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玛丽安·卡琳奇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超级交谈术试读：
前言
/在我与玛丽安·卡琳奇（Maryann Karinch）长期共事的过程中，她最为重要的兴趣一直都是研究人们怎样交流，在讲真相和说谎话时都是怎样说的。为了满足她那强劲的兴趣，她采访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都是为不同目的而经常与人打交道的人：执法人员、记者、情报人员、医生、大学教师，还有许多其他的人。
玛丽安从许多采访和广泛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和指导原则，你可以运用它们增强自己的能力，用于判断别人告诉你的事情是否真实。她已经出版了多本有关该领域的书，不过我觉得，目前这一本是对她的观察和思考最全面的一次提炼。
我在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处（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 Clandestine Service）担任案件官员（case officer），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招募和管理秘密信息来源或特工。与外国人建立和谐的关系本身就非常具有挑战性，就更不用说将他们评估为潜在的秘密信息来源了，而且这往往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在关于间谍的电影和广受青睐的惊悚小说中，招募的过程往往被忽略或一笔带过。在那些画面中，人就那样被“招进来”了，没有给出具体怎样招募或出于何种原因而招募的细节。这本书关于建立和谐的关系和激励因素的部分特别适用于发展秘密行动的一面。
事实上，在人工情报［HUMINT（human intelligence）］领域中，对大部分秘密行动来说，秘密信息来源的招募和安全管理至关重要。与潜在的资源（即获得情报的那些人）创建并维持关系，往往非常花时间，而且需要案件官员同时评估他们个人获取情报的能力及其性格品性，即他会考虑成为秘密信息来源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呢？什么因素会激励他呢？
人们与中央情报局秘密合作的动机不尽相同，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保密意识、性格品性以及自我表达的方式也都各不相同。有的人只用口头交流的形式汇报他们掌握的信息，还有的人通过草草书写的便条来传达，还有的人准备得滴水不漏用打印好的报告传递信息，还有的人传递高度机密（偷来的）文件的副本。
除了尽力弄明白特工的报告（通常是趁晚上天黑在一个安全的房子或汽车里递交的），案件官员还必须继续评估他自己手下的特工：他是怎样获取这些信息的？他报告的信息是尽可能准确的吗？这些都是令人望而却步的艰巨任务，要在案件官员需要的框架内完成，才能保证特工受到激励且目标明确。作者关于“管理交流”的观点一语中的，完全正确。
你会明白，作者在本书中提出并讨论的许多因素，从建立和谐的关系和激励，到质疑与管理交流，都能直接运用于我处理秘密信息来源的工作。真的，要从玛丽安的书中找出一章某种程度上不适用于招募和管理信息来源的内容，很难！
虽然我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属于秘密行动的神秘领域，但是任何人，只要在工作中需要经常与人打交道（这包括我们大部分人），就会发现，玛丽安的书中有一些了不起的深刻见解和小贴士，可用于日常事务，判断别人到底是不是在对你说实话。——彼得·厄内斯特（E. Peter Earnest）中央情报局国家秘密行动处前高级官员美国国际间谍博物馆常务理事/
引言
/一本“探测真相”的书里有些什么？
一个星期一的下午，我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人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问我能否抽点儿时间到版权代理公司谈谈我的一位委托人。我说：“当然可以。”“他是个骗子。”他说。
那个打电话的人是一位调查记者。那位委托人因为提供了一些“真实的故事”，一家大出版社正要付给他一笔相当优厚的预付款。而给我的提成也能支付好几个月的房贷。
你想知道我当时觉得自己有多愚蠢吗？甚至在写这本书之前，我还自认为了解关于识破谎言和欺骗的各种窍门和秘诀。
我调查了那个委托人的真实姓名，是个我不知道的名字。在核实了那位记者告诉我的事情后，我决定让自己休息一下。我的第一本能反应就是相信别人。为什么我会成为写这本书的合适人选？或许没有比这更充分的理由了吧。
因为我轻信他人的天性让我成为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所以我很想知道那些不仅能识破谎言和骗子还能让他们吐露真相的人的所有秘诀。我到处寻找在这方面既有技巧又有声望的人，他们会告诉我关于从情绪紧张的某个人那里得到真相的所有事情。我想知道他们知道的一切，并用故事和调查研究加以证实，然后将之呈现给你。
简言之，这本书是“进化”的一部分。
一些技术能力能让你成为“人肉测谎仪”并成功测谎，其中涉及：解读肢体语言、探知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采用直接询问，以及利用讯问者们称为“方法”的心理杠杆。在探测真相的时候，这些技巧都很有价值，但利用这些你也只是刚刚开始。探测真相还需要运用一套分析系统，以查看诸多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这要考虑到人的感情、动机和经验，而所有这些都会粉饰真相。重点是不仅要辨别谎言和事实，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从而对人物、地点、事情或事件形成较为完整的画面。
比如，埃里克·马多克斯（Eric Maddox）写了一本小说《任务：头号黑名单》（Mission: Black List #1），讲述的是关于搜捕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扣人心弦的故事。当我读到那些故事时，我知道，我得和他讨论一下我的书。这位讯问者探寻的是真相，而不只是事实。从他的书中以及与他的谈话中，我收集到的信息是：他从不满足于只弄明白某个人是司机或是厨师。他还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做那些工作，他们开什么车，做什么菜，等等。他质疑信息来源，思考别人做出的回答，直到他看出其中显现的模式。追随萨达姆的人或出于忠诚，或出于恐惧，或出于贪婪，如果马克多斯不坚持探究种种细节，就不会知道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而其他讯问者往往认为那些细节与寻找那位独裁者毫不相关。
很多专家为这本书慷慨付出，他们希望帮助你学会如何获得那个完整的画面。很多事情与你连接信息来源的质量密切相关，因此本书中的许多见解聚焦于如何建立、利用和信任你的信息来源。
另一个关键的技巧是分析。正如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处（CIA Clandestine Service）的前高级官员，本书的前言作者彼得·厄内斯特告诉我的，“不管是什么信息来源，将其文字转换成情报的能力都取决于进行分析的那个人。”在你的生活环境中，你既是信息的搜集者，也是分析者。
真相或许是个很难定义的概念，但我们都能感知到它。我们或许还能更清晰地感知到偏离真相的事情听起来怎么样，看起来怎么样。本书其他的部分从心理学的视角阐述了真相为何难以获得，以及你能如何接近真相。本书还详述了如何利用心理和情绪杠杆，让人们配合你。此外，本书还叙述了一些真实的故事，并设置了一些练习引导你运用书中讨论过的观点。PART1获取真相的六项技能Chapter1什么是“真相”？
——
得到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另一个人愿意说出来。
The only way you’re going to get the truth is if it comes willingly from the other person.
——埃里克·马多克斯
美军询问官，他通过询问追踪到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
——
情报专业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向当权者讲真话、说真相。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英国军情六处（MI 6）的官员们来说，“当权者”就是国家元首，其决策会影响数百万乃至数十亿人。在企业环境中，情报专业人员要向高层管理人员进言献策，其决策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工作和收益。
像那样的人在与“当权者”开始谈话之前最好就知道什么是“真相”。于是，我问了许多情报专业人员他们怎样定义真相。他们往往会在开始时简单地说一句“你可以查查牛津词典”——“真相就是符合事实或现实”，但是接下来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提出真相的复杂性。根据他们所说的，我想用光学术语，将真相定义为白光：当所有颜色混合在一起时，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光。
真相根植于事实之中，但是个人的想象、信仰和经历会影响我们如何处理这些事实。情感和解释因此成了组成真相的光谱部分。如果我们缺失了一些事实，或者缺失了人对它们的反应，那么真相就不会为我们所获。正如“事实”的反面是“谎言”一样，我们可以将“真相”的反面定义为“无法看到整体”。
因为我们的想象、信仰和经历，人类能够合成思想和观点，且合成方式胜过单纯的计算机式的数据点分析。我们不仅会将数据分类，将它们编排成整齐的栏列，我们还能理清它们的意思。我们用个人独特的方法将事实和观点连接起来，最终抵达真相。
关于这一点有个历史事例多年来一直扎根在我心里，因为那是我听过的在解决问题方面最能启发心智的故事。说到如何制止一些南方州允许种族歧视存在，美国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左右为难。许多州和地方法律规定了种族隔离的规则，其中白人和黑人将同乘公共汽车，同用公共汽车站，使用隔离的洗手间和隔离的便餐馆，等等。
随之而来的就是自由乘车者们（Freedom Riders）反对这些做法，并且想要终结这样的种族隔离。1961年5月4日，首次乘坐公共汽车的自由乘车运动始于华盛顿。这次和后续的非暴力抗议活动激起了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愤怒，他们在终点站和公共汽车上将自由乘车运动变成了血腥事件。
罗伯特·肯尼迪需要一个直接的方法阻止该暴力行为，仅是对已知的几种选择进行分析却没有指向任何快速的解决方法。
◎国会方面不可能采取行动，因为国会的大部分民主党成员是南方的民主人士，他们不会违背自己选民的意愿。
◎让法院订立一条制度，要么终止这些示威游行，要么终止那些歧视性的做法，而后者则更为可取，但由于上诉程序，这可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但当下有人正在受伤害，这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因为法律和运作方面的原因，动用美国军队也是行不通的。
后来，司法部一位名叫罗伯特·萨洛欣（Robert Saloschin）的律师想起了10年前他曾经读过的一些内容。当时，他初到华盛顿工作，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在美国民用航空局（Civil Aeronautics Board，CAB）工作。他的一部分工作就是阅读1938年颁布的民用航空局运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他想起曾读过有关州际贸易中某个部分的内容，以一种非常概括和笼统的语言，禁止航空公司有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比如，为A公司运载货物，却拒绝为B公司运载货物。他感觉到，这种语言表达是从规范其他模式的州际运输（铁路、卡车和客车）的早年法律中准确复制过来的。这种预感并不是直觉反应，而是运用经验和想象帮他处理手头各种事实产生的直接结果。
萨洛欣告诉肯尼迪，他也许能找到民用航空局法律中那条相同的条款，而且一字不差。当时国会决定庇护州际公交车，所以找到那个条款只花了5分钟。
萨洛欣是对的。那些用语就在那里，且可以解读为：该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
基于这样的解释，司法部当天就根据州际公交车相关法律的那则条款起诉了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ICC），命令公交线路在其公交车内和终点站停止歧视行为。为此州际商业委员会大为震惊。尽管他们确实经历过歧视行为，呈现形式多为针对竞争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均衡，或者在运输货物成本方面财务不平等，但是他们之前从未与种族不平等有任何牵扯。
联邦调查局（FBI）受命进入公交终点站，拍取了卫生间和候车室里“白人”和“有色人种”标志的一些照片。由于证据确凿，1961年11月1日，州际商业委员会（ICC）命令公交公司停止这类种族歧视的做法，这个问题由此告一段落。
现在把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的思路颠倒过来吧：有时人们处理输入信息的方式会完全地扭曲事实；如果他们的性命取决于一个真相，他们是不会把它告诉你的。这就是有些时候创伤性事件发生之后经常出现的情况，其中的受害者提供了很多“事实”，告诉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然而与真正发生的事情却极少相符。在这些案件中，个人经历可能会引起情绪极度不安以导致记忆变得不可靠。这种现象是无罪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工作的核心所在。无罪计划，是一个全国性的起诉和公共政策机构，致力于免除那些被错误定罪判刑者的罪责。
目击证人错误指证（eyewitness misidentification），是全美国范围内错误定罪的最大原因。在大约75%的定罪中发挥着作用，而后经由DNA检测得以翻案。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不像磁带录放机：我们既不能精确地记录我们看到的事件，也不能像倒带一样回忆那些事件。
基于这些观察，我断言，讲述事实和扭曲事实都是人类所具有的能力。今天一台电脑能告诉你的事实就是今天你应该能够投票、获得医疗保险和写伟大的小说。讲述事实是人类具备的一种能力，因此要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事实，你有时还需要训练有素的人际沟通技能。
埃里克·马多克斯（Eric Maddox）的引言帮助打开了本章的内容，用他的话来说：“得到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另一个人愿意说出来。”测谎仪不具备人际沟通技能，因此它不能告诉我们真相，只能帮助我们感知事实。
你可以运用这本书中的技巧来分辨谎话和事实，但是你必须以这些技巧为基础才能发现真相。顶级情报专家的许多秘诀就是集中于甄别可靠的信息来源，并与那些人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这些技巧还涉及如何深入信息来源者的内心世界，发现其偏见和动机。最后，他们集中分析手头的内容，及时得出人物、地点、事物和事件多层面、多维度的画面。
要变得精于探查真相，他们的技巧是最基本的。不管你是要在面谈、谈判、调查抑或人际关系的讨论中从某个人那里获得真相，这些技巧都会大有助益。//事实来自于哪里？//
如果我们拥有的不只视感、触感、嗅感、听感和味感这五种感官，那么我们还需要了解“事实”，它超越了这五种感官捕捉到的东西。
1920年8月8日，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作了一场讲座，题目是“人类的12种感官与想象、灵感、直觉的关系（Man’s Twelve Senses in Their Relation to Imagination, Inspiration, Intuition）”。这反映了斯坦纳思想的演进。他认为，这些能力的发展或许让人们能够探索精神世界，就像科学能让我们探索物质世界一样。此外，他认为，发展它们的方法就是协调使用下面12种感官——视感、味感、温感、听感、嗅感、语感、触感、平衡感、思维感、自我行动感、自我感（被理解为个性的重要要素）和生命感（对我们存在状态的感知）。
快进至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感官，你会发现远远不止我们提到的12种感官。这个扩大背后的逻辑是每种感官都与一种感知器官相关，而每种感知器官又会接收一些独特的事情。举例来说，视感实际上分为两种感觉功能：感知光线的强度、感知颜色。如果有人半夜闯进你的房子，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人影，高大约一米八，在漆黑的房间里晃动。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像小说《绿野仙踪》里的西方坏女巫（Wicked Witch of the West）那样是绿色的。这个时候你的颜色感官发挥不了作用。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斯坦纳关于平衡感的提法是对的，因为我们耳朵里的传感器让我们能够探测方位，从而给了我们平衡感。他关于温感的提法也是对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神经末梢在致力于感知热度。这对于冷、痛、痒和压力也是一样的。
斯坦纳将自我行动指定为一种特别的感官，这种提法也与现代科学是同步的。博闻网（Howstuffworks.com）上有一篇文章，题目为“人类有多少种感官？（How Many Senses Does a Human Being Have？）”。这篇文章的作者表示：“在你的肌肉和关节中有许多传感器，会告诉你身体的不同部位在哪里，以及肌肉的动作和张力。举例来说，这些感官会让我们在双眼紧闭的时候也能让两根食指触碰到一起。”
在讲述攀登马特洪峰的所有事实时，也就是要将所动用的各个感官都考虑在内，因此除了描述你身在顶峰时瑞士的采尔马特看起来怎么样，还要描述你在垂直移动时身体有怎样的感觉。
简言之，如果你在某一天想象你的身体告诉你的所有感受，你或许能够想到20多种明显不同的感官，包括你什么时候有排尿感，什么时候有吃得太多的感觉。而在这些感觉中，我们还没有提到众所周知的“第六感”呢。第六感是指一种直觉能力，无法参照我们的身体感官简单地解释。
那么事实来自哪里呢？我们称之为感官的所有这些数据收集的来源。
在《决断两秒间》（Blink）一书中，关于什么构成可感知的现实，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为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这本书的开篇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说的是位于洛杉矶的保罗·盖蒂博物馆（J. Paul Getty Museum）购买了一尊雕塑，被认为大约创作于公元前530年。一个科研小组用现代科学工具分析了这座雕塑，耗时14个月，最后宣布这座雕塑是真品。1986年秋天，该博物馆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上高调宣传了这次不同寻常的文物收购，对这一罕见的古代艺术品进行报道，但是五年之后，这个购买得来的雕塑的原真性遭到了质疑。
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科学，即只是对观察到的做出分析。1983年秋天刚刚过去不久，当时雕塑首次在该博物馆亮相，众多艺术史学家和其他艺术专家第一次目睹了这座雕塑。他们的反应充其量可以说介于怀疑和批评该艺术品原真性之间。
他们没有像博物馆的科学专家们做的那样使用电子显微镜、质谱分析法、X射线衍射、X射线荧光来得出结论。他们只是用肉眼仔细打量那件艺术品。在这个故事的总结中，作者格拉德威尔提到了四位世界知名的艺术专家，他们看完之后立即鉴定这座雕塑是赝品。
当弗德里克·西利（Federico Zeri）、伊芙琳·哈里森（Evelyn Harrison）、托马斯·霍文（Thomas Hoving）、乔治斯·东塔斯（Georgios Dontas）和其他别的专家看了看那个青年塑像，然后就感到“直觉上的排斥”。在看的前两秒钟内，在那一瞥间，对于那座塑像的精髓，他们理解的比盖蒂博物馆的科研小组研究14个月之后理解的还要多。
格拉德威尔所描述的迅速直觉反应，是对多种感官经历的一种瞬间处理，而盖蒂博物馆的科学小组则是较为缓慢的处理。将这两种结合起来，你会意识到，一桩事实之中会掺入多少信息，比如，一座雕塑到底是真还是假。//想象、信仰和经验如何形成真相？//
我们认为是真相的事情会调动至少三个相关元素：想象、信仰和经验。
1.真相和想象
想象是一个宝贵的礼物，能够让我们探索生活中的许多“如果……将会怎么样”的假设。身为独立的个体，说到我们考虑事情如何以想象和逻辑为基础，我们都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
一些精神病学家用赫伯特和大卫·施皮格尔（Herbert and David Spiegel）父子团队设计的一个简单测试，来测定一个人处于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什么位置。赫伯特·施皮格尔现在已经去世，他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临床教授，最知名的可能要数他对一位名叫西比尔（Sybil）的多重性格女患者的治疗。大卫·施皮格尔是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副主任。在催眠术的临床使用方面，父子二人都取得了世界知名专家的地位。
正是他们对催眠的关注促使他们开发了这个测试，用于测定一个人会有怎样的“恍惚”倾向，也就是某个人会多么轻易地如白日做梦一样幻想，任由想象牵着走，暂时将逻辑和现实搁在一边。这个测试有助于临床医生评估一个人的空间意识、时间感知、神话-信仰的前提，以及处理事情的风格。它会提出很多问题，比如：“当你在剧院观看话剧或看电影时，你曾经因为沉浸其中而在落幕之后花几分钟重新调整吗？”“这种能力对探讨真相很有意义，因为能让思绪进入“如果……将会怎么样”的模式是一种能力。为什么很多人信奉阴谋论呢？这种能力就是弄明白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如果你对这里的“很多人”心存任何怀疑，可以考虑研究一下《阴谋论与大众舆论的偏执风格》（Conspiracy Theories and the Paranoid Style of Mass Opinion）。这篇文章于2014年3月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上。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埃里克·奥利弗（J. Eric Oliver）和托马斯·J.伍德（Thomas J. Wood）对公众支持阴谋论这件事的性质提出了史无前例的看法。他们总结说：“我们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四个调查，抽取了2006年到2011年之间的样本，最终我们发现，有一半的美国公众始终如一地赞同至少一种阴谋论……对比许多理论推测，我们并没有发现阴谋主义是更为强大的独裁主义、蒙昧无知和政治保守主义的产物。”
他们断定，人们极有可能因为愿意相信看不见却刻意策划的力量而支持阴谋论，而且他们喜爱善恶相斗的故事。换句话说，他们正在讨论施皮格尔属于可能贴上“有恍惚倾向”标签的哪一类人。这种人拥有产生想象以神游物外的能力。
在为美国国家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评论该项研究的时候，美国国家电台的社会科学记者尚卡·韦丹塔姆（Shankar Vedantam）补充了另外一个观点，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如此倾向于信奉阴谋论（可能美国人尤其如此）。
关于人们信奉这些阴谋论的陈词滥调，无非就是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或者受迷信思想的支配，或者是党派之争。事实证明，这些信仰始终如一的预报器可能是你们大多数人称为“美国全民态度”的某种东西——对个人主义的信仰和对权威的不信任。而且所有这些合在一起转变为渴望避免受到秘密强大力量的控制。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督导特工大卫·梅杰（David Major），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反情报、情报和安全方案（Counter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Programs）的第一任主管。他从补充的角度解释了原因：“人们愿意相信阴谋，是因为干出震惊朝野之事的他们”都是“穷凶极恶的不法之徒。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是谁，很多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了”。
头脑中有这些想法，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信奉阴谋论，但即使大部分人信奉这样的理论，也不会把它抬升到真相的地位。有这种质疑阴谋论的意识和技巧，对一心追求真相的人来说至关重要。
在美国历史上，最持久的阴谋论之一与约翰·肯尼迪总统遭人暗杀有关。在暗杀总统事件50周年到来之前，盖洛普咨询公司（The Gallup Organization ）1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发现，61%的美国人认为除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还有其他人也牵扯其中。这一数据确实比之前高达81%的数据下降了很多，那是盖洛普在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早期两次调查中报告的结果。
要解释，至少在一部分上解释我们是如何走到“错觉”这一步的，1 盖洛普咨询公司，由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乔治·盖洛普（Gallup GeorgeHorace，1901—1984）博士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是全球知名的民意测验和商业调查/咨询公司。盖洛普公司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用科学方法测量和分析选民、消费者和员工的意见、态度和行为，并据此为客户提供营销和管理咨询，取得卓越的学术和商业成果，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参见俄罗斯伪造情报的技术非常重要。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采访过情报界的许多人，而且他们一致认同俄罗斯情报机构对虚假情报运用老道，将其作为他们所谓的“操纵游戏”的一部分。这种让人们将虚假信息当作真信息接受的能力并没有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减弱。它是克格勃（KGB，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继任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显著特征。
一种广为流行的推测认为，肯尼迪暗杀事件是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右翼阴谋集团导致的，这与俄罗斯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首先提出了这个推测。在肯尼迪暗杀事件发生时，克格勃已退休的少将奥列格·卡卢金（Oleg Kalugin）正在纽约，他以莫斯科电台（Radio Moscow ）记者的身份参与联合国开展了间谍活动和政策误导的工作。他说：“我们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封电报，明确表明，我们要宣扬右翼势力憎恨肯尼迪，而且他们杀害了他……全都是关于将这件事归咎于美国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他们都在背后干这件事’就是苏维埃的方针。”
提出这一推测的第一本书是《奥斯瓦尔德：暗杀者还是替罪羊？》（Oswald: Assassin or Fall Guy？），作者是约阿希姆·乔斯顿（Joachim Joesten），由一家英国公司首次出版。维克托·珀洛（Victor Perlo）则为《纽约时报》审查这本书的人，这就让这本书更具可信度了。乔斯顿和维克托·珀洛都是克格勃的工具。托马斯·包哈德（Thomas Boghardt）曾是国际间谍博物馆以前的历史学家，在他的文章《积极的措施》（Active Measures）中，他付出大量努力研究了苏联更广阔的环境和俄罗斯在近现代史上的假情报活动。这篇文章可以在间谍博物馆的网站上下载。
因此，数百万人接受了克格勃创造的这个阴谋论，并且经过像电影制作人奥利弗·斯通1那样一些人流传开来。他们认为这个阴谋论就是事实，而且任何数量相反的证据都不可能动摇他们的看法。事实上，就像尚卡尔·韦丹塔姆（Shankar Vedantam）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所做的评论一样，在面对反驳一个阴谋论的事实时，相信这个阴谋论的人往往会扩大这个阴谋论的范围：
阴谋论是你信奉的一个理论，无论有多少反驳的证据摆在你面前，你都会以某种暗示将那些反驳证据变成阴谋的一部分。举例来说，说到巴拉克·奥巴马的出生证，当这个出生证从夏威夷开出来的时候，那些认为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人会说现在夏威夷医院也卷入了这个阴谋。
2.真相与信仰
当你细想《旧约圣经》首卷中的这一段时，问问你自己它在多大程度上对你来说是真实可信的：
在上帝创造的所有动物中，只有蛇是最狡猾的。蛇问女人：“上帝真的说了‘你们不应该吃园子中任何一棵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这个园子里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但园子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要除外。上帝说过了‘你们不要吃也不要摸，否则你们会死。’”蛇对女人说：“你们肯定不会死的！因为上帝知道，在你们1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1946年9月——），美国著名编剧、制片、导演 、演员，1991年他执导了电影《刺杀肯尼迪》，改编自美国历史上的肯尼迪遇刺案，通过翔实的史料和经络分明的剖析，给观众呈现了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黑幕，《刺杀肯尼迪》因此成为美国最具争议的电影之一。
吃果子的那一天，你们的眼睛就会睁开，而且你们会像上帝一样，知道善良与邪恶。”这个时候女人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看又诱人，它能让眼睛得到好处，还能让人变得有智慧，于是她就摘下果子吃了起来，还把她的给她丈夫吃，于是他也吃了。后来，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都睁开了，于是他们知道了他们都赤裸着身体。因此，他们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在一起，遮盖住他们自己的腰部。
如果只从字面意思阅读《圣经》，你会相信一条蛇跟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女人讲话，并游说这个女人去做某件坏事是一个事实。对你来说，那就是真相。如果你从更深的层次理解这段文章，你会发现人类在诱惑面前往往无力招架，因此我们最好仔细斟酌自己的选择，否则我们会失去很多。从字面意思读文章的人也可能会同意从更深层次理解这篇文章的人。他们会认同这个真相，因为它捕捉到了人类意志的脆弱性。但是，他们可能不认同“一条蛇和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说话”这句话中有真相。
我并不确定蛇是否从没开口说过话，尽管逻辑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对真相的严格考验在于它是否反映事实，那么讨论的关键就在于一些宗教信仰是否应被贴上“真理”的标签。
两个人对真相的看法存在不同，不是简单的逻辑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蛇到底会不会说话。分析性思维能暂时削弱宗教信仰，即使对虔诚的信徒也是有用的，虽然这一点好像是真的，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们表明，在对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方面，真实的和非真实这两方面的看法上，宗教信徒和非信徒的观点事实上有很多共同点。这项研究由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尤纳斯·卡普兰（Jonas Kaplan）及其同事共同开展，是第一次从大脑这一层面的角度比较宗教信仰和普通信念。
直到20世纪早期，我们才有了极其少量确凿的证据，也就是大脑科学，以继续判定宗教信徒和非信徒在评估何为事实的时候是否有差异。随着机能性磁共振成像的出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活动中的大脑图像，并看到在处于相信或不相信状态的时候，大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事实上，在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信仰发生”的地方，它会反映出人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还是相信埃里克·克拉普顿（Eric Clapton）是现在还活着的最出色的摇滚吉他大师。描述大脑活动的另一种方法，是说我们相信某件事的能力并不是受内容驱动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信仰在大脑扫描中并没有显示出与政治或文化信仰有任何区别。
结果就是：我们神奇的大脑决定什么是真的，而不管内容是什么，你有没有宗教信仰真的并不重要。人类大脑的生物学给了我们基本相同的能力，将某件事奉为真相，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恰巧就相信那是真相。一个人相信住在隔壁公寓里的人来自另一个星球，因此，在被问到他的邻居是不是外星人，他的回答竟然能够通过测谎仪。
萨姆·哈里斯断言，这一发现可能有一天会赋予我们一些工具去进行“信仰检测”，方式类似于我们现在进行的“谎言检测”一样。这是对判定你听到的是否只有真相的另一层分析。
3.真相与经历
温迪·阿伦森（Wendy Aronsson）是一位精神治疗医师，一直从事个人、夫妻和家庭咨询工作，已超过25年了。她听到过许多“真实的故事”，但不太符合她所认为的真实的情况或感情。然而，为了帮助人们，她需要尊重一个“事实”——那些是他们“真实”的故事。阿伦森是《重新用羽毛装饰空巢》（Refeathering the Empty Nest）一书的作者，如果她对一对夫妇的故事吹毛求疵，那她就无法建立必需的信任，与他们展开富有成效且有治疗效果的会谈。这些关系中的痛苦要求她专注地倾听，并将故事中的细节关联起来，而不是成为主导。
阿伦森解释说：“两个人可以看着同一件事物但他们描述出来却大相径庭。他们各自的事实不同，那是因为他们带到桌面上来的经历不同。”尽管对个人视角的这种理解可能对执法不是很适用，但对于像阿伦森这样的专业人士重要且有效。
这就是说，遗漏或扭曲一些重要的事实会削弱她提供帮助的能力。因此，在任何会谈过程中都会有平衡举措：一个治疗师能接受客户所说的内容到什么程度，会受治疗师了解事实到什么程度的影响，而这是治疗师可以真正帮助那个人的唯一途径。
特雷弗·克劳（Trevor Crow），也是一位治疗师，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经历如何塑造真相。这是戴安娜和迈克的故事，他们对她朋友的看法几乎让他们分道扬镳。戴安娜将曾对她做过剥削甚至虐待之事的几个女人真诚地视为朋友，而迈克则截然相反，认为她们强烈地想要迫害他和戴安娜。他们都非常坚持各自所认为的真相。
当特雷弗告诉他们关于一对蝎子和青蛙的故事后，接着又探讨为什么说戴安娜是青蛙时，戴安娜的“真相”便土崩瓦解了。那个故事是这样的：蝎子骑在青蛙的背上，渡过了一条河。过河之后，蝎子蜇了一下青蛙的脑袋。青蛙临死前，痛苦地抽泣着问：“你为什么那样对我？”蝎子回答说：“因为我是蝎子呀，你这笨蛋！”
戴安娜迅速意识到的是她那个恃强凌弱的姐姐，她得到了母亲绵绵不断的偏爱，曾经让戴安娜习惯了将“接受现状”等同于“保持和睦”。一旦迈克理解了戴安娜的“真相”，他就向她靠拢了一些。皆大欢喜的结局是，他们同舟共济，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她那几个剥削人的朋友和她们的古怪姿态。他们共同的经历改变了他们，他们俩现在认为这才是“真相”。
个人经历如何影响一个人处理事实的方式还有很多常见的例子，与约会、吃饭、开车和其他日常活动有关。女主人问：“你为什么不吃羊排呀？”你回答说从来没有吃到过你喜欢的羊排。那么，这次交流的真相就是那些羊排不好吃吗？不，事实是，你从没吃到过你喜欢吃的羊排，而真相就是，你可能会喜欢做得恰到好处的羊排。//那么什么是真相？//
真相体现为收集到的事实，是感官输入的结果，但它还要抓住信息碎片之间的各种关系。
现在有两个事实，马克（Mark）在新奥尔良工作，他周末要飞回费城的家。如果你不知道其他任何信息，你可能会得出结论，他讨厌新奥尔良，思念费城。真相是，他喜欢新奥尔良，但他的妻子不会带着孩子们搬到那里，因为她的社交圈子在费城。所以，每个周末，他都要离开他想称之为家的地方，回到他一点儿也不喜欢的那个城市。在这个故事中，真相最基础的元素是这个人的感情。
真相的基础存在于现实之中。一个人的想象、信仰或经历都有一种力量，要么照亮现实，要么让现实难以看清。Chapter2审查信息提供者
——
正直是告诉自己真相，而诚实是告诉别人真相。
Integrity is telling myself the truth.
And honesty is telling the truth to other people.
——斯宾塞·约翰逊（Spenser Johnson）《谁动了我的奶酪》的作者
——
新闻报道常常提出一个问题——“谁说的是真相？”在撰写本书期间，有三个人每天都会在新闻中露面，而且会有数百万人向他们提问。“我们可以相信他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新闻人物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
一些人会就他们发表的声明提出比较深刻的问题，比如“他相信自己说的话吗？”那就是说，那个人认为自己在讲实话吗？
这三个人就是爱德华·斯诺登、巴拉克·奥巴马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他们三个人的一言一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基于此，我决定在这里讨论一下他们。当说到像这样突出的个人时，我们都会想处于一个位置去审查这位信息提供者。我们可以运用批判性思维，并结合情报专家用于解读人心的技巧，来实现这一点。
说到爱德华·斯诺登，下面这个核心事实是无可争议的：他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描述监听活动的秘密文档。这些文档涉及国内和国际监听活动，并因此影响了全世界对美国收集情报方式的舆论（在这个背景下，我将情报定义为有政治、地缘政治和军事价值的一些东西）。
斯诺登的所作所为已是无须争议的事实，与此相反的是，他所陈述的真相，还有后续发生的事情引起的争论。关键问题包括“他是否就自己的担忧试图努力改变国会或政府中的任何人；他首先要采取措施确保不会有人因为这些文件泄露而受到伤害；以及他最终为什么会逃到俄罗斯。”对这些问题的争议上升为一些相互矛盾的头条：“爱德华·斯诺登：检举者还是叛国者？”（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2014年6月8日）“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称，爱德华·斯诺登的泄密行为是‘一项重要的贡献’。”（《卫报》The Guardian，2014年6月10日）“美国人对斯诺登的唾骂多于支持。”（《NBC新闻》NBC News，2014年6月1日）“众议院议员不会轻饶斯诺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2014年5月22日）“斯诺登泄露事件伤害了美国大众。”（《时代周刊》Time，2014年6月9日）
这里对于为什么媒体和公众对这个案件中的真相如此轻易就采取截然相反的观点，提供了一些启发。在新闻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Brain Williams）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NBC）对斯诺登进行的采访中，斯诺登应付了一些批判性的“是或不是”类的问题，如下所示：
威廉姆斯：“就你所知，你提交给记者媒体的文件没有任何东西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害或威胁？”
斯诺登：“没有任何公布于众的东西会损害公众利益。”
在那次采访的这部分之后，威廉姆斯立即在评论中说：“注意，斯诺登并没有否认移交军事机密文件。”在这么说的过程中，威廉姆斯强调了斯诺登没有用简单的“No”来回答问题的事实。因此，很有可能他给媒体的文档有损美国国家的安全。
后来，威廉姆斯问道：“在你看来，你自己是无可指责的吗？当你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只是做了一件好事呢？或者，对你而言，还是你的所作所为是一项公共服务呢？”
斯诺登说：“我认为两者兼有吧。”
对于又一个“是或不是”类的问题，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因为这里的“两者兼有”到底指什么并不明朗。更深一些说，关于什么是正确的和什么是合法的，斯诺登对这两者差异的回答看起来是提前准备好的——这是一个圈套，可展开讨论“公民违抗的民主”的价值。
在爱德华·斯诺登的这个例子中，依据被贴上“真相”标签的内容，而听者（观众）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在某些人看来，如果斯诺登以某种方式服务了公共利益，即使违反了美国反间谍法（American Espionage Act）也是有道德的行为。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斯诺登违反了该项法律，且因为该犯罪行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应该抵消泄露机密文件可能带来的任何公共利益。在前者看来，真相是斯诺登是一个爱国者；而在后者看来，斯诺登则是美国的叛国者。
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来了——“他自己认为他说出了真相吗？”这是能够得到更为确切回答的一类问题。这也是学习如何调查信息提供者的过程中练习的核心。在本章的后面部分，介绍了欺骗的语言和非语言指标。在那个讨论部分，我会回到布莱恩·威廉姆斯对斯诺登的采访中来。
现在转到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很可能近代的每一个美国总统都有误导甚至公然虚假陈述的过错（我敢这么说，意味着我们有视频和副本经得起认真严格的事实核查）。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讲的是他认为是真相的事情吗？还是他故意用伪造真相的语言以获得政治利益或确保其政治生存？
这是倾向性新闻报道者可以帮我们审查信息提供者的一个时机。这些记者公开支持一个观点或看法，并发布新的分析，澄清那些偏见。但倾向性新闻报道者对动摇真相和阐明真相都起很大的作用。有时，一个尖锐的观点会扭曲事实，并会加入一些胡编乱造的数据。还有的时候，倾向性新闻报道者确实捕捉到吉光片羽（例如，一项新法律或法规对特定人群的影响），是那些所谓“客观的”记者们完全错过或选择忽略的。对于心思细密的听众或观察者来说，他们提出的问题能够让一个人审查那个信息提供者。
2012年9月6日，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主旨发言，美国总统的陈述混淆真相的一个好例子由此浮出水面。奥巴马和想要相信他所说的话中的精神和实质的那些人都遭到了批评。批评锁定在奥巴马的一些断言上，诸如“我们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已经翻番了，而且今天成千上万的美国公众从事的工作都是在建造风力漩涡机和长效电池。”
这个陈述真的是事实吗？奥巴马相信这个数据吗？《华盛顿邮报》在其2012年9月7日对那次演讲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给这个陈述贴上了“真实，但有个大大的‘但是’”。文章是这样的：
根据《时代周刊》杂志的资深国家通讯员迈克尔·格伦沃尔德在推特网（Twitter）上指出的，这种方式会低价出售在奥巴马的领导下绿色能源正在发生的一切。风能是翻了一番，但太阳能增长超过了600%。有8.5万美国人在从事与风能相关的工作，而在2010年，有5918人为电动汽车和其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电池生产而工作。
与此相反，Politifact.com（2007年8月由《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创办）给这个陈述贴的标签是“多半是假的”。他们对“多半是假的”的定义是：“该陈述包含了真相的元素，但忽略了会给人不同印象的重要事实。”
相对奥巴马的陈述，他没有考虑进去的一些事实如下：
◎利用风能的净发电量在2008年至2011年之间翻了一番还要多。
◎利用太阳能的净发电量在同一时期翻了一番还要多。
◎在2012年的前五个月中，美国利用风能产生的电量比2008年一整年还要多。
这些都是可证实的统计数据，来源于能源信息管理局（EIA，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一个收集能源数据的联邦机构。
Politicifact.com认定奥巴马的陈述“多半是假的”。这并不是说奥巴马关于风能和太阳能发展趋势信息的陈述是错的，而是总的来说他用了错误的词来描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趋势，因而致使其提出的报告不准确。
可再生能源也包括水电、地热电站和某些生物质能源。根据politifact.com的观点：
如果你把它们全都换算成英国热量单位（Btu）放在一起，2011年的风能占所有可再生能源的11%。那不是包括煤、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所有能源产量的11%，而只是可再生能源产量的11%。而且太阳能占的比例甚至更少，它大约占所有可再生能源产量的1%。
从所有类型的再生性能源发电量可看出，在2008到2011年之间其增加量并没有翻番，而是增加了55%。
为Politifact.com撰稿的《海湾时报》（Tampa Bay）的记者和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能源和电力是不一样的东西，不是所有可再生能源都是用来发电的。”额外考虑到这一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就降得更低了：“从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数据和估计来看，兆瓦时增加了大约25%。”但提到电力的并不是奥巴马，是能源信息管理局的发言人为他的陈述辩护，并提出了电力的发展。
简言之，你判定奥巴马是否认为他自己说的是真相，得取决于下列情况：
◎关于这个主题，他是否有可靠的顾问；
◎在准备演讲的时候，他是否就这个主题问了合适的问题；
◎他是否理解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科学和经济学知识。
此外，还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奥巴马认为这个观点“足够正确”才使用的，他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因为它会让他的听众和选民产生共鸣。
这个例子的价值在于，在确定一个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刻是否说了真相的时候，有不知多少种变数。和斯诺登的例子一样，用肢体语言之类的工具分析，可以揭示那个人是否相信他自己说出来的话。
最后，快速看一下俄罗斯总统普京给我们的更加明显的例子，证明有人会显著地遗漏一些事实，再辅以精心挑选一些事实，以呈现某些事情，而且他希望受众将之作为真相来接受。
在2014年举办的索契奥运会之前，普京要陈述俄罗斯境内的权利平等情况，于是派遣待在许多国家的核查员连忙调查全球同性恋者权利的可靠信息。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This week）栏目（2014年1月19日）和其他媒体的采访中，普京发表了颇具争议的陈述：虽然在世界上的70个国家同性恋要负刑事责任，但在俄罗斯，不论宗教、性别、种族，或性取向，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从技术层面上讲，普京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尽管有70多个国家法律明文禁止同性恋，但是同性恋在俄罗斯并不是犯罪。然而，他的断言并没有抓住俄罗斯同性恋生活的实质：在俄罗斯，雇主可以解雇同性恋；同性恋夫妻不能收养孩子；女同性恋者不能通过人工授精生孩子。
2013年6月，普京亲自签署了一项法律，即禁止“宣传同性恋（homosexual propaganda）”，表面看来这是在“保护”未成年人。该法律涉及范围很广泛，足以让像“同志自豪游行（Gay Pride Parade）”之类的活动不可能，推测起来是因为游行路线的两侧可能会有孩子。想到类似这样的事实，人们必定会得出结论：普京刻意矫饰了他的陈述，以欺骗听众和读者。
已退休的少将奥列格·卡卢金（Oleg Kalugin）是前最高克格勃（KGB，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他的话证实了这个结论：“没有普京的同意，今天的俄罗斯什么都做不了。他掌控着一切。”
所以，不要把你读到的或听到的事奉为信条，即使信息提供者是备受尊敬的国家元首。记住，即便是像教皇那样神圣的领袖，也会犯错。//信息的类型//
信息有很多种类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描述型、轶事型、统计型和自以为是型。
描述型信息：这类信息描述人物、地点和事件，比如告诉你如何去做一件事。下面的这些描述性信息片段来自Snopes.com网站的医疗版块：
◎医生通常会建议人们，在心脏病发作时试图有节奏地咳嗽，以增加活命的概率。（错误）
◎购物车的把手充满了细菌。（正确）
轶事型信息：这类陈述会传递关于一件事或一个人比较简短的故事。在下面的例子中，轶事型信息涉及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那些日子里的战争谣言：
◎有三个人用塑料薄膜和胶带把他们的家密封起来，之后因为窒息而死。（正确）
◎有一批UPS制服失踪，据推测，已经被恐怖分子偷走。（错误）
统计型信息：数字资料应该归到这一类型。广告商和政客是经常玩弄数字的两类人：
◎2014年1月26日，在CNN《联邦》（State of the Union）的采访中，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在批评奥巴马为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的项目时，说：“奥巴马总统理解错误的是十之八九的生意会失败，所以10次有9次，他都会把项目给错人。”
◎根据网站Smallbusinessplanned.com，在研究小型企业的成功率时考虑了三种不同情况，实际上小型企业四年后的失败率是50%。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败率会下降，但90%的失败率是错的。
自以为是型信息：即使信息捕获了一种观点，有时也会被贴上“错误的”标签，因为说这个话的人并不真的持有那种观点：
◎“我认为这种颜色很适合你”就是一个自以为是型信息的例子，可能事实并非如此。
◎这样的话通常更加自以为是：我相信，我们能赢得这场战争。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所有信息的类别。记住，你要审查信息的来源。仔细审查的关键方面在于动机和陈述。动机
各种类型的信息都可能受信息提供者动机的影响。在审查信息提供者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确定那个人为什么想给你这样的信息。那个人是想卖某个东西？想教育别人？希望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是想要将信息交换最小化？
在《完美捕猎》（Good Hunting）一书中，作者杰克·迪瓦恩（Jack Devine）描述了中央情报局（CIA）历来招募并控制特工以清楚了解其动机（一个有间谍背景的特工能秘密为CIA提供信息）。迪瓦恩是前业务副主任，他负责中情局所有的间谍活动。他告诉我们，购买信息确实是帮助弄清楚信息提供者动机的一种方法。
一个总的工作原则是，我们挑选的对象都已知道获取我们所需信息的渠道。因此，我们从一个很强的位置开始，因为信息提供者不会通过创造信息来获得报酬，他有办法。此外，我们招聘的大部分人开始时比较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其中许多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要么不认同，要么曾经受到过伤害。金钱是一种催化剂，而不是信息提供者最看重的东西。另外，大多数线人都有职业道德。金钱对他们很受用，并且他们试图收集优良的信息继续赚钱。但如果有人插手其中（出现在大使馆而且志愿服务的人）或实行双线人，就会出现虚假信息或错误信息的问题。陈述
几种类型的危险信号可能出现，这应该使你意识到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或保持怀疑态度。其中一些主要属于描述型或轶事型信息，其他的更接近于统计型信息。最后，谈到自以为是型信息，它本身就是触发你体内测谎器的理由：那个人的陈述会告诉你他把事情夸大了多少。
下面两部分提供了语言和非语言方面的指导。相应地，信息提供者的陈述本身可能就有缺陷。//语言中的危险信号//描述型或轶事型信息
大卫（David）为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工作，主要就是识别并干掉监视美国的人。其中8名主要负责人是CI中心（CI CENTRE）现在的领导，他们在许多反间谍课上教人们如何识别危险信号。这种课程包括为期五天的资产确认，这个过程帮助客户衡量信息提供者的意图和准确性，以及他们所得信息的真实性。用外行人的话说，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审查信息提供者。大卫教育学生主要考虑下面几项要点中的前两项。其中第三和第四项来自吉米·派欧（Jim Pyle），美国前陆军审讯官和《超级询问术：如何通过交谈获得你想要的任何信息》（Find Out Anything From Anyone, Anytime）的合著者。你会发现，后面的章节会阐述这些危险信号，以及与信息提供者打交道的方法。但是要特别注意：这些沟通故障可能不仅仅指身上绑上炸药，跳上开往布鲁克林火车本土的恐怖分子，而且也适用于生活中的任何人。
1.在信息中寻找异常。任何空白或不规律，都预示着你需要问信息提供者更多的问题。一个常见的例子，也是每个青少年的父母都会遇到的事情。你说，“我们同意你可以到十点才回家。可是直到11:30你还没有回家，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的孩子随后口头简述了一下他晚上的活动，却没能完全准确地解释那“失踪的”90分钟。
2.如果你提出了一个直接问题，却没有得到直接回答，那就要质疑。直接提问，是任何审讯人员都会用到的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你可能不是审讯人员，但当你需要适时地知道人物、地点或事件的相关情况时，你经常需要直接提问，例如，你可能会问你的配偶为什么他（她）这周5个晚上有4个晚上工作到很晚。如果他（她）的回答绕开了这个直接提问，你完全有理由怀疑他（她）。
3.如果你的信息提供者回答次要信息或者弱化主要信息，就要小心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将重点弄错位，你应该对话语的准确性产生怀疑。
陈述某个方面时，如果“主要回答次要信息”就非常关键了，这样就把重点转移了。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被指控侵犯了别人的版权，因为他使用了另一个作者书中占用的图表。我的朋友简单地说：“我寻求权限，你也给了，并且我的书对该图表做了恰当的推理。”受损方就想，如果能证明我的朋友违反法律，他会赚一些钱，后来回了邮件，控告她在书中四个地方使用了我朋友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而这些地方应该包含他的邮件地址。也就是说，他使用找碴儿作为一种谈判策略，通过强调一个小点来转移所谓的重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