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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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盛宴（图文珍藏本）试读：
译者前记
此书可说是海明威有生之年写成并经他亲自修改的最后一部作品。尽管此书于一九六四年出版后，先后又出版了《岛在湾流中》、《危险的夏天》和《伊甸园》，今年在纪念作家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又有经他的儿子帕特里克编辑的《曙光示真》遗作问世，但是经作者亲手修改校订并认可出版的最后作品无疑是本书。海明威于一九五七年秋天在古巴的观景庄开始动笔，其间去爱达荷州的凯彻姆和在西班牙逗留时，仍断断续续写作，至一九六〇年春重返古巴观景庄才完成初稿，同年秋天返回美国，在凯彻姆他的家中作最后润饰完成此书，前后历时三年有余。一九六四年由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韦尔什编辑整理出版。
此书名为《流动的盛宴》，其意殆指巴黎这座世界艺术名都历久长青，人才荟萃，一些献身艺术的来到这里奋斗也在这里成名，文人沙龙，歌台舞榭，真好似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年复一年，而岁岁不同，像一席流动的盛宴。
本书是海明威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在巴黎的一段生活的回忆。一九二一年九月海明威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十二月经当时他结识的第一位美国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建议，偕同新婚的妻子以《多伦多星报》驻欧洲记者的名义居留巴黎，直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与哈德莉分手，而于翌年五月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波琳·菲佛结婚为止。这段时间正是他同哈德莉（尽管比他大八岁）新婚燕尔，在巴黎度过的清苦朴素（有时甚至忍饥耐饿）但又充满青春欢乐和爱情、在文学创作上艰辛奋斗的婚后生活及其最后的破灭；也是海明威从一个勤奋的青年作家埋头习作而开始成名的转折期。二十年代在巴黎有一批流亡的英美作家、艺术家如埃兹拉·庞德、托·斯·艾略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葛特鲁德·斯泰因、詹姆斯·乔伊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多斯·帕索斯等辈，他们聚集在斯泰因的文艺沙龙中，或者庞德的工作室和西尔维亚·比奇的莎士比亚图书公司里谈艺论文。年轻的海明威从庞德（他比海明威年长十一岁）和斯泰因那里获得宝贵的启蒙和热情的帮助。
回忆总是甘苦交织的。在巴黎的学艺生活固然贫苦而艰辛，但自有其欢愉和乐趣在。他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比之与后来的三个妻子，相对来说有着较纯洁的爱情，他们节衣缩食，对清苦的生活甘之如饴，从而能在工作余睱（哈德莉教授钢琴）去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滑雪，观看赛马、赛车和斗牛以及旅游观光。多年以后，作者怀着浓厚的怀旧心情回忆他与哈德莉这段温馨的爱情，以致把他最后与哈德莉的离异归咎于那个可鄙的“引水鱼”（指美国著名小说家多斯·帕索斯）把“有钱人”（指墨菲夫妇）引到了他们的生活圈中，才使他同哈德莉分道扬镳的。
海明威从他自己的观察和交往给一些作家艺术家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像。埃玆拉·庞德，这位现代派文学运动的先驱、旗手、领导者、著名诗人，一贯善于发现文坛新星，乐于奖掖后进，赢得了作者的始终不渝的尊敬。斯泰因的专横和热情，她对作者的训诲，及至作者最后不得不与她那样微妙地疏远；还有对年轻的富有才华的优秀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描画的可说是工笔细致的肖像，他热爱他的姍尔达，但结果无疑毁于他所倾心爱恋的人儿，他一心想埋头写作，但始终被姗尔达所迫而不得不参加夜宴酗酒纵饮，尽管他在巴黎时已经身负盛名，写出了他的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他终于毁于酗酒，姗尔达不久也患了精神病。一九四〇年圣诞节前四天因冠心病猝发，这位“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菲茨杰拉德过早地结束了悲剧的一生。他也是最早发现海明威的文学才能的一个，像兄长一样竭力鼓励他勤奋写作，并向出版社热情地推荐他的作品。但是在海明威的回忆中他显然多么脆弱，孩子气，他再三央求海明威真实地为他解答使他感到苦恼的生理问题，使人忍俊不禁。
海明威这部回忆录，乍看之下，似乎是一部写得过早的回忆录。一九五七年开始写的时候他不过五十八岁，离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仅仅三年。但回忆录是人们自己感到生命已临近终点时对自己的一次扫描、一个回顾和总结。这对海明威也不例外。他自五十年代在非洲游猎时两次飞机失事，其中一次伤势严重，“头盖骨开裂，臂膀脱臼，肝脏、左肾和脾破裂，脸部和头部严重烧伤”，由于电震疗法，他丧失了记忆力。这自然不能不使他产生生命将尽的感觉，回顾往昔，而萌生写回忆录的念头。而就在这部回忆录写成的第二年，海明威在他的凯彻姆住所用一支猎枪向他的头颅开枪自杀了。“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早晨，玛丽·韦尔什·海明威，他的第四任妻子正熟睡在楼上的主卧间里。突然一声像两只抽屉砰地关上的声音使她惊醒了过来……”
海明威已经死了三十八年。今年，《纽约客》周刊（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为了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发表了美国女作家莉莲·罗斯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三十八年来人们在海明威死亡的性质上一直有不少揣测，“玛丽说这是一次意外事故，我相信她的话。海明威不能容忍自杀这种行为。他会说，‘别死。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毫无意义的事情。’他热爱生活也相信生活。”然而，从他的父亲的自杀，从他的一向以自己健壮的体魄自豪，视写作为无比神圣的事业，一旦失去健康，甚至丧失了记忆力，行将成为朽废之物，他选择了自杀也是很自然的。他的亲人作如此宣告，无非是为贤者讳。
虽然如此，我们仍将向海明威表示感激之情。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之余，回首当年，往事历历，有不能已于言者，于是奋笔写成这部引人入胜的忆旧之作，使我们能与作者一起重游二十年代的巴黎，在塞纳河畔徜徉，在林荫道旁的咖吧闲眺；使我们得以一个个地结识他当年的旧友，那慷慨大度的庞德，二十年代轰动西方文坛的现代派小说家乔伊斯，英才早发、为娇妻所累而壮志未酬的菲茨杰拉德，专横而又好客、倾心于现代流派的新文学艺术、体态装束如意大利农家妇的斯泰因；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我们尊敬的朋友海姆，这是朋友们对他的爱称。
海明烕在他告别人世的前一年写成这部最后之作，无愧为一个英气勃勃的男子汉，无愧为一个矢志献身文学的伟大小说家。他的这种精神鼓励着我们在生活中奋进。译者亦老且病矣，两次癌疾两度手术，幸赖高明医师的妙手，在术后休养期间犹能握管译书，以解卧病之孤寂。译成之日适逢作者百年诞辰，不胜欣快，跻身译界忽忽已近半个世纪，我亦可以搁笔矣。汤永宽一九九九年八月序
出于一些作者认为充分的理由，本书中略去了许多地点、人物、观感以及印象。其中有些是秘密，有些则是尽人皆知，谁都已经写过的，而且无疑还会继续写到。
这里没有提到阿纳斯塔西体育场，有些拳击手在那儿当招待，侍候摆在树荫下的餐桌，而拳击场就设在那边的花园里。也没有提到跟拉里·盖恩斯一起练拳，以及冬季马戏场那场打了二十个回合的了不起的拳赛。也没有提到像查利·斯威尼、比尔·伯德和迈克·斯特拉特这些好朋友，也没有提到安德烈·马松和米罗。这里没有提到我们去黑森林的那几次旅行，以及前往我们喜爱的巴黎近郊那些森林的当日返回的旅行。如果所有这些都写进本书那敢情好，可是眼下我们只得付之阙如了。
如果读者喜欢的话，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虚构小说。但是这样一本虚构作品总还是会有可能多少阐明一点其中写到的那些事实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古巴，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
说明
欧内斯特于1957年秋在古巴开始撰写本书，1958至1959年间的冬天在爱达荷州的凯彻姆继续写作，1959年4月我们去西班牙，他把稿子随身带去，后来随身带回古巴，然后在那年深秋又带到凯彻姆。他曾半途搁下本书去写另一本关于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和路易斯·米盖尔·多明吉1959年在西班牙斗牛场上激烈竞争的书《危险的夏天》，于1960年春才在古巴完成本书。1960年秋他在凯彻姆对本书作了一些修此书涉及1921至1926年在巴黎的岁月。玛海蒙帕纳斯大街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欧内斯特·海明威维斯孔第街（rue Visconti）的运粪车“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真的吗？”我说。“你们就是，”她坚持说。“你们对什么都不尊重。你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我记得他们怎样装了一车伤员从山路下来狠狠踩住刹车，最后用了倒车排挡，常常把刹车都磨损，还记得那最后几辆车子怎样空车驶过山腰。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以及与自我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相对的自我约束，我想到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接着当我走近丁香园咖啡馆时，灯光正照在我的老朋友内伊元帅的雕像上，他拔出了指挥刀，树木的阴影洒落在这青铜雕像上，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背后没有一个人，而滑铁卢一役他打得一败涂地。我想起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
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
当时有的是坏天气。秋天一过，这种天气总有一天会来临。夜间，我们只得把窗子都关上，免得雨刮进来，而冷风会把壕沟外护墙广场上的树木的枯叶卷走。枯叶浸泡在雨水里，风驱赶着雨扑向停泊在终点站的巨大的绿色公共汽车，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群拥挤，里面的热气和烟雾把窗子都弄得模糊不清。那是家可悲的经营得很差劲的咖啡馆，那个地区的酒鬼全都拥挤在里面，我是绝足不去的，因为那些人身上脏得要命，臭气难闻，酒醉后发出一股酸臭味儿。常去业余爱好者咖啡馆的男男女女始终是醉醺醺的，或者只要他们能有钱买醉，就是这样，大多喝他们半升或一升地买来的葡萄酒。有许多名字古怪的开胃酒在做着广告，但是喝得起的人不多，除非喝一点作为垫底，然后把葡萄酒喝个醉。人们管那些女酒客叫做Poivrottes，那就是女酒鬼的意思。画家布拉克（Georges Braque）
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是穆费塔路上的藏垢纳污之所，这条出奇地狭窄而拥挤的市场街通向壕沟外护墙广场。那些老公寓房子都装着下蹲式厕所，每层楼的楼梯旁都有一间，在蹲坑两边各有一个刻有防滑条的水泥浇成的凸起的鞋形踏脚，以防房客如厕时滑倒，这些下蹲式厕所把粪便排放入污水池，而那些污水池在夜间由唧筒抽到马拉的运粪车里。每逢夏天，窗户都开着，我们会听到唧筒抽粪的声音，那股臭气真教人受不了。运粪车漆成棕色和橘黄色，当这些运粪车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缓缓前进时，那些装在轮子上由马拉着的圆筒车身，在月光下看去好像布拉克的油画。可是没有人给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排除污秽，它张贴的禁止公众酗酒的条款和惩罚的法令已经发黄，沾满蝇屎，没人理睬，就像它的那些顾客一样，始终一成不变，身上气味难闻。
随着最初几场寒冷的冬雨，这座城市的一切令人沮丧的现象都突然出现了，高大的白色房子再也看不见顶端，你在街上走，看到的只是发黑的潮湿的路面，关了门的小店铺，卖草药的小贩，文具店和报亭，那个助产士——二流的——以及诗人魏尔伦在那里去世的旅馆，旅馆的顶层有一间我工作的房间。
上顶层去大约要走六段或八段楼梯，屋里很冷，我知道我得去买一捆细枝条，三捆铅丝扎好的半支铅笔那么长的短木劈柴，用来从细枝条上引火，加上一捆半干半湿的硬木爿才能升起火来，让房间暖和，这些要花我多少钱啊。所以我走到街对面，抬头看雨中的屋顶，看看是否有烟囱在冒烟，烟是怎样冒的。一点没有烟，我想起也许烟囱是冷的，不通风，还想起室内可能已烟雾弥漫，燃料白白浪费，钱随之付诸东流了，就冒雨继续前行。我一直走过亨利四世公立中学、那古老的圣艾蒂安山教堂、刮着大风的先贤祠广场，然后向右拐去躲避风雨，最后来到圣米歇尔林阴大道背风的一边，沿着大道继续向前经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阴大道，直走到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我熟悉的好咖啡馆。二十年代的海明
这是家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我把我的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并把我那顶饱受风吹雨打的旧毡帽放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叫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便开始写作。我写的是密歇根州北部的故事，而那天风雨交加，天气很冷，正巧是故事里的那种日子。我历经少年、青年和刚成年的时期，早已见过这种秋天将尽的景象，而你在一个地方写这种景象能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那就是所谓把你自己移植到一个地方去，我想，这可能对人跟对别的不断生长的事物一样是必要的。可是在我写的小说里，那些小伙子正在喝酒，这使我感到口渴起来，就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这酒在这冷天上口真美极了，我就继续写下去，感到非常惬意，感到这上好的马提尼克朗姆酒使我的身心都暧和起来。
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她非常俊俏，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用柔滑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而显得鲜艳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她头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修剪得线条分明，斜斜地掠过她的面颊。
我注视着她，她扰乱了我的心神，使我非常激动。我但愿能把她写进那个短篇里去，或者别的什么作品中，可是她已经把自己安置好了，这样她就能注意到街上又注意到门口，我看出她原来是在等人。于是我继续写作。
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是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不会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
接着我又写起来，我深深地进入了这个短篇，迷失在其中了。现在是我在写而不是它在自动发展了，而且我不再抬头观看，一点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不去想我此时身在何处，也不再叫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了。我喝腻了圣詹姆斯朗姆酒，不再想到它了。接着这短篇完成了，我感到很累。我读了最后一段，接着抬起头来看那姑娘，可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跟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我这样想。但是我感到悲伤。
我把这短篇合起在笔记簿里，把笔记簿放进上衣的暗袋，向侍者要了一打他们那儿有供应的葡萄牙牡蛎和半瓶干白葡萄酒。我每写好一篇小说，总感到空落落的，既悲伤又快活，仿佛做了一次爱似的，而我肯定这次准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尽管还不能确切知道好到什么程度，那要到第二天我通读一遍之后才知道。
我吃着那带有强烈海腥味和淡淡的金属味的牡蛎，一边呷着冰镇白葡萄酒，嘴里只留下那海腥味和多汁的蛎肉，等我从每个贝壳中吸下那冰凉的汁液，并用味道清新的葡萄酒把它灌下肚去，我不再有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开始感到快活并着手制订计划了。
既然坏天气已经来临，我们大可以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去到一个不下这种雨而会下雪的地方，那儿雪穿过松林飘落下来，把大路和高高的山坡覆盖起来，在那个高处，我们夜间走回家去的时候，会听到脚下的雪吱嘎吱嘎地响。在前锋山南有一所木制农舍式的别墅，那里的膳宿条件特佳，我们可以一起住在那里，看我们的书，到夜晚暧和地一起睡在床上，敞开着窗子，只见星光灿烂。那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乘三等车价钱并不贵。那儿的膳宿费比我们在巴黎花费的并不多多少。
我要把旅馆里那间我写作的房间退掉，这样就只需付勒穆瓦纳红衣主教大街74号的房租了，那是微不足道的。我给多伦多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它们的稿费的支票该到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写这种报道，因此我们有钱作这次旅行。
也许离开了巴黎我就能写巴黎，正如在巴黎我能写密歇根一样。我不知道要这样做为时尚早，因为我对巴黎了解得还不够。但是最后巴黎却还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妻子想去，我们就去，于是我吃完牡蛎，喝干了葡萄酒，付了我在这咖啡馆里挂的账，便抄最近的路冒着雨——如今这只不过是当地的坏天气而已，而不是改变你的生活的什么东西了——赶回圣热内维埃弗山，回到山顶上的那套房间。“我想这该是绝妙的，塔迪，”我妻子说。她长着一张线条优雅的脸，每次作出决定时，她的眼睛和她的笑容都会发亮，仿佛这些决定是珍贵的礼物似的。“我们该什么时候动身？”“随你想什么时候走都行。”“啊，我想马上就走。难道你不早就知道吗？”“也许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这儿天气就晴好了。等天晴了，变冷了，就会非常好。”“我看天一定会好的，”她说。“你能想到出去旅行，不也是真好吗。”
斯泰因小姐的教诲
等我们回到巴黎，天气晴朗、凛冽而且美好。城市已经适应了冬季，我们街对面出售柴和煤的地方有好木柴供应，许多好咖啡馆外边生着火盆，这样你坐在平台上也能取暖。我们自己的公寓暖和而令人愉快。我们烧的是煤球，那是用煤屑压成的卵形煤团，放在木柴生的火上，而大街上冬天的阳光是美丽的。现在你已习惯于看到光秃秃的树木衬映着蓝天，你迎着清新料峭的风走在穿越卢森堡公园的刚被雨水冲洗过的砾石小径上。等你看惯了这些没有树叶的树木，它们就显得像是雕塑，而冬天的风吹过池塘的水面，喷泉在明媚的阳光中喷涌。由于我们在山里待过，现在所有的远景，看起来都变得近了。
由于海拔高度的改变，我对那些小山的坡度毫不在意，反而怀着欣快的心情，于是登上旅馆顶层我工作的那个房间也变成了一种乐趣，从这房间可以看到这地区高山上的所有屋顶和烟囱。房内的壁炉通风良好，工作时又暧和又愉快。我买了柑橘和烤栗子装在纸袋里带进房间，吃橘子的时候，剥去了皮，吃那像丹吉尔红橘那样的小橘子，把橘皮扔在火里，把核也吐在火里，等我饿了，就吃烤栗子。多走了路，加上天冷和写作，总使我感到饥饿。在顶楼房间里，我藏了一瓶我们从山区带回来的樱桃酒，每当快写成一篇小说或者快结束一天的工作时，我就喝上一杯这樱桃酒。我一做完这天的工作，就把笔记簿或者稿纸放进桌子的抽屉里，把吃剩的柑橘放进我的口袋。如果放在房间里过夜，它们就会冻结。斯泰因在巴黎寓所
我知道自己干得很顺利，走下那一段段长长的楼梯时，心里乐滋滋的。我总要工作到干出了一点成绩方始罢休，我总要知道了下一步行将发生什么方始停笔。这样我才能有把握在第二天继续写下去。但有时我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却没法进行下去，我就会坐在炉火前，把小橘子的皮中的汁水挤在火焰的边缘，看这一来毕毕剥剥地窜起蓝色的火焰。我会站在窗前眺望巴黎千家万户的屋顶，一面想，“别着急。你以前一直这样写来着，你现在也会写下去的。你只消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来就行。写出你心目中最最真实的句子。”这样，我终于会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然后就此写下去。这时就容易了，因为总是有一句我知道的真实的句子，或者曾经看到过或者听到有人说过。如果我煞费苦心地写起来，像是有人在介绍或者推荐什么东西，我发现就能把那种华而不实的装饰删去扔掉，用我已写下的第一句简单而真实的陈述句开始。在那间高踞顶层的房间里我决定要把我知道的每件事都写成一篇小说。我在写作时一直想这样做，这正是良好而严格的锻炼。
也是在那间房间里，我学会了在我停下笔来到第二天重新开始写作这段时间里，不去想任何有关我在写作的事情。这样做，我的潜意识就会继续活动，而在这同时我可以如我希望的那样听别人说话，注意每件事情；我可以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学习；我可以读书，免得尽想起我的工作，以致使我没能力写下去。当我写作进展顺利，那是除了自我约束以外还得运气好才行，这时我就走下楼梯，感到妙不可言，自由自在，可以到巴黎的任何地方信步闲游。
如果在下午我走不同的路线到卢森堡公园去，我可以穿过这座公园，然后到卢森堡博物馆去，那里的许多名画现在大部分已转移到卢浮宫和网球场展览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上那里去看塞尚，去看马奈和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大师的画，他们是我在芝加哥美术学院最初开始熟悉的画家。我正向塞尚的画学习一些技巧，这使我明白，写简单而真实的句子远远不足以使小说具有深度，而我正试图使我的小说具有深度。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不善于表达，无法向任何人解释这一点。何况这是个秘密。但如果卢森堡博物馆里灯光熄灭了，我就一直穿过公园去花园路27号葛特鲁德·斯泰因住的那套带工作室的公寓。
我的妻子和我曾拜访过斯泰因小姐，她和跟她住在一起的朋友对我们非常亲切友好，我们喜爱那挂着名画的大工作室。它正像最优良的博物馆中的一间最好的展览室，可就是没有她们那儿的暖和而舒适的大壁炉，她们招待你吃好东西，喝茶和用紫李、黄李或野覆盆子经过自然蒸馏的甜酒。这些都是气味芳香而无色的酒，从刻花玻璃瓶倒在小玻璃杯里待客的，而不论它们是否是quetsche，mirabelle或者framboise，味道都像原来的那种果实，在你的舌头上变成一团有节制的火，使你感到暖烘烘的，话也多起来了。
斯泰因小姐个头很大但是身材不高，像农妇般体格魁梧。她有一对美丽的眼睛和一张坚定的德国犹太人的，也可能是弗留利人的脸，而她的衣着、她的表情多变的脸以及她那好看、浓密而富有生气的移民的头发，头发的式样很可能还是大学读书时的那种，这些都使我想起一个意大利北部的农妇。她不停地讲着，起初谈的是人和地方。
她的同伴有一副非常悦耳的嗓子，人长得很小，很黑，头发修剪得像布泰·德·蒙韦尔插图中的圣女贞德，而且长着一只很尖的鹰钩鼻。我们第一次见到她们时，她正在一块针绣花边上绣着，她一面绣着一面照看食物和饮料并且跟我的妻子闲聊。她跟一个人交谈，同时听着两个人说话，常常会半途打断那个她没有在交谈的人。后来她向我解释，她总是跟妻子们交谈。她们对那些妻子很宽容，我的妻子和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喜欢斯泰因小姐和她的朋友，尽管那个朋友叫人害怕。那些油画、蛋糕以及白兰地可真是美妙极了。她们似乎也喜欢我们，待我们就像我们是非常听话、很有礼貌而且有出息的孩子似的，我还感觉到她们是因为我们相爱着并结了婚而宽恕我们——时间将会决定这一点——所以当我的妻子请她们上我们家去喝茶时，她们接受了。
她们来到我们的套间的时候，似乎更喜欢我们了；但这也许是因为地方太小，我们挨得更近的缘故。斯泰因小姐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提出要看看我写的短篇小说，她说她喜欢那些短篇，除了一篇叫《在密执安北部》的。“写得很好，”她说。“这是一点儿没问题的。但这篇东西inaccrochable。那意思是好像一个画家画的一幅画，当他举行画展时他没法把它挂出来，也没人会买这幅画，因为他们也没法把它挂出来。”毕加索和友人在一起“可要是这并不是淫秽的而不过是你试图使用人们实际上会使用的字眼呢？如果只有这些字眼才能使这篇小说显得真实，而你又必须使用它们呢？你就只能使用它们啊。”“你根本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她说。“你决不能写任何无法印出来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做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
她本人想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作品，她告诉我，而她是会发表的。她对我说，我这作家还不够好，在那家刊物或《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不了作品，但是我可能是一个具有自己的风格的新型作家，不过第一件事要记住的是不要去写那种无法印出来的短篇小说。我没有在这点上与她争论，也不想再解释我想在人物对话上作什么尝试。那是我自己的事，还是听别人说话更有趣。那天下午她还告诉我们该怎样买画。“你可以要么买衣服，要么买画她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钱，谁也不能做到两者兼得。不要讲究你的衣着，也根本不必去管什么时尚，买衣服只求舒适经穿，你就可以把买衣服的钱去买画了。”“可是即使我再也不买一件衣服，”我说，“我也不会有足够的钱去买我想要的毕加索的画。”“对。他超出了你的范围。你得去买你自己的同龄人——你自己那当兵的团体里的人画的画。你会认识他们的。你会在本区这一带碰到他们的。总是有些优秀的新出现的严肃画家。可买很多衣服的人不是你。总是你太太买嘛。价钱昂贵的正是女人的衣服啊。”
我看见我的妻子尽量不去看斯泰因小姐穿的那身古怪的统舱旅客穿的衣服，她真的做到了。她们离去的时候，我们仍旧受到她们的喜爱，我想，因为她们要我们再次去花园路27号作客。
我受到邀请在冬季下午五点钟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她的工作室，那是后来的事了。我曾在卢森堡公园里遇见过斯泰因小姐。我记不清她是否在遛狗，也不记得当时她到底有没有狗。我只记得我是独自一个人在散步，因为我们那时养不起狗，甚至连一只猫也养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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