合“一日居上枝”的说法，但由于神树的最顶端残缺，只能是推测了。
同时，在旁边还有数件原本应该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人面鸟身像等，很可能其中的一件便是那只居于神树上枝的铜鸟。
三星堆的2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个圆盘底座，3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
由部分复原的形状来看，2号铜树树干每层伸出3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1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1号大铜树。扶桑 在上古时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扶桑代表了中国先民的宇宙观。不但在本土有日出日落之地。而且推广到全世界，东极西极的观念与先民的迁徙相结合，汤谷成为墨西哥一个真实的所在。扶桑树实物是上述论证的证据。
这两棵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1号大铜树上还有飞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
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这些高大的铜树代表扶桑和若木，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
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而且坑中还有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
此外，尤其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棵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由于重心极其靠上，它根本就无法自然站立。
因此，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的，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因为用青铜铸造许多棵带有神秘含义的树木，在当时来说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青铜权杖■ 三星堆青铜兽首冠人像夔龙纹 夔是一种神话中形似龙的兽名，夔龙纹一说为龙纹、蜗身兽纹，主要形态近似蛇，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夔龙纹始流行于商、西周青铜器及玉器上，商代的白陶因造型和纹饰均模仿当时的青铜器，因此也有印夔纹装饰的。
三星堆发现一柄金杖是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500克。杖的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分为3组：最下一组为前后对称的人头，人头上戴冠，耳饰有三角形耳坠。前后人头上下各有两周线纹，人头间用双钩形纹饰相隔。
上端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上压有一支箭，表现鸟驮负着被箭射中的鱼飞翔而来。由此推测，这支金杖可能是蜀王鱼凫氏的权杖。
古蜀王国用金杖标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这同中原夏、商、周三代用鼎作为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是全然不同的。
另外，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铜胎敷金面罩是用金箔在铜头像上捶拓而成，也可能原是粘在铜头像上的。大小和造型风格与一起的铜像相同。面罩双眉、双眼及口部镂空，鼻部凸起。
三星堆的金面罩可能根本就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
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的身份，就跟那些铜像一样，表达着某种特定的含义。
这种用黄金来表现除了眼睛、眉毛以外的皮肤这些部分，可能是要说明这个铜人头像具有不同于其他人头像的特殊身份。
另外，三星堆遗址中还有很多珍贵的遗物，如青铜兽首冠人像、青铜人面具、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以及玉璞、玉琮等。
青铜兽首冠人像仅存人像上半身。残高人像头戴兽面冠，冠顶两侧有两兽耳耸立，中间有一呈象鼻卷曲状的装饰物。人像造型和手姿与青铜立人像相似。长刀眉，栗状眼，三角形鼻，长方耳，耳垂穿孔。阔口，闭唇，方颐，颈部长直。
人像两臂平抬，两手似握有琮，右手在上，左手在下。人像身穿对襟衣服，腰间系带两周，带在腰前打结。衣服为镂空的纹饰，上身前后为云雷纹，两肘部为变形的夔龙纹。
青铜人脸宽短，宽额，三角形鼻，鼻梁短直，鼻头肥大，长方形耳郭，饰云雷纹，耳垂穿孔。长刀眉，杏眼，方颐，阔口，闭唇，嘴角下弯，下颌向前斜伸。额正中及耳上下各有一个穿孔。
金箔虎用金箔捶拓而成。巨头，昂首，口大张，眼镂空，大耳，身细长，饰虎斑纹，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咆哮状。
金箔鱼形饰，该器物为挂饰，形似鱼，又似璋器，一端由后至前呈弧形向两侧宽出，中间也呈弧形向两侧分开；另一端呈钝角形，中间有一小圆孔，两侧各开一缺口。■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坛
玉璞自然砾石，不规则形，表面呈栗红色，质地坚硬。一面将玉皮磨平，皮下为浅黄色。挑选玉料的常见方法是，将从河沟内采集的标玉磨去玉皮以观察玉的质地。该玉料未经进一步加工，故称玉璞。
玉琮呈黄绿色。半透明，局部有橘红色斑点，一面有瑕口。玉琮身内圆外方，四边委角较圆，两端射部较矮。四方正中阴刻平行线，另在转角处刻出平行横线，分上、中、下3组，每组5条。
石蟾蜍呈灰白色，石质较软。器身基本完好，仅一腿残断。蟾蜍姿势呈爬行状，头前伸，口微张，露齿，周身满布疙瘩。传说月宫中有3条腿的蟾蜍称为月神。此蟾蜍缺一腿，颇耐人寻味。
石琮全器被火烧，呈鸡骨白色，一端射孔部略残。外方内圆，射呈八菱。阅读链接三星堆于1929年初次被发现，1986年发掘之初，在两个神秘的器物坑里，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青铜人头像、面具、青铜礼器及玉石器。这一发现，立刻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三星堆遗址由此被誉为当时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由于出土文物不见于任何文字记载，三星堆文化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猜想与争议从此开始。1988年1月，该遗址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8月，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奠基，1997年10月建成，正式对外开放。
地下乐宫——曾侯乙墓与编钟
湖北随州发现2400多年前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24件精美乐器，包括编钟等8种，被誉为先秦时期的“地下乐宫”，其中出土的编钟被誉为“稀世珍宝”。
曾侯乙墓墓葬不但有中国古代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制曾侯乙编钟，还出土了其他乐器、礼器、漆器等随葬品共1.5万多件。
墓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冶铁铸造水平、音乐发展水平等文明成果，是研究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宝贵资料。
曾侯乙墓来历神奇
■ 编钟上的镈曾侯乙，姓姬名乙。据推定，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75年，卒于公元前433年，是战国时期南方小国的国君。他不仅是一位熟谙车战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艺术家。
周朝在随国、曾国都封有同姓诸侯，在随州义地岗季氏梁一座春秋中期的墓葬中发现有两件铭文铜戈，器主季怡为曾国公族、曾穆侯之子西宫的后人。铭文中季怡自称“周王孙”，证明曾侯本是周王的宗支。
据此推断，曾国为姬姓封国，作为其国君的曾侯乙与周天子同姓毋庸置疑，故曾侯乙也可称为“姬乙”。
从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一件青铜镈上的31字铭文看，曾侯乙死于公元前433年或稍晚，通过对其尸骸的C-14测定，可以推定曾侯乙的死亡年代在公元前433年至公元前430年之间，他死时年龄在42岁至45岁之间。
综合考虑，曾侯乙应当生于公元前475年或稍晚，约在公元前463年前后成为诸侯王，在位约30年。■ 曾侯乙墓出土的铜鹿角立鹤镈 是一种形制接近于钟的乐器，不像钟口呈弧状，为平口。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现在发现的镈有3件铭文上自名镈，其他的镈形制像镈而铭文中称为钟。
曾侯乙墓的遗物都表明，曾侯乙生前非常重视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同时还是擅长车战的军事家。
曾侯乙墓所在地名字叫擂鼓墩，擂鼓墩迄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相传公元前605年，鬬椒继任令尹之职。鬬椒大权独揽，骄横跋扈，杀死主管军事的司马，趁楚庄王率军攻打随国之际，率若敖氏族人发动了叛乱。
这时，楚庄王已兵临随国城，并占领城南制高点。鬬椒的叛乱使楚庄王腹背受敌。楚庄王在与鬬椒的交战中连损几员大将，自己也险遭鬬椒的两箭。养由基 姬姓，养氏，名由基，他自小会射箭，成语“百步穿杨”指的就是他。“常蹲甲而射之，贯七札，人称神。”他双手能接四方箭，两臂能开千斤弓，被称为神箭手。
正在危难之时，有人推荐了小将养由基，说他有百步穿杨之功。楚庄王叫养由基当场演试。■ 曾侯乙墓出土的驽
这时，恰好天上飞来一群大雁，养由基射出一箭将领头雁射落下来，人们捡来一看，正中大雁咽喉，楚庄王大喜。
第二天两军对阵时，养由基提出要与鬬椒比箭，他说：“我愿让你先射我3箭，倘若不中，我只射你一箭。”
鬬椒连发3箭，第一箭被养由基左手抓住，第二箭被右手抓住，鬬椒第三箭瞅准养由基的咽喉狠命射去，养由基略略俯身，一口咬住箭头。
养由基丢下双手箭，取下口中箭，拉满弓，一箭射中鬬椒咽喉。这时，叛军大乱，楚庄王亲自擂起战鼓，全歼叛军。楚庄王擂鼓处的高地从此便叫擂鼓墩。
这段神奇的传说在当地流传甚广。
擂鼓墩因为有那一段神奇的传说，历代县志均有记载，于是，便用“擂鼓墩”来为此墓冠名，将这个墓葬编号为随州擂鼓墩1号墓。
古人非常重视墓址的选择，认为墓地风水决定自己在阴间生活的幸福指数，甚至决定家族后代的兴衰。
曾侯乙作为国君，当然对此更为重视，也更有条件挑选一个中意的地点作为自己灵魂安息的地方。曾侯乙选择擂鼓墩作为墓址，是综合考虑了地理环境、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整个古墓群地带位于山峦起伏的丘陵上，山势走向为近南北走向垄岗地形，自西北蜿蜒而来，至此已到丘陵尽头。从最高处的厉山神农洞到擂鼓墩，山脉没有间断，99座山冈相连。
从东部的岗丘西望，擂鼓墩古墓群恰似一条巨龙仰卧在厥水西岸，曾侯乙墓所处的东团坡位于龙首，整个墓群高出河边平地约20米。向东约700米，有自北往南流过的厥水；向南约2.5千米，有自西往东而来的涢水，两水在擂鼓墩的东南方向汇合。
擂鼓墩以其奇特的地形地貌，成为数百位国君和贵族的安息地。
在方圆4平方千米的擂鼓墩墓群范围内，均为红砂岩层地质构造。所有墓圹均为岩坑竖穴。墓群范围内均为高低起伏的丘陵，无一座高山，都处于厥水西岸的丘陵上，且顺着山脉走向依次排列。
墓群的东侧紧临河边冲积平原，西侧为高低起伏的岗丘，再西边也是冲积平原。在曾侯乙墓西100米左右，还有一个比它略小的山包西团坡，此坡也为红砂岩地层，与曾侯乙墓所在的东团坡平行由北向南延伸。
在曾侯乙墓以北2千米处发现了王家包、蔡家包两处大型墓葬。从墓葬的形制和规模看，也应该是国君之墓，均保存完好。另外，还发现了吕家塝、王家塆、庙凹坡墓地。因此，擂鼓墩古墓群的面积由原来的0.75平方千米扩展至5.08平方千米。■ 古代战马铠甲■ 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
红砂岩地层犹如铺在大地上的红地毯，真有布秀呈祥之气。风水中的穴、砂、水、向“四灵”，这里都占有。
这正是擂鼓墩古墓数量众多的缘故，也是曾侯乙选择这里作为自己墓址的原因。
曾侯乙墓的各类随葬的物品达1.5万多件，其中，有一件是青铜制的煎鱼盘，盘下放着木炭，盘上有一条鱼，鱼肉虽然已经腐烂消失，从鱼骨头的形态来看，这是一条鲫鱼。
中国的烹调技术素来闻名于世，烹饪讲究色香味，讲火功，讲制作，讲调味。但是整个人类的烹饪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开始是生食，除了植物以外，还有“茹毛饮血”；进而发展到熟食，熟食由直接火烤再发展到煮，最后再到蒸。
在烹饪技术中，单是烧、烤、煮、蒸，是难以满足人们对色香味的追求。只有发展到煎炒，讲求火功，这一点才能做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有鬲、鼎、釜这类蒸煮之器，还没有发现煎炒之器。
而曾侯乙墓中的煎鱼盘，说明这个小国的君主曾侯乙在吃鱼方面已讲究煎炒的吃法了。
所以，曾侯乙墓中的煎鱼盘，也说明中国至少在东周时代已有了煎炒等烹饪的方法了，以后烹饪方法的不断改进，才做出了品种多样的菜肴来。釜 是战国时期秦人使用的一种饮食器。形制近似于现在的罐，敛口束颈，口有唇缘，鼓腹圆底，口径小于腹径甚多，肩部有两个环状耳。
鱼本身有一种腥味，源于鱼的体内含有一种叫三甲胺的物质。在2000多年前曾国的曾侯乙，他的厨师在烹调时却放入了一些梅来消除鱼腥味。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鱼骨中，就掺杂有不少这种梅核。这一方法，在中国的烹调史上，可能是比较早的实物资料了。
曾侯乙的侍卫们特别为其国君随葬两鼎鱼，并置备一件煎鱼用的随葬品，自然是基于国君生前特别的爱好。
早在北宋，就在湖北安陆的一些地方出土过两件有铭文的曾侯钟，铭文内容几乎与曾侯乙墓的铸钟铭文相同。
后来那件曾侯钟丢失了，但有关于铭文的拓片却一直流传了下来。而在安徽寿县朱家集楚干墓也发现一对有铭文的大型曾姬壶。
其形制为方口，有盖，盖有四“S”形钮，长颈，垂腹，方圈足。颈部附两虎形耳。盖上、颈部、圈足部均饰蟠虺纹。■ 三足鼎 鼎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它也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 曾侯乙墓展厅的青铜镬鼎蟠虺纹 青铜器纹饰之一。又称“蛇纹”。以盘曲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有的作二方连续排列，有的构成四方连续纹样。一般都作主纹应用。商末周初的蛇纹，大多是单个排列；春秋战国的蛇纹大多很细小，作盘旋交连状，旧称“蟠虺纹”。
曾姬壶两件壶铭相同，皆铸于壶口内壁，其铭文的内容是：
作：隹（唯）王廿又六年，圣之夫人曾姬无卹，（吾）宅兹漾陵，蒿间之无（匹），用乍宗彝尊壶，后嗣甬（用）之，（职）在王室。
铭文涉及了曾国的历史及曾楚两国的关系。曾侯乙墓表明在战国初年在汉水以东地区，存在以“曾”为名的诸侯国。
随州城郊季氏梁一座春秋墓中有两件青铜戈，其中，一件铭文为：“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另一件铭文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尹季怡之用。”后又表明此曾国为姬姓曾国。
同时，在湖北枣阳、京山、襄阳及河南省的新野等地区也有铭文显示属于曾国的铜器。但中国古籍记载的曾国地点却不在那一带，而那一带据记载曾有一个随国。
于是就有了“曾随合一”说，人们做出了不少推测：一种看法认为曾、随是同一国家，属于一国两名。
第一，铜器铭文中的曾国与文献记载中的随国族姓相同，均为姬姓封国。曾为姬姓，这已经得到了证实。而随的姓氏，也多见于文献记载。《春秋左传正义》引《世本》说：“随国，姬姓。”高诱注《淮南子·览冥训》“随侯之珠”，也称随为姬姓。由此可见，曾、随都是姬姓，即两者姓氏相同。
第二，地望相同，均在随枣走廊为中心的这一带；时代一致，均在西周至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曾国青铜器的年代，从东周初至战国时期的都有，有的可能还早至两周之际。类似情况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如楚又称荆，魏又称梁，韩又称郑等。■ 曾侯尊盘
第三种看法是说随国灭曾国、延姬姓宗嗣。早期曾国已被楚所灭，楚灭随以后，又在随地分封了一个曾国。据文献记载，随州及其附近地区在春秋和战国初年为随国之地，系西周天子所封的姬姓诸侯。在春秋前期，楚国逐渐强大，随国虽然不如楚国强大，却也是汉水东面的大国。
它常常同附近的一些小国联合起来反抗楚国，楚、随之间经常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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