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杰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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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若秋叶—一个乳腺癌患者的手记试读：
序 言
陈国际我从1984年开始从事肿瘤医学工作，做乳腺癌诊治和研究也将近二十年了。这些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接触癌症患者，见惯了生生死死、悲欢离合。可以说，我的心是和着患者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每当我看见痛苦不堪的患者脸上有了笑容，卧床不起的患者可以下床活动了，奄奄一息的病人生命有了转机，或者听到以往的患者有好消息的时候，内心都无比欣慰。我渴望她们活着，渴望她们健康，渴望她们有机会去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心愿。因此，当我得知石杰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四年前，我接触到了石杰这名乳腺癌患者。当时患者非常多，工作也异常紧张，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做过多的交谈，只记得手术前她问过我一句什么话。后来我才听人说，她写作。很多患者都有个精神支柱，比如父母、子女、事业，写作可能也是她的精神支柱吧。只是我没想到能写出这么一本书，关于癌症的，而且写她自己的经历。
癌症患者往往有一种自卑感，不想让更多人了解病情，逃避，甚至把这种心理隐藏得很深。石杰显然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在这本书里，她写了自己的真实境况，写了自己为什么得乳腺癌这种病，勇敢地敞开了病情，并且写了整个治疗经过，也写了每个治疗环节的切身感受。看得出，面对疾病，她想得很多、很深，而且竭力为自己也为所有的癌症患者寻找条出路。所有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她不是医疗工作者，有些思考也很有道理。比如她根据自己的肿瘤性质确诊过程得出的病理才是最终标准，在病理结果出来之前，患者既不可过于紧张、自暴自弃，也不能盲目乐观马虎大意，就值得确诊前的患者们思考；再比如她在化疗中得出的个体差异这一点，也符合实际。每个人的身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况且现在讲求精准医疗，患者病情不一样，方案就不一样，反应也就不一样。不能凭想当然，把他人的治疗反应与自己的反应等同起来，乃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书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她达观的人生态度。即使医疗手段已经明显进步了，谈癌色变也还是一种普遍现象。面对癌症患者这个宣判，她也恐惧过，困惑过，烦恼过甚至绝望过，可是终究看开了，想明白了，不仅没有倒下，而且重新振作起来，冷静面对严酷的现实，努力思考并去除以往生活中的不健康因素，珍惜当下，使生活变得充实而有色彩，就像书名所写的：灿若秋叶。
本书的作者是有爱心的人，自己身患重病，却能把内心的想法和经历以现身说法的形式写出来，这本身就是爱的表现。我们知道，癌症是一种全身性疾病，预防和治疗也应是综合性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的心理状态。一个人得不得癌症，得了癌症治疗效果怎样，日后生存期长短、质量高低，都与其心理状态息息相关。而心理健康尤其是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是很难重建的，这是每个有经验的医生都了解的，也是令医生们头疼的事。而患者与患者间的交流，却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我想这本书有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容易使患者在阅读中产生心灵的共鸣，受到感染，得到启迪，努力从种种不良情绪中解脱出来，增强与癌症抗争的勇气。这是患者以外的人的开导很难达到的。
癌症患者是个特殊的群体，整个社会都应该予以关注。目前我国癌症的新发人数还在持续上升，每天约有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乳腺癌则位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的第一位；其严重性不容小觑；不过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谈癌色变也是不可取的。随着科学和医学的发展，癌症已经不都是绝症了，很多癌症病人已经可以早期发现；即使转移了，也可以控制；患者的生存质量也在提高。我相信，只要医患携手并进，癌症就有治愈的希望。这不是盲目，而是信念！2018年8月15日（陈国际：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引 子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总是重复地做着一个相同的梦。我梦见我的头发又长出来了，黝黑浓密，如山间瀑布般奔腾宣泄；我可爱的乳房也丰满如初。我像年轻时一样，穿着件浅绿格子的短袖裙衣，在河边的野地里徜徉着。林荫浓郁，百花飘香，心儿伴着鸟儿一起歌唱……
可是每次醒来却总是泪流满面。我梦中的长发呢？我左侧的乳房呢？我那矫健如小鹿般的双腿和脚步声呢？痛感如无边的黑暗漫天漫地地涌进心里。于是，当另一个白昼来临的时候，我便怀着满心的期望，关好屋门，独自朝梦中的野地走去。
河水默默地流淌着，野地里依然林荫浓郁。只是，深秋时节，美艳绝伦的花儿多半凋谢了，满地都是花瓣，各种颜色的，枯萎而无奈；只有那些生命力特别旺盛的，还顽强地挺立着，沐浴着缕缕阳光，在轻风中骄傲地摇曳。
我慢慢地在林中小路上行走着，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惆怅。我第一次从感情上接受了：永恒，其实是不存在的；所有对永恒的歌颂都只是一种骗人的东西。每一种生存背后都潜藏着死亡的危机，每一株美艳下都蛰伏着丑恶的魔鬼，每一个渴望长久的生命都伴随着短暂。
明年，也许就几个月的时间吧，当花儿再次从泥土中钻出来、在阳光中展示着自身的绚烂的时候，魔鬼也将如期而至，仿佛被所罗门封进瓶子里的凶神一般，满怀仇恨，张牙舞爪地大吼一声：花儿，你们准备怎么死吧！
其实这也算得上是仁慈了，不管怎么说，给了你选择的空隙，对不对？假如根本就不允许你选择呢？假如？那么，你便没有时间思考，没有余地安排，甚至连回望一眼的可能都没有。
况且哪里只是明年呵，一年又一年，无穷无尽，是绝对的轮回。
我仿佛听见美艳的花瓣落在地上的簌簌声，看见花儿在魔鬼的施虐下迅速地发黄、枯萎，泪水便不禁滚滚而下。
清风徐徐，万籁俱寂。我一遍又一遍对着浩渺的苍穹无声地发问：为什么？为什么美好的东西总是不能恒久？难道美丽注定要和丑陋相伴吗？还是生命离开死亡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没有声音给我回答，偌大的时空里，只有生存和死亡的身影，匆匆而过，肩并着肩，手挽着手。
一、左乳房摸到一个肿物
1是去年7月里的一天，天是那么蓝，那么热。小鸟在楼外不远处的一排大树上飞来飞去，知了在枝叶间可着嗓门儿叫。几只颜色各异的蝴蝶，扇动着柔软的翅膀，忽上忽下地，在窗外的草地上玩耍嬉戏。
我吃罢早饭，草草地收拾了一下屋子，在窗前观了会儿外景，然后便在电脑前坐下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写作。键盘在指尖下跳动着，一切和往常一样，是亘古不变的重复，就好像一天和另一天、一月和另一月、一年和另一年。
座机响了，是我的好友A。A是个热心人，喜欢煲电话粥，隔三岔五就与我聊一阵，我喜欢她不拘小节的风格和爽朗的笑。可是这次，她却有些反常，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幽幽地说：“怎么样？还好吗？”“好着呢，才几天没通话呀，神经病。”我故意堵了她一句。“我不好，心情坏透了……我好像患了抑郁症。”“行了吧，别吓唬人了，你要抑郁我早就自杀了。”“真的……你猜我昨天午后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去了？”“医院，我们教研室的B得了病。她本来不想告诉别人的，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给我打了电话，当我面哭诉了好半天。她哭，我也哭，我们俩都哭成泪人了。”
我在脑子里搜寻着B这个人，没有印象，口里禁不住问：“……什么病啊？让你们俩这么难受？”“唉，还有啥呀，癌症呗，你可千万别跟咱校人说呀。她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别和第二个人讲，我是信得着你才说了。”“放心吧，我又不认识她，干吗坏人家的事啊。”我觉得A的叮咛多此一举。我理解B的心情，她是怕有人幸灾乐祸；时下的很多知识分子心灵早就扭曲了，把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是他们热衷的事。也许不只是时下？是过去、未来、永远，叔本华不早就说过吗？“没有什么比告诉别人我们刚刚遭受了一桩巨大的不幸……更能确切地使别人得到好的心情了。”“我们是大学同学，后来又成了同事，彼此印象都不错，平日里也能互相关照着。你说她怎么就得了这种病呢？她平常身体多好啊，去年秋天开运动会，还跑了个全校5000米第二呢，你说怎么就得了这种病？”“别太难过了，乳腺癌不像别的，还能活，估计也不会太晚吧。”我安慰A。“怎么不晚啊，都四期了，太马虎了，而且还是复发，三年前就做过保乳手术了。我们学院谁也不知道，她连我也没告诉，说就烦咱校这些人。如果不是他们总整事儿，兴许就不会得这种病呢。还有她的前夫，也让她不省心，生了好多年的气。”
我默然。手术三年了，谁也不知道，这三年她得独自承受多大的痛苦和压力啊！到底是什么使她如此噤若寒蝉？
A说她昨晚一宿没睡好，翻来覆去的，尽想B的事了；午后还有两节课呢。电话就挂了。2
我坐在电脑前看着窗外的景色，心里也莫名地烦躁起来，一时再也写不下去了。右手指不知不觉地往左侧乳房一摸……天啊，怎么回事？好像也有一个肿块儿！！指头仿佛受了烫一般赶紧缩回来；不行，又摸，还是有，软乎乎木夯夯的，就在乳房外侧的肌肉里。勉强镇静着，安慰自己说不会的，不会，肯定还是增生，天底下哪有这等巧事？起身翻出本肿瘤方面的书。
我仔细看了《乳腺癌》一章，心里倒更加不安起来，惴惴的，怎么着都觉得像——知识有时会使人缺乏胆量。夜晚，我早早地躺在床上，按照书中所说的乳腺癌自查方法，仰卧，左侧胳膊高举过头，右手放在左侧乳房上，好像电影中的鬼子探地雷一般，小心翼翼地，指头从上到下一点儿一点儿地按，按……是的，是有一个拇指盖大小的肿块儿，安安静静的，那么圆润，那么柔软，而且比白天清楚了许多。
我的心一下子悬到半空了。
二、《油画词语》
1那时候我正疯狂地读着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油画词语》。
怎么发现的呢？记不清楚了，又好像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网上是无疑的，当当、京东、卓越亚马逊，都是我常浏览的网站。网站里的图书空间真称得上是知识的宝库呵，我尽情地点击着，一本又一本，即使只能看到简短的内容介绍和排成一列的目录以及极少的正文阅读文字，也不时地给我惊喜，让我产生灵感，刺激着我在尘世的行走中日益麻木的心。
我就在这之中看见了这本《油画词语》。
一本从题目上看不出新奇的书，一个并不熟悉的作者的名字，十六万字，30.40元，价格也贵了点儿，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吸引我的是那串目录和赭黄色封面上的那个外国男孩子——
似乎是黄昏吧，冬日里凄清的阳光已经略显冷漠，身后是一大片空旷的山坡。穿着棉衣棉鞋的男孩子仓皇地行走着，不知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伴随着他的只有他自己那孤单的影子。
书到我手里的时候恰巧也是黄昏，夕阳西下，四周景物的颜色都变深了，赭黄色的封面仿佛也布满了一丝丝血迹。我久久地看着男孩子那被风吹起的帽带、匆忙而无助的身影和痛苦而茫然的表情，眼睛湿润了，心也随之彷徨起来，仿佛没有着落般地难受。
书中收集了几十幅西方名画，有的简直脍炙人口，比如卡拉瓦乔的《酒神巴库斯》，比如梵•高的《鸢尾花》，比如塞尚的《静物》……多着呢，为什么偏偏将怀斯这幅画放在封面？为什么《1946年冬天》拥有了这种特殊的位置？这男孩子就是有生以来的我吗？还是作者在男孩子身上寄寓着相同的思绪？
我捧着刚从小区收发室拿来的《油画词语》，在楼下花坛边的石头上坐下，迫不及待地翻到了目录那一页：酒神/不穿衣服的维纳斯/这个阴天像塞尚的《静物》/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第一个来叫你赴会的人，一定是叛徒！/美到惊世，丑到惊世……
仿佛怕过于奢侈似的，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把翻着的书轻轻地捂在胸口，于是便闻到了一股油墨香，触到了一种质感，听见了一颗心跳——也许是我自己的心在跳吧。这样的文字是不能在有一点点喧嚣的场合阅读的。它适合夜晚或者雪天里，伴着黑抑或白的色调，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床上，打开光线柔和的床头灯，静静地冥想、品味、欣赏。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我一直在读这本书，读一个叫张立勤的女人写的《油画词语》。西方油画艺术经典作品是渗进她的骨子里去了，她不是用眼睛在读，而是用心，用魂。我看出了她对四季的领悟，对生命在某些特殊时刻的触摸，对孤独与颜色的阐释，以及对生与死的近乎体验般的自我感知……书的封面不小心弄出了一道褶，我好像怕碰疼她似的，剪下一条透明胶，再小心翼翼地粘上；好几次，心痛得厉害，有要流泪的感觉，乃至不得不死死地掐住虎口。
能写出这种文字的会是什么样的人呢？看作者简介是没有用的，过于正常了，概念化；序和跋也有意识地忽略过去。我开始疯狂地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于是看见了那篇备受称赞的散文《痛苦的飘落》：
每个夜晚仰望天空的时候，我的长发开始一丝一丝地飘落，弯弯曲曲，哆哆嗦嗦，挽着缠绵的风。像山峦的那一条逶迤的边沿，像河流那一线扭动的堤岩，像少女时的我，窈窕的我。它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我撕开。飘落飘落飘落。枕边，床头，桌角，紫色水磨石地面，窗外大叶梧桐，都伸出臂膊承受着这飘落，太阳碎了，月亮碎了，漫天黑色的飘落！
我的头皮裸露着，像黄土地。密密匝匝的庄稼收获了去，显出缩肩缩脖的疲惫。惯了，突然没有了覆盖和飘拂，不是滋味。望不到自己，也不想去望。开始荒凉寂寞的地方，自己并不想承认，不忍心承认。把镜子狠狠地扣过去，把梳子甩向蓝天，买一瓶红色洗发香波，第一次使用这高级玩意儿，在失去长发的时刻，几十根极短极细毛茸茸的头发接受着特殊的礼遇。
谁知道打了那药，白天黑夜地吐，口腔烂了，皮下渗血，血小板白血球都降到最低极限。咬咬牙，咬住嘴唇也行，殷殷的血痕也望不见。谁知道头发还要脱掉，一根不剩，大彻大底。我悄悄地哭了，我想女孩子到这份上都会哭的。我为我的长发，我的生，我的死。
视觉牢牢地凝固在黑色的文字上，脱落、化疗、呕吐……人生竟是这般惨淡！那凄美的文字背后竟隐藏着如此惨烈的遭遇吗？还是同为女人的心有所感？怪不得她品读艺术作品如此独特，见血见肉，仿佛一笔一画都从心底里弥弥流出。
我继续搜索着，看到了她更多的文字，心里也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喜欢上了这本书，是因为它与我的命运正有着某种冥冥中的默契。那时的我还不知晓即将到来的遭遇，心里只是惊恐，只是不安；而上帝却引导我，暗示我，给我送来了这本书，让我与一个叫张立勤的癌症患者不期而遇。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的：“相遇！人这一生，不仅是直接与这一个本人的，更多的是间接地与这个本人有关的。”2
我一边读着这本书，一边不时地摸摸乳房里的肿物，有时好像小了点儿，有时甚至摸不清楚了，有时又分明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且很长时间以来左肩胛就痛，胸椎骨也丝丝拉拉地痛，颈下几节脊椎骨也不舒服。我用手揉，用木梳子背刮，用真空罐拔。刮出一道道紫红色的血痕，拔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水泡。可是我从未把它们和乳房里的那个东西联系上。多年的文字工作让我误以为那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常见病，是颈椎病和肩周炎在捣鬼。
我得承认我是个胆怯而敏感的女人，左侧乳房里的小东西弄得我简直惶惶不安。按说应该马上去医院的，请医生检查一下，确确诊，可我就是迈不出这道门槛。来到人世五十七载了，坎坷和灾难已经够多。万一医生说我是癌症，怎么办？我还有勇气支撑下去吗？
我喜欢医学，虽然阴差阳错地学了文学，倒也积累了一些医学书籍，尤其是肿瘤方面的。因为，不幸得很，我的家族有肿瘤史。
这天中午，我从书橱里找出另一本早年出版的肿瘤方面的书，翻到有关章节，找到其中的“症状和体征”部分，一点儿一点儿地对照起来。窗帘已经拉好了，室内悄无声息，没了光线的空间忽然显得有些诡谲，有些神秘。
我解开上衣扣子，对着穿衣镜仔细打量着两个乳房。没有什么不对称的，两只乳房就像一个技术精湛的车工按照同一尺寸车出来的零件，大小、形状完全一致；皮肤也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书上说的“酒涡”、橘皮征等等；乳头也没有内缩、溢液或者湿疹。我伸手摸摸左侧腋窝，也没有发现肿大的淋巴结。一切仿佛都很正常，正常得像鸟在天上飞，鱼在水里游一样。只有那可恶的小瘤子，还顽皮地藏在那儿，弄着鬼脸，好像正悄悄地对我说：哼，害怕了吧？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想起几年前的一次妇科体检。不知为什么，这几年我们单位例行的体检中没有宫颈和乳腺。但是那一次有，那一次，是在一家区级医院。当女医生白胖的手伸向我左侧腋窝的时候，我忽然感觉有点儿痛。
我：“医生，请仔细看看左侧这边长没长什么东西？怎么老觉得胀乎乎的呢？好像还叽里格楞的，有时候有点儿疼，不像右侧这么舒坦。”
女医生的手指连抓了几下说：“没事儿，别疑神疑鬼的，就是普通的乳腺增生。”
我心里很高兴。
后来又去一家三甲医院查过两次，还是没有问题。女医生说得对，就是普通的乳腺增生，和肿瘤不搭界。
我仔细回忆着那几次检查和医生们说的话，心里略微有些妥帖了。可不是吗，兴许就是乳腺增生呢，女人患乳腺增生是最常见的。而且，有专家说了，乳腺增生是不会癌变的……可是为什么和以前不大一样呢？不是叽里格楞的一片了，是一个，圆乎乎活动动的，会不会是那些不良增生物凝结到一起了？
我慢慢穿好衣服，凝视着镜子里的我，心里忽然有些伤感。
我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话：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是啊，若无此身，何有此患？
此患不除，身心皆无宁日。
我为我的胆怯和犹豫而羞愧，咬咬牙，决心马上就去医院。
三、“凭我的经验应该是良性的”
1早饭吃得很快。碗筷洗好，更衣，去本市最有名气的一家医院。
那是一个半阴天，天空蓝里透灰，太阳也有些无精打采的，在云层里露着张贫血的脸。我一边往公交车站走一边浏览着行人、树木，心里多少有些沉重。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的了，我养成了一种不好的习惯。每逢出去办重要的事，总喜欢以初始的情形来预测结果的好坏。比如一路是否顺利，比如天晴还是雨，比如是否恰好错过了一趟公交车，等等，都成了我猜想的依据。我知道这里面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可是巧合也有其能量在啊！巧合的能量就在于荒诞，在于神秘，在于既无法解释也不合逻辑。而对于此刻的我来说，心里也就有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不时地抬头看看天，还好，云彩淡了，而且不一会儿公交就来了。转车的时候也很顺利，刚下这路车，换乘的车就到对面站点了。
我在医院门口下了车，穿过一条曲里拐弯的路，到了挂号交款的大厅。果然，不出所料，人满为患，满眼都是黑压压的头！等候，挂号，寻找。走进乳外科的时候已经超过10点了。我小心地推开一扇雪白的门，一位三十多岁的医生坐在桌前，侧着身，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见我进来了，抬起头，表情平静得如早春的雨。我心想这专家虽然年纪不大，看样子倒挺沉稳的。沉稳好，沉稳的医生合我心意。“大夫，我左边乳房里有个东西。”我主动说，而且不由自主地避开了“肿块儿”这个词。“解开看看吧。”
我一点儿一点儿地解开了上衣扣子，心里多少有些犹豫。这时又有几个人推门进来了，都是女的，见此情景，便关上了门。
那医生用右手的指头摸摸我左侧的乳房，沉吟着说：“是这吧？”
我点点头，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脸，心里有些喘不过来气儿。“嗯，是有个东西，别害怕呀，不是所有的肿物都是恶性的。先做个钼靶看看吧，怎么样？彩超也一起做，这样诊断就更准确了。”
我又点点头，心里安稳了些，看起来情况未必像我想的那么严重。我故作轻松地笑着说：“要说不害怕可是假的，身上有东西谁不害怕呀？”扭头看看那几个同性。“就是嘛。”一个瘦高个子的女人赶紧附和我。紧张的空气顿时有些活跃起来。
我不知道钼靶是什么样子，就连这个词也是几年前才从一个同事口中听说的。记得也是在一次妇科体检中，这个同事被查出乳腺癌，她的在卫生部门工作的丈夫陪她一起去了医院。医生是他们的熟人，摸着她的乳房对她丈夫说：“好像不大像呢，做个钼靶就可以了。”结果证明是虚惊一场。
后来我才知道钼靶其实是乳房肿瘤诊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有专家说：钼靶能捕捉到乳腺微小的针状变化与钙化，其诊断的准确率可达85%~90%以上。尤其在显示钙化点这方面，比B超强得多，尽管其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身体的辐射、对某些患者某些部位的肿块儿容易遗漏，等等；而超声本身的优越性恰好可以和钼靶相互弥补。
交款还得重新排队。我看看表，已经10点40多了，心里很着急，好在这次排队的人少了些。交完款我就急匆匆地乘电梯去楼上做彩超。天啊，等候的人太多了，候诊厅几乎坐满了人；走廊里也有人来回溜达。
我把单子交给分诊台的护士，她只扫了一眼就说：“下午3点以后啊，等着吧。”我听见分诊台扩音器里播出的号码和我的还差一百多呢，心里着急，于是转身出了超声科大厅，想先去做钼靶。
做钼靶的地方和彩超正相反，室内空空如也，连人影也不见。我正诧异着，见两米外一个房间门口有两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唠嗑呢，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后来我才知道我去的是科里的钼靶室。
我对门外那个中年妇女说：“请问做钼靶是在这吗？”
她看看我，点点头说：“跟我来。”兀自朝里边一间屋子走去。
我紧随在她的身后走进屋里，她在离我远远的地方说：“把上衣脱了。”手里一边鼓捣着什么。
我把包放在墙边的椅子上，解开扣子，脱掉外衣。
她用眼角扫了我一眼说：“背心也脱了啊，啥也别剩。”
我沉默着。尽管屋里只有两个同性别的人，我还是有些犹豫，有些羞赧。我误以为拍钼靶片子也和肺透一样，就小声儿说：“背心上没有金属扣子啊。”
她有些不耐烦地说：“让你脱你就脱得了，快点儿。”这时她已经转到室内隔断墙外去了。隔断墙很薄，下半截是水泥白灰的，上半截是透明玻璃，好像还有个木框什么的；墙外边的一张桌子上有台电脑。
她隔着玻璃墙确认我上身已经一丝不挂了，便一边往我跟前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瘦啊，还不知道夹住夹不住呢，可别像刚才那个似的。来，转身，让我看看。”一边打量着我的乳房说：“嗯，还行。”把我在仪器前摆放好，“别动啊，别动，夹住的时候肯定有点儿疼。”
我一听心里就紧张了。我从小就身体敏感，对疼痛特别恐惧，眼前这陌生的家伙让我一时不知所措。我不知道它要对我做什么，怎么做，不由得打量了它一眼。只见那两排无缝的牙齿正贪婪地盯着我左侧的乳房，慢慢合拢着，合拢着，终于咬住了，越来越紧，越来越紧，我感觉浑身都被夹扁了。
身上有些发热，汗也从额头渗出来。我咬牙忍着，心想这可是诊病呢，必须挺住，马虎不得。好在工夫不大那两排铁齿就松开了，女医生在墙外说：“完了，穿上吧。”
我一边系着衣服扣子一边走到女医生身边，女医生还在电脑前摆弄呢，屏幕上有几张图片，黑黑白白的，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一会儿女医生递给我一张片子。我边看边说：“您说我左侧乳房里是怎么回事啊？”“我说不好，让门诊大夫看吧。”
我心里发慌，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带着恳求的口气说：“您每天都做，经验肯定很丰富了，不知到底有没有问题呢？”那时我心里怕得不得了，恨不得早一分钟知道结果，不，哪怕半分钟呢，哪怕是十几秒，都行——我已经承受不了悬念的压力了！
也许是我的表情打动了她，也许是恭维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女医生拿过片子说：“问题肯定有啊，毕竟有东西在嘛。”指着片子上的一个白点儿，“不过，依我看，问题不大。”
我随着她的指头方向看过去，是的，是有一个小白点儿，嵌在一片黑色的背景上，圆溜溜晶莹莹的，好像暗夜中露出的一颗小眼睛，样子很有几分可爱。我的心一下子松快了不少。终日守着仪器，应该不会看错。即使我的心情有些急迫，她也不会随嘴乱说的。上天保佑呵！我像犯人遇赦一般感激地道了谢，心情愉快地走出了钼靶室。2
已经中午了，门诊不会有人了。我想等拿到彩超结果再找专家吧，便再次朝超声科候诊厅走去。厅里还有不少人。有的一人占着两三个椅子躺着；有的凑在一起说话；有的吃着刚买来的简单的午餐；有的就那么干坐着，直勾勾地，眼睛盯着前面的屏幕出神。
我肚子也有些饿了，心想去超市买个面包吧，又打消了这念头：万一再加别的检查呢？有禁食水的要求怎么办？万一禁食水可就前功尽弃了，弄不好明天还得折腾一天。不，咬紧牙忍着吧，不管怎样今天一定得出结果，再等下去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
我前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高高瘦瘦的，花白短发，一副戗毛戗刺的样子，手里正拿着一棒煮玉米。使了半天劲，掰成两截，将左手的一半递给旁边打电话的年轻女子说：“给。”见女子不接，又往我旁边的一位中年妇女手中递。
年轻女子关了手机急火火地说：“让你吃你就吃得了，就一棒苞米还推来推去的。一会儿饿犯病了，看谁给你治。”
我心想这女人得了什么病呢？看着倒是挺瘦的，颧骨也有些红，莫非身体里也长了什么吗？这几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那女人可能感觉我从后面打量着她，扭过身子，表情有些不自然。
我赶忙说：“您真有福气，这么多人陪着呀！”“可不咋地，这是我闺女，这是我弟妹。”指指拿手机的女子和我旁边的中年妇女。又指指不远处靠墙站着的一个女孩儿，“那是她闺女，也跟来了，怕我查出病来难受。”“你女儿一看就挺能干的，敢说话。”我多少有些敷衍她。“忒犟。”她用手挡着嘴巴小声儿说。“你说我就这两天有点儿迷糊，平常也没啥大病，非得整这来干啥？这不，一进医院就花开钱喽，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的，不纯粹败家呢吗？我一说还跟我顶嘴。”
我说有病还是早点儿治好。
她眼泪汪汪地说：“不瞒你说呀，大妹子，我们家可花不起这个钱哪。我当家的还在炕上躺着呢，也就这两天的事儿了，我一出来心就提溜着呀。”
我心想她男人得的什么病呢？年纪也不会太大吧，怎么这么重？
这时年轻女子的手机又响了。女子听了两句烦躁地说：“行了，知道了，他不天天这么要死要活的吗？要死了还挂吊瓶干啥？”一下子把手机关上了。
跟我说话的女人扭头对那女子说：“是不是你二哥呀？你让他告诉你爹，咱一会儿就回去了，回去就给他挂。”“挂啥挂呀，还少挂了咋地？得上该死的病了，挂也白费。”女子眼一剜，嘴一撇。
我心想当女儿的怎么这样对待父亲呢？是贫穷所致？还是爱母嫌父？抑或另有其他原因？我想象着重病中的那个男人，他一定很痛苦，很绝望，浑身的每个器官都疼得要命。
那女人大概怕我笑话，用脚碰碰女儿遮掩着说：“唉，好好个人，说得就得上了，有啥法子呀！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你说癌症咋就这么多呢！”
我默然，心悸，看着她愁苦的眼神儿不再言语。癌症到底是个什么鬼？怎么就不肯放过这些可怜的人，而偏要和他们死死作对？！
三个多小时后我终于拿到了彩超报告，只见上面写着：双侧乳腺增生，左乳实性结节，BI-RADS 4A级，建议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
我赶到门诊室的时候屋里已经换成另一个人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女医生。我把钼靶片子和彩超报告一起递过去，她好像并不怎么在乎片子，却仔细看了一遍彩超报告。
我紧紧地盯着她问：“大夫，良性恶性？”“把衣服掀起来看看。”
我再一次把左边的乳房露出来。
她用四根指头的指背往肿物处一碰，平静地说：“良性，肯定是良性。”
狂喜再一次从我的心底里涌出来，我竭力克制着问：“您怎么知道？”“感觉呀，凭指头的感觉，手一碰就知道它是良性的。”
我钦佩地看了看那双白皙的手，这才知道什么叫经验。经验是什么呢？经验就是水平，就是能力，就是无数次实践之后的感觉，就是简单地触摸便能做出准确判断。经验可能比仪器还值得信赖，仪器未置可否的，凭经验却可以得出结论来。“我们确诊是良性还是恶性一般就看有没有钙化点。”女医生又补充了一句，一边看着钼靶片子。
我还想问问BI-RADS是什么意思，4A级是怎么回事，结节有没有恶变的可能，她坦然的眼神儿却使我不好张口了。本来嘛，人家都告诉你是良性了，你还疑神疑鬼的，想问这问那，岂不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经过一楼大厅科室专家板时我才知道，女医生是位主任医师，博士学位，临床多年了，在肿瘤领域有一定造诣。我朝女医生的照片微笑着点点头，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去了。3
我至今不明白晚饭后为什么给那位医生朋友打电话。没有任何事情，关系也很一般。虽然我敬重他的人品和医术，一般情况下也不联系，我们全部的交往就是在酒桌上吃过一次饭。
我鬼使神差地说：“今天到你们医院去了，还本地区最大的医院呢，什么呀？忙了一天也没得出个结论来。”——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撒谎。
他说：“你是什么病啊？”
我用调侃的语气说：“乳房里有个小疙瘩，彩超做了，钼靶也做了，折腾小一天，敢情你们是想收钱啊。”
他说：“你这么想可不对，那是给你看病的人谨慎，乳房里的东西不拿出来谁也定不了。真的，谁也定不了。”
我说：“仪器检查结果不准确吗？”
他说：“也不是，但最准的还得是病理报告。”
我掂量着他最后这句话的分量，心里发沉，一时竟不知怎么好了。
他说：“这样吧，你换家医院，我给你推荐一位一流的乳腺专家，明天你再找他看看。”
第二天，我按医生朋友的嘱咐，早早来到了那家医院的乳外科住院部。
一位值夜班的小护士对我说：“我们主任可准时呢，每天7点40必到办公室，一分不差，您在这儿等着就行了。”
我心想我也不认识你们主任啊，看看手机，离7点40还差15分钟呢，便对她说：“主任来了请告诉我一声啊。”
小护士忽闪着毛嘟嘟的大眼睛说：“放心吧，他肯定从这儿走。”
眼看就到上班时间了，8点后他有台手术。为了避免失去机会，我紧盯着两米外转角处的楼梯口，上来一个人就打量一下，看像不像主任。走廊里很清静，有两个病人慢慢地溜达着，楼梯口上来过一拨探视的，两个女医生步履匆匆，再有就是护士匆忙的身影了。
仿佛圣徒祷念经文般，我一边在走廊里走着一边在心里默默祈祷着：如果是良性的是上天眷顾我，如果是恶性的是我自己对不起自己的身体……我不知走了几个来回，也不知念叨了多少遍——人总是有些感恩和赎罪心理的！罪感是忏悔，是救赎，祈求全能的上苍拯救你……我反复念叨着，觉得胸口发紧，指尖发麻，底气已经没有昨晚上足了。
7点55分我才见到那位主任，不是在走廊里，而是在办公室，天知道是怎么越过那条必经之路的。办公室里还有两个人，主任说：“在哪呢？我看看。”
我再一次解开上衣扣子。他循着我的指点将左手的食指按在肿块儿上，慢慢地旋转着，使劲捻，捻，疼得我几乎站不住了。我紧紧地盯着他专注的眼神，他足足捻了有十几秒钟才说：“嗯，没事，以我的经验应该是良性的。”
良性，还是良性，看起来我是杯弓蛇影了！我竭力克制着从心底升腾起来的喜悦，把片子和报告单从纸袋里抽出来说：“已经做了彩超和钼靶，说是4级，不大好呢。”
他笑着说：“4级也不都是癌症啊。”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向这位专家，也向冥冥中的命运之神，然后拿起片子走出了办公室——再晚一点儿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是饿得奄奄一息的流浪汉捡到了满满一袋香肠和面包吗？还是倒霉的彩民无意间中了大奖？不是，都不是，那种劫后重生般的惊喜无法言喻！
我没有马上打车或者坐公交，而是信步在路上走着，想向大自然释放我内心的喜悦——除了大自然再也没有人理解我此刻的心情了！我看着路中间的花坛和两边的绿树，它们也满面春风地看着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幸福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宝，也不是你拥有多高的权位，而是你走到了死亡之谷的边缘有人将你拉了回来！清风习习，阳光和煦，此刻，天神也在九霄云外祝福着我吧！
四、夜赴京城
1长了个良性瘤子，不用着急，而且天也太热了。我心想等忙过这两个月再说吧。等天气凉快了，拿掉就是，拖个一年半载的也不迟。
那几天我正写一篇小说，题目叫《心殇》，后来发表在《阳光》杂志上。主人公是某高校研究所的一位副研究员，他心胸狭隘，生性妒忌，而且学识浅薄，唯有造谣生事是此人的拿手好戏。成果卓出且年轻美丽的陈买买破格晋升研究员几乎使他气破了胆。他始而在评审会上百般刁难，继而在校园中传播谣言。直到得知自己患了晚期肠癌时，才泄气了。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会怎么样？接下来，就是我怎样给这位男主人公安排一个适当的结局。
我先后想了好几个，都不怎么满意，心想即使最冷硬的灵魂在死亡面前也会显出几许温暖的——或许是由于心灵的忏悔，或许是出自对生的依恋，又或许是缘于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感。就像瑞士裔画家保罗•克利所说的：“如果我死了，经过无数的流亡岁月之后，有一天，允许你向地球投下一瞥，你看到一个街灯柱和一条老狗抵柱抬腿，你感动得不禁啜泣。”
缺少人性的程副研究员也会如此吗？我自问着，又仿佛在叩问一个死者的灵魂。克利的话给了我灵感，我选定的结尾是：俯视自己的葬礼，程副研究员洒下了一滴忏悔的眼泪。
程副研究员的死像石头一般压着我的心，不知怎么着，我又开始变得不安了。那位一流专家的诊断一定准确吗？还有那位女主任医师、那位看钼靶片子的女人，会不会都失误呢？“乳房里的东西不拿出来谁也定不了。真的，谁也定不了。”耳边不时响着那位医生朋友的话，警钟余音般，嗡嗡地飘绕；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假如那位医生朋友不是过于小心，那么误诊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而不是不存在，起码眼下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它是良性。
不安像蜜蜂的翅膀一般撩拨着我的心，惶惑中，我竟然把虚构和现实混为一谈了。小说中的程副研究员最初不也被诊断为内痔吗？不也兴高采烈了一阵子，甚至有起死回生之感吗？结果如何呢？到底还是癌症，还是被癌细胞夺去了性命！想起程副研究员临终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样子，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我本能地想和F说说这件事，犹豫了好一阵子，不忍心，于是给侄女打了电话。2
两天后那个夜晚，火车载着我朝京城驶去。窗外黑乎乎的，模糊不定，我此刻的心情也和景色一般沉重。
接站的是侄女和她的男朋友——两个在北京打拼的小青年。我一看他们那乐呵呵的表情就知道是怎么想的了。女人嘛，乳房里长了个小疙瘩，仅此而已，取出来就是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雪白的科鲁兹行驶在早晨的西长安街上，透过褐色的玻璃窗望出去，天有些暗淡，也有些凝重，不像东北惯有的蓝天白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雾霾吗？还是阴天？抑或褐色的玻璃窗捣的鬼？侄女的男朋友说今天还算好的呢，严重的时候都出不来气儿。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大工业时代，经济在迅速增长，比火箭跑得还快，可是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也着实太大了！肺癌、鼻咽癌、各种各样的疾病，都与空气有关，都是生命的代价！到底是人活着为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为了人活着？我知道这个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已经属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了，即使答案明确，也没有人能解决得了，可能该咋着还是咋着。窗外车流滚滚，路人行色匆匆，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奔忙，其实都只是自觉地赶往一个目的地——死。
我发觉心里有些悲观了，便将目光收回来，看着前边车窗底下坐着的那只玩具熊尴尬地笑笑。侄女租住的房子离天安门不远，空间虽然逼仄，卧室却显得温馨。淡黄色的暗花壁纸吻着雪白的灯光，舒适而宁静。只是走廊里的那堵墙，把窗子挡住了，即使在晴天白日里，也得开着灯。
这天晚上，我们一直商量着到哪看病好。侄女两人的意见是去中科院肿瘤医院，我说：“协和怎么样？”侄女说：“协和也行，只不过前者是最好的肿瘤专科医院，水平肯定错不了。”我虽然未置可否，心里还是不大情愿。
我对协和医院的倾斜是有理由的，也许这理由有些偏狭，多少有些简单化，可我就是对协和有感觉，而且近乎顽固地认为协和是最适合我的——
大约十几年以前吧，我的同事C夜间头疼，额头也烫得不得了。他爱人以为感冒了，起床熬了碗姜汤。他喝了，说耳朵也痛。他爱人给他按摩耳朵时在耳后摸着一个小肿物，手指肚大小吧，还上下活动，于是第二天就去了本市一家三甲医院。
医生一边看着X光片一边说：“嗯，是甲状腺，情况可不怎么好啊，赶紧走，想上哪治上哪治去！”
C的爱人当时就给北京的亲戚挂了电话，过了半个月左右吧，在协和做了手术，乳头状癌，恶性，至今人还好好的。
我曾问过他为什么选择协和而不选择中科院肿瘤医院，对于癌症来说，那里不更接榫吗？
他笑着说：“没有为什么，你感觉哪里好，哪里就好。”
我知道他是看中了协和的历史。协和有被称为“万婴之母”的中国第一代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有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张孝骞，有曾经担任过周恩来医疗小组组长的吴阶平……他们都是中国医疗界著名专家，称得上是医学界的泰斗。而梁启超、张学良、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也都到协和看过病。所有这些共同铸成了协和的文明史，博览群书的C，不可能不知晓。
更早一些还有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他曾经狂热地追求过我。当我告诉他我已经有了男朋友时，他失望极了，躲在少有人至的走廊角落里偷偷地流泪。不多久就与现在的妻子相恋了，而且很快结了婚。他说他感激她，是她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向他伸出了手。他终于明白了，一个人要找就找个爱他的，而不必是他爱的。再后来，他妻子患了神经胶质瘤，历尽艰辛在协和做了手术，至今也还健康地活着，活得很好。
当然，侄女尤其是她男朋友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肿瘤专科医院和亚洲地区最大的肿瘤防治研究中心，中科院肿瘤医院也是声名赫赫，可能集中了本领域更多的人才，更专业化，接触到的肿瘤患者也更多。
到底去哪家医院好呢？我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侄女见我犹豫不决，就对她的男朋友说：“要不这样吧，等D的电话？看看他联系的是不是这两家。他联系到哪家，咱就去哪。”
D是他们的朋友，某医院脑外科专家，性格豪爽，能喝酒，手术做得漂亮着呢。3
第二天，侄女两人照常上班了，只剩我一个人，有一搭无一搭地浏览着电脑网页。我相继搜索了协和医院和中科院肿瘤医院乳外科的专家们，呵呵，都是一流的，声名远播！命运会将我送到谁的手里呢？心里有些无奈，也有些惶惑。对于天生有些优柔寡断的我来说，选择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午后一点多钟侄女和她的男朋友就回来了，说单位没啥事了，陪我出去溜达溜达。我们先游览了北海公园，然后又逛了西单商场。逛商场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加上心里有事压着，感觉索然无味，不一会儿就想回来了。
侄女说：“不远处就是协和医院西院，要不咱先去看看？”
我说：“好。”此刻，我对医院的兴趣比对商场和公园大得多。
协和医院西院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隆重，有的只是平和、朴素，内里透出一种亲和感。我们信步走进一层的大厅，也许当天的号已经挂完了，大厅里安静得很，甚至有些空旷，连我们都算上也没有几个人。
大厅门口一个身材矮壮的小青年扫了我一眼：“想看病是吧？”
我点点头。“哪科？”“乳外。”我没反应过来对方是什么人。“看谁的？”“……孙强，茅枫也行。”我信口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俩的号都难挂。”“几点来能挂上？”“几点？头天晚上就有来排队的，拿个小马扎，一坐。早晨来挂当天的，十个有九个没戏。”
我惊讶地看着此刻空空如也的大厅，想起了C讲的那次看病的经历。他说亲戚半夜开车来到协和，才抢到了第二天的号。我不敢想象一整夜外加一晚上等在这里是什么滋味。
侄女朝那人笑笑说：“要是从你们手里买号呢？”“那得看谁的号了，有的三百，有的四百，不一个价。”“乳外，您肯定能挂上？”“说啥呢？拿不着号您也不给钱哪。不过嘛，╳╳的不行，我们只能帮您排队，号得您自己挂。”“那我们怎么联系您呢？”“这样，一会儿我给您留个电话。到这找我来也行，就这，我一整天都在这站着。”一只手朝脚下指了指。
我朝那人点点头，拽着侄女的胳膊离开了协和医院西院，一时竟不知自己置身何处了。空荡荡的大厅在我的眼前闪现着，挤压着我的热情和神经，感觉胸口好沉、好重，仿佛堵着块石头一般，再也不像来时那么轻松了。
侄女安慰我说：“没有关系的，挂不上可以找人，再说还有肿瘤医院呢。D人很好，一定会帮忙的，说不定这会儿已经找着人了呢。”
我一边在心里感叹着京城好医院看病的艰难，一边祈盼着能够找到好医院好医生，心里对侄女和他们的朋友充满了歉疚感。我的到来给他们增添了多少麻烦啊！如果不是这该死的瘤子，我就不用来京，不用看病，大家也就不必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了。
侄女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心吧，一定能找到人的，一定！”
仿佛呼应着侄女的话一般，我们刚到家，侄女男朋友的手机就响了。他简单地和对方说了几句，放下手机笑着说：“D找到一个熟人，那人能联系上肿瘤医院的专家，让我们等他电话就行了。”4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惊喜。惊的是这里的人还真有人情味儿，本来是我们求人家办事啊，怎么能等人家来电话呢？这要是在我生活的城市里，你得主动联系人家，主动上门道谢，主动表达你的心意，然后才……而且已经是雷打不动了。喜呢？自然不必说了，看病的事终于有着落了！协和的影子在我心里已渐行渐远，肿瘤医院也好，那里有本领域最好的专家，我的病一定能得到很好的治疗的！
我在网上搜寻着中科院肿瘤医院乳外科的专家们，张保宁、陈国际、王翔、王靖、张柏林、吴铁成……好像有十几位吧，个个好评如潮，都响当当的，是那么优秀。D的朋友会为我联系哪一个呢？我自己又想选择谁？
我清楚选择哪位医生对我来说十分关键。他不仅要确定肿物的性质，给我一个最后的答案；而且，假如性质不好，还得由他手术、医治，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仔细看着每个人的简历，反复思索着他们的学历、年龄、职称、从业经历、主攻方向、擅长的病种，以及患者反馈，等等，又相互比较着，最后确定了E。
我相信我的选择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不单单是看中了E的主任医师这一医疗界最高级别的职称，也不全是患者们的反响，而是他自身的某些情况。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科毕业后就在肿瘤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了，和肿瘤打了几十年交道，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自身素质高，E的头上又没有耀眼的光环，应该是做事勤勉脚踏实地的人。而且，按毕业时间推断，也是做医生最好的年纪。
搞文学的人喜欢琢磨人，我仔细打量着网上E的照片，感觉他耿直、沉稳、不浮躁，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且好像有些不苟言笑似的。这种性格的人做外科医生，应该不错。
关上电脑时我笑了，这毕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啊！即使再思考，再琢磨，为我治病的医生大约也定了，只是我暂时还不知道而已。
D的那位朋友，会联系到谁呢？
五、恐惧
1第二天中午，D的朋友便来了电话，让我们下周二到肿瘤医院去加E的号。当我从侄女的男朋友口中听到E的名字时，仿佛早有预感，又惊奇得说不出话来！D的朋友怎么知道我选择了E，我们的想法怎么会这么吻合？！侄女的男朋友怎么就偏偏找到了D，我为什么只因一个黄牛党就轻易放弃了协和？难道上帝早就在冥冥中将一切都安排好了吗？它引我千里迢迢地来到北京，然后让侄女他们找到了D，D又找了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又……喜悦与神秘感在心里一寸寸地飘着长，好像薄纱般的春雾，在静静的山岙里摇曳、升腾，令人猜想幸运的光环是否再一次笼罩了我。
我这五十多年的生活里不是没有过与幸运相遇的时候，单只说人身安全吧，就不是一次两次。比如少年时不可思议地躲过了一场滚滚而来的山洪的魔爪；青年时奇迹般地躲过了一场很难避免的车祸；更小的时候还躲过了一群黄蜂的追赶；对了，还有一条黄狗，祖父说，那是疯狗，让它咬了，人就没命了。可是后来，幸运就对我敬而远之了。我从不寻找个中的原因，既然是命运，就不是因果关系所能解释的，最好的方法是坦然面对。
其实见E之前的那几天我并没有多么悲观，虽然也不安，也烦躁，心里却也有垫底的，就是此前给我看病的医生们的诊断。他们也是当地有名的专家啊，也不是白吃饭的。即使一个人看错了，也不至于两个三个都错。信心已经又悄悄地回到了我的体内，我仍然相信肿物是良性的，与癌症不搭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以防万一而已。万一是恶性的，就涉及很多事，聪明人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
周二一早，我便和侄女的男朋友一起去了中科院肿瘤医院。那天的天气格外好，天空也分外明朗，我在车里都感觉到一股清新了。一路都是绿灯，一路都是顺利，就连交款、加号也没费一点儿事，正属于我认为可能吉祥的那一种。我在心里感激着苍天，祈祷它保佑我，让我平安地渡过这一关。
患者被一个个地叫进去，决定命运的时刻越来越近，坐在诊室外椅子上的我突然间紧张起来了。没有任何来头，仿佛从天而降。现在，我和E只隔着身后的那堵墙。再过一会儿，E的眼睛就会把瘤子看穿了，我的病也就有了结论。到底是什么呢？良性？还是恶性？一瞬间，我感觉脑袋发木，浑身绷紧，手稍都有些发冷了，于是便不停地与侄女的男朋友说话，心里安慰自己说：没事儿，放松点儿，肯定没事……
诊室里很普通，普通到后来脑海中竟然寻不出任何特殊的记忆；可是又分明有一种压迫感，一种来自空气中的无形的压迫！一个脊梁笔直的中年人面无表情地背窗坐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E，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肿瘤专家。侄女的男朋友把我在当地的检查资料递过去，E抽出钼靶片子，啪地甩在旁边一个类似电脑屏幕般的东西上，看了一眼，然后示意我把衣服掀起来，摸了摸我左乳上的肿块、腋窝，指头又沿着乳房周围按了一遍，轻声说：“做去吧。”
我紧紧地盯着对面那张脸，E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看不出一点儿渴求的信息。我想问一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怕他吐出那个恐怖的字眼儿。算了，反正很快就知道结果了，问有何用？良性恶性不都得承受着？！接下来，E开了住院单子，我道了谢，我们就这么出来了。整个过程E只说了一句话，“做去吧。”简单含糊、模棱两可，让我感觉既有希望也有失望。
我怀着忐忑而又有些轻松的心情走出了医院，心想或许E也没看出来吧，或许看出来了不说，抑或许根本就是良性的，良性的不也得做去吗？我问侄女的男朋友:“你刚才看出他的倾向性了吗？”侄女的男朋友一边开车一边说：“没有，肯定是良性的，恶性的他早就说了。”2
侄女的男朋友把我送回来就去上班了。小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打开了电视机。电视里正播放着《甄嬛传》，淳常在遭了太监的毒手了。在观众对电视剧普遍失望的当下，《甄嬛传》可以说很不错了。至少，它能唤起你的感觉，引出你的眼泪，让你百般感慨人心的险恶和人生的无奈。
我一边盯着屏幕一边不由自主地回忆着看病时的情形，心里忽然打了个冷战！不，不对，肿物不是良性的，更不可能没有问题！如果是良性，E兴许会告诉我，以他的水平不会摸不出来的……我仿佛又感觉到E的指头在摸完肿物后又沿着乳房周围按，按，一点一点地移动，在靠近胸口的某处停了一下……然后，然后呢？然后他不易觉察地松了口气。
就是最后松的这口气让我产生了疑问，也让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他为什么一句话不说？为什么查过腋窝又查乳房周围？为什么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胸口那一点一定是很关键的地方，那里一定更容易发觉什么，或者出现什么问题……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暗示我：肿物是恶性的，肯定是恶性的，否则，E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至今不知道我当时的想法是不是有些走偏了，是不是神经过敏，是不是有点儿钻牛角尖。总之，我固执地认为我的推断是合理的，没有错，肯定没有错，乳房里的小东西很可能是癌！恐惧一下子塞满了我的心，我从斜倚着的枕头上坐起身，呆呆地盯着屏幕，心马上变得沉重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能怎么办，心里恐慌得不行，眼泪也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我们家已经被癌症夺走两条生命了。
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正在顶楼办公室审稿呢，小弟上来了，一进门就说：“还没下班哪？爸和姐都来了，在楼下呢。”
我当时就感觉不好了，犹疑着问：“……你们干什么来了？”
与我一起的同事笑着说：“瞧你这人啊，还干什么来了，看你来了呗。”
我的心跳得好慌，脸上勉强带着笑，抓起羽绒服就朝外走。我知道，家里人是绝不会打几百里外突然看我的。即使来，也会事先打个招呼，至少寄来一封信——我的身为知识分子的父亲一直严格地遵守着这一点。
楼下有一辆吉普车，父亲就站在车旁，穿着黑色的棉大衣。西斜的阳光照在他的肩上、脸上，他的脸好黄、好瘦。
我小声儿问走在身边的小弟：“爸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没事儿，就腰上长了个小疙瘩。”
我马上意识到父亲得了不好的病了，也就是癌症，而且是晚期，很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小弟看出了我的心情，说县医院并没有确诊；我心想不用确诊也知道了，感觉已经把结果告知了我。
校医院的一位女医生建议我先去市肿瘤研究所看看，她认识那里的所长，并且写了一封信。我找到那位所长时，他正看病呢，身边有好几个病人。我话没说完就捂着脸哭起来了，泪水从指缝汹涌而出，哭得再也说不下去了。所长说：“你看你，我还没见着病人呢你哭什么呀？”我只是摇头，只是心痛，心想看也没有用的，稀里糊涂地走出了屋子。
第三天，我们去了市中心医院。果然，是结肠癌，晚期，五个月后就离开人世了。
二十四年后，我唯一的姐姐也得了癌症，也是晚期，只不过多活了两个月。每逢回忆起她最后的情形，我心里的痛苦都无法形容。
恐怖和绝望一齐撕扯着我的心，我实在忍受不了心里的悲痛了，想想，便拿起手机，给F挂了电话。3
F是我的老师，我的挚友，我一生中最为尊重的人。漫漫人生路上，他把不少心血都给了我；几年前，师母去世了，我们又不知不觉地成了恋人。
我在电话中说：“我来北京了，身体可能有点儿问题，暂时不能去你那了。”
他说：“什么问题？”
我说：“是乳腺……可能不大好。”
他说：“什么叫可能啊？看过医生了吗？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给我个信儿？”
我说：“看过了，医生没说话，感觉告诉了我这一点。”
他说：“感觉要是准还要医生干什么呀？就算这个医生说不好，也不一定对。别的先不说了，你在哪呢？我让女儿接你去。”
我没有告诉他侄女家地址，只说：“不必了，别来，你那里离这太远了。而且，我们现在都没有时间。”
这几年他一直在写一部书，预计八九十万字吧，上、中、下三卷，眼下只剩最后一卷没完稿了。这部书动用了他几十年的积累，写得很辛苦，也很投入，好几次都说有生之年再也不写这种大部头的专著了。
我有意岔开话题说：“离出版社要求的交稿时间还有多久啊？”
他没理这个茬，问我在哪家医院看的，是不是专家号，水平怎么样，然后让我把侄女家的地址发过去。
我赌气说：“你再坚持我就把电话挂了。”
他叫着我的名字说：“如是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你也不想想，就算出版社催得紧，你来看病了，我还能写得下去吗？”
我说：“你来了也没有用啊，马上就要住院了，不可能在侄女家久待的，有些事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呢。就算见了面，能告诉你什么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吧，反正我总是拗不过你。这样，你先住院，有了准确消息就告诉我，千万别自己一个人担着。缺什么少什么的，就发个短信，我还没老朽到不堪的地步。”
轻声道了拜拜，心里却松快了许多，起码不像方才那么沉重了。潜意识里也许只是想听听他的声音吧。两个月没见了，想得很，女人总是有依赖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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