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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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长河：引大入秦工程胜利竣工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决策规划
●“引洮上山”工程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而被迫停止了。引水灌溉陇西的梦想仍然没有实现。干旱，也依然是黄土高原人民一个可怕的梦魇。
●1958年，甘肃省委二届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作出决议：引大通河水工程争取1959年秋季开工。但随后不久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工程难以实施而被迫搁置下来。
●李子奇说：“引大入秦工程是我省最大的世行援建项目，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提出引洮河水上董志塬
1956年，定西地区为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引大通河入秦王川的设想。并从此开始了从大通河上游青海省的克图至永登县武胜驿的三次引水线路的勘测，直到1958年才结束。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黄土高原就像一个独立的地方，多年来，人们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扁豆、洋芋等矮小的作物。家家都还在使用着一把由祖辈传下来的木犁。年年用毛驴驮粪往山地里送。起床是按公鸡的报晓声，人畜饮用的水贮存在地窖里，戴草帽不是为了防雨而是为了遮阳。
在这里，有的人一生都没到过县城，也不知道县城在哪里，孩子一出生就订下娃娃亲，生怕长大了找不到对象。
每年都有大量外出乞讨的人，他们客死他乡后要把尸体烧掉，让灵魂回到故乡。
当有的学生们看到从月球上拍回的地球照片，说地球是一个蓝色的星球，水域占了地球的大部分面积，他们觉得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家乡一直是干旱少雨的？
中国的大西北，存在着大片大片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巴丹吉林、准噶尔和腾格里。水，对广袤的荒漠，就像一个天国的梦境一般。
位于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东南侧的黄土高原，被南北走向的六盘山拦腰分割为两个黄色大块。六盘山以东的一块被称为陇东高原，六盘山以西至乌鞘岭脚下这一片称为陇西高原。面积大约为4万平方公里。
一望无际的梁、峁、沟、谷，被一片片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
在这里，年平均降水量410毫米，仅为广东年降水量的四分之一，但是，年平均蒸发量1500毫米以上，为年平均降水量的3倍多。
在这里，太阳的年辐射量每平方米5700至6500兆焦耳，过于充足的高原阳光，给黄土高原制造了强烈的干热气候，使得厚厚的黄绵土其养分和水分含量很低，而土壤有机质矿化率却高，难以积蓄，黄土高原成了低产土壤。
而且，从历史上看，瘟疫、兵匪、苛政苛捐也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不少灾难。但更多、更频繁的灾难，还是干旱导致的大生大死的悲剧。
在陇西大地，从乾隆元年到乾隆七年，有5年是大旱。以至于多年竟然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通渭县志》说：
明嘉靖七年，巩昌府各县大旱，民大饥，食草茹木，人相食。
明崇祯十三年大旱。5月至7月，每晨天红如赭，秋大旱，饥，10月粟价腾贵，斗米300钱。次年春，价至10倍，绝粜罢市，树皮石面皆食尽，父子、夫妇相割啖，十死八九，道殣相望。
另外，《巩昌府志》和《陇西县志》中，也有对清朝及民国时因旱灾而造成的民间巨灾的描述。
干旱，成了黄土高原人生悲剧的代名词。
清代的巩昌知府张如镛在他的《陇西八景》诗中写道：
谁挽珠江水，飞来散作帘。
在张如镛的心目中，想挽珠江水以润泽陇原，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想象。
但是，珠江遥远，黄河却近在眼前，而且除了黄河，陇西还有洮、渭、泾、大夏、大通等河流经黄土高原，甘肃大地。
但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旧中国，要想把这些河流的水引来灌溉黄土高原，的确是个难题，首先是如何提高水位的问题。
从明朝嘉靖年间的段续戽水浇田，到民国时候的卖房毁家修渠，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陇西人民的干旱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甘肃水利建设的新时代开始了。修渠、筑坝、凿井、打水窖、冰山取冰……
人民大众付出了可歌可泣的奋斗和牺牲，但都是从局部缓解了一下，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1957年12月13日，定西专署农业基本建设局局长梁兆鹏曾经作出一个计划：
把黄河水引到靖远县旱坪川发展水浇地。
但是，负责勘察的老陈后来向梁兆鹏汇报说：
根据水位高程，引黄河水到旱坪川的渠线必须经过兰州市区，而经过兰州市区在理论是不可能的。
梁兆鹏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
1958年2月11日，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兰州结束，会议作出了引洮河水上董志塬的计划。
把洮河水引到董志塬，从引水地古城到董志塬，落差700米，灌溉西到洮河、北至黄河、东至白莲河、南至渭河和泾河，横跨陇西、陇东两高原。这相当于巴拿马运河的13倍。
1958年6月17日，水库大坝枢纽工程在古城举行开工典礼。
随后，将近20个县的16多万名干部和民工，浩浩荡荡地开往引洮工地。全省1260万人民，无不为“引洮上山工程”而欢欣鼓舞，纷纷为“引洮上山”作奉献。
会宁县的群众在3天之内捐献了铁锅、蒸笼、案板等8000多件。儿童们在共青团甘肃省委号召下，广泛开展了支援活动，他们变卖废铜烂铁、头发废纸，还有猪鬃之类，还用天真的双手制做了2000多盏小油灯，送到民工的窑窝里。
陇西县的青壮劳动力都上了引洮工地，县上大大小小的工厂多由老弱妇孺干活。
在会川工程指挥部的山崖上，刻写着朱德为“引洮上山”工程的题词：
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后来，“引洮上山”工程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而被迫停止了，引水灌溉陇西的梦想仍然没有实现。
干旱，也依然是黄土高原人民一个可怕的梦魇。
提出引大入秦方案构想
1965年，甘肃省水利厅设计院，勘测庄浪河流域和秦王川部分地方。
1970年，省水电局一总队会同兰州市及永登、皋兰两县技术人员，全面勘测秦王川的水土资源。
1972年，完成《甘肃省秦王川地区水利规划报告》。该规划报告分为引大入秦和调庄入秦两部分，经对两河水量、水质比较，确定引大入秦为规划采用方案。
干旱缺水，是制约甘肃农业发展的最突出问题，特别是中部干旱地区，缺水成为贫困的主要根源。自古便有“陇中苦瘠甲天下”的说法。在这片土地上，祖祖辈辈人们都在想水盼水，如何把天上水、地面水、地下水充分利用起来，是他们的心愿；如何找水、蓄水、引水是他们持之以恒的行动。
兰州以北6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就叫秦王川。
公元617年，时为隋炀帝大业十三年。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反隋的旗帜飘扬在黄河和长江两岸。第二年4月，金城校尉薛举率众反隋，自称西秦霸王，建立了自己的年号曰秦兴，后攻占天水，把都城从金城迁到了天水。
由此，可以想见，薛校尉起事之初，秦王川是他一个开阔的练兵围场，也是往西进军的必经之路。西秦霸王在这一片荒凉土地上演出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已史无可考。
千余年后，这片曾经沸热的土地和一个浩大的工程连在了一起。
秦王川原来有个秦王庙，庙址在秦川乡五道岘村。这是秦王川的地理中心，也是永登县秦川乡政府所在地。
据当地老人介绍，秦王庙周边的很多建筑都是1958年时拆毁的。
老人还说：“过去在秦王川里有很多庙宇，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龙王庙。对于干旱少雨的秦王川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有关土地的种种祈求完全寄托在龙王爷身上，希望龙王显灵，庇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亘古荒原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千百年间守着广袤的干旱土地。种砂田，吃窖水，“拉羊皮不沾草，风吹石头满滩跑”是这里的真实写照，生存条件的艰苦令老百姓难以安居乐业。
在陇西高原，若论砂田之最，当数秦王川。以至有些考据家的文章称它为砂田的发源地。
于是，有耕作的人发明了铺砂造田的方法，以使干涸的黄绵土保持一丝潮润以养作物。
当地有一首民谣唱道：
压砂田，刮金板，
它是农民的牛皮碗。
一个石头四两水，
砂田保墒晒不绝。
砂石就这样铺了起来，新砂田压老砂田，一层层地沉埋，密密实实地覆盖着干旱贫瘠的土地。一代接一代，从古铺到今。
而在秦王川西南方向，横隔着10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便有发源于祁连山脉木里山的大通河。河水滔滔，日夜不息，由青海流经甘肃境内汇入湟水，成为黄河的二级支流。年流量25亿多立方米，水量丰沛，水质良好。
从近代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不断在勾画引水蓝图。
据《永登县志》记载：
引水灌溉秦王川的设想，始于本世纪初。清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陕甘总督升允委派皋兰籍绅士王树中，偕同朱仲尊、薛立人等到祝藏族自治县松山一带察看红嘴河、黑马圈河，想引水入秦王川。
王树中经过实地考察回来，拟了一个引大通河水入秦王川的修渠灌田方案，呈报升允。
由于工程浩大，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再加上政局动荡，国库空虚，终因“川原深且重，形式殊悬隔。有如龙门山，神禹凿不得”而作罢。
民国二十九年和三十年，即1940年和1941年，南京政府经济部勘测队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两次勘测引庄浪河水入秦王川工程，并拟定出《庄浪河暨秦王川查勘报告》及《秦王川渠工程计划书》。
民国三十三年，甘肃水利林木公司武威工作站第三次勘测“引庄入秦”工程，提出《永登县秦王川查勘报告》。由于水源、地形、技术、费用等原因，所作计划未能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引水的设想摆上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1956年至1960年，定西地区、甘肃省水利厅都先后派人进行了勘察设计，提出实施计划。
1958年，中共甘肃省委二届八次全体委员会议做出决议：
引大通河水工程争取1959年秋季开工。
但随后不久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工程难以实施而被迫搁置下来。
引大入秦工程两上两下
1970年以后，甘肃连续几年大旱，永登、皋兰的干部群众又提出引大入秦的要求，甘肃省水利部门和兰州市组织技术人员经过几年的勘察设计和论证，于1975年初向甘肃省委提交了引大入秦工程重新上马的报告。
早在1973年12月，省水电设计院完成《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力主工程马上进行，认为这是解决秦王川用水最好的水利工程。
为了科学决策，1975年一开春，宋平便带领省水电局局长王钟浩、副局长陈可言及有关专家，实地踏勘引大入秦工程线路走向。
在当时，专家们提出两条方案，一是沿山修渠，打洞虽少却线路长，地形复杂，运行后维护困难；再一条是走捷径，穿山打洞，线路短，运行时容易维护，但施工技术要求高。
经过多次论证，大家选择了由青海天堂寺打山洞引水的方案。
同年9月，省委常委会研究了引大入秦工程问题，确定继续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并正式向中央提出报告。
1975年12月，水电部委托黄河治理委员会组成审查小组，召开现场审查会议，会议同意兴建这项工程。根据审查意见，省水电设计院对总干渠高、中、低3条引水线路，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和论证，对灌区规划作出修改和补充。
1976年1月24日，在经过相关部门审查后，国家计委正式复文同意兴建引大入秦工程。
1976年6月4日，省委常委会讨论批准了“引大”工程尽早开工，决定由兰州市组织实施。
1976年10月，省水电设计院完成《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修改初步设计报告》，选定天堂寺引水高程2256米的总干渠引水线路。
同年11月，省建设委员会在兰州主持召开由水电部、黄河治理委员会等30多个单位参加的引大入秦工程修改初步设计审查会议。
会议认为，天堂寺引水线路比较合理。后经过多次局部调整，确定总干渠长87公里。其中隧洞33座，长75.14公里。规划引大入秦工程灌溉面积86万亩，其中秦王川盆地为57.11万亩，总干渠沿线4.3万亩，庄浪河沿岸4.86万亩，东山丘陵区14.34万亩，北川丘陵区2.98万亩，秦王川盆地东南部2.41万亩，其中包括提水灌溉面积16.5万亩。
1976年11月25日，在永登县河桥公社沙沟口隆重举行工程开工典礼，人们企盼已久的引水工程进入了实施阶段。
但是，当初对工程实施的难度考虑不够充分，将这样一项浩大工程确定为“民办公助，土法上马”。当时，上千名农民们分段作业，依靠钢钎打眼放炮，铁锹镐头挖洞，车拉肩挑运土，天当房地当床，一把干粮一口水地苦干。山区地理环境复杂，原始施工方法十分缓慢。
1976年至1989年13年间，才挖了不到15公里的洞子。
大自然的无情，给满怀信心的施工者泼了一头冷水。一位作家这样描写民工们的心理：
想“引大”，盼“引大”，上了“引大”很害怕。
与此同时，开工不久的“引大”工程，很快就遇到了资金困难、技术困难的问题。
经省委研究，认为如此浩大的工程由兰州市负责的确有困难，决定于1978年底移交省，由省政府组织成立引大入秦工程指挥部，具体负责施工。
其后，建设者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施工，创造条件，完成了工程前期的通电、通水、通路和施工房屋修建等各项准备工作。
1980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国家要求大力压缩基本建设，“引大”工程再次陷入困境。
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作为引大入秦工程主要决策者，为之倾注了许多心血，曾12次亲赴工程现场视察，15次提出重大意见和建议。
决定引大入秦再次上马
1984年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时，宋平已经调任国家计委主任，他对甘肃省长陈光毅提出了“引大”工程应当继续的想法。
当年8月，省计委、省两西建设指挥部向国家计委上报了引大入秦灌溉工程项目建议书，恳请国家批准该工程复工，列入“七五”计划，并准予申请世行贷款。
1987年，甘肃省向国家计委报送《甘肃省引大入秦灌溉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2月12日，国家计委批准确认工程总概算为10.65亿元，工期7年；并同意向世界银行贷款1.23亿美元动工兴建。
1987年9月，经过各方面的准备，引大入秦工程全面复工。9月14日世行贷款签字生效。工程利用世行贷款1.23亿美元，同时内配资金4.56亿元，两项概算为10.65亿人民币，为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世行贷款落实后，根据贷款合同要求，“引大”总干渠的主要工程在国际、国内进行公开招标。采用“菲迪克”国际工程管理办法进行施工。
最终日本国熊谷组承揽了15.723公里的盘道岭隧洞，意大利CMC公司承接了11.65公里等两条隧洞的开凿，澳大利亚雪山公司中标提供技术咨询监理，还有国内的华水公司、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第十五、二十工程局等17个地级以上建设工程部门中标参加会战。
1989年7月26日省委、省政府在永登召开现场办公会，四大班子领导与相关部门人员再次考察现场，讨论方案。
这一天，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在永登召开了引大入秦工程专题会议。
省主要领导李子奇、贾志杰、阎海旺、张吾乐、葛士英和黄罗斌、李登瀛等老同志亲自参加会议。这表明了省委的决心，也说明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班子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统一的认识。
会上，李子奇代表甘肃省委向全省人民宣布：省委决定加快“引大”工程建设。李子奇说：
引大入秦工程是我省最大的世行援建项目，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项工程干好了，就会进一步提高甘肃在国内外的声誉，为以后开发河西、兴建疏勒河、引洮等大型水利工程，提供继续开放，争取外援，发展农业的经验和条件……
李子奇在讲了工程对甘肃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讲了工程要全面引入竞争机制，要引入80年代的第一流水平的施工技术，要严格执行合同管理等问题后，他慷慨激昂地说：
现在，已经不是上不上，干不干的问题，而是非干不可，干得更好、更快、干到底的问题。我们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停顿，更不能后退。这个决心省里已经下定了。“引大”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而未能搞成。然而，当年决定搞“引大”的宋平却把一个严肃的问题留给后来的领导：“引大”能不能上？
1983年，李子奇担任省委书记，第二年他就来到大通河，从盘道岭一直走到天堂寺，详详细细看了当年工程留下的东西，对工程的渠线、设计等方面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1985年，李子奇二次来到大通河……两次考察，使他坚定了一个看法：宋平同志搞“引大”工程是正确的。
李子奇想到：“甘肃的农业很落后，农村生活很苦，作为省委领导，究竟怎么改变甘肃的这种现状？怎么样排除落后与分苦的阴影？必须上一些骨干工程。”
有人说：“甘肃这么困难，把几个钱都用在几大工程上，挤了其他项目行不行？”
有人说：“你把‘引大’工程干成，我跳黄河去！”
但，如果不干，那么“引大”还放着，放到何年何月去？
李子奇终于下了决心：上。
3天里，与会者达成共识：
引大入秦工程已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骑虎不下，背水一战”，非干不可、干得更好、更快的问题。
会上，省长贾志杰的讲话，感情激越，声调悲壮：
引大入秦工程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万一搞不好，再来个几上几下，我们就会失信于民……成败在此一举。
葛士英在20世纪60年代当过河西水利总指挥，后来还当过两西指挥部总指挥，对甘肃的水情旱情了如指掌。在会上，他把“三大战役”讲得绘形绘色，生动感人。还即席朗诵他的诗作：
凿穿祁连七十里，引大入秦灌良田。
秦渠唐徕言无比，李冰父子亦黯然。
会议决定，成立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协调领导小组，省长贾志杰担任组长，省、市相关领导及厅局负责人为小组成员，主要协调解决工程建设的重大问题。
新组建的引大入秦工程建设指挥部归省政府直接领导。实行“计划单列，资金直拨，物资直供”，一切权力交指挥部。
省委常委韩正卿出任总指挥，华镇、严世俊、王增祥任副指挥，姜作孝任党委书记，张豫生任总工程师，顾其浩任副总工程师。
1989年阴历正月初八，李子奇把韩正卿召到他的办公室，然后说：“看来，拨拉过来，拨拉过去，非你去不行。”
话才破题，还没点明去哪儿，韩正卿已猜着是咋回事了。
接着，李子奇语重心长地对韩正卿说：“这个工程省委下了决心，工程艰巨，没有退路。”
韩正卿向省委领导立下了军令状：“骑虎不下，背水一战，完不成任务，解甲归田。”他坚决地回答：“定了我就去，地狱也得下。”
韩正卿说：“工程两下三上，任务的艰巨性不用多说，光是领导就换了多少任，可以说是个‘老虎’。当时不少人劝我不要接这副担子，免得吃力不讨好。我在民乐当书记时，总结了个‘三蛋’精神，就是‘要干就当铁蛋，干死了完蛋，干不好滚蛋。’只要没有私心，豁出去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次会议成为引大入秦工程建设的重要转折点，自此全省上下通力合作，建设者投入了艰苦的奋战之中。
韩正卿深有体会地说：“甘肃的农业，首先要在水字上做文章。像决定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战役那样，一仗一仗地打。”
会议之后，韩正卿以“背水一战”的气概，精心组织，严格管理，科学施工，使工程建设迅速走上正轨。
刚一到任，韩正卿便深入各个工区，经过100天的全面调查，亲自制定了十章七十条的《工程管理大纲》，从人员管理、施工设计、到合同签订、物资采购等一切都严格照章办事。
韩正卿多次对身边的干部说，廉洁自律要抓紧，不能建一个工程，“赔”上一批干部。“引大”所需的一切物资采购，严格遵守“菲迪克”管理办法，采用国际招标进行，一分钱都不能胡花。
历届省委、省政府对发展水利事业，解决甘肃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锲而不舍，这是“引大”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同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引大”。首先有了好政策，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敢想敢干了。其次，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引进资金，不可能引进最先进的机械设备和最先进的技术。“引大”工程建设充分体现了“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气概。
韩正卿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也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这在‘引大’建设中再次得到验证。上到高级工程师，下到场地作业人员，冰天雪地住简易工棚，干粮咸菜是家常便饭，在施工高峰期，每年都有100多天的大会战，大家放弃了节假日休息，为加快工程进度，每个人都作出了贡献。”“引大”实行国际招标后，国内外几十家承包商同时施工，荒凉沉寂的大沙沟顿时成了“联合国大院”。咫尺之间，有舒适别致的欧洲式别墅，布局合理的日本作业所，也有因陋就简临时搭起的窝棚和木板房，蓝眼睛黄头发和黑眼睛黑头发们虽然语言阻隔，但黑眼睛们还是从蓝眼睛中感觉到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被唤醒了。
中国施工人员在心里暗暗憋着一股劲：
要为中国人争气！
于是，一场没有裁判的角逐开始了。
二、设计招标
●没有路的地方，才是他们的路。为了能给秦王川那片焦土上生活的农民，多浇一亩地，尽量尽量地多浇一亩地，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着那条理想之路。
●世界银行把在中国消灭贫穷的重点放在西北地区。因为世行看待中国的西部就像世界上的南部非洲一样。世界银行对地球上这一块黄皮肤人种生存的贫困地一直投入关注的目光。
●郑载福、张豫生发现日本人对盘道岭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而且在3个投标公司中报价最低，两人有点迷惑不解。
早期勘测引大入秦工程
1956年，甘肃省农林厅水利局提出把大通河引到秦王川的计划之后，勘测这条引水渠的工作就立即展开了。
水利局工程师陈宝珍首先受命勘察这条水路，他带着一支勘察队，到永登秦王川看过那一片广大的旱川之后，又跨过庄浪河往西南前去看大通河。
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大都看惯了浑浊的泾河，也看惯了掺和着从黄土山地冲刷黄土而变得发黄的渭河。但人们不会想到，在甘肃大地上，竟还会有大通河这样一条如此清澈的河流。
弯弯曲曲的流水，从那色彩斑斓的河床流过，仿佛透明的纱一般薄软轻柔，似乎这里从远古至今从来没有受到过黄土运动的干扰。
大通河把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划开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把中华民族对于行政版图的占有划开了一条界线，也把气候的干冷和温湿划开了一条界线。
大通河两岸有稀疏的村落和小镇，有一座一座吊桥把险峻的崖岸连接起来，山头的藏民插箭的箭垛还显示出佛法僧三宝的威严存在。
大通河沿岸，一道道篱笆墙围堵起的小院里，掺和了河西屯子和青海藏族的土楼特色的木石结构的小屋紧紧地镶嵌在高高耸立得不见峰顶的青山脚下。
一垛垛的柴禾，一架架的椽檩和插在陡坡似的石板小院里的篱笆墙，就像悬挂在绿色山崖上一样。
一架架吊桥连接着从篱笆墙伸出来的小路，把小屋和外面的世界沟通起来。
天堂寺就在大通河的上游，它是一个小镇，属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管辖。
临河的村镇一条街道贯穿东西，居民房屋高低错落，带着浓厚的藏族居民风格。但从街上看，近街的房屋都是高高的土围墙遮掩着，只有一些树木伸出墙头。
天堂寺是镇上一座藏族黄教寺院，早晨的太阳从阴门山升起，万道金光照耀着佛殿上的阴阳鹿和法轮，轻风吹拂着悬挂于寺院中的红色白色印上经文的长幡，一个个巨大的经轮在人们的手中拨动着。
踏勘队翻越了数十座高山，越过无数的沟涧，来到了大通河附近的天堂寺。
大家粗略一算，如果把大通河水从天堂寺引到秦王川，再建起网络似的干、支、斗、毛渠，形成一个灌溉系统，这些大大小小的渠道纵横达700余公里。
由于当时的大通河还没有公路，陈宝珍他们是骑着马走完这一段路程的。
沿途地势异常险峻，地质条件复杂，而且当时的技术水平不高，大家在这条渠线上，每走一尺，都要克服无法想象的困难。
陈宝珍回来水利局之后，他写了一封长长的报告，否定了这个设想。
1958年，定西地区水利局派技术员陈怀德率领一个小组，对引大入秦线路又进行了大量的勘察测量。
由于条件异常艰苦，测量人员中有些人闹情绪，他们丢下工作回去了。
但陈怀德并未因此而罢休，他继续进行艰苦的勘察。但是，由于他引用的资料有很大误差，结果算错了高程，也得出了一个否定的结论。
重新勘测引大入秦线路
1970年，甘肃遭遇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尤其是永登、皋兰两县。
在甘肃省水电设计院的会议室里，设计院的领导和专家们，邀集兰州市、永登、皋兰两县有关人员讨论如何解决两县的严重干旱问题。
皋兰是兰州水车的发明者段续的故乡，与永登相邻。而一片百里的秦王川，却把两个县10多万生灵陷入困厄之中。
农民们在田里铺了一犁刀扎不透的砂子，但仍然抵挡不信酷热的毒日头，有机生命最宝贵的水份被从巴丹吉林、腾格里以及毛乌素三大沙漠刮来的干热风带走。
这场关于永登、皋兰干旱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1972年，但人们都没有提及大通河，也许是以前的两次踏勘把大家的奢望扑灭了。
他们提出了引庄浪河水到秦王川的设想。这个设想是在金嘴水库把水引到天祝县境内的华藏寺，提高水位，使河水回流到北边的秦王川。
但是，这一方案只是可以灌溉20万亩土地，仅相当于秦王川面积的五分之一。而且庄浪河只有一小股水。大家讨论的结果是：此路不通。
这时，人们的思路开始转了一个大弯，又转到引大入秦上来了。
重新提出这一倡议的是甘肃省水电设计院的宋维光和王嘉珍。他们骑着马从天祝门河一直到天堂寺，由天堂寺开始沿河而下，跋山涉水，将沿途仔细看了一遍。
宋维光和王嘉珍回到水电设计院后，提出引大通河水是有可能的。
于是，甘肃省水电设计院任命总工程师谭绍材为队长，重新组织了一支队伍上大通河。
这一次，他们没有到天堂寺，而是在距离天堂寺20公里的大水池作为引水渠首，定下高程为2100米。
谭绍材是有名的水利专家，他定下的这个高程是有一定权威性的。
当谭绍材的2100设计报告出来之后，设计院的专家们有的表示赞同，有的提出看法。尤其是一些老工程师，他们认为地质条件差高程低了。
谭绍材设计的碎石沙土渠道比降为六千分之一，黄土渠比降为八千分之一，岩石渠道比降为五千分之一，隧洞为三千分之一。
这样一来，渠道坡度平缓，水头不够，将会有14万亩土地仍然无法灌溉，还必须在石井子做一个扬程为80米的电力提灌。
2100方案在人们的评价议论中搁置了3年之久。
1975年冬天，设计院又组织了一支勘测队伍上大通河去。全队共16个人，包括冯显德、杨思荣、王福滋、贾玮、赵宗仁、曹相云、王长有、卯长春、陈广寿、韩长跃、王耀亮、王书本，还有3个司机、一个医生。
工程师冯显德是设计院生产组的负责人，也是这支勘测队伍的领队，他当年对2100线路提出的意见最多。
冯显德为了确证2100纵坡偏缓的问题，到城建局测绘局买到河谷段万分之一地图，他还怕不精确，又买到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来研究。
这一天，冯显德和工程师贺志先、王福滋在水利厅三楼一个套间里，他们热烈地讨论去天堂寺的事情。而后向副院长王钟浩提出了建议。
在王钟浩的支持下，这个艰苦工作便落到了冯显德身上。
就在天寒地冻的一天，勘察队迎着凛冽的朔风出发了。
他们第一站到青海省门源县，门源是大通河上游的县城。从这里出发，翻越冰川雪峰穿过险恶峡谷，到了青海省漫达。
大家经过讨论，从这里引水，高程够了，但地处青海，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恐怕引水纠纷很难避免。于是又由漫达前往天堂寺。
他们在自己的测量日记上用冻僵的手，重重地记下了天堂寺这个高程。而后沿河而下，找寻他们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一条渠线。
青藏高原的隆冬，只能用酷寒来形容。冷龙岭是一条冰川覆盖终年积雪的山巅。
严冬的大通河被白玉似的积冰封锁着，那被禁锢在冰下河道难以容纳的激流，不时愤怒地冲击着冰盖发出令人森然的冰裂声。
严冬摆在冯显德等人面前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冰山雪谷。他们不是平常的旅人，去到那平坦的道路行走，他们不是樵夫和猎人，不能藏身在浓密的松枝下躲避刺骨的风雪，他们是从没有路的地方寻找一条特殊的路。
有时，这条路在深深的大山腹中，而他们却要站在风雪迷漫的山巅测出那条穿山而过的水路。不能高，不能低。按照严格的经过千百万水利科学家研究出来的“比降”来行走。
没有路的地方，才是他们的路。为了能给秦王川那片焦土上生活的农民，多浇一亩地，尽量尽量地多浇一亩地，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着那条理想之路。
就在那90个严酷冬日中的一天，大雪铺天盖地下着，朔风卷着雪团从山谷冲上山顶，又从山顶落入深谷。
在这样的天气里，秦王川的农民也许正关严门户，坐在热炕头上，煮一锅热喷喷的洋芋，剥着吃着，从破窗纸里望一天大雪，希望下得再大再大，好给干渴的土地多留下一些水份。
而此时此刻，冯显德他们却正被大雪困在山上，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带路的王长有带着一支步枪，他让大家跟在他后面慢慢走，他要打只野鸡、野兔什么的，解决大伙的饥荒问题。大伙离他近了，会惊走野物的。
这样大的风雪，连野牲畜都躲在窝里不出来。王长有走了好久好久，都没有找到猎物。
这时，王长有听见熊瞎子在呜呜叫着，他虽然拿着枪，但不敢和熊瞎子玩把戏。
记得当年陈宝珍工程师在否定“引大”的报告里，其中有一条就是这里野兽很多。野兽多了伤害人，他们只有一支枪，何况这枪是给饿了两天的人拿着，已无缚鸡之力了。
王长有躲开熊瞎子，冯显德他们远远地跟着。
突然，一阵狂暴的风雪向他们扑打过来，人睁不开眼，帽耳子和胡子茬上结满冰凌子，他们用胳膊遮护着眼睛艰难行走。
但是，等这阵暴风雪过去，大家发现王长有不见了。王长有是出了事还是把他们给拉下了，大家十分着急。
面前，有一条陡峭的山沟，他们猜想王长有如果出事，很有可能掉下沟去了，大家便下沟来找。
他们刨开半人深的积雪，费尽力气，也没有找见王长有，就攀着崖壁上的松树，慢慢地上到山顶上，这是只能上不能下的陡坡，谁知上来的地方却不是原来下去的地方，大家把方向位置全搞错了。
谁也说不清他们现在在哪里，怎么样到他们的救助人员临时的营地去。就连3年前走过一次天堂寺的卯长春也记不得了。
下也下不去，回也回不了，饥饿在无情地折磨他们衰弱疲惫的身体。
赵宗仁是陕西人，毕业于西北动力学院的，他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镜子，这个总爱说他是属狗的工程师，在饿得前胸贴后背时不断地念叨：“妈的，有一碗羊肉泡馍多带劲。”
赵宗仁想吼几句秦腔，可是一张嘴就是满嘴风雪憋得喘不过气来。他心中陡地升起一股崇高的悲壮来，拔出藏式腰刀，在身边的大树上刻下这个悲壮的日子。
大伙都想说一句什么话，可是声咽气塞，风雪把他们激昂的话语传得很远很远。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不知他们又走到什么地方，他们听到了枪声，听到了王长有呼唤他们的焦急的枪声。
经过多少迂回曲折，最终历史没有辜负冯显德、赵宗仁他们。他们终于勘测得出结论：
引大入秦是可行的！
1977年9月，省委书记宋平正式批准立项，引大入秦为甘肃省基本建设项目。
世界银行资助引大入秦
1985年，世界银行副行长欧内思特及夫人一行10人一来甘肃，就到定西地区考察，他们看了陇中农民的水窖，看了他们灵巧双手编制的草编工艺品。
引大入秦工程在争取世界银行的贷款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甘肃省委、省政府曾多方奔走筹资。
再上“引大”，资金短缺对甘肃这个贫穷的省份来讲成了最突出的问题。
水利部派一位有关领导到“引大”工程上来，做了一年工作，结论是这个工程不可能，一则隧洞工程巨大，二则面临世界性技术难关。
隧洞工程界认为，隧洞越长，技术难度越大。而“引大”的盘道岭隧洞15.72公里，比我国最长的大瑶山隧洞还长1.4公里，为世界上包括公路、铁路和其他隧洞在内的10大长隧洞之一。
根据资料，一般软岩隧洞最大埋深250米左右，而盘道岭隧洞最大埋深404米，世界上还没有人打过如此埋深的软岩超长隧洞。
因此，水利部当时没有下决心支持。后来，水利部钮茂生部长来到甘肃，他对工程的方方面面做了深入了解，深受感动，给“引大”支持了一笔资金。
当年，一个到中国西部旅行的美国摄影家，经过秦王川，拍了一幅照片，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题目为《今日中国之西部》，画面是一片荒原，低低的山丘草木不生，光秃秃一片惨白，在这荒凉背景上，一个老农民吆着毛驴车向荒原走去。
整个画面以及那表情麻木的老农和毛驴车，把西部的贫穷落后，无疑是浓缩式地突现出来。
可偏偏就是这个穷字，救了“引大”。
原来，世界银行有一项任务，就是支持世界一些贫穷地区减少贫困。
在当时，世界银行的无息贷款主要是用在支持南部非洲国家来进行消灭贫穷。按照它的标准，执行的标准是平均国民收入420美金以下的国家，可以得到软贷款，中国够得上这个条件。
世界银行把在中国消灭贫穷的重点放在西北地区。因为世行看待中国的西部就像世界上的南部非洲一样。世界银行对地球上这一块黄皮肤人种生存的贫困地一直投入关注的目光。
世界银行有3任行长到过甘肃考察。第一位是麦克纳马拉，第二位克劳森，第三位是卡耐波尔。卡耐波尔一上任，第一次到中国就来到甘肃。
世界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执行董事会，这些董事们也很关心甘肃的贫困和建设。王连生当中国董事的时候就陪着8位董事到甘肃来访问。
世行对甘肃是非常重视的，他们对甘肃的多次访问调查，使得世行产生了一个决策，那就是中国消灭贫穷的样板，应当放在西北地区，而西北地区的重点就是甘肃。他们认为这项工程的成败，关系到世行工作在中国的成败。
1987年9月14日，在世行大楼18层会议桌上，中国人和外国人立下一纸借贷协议，得到了1.23亿美元的贷款。
有了1.23亿美元，甘肃省政府积极筹措了一笔内配资金。“引大”有了合人民币10亿多元的总投资，便以全新的姿态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工程进行国际建设招标
1987年9月14日，西部人第一次按国际合同，即菲迪克条款，和世界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担保人是国家财政部。
同时，引大入秦工程的国际招标也正式开始了。
世界银行在对贫穷国家投入贷款的时候，同时规定：由他们贷款的工程必须实行国际招标。土木工程施工，必须采用国际通用合同。以此合同之规定标准一丝不苟地完成工程项目，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世行将随时取消“引大入秦”项目。
省长贾志杰担任国际招标组长，下设评标委员会。
在永登县城东北角，几幢很不显眼的楼房围着一个水泥铺地的院子，大门上挂着“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建设指挥部”的牌子，因为名称颇长，又要写得引人注目，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足有丈把长。
在招投标的那5年时间里，这里大小汽车出出进进，挟着厚厚的标书、合同，外文条款、中文文件的领导们，工程技术人员，在大楼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繁忙的指挥工作把生活的弓弦绷得紧紧的。
一份份用英文书写的标书从这里发出去，一件件咨询邮件从世界各地汇集到这里来。
办公室里，人们不约而同都使用着陌生而崭新的语汇：业主、承包商、咨询。
世界银行规定，这咨询属第三国。指挥部经过对国际咨询的确定，也用招标的形式选择世界上著名的咨询组织。
最后中标的是澳大利亚雪山公司做业主的顾问。国际咨询专家向业主负责，也不代表世界银行，但他们有责任把业主和承包商执行合同的情况定期报告世行。
还有什么违约责任，索赔啦，国际仲裁、法庭、投标保险啦，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在招标办公室里，人们操起洋腔来，把这些新鲜的词汇念来叨去。
招标组负责人、引大入秦副指挥严世俊，是位水利专家，他在甘肃水利建设中领导过许多工程，他已习惯于计划管理和指令性工程施工。
对于这次严肃细致的国际招标工作，严世俊却是首次接触，因此不习惯，陌生以及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接踵而至，而且差不多都带点国际性。
严世俊忙得不可开交。马拉松式的合同谈判会议，一会儿要陪承包商到工程现场考察，回答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一会儿又要出国去谈判。
招标办公室里，英文标书合同等文件堆积如山，严世俊常常不得不彻夜阅读、修改、研究，真是到了魂牵梦绕的程度。
严世俊的妻子在兰州病重住院，他也难得守在她的病榻前，尽一份丈夫的关照。他把全部心力投入工作上。
对于严世俊和“引大”指挥部的领导们，面对的一个严峻的课题，首先就是要吃透那10多大本共计4500万字的蓝皮书、合同。不吃透就谈不上熟练地运用。
严世俊有胃病，这可以说是水利工作者的职业病。长年累月的野吃野住，生冷不拒，没有时间就医和休息，使他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
而招投标又是无度的繁忙与紧张。严世俊的胃，简直不敢纳入一口饭菜。根据医生说的和口头流传的民间验方，他只能吃烤焦的干馍片。他向厨房里嘱咐过，每顿饭给他烤几片干馍，而且越焦越好。就这样他每顿饭都是一碗稀饭，几片焦糊的干馍片，吃下去又投入到工作的苦累繁忙中去。
同事们看着严世俊的脸，都同情地劝他多休息。可谁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能休息得下吗！
副总工程师赵宗仁虽然也累、苦、忙，但他心里最激动。他想起12年前，他们勘测这条引永渠线，在暴风雪中死里逃生的情景。
从那时开始，引大入秦工程几上几下，终于以全新的姿态开工了，这个苦、累、难来得多么不容易，整整盼了12年啊！而赵宗仁又成了这次“特高科”行动先锋官，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和激动。
赵宗仁说：“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一生中，能干一件轰轰烈烈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实现了足慰平生的愿望，用生命的辉煌结束这个世纪而迎接21世纪的辉煌。一个从事祖国水利事业的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幸福的呢？”
赵宗仁曾经参加过景泰黄河电力提灌工程，为项目负责人。“引大”再次上马，他即被调来担任副总工程师、合同处处长，招标工作理所当然地搁在他的肩上。
赵宗仁和严世俊也对这些洋玩意一样的手生，也是从不习惯中艰难地迈着步子。
赵宗仁要亲自编发出去的标书，凡是参加招标的承包商，要一一进行资格审查：这家公司资金怎么样？账户银行是哪国哪家的，有无外债？有什么技术条件？
这些不能光听承包商介绍，得一一调查落实。这些弄清楚后，合格的就发通知，让他们参加招标会，不合格的就不通知。
除此之外，总长674，95公里的渠道，分成一个一个的项目，计算出它的具体工程量、单价、材料。从一方石头到一根钢筋，买哪国哪厂的都要定下来。用美元、法郎、还是人民币都要算出兑换比率。
赵宗仁整天埋头在办公桌上摆的那几部上千万字的合同文件中，翻呀翻，他的眼睛瞅花了，扶一扶近视镜继续看。
再苦再累，他们都能挺得过去。他们要给“引大”招来最棒的承包商，用他们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先进的管理来装备“引大”。
指挥韩正卿差不多在每一次会议上都以坚定的声音说：“我们‘引大’人要当勇士，不当懦夫，不管吃多大的苦，都要千方百计把引大入秦工程建设各方面的工作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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