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平衡增长中的金融、价格和产业结构(经济学学术前沿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9-20 12:08:03

点击下载

作者:于泽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非平衡增长中的金融、价格和产业结构(经济学学术前沿系列)

非平衡增长中的金融、价格和产业结构(经济学学术前沿系列)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非平衡增长中的金融、价格和产业结构(经济学学术前沿系列)作者:于泽排版:追风筝的人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5-30ISBN:9787300229553本书由北京人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预付)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部分信用层级、数量管制和企业行为  第1章非平衡增长视野中的金融和产业结构

经济结构是近年来各方讨论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热门词汇。中国的种种问题都被归结到结构不合理这个总病因。在调结构的大潮中,各方力量纷纷出谋划策,身体力行。不过,热度高了就避免不了滥用。到底什么是经济结构?这个概念是微观意义的还是宏观意义的?结构失衡是因还是果?这些问题虽屡有触及,但并没有深入地、综合地来分析。要想深入理解中国经济,这些问题是绕不过的。本书就尝试在非平衡增长框架下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第一节 非平衡增长中的产业结构

经济结构表示一组资源配置状况,在经济理论中就是一般均衡中各种产品的价值比例。例如,如果产品或者要素i的数量用x表示,价i格用p表示,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结构就是px在社会总产值中占的iii比重。这种一般性

的定义根据产品或者要素的不同,可以具体归为产出和资源在企业、产业和地区间的构成,不同消费品的消费比例,进口和投资需求的构成,收入分配,企业、产业和不同地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等。

这些层次确实包括很多微观的东西,但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结构有着更为重要的宏观意义。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主要是生产侧,即供给结构。在这之中,最主要的经济结构就是产业结构。对于我国的情况,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特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一个经济通过专业化和社会分工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是特定分工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所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动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均收入增长本身塑造了当前的产业结构。从静态角度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产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经济成果的重要标志。而从动态意义上说,产业结构又是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起点,它与经济发展互为因果。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产业结构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同时,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以及经济增长机制本身的动力开始发生转换,这又使得原有的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当前的产业结构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潜在问题。因此,识别这些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就为我们调整产业结构指明了道路。

在当前学术界流行的包括增长和结构转型两方面的非平衡增长理论框架下,产业结构背后的市场内生力量可以分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发展导致的人均收入提高降低了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提高了消费层次,是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端向高端变迁的主因。

供给角度的力量主要通过影响不同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来对产业结构产生作用。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之后,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发生旋转,从而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从其来源的角度来看,相对价格变化的背后是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进步差异与全社会的资本深化。首先,如果农业生产率高于工业生产率和服务业生产率,那么就可以将大量劳动力解放出来,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同样,如果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率高于第三产业,那么就可以将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力释放到第三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率累积增速的均值达到了1.029%,高于第三产业的0.989%,从而驱动了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同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已经高于第二产业了。

其次,资本深化也驱动了我国工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资本深化是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反映了资本积累与劳动力积累的相对增长速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由于投资增速远快于劳动力增速,我国一直处于资本深化的过程中。在存在资本深化的情况下,会发生从资本密集型部门到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转型。现代制造业部门相比服务业而言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如果存在资本深化的情况,由于资本的积累速度快于劳动力的增加速度,那么制造业部门(资本密集型部门)必定比服务业部门(劳动密集型部门)增长得更快,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工业产品,导致制造业部门产品的相对过剩。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并使得部分的资本从制造业部门转移至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中的资本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必将提高,即发生从制造业部门到服务业部门的转型。

下面就利用非平衡增长框架初步考察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一、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内生驱动(一)人均收入提高是三次产业比例变化的主要原因

伴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收入提高,居民会改变需求结构。一方面,恩格尔系数下降,人们对食品等必需品的需求逐渐减少。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1下降到了2011年的40.36。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57.5下降到了2011年的36.3(见图1—1)。另一方面,居民已经从温饱等基本需求过渡到了对居住和医疗保健等较高层次需求的追求。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就出现了前面看到的农业占比持续下降和第三产业占比大幅度攀升等特征。同时,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和医疗服务业的比重也随之出现了上升(见图1—2和图1—3)。图1—1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图1—2 2004年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Wind资讯。图1—3 2011年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Wind资讯。(二)对外贸易是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和内部结构变化的主要成因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我们对外敞开国门之后获得了极大提升。在全面赶超战略的指导下,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在获得比较优势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我国的产业结构特征,特别是第二产业占比和内部结构。

1.外需促进工业化

从图1—4来看,我国在开放之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的转变,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和区域内生产供应网络逐步形成,我国的贸易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态势。我国的出口在2005年超过日本,继而在2010年超过德国,至2012年超越美国,出口总额目前位列世界第一。图1—4 进出口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中国的贸易增长是国际分工细化的结果。国际分工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美国、西欧、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并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中国因其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2001年加入WTO带来的全方位影响,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出口的增长,我国出口中的工业制成品等的占比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有了巨大的提高,这使得我国快速进行着工业化(见图1—5和图1—6)。图1—5 1978年出口结构

资料来源:Wind资讯。图1—6 2011年出口结构

资料来源:Wind资讯。

2.出口铸就了制造业的内部结构

出口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世界分工格局也影响了我国制造业的内部结构。前面已经看到,在制造业内,机械及运输设备等行业发展迅猛。事实上,这与我国的出口结构是密切相关的。近些年,机械及运输设备等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例如,1990—2000年,世界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0.9%,而中国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年均增长率则达到了25.7%。尤为明显的是,2000—2009年,当世界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年均增长率下降到了4.6%时,中国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则仍保持了25.3%的年均增长率。汽车产业方面,当世界年均出口增长率从1990—2000年的6.1%下降到了2000—2009年的4.3%时,中国在该时期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不降反升,已从19.9%上升到了32.5%(见表1—1)。这一过程正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等行业在制造业内部异军突起的最重要的原因。表1—1 中国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增速与世界平均增速的比较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同时,出口贸易对于我国轻重工业所占的比例也存在一定影响。受机械及运输设备等行业快速增长,上游产品需求旺盛的影响,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也大幅增加,这就导致我国2000年之后的再度重工业化。可以说,我国出现的再度重工业化是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是现有国际分工格局的一种体现。在收入增长所产生的消费升级效应叠加之下,21世纪的再度重工业化加速形成了。这也就不难理解,当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速放缓来临时,机械及运输设备等的国外需求减少,从而造成了钢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可见,产能过剩有其深层次的外部成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地诟病产能过剩或许有失公允。(三)资本深化是产业结构形成的主要供给驱动力

在供给方面,产业结构变迁的驱动力主要包括各个部门技术进步的差异和资本深化程度的差别。

一方面,三次产业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将导致三次产业的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理论表明,如果农业生产率高于工业生产率和服务业生产率,那么就可以将大量劳动力解放出来,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同样,如果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率高于第三产业,那么就可以将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力释放到第三产业。

另一方面,资本深化也驱动了我国工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资本深化是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反映了资本积累与劳动力积累的相对增长速度,数据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由于投资增速远快于劳动力增速,我国一直处于资本深化过程中(见图1—7)。在存在资本深化的情况下,会发生从资本密集型部门到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转型。现代制造业部门相比服务业而言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如果存在资本深化的情况,由于资本的积累速度大于劳动力的增加速度,那么制造业部门(资本密集型部门)必定比服务业部门(劳动密集型部门)增长得更快,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工业产品,导致制造业部门产品的相对过剩。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并使得部分的资本会从制造业部门转移至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中的资本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必将增加,即发生从制造业部门到服务业部门的转型。图1—7 我国人均资本

资料来源:Wind资讯。(四)城镇化:资本深化的动力和放大器

首先,金融危机之后,资本深化的动力已经从出口拉动转向城镇化驱动。长期以来,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资本深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变化。数据显示,在进出口下滑之后,投资仍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态势(见图1—8)。填补进出口留下的缺口从而对投资形成拉动的因素是城镇化。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城镇化,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日益上升(见图1—9)。房地产投资在近些年发挥了较大的拉动投资的作用(见图1—10)。图1—8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进出口增速

资料来源:Wind资讯。图1—9 城镇化率与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资料来源:Wind资讯。图1—10 我国的房地产开发增速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其次,城镇化拉动下的资本深化促进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在房地产投资的带动作用下,我国服务业中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并带动了相关金融领域的发展。目前金融机构长期贷款中房地产相关贷款的比重日益上升,因而房地产行业成为拉动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见图1—11)。图1—11 我国金融机构的中长期贷款中房地产相关行业贷款的比重

资料来源:Wind资讯。

最后,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重化工业化和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在2000年之后迅猛增长,拉动了钢铁、水泥等上游行业的发展,使得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同期快速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再度重工业化是我国城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从图1—10可以看出,近几年来在政策影响下,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所下滑,这就必然导致曾经受到房地产拉动的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产能过剩又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二、产业结构中的激励扭曲

如前所述,我国产业结构有自己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在外部环境及其扭曲既定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有其形成的客观必然性,因此不能过分夸大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例如,重工业比例的提高是我们城镇化的一个结果,产能过剩在当前具有一定的政策周期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前述产业结构问题形成的背后还有很多扭曲的激励结构的作用,如果不进行调整,那么这些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并还将影响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质量。同时,这些产业结构问题还将因目前外向型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变得日益凸显。因此,只有把握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才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产业结构调整攻坚战的胜利。不过,总的来看,产业结构问题还处在可控的范围内,并可通过调整扭曲的激励机制发挥市场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引导力,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一)要素价格扭曲

我国的要素价格扭曲主要集中在土地、劳动力、资本和能源等要素市场上。(1)土地作为最基础的生产性资源,在我国受到了极大的行政性扭曲,由此严重影响了我国三次产业的基本构成。在我国现行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管理体系当中,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供应,其往往利用手中的土地管理职权,通过“招、拍、挂”方式歧视性地为社会供应土地,借此在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同时抬高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价格,以达到发展能够取得更多地方性财政收入和实现更快经济增长的工业产业的目的。来自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的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工业用地价格为平均每平方米492元(每亩32.8万元),而同期商业用地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2062元(每亩137.5万元),后者为前者的四倍多(另外的例子见表1—2)。事实上,降低工业用地价格还是各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的一贯做法。例如,长期居于全国经济领军地位的上海,曾在“长三角”引资之风最为强劲的2001年前后,为了与左邻右舍竞抢投资,推出了著名的“173计划”,表1—2 江西南昌市2013年的土地价格信息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将邻近苏南、浙北的嘉定、青浦、松江三区共173平方公里的区域划定为“降低商务成本试点园区”,在园区内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将工业用地地价一降再降,每亩出让价一度压至5万~6万元,远低于土地开发成本。工业用地价格长期被行政手段扭曲和压低,人为地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生存成本和提高了工业企业的利润,促使社会资本大量流入工业产业,造成了我国工业比重持续高企而商业等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三次产业结构特征。(2)在土地要素价格受到显著扭曲的同时,我国的劳动力、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并通过不同产业的要素密集程度差异,对我国的产业结构造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还阻碍了我国比较优势的发挥。

劳动力、资本和能源等要素价格的扭曲对我国的产业结构造成了重要影响。第一,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了企业正常的成本-收益核算体系,使得低端产业仍保有利润,这不利于我国产业的调整升级。要素价格扭曲使得要素价格不能客观、正确地反映在企业的生产过程当中,导致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业仍然能够生存。例如,能源价格过低,降低了高能耗重化工业企业的生存成本,造成其发展水平大大超过社会最优水平。另外,在正常的要素价格体系下,如果考虑治污成本、环境保护支出等开支,那么企业必须不断开发新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以求得在市场中生存与发展。但是,由于投入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因而企业不仅能够在维持现有技术的情况下获利生存,而且能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条件下不需考虑拓展产业,适时转型升级。

第二,要素价格扭曲还阻碍了企业的创新,固化了我国产业的低端化特征。我国的要素价格扭曲主要体现为要素的正向扭曲,即要素价格偏低。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以低价格获取资源,低端加工制造业企业赚取低廉的加工费,并以低价格参与市场竞争。在没有成本和市场压力的情况下,低端加工制造业企业就没有以技术替代资源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处于更下游的资源深加工企业也因从中获得了额外的利润,也缺乏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寻找更经济的替代资源或可再生资源的动力。这不仅不利于节能技术和节能设施的推广,而且也纵容了企业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粗放经营模式,并且还阻碍了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这将不仅会固化我国产业结构的低级化趋势,而且将导致企业现有的竞争力被进一步弱化。

为了定量分析劳动力、资本和能源要素价格扭曲的产业结构扭曲效果,我们进行了量化分析。计算结果表明,能源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重工业总产值占比就增加0.3个百分点;而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对重工业占比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这说明相对于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我国目前的能源要素价格所受到的扭曲更大。(二)金融数量型调控模式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数量型调控模式对产业结构扭曲产生了放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货币存量虽然加大,但中小企业仍然长期面临资金饥渴,融资成本依然高企。在2013年M2存量突破100万亿元的大环境下,浙江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虽然连续下降,但依然维持在相对高位。从融资用途结构看,温州民间融资中用于企业流动周转的资金的比重在50%以上,而用于扩大生产经营的资金的比重则有所下降。

其次,企业定期存款激增,货币沉积加重。M2中企业定期存款增速迅猛,2013年12月末比1月份增长了14.8%,同期个人存款增速为11.4%。在企业存款大幅攀升的情况下,货币大量沉积在企业中,并没有发挥购买原材料、促进流通的作用。

最后,资金使用效率较低,不良贷款率攀升。当前阶段,大量资金要么投向房地产市场,要么投放到产能过剩领域,或者用于偿还大量到期债务。从长远看,这容易造成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房地产融资风险、“两高一剩”行业风险以及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形成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隐患。从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至今,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逐季度上升。银行体系逾万亿的不良资产主要集中于产能过剩行业,这可能引发的银行系统呆坏账风险亟待关注。

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性原因是目前我国银行业在价格管制的条件下受到了严格的数量控制。贷款规模管制强化了商业银行对于贷款抵押品的要求,导致了商业银行在表内贷款资金配置上“抓大放小”“重公轻私”,使得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更容易以较低成本获得资金,重工业由于其抵押品充裕,相较智力密集型的新兴行业更容易获得资金。这就从供给层面阻碍了资源在行业间的转移,放大了产能过剩,推动了过度重工业化。

此外,为了规避贷款规模管制,商业银行表外票据业务风起云涌。通过灵活地调整票据承兑余额,商业银行既可不占用信贷额度,又可增加存款,创造中间业务收入。受75%存贷比监管红线的限制,商业银行存款压力巨大,由于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可以计入银行存款科目,因而出现了银行和企业合作连环套开票据,造成了信用大量虚增,导致资金流转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脱节。(三)地方政府行为扭曲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改革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及官员晋升制度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主要制度约束。我国第一阶段的改革是从1978年到1993年,通过放权让利、冻结计划规模、价格双轨制等方法,市场从计划经济中生长出来,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让位于市场。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转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是标准的增量改革。经济学中重要的是边际量,通过“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我们在边际意义上构建了合理的市场体系。第二阶段的改革是从1993年至今,关注点转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新生的体制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良好的调控环境上来。在这个阶段,对政府职能进行了重新界定,使得政府成为市场的维护者和调控者。基于此,我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明晰了产权,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了社会主义法治环境。当前,第二个阶段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市场经济的许多制度基石还不够牢固,甚至还没有充分建立。

在整个政府与市场调整定位、相互适应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因素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类似一个三明治,上层是进行较少决策的中央政府,底层是大量企业,中间层是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推动力,是促进政府与市场相互协调的中坚力量。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交通和通信不太发达,中央政府也无法实施有效控制。最高峰时,中央政府仅仅控制了600多种工业品,而苏联是6000多种。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层级人事权和财权进行相应安排。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财权安排上进行了较大改变。

1978年以后,在增量改革的思路下,我国采用了“财政包干”措施,地方政府参与剩余分配,获得了财权,因此具有很大的激励谋求经济发展。同时,为了适应多轨运行的改革思路,这一时期税收体系十分复杂。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这种体制也必然催生出了地方政府隐藏税源的行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在经历了1980年的24.5%到1984年的40.5%的上升之后便一路回落到了1993年的22%。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与市场经济制度相衔接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1994年的改革主要解决了“收入”的问题,基本理顺了税制和税收征管、财政体制,中央收入比重大幅提高,中央向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大量增长。1998年开始建立公共财政,进行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开始解决“支出”的问题。

由于当前分税制责任与收入不对等,因而分税制与扭曲的要素市场纠缠在一起,相互放大,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扭曲。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经济财政体制地方分权的格局下,地方政府拥有了较计划经济时期更多的权力,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投资决策主体,地方官员在有限任期内为晋升展开了锦标赛式的政绩竞争,强化了地区间经济财政竞争的短期化。于是,各地方政府纷纷利用行政权力、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比如,对企业进行土地价格减免、税收减免、优惠贷款、财政补贴等,在吸引外部资本的同时,控制本地资源流出,以实现本地财源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在现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制的驱动下,大量资源必然是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重化工业,或者是低技术水平的加工工业倾斜,进而在客观上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产生扭曲性的重要影响,导致“资本深化过度”与“重工业化偏离本地资源禀赋”的现象发生。一方面,工业的“资本深化过度”使得城市就业增长受限,使城市化进程受阻,而服务业的发展又特别依赖于城市化,于是服务业的发展又间接受到了制约;另一方面,如果高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并无足够的国内需求来消化,那么,低端出口扩张就是必然的选择,从而导致我国出口部门的产业结构长期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低技术水平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组装制造环节。只要我国地方政府肩上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对产业结构的“扭曲之手”就不会得到根本上的矫正和扭转。(四)周期政策与产业政策不协调(1)当前我国以财政政策为主要实施手段的政府干预行为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方向并不匹配。

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以短期刺激性投资计划为主要手段的。然而,中国多数产业都是竞争性的产业,财政手段不应该直接介入,这就决定了不能通过政府资金对某一特定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不可试图直接通过改变投资结构来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施加影响。但最近十几年间,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往往以单一的直接投资或政府补贴企业投资手段为主,在财政投资资金的运用上主要是单向地、大规模地投入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并没有发挥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的作用。这无疑就揭示了中国以往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不相呼应的。由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因此实行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将其考虑在内,否则财政政策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一直是中国国内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因而中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国债和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载体的扩张型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需。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内需不足实质上表现为低水平的内需不足:一是其是以中国产业结构的低度化为基础的;二是它是在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升而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中形成的。以拉动内需为目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目的,关键是因为没有考虑到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对中国内需不足的影响,没有把握住内需不足的根本所在。实质上,中国现阶段的内需不足既有在产品结构上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的问题,又有更高层次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因素。而且,其既有因中国某些低效率产业和传统技术产业的压缩而挤出一部分过剩劳动力的问题,又有因优势产业增长缓慢,劣势产业退出艰难而导致相当部分的居民陷入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收入下降的窘境的问题。简言之,在中国现阶段,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之所以乏力,是因为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相脱节。改变二者脱节的问题才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内需不足的重要途径和改革瞄准点。(2)以大规模刺激计划为主,以短期保增长、稳增长的财政政策为导向的政府干预行为,加剧了我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内生动力。

中国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偏好于采用短期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与投资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以及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实现短期内经济稳增长、保增长的目标。但这往往造成短期内重化工业等能够创造更多GDP且需大量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部门进一步扩张,进而造成这些产业部门的产能过剩。通过对中国1999—2010年重工业和轻工业28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可以看出中国重工业领域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一些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普遍偏高。2008年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等短期刺激计划给中国重工业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了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从而加剧了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状况。此外,各级地方政府出于迎合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的目的,同时为有效地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增加区域的整体福利,缓解社会就业问题,会相应地制定区域优惠政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投融资成本,导致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削弱区域经济结构内生的调整动力。而且,中国政府采取的稳增长、保增长的大规模投资的经济刺激措施,是全球石油、铁矿石等产品泡沫以及房地产行业泡沫再次膨胀的重要原因。目前欧美的债务问题已全面爆发和蔓延,导致中国对外出口需求受到极大冲击,依靠外需的增长来消化中国国内过剩产能的解决方案已经基本没有出路。

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仍然偏好采用以短期目标为主的财政政策,那么在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必然会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在现有的财政分权体系以及路径依赖式的财政政策下,这种冲突存在固化的可能,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积极采用的短期稳增长、保增长的一贯措施,已经到了需要调整的重要窗口期。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应该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与促改革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关系。需要积极发挥调结构、促改革对稳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调结构与促改革来主动地实现稳增长的战略目标。依靠构建稳增长、调结构与促改革这三大目标之间的相互融合且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来为企业和社会创造出一个稳定且可预期的宏观经济环境。因此,需要重新根据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定位,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针对当前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做出积极且全面的调整。(五)产业政策本身设计不当(1)我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主要是针对关键技术、装备及产品,而不是针对特定产业,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很好地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

我国现行产业政策的基础是2005年11月9日国务院第11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是引导投资方向,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和实施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目录组成,例如鼓励类目录主要涉及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采取政策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的关键技术、装备及产品。(2)构建于产业政策之上的五年规划对中国应该在哪些特定行业上有所作为给出了限定,从而扭曲了产业政策弥补市场失灵的初衷。

例如,在“十二五”规划中,政府提出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的目的是引导市场,让市场转向这些行业。为此,基于五年规划,政府制定了具体的行业规划,推动了某些行业超常规发展。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阶段和特点,政府明确指出集中力量,重点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的目标是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局面,要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影响。另外,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这一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并带动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形成,促进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走向国际舞台。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例如,在支出方面,政府一是扩大了中央财政的投入规模;二是调整了利用机制,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集中支持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应用示范工程、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等,引导创业投资的发展。在税收方面,政府强化了激励程度。根据这些产业中人力资本、研发费用比例高,产品发展初期进入市场难度大的情况,针对产业的具体特征,制定了流转税、所得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形成了普惠性激励社会资源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手段。在金融政策方面,由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发展初期需要创业投资和政策性融资,允许其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等方式获取资金;同时加快完善包括创业板、场外证券交易在内的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规模,扩大政府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资金规模。

在这样的情况下,凡是政府支持的行业就获得了政策红利,可以享受销售税减免、低价土地等政策,而无论在这个行业中从事什么活动,哪怕是最为基础的配套性工作。这必然导致企业扎堆进入政府支持的行业,企业的利润来源就是政府的优惠。结果是新兴行业快速出现产能过剩。这是一种不顾市场需求,完全依靠扭曲成本来推动的产业结构转型。同时,在分税制的框架下,各地方为了发展经济,也必然一窝蜂涌向政府支持的行业,不考虑自身禀赋,仅仅依靠政府补贴,导致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趋同。结果,产业政策设计不当扭曲了我国的产业结构。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非平衡增长理论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可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和其可能伴随着的扭曲进行统一分析,这就为我们在新常态下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金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变量。那么为什么我们通常在微观意义上理解的金融会在宏观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呢?这是因为金融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将资源在不同部门间进行配置。这是我们下一节讨论的重点。第二节 经济增长和金融

经济增长过程可以通过图1—12来表示。在每一个时期,我们都处在一个循环流转过程中。消费者向要素市场提供自己的劳动服务等要素,获取工资等收入,并利用收入进行消费。企业通过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供给产品获取利润。在一个时期,这就构成了一个一般均衡。不同产品的价值就构成了这个均衡中的经济结构。从一个时期向下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是通过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完成的。这就是我们最为熟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图1—12 宏观经济增长

伴随着经济增长,经济的参数会发生变化,这就导致经济的一般均衡会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就是非平衡增长理论强调的需求方的恩格尔定律和供给方的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消费者会更多地消费收入弹性高的产品。投资增加会提高社会的资本存量,会提升人均资本,在产品要素密度不同和技术进步率不同的情况下,同样会改变一般均衡中的资源配置。

在这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金融起着重要作用。生产过程需要时间,例如对于农业,从播种到收获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从投入到生产产品需要的时间可能较长,所以企业需要在生产出产品之前预付给工人工资。但是企业这个时候并不一定有资金,那么如何支付呢?企业可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银行通过帮助企业垫付资金,完成了在不同时间的生产过程。这种支付过程是非常常见的流动资金短期借贷。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参数并不能保证连续变化或者微小变化。一种特殊情况是参数发生了本质变化,这就是熊彼特分析的创新。这种创新是一种本质上的结构变化,即出现新产品或者新的生产技术。这就会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是要实现这种新变化,就需要金融发挥作用。因为要开发新的产品和技术,就需要将资源从原有的循环流转中抽出来,完成生产。那么,如何做到这点呢?正如熊彼特所说:“这种获得货币的方法,是利用银行来创造购买力。它采取的形式是无关重要的。发行银行券而不完全用从流通中抽出的硬币来保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存款银行业的方法提供了同样的服务,这种方法增加了可能支出的总额。或者我们可以想起银行承兑,因为这种承兑起着货币的作用,在批发贸易中作为支付手段。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把已经存在于某人手中的购买力加以转移的问题,而总是从乌有之乡创造出新的购买力的问题——即使创造新的购买力的信用合同是以有价证券(它们本身不是流通工具)来支持的——它是添加[1]到现有流通中来的。”

这里面容易理解的是银行信用帮助了生产新产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话提出了银行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支付工具,然后需要创新的企业家利用这些无中生有的支付工具来获取资源。实际上,在非平衡增长中,金融发挥作用有两条渠道,一条是在参数连续变化时候的日常支付手段,一条是用于创新的资源转移。对于前者,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人们的储蓄提供了支付,这就是日常理解的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支持企业生产。对于后者,银行更为特殊的职能是无中生有地创造购买力,将资源从旧产业转移到新产业。总的来说,金融在生产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银行是怎么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购买力的呢?这将在第2章详细分析。第三节 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利用非平衡经济增长的框架,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中金融、价格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1、2、3、4章,讨论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对企业资产持有与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知道,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通过提供支付手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商业银行有一个特征,即可以通过无中生有的方式来提供支付手段。这和我们的常识是相违背的。我们的日常经验是,银行通过吸收存款来发放贷款,仅仅是一个金融中介。银行存在的价值是能够更有效地监督贷款企业,银行相比于其他金融中介,竞争优势就在于其独特的信息处理能力。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银行还有着更为神奇的魔力,这就是能在没有存款的时候创造贷款,提供支付工具。银行如何具有的这个能力呢?这是第2章将要详细讨论的。

因为银行的这种魔力实在太超乎想象,所以我国监管者出于朴素的直觉认为这是“泡沫”,是一种虚幻的金融游戏,必须加以制止。为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数量规模管制政策来加以制约。但是,经济规模不是魔术,是会实实在在发生的,对规律加以限制,结果是让其以扭曲的形态再现。面对扭曲,政策制定者认为金融实在不是一个好伙伴,需要对其进行更强的管制,结果是经济规律更加扭曲地呈现出来。反复作用的结果是金融日益扭曲,企业行为异化,经济增长开始大幅下滑。第3章和第4章讨论了在我国在金融数量管制条件下出现的一些异化现象。

第3章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角度出发,重点分析了贷款规模管制等数量管制手段对企业现金供给的影响,进而说明了这些因素最后如何影响现实中观察到的均衡现金持有行为。

经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第3章发现,2009年之后为了应对高涨的通胀压力再次出山的贷款规模管制,导致中国企业持有的现金在2010年之后出现了一个趋势性的上升。同时,面对贷款规模管制,商业银行为了提高利润,降低表内贷款资产风险,也将高风险的资产利用资金池模式转移到了影子银行业务中。这使得抵押品充裕的大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从而积累了更多的现金,出现了在国际上非常罕见的现金持有规模不经济。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与投资机会无关,出现流动性错配,即拥有很多投资机会的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而投资机会相对较少的大企业却持有很多货币,从而导致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脱离、金融空转。因此,要盘活货币存量,关键措施之一在于放弃贷款规模窗口指导等数量管制手段,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模式向价格型调控模式转变。

第4章关注了金融规模管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完美的金融市场环境中,影响企业投资的主要是投资机会。只要企业有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就可以通过外部融资的方式获得资金。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以金融市场是不完美的,表现为外部融资和内部融资出现价差,融资成本上升,制约企业投资。这就表现为现实中的融资约束,企业投资更加受到自身现金流等内部融资的制约。

在我国,企业融资约束除了金融市场不完美这个原因以外,还受到货币政策执行模式中合意信贷规模管制的影响。由于信贷规模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因而为了获得最大的收益,商业银行在进行投资的资产选择时就会降低表内信贷风险,从而在巴塞尔标准下可以节约资本占用,将这些资本投资到具有更大收益的资产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商业银行可以利用银证合作、信托受益权转让等影子银行业务将高风险资产转移到表外。随着表内贷款风险容忍度的降低,商业银行会提高对企业抵押品的要求。这就使得规模大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而成长性企业虽然拥有很多投资机会,但是受制于抵押品约束而无法获得贷款。因此,贷款规模管制会导致我国金融出现错配,资金流向大企业,使得这些企业的投资更多地受制于投资机会,而成长性企业只能寻求高成本的表外融资,导致融资溢价上升,受到更强的融资约束。

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第4章发现自从2010年我国在合意信贷规模的名义下重拾贷款规模管制以来,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多地受到了投资机会的约束,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则更多地受到了融资约束。这表明我国的投资实际上面临着流动性错配的环境。完美运行的金融市场应该将资金配置给投资机会多的企业,但是,这些成长性企业却由于抵押品等问题而较难获得信贷。这种流动性错配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影响了企业投资的速度,而且影响了整个经济的投资质量。

第二部分包括第5章和第6章。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金融数量管制导致了我国企业行为异化,投资效率降低。投资是非平衡增长模型中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因而我们自然会考虑异化的投资如何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问题要回答。在非平衡增长模型中,投资是通过相对价格决定产业结构的。第2章的分析表明,在货币存在的环境中,首先有一般价格,然后才有相对价格。这意味着,在分析相对价格之前,我们要先分析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下一般价格是怎么决定的,之后才能分析非平衡增长模型中的相对价格。

第5章发现货币是高能货币的原因,货币与贷款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以及货币是信托贷款的原因。根据第2章的分析,这三个结论符合货币的内生性理论,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货币具备了弹性或者内生性。这个观点在我国是非常反直觉的。目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使用了大量的数量手段,例如在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时候,频繁使用准备金率这个数量型手段。这意味着,中国的商业银行会通过很多手段规避准备金的限制。实际上,从国际来看,准备金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所以各国都已经不再使用。我国坚持着这个手段,只会推高国内的融资成本。

如果货币是内生的,那么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就不再成立了。在货币数量论中,货币是通货膨胀的原因。经济学中的原因一般指的是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所谓的外生变量是在模型内无法解释的变量,或者是由政府控制的变量。如果中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那么就意味着是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引致的贷款产生了货币,所以货币是经济运行自发产生的。如果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都是经济的内生变量,那么就不能认为这两个变量具有因果关系。这两个变量由经济中的其他外生变量共同推动。这也是第6章寻找的通货膨胀的深层次成因。

第6章针对通货膨胀是由投资推动的这个假说,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利用事件分析,对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净出口形成率和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进行了分析,基本可以稳健地得出结论:在我国,投资是通货膨胀的成因,净出口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净出口也是投资所支持的。在我国,很多投资项目的动因就是推动出口,因此当投资和净出口出现在同一个模型当中时,净出口的信息可被投资项反映出来,与通胀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模糊化了。

所以,如果分析中国通货膨胀在需求层面的结构型原因,那么投资是最稳健的结果。我国的投资产生了信贷,信贷拉动了货币,但是,由于产品主要是投资品,消费品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表现为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消费品,因而产生了通货膨胀。我国的通货膨胀与我国的增长模式是密切相关的。当前由房地产投资等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必然伴随较高的通胀。

第三部分综合考虑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高储蓄率、要素收入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需要解释的事实。现有研究大多是将这些事实分开研究,讨论不同问题的成因。第7章希望将这三个事实放在一个框架中进行解释。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第7章发现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是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储蓄倾向不同的情况下,劳动收入的储蓄倾向较弱,且占比也较低。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产业结构中重工业占比持续较高。由于根据非平衡增长理论,收入分配和高储蓄率又会影响产业结构,因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循环结构。

从上面这个逻辑出发,产业结构就是理解中国特征事实的关键。第7章从中国道路的特征出发,分析了我国当前产业结构形成的一些原因。一方面,出口导向型政策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工业化。但是,由于我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较低,因而这导致了工业大而不强,增加值不高。另一方面,我国政府通过要素市场和地方政府的激励,发展了进口替代战略,促进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但是,这些控制的固有问题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拉低了劳动收入占比。

第8章通过构建包含收入提高、部门技术进步差异和资本深化在内的不平衡增长模型,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因是需求方面的人均收入上升和供给方面的资本深化。这两个因素相比,资本深化又是更为重要的。因此,我国产业结构中的某些特征就来自资本深化。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城镇化,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日益上升,发挥了较大的拉动投资的作用。在房地产投资的带动作用下,我国服务业中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并带动了相关金融领域的发展。这导致了房地产和金融等相关领域在产业结构中异军突起。

为了改变以投资为主导的模式,扩大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需要尽快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产业结构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影响了社会的劳动收入占比。通过构建非平衡增长模型,第9章分析了同时影响产业结构和劳动收入占比的深层次因素。结果发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因素中的收入提高部分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资本深化程度加深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通过在此基础上的政策模拟,我们进一步发现,提高第二产业技术进步率会同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因此,这是我国未来调结构、稳增长的核心发力点。

在此基础上,现有研究大多将高储蓄率、要素收入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事实分开研究,讨论不同问题的成因。第9章希望将这三个事实放在一个非平衡增长模型中进行解释,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第9章从我国劳动收入储蓄倾向和资本收入储蓄倾向不同的现状出发,结合现有研究和事实发现劳动收入占比较低以及劳动收入储蓄倾向弱于资本收入储蓄倾向这两大现状共同导致了我国较高的社会总储蓄率。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工业占比长期较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高储蓄率会形成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产业结构的动力。一方面,高储蓄率导致的高投资直接提高了工业占比,同时,高储蓄率导致的低消费使得恩格尔效应无法发挥作用,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工业占比,降低了劳动收入,无限往复。另一方面,高储蓄率导致了高投资,推动了资本深化,这又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收入分配和高储蓄率又会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循环结构。注释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第2章信用层级中的货币和金融机构第一节 货币—信用层级金字塔一、货币与信用

在第1章我们看到,因为生产需要时间,创新需要资源,所以就需要通过金融提供支付手段为生产要素进行提前支付。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可以用已有储蓄来提供支付手段,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无中生有的能力来提供支付手段。本章主要说明了金融机构是怎么通过发行金融工具提供支付手段的。谈到支付手段,最为常见或者最根本性的金融工具就是货币。但在现实中,金融机构提供得更多的金融工具是各种信用,社会利用信用进行支付。因此,本章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货币与信用这些金融工具之间的关系。

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货币和信用是很难被严格区分的。从金融工具的角度来看,当前的金融系统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层次(见图2—1)。图2—1 金融系统结构

在这样一个系统中,从金融工具的角度来看,对一个国家来说,最终的货币是国际货币,或者是黄金,或者是美元等国际储备货币。从某种意义来说,国内货币是承诺支付储备货币来清算的信贷。例如,在与商品货币挂钩的时代,国内货币持有人可以获得中央银行支付的贵金属。在当前纯信用货币时代,我们可以要求国内货币兑换成国际储备货币。沿着货币—信用层级金字塔继续向下走,实际上银行存款可以按照需要兑换成国内现金,有价证券可以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或者时期获得现金支付。

在这个系统中,哪里是货币和信用的明确界限呢?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在这个货币—信用层级的金字塔中所处的位置。对于我们日常的国内消费者来说,银行存款就是货币,有价证券是我们借出的钱,是信用。这就是我们在货币银行学中经常见到的货币供给的概念,例如,M1和M2。对于银行清算来说,自己吸收的存款当然就不能是货币了,只有现金或者高能货币才是有效的支付手段。当一个国家遇到货币危机的时候,国内货币就不具有什么价值了。这个时候国内外的投资者想要的只有国际储备货币,人们会抛售国内货币来换取有限的国际货币。当然,图2—1的四个层级是一个极大的简化,现实中是一个更为连续的图谱。例如,现金之后还有高能货币,在银行存款和股票等有价证券之间有货币市场基金,有价证券之间也存在非常大的异质性。

除了强调不同层级的金融工具之外,还需要关注这些金融工具的发行机构。每一家金融机构都位于金融工具的两端,表示了自身的资产和负债。例如,中央银行的资产是国际储备货币,负债就是发行的国内现金或者高能货币。商业银行的资产是国内现金或者高能货币,负债就是自身的存款。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中介的资产是银行存款,负债是发行的各种有价证券。从这个连续的谱系来看,如果加总整个金融系统,那么我们会发现中间的这些层级就相互抵消了,即类似于人们相互借债,最终加总之后债务就消失了。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宏观分析中,这是不能随意加总的,对我们经济有益的并不是我们的金融总量,而是金融工具的结构,例如,谁发行的,谁持有的,在货币—信用层级金字塔中处在什么位置。二、稀缺性和弹性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图2—1描述的货币—信用层级金字塔是对一个时点的描述。在一个时期内,货币—信用层级金字塔会自我扩张和收缩。例如,在金融市场“非理性繁荣”的时候,金字塔会变大;在金融危机时期,金字塔会变小。一般来说,金字塔的自我变动有两个源泉。第一,金字塔每一个层级数量的扩张和收缩。第二,金字塔每一个层级的金融工具的货币性质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在经济扩张时期,每一个层级的金融工具的货币性质变强,人们更多地利用信用工具来支付。在经济收缩时期,每一个层级的金融工具的货币性质变弱,人们更多地追逐上一个层级的信用工具来支付。

这些波动的原因背后隐藏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原理,一个是货币的稀缺性,一个是信用的弹性。实际上这两个原理之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争斗。历史上,关于货币理论一直存在两个流派,货币学派和银行学派。货币学派坚持认为货币应该是对商品的反映,应该控制货币数量,让其与商品之间保持一个稳定的对应关系。银行学派认为货币是银行体系内生的,会随着经济波动,因此不应该控制。

实际上,这两个原理都是正确的。这两个原理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货币—信用层级金字塔的。稀缺性来自金字塔的任何一层都不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增加上一层的货币数量。因此,如果人们要将低层级的信用换为高层级的货币,那么高层级货币的可得性就构成了约束。与此同时,弹性来自在每一个层级上,当事人的自主行动就可以增加自己和下一层级的信用数量。例如,如果两个当事人相互信任,那么在交易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应付账款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创造信用来进行支付。

这两个原理在不同时间发挥的作用不同。在经济繁荣期,弹性的作用更大,在收缩期,稀缺性的作用更大。不十分准确地说,弹性表示了不同层级的量,稀缺性表示了不同层级的质。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不同层级之间的质的不同仅仅表现为在量的交换关系上的不同。这就是不同层级之间的价格。国际储备货币和国内现金之间的价格是汇率。如果我们要将银行存款交换为现金,那么我们希望的是平价,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