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辉,魏勃,张晓凤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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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法律保障试读：
作者介绍
谢辉 女，1979年生，山西晋中人。中共党员、硕士，现任教于华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0余篇，参编著作、教材5部，主持、参与河北省社科基金、河北省社科联项目等课题10多项。
魏勃 女，1980年出生，河北唐山人。硕士，现任教于华北理工大学。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参编学术著作5部，主持市厅级课题4项、省部级课题2项。
张晓凤 女，1977年出生，河北唐山人。管理学硕士，华北理工大学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型城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土地资源管理和房地产管理等。
导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全面统筹、可持续协调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要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我国政府努力调控的重要目标。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整个国民经济和谐、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由于各地区之间在资源条件、生态环境、劳动力资源以及体制和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差异明显加大，东部地区凭借自身的地理、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优势，都获得了迅速发展。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理论基础及其带来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使我国经济发展走上健康、协调发展的轨道，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要强调区域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其最终的目标就是达到整个区域社会和谐发展。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七点要求，标志着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使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为该区域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京津冀区域是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体，也是我国北方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这里既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北方的经济中心，有着巨大的发展优势和潜力。近年来，京津冀区域作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日益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区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社会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看到一些问题，即京津冀区域在发展中并没有形成协调发展的态势，由于经济发展、文化资源、环境状况等诸多方面没有协同合作、共同发展，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单一、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区域内部各个方面缺乏协调发展以及行政壁垒逐渐成为了阻碍区域间进一步协同发展的问题，在城市布局、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相比，京津冀区域的发展还受到一些制约因素的影响，其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推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关键是加强顶层设计，从城市、产业、经济发展到生态环境建设，真正把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再由各地进行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本书旨在通过对京津冀区域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快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对策和建议，建立以政策导引、合作共赢的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协调机制，以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一章绪论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社会继续飞速发展，科技持续进步，城市范围不断扩张，人类文明日新月异，发展是这个时代永恒的主题。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逐渐成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单元，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成为引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主体。区域的建设和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的发展重点，并且已经成为我国战略、方针落实的基本单位。区域经济加速一体化，以若干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日益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随着中国城市化脚步的加快，中国区域的发展呈现蓬勃兴起的态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已成为“十二五”国家发展规划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但纵观我国当前区域发展及区域战略，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在以往的观念中，每个城市的发展建设都是相对独立、相互雷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导致大量城市重复建设，城市之问恶性竞争，还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浪费巨大的宝贵资金。大量实践证明，盲目建设、恶性竞争、割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新一轮城市化建设高潮到来之际，将区域规划建设融入各地城镇体系的发展大计中，将城镇规划建设与区域发展规划同步协调完成，不仅有利于充分培育和发展现有城镇的综合竞争力，而且会取得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还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书以京津冀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大量参考文献和历年京津冀区域的历史数据，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京津冀区域的实际，综合分析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最后，提出了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策略，为协调发展提供决策支持。首先，从区域发展概念入手，在研究区域相关理论基础上，对区域发展进行理论探讨。然后，通过对欧洲区域发展、美国区域发展、亚洲区域发展等国外相关区域发展现状及发展演变规律的分析，同时结合中国区域发展的历程、现状及特点，并对中外区域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区域建设发展存在的问题，为京津冀区域建设提出合理性建议，确立京津冀区域发展的规划目标。最后，明确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战略构想，并提出了推动京津冀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为今后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规划建设提供了依据。一、研究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我国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步入了快速轨道。其中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浦东新区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先后经历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京津冀地区是环渤海的核心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目前国家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区域战略发展格局，国家开发重点由珠三角、长三角逐步转到了京津冀地区，由此可见，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环渤海地区作为我国第三个增长极，将延续区域的又快又好的发展。以滨海新区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处于环渤海地区的核心地带，极具增长潜力。在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环境保护和资源的使用，以及各行政区的政府间的竞争与合作等。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的形势下，京津冀区域又好又快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发展，同时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协调发展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的水平不高，体制的建立尚不健全，有待进一步深化。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产业发展相比，京津冀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这一点在产业的协调和互动发展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京津冀之间尚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上下游相关产业联系很少，未形成有效的产业价值链，产业配套能力不强；产业规划仍然限制在行政区范围内，缺乏区域层面的统筹协调，竞争资源等矛盾突出，导致区域整体发展相对缓慢。此外，京津冀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实力差距甚为明显，周围有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经济断裂带。本书就此问题进行研究，希望能对京津冀区域的发展有所裨益。二、研究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目的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中央提出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发挥东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重点推进河北沿海地区等区域发展，使其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自主创新中走在全国前列。这就为京津冀区域加快发展、率先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区域对经济发展的龙头示范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无法取代的，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走了一条由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道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区域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区域的开放又引发了我国城镇空间格局的巨大变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个世界级的城镇密集地区，这些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引领我国经济的发展。以此为依托，香港、上海、北京也跻身世界城市的行列，在全球城市功能组织上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更好地指导区域经济发展，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区域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进行认真梳理，取长补短，并在实践中检验、创新。基于此，本书在梳理区域发展理论，考察和借鉴国内外相关实践的基础上，调研京津冀区域发展概况及其趋势，确定京津冀区域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并就如何推进战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升温，以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发布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为标志，有关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讨论日渐增多，并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和三省市的广泛关注，一些研究成果逐步落实到政府规划层面。京津冀区域成为重点发展区域，滨海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将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反思这股热潮，恰恰说明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不足，尤其是作为我国三大传统经济区之一，明显落后于其他两个区域。因此在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热潮中冷静思考、分析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深层次问题是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由单个行政区向区域性的方向发展，这同时也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正在接轨。不论是从城市角度，还是从产业发展等角度来看，集群特征非常明显。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区域较为密集的区域之一，这里有渤海湾港口群和密集的产业集群。就经济发展的先天条件来讲，在我国的经济整体格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整体发展情况相比，则显得有些落后，这突出地显示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方面，北京和天津的扩散效应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还有待提高，目前环京津贫困带就是经济断裂区，京津与这些地区的各项经济指标差异较大。
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区域内整体城市化的水平较低。长三角地区城市密度大，作为核心城市的上海发展较快，周边的苏南和浙北的经济自宋代以来就非常发达，整个区域的综合实力较强。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广州的区位高度不如上海那样突出，但周边的中等城市较多，各城市的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所以区域的发展也比较快。京津冀地区有双核城市北京和天津，周边的城市密度较小，除了唐山市，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城市化水平与京津差距较大。京津冀城市间的合作与共同发展是整个京津冀地区发展强大的重中之重。各个城市应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而形成区域发展的特点，走差异化的道路，实现共同发展。京津冀区域的发展首要的是明确区域总体功能定位，之后在空间范围内明确区域内各城市的定位，尤其是京津的功能定位。京津作为区域内的中心城市，有其自身的中心区域和辐射区域。同时，区域内的其他城市也都要承担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功能，这些功能要与京津有差异，这样才能形成城市功能的互补，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三、研究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的竞争不再仅仅表现为单个城市或国家间的竞争，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竞争。伴随着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涌现出了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区域经济体，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个较为成熟、规模较大的都市经济区。2011年，三大经济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总量的43.5%，已经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京津冀地区同属一个经济圈，地缘、人缘、业缘具有天然联系。作为环渤海经济圈核心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产业密集区和区域经济体，它是我国继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后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区域，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具有经济基础好、科技力量强、地理位置优越等多方面的经济优势。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也是各国经济学者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经济现象，京津冀地区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了重点地区发展的经济政策，市场的力量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地区发展的差距。同时，区域内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如京津冀中心城市和其周边地区。这些差距成为影响改革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当前形势下，建立符合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制度并使其发挥作用十分必要。
京津冀地区属于同一个经济区域，在产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已有一些合作，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和行政区划经济的影响，区域合作现在有待加强，京津冀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的体制尚未建立。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由于京津冀地区的行政区划限制了产业分工与合作，区域内经济的联系较弱，经济分割性较强，产业结构水平差距较大，缺乏有效公平的产业协调发展机制，影响了京津冀区域整体实力的发展。产业合作十分有限，区域之间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上下游相关产业联系很少，尚未形成有效的产业价值链；产业规划仍然限制在行政区范围内，缺乏区域层面的统筹协调，竞争资源等矛盾突出，导致区域整体发展相对缓慢。在全球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面对当前国内外的竞争压力，如何推动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并提升区域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因此，需要探寻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面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新的时代要求，研究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模式，加强研究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的协调和一体化进程，构建促进统一的产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其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作用，对于提升京津冀区域经济实力，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完善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加快构建京津冀区域发展新格局，是顺应国内外产业升级新趋势，适应环渤海地区加速崛起，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一）提升区域竞争力
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区域与中国区域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比较分析来看，中国三大主要区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仅相当于日本三大区域的一半，距离美国三大区域的差距也非常大，这说明中国区域集中度依然不够，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有待提高。这就要求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区域，必须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平台建设；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着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能源、土地、海域等资源利用效率，化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以京津冀区域为代表的区域必须通过科技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充分发挥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区域竞争力。（二）有利于破解城市化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197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17.9%,2000年为36.09%,2010年提高到47.5%，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1.04个百分点。粗步估算，到2030年迎来人口高峰时，我国人口总量为16亿。按届时75%的城市化率计算，城市人口总量为12亿。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计算，单纯小城镇发展模式、中等城市发展模式、大城市发展模式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走区域发展模式，通过区域的发展，以点带面，形成广泛的城市聚集效应，就地将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形成梯次产业分工格局，才能实现城市化的平稳过渡，保证安民富民。（三）有利于开展区域规划和管理，协调各方利益
在深入研究区域发展理论，借鉴国内外区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谋划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布局和区域内各主要城市的协调分工、功能定位，避免盲目无序竞争带来的内部损耗，减少资源消耗和重复利用，构建多层次差异化并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格局，引导区域内各级城市制定科学合理的用地布局、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战略等，充分考虑和协调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寻求共识，统一各方行动，最终达到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目的。（四）有利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第一，环京津和环渤海是河北省区域发展的优势和推动力，构建京津冀区域发展新格局，有利于促进河北省的环京津区域和沿渤海区域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第二，构建京津冀区域发展新格局，有利于带动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转变，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构建河北省的现代产业体系；有利于引导河北省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推进产业加速聚集，提升发展质量和竞争力，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第三，有利于加强河北省与京津的分工与合作，实现与京津产业对接和互动，并有效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培育形成新的战略增长极，提升在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为京津城市功能拓展和产业转移提供空间，促进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紧迫性（一）在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中华民族正在加快伟大复兴的步伐，而以京津冀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加快发展的第三增长极。国家形成了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要求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而京津冀都属于东部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开发开放重点由南向北，逐步推进，现在转到了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这个地方联合起来快速发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二）近年来，国家对京津冀分别明确了城市和地区定位，希望三地进一步合理分工、协调布局、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形成区域整体综合实力。应该按着科学发展观和全国区域总体战略布局的要求，把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和规划内容。（三）京津冀区域向着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明显增强，既有需要也有条件在全区域实行更大规模的资源整合、社会化生产和现代化经营与管理。如果合理分工，合作发展，会扬长避短，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如果分割开来各自发展，会造成极大的重复和浪费，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历史性遗憾和损失。京津冀的发展需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更全面、更系统、更综合、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四）京津冀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具备区位、资源、产业、技术、人才等多方面优势，但发展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还有许多差距，需要通过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结构，聚集能量，形成最大的综合优势，取得最大的整体效果。京津冀联合虽然多年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多进展和成绩，但还没有形成全局性的目标、规划、部署与举措。人们对京津冀一体化的认识在不断提高，但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还不一致。需要进一步提高一体化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制定明确的统一协调的目标、规划、方针、政策和措施。京津冀地区有越来越便利的环境和条件，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摆脱行政隶属关系的束缚，通过市场调节和行政推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五、国内外区域发展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1826年德国杜能《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第一卷）的出版为标志的区位论，但真正在现代区域经济研究领域比较成型的成果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赫希曼的“核心与边缘区理论”和伊萨德的“国家干预政策”。之后，国际上关于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三个领域展开：一是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区域内地区间的均衡发展问题，重点研究区际关系；二是针对特定地区的经济开发问题研究地区发展战略和综合布局；三是关于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数学模型问题。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性研究。主要针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及欧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一体化的实践及其成因、发展与对策的研究。二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1）京津冀区域空间一体化研究。2）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研究。3）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研究。4）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其他层面研究。第二章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一、区域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首次提出“大都市圈”理论。区域，是一个为各门学科广泛使用的空间范畴，作为地域空间，区域既是一个有确切方位和明确边界的实体，又是一个人们在观念上按某些要素集合而成、往往没有严格边界的空间概念。不同学科对区域有不同的解释。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地区表面的地域单元。社会学把区域看作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从行政观点看，区域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在经济学中，人们通常把区域看作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是指人们的经济活动所造就的、具有特定地域构成要素、不可无限分割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就区域的本质而言，它是地球表面上占有一定空间的、以不同的物质客体为对象的地域结构形式。
区域经济属于经济学上的概念，通常是空间资源组成的地区经济集合体，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关系是有层次的，分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第二层次是指地方政府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制定具体的发展规划、战略规划和经济措施自主调节本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利益的最大化。在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就是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交替发挥作用的过程，即经济增长并非以均衡的速度发生在区域内所有的地方，而是首先以较大的强度出现在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周围地区扩散，进而对整个区域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系统描述了区域发展阶段与相应的空间结构演替次序，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空间结构逐渐由低水平均衡阶段—极核发展阶段—扩散阶段—高水平均衡阶段演变。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充分发挥各区域内部各地域之间的比较优势，经济优势和特殊功能的条件下，实现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收入水平、公共福利水平、综合经济实力等诸多经济指标大体一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落实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最本质的核心内容，从空间的角度看，它主要指部门、行业、产业分布、结构转换及其发展水平方面的统筹协调发展；从社会角度看，主要指社会进步，收入分配、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和谐与发展。根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区域经济协调的最主要的三大目标：一是要缩小经济发展的差距；二是要缩小社会发展的差距；三是要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二、区域规划理论
为解决工业革命后城市过度膨胀、无序扩张，人口密度过大、缺乏空地及绿化、生活环境质量差、公共设施少且分布不合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空间布局混乱等城市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提出要突破城市的界限，将城市和周围乡村联系起来统筹考虑城市的发展问题，为区域规划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体现了最朴素的区域规划思想。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区域规划的理念逐步清晰，1930年，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芒福德提出了区域整体发展理论，1933年，《雅典宪章》指出，城市与其周围区域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统一性，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又重申了这一点，指出规划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反映出城市与其周围区域之间基本的动态的统一性，并且要明确地区之间以及其他城市结构单元之间的功能关系。
伴随区域的不断涌现，区域规划及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新的命题。区域规划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国民经济建设的总体部署，是对区域空间发展的战略性指导。区域规划研究的是特定区域与周边区域发展的协调问题，在深入研究宏观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将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布局紧密结合，引导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并从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重组区域空间结构的支撑体系，据以指导城市规划和发展。三、区域理论对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意义
任何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区域理论是前人在总结以往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失败与成功经验基础上升华提炼而成的，它以区域经济、城市规划、区域规划等理论为基础，对城市内部、外部的联系和资源配置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城市按一定的内在关联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和优化组合，寻求资源配置的最佳解决方案，以促进区域内各城市协调发展，对解决当前城市发展过程遇到的各种弊端和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区域理论的研究对当前和今后我国城市的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区域理论的学习、研究和探讨，我们能科学把握城市的发展规律，对区域范围内的各个城市给予准确定位，明确空间结构布局和产业布局，构建起层次分明、分工合理、协作共赢的区域，推动城市及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依据（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理念
理念（Idea）是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指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的普遍范围。“理念”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见到的东西，即形象。在现代汉语中，理念被理解为思想、观念、信念，以及认定和追求的某种目标、原则、方法等。经济法的理念，是指经济法的指导思想、基本精神和立法宗旨，是对经济法起长效作用的文化内涵。主要内容有：整体效益理念、平衡协调理念、实质正义理念、经济秩序理念、以不公平求公平理念，本书主要论述与题目紧密相关的平衡协调理念。
现代经济法已经从早期仅具有克服“市场失灵”的单一功能，发展到具有同时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功能，从早期政府单纯的强硬有力的干预手段，发展为同时或交替使用协调手段和干预手段，且更加注重对协调手段的使用，协调是社会系统保持稳定的重要途径。但社会的协调发展往往又离不开国家的干预，经济法就是国家调控的具体体现之一，其直接目的是要解决经济发展中宏观、中观和微观、全局与区域、纵向与横向、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秩序与自由、社会整体与个体、一国不同产业部门经济发展之间等诸多复杂的矛盾，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就经济法的协调而言，又有两层含义：一是目的层面的协调。协调意味着社会经济系统各个领域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相互适应、共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这本身就是经济法的重要目标。二是手段层面的协调，具体表现在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两个方面。在宏观调控方面，主要是对社会各经济活动进行指导、鼓励、提供帮助。经济法通过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发行国债，利用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和其他财政、产业、税收、金融、信贷价格等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综合协调，促进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益，协调个别、微观的经济效益以取得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最优化，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快速、均衡、稳定地发展。在微观规制方面，国家通过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协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市场竞争进行适度干预和管制，以排除市场障碍，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同时也保护市场中的弱者，促进市场经济有序、高效、良性地运行。在侧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又兼顾保护市场经济各主体的个体利益，以实现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在最大程度上的协调和平衡发展。可见，经济法的协调既具有手段性，又具有目的性，二者有机结合，统筹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目标与个人利益目标的统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学理念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对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最早、最多的是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有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一般而言，国际上流行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平衡发展理论—— 主张地区间、产业间平衡发展，适用于较高发展阶段和较小区域。二是梯度推进理论—— 主张产业和要素从高梯度到低梯度有序发展，适用于工业化初期的宏观经济布局。三是增长极理论—— 主张政府干预，集中投资，重点建设，适用范围较广。四是点轴开发理论—— 主张点与轴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适合于欠发达地区，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大。五是网络开发理论—— 主张加强增长点与面之间的联系，实现整体推进，适合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因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问题的提出，缘于在全球大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事实，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地理条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等方面的诸多差异，由此形成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或道路以及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加之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为实现一定时期内的战略目标，而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或制度，从而必然带来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是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而存在，其根本的发展目标亦在于实现全国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地区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发展趋势，从“空间”角度看，国民经济的整体系统是由不同的“区域经济”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总是在区域经济的分工、互补、互动的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区域经济是否协调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有区域经济的核心就是缩小区域经济的差距使之达到“适度”，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社会哲学理念
区域协调发展是基于思考一个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发展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体现，从哲学高度把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发展观作为社会观念的一种。与每一种社会观念一样，都与人们对社会的构成及其认识的方法论有关，发展哲学理念的“内核”就是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行为时，社会被认为是经验对象，社会学用生物学研究动植物的方式来研究它们。这种方法的内容包括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总体性强调的是整体对部分的统辖原则。第二，社会性是主客体的互动过程，而不是纯粹客观性过程。主客体及其关系的概念是包含主体价值评论及主体意义的范畴。第三，总体性有结构与历史两方面。从历史讲，它是以主体为纽带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方法论虽然强调整体，但在整体中个体并没有被去掉，而被保存着。和谐辩证法认为，构成社会或事物的各组成部分或要素是相互适应的，和谐与均衡是人类社会或事物存在的正常条件。其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承认世界是有机整体基础上，认为处于其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是构成整体的不同“存在”。第二，在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及个人生活大的方面趋于和谐统一，而非冲突、战争，冲突、战争虽然存在，但只不过是一种对和谐的短暂偏离，最终还要回归和谐。五、区域经济需要协调发展的原因（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协调理论
市场失灵是由于一定的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出低效甚至是无效运行的非理想状态。市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但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方法，市场机制同样会有许多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市场配置资源会出现一定的盲目性、滞后性。市场失灵在微观上表现为某种产品的供求失衡，中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或产业结构的失衡，宏观上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随着“市场失灵”在宏观经济领域凸现，靠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已经不能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为此，需要国家的干预或宏观调控。在弥补区域发展差距方面，市场是有缺陷和失灵的，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作用不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而是扩大区域经济差距，事实上市场对有些问题是无能为力的，或者其自动均衡要耗费过多的资源，而宏观调控体现了人类的理智。通过人类的自觉行动可以以较短的时间、以较小的代价完成市场需要长期和付出巨大代价才能完成的均衡。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因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历史经验已经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得到证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市场往往“失灵或存在缺陷”，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或区域之间的不公。特别是1929年以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打破了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神话，市场调节经济的完美和谐性不再被崇拜，于是国家这一“看得见的手”—— 国家干预主义应运而生。1934年美国“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西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系统理论的正式诞生，以制定法律的形式抑制市场失灵和存在缺陷的问题。克服市场失灵需要国家或政府及时适度的干预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恢复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缓解经济周期波动和各种社会矛盾需要国家干预、协调。凯恩斯理论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强调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干预，更重要的在于对经济的控制，实际上是通过减少社会经济行动主体角色与人格需求的冲突，并力图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诸多因素，从而预防越轨和减少社会整合的时间，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差异的客观基础1．市场机制的自动运行导致发展差异
不管是西方市场经济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要素运动的基本规律是要素追求报酬的最大化，市场机制的自动运行会导致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或缩小。首先，从资金要素来看，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地区是具有吸引力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良好，为资金的保值、增值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使得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资金和外资有非常强的诱惑力。落后地区流入的资金和国外资本加上发达地区内自我积累的资金，使得发达地区可利用资金的数量远远大于经济落后的地区，这种资金获取和积累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从人力资源要素看，发达地区以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对欠发达地区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很强的吸引力，从而使得发达地区一方面保持了高素质人才储备的优势，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又保持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好了充分的高、中、低不同层次且合理搭配的梯度人才准备。经济发达地区在劳动力及人才储备上的优势必将导致区域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高素质人才、资金纷纷涌入沿海开放发达地区，使沿海地区积累了要素获取和利用的优势，从而拉开和落后地区发展的差距。2．国家区域政策导致区域发展差异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国家往往通过一定的区域政策调控国民经济运行，以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如果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采用区域差别化战略，必然会使一些区域从国家的干预行为中获得经济发展的净收益，而有的区域则发生经济收益的净损失。国家实施的差别化区域政策必然带来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从而致使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如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国家对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的区域倾斜政策，使沿海地区首先获取了制度性的发展优势，从而使得沿海地区和内地发展差距迅速扩大。尤其以现在经济发展高速的深圳为例，就可以看出优惠与特殊政策的益处。3．不同经济主体自有的差异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领域中不同的经济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各主体间物质利益分配不公，物质利益矛盾，利益格局安排不科学，其全部经济活动旨在追求利益实现效率最大化，容易导致不正当竞争、垄断等非效率现象的发生，必须用带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来引导、约束不同经济主体追求效率的行为。客观上需要协调各主体间利益的良性互动法律机制。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式的转变（一）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被经济学界视为同一概念，很少使用经济发展一词。首先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同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但两者的概念不同，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国内外公认的解释，经济增长偏重于数量的概念，主要是对不同时期投入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增加而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目标，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其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增加，表现为生产产品数量的增加和生产产值的增加。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复杂得多，它强调经济系统从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其中不仅包括生产要素投入后更多的产出和变化，“还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上的改变，也意味着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和转换，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价值取向的核心是落实在经济发展的“质”上，它蕴涵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含有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只是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或者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应该包含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二）从“经济发展”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式的转变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目标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与良性互动”。区域经济，泛指一定区域内的人类经济活动。在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上，区域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空间系统，具有区域特色的国民经济；在一定区域方位内，区域经济是由各种地域构成要素和经济发展要素有机结合、多种经济活动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经济系统。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
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区域经济是具有区域特色的国民经济。区域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因地制宜，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一个区域是由众多的地区组成，也涉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现在必须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使整体经济发展的效果更大，就要重视区域经济协调的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指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内部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趋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发展速度、发展内容上关联互动，从而达到各区域的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实现均衡发展，这是现今普遍共识的看法。二是指区域间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贸易关系、利益关系的协调或全部内容的总合。第二节 研究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涵
所谓协同发展，就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协同发展论已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确定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具体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产业协同发展、人才资源合作、旅游合作开发。
经济一体化，指单独的经济整合为较大经济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多国（省、市）经济区域的形成，在这个多国（省、市）经济区域内，贸易壁垒被削弱或消除，生产要素趋于自由流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按照自然地域经济内在联系、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静态）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也是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
都市圈的含义：（1）都市圈就是城市群。（2）都市圈是以大都市为依托的相关都市组成的在经济、产业、文化等方面有紧密联系，逐步融为一体的城市集合。（3）区域一体化的结果就是都市圈。世界首都经济圈，如纽约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东京都市圈、上海经济圈。
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不是孤立的，必须以周围区域为依托，与附近城市互为支撑。只有在加强与外围城市合作交流的同时，促进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交流，加快产业转移，实现商品、生产要素、区域政策的一体化。因此，城市的经济功能已不再是在一个孤立的城市体现，而是由通过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同与其保持着密切经济联系的一系列中小城市共同组成的城市群来体现了。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
京津冀城市间具有多种互补关系，有利于城市集群发展。首先，北京是我国的行政中心，人才聚集，财力充足，服务业发展迅速。天津的传统产业基础雄厚，制造业规模大、技术高、知识成果转化能力强。河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劳动力成本较低。河北省的资源优势与京津的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优势互补。其次，京津农副产品的自给率较低，需要行政区划外的农业生产支撑，河北有借助京津科研、技术优势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京津冀在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互补性。最后，京津冀在航空运输、水路运输、公路运输、铁路运输的具体分工上也具有互补关系。（一）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政治基础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突破区域间资源与生产率的限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协调，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早在20世纪80年代，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相关规划就已经提出，北京、天津和河北在区域经济合作就开始了尝试，组建环京经济协作区。进入21世纪后，以2004年“廊坊共识”为标志，三方开展了新一轮的经济合作。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编制，“两环开放带动战略”的提出，关于京津冀协作与发展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成为国家战略讨论的重点，相应城市的地方政府在总体规划、协作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城市定位。（二）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经济基础条件
京津冀城市经济总量大，生产总值增幅高。河北的经济总量高于京津，人均生产总值低于京津，以工业发展为主，农业比重较高，服务业比重较低。北京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方面具有优势。天津市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均具有优势。河北在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具有优势。在关联度方面，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京津与河北的关联度均较强。（三）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交通基础条件
京津冀区域铁路干线网络以北京、天津为主、副枢纽，货运年周转量占全国的30%以上。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在通达性方面给京津冀区域发展带来了优势。京津冀城市间公路密集度在我国属于前列，高速公路与干线公路形成了“十纵七横”的网状布局。公路技术等级不断提高，公路通行能力和通达度稳步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目前建有石家庄正定机场、秦皇岛山海关军民合用机场、唐山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南苑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城市群机场密度大，已经形成了一定水平的航空运输网络。利用出行时距图分析可知，从北京市中心出发一小时内可到达北京城区各地和廊坊。两小时基本可到达北京全市、天津和周边的唐山、保定、张家口、承德等地。北京到达整个京津冀都市圈约需要六个小时。从天津市中心出发，一小时内可到达天津城区各地、天津港、廊坊，两小时基本可以到达天津全市和唐山、保定、沧州等周边地区。从北京到达整个京津冀都市圈约需要八个小时。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优势（一）资源互补性
京津冀地区生产要素禀赋具有互补性。北京在政治、科学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竞争力是本区域中最突出的。首先，北京作为首都，其独有的政治地位是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北京集中了众多的高校、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这为发展科研中心和高科技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北京还有1000多万的常住人口和数百万的流动人口，人均消费水平比较高，是三地中最大的消费市场。其次，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港口，与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贸易往来，是三地出口的重要通道，也是北方传统的工业基地。近年来天津在加工制造业和金融方面发展迅猛，是北方重要的加工基地和金融中心。最后，河北拥有地域和资源优势，河北是唯一环绕北京、天津两市的省份，不但是北京、天津的“米袋子”和“菜篮子”，而且河北省的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建筑材料等储量丰富，可以为加工制造业提供足够的原材料。河北还拥有众多人口，能够为京津地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备原料和劳动力。而京津地区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工业制造能力很强，可以为河北提供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支持。（二）交通便利
京津冀三地共同位于华北平原的冲积平原上，地理位置相连，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便于共用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便捷的交通网络，拥有便利的交通设施和发达的交通网络。目前，京津冀地区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为主、天津、河北为辅的陆海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航空、公路、铁路和港口优势明显，拥有多个机场，其中北京机场是国内最大的航空港，天津也有现代化的客货两用机场，石家庄机场和山海关机场的功能和规模也在不断提升，并修建了邯郸、承德、张家口等支线机场，形成了干支结合的航空网络。在铁路方面，京津冀地区有多条铁路贯穿其间，北京是贯通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铁路枢纽，并建立了京津高速铁路，开通北京到石家庄、邯郸、秦皇岛等多条动车组，由北京到河北省最南部的邯郸不到3小时。公路运输更是发达，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拥有多条高速公路，使得三地之间的交通十分便利。港口方面，三地拥有天津、秦皇岛、曹妃甸、黄骅等多个港口，海运条件便利。现在京津冀已经形成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立体交通体系，使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合作拥有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三）产业优势
京津冀地区具有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各具产业优势，存在着较强的产业互补性。北京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最大，产业特点是以软件产业、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为主；天津的工业化程度次于北京，第二产业比重最大，产业特点以能源产业、航天航空、临港化工产业等为主；河北的工业化程度最低，产业以软件动漫、生物制药、现代中药、纺织服装、钢铁材料业、新型化工、新能源等为主。从产业分工来看，京津两地金融、高科技、服务等第三产业发达，优势明显；而河北的第一产业和重工业较发达，第三产业较薄弱，与京津两地产业存在互补性。此外，北京的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具有优势，天津的加工产业发达，而河北的采掘业、重加工工业占据优势。这些产业的形成发展，为三地产业间的合作提供了载体，三地可通过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合作，走经济一体化道路，达到人力资源、资本要素、实物资源的整合，实现高速发展。（四）科技优势和城市功能互补
京津冀地区聚集了全国最多的高等院校、科研基地和高科技产业园区，是全国综合科技实力最强的地区，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科技人才优势。从城市功能定位上来看，京津冀地区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天津是金融、物流、制造业中心，河北则定位于港口、京津装备制造业与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这些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且京津冀以前具有初步合作基础，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发展平台。京津冀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历史悠久，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京津冀三地就被作为区域经济的主体进行考察；改革开放以后，京津冀逐步形成了京津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河北以第二产业为辅的“三三二”产业格局和发展模式。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
首都北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疏解人口、交通、环境带来的压力，塑造国家的对外交流形象、完善提升首都功能、推进世界城市建设；天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交通受限、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需求；河北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档次、承接优势产业转移。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聚集作用太强，其自身发展已遭遇人口资源环境的天花板，必须把一些低端功能疏解出去。因为雾霾，河北省重化工业也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承接京津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是新兴产业的重要来源。
京津冀区域协作发展提了很多年，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推进，除了政策不到位等原因，关键是合作的时机没有到来。2012年末至2013年，雾霾天气给京津冀地区造成恶劣影响。2014年1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了全国74个城市2013年的PM2.5年均浓度排名。根据排名，污染最重的前十名是：邢台、石家庄、保定、邯郸、衡水、唐山、济南、廊坊、西安、郑州，其中，河北占了7个。天津和北京也分别排第11和13位，其中排第12位的是沧州。当环境污染成为各个城市共同面临的难题，必须由京津冀三地甚至更广的地方进行区域合作才能解决，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机遇真正到来了。为改变京津冀生态环境发展问题，京津两地正处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推进节能减排的关键期，需要与河北合作共同改善生态环境。
京津冀协同发展迎来重大机遇，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中央到地方，研究京津冀共同发展已达成共识。第二，北京发展阶段跃升、功能疏解、产业转移与升级，给京津冀地区的产业整合带来机遇，有可能形成新型产业分工格局。第三，北京新机场建设有可能率先实现周边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新机场占地2/3在北京，1/3在河北，还有天津的合作融入。围绕机场将形成一个临空经济区、产业区，还要建设一些航空小镇，从而有可能京津冀三地共同建设一个区域合作示范区。第四，京津冀三地都在进行空间结构调整，有可能带来合作的契机，北京的空间布局开始由过去重北部转向加快南部开发，天津发展越来越重视其东部与北部，河北则将环首都、沿渤海作为开发重点。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
关于如何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关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各个层面的推进技术和方法以及制度安排等问题研究，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是研究的基本点和重点。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与著述还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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