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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0 1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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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巢乃鹏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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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2011(第五辑)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2011(第五辑)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2011(第五辑)作者:巢乃鹏排版:辛萌哒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07-01ISBN:9787308100281本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1章社会网络:基于电子接近性理论的考察——以大学生使用者为例刘于思

摘要:记者之间通过以博客和微博客为代表的新社会化媒体进行传播和建立链接的过程中,形成了怎样不同的在线社会网络?本文对新浪微博和博客的295名记者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发现记者微博链接网络比博客网络体现出更高的指标,打破了博客网络子群间的等级秩序,证实了微博链接网络在关系和结构两个层面上对博客网络的扩展和重塑机制,表明更具电子接近性的新兴社会化媒体更能够为记者职业群体提供更紧密的在线社会网络空间。

关键词社会网络,记者,职业群体,博客,微博客,电子接近性

一、引言

近年来,由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而引发的新闻生产变革成为媒介工作者和传播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领域。研究新闻记者运用计算机设备和互联网作为采访和报道辅助工具这一模式即“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已有近20年的历程。大量研究发现,记者在并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或以平均的程度来使用互联网的各种可能的应用,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如何使用互联网及其程度都出现了差异(Garrison,2000;Niebauer,Abott,Corbin &Neibergergall,2000)。但既有研究仍多集中于记者使用互联网发稿、寻找新闻背景资料及线索(罗文辉、张凯蒂、张宝芳,2007)、搜索和访问公共资讯、电子资料库和检索消息(王毓莉,2001)等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的自我认知与实践层面(臧国仁、钟蔚文、杨怡珊,2001),对记者通过互联网与群体内部的其他记者及群体外部的他人互动来完善自身的知识和执行能力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事实上,记者作为拥有相似的专业技能和立场的职业群体(professional group),是“一个拥有自我管理体系的实践共同体,其中的成员意识到彼此归属于同一群体,拥有独特和持久的价值观,自发地分享工作经验,并可能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规程、表达方式和行动”(Maria &Elisa,2006)。随着传播和计算机技术被集成而引发了“虚拟组织”,人们逐渐可以像在同一个时空中一般远距离地合作。而虚拟组织的增加,又使虚拟本身被逐渐视为自然的、可接受的组织方式(DeSanctis &Monge,1999)。对于记者的职业群体而言,基于不同机制而形成的线上或线下社会网络,是其超越地理空间限制,形成有序自组织的结构基础。职业群体社会网络中的记者成员,通过彼此间的关系网络传递信息,提供支持,共享资源,利用镶嵌在网络中的结构关系获得信息而组织行动。社会网络的结构对职业群体成员集体行动及价值观的影响至关重要。随着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的兴起,作为职业群体现实网络的补充,建立线上社会网络并从中获得信息资源,逐渐成为记者网络使用的趋势和一个研究要点。

在社会化媒体中,博客和微博客是新兴的代表。微博客(micro-blog)是Web 2.0环境下,继博客之后的又一个新应用。社会化媒体能够巩固和扩大用户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促进线上和线下层面的直接行动(Donath &Boyd,2004)。作为拥有特殊社会地位和社会技能的群体,记者是社会系统中信息流动的主要加工者,也是博客、微博客使用行为格外活跃的一个群体。许多记者将博客和微博客作为一种从他人处传播和接收相关信息的渠道,使用链接的方式与其他志趣相似的记者建立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由此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博客和微博客空间(blogosphere μ-blogosphere)中的线上社会网络,而由记者相互的链接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便成为其传播和行动的关键所在。在社会网络研究中,新传播技术对建立和修正社会网络的影响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充分证实。电子接近性(electronic proximity)这种通过新技术增加个体互动概率来促进传播的可能性被认为是人们建立、保持、解散和重建传播网络的重要动机。但以往研究对电子接近性理论的兴趣大多集中于比较现实网络与其被互联网中介的线上网络间的差异,而缺少对特定群体或组织基于不同的在线传播技术而形成的社会网络间的互动机制所进行的考察。

因此,记者通过互联网使用而构建起的职业群体线上社会网络,是以往针对记者的网络使用动机和行为研究的薄弱环节。作为互联网的新兴应用,博客和微博客对记者线上社会网络形成的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更是鲜有关注和探讨。那么,互联网使用,特别是在社会交往和关系层面的使用,对传媒机构的记者形成其职业群体的线上社会网络究竟有何影响?作为媒介生态的核心群体之一,记者在彼此之间通过以博客和微博客为代表的社会化新媒体进行传播和建立链接的过程中,形成了怎样不同的线上社会网络?相对于更早的博客而言,新兴的微博客是否代替了博客,支撑着记者职业群体线上的交流网络?是否扩展或补充从前博客链接带来的传播网络?是否重塑记者的线上网络,改变原有博客链接网络的传播结构?本研究即致力于以新浪博客和微博客服务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回答上述问题,描述记者职业群体在博客和微博客空间中以链接而构成的整体社会网络形态与结构,继而探讨两种社会化媒体的电子接近性对记者职业群体线上社会网络形成的不同影响机制。

二、文献探讨

作为一个整体网研究,本文试图对博客和微博客空间中记者职业群体的链接网络这一个案作出探索性的描述和解释。通常情况下,整体网研究的价值在于对个案的探讨,而非对研究结论的推广。据此,本研究的文献探讨将从互联网中基于链接链接在本质上属于一个网页的一部分,是一种允许同其他网页或站点之间进行连接的元素,指从一个网页指向一个目标的连接关系。在一个网页中用来链接的对象,可以是一段文本或者是一个图片。当浏览者单击已经链接的文字或图片后,链接目标将显示在浏览器上,并且根据目标的类型来打开或运行。(hyperlinks)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电子接近性理论机制应用于社会化媒体和社会结构与凝聚子群三个层面展开。

(一)社会网络与链接分析路径

网络是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大多数科学研究都关注事物的结构,这可以看成是一种网络视角,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当代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得益于多种多样的学科和学派交融。随着其技术手段和方法论发展的日臻成熟,研究者队伍的不断壮大,社会网络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被称为与理性选择学派、新制度论学派并称的三大学派之一,成为近年来跨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

社会网络研究者认为,社会关系一般以社会实体间的交换行动为基础而产生,如商品、政治力量、社会认同和信息等的交换,社会系统中实体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个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所构成的点的集合,而社会网络分析的目标正是找出这些特定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并阐明社会系统中网络结构的形式和内容。对社会行动者通过链接建立的网络结构,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的框架来进行检视。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是以共同属性作为基础的,用来辨明个人(或节点)之间的互相连通关系的一系列方法(hanneman &Riddle,2005)。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对包括文化符号、人、团体、组织以及国家等各种社会实体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探索。

相似地,包括记者这一职业群体在内的人们,通过彼此的链接在诸如博客和微博客等社会化媒体空间中构筑起的线上社会网络结构,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实体所建立的关系。在社会研究传统中,关系数据通常居于核心,因为社会结构是社会行动的基础(Scott,2000),而社会结构则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之上,这便是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理念。在社会网络研究的三个层次中,整体网(whole networks)是由一个群体内部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网络(刘军,2009)。它需要封闭的群体(罗家德,2005)调查出一个整体中全部成员的各种关系。本文即是以一个完整的社会行动者(记者)名单新浪微博的名人认证开辟了记者专区,能够形成整体网分析中最难控制的“群体边界”,也是本文对记者在微博客空间中的职业群体整体网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空间所在。作为边界而进行的关注其全部关系的整体网研究。由于线上社会网络结构对记者职业群体的观念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对网络结构的揭示作用正是研究的意义所在。

对于探索记者的线上网络而言,基于链接的分析路径尤为关键。链接网络分析在信息和社会科学中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park &Thelwall,2003;Rogers,2004;Thelwall,2004)。链接是一种用于指向其他网页(Web pages),使其与自己的网页成为相关信息资源的一种社会行动(Kim,park &Thelwall,2006)。链接行为的基本思路之一,是传播科技带来了时空融合感,诸如时间和空间距离之类的因素对于信息的传播、发布和交换来讲已经不再那么重要(Giddens,1979,1986)。链接行为的产生有多种多样的动机,从努力建立个人威望(显示自己与其他受人尊敬的重要人物有关系)到保证自己的网页受到其他人的支持等。比起行动者之间的合作来说,链接行为更多时候是建立在未经他人知情或允许的基础上的,换言之,链接可能并不总是代表一种积极的链接行为,反而可能是消极或对立的链接关系。这便引起了有关链接能否扮演测量行动者价值和网络结构的角色的疑问(Cronin,2001;Ingwersen,1998)。

然而,正如一篇学术文章的质量或影响力可以由其被其他文章提及的频率来进行计算一样(Garfield,1964),这种思想也被运用于搜索引擎的排名算法中,如Google的pageRankpageRank(网页级别),2001年9月被授予美国专利,专利人是Google创始人之一Larry page,是Google排名运算法则(排名公式)的一部分。Google通过pageRank来调整结果,使那些更具重要性的网页在搜索结果中排名获得提升,从而提高搜索结果的相关性和质量。其级别从1到10级,10级为满分,级别不是线性的,而是按照一种指数刻度来进行排列的。根据网站的外部链接和内部链接的数量和质量衡量网站的价值,pageRank值越高,说明该网页越重要。每个到页面的链接都是对该页面的一次投票,被链接的越多,就意味着被其他网站投票越多,有一套自动化方法来计算这些投票。(Brin &page,1998)。这种算法认为,网页的价值并不是页面本身固有的,而是通过访问者的评价而获得的。因此,网页被其能够获得的超链接总数来估价。评估最可信或最有影响力的网站时,基于链接个数的方法比单纯依赖点击量或访问量更具信度。从这种意义上说,链接是评价网站价值的有效指标。链接同时允许用户选择和指向任何其他用户,因此除了网页之外,也可以使用个体用户之间的链接模式来揭示许多社会网络传播景观。本文的关注点就着眼于记者之间通过以博客和微博客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介进行链接为中介的传播行为(hyperlink-mediated communication),并以链接的多少来评价记者在线上社会网络结构中享有的权利和资源情况。在一个整体网中,网络的规模、密度、中心势和由平均距离形成的凝聚力指数,是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描述网络情况的重要指标。据此,本研究首先提出研究问题RQ1,用以描绘记者经由博客和微博客建立链接而形成的线上社会网络景观。RQ1:在博客和微博客空间中,记者职业群体通过链接形成的线上社会网络的整体规模、密度、中心势和基于平均距离的凝聚力指数分别如何?

(二)社会化媒体的电子接近性理论机制

在多理论多层次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有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传播规则,包括:“我努力使我的传播代价最小化”(自利理论);“我努力使我对其他人的传播的集体价值最大化”(集体行为理论);“我努力在与我传播的人中保持互动平衡”(平衡理论);“我更倾向于与拥有我所需要的资源或者需要我所拥有的资源的人传播”(资源依赖理论);“我更倾向于与过去曾经与我互动过的人传播,以实现互惠”(交换理论);“我更倾向于与那些与我相似的人传播,并且不太可能与那些与我不同的人传播”(同嗜理论);“我更倾向于与那些在物理上接近或通过电子方式易接近的人传播”(接近理论)和“我更倾向于与人传播来提高我的适应性”(协同演化理论)等(Monge &Contractor,2003)。其中,接近理论被社会学家认定是人们建立、保持、解散和重建传播网络的重要动机。

接近理论中的接近性是指通过增加个体见面和互动的概率来促进传播的可能性(Festinger,Schachter &Back,1950;Korzenny &Bauer,1981;Monge,Rothman,Eisenberg,Miller &Kirstie,1985)。这种接近性在社会网络分析的语境下,可进一步分为电子接近性和物理接近性。电子接近性的研究问题集中在由计算机网络和社会网络间组成的交集,探讨新媒体提供的包括带宽、便携性、远程呈现、主体或网络的个性化等在内的多种应用特性(Contractor &Bishop,2000;Gaver,1996;Norman,1999;Wellman,2000)组成的在电子层面上容易接近的特性使其拥有了怎样的潜力。电子接近性理论体系的整合动机及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来源于探索互联网能否使得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可移动、全球化、网络化、集中化或民主化(Monge &Contractor,2003)。在数字革命以及随之发生的电信和计算机技术间差异模糊化的影响下,技术网络实质上跨越了所有的互联网新兴通信技术领域。众多的互联网应用形式中,能够建立与他人互动关系的主要是社会化媒体,如博客、维基、播客、论坛、社交网络、内容社区等。社会化媒体是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微博客(micro-blogging)作为新兴的社会化媒体,是一种允许用户发送每条140字以内文本的新兴网络应用形式。与其前身博客不同,微博客引入了“@username”机制,允许用户将信息主动推送给任何其他用户,结合其已有的转发(forward)机制,评论(comments)机制和粉丝(followers)机制,形成了包括发布信息、接受信息、接受反馈等环节传播规则。微博客是“联结在场(connected presence)”和“应酬文化(phatic culture)”的最好例证,相比博客而言,其文本具有更强的视觉突出性(visual prominence),短小、更新快的文本使得微博客保持了使用者之间更强的互动性和交流感(Miller,2008)。按照电子接近性的原则,微博客作为社会化媒体中的新生应用,比其前身博客具有更加便利、更加快捷的传播特点,在电子层面上更易接近和使用,因此微博客可能在记者群体以链接组成的网络上,拥有比博客网络更优的形态。

电子接近性理论的具体机制主要阐释电子接近性对传播网络的影响,它可以被概念化为三个层次:(1)替代(substitute)人们过去使用的媒体所支撑的传播网络;(2)扩展(enlarge)或补充人们使用从前媒体的传播网络;(3)重塑(configure)人们的传播网络,包括与之传播的人数、多样性、接近性和频率等。结合本研究探讨的链接关系,根据记者之间的链接关系CXij和CYij,基于其使用的传播媒体,设X(博客)和Y(微博客),i是记者的属性,AXi和AYi代表其使用的特定媒体X和Y。作为基准要求,记者i和j之间通过博客X进行的链接,要求每个记者都采用博客技术X,可得:

CXij=f[(AXi)(AXj)]

式1电子接近性理论机制的基准要求

在此基础上,替换机制假设,如果记者i和j都使用另一种传播技术Y(微博客),那么记者i和j之间使用X(博客)的链接将减少,即微博客使用将代替并减少记者通过博客的链接。这种机制可表示为:

CXij=f[(AXi)(AXj)/(AYi)(AYj)]

式2电子接近性理论的替代机制

而扩展机制假设记者i和j使用媒体X(博客)的链接将促进他们通过Y(微博客)进行的链接。也就是说,记者i与j使用Y建立的链接关系受到其使用X(博客)和Y(微博客)的共同促进。将这种机制表示为:

CXij=f[(AXi)(AXj)+(AYi)(AYj)]

式3电子接近性理论的扩展机制

最后,重塑机制设定,记者i和j之间使用媒体Y(微博客)进行的链接将重塑他们与其他使用媒体Y和X的记者间的链接网络。例如,如果记者i决定采用Y(微博客),因其有利于与其他使用微博客的记者j的链接,考虑到使用时间和资源上的额外投入,记者i使用传播媒体X(博客)进行的链接网络将被重塑。这一重塑机制可表示为:

00CXij=f[(AYi)(AYj)]

式4电子接近性理论重塑机制的基准要求

CXij=f[(AXi)(AXj)-∑CYik]

式5电子接近性理论的重塑机制

其中,式4中CYij表示记者i和j之间通过Y(微博客)的链接受到其对微博客使用的影响。而式5中CXij代表记者i和j之间通过X(博客)的链接关系,受到记者i和j对X(博客)使用的正面影响,以及记者i与其他所有记者k通过Y(微博客)进行传播的总和的负面影响(Monge &Contractor,2003)。

值得强调的是,本研究主要考察记者通过博客和微博客建立的链接关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使用强度。与受到微博客这一新生社会化媒体发展的影响,记者用于博客浏览和写作的时间将被替代的可能性不同,原有的博客链接关系更可能保持不变而非被用户特地删除。因此,本研究将通过研究问题RQ2和RQ3,着重探讨在记者职业群体通过博客与微博客链接形成的线上社会网络之间,后者对前者的扩展和重塑机制。RQ2:记者职业群体通过博客建立的链接,能否促进其通过微博客形成线上链接关系网络?

RQ3:记者职业群体在微博客上是否建立链接与其是否建立博客链接的情况有何差异?

(三)社会群体理论与子群结构分析“结构”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这一学科的重要任务就是揭示社会的结构,从群体在社会关系系统中占据的位置出发,分析群体与环境、群体与群体以及群体内部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群体”是社会网络结构研究的核心内容。群体概念在社会学领域直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没有一个精确的形式化定义,直到社会网领域从形式化的角度对群体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主要分析子群的社会结构(Freeman,1992)。网络研究者认为社会结构是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实际存在或者潜在的关系模式(Scott,2000)。因此,社会网络分析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分析出网络中存在的子结构(sub-structure),也就是社会群体的存在和彼此关系。

社会群体是指在既定目标和规范的约束之下,彼此互动、协同活动的一群社会行动者(刘军,2009)。从中可以看出,群体概念的关键在于其中的成员之间必须有互动。群体要有自己的目标,有群体规范和群体意识,以及群体分工等等(时蓉华,2005)。在本研究中,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其成员共享着一套关于彼此从事行业的价值观,而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报道类型的多样化,在记者群体内部,根据个体成员所在部门和分工的不同,也产生了更加细化的报道方式和原则,工作性质和他们所关注的领域的差别也可能使他们分化成一个职业群体内部的若干个子群体。群体一般要有一定的凝聚力,体现在其成员要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等。高度的凝聚力可以增强对群体目标的达成,促进成员遵守群体的规范,增强成员的自信心,也影响到群体的工作效率。

在社会网络文献中,存在着多种对凝聚子群进行量化处理的方法。与质化的社会结构研究不同,量化的结构观使得社会网络分析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可视化处理(Wasserman &Faust,1998),以运算出的总体结构指标划分个体所属的子群,从而体现个体间交往的结构。子群内外关系是子群分析的重要方面,子群内部和子群之间的“核心-边缘”(centripetal-centrifugal)关系是区分个体子群归属的维度之一(Alba,1973)。块模型(block modeling)是一种对社会角色的描述性代数分析,能基于小群体内外的密度关系比较而划分整体网中的子群。比起以关系的互惠性(如c层次派系)、子群成员之间的接近性或可达性(如n-派系和n-宗派)、关系频次或点度数(如k-丛和k-核)来进行子群量化的方法,该程序划分出的子群能避免某个体同时从属于多个子群的情形发生。凝聚性建立在成员之间的某些特定关系属性的基础上,通过这一指标,可以分析出社会网络内部成员间形成的更小的凝聚子群。总的来说,可以从关系的互惠性、子群成员间的接近性或可达性、子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频次和相较于内、外部成员,子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度等四个方面来考察凝聚子群(Wasserman &Faust,1994)。基于“凝聚性”指标的测度,本文继续提出第四个研究问题:RQ4:记者职业群体通过博客和微博客链接形成的线上社会网络子群位置和结构分别如何?

三、研究方法

根据“百度指数”数据,2010年5月1日,关键词“新浪微博”位列关键词“微博”所有相关关键词中用户关注量第一,用户关注度为11084,排名第二的关键词“腾讯微博”为2826。新浪微博倚靠名人资源优势成为中文微博客最大的服务提供商。大批名人通过实名认证的方式入驻新浪微博,包括明星、草根、政客、学者、媒体、商业机构等。新浪微博“名人堂”中包括诸多知名记者,他们的工作地点涵盖了大陆、香港和海外。

微博客的运作方式使作为社会单元的个体节点(node)的点入和点出者名单、传播内容及个体信息资料较之其他网络应用更具易得性。因此,本研究采用网络观察法,收集新浪微博空间中记者群体整体网的全部链接关系数据(全网数据),运用爬虫程序(python)一种面向对象、直译式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能够从一个或若干初始网页的URL开始,获得初始网页上的URL,在抓取网页的过程中,不断从当前页面上抽取新的URL放入队列,直到满足系统的一定停止条件,然后根据一定的搜索策略从队列中选择下一步要抓取的网页URL,并重复上述过程,直到达到系统的某一条件时停止,被爬虫抓取的网页将会被系统存贮,进行一定的分析、过滤,并建立索引,以便之后的查询和检索,这一过程所得到的分析结果还可能对以后的抓取过程给出反馈和指导。进行数据挖掘,得到记者在新浪微博客及博客空间中的个人和关系资料。爬虫程序运行的时间为2010年2月4日,记录的数据包括新浪微博认证的全部295名记者ID和微博地址,使用UCINET 6软件创建若干矩阵。首先,在关注名单列表中筛选出属于新浪微博记者群体的博主,据此构建行动者-行动者之间微博链接关系的邻接矩阵。链接行为的发出者计为i,接收者计为j,这是一个不对称矩阵。随后在此步骤基础上,记录博主在微博中添加的博客地址。在295名记者的微博中,共记录了123个博客,再根据每个博客侧边栏链接的其他博客,从中筛选出属于新浪微博记者群体的博主,建立记者博客链接的邻接矩阵。上述两个矩阵均为以1或0表示关系是否存在的二值矩阵。

在研究信度与效度方面,首先,整体网研究中观察数据和档案资料的信度较高(刘军,2006)。本研究采用网络观察法收集全部关系数据,并通过爬虫程序对数据进行挖掘,以高效、准确地收集微博客空间中记者的属性和关系资料,从而提高研究信度。同时,社会网络分析中保证效度的五个途径包括目测、重复的问题设计、亲身观察法、两个问题交叉对比和部门/网络无效等(罗家德,2005)。本研究以非问卷形式进行,通过亲身观察与挖掘数据的对比来保证关系数据的有效性,同时设置较高的网络无效门槛(即将判断群体网络有效的最高缺失个体值设定为1,意味着只要缺失1个记者的属性和关系资料,整个网络便是无效的)来确保研究的效度。

在具体的数据分析上,主要采用UCINET 6软件,录入记者链接关系整体网的数据矩阵,并对其进行一系列标准化的分析和运算,包括中心性分析、关联性分析、密度比较、二部图分析、CONCOR块模型分析、回归分析、QAp列联表和QAp相关分析等。接下来,本研究使用UCINET 6软件,对上述矩阵进行计算,通过对数据指标含义的揭示回答上文中提出的研究问题。

四、研究发现

(一)记者职业群体在博客和微博客空间中的线上链接网络

研究首先对记者群体的博客链接网络和微博客链接网络的各个整体指标进行对比,就微博客这一社会化新媒体对传播网络影响的层次进行探讨,以得到关于作为新媒体的微博客是否比博客更加具有电子层面的接近性以及它能否为记者群体提供一个更紧密的线上社会网络空间的结论。

对于一个链接网络来说,其整体层面的指标主要包括网络的规模、密度、中心势与凝聚力指数等等。为了比较微博客链接网络和博客链接网络的差别,本文列出了记者群体在这两个链接网络中通过UCINET计算得出的规模、度数中心势、中间中心势和凝聚力指数的数值。尽管除网络密度外的数值无法经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较之博客而言,微博客的确在链接网络的各个层面上都体现出了更高的指标。

具体而言,整体网的规模,指网络中包含的全部行动者的数目。通常状况下,整体网的规模越大,其结构越复杂,这种结构对社会行动者的影响可能越大。对于较大网络的研究往往比较困难在当代整体网络研究中,一般情况下,网络规模不超过1000。根据2010年2月4日数据挖掘的结果,组成本研究中整体网络边界的新浪微博“名人堂”“传媒”分类下的全体“知名记者”共包括295人,因此两个网络的规模均为295。本文所探讨的博客和微博客链接网络即由295个记者之间的关系组成。记者群体通过博客和微博客进行链接而建立的线上社会网络具有一定规模,可进一步探索其中的结构关系,也对其中的记者成员在行动和社会支持上产生影响。

而整体网的中心势指数,指的是图的总体整合度或一致性(Scott,2000)。在本研究中,记者群体博客和微博客链接网络的中心势指数有两个衡量指标,即度数中心势和中间中心势。度数中心势是刻画网络整体中心性的指标,计算公式如式6。这一指标的构造思想来自于首先找到网络中最大中心度的值,然后计算该值与途中其他点的中心度的差,用多个差值的总和除以在理论上各个差值总和的最大可能值(刘军,2009)。具体而言,如果一个图(网络)的各个度数中心度差异很大,那么该图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势。例如,星形网络(star network)由于一个点与所有其他点直接相连,因此具有100%的度数中心势,而一个任何点都与其他所有点相连的网络即完备网的度数中心势为0%。经过计算可知,记者群体博客链接网络的度数中心势为2.33%,而微博客链接网络的度数中心势为35.72%。

C=∑ni=1(Cmax-Ci)max∑ni=1(Cmax-Ci)

式6图的度数中心势的计算公式

CB=∑ni=1(CABmax-CABi)n3-4n2+5n-2=∑ni=1(CRBmax-CRBi)n-1

式7图的中间中心势的计算公式

中间中心势指标则有不同的含义和计算公式。在式7中,CABmax是点的未经标准化的绝对中间中心度,CRBmax是点的标准化的相对中心度。举例来说,星形网络具有100%的中间中心势指数,而环形网络的中间中心势指数为0%。经过计算,记者群体博客链接网络的中间中心势为0%,而微博客链接网络的中间中心势为8.83%。

这两组中心势指标说明,在链接网络的完备程度上来看,记者通过博客形成的线上网络链接较不充分,难以形成集群和行动者个体的结构权力(2.33%);而在微博客链接网络中,网络的链接较为完备,不同记者间的度数中心度存在差异,权力有向网络中某些记者个体集中的趋势(35.72%)。同时,每个记者在博客链接网络中,控制他人交往程度几乎没有差异(0%);微博客链接网络却使一些记者占据了更多的中间位置(8.83%),但全网也更接近环形网。相对而言,链接是否完备在博客网络和微博客网络中比中间位置差异更大。这表明,尽管微博客链接网络使控制权力在记者个体间分配不均,但这一网络依然有能力通过比较完备的链接来保证信息在记者之间的流动,避免信息垄断的形成,从而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比位置平等但链接不充分的博客网络更能促成记者的共同行动,继而确保职业群体的运转。

凝聚力指数(distance-based cohesion)是建立在距离基础之上的。在整体网络中,距离和凝聚力指数是两个重要的指标。其中,距离是两个行动者之间在图论或者矩阵意义上的最短途径(即捷径)的长度。凝聚力指数越大,表明该整体网络越有凝聚力。记者群体博客和微博客链接网络的凝聚力指数分别为0和0.262,可见,微博客链接网络比博客链接网络更加具有将职业群体中的记者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的能力。

对于一个不对称整体网矩阵来说,其密度的计算方法是“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除以“理论上最多可能存在的关系总数”,实际上等于所有可能存在的关系的平均值。如式8,如果整体网是有向关系网,该网络中包含的实际关系数目为m,并且其中有n个行动者,那么其中包含的关系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可能值是n(n-1)。总的来说,整体网的密度越大,该网络对其中行动者的态度、行为产生的影响可能越大。使用UCINET软件,可以计算出博客和微博客空间中记者群体链接网络的整体密度分别为0.0004和0.0355。

D=m/[n(n-1)]

式8整体网密度的计算公式

联系紧密的整体网络不仅为其中的个体提供各种社会资源,同时也能成为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当代整体网研究技术已可检验两个网络的密度是否相等的统计显著性(Wasserman &Faust,1994)。自举抽样(bootstrapping)方法能够构造网络密度统计量的抽样分布,从而鉴别出两个网络密度的差异是否为随机造成。本研究即采用自举抽样法,从记者群体博客链接网络和微博客链接网络中随机抽取10000次自举抽样次数可以通过UCINET中的参数“Number of samples”进行设定。通常情况下,比较两个网络密度是否相等的默认自举抽样次数即为10000次。本研究即采用了这一默认数值,选择从记者群体博客链接网络和微博客链接网络中随机抽取10000次样本。样本,以各个点的子集构造出10000个网络,并计算出密度均值的样本方差。由于两个网络中的关系数据都是二值的,因此该检验相当于对记者群体博客链接关系概率与微博客链接关系概率之差的检验。通过计算,得到记者群体博客链接网络和微博客链接网络的密度之差的双尾检验概率p=0.0002<0.001。两个网络密度之差来自随机误差的概率很低,即微博客链接网络的密度显著高于博客链接网络的密度。可见,就记者这一群体而言,在微博客兴起之后,在其空间中形成的网络密度已远高于博客链接网络的密度。这除了有力地证明了较之博客而言,微博客具有更加简短、便捷、易于链接等特征构成的电子接近性之外,还验证了这一特性对微博客参与者的传播网络产生了影响。(二)电子接近性对记者职业群体线上链接网络的扩展和

重塑机制前文探讨了电子接近性理论观照下,博客和微博客空间中记者职业群体线上社会网络所呈现出的不同形态。那么,电子接近性对记者职业群体两种社会化媒体链接网络的影响,更多地产生于该理论中的何种机制?这便是本文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电子接近性理论的扩展机制假设,记者i和j使用博客的链接将促进他们通过微博客进行的链接。由于微博客的产生时间迟于博客,因此可将记者群体建立博客链接视为其建立微博客链接的原因,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来考察微博客对博客链接关系的扩展机制。检验两个矩阵之间的关系,需要应用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这是一种对两个方阵中各个格值的相似性进行比较的方法,给出两个矩阵之间的相关系数,同时对系数进行非参数检验。它以矩阵数据的置换为基础(Everett,2002)。在这一部分,本研究主要采用QAp回归分析(QAp regression)来检视两个矩阵的关系。

(三)记者职业群体在博客和微博客链接网络中的子群结

构与位置除了整体层面的链接关系之外,社会网络分析还秉承着揭示社会结构的宗旨,将量化和操作化指标引入以往在理论上偏重于定性说明的研究,分析群体与环境、各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成员间的关系。上文中,本文对记者职业群体的博客和微博客链接网络作了整体层面的描述,并考察了电子接近性理论对记者职业群体线上链接网络的扩展和重塑作用。下面,研究将致力于对整体网络中介于整体和个体之间的群体结构进行分析,从记者博客和微博客链接网络的子群关系层面描述记者所构成的线上社会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探索电子接近性是否改变了记者在博客空间中已有的线上社会网络结构。

所谓“子群”,是指满足如下条件的一个行动者子集合,即在此集合中的行动者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直接、紧密、经常的或者积极的关系(Wasserman &Faust,1994)。本文主要运用块模型思想和UCINET 6软件中的迭代相关收敛法(CONvergent of iterated CORrelations,CONCOR)程序来分析博客和微博客空间中记者链接网络的子群。CONCOR开始于一个矩阵,首先计算矩阵各行各列之间的相关系数,而后经过多次迭代,利用树形图(tree-diagram)表达各个位置之间的结构对等性程度,并且标记出各个位置的网络成员。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索了记者这一职业群体在博客和微博客空间中以链接形式构成的社会网络。研究通过数据挖掘,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范式,描述了记者群体微博客链接网络在整体和结构层面上的构成情况,分析了记者在关系建立层面上的网络使用行为对记者在线社会网络建立的作用,并以电子接近性理论为框架,在链接网络经验数据的基础上,考察了微博客这一社会化新媒体的电子接近特性对原有博客链接关系与网络结构的扩展和重塑机制。

研究采用了互联网传播时代的超链接研究范式。结论表明,这一范式对分析社会化媒体中的网络链接而言是合适的。这种以链接的多少来评价社会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享有的权利和资源情况的内在逻辑与多数研究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测度思想(Adler &Kwon,2002;Coleman,1988;Erickson,2001;Norris,2002)相一致。研究发现,较之博客而言,微博客在链接网络的规模、度数中心势、中间中心势和凝聚力指数等各个层面上都体现出了更高的指标;在微博客兴起之后,在其空间中形成的网络密度已远高于博客链接网络的密度。因此,作为新媒体的微博客比博客更加具有电子层面的接近性,更能够为记者群体提供一个更紧密的线上社会网络空间。互联网使用,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使用,对记者职业群体在社会化媒体中建立社会网络具有积极作用。

在电子接近性理论的三个机制中,本研究的结论首先证实了微博客链接网络对博客网络的扩展机制和重塑机制,即更具电子接近性的微博客链接网络在之前的博客链接网络基础上,对其产生了扩展,补充着记者从前使用博客所链接的传播网络;通过微博客,记者建立了大量从前没有出现的链接,显著地改变了记者原有博客链接网络的关系数量。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新传播技术对建立和修正社会网络的影响得到了充分的证实(DiMaggio,hargittai,Neuman &Robinson,2001;O'Mahony &Barley,1999)。这些研究的一般性结论是新媒体正在同时代替、扩展和重塑社会行动者的传播网络。尽管本文的价值在于对博客和微博客空间中记者职业群体的链接网络这一个案作出探讨,而非对研究结论的推广,但研究的经验数据分析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

本研究同时在链接关系层面之外的结构层面,发现了微博客这一新媒体对原有的博客所形成的记者网络产生了电子接近性理论中的重塑机制。具体而言,即微博客将博客链接网络中子群间链接关系的直线结构和等级秩序重塑成为更利于关系建立的近似于网状的子群传播模式。这一结论证实了不同社会化媒体之间电子接近性机制造成的网络结构差异的存在,对后续研究有所启发。今后,研究者可关注新媒体电子接近性理论机制在社会网络结构层面上对旧有媒体形成的网络的替代、扩展与重塑。但个体研究中发现的特定实例,更有可能被其他环境因素所解释,而不是仅仅受到新技术引进的影响(Monge &Contractor,2003)。因此,环境等因素本身也是后来者在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并加以控制的关键问题。

总之,在互联网传播时代,物理距离已经不再是制约人们交往和建立深层友谊的阻碍,地理上的接近性也不再成为人们共同话题的唯一来源,相反,电子接近性将在社会网络的建立机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便捷易用的新媒体将对人们的社会网络形式产生深刻而多样的影响。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在研究方法层面,将链接作为研究考察的客体,解决了传统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使用问卷调查方式而引起的被试者自我报告不准确的问题,使用爬虫程序(python),较为高效的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和初步的分析,尽可能地使用完整的数据,是对在互联网空间中进行整体网分析的一次有益尝试。其次,本研究在理论上表现出了中层理论的自觉性,即对社会结构的高度重视,突破了以往关于记者网络使用行为的量化实证研究经常使用的个体单位,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思想,选择将关系作为研究的着眼点,从“网络”和“关系”的角度出发,用经验数据的运算结果作为依据来评估微博客这一新媒体的电子接近特性及其理论机制,并发现了结构层面上电子接近性理论的重塑机制,填补了既有关于新媒体、记者的媒介使用和社会网络研究的空白。

限于方法、时间、篇幅和个人能力,本研究还存在着以下诸多缺陷。这些不足之处将成为作者今后努力不断改进本研究的方向:

(1)由于资料收集方法的局限,导致本研究忽略了传统社会网络分析的若干重要变量。尽管数据挖掘可以高速、有效、完整地取得微博客空间中记者的个人属性和链接资料,但诸如交往频次、现实关系网络、心理距离等在社会网络分析中非常关键的变量,在本研究中都没有得到考察。作者将在今后结合对记者群体进行的问卷调查,对记者群体的社会网络,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

(2)在整体网研究中,边界是否准确,从根本上决定着研究的效度。在本研究中,尽管作者竭力对新浪微博名人堂记者名单上的每个ID都进行记者身份的核实,但由于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操作方式是人为进行的,因此其中难免会有不准确和疏漏之处,这就为本研究边界的准确性增加了不确定性。与上文的解决途径一致,如能结合实地的问卷调查,对记者进行身份甄别,那将从根本上确保记者整体网络的边界,从而保证研究有效性。

(3)本文在分析网络结构时,对记者个人的属性变量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但对二人关系、三人关系等结构变量的探讨不足。结构特征尽管较为难以把握,但既有的社会网络研究都证明了结构变量对网络关系的重要影响。因此,这一层面的研究将是作者今后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

(4)尽管具有了关于博客和微博客电子接近性的初步结论,但本研究始终只是在一个时间点所进行的静态横截面研究。而要探讨电子接近性中新旧媒体的具体关系和发展机制,则需要动态的纵向研究。例如,如果微博客链接网络的规模一直增加,那么博客链接网络是否被其取代,呈现出网络规模和密度递减的趋势?或者随着微博客网络的壮大,博客之间的链接又逐渐被人拾起,新旧媒体共荣共生?亦或随着另一种新媒体的崛起,博客与微博客网络同时衰落?这都需要今后的历时性研究来跟进趋势的发展,继续深入探讨。

而在技术发展之外,也应当有更多的理论机制,引发研究者对记者职业群体现实和线上社会网络形成规律的思索。从普遍意义上讲,记者是拥有特殊社会技能、地位、行动和表达方式的社会群体,享有相同或相似的职业观,在个人特质的多个层面上呈现出同质性。由职业群体组成的社会网络能自发地产生拥有相似技能和地位的同侪群体(peers group),这种相似性可能成为影响职业群体社会网络结构的重要因素(Liesbeth,Maurice &Leen,2009)。在互联网海量数据和复杂随机网络结构不断涌现的今天,记者的线上社会网络究竟更可能被制度化的科层制关系所决定,还是更多地来源于职业群体自组织的内在动力,则需要后续研究来共同探索。第2章新浪微博转发讨论的异质性和结构平衡性——以大学生使用者为例

摘要:国内用户对微博的兴趣和使用与日俱增,而这类新媒体平台对民主政治和公共领域可能带来的影响一直为计算机中介传播研究领域所关注。本文首先认为公共讨论有利于促进公共领域的健全,并论证了微博客的“转发功能”有形成多方讨论的可能性。通过对新浪微博“转发链”中所形成的讨论进行检验,并以“异质性”与“结构平衡性”作为判断讨论质量的标准,本文期望增进对微博客是否有助于在线言论发展的理解。研究收集了2010年3月至4月间新浪微博平台上的转发信息,在非等比分层抽样的基础上,结合数据挖掘和内容分析,描述了转发讨论中参与者的异质性、内容的异质性和结构的平衡性,以及不同类型转发讨论的密度分布;并分析了转发发起者及其内容对上述讨论质量的影响。研究首先发现,新浪微博转发讨论的平均参与者异质性相对较高,但平均内容异质性及其理性程度较低;存在信息的多级流动,意见领袖,以及近似观点互相接近的现象。同时,讨论发起者及其内容也对转发讨论的质量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微博客,公共讨论,异质性,平衡性,幂率分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新浪微博目前是国内最流行的微博客平台之一(Webb,2010;Zhao,2006),到2009年第四季度为止,新浪微博已经积攒了超过500万中国用户(Dong,2010);其对中国互联网舆论的影响力,也日益受到关注(Liu,2010)。2010年两会期间,就已经有代表开始使用新浪微博与网民交流了(Wan,2010)。

作为“公共领域”(habermas,1989)概念的核心之一,“公共讨论”一直以来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Wiklund,2005),并与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有密切关系(Eveland &hively,2009)。类似的,想要在互联网上建立“虚拟公共领域”(Virtual Sphere),那些能够促进讨论并利于社区形成的在线平台显得十分重要(Dahlberg,2001,2007;papacharissi,2002)。实际上,在微博客平台上,交谈时刻都在发生(例如Twitter,Java,Song,Finin,&Tseng,2007)。不过,在新浪微博或Twitter上,多方讨论往往需要通过特殊的机制才能实现——也就是“转发”(或Twitter的retweet功能)。转发功能类似与转发电子邮件,能够把任意一条信息重发给另一个人,并允许转发者添加评论,最终把这些评论连接起来(Boyd,Golder,&Lotan,2010;Kwak,Lee,park,&Moon,2010)。尽管转发形成的链条是松散的,但正如许多其他CMC环境中的交流一样,用户往往能够采用一些策略加以克服(Dickey,Wasko,Chudoba,&Bennett Thatcher,2006;herring,1999),并获得“讨论在场感”——这种在场感正是微博客平台中建立讨论的关键之一(Boyd et al.,2010)。

然而,新浪微博或其他在线讨论平台中的讨论是否能形成真正的公共讨论,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papacharissi,2002)。围绕着互联网,许多论题长期处于争论之中:互联网到底是能够促进多元意见的表达并提升公共讨论(Cornfield,Carson,Kalis,&Simon,2004;Garrett,2009;Wojcieszak &Mutz,2009),还是仅仅便利了选择性接触和近似观点的强化(Garrett,2009;Kenix,2009;papacharissi,2002;Wojcieszak &Mutz,2009)。正因如此,讨论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Dahlberg,2001,2007;papacharissi,2002;Wiklund,2005),只有调动明智的公民(Baker,1989),鼓励多元化的观点(Wright &Street,2007),提倡理性的表达(Dascal,2008;Wilhelm,2000),并维护平等参与(Baker,1989;himelboim,2008)等等,才能够提升讨论的质量。

事实上,通过转发,微博用户似乎更主动地投入信息和观点的共享、搜寻和传播中去(Boyd et al.,2010;Java et al.,2007)。这或许能够使他们更加明智,并赋予了他们决定哪些信息是重要并值得传播的权力(Kwak et al.,2010)。同时,转发使得讨论扩散的十分广泛(Kwak et al.,2010)。这些特征似乎都有利于公共讨论的形成,也正是微博客与传统在线平台的差异之处。不过,微博客仍存在许多问题,包括普遍地讨论日常事务(Java et al.,2007),讨论结构松散而不连贯(Boyd et al.,2010;honeycutt &herring,2008),主要内容被名人和媒体所把持,且双向连接很少(Kwak et al.,2010)等等。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有二:首先,通过了解讨论的异质性和结构的平衡性,探索新浪微博中转发讨论的质量;其次,探索讨论发起者和被转原文对转发讨论质量的影响。

对于微博客,已有的研究多关注于讨论和协作(honeycutt &herring,2008),营销潜力(Jansen,Zhang,Sobel,&Chowdury,2009),网络结构和传递信息的潜力(Java et al.,2007;Kwak et al.,2010);或聚焦于特定功能对在线交谈的影响(Boyd et al.,2010;honeycutt &herring,2008)。然而,少有研究关注微博客与公共讨论的关系;更甚者,由于新浪微博不为国外学术圈所熟知,并且大体类似Twitter,几乎没有海外学者加以研究;而本土相关的经验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对于在线公共讨论,已有研究往往关注政治类博客或新闻讨论组。然而,大多数博客和在线讨论本身并非政治性,其风格也多是个人主义和亲密的自我表达而已(herring et al.,2005)。更毋宁说,尽管本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版Twitter中retweet功能的翻版,其特性和转发讨论的情况却完全不能简单地采用从其他文化环境和用户群体中得来的研究结果。而检验新浪微博中公共讨论的质量,无论是对中国互联网环境,还是对整个新信息传播技术的民主政治潜力,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也有助于深入理解诸多萦绕在互联网技术之上,“乌托邦或异托邦式的吊诡”(papacharissi,2002)。

二、转发讨论的异质性和平衡性

(一)讨论的异质性

接触与自己相异的观点有助于公民重新评估自己的观点(Wojcieszak &Mutz,2009);而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讨论尽可能多的观点才能使得讨论真正有益(Wright &Street,2007)。这都说明了异质性的讨论的重要性。尽管关于公共讨论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仍尚有争论(Dahlberg,2007;Eveland &hively,2009),异质性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也存在理论之间和经验证据之间的矛盾(详见Scheufele,hardy,Brossard,Waismel-Manor,&Nisbet,2006的详尽综述)。本文仍假定异质且理性的讨论将有助于提升公共讨论的质量。因为评估异见有可能增加认知活动和对问题的细致思考,进而促进行动;同时也可能增加个体对可靠信息的需求和理智谨慎的搜寻行为(Scheufele et al.,2006)。而讨论的结构异质性本身也反映出了在线社区的“结构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性能够让讨论的参与者接触到更广泛的信息。

根据Eveland和hively (2009)的定义,讨论的异质性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对个体而言,其讨论中的观点与“自己”观点的差异程度;其二则是网络中的他人与“自己”的差异程度(在某些研究中也被称作结构异质性,如Scheufele et al.,2006)。具体而言,在新浪微博的转发讨论中,与之对应的就是讨论内容的异质性和参与者的异质性。

1.内容异质性

转发讨论中异质的观点是有益的,因为它体现了观点的多元化。对于公共讨论而言,观点本身,以及其表达方式,更应当是主动、理性且与政治相关的。对于互联网讨论的理性,Wilhelm(2000)使用“有效表达”和“无效表达”的概念来区分不同程度的理性表。而另一个与理性相关的方面,则是用户参与讨论的方式。在Dascal(2008)的定义中,“讨论”(discussion)往往通过逻辑和理性的方式追求绝对的真理(The Truth);而“争辩”(dispute)却往往通过修辞和非理性的手法来寻求“自我真理”(My Truth)的胜利。其实,这两类讨论都会带来讨论的极化,因此Dascal提出第三个定义“争论”(controversy)——寻求理性的说服,但又不预设这一说服只能通过争论者无条件地接受某种方法带来的毫无疑问的结论来获得。

尽管这些因素都是公共讨论重要的质量标准,许多在线讨论实际上难以达到如此。许多在线表达本身往往基于简化的分析和基本的观点对抗,频繁地使用符号化的语言,并缺乏双向的沟通(Kenix,2009)。而在新浪微博中,有限的空间、快速的更新和零碎的谈话本身,也拷问着其转发讨论的内容异质性和理性表达程度,因此需要加以检验。在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RQ1:平均而言,新浪微博转发讨论的内容异质性程度及其理性表达程度如何?

2.参与者异质性

政治讨论的参与者异质性往往与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行为有密切的关系(Eveland &hively,2009;Scheufele et al.,2006)。实际上,参与者的异质性体现了讨论是否能够保证不同参与者的平等参与。然而,由于许多社会关系和社会网中固有的“同质性”(详见Mcpherson,Smith-Lovin,&Cook,2001),讨论参与者很可能倾向于在许多特质上彼此同质,因此需要加以检验。

对于民主政治而言,两性的平等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然而,这一基础在许多CMC条件中,尚未能达成,且相当困难(herring,1993)。微博客同样可能面令这样的问题。因此,性别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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