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论》年刊(第十一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

出版社：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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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论》年刊(第十一卷)试读：

序言

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百多年来，《资本论》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受到了许多责难乃至攻击，然而历史的考验、实践的检验，不断证明着《资本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诚然，一百多年来，世界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的世界状况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基础上，又实现了第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时代。然而，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存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仍然没有过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商品、资本、货币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马克思《资本论》中揭示的商品社会或市场经济中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得到了印证。当代纷繁的社会经济现象不仅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资本论》的理由，也为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及新的经验。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诸多方面都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支持。马克思《资本论》中阐述的商品社会中的市场机制、市场运行原理等，在任何市场活动中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必不可少的内容，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特别是面对我国当前从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更需要以《资本论》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指导。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认真学习《资本论》，也需要科学的方法论。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又要与时俱进，立足于新时代的新情况、新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应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来给青年一代特别是青年大学生以思想理论武装，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邓小平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在大学经济学理论的教材建设中，《资本论》的教学研究对其也会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资本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需要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来加以研究和阐发。可喜的是，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汇集了一大批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学者。他们自研究会成立至今的31年中，坚持宣传和传播《资本论》的思想，坚持学术研究与改革实践相结合，坚持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坚持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31年来，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成绩斐然。一是通过研究会的凝聚力，形成了一支颇具研究实力的老、中、青专家学者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已成为在全国颇具影响的《资本论》研究力量。二是科研成果累累，出版了一批颇具分量和水平的学术论著，如《〈资本论〉教程》、《〈资本论〉与当代中国财经专题丛书》、《〈资本论〉节选本导读》等。三是建立了财经大学《资本论》教学、研究的框架，奠定了学科建设坚实的学术基础。在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2013年学术年会上，来自全国近30所高等院校的近100名代表交流了过去一年来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紧扣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主题，不仅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资本论》与中共十八大、《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资本论》与全球金融危机、科学发展观、劳动价值理论、所有制理论、资本理论、分配理论等，而且还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收入差距、“三农”问题、和谐社会的建立、《资本论》的研究与教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这些成果与过去的成果相比，内容更丰富、更全面、更深入。

为了进一步推动《资本论》的学习、研究与教学，按照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2003年作出的决定，对专家学者们提供的研究成果，以《中国〈资本论〉年刊》形式汇集，并每年出版一卷，借以促进当代《资本论》的研究。本期《中国〈资本论〉年刊（第十一卷）》收录了《资本论》最新研究成果64篇以及《近一年来国内〈资本论〉研究综述》、《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第30次年会理论综述》等论文。

通过《中国〈资本论〉年刊（第十一卷）》的出版，我们希望并相信能引起更多学术界同仁的关注与参与，引起社会更多的关心和反响，从而推动中国《资本论》研究与时俱进，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是为序。2014年5月

近一年来国内《资本论》研究综述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自江泽民提出“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以来，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已历经十余年，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问题的争论：一是商品价值概念的内涵规定问题；二是社会财富价值巨量增长与活劳动投入量减少之间的矛盾问题；三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适用性与生产价格转型问题；四是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与私营企业主以利润形式存在的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问题。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有助于增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与发展。（一）关于价值论的研究方法

孙伟平认为，研究方法是依照研究对象的性质确立的研究立场、程序、规则以及检验研究结论的标准的总和。在价值论的研究思想史上，在科学主义背景下，人们习惯于以自然科学为范式，依照“科学认识论”的框架和方法研究价值问题。由于人学价值论与科学价值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学术差异，导致了许多理论上的悖谬和实践上的困惑。“拟科学”或科学认识论的方法普遍流行，已经成为干扰、制约价值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主要因素，因而必须进行系统反思，探索和构建真正适应价值论的性质和特点的方法。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他认为：其一，从研究物的方法转向研究人的方法。首先，从“实际活动着的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思考和解决一切价值问题；其次，在价值论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坚持把人当成目的，而非手段；最后，基于主体的价值原则确定具体的历史的评价、选择标准。其二，从理性的思辨转向实践研究方法。首先，诉诸人的生活实践是理解和解决一切价值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其次，价值生活实践及其历史过程是价值论研究的真实对象；再次，必须深入到实践结构的内部具体分析价值的地位和作用；最后，价值论研究、价值问题的解决必须诉诸生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在价值问题解决中的基础性意义。其三，从关注客体的方法转向主体性的方法。首先，面对一定的价值现象，必须确定其中的价值主体是谁；其次，分析相应主体的结构、地位等因素在价值活动中的作用；再次，分析相应主体的目的、利益、需要等因素在价值生成活动中的作用；再次，分析相应主体的情感、情绪、意志等心理因素在价值活动中的作用；最后，分析相应主体的素质与能力在价值活动中的作用。其四，从非历史的方法转向历史的方法。价值是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历史地生成的，也是历史地存在和发展着的，因而对价值的理解和把握必须关注历史维度，价值问题的解决必须运用历史观点和方法，这又包括：不存在脱离或超越主体的历史活动的价值；根本不存在客观的绝对价值，不存在永恒的终极价值；价值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甚至是鱼龙混杂的，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阶段性和过程性；人们对一定价值的评价是一个历史过程，具有历史性、阶段性和过程性；真正的价值问题总是历史地出现的，历史地存在的，也只能历史地动态地加以解决。

蔡继明、江永基运用修正后的消费—生产者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试图为广义价值理论建立一个严谨坚实的微观基础。首先，他们在构建理论模型时，采用了“消费—生产者两阶段决策”方法，即消费—生产者首先选择最大化总产值的生产决策，继而选择最大化效用的消费决策，借以修正新兴古典原有框架下分工模式与结构外生于消费—生产者选择行为的缺点。也就是说，在修正后的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的模式与结构是消费—生产者两阶段决策的内生结果。其次，他们不仅考虑到了市场出清条件，并且加入了部门间劳动力受产能限制下的配置条件即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赋予了一般均衡系统更加具体且实际的经济含义。最后，由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特征和内生或外生的比较优势来定义不同的分工体系，从而使广义价值论涵盖了所有的分工体系，进而论证了无论是在可变分工、不变分工抑或是混合分工体系下，劳动价值论都只是广义价值论的一个特例。（二）关于劳动价值论本身

冯金华指出，联合生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指的是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商品的生产过程。到目前为止，如何解决联合生产中的价值决定问题仍然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通过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特别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原理，从传统的单一生产领域推广到联合生产的情况，可以说明在联合生产中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并可由此进一步证明，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传统的非联合生产，而且适用于联合生产，特别是联合生产中的价值决定方式其实就是非联合生产中的价值决定方式的推广，从而说明了劳动价值论是一个普世性的科学理论。

对于联合生产的概念与进一步的认识，张忠任在操作层面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把联合生产导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可能性。首先，结合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阐明了联合生产与马克思价值等式的相容性；接着从变量定位的角度克服了冯诺依曼的商品—生产过程模式无法操作的困难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部门—部门模式。

徐海红对生态劳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她指出，生态文明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是自身的合法性，即以什么为根据来确认生态文明具有价值合理性与社会正当性。由此，她认为要走出生态文明的研究困境，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坚持从人类最基本的劳动出发。生态劳动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良性物质变换的活动，这里用“物质变换”来定义劳动，把劳动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对于物质变换过程，在显性的层面，表现为人与自然在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过程；在隐性层面上，物质变换表现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中所发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本性交换的过程。建立在物质变换基础上的生态劳动超越了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既不以自然利益为中心，也不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是人与自然的利益和价值的同时实现，具有道德合理性和正当性，成为了生态文明的根基。同时，生态劳动创造生态文明。在生态劳动基础上所生成的生态文明，在内在方面表现为生态人性的生成，在外在方面表现为生态人性对象到器物、制度、精神的层面，从而创造生态器物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在价值目标上表现为对自然的正义，在生产和生活领域表现为确立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

传统的观点认为，在量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该等于单位商品价值量，但这意味着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将包含死劳动，因此便否定了“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对于这些悖论，张忠任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产品”与“产品价值”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该小于等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从而使得上述悖论得以克服。

蒋南平、崔祥龙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在劳动价值论研究方面形成了各种价值论，可以归结为四大学派：一是拓展派，包括“广义活劳动价值论”、“物化劳动价值论”、“广义劳动价值论”；二是综合派，包括“统一劳动价值论”、“多元价值论”；三是质疑派，主要是指“非劳动价值论”。出现众多“价值论”的原因在于经济社会随着时代发展产生了重大变化。新的价值理论能否是发展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必须把握以下的关键点：第一，要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内涵的原意；第二，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第三，要正确地创新。由此，他们认为，“非劳动价值论”不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框架，完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相对立。“广义劳动价值论”承认了马克思“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根据当代社会出现的第三产业中活劳动表现的新形式，扩大了活劳动的范围，是在“劳动创造价值”方面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拓展。“广义劳动价值论”与“广义活劳动价值论”有相似之处，只是更加强调新的普遍出现的知识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的范围。“物化劳动价值论”认为，物化劳动是当前活劳动的凝结。尽管由于“活劳动”是本期的，可是物化劳动既可以是本期活劳动的物化，也可以是往期活劳动的物化，因此“物化劳动价值论”对“活劳动”的拓展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的劳动价值论”突出强调“价值论”的现代社会性，淡化其历史性，实际上是不承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乃至《资本论》的现实作用。“整体劳动价值论”将劳动创造价值或活劳动创造价值分解为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共同创造价值，这严重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统一劳动价值论”试图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融合起来，这实际上是以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为根据的，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严重背离。所以，应该充分审视过去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偏差，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有益成分。

蔡继明对狭义价值论和广义价值论进行了探讨。他将广义价值论原理阐释为：商品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的比较成本决定的，与相应部门的比较生产力水平成正比；在部门平均劳动成本已定的情况下，商品的广义价值与该部门比较生产力水平呈同方向变动；将广义价值定义为调节价格运动的一般规律，由平均比较利益率决定。他提出重新认识剥削与私有制的关系，即非劳动生产要素同样参与价值创造，创造价值和价值分配是统一的；以要素贡献为基础的非劳动收入不等于剥削，剥削来自于报酬与贡献不一致，只要贡献与报酬一致，非劳动收入就不具有剥削属性；剥削与私有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保护私有财产、发展非公经济与消灭剥削可以并行不悖。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与发展，陈永正基于对活劳动形式变化规律的认识，探讨了当代活劳动形式的本质与成因。他依据生产工具性质的差异，将生产活动划分为手工工具时代、机器时代、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时代，依次出现了三种主导性的活劳动形式：手工劳动、机器劳动、知识劳动。当代生产工具的性质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活劳动形式则是知识劳动。

左大培从分析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入手，认为实际上“价值”概念的这一含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中并不重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赋予价值概念更深刻得多的含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价值是从社会角度对单个商品生产者所做的评价，是单个商品生产者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从这样的价值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学上的具体体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精神在于，以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价值决定问题为特例，强调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认为个别生产者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只能是他的劳动。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个为人类发展而设置的评价体系。它在评价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上将劳动看作唯一标准，认为个别生产者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只是他所投入的劳动。庄宗明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劳动价值论，并认为发展劳动价值论不能否定马克思关于“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观点，简单地用“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等直接违背劳动价值论的命题来代替劳动价值论，那不是“发展”而是“抛弃”劳动价值论并通过深化对使用价值和社会产品的认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从“物质生产部门”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展，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是以国民生产总价格、劳动价值论与分配论之间的关系来证明其观点，并完全肯定现阶段“按要素分配”合理性的同时，坚持“劳动价值论”，即坚持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陈文通指出，要求“拓宽”劳动价值论的呼声早就存在。“拓宽”的实质是力图把实现商品形态变化的劳动和生产商品的劳动混为一谈，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劳动和生产商品的劳动混为一谈，把精神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混为一谈，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看成商品交换关系。“拓宽”的要求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没有意义的。所要谈论的价值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商品的价值，是本来意义的价值，而不是广义的或任何其他意义的价值；价值仅仅同生产的商品形式相联系。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与劳动价值论没有关系。价值就其内涵和实质而言就是一般社会劳动，价值的唯一源泉只能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在现代劳动资料条件下，在存在技术分工和协作的生产体系中，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劳动，而是表现为“总体结合劳动”。这与其说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范围的扩大，倒不如说是劳动的职能分解了。“第三产业”包含性质不同的社会劳动职能。“第三产业”概念包含了性质不同的职能和活动，所以对于第三产业和价值创造的关系必须加以具体分析；“非工人”比例增大不能成为“第三产业”都创造价值的理由；“第三产业”各业与价值创造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第三产业”各业的社会价值具有很大差别，从事商品买卖的纯粹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流通过程本身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商人资本的利润只能来自于产业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商业资本的独立使得商业职能和流通费用发生了二重化。精神生产的“价值”不同于物质生产的价值、精神生产是不同于物质生产的另一种生产；商品化精神产品的市场价值并不是精神产品本身的“价值”；同体力劳动并存的脑力劳动不属于精神劳动。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使一切活动都具有“创造价值”的假象。这表现为：现代市场经济默认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使得一切社会关系表现为商品的交换关系。把一切劳动都看成生产劳动，看成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仅仅是同“国际惯例”相适应，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形式在意识形态上的歪曲反映。二、收入分配研究

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反过来影响生产。而当前我国又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研究收入分配理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可以影响并创新分配制度，逐渐探索出更符合当下国情的制度措施。（一）我国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及现状

黄青枫、杨伟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全社会的生产的产品在对其进行分配之前，有六个部分必须要事先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除了扣除上述三项之外，还要扣除国家管理费用、社会公共事业费用以及社会救济等保障基金。这时候，“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社会总产品在扣除这六部分之后才进行社会分配。社会在对社会总产品进行分配时以劳动者的劳动量为衡量标准，对社会产品以按劳分配的原则实现公平分配。自改革开放起，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这段期间，我国的收入分配依旧主要是注重效率的多元分配。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效率”和“公平”的结合便成了我党在收入分配政策中着重强调的内容。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我党在对前期分配改革实践的成果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充分、全面、自由的发展，按劳分配的思想就是追求以人为本。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出现过曲折，但这也是过于追求发展而忽视社会规律所走的一段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国首先在农村实行了改革，改革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民收入相比改革前有了很大的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了个人收入和劳动贡献的结合，彰显了对劳动的尊重，大大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我国收入分配的原则都是根据当时实际的社会发展背景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制定的。以人为本的收入分配理论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在中国的深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正确理论指导。我党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改革的出发点，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党执政地位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点。

宋文文运用中国近年的数据，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理论上讲，金融发展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收入分配，第一是直接机制，如金融发展通过减少金融摩擦，允许更多的穷人获得外部融资，从而减少不平等，这是直接机制的扩展效应；如金融发展并不能降低金融服务的固定成本，穷人仍不能被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范围的提升有利于富人，从而扩大收入不平等，这是直接机制的深化效应。第二是间接机制，金融发展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经济机会，增加对低或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影响收入分配。

宋文文通过使用1978—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模型系统GMM分析方法，得出了以下结论：金融发展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最大的作用来自间接机制，即通过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和工资；金融发展的直接机制主要体现在深化效应上，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范围的提升主要有利于富人；间接机制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大于直接机制扩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首先，我国高度垄断的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国有化倾向”，不利于扩大广大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融资；其次，我国是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劳动需求，有利于城乡低收入者就业和工资提高。最终他得出以下政策建议：①拓宽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外部正规融资渠道，使更多人直接获得金融发展带来的好处；②打破金融领域垄断，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中小企业发展，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③加大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

文雯利用CGSS2006的微观调查数据测度了人们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意识，并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其来源和影响。从而知道家境富裕、社会关系多、认识有权力的人、出生在好地方，这些“不可掌控”的因素影响收入，导致机会的不平等。政策不当致贫、劳动者受资本所有者剥削导致的规则不公平都使人们感到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通过进一步考察收入分配不公平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她得出了如下结论：当人们感到收入分配不公平时，会因为担心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下滑，被排斥在基本公共品的服务范围之外，因此希望由政府来保证每个人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所以更加支持在公共部门实现完全的国有化；收入分配不公平将增加群体之间的冲突感，在干群关系、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关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人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时候，更容易相信政治参与是有差别的，因此具有更强烈的民主诉求，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表达政治意见。这就给予我们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的启示：解决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公平问题；解决收入分配中的规则不公平问题。加强群众和监察机构对权利阶层的监督和检查，严厉打击寻租、腐败和权钱交易；明确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职责，保证所有居民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张车伟、程杰把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观察，由此发现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无太大的不同，但是再分配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大大缩小，而中国的收入差距状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无法通过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中国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中国有着较大的收入差距固然有着市场国家一般的规律，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再分配手段缺乏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具体来说，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中国的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所占比重很低；从支出的角度看，中国财政直接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降低，再分配功能较弱；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仍然不健全，制度设计忽视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没能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当年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关键是分配不公，而其来源在于要素资本化，同时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在于要素资本化过程中公有资产收益没有被合理分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大领域：土地资本化收益没有被公平分配；矿产资源资本化收益被部分人过度占有，国家和全体国民利益受损；国有企业资本化收益没有被全体国民合理分享；公共产品资本化造成了公共权益受损。这些都源自于公有资产收益缺乏合理分配机制。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首先应该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上，而对于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需要在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基础上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再分配制度予以逐步解决，具体措施有：加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实施按家庭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加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解决外来人口的同等待遇问题。（二）收入分配失衡的对策研究

张志超、吴晓忠以对“黄宗羲怪圈”的解释与解决为引子来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历史上“黄宗羲怪圈”现象之所以难以破解，其根本原因在于周期性发生社会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同样，在现代社会，如果属于初次分配的“资本—劳动”收入分配比例和属于再分配的“政府—国民”收入分配比例二者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也会引发类似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今天，政府从社会财富分配政策改革入手，似乎是破解“黄宗羲怪圈”的正确路径。

他们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失衡问题进行了如下的具体分析与研究。当前我国收入分析失衡问题的主要表现在：①“城乡二元财政格局”形成“逆向财政机制”。部分社会财富实际上是从农村流向了城市，从不发达地区流向了发达地区，这种“逆向财政机制”不仅导致农民财税负担的持续沉重，而且也是城乡之间社会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初次分配中存在资本—劳动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我国由于财产所有制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发展和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影响，在社会收入初次分配领域长期存在着“资本—劳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现象。③再分配中存在政府—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我国“间接税密集型”的税制结构呈“累退”状况；政府以公共福利等形式返还给国民的某些财政支出项目的增长相对缓慢。④片面追求增量调整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以“增量调整”型再分配政策，对优化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作用不仅奏效慢，而且缺乏“雪中送炭”的功能，也使“富者愈富，贫者越贫”状态一时难以扭转。单纯的“增量调整”型再分配政策还可能导致隐形存量财富逆向转移问题。

通过以上的分析，他们推导出以下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理论和政策：①明智、强而有力的政府组织至关重要。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明智的、强而有力的政府会谨慎地选择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而将大部分社会经济活动交由市场力量和市场过程完成；同时，能够在诸如政治压力、制度约束影响下，尽量做出有利于改善本国国民福利，有益于其他国家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且能够有效避免陷入政策困境。②政府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必须坚持“社会公平”原则。从经济学角度上，“社会公平”体现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必须符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目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对富人阶层、权势阶层片面追求财富而不顾社会公平的行为加以有效遏制，这既有助于防止发生的社会财富分配悬殊问题，而且其本身也是“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③通过改革产权制度优化社会收入分配关系。改革、调整产权关系，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实现产权结构多样化是重要的。这包括：通过私有化、民营化途径，减少国有企业数量；改革私人经济市场准入制度和准入的市场范围；在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可以适当考虑土地私有化问题。④兼顾收入分配的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其主要措施包括：政府应在保护所有人的合法财富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剥离、没收任何社会成员的非法财富；加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推进房产税、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产税的开征。⑤处理好“富民”、“课税”与“国用”的关系。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推行减税政策，其不仅仅是针对宏观税负过重问题，还能兼顾“发展生产”和“保障民生”的平衡。

方福前认为，深化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需要着重抓好三个转变。第一是发展定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变到“使多数人都富起来”。实施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经济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更多的投资渠道，进一步鼓励个人创业和发明创新，进一步消除资源和劳动力的流动障碍等。第二是发展策略由“低工资低物价”转变到“更多地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有差别地提高劳动者报酬、部分农副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价格。第三是分配改革的重点由收入分配转变到收入初次分配和财富再分配。在初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方面，应该贯彻落实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劳动者报酬的联动机制；逐步建立劳资集体议价制度。在财富再分配方面，应该开辟财富流动和转移的渠道；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靳卫萍指出，新中国建立之后，收入分配在不断进行改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分配制度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变革。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尽管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受其调节范围的限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不断扩大。这种传统收入分配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尚未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国民收入分配和国民财富分配的重大差异；尚未运用国民财富分配制度和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的映射关系原理；尚未重视历史的动态分析方法；尚未了解社会化政策工具和经济杠杆的重大差别；未关注工业化国家国民财富分配的历史演化和重大改革。我们在借鉴工业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调节范围更加广阔、意义更为深刻的现代国民财富分配体系和制度。具体地可以概括为：立足于培养中产阶层；随着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日益丰富，国民财富分配理论关注的焦点开始由初期的构建创造财富的机制转向建立和完善财富分配的机制；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国民财富分配制度，不仅要着眼于经济政策，也要着眼于不断推进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国民财富的公平分配要求社会改革同步推行。

朱军指出，调节收入分配是现代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而公共财政的“福利支出政策”则是政府发挥这一职能的有效手段之一。他从理论上论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包括前沿的公共产品内在分配效应研究、标签分配政策、定向政策、实物补助政策和“付劳受益”政策研究。对于我国的现状来说，从公共支出“运作机制”的视角来看，公共产品的内在福利效应、标签分配政策、付劳收益政策的理论研究在我国还是崭新的领域，定向福利类似于我国的各项扶贫政策。对于实物补助政策，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实行的“粮票政策”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实物补助政策有着本质的差别。他分析得出如下的政策启示：①引入多样的福利支出项目；②科学测度和研究公共支出的福利效应；③重视“付劳受益”的社会意义；④明确提出支出项目的管辖权。总之，我国需要着眼于前沿的福利支出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研究支出流向的内容、项目、效果和实施途径，通过完整、有效、多样的财政福利支出政策调节好贫富差距，公平收入分配。

闫坤、张鹏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是与生产体系改革、交换体系改革相并列的全局性问题。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分配格局，但改革的碎片化、跛行化的色彩突出，影响了改革的进度，也阻碍了改革效应的发挥。我国应结合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矛盾与特点，综合运用财税政策措施和手段，统筹各方资源，促进收入分配关系的优化。在调节初次收入分配方面，财税政策的战略定位及作用是: ①增强劳动者收入能力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加大教育投入和增加就业；②调整产业结构，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支持服务业发展；③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价格、工资和行政收费。在再分配调节方面，财税政策的战略定位及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①强化直接税的收入分配功能，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②通过多项政策性补贴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涉农补贴、一线职工收入、临时收入补贴、减贫支出；③通过各类民生支出减轻低收入者的支出负担，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第三次分配调节方面，财税政策的战略定位及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①强化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所得税税前扣除；②支持政府的引导作用，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设置政府奖励和加强立法；③多渠道寻找慈善事业的出路，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拓展慈善事业渠道。（三）劳资关系

陈仁涛指出，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的恢复与快速发展以及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取向日益明显，社会成员进入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的人数急剧增加，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在城乡就业结构中的比例明显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企业劳资关系的再生及其演变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紧密相连，其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劳资关系平稳、劳资矛盾初步显露阶段；劳资关系走向失衡、劳资矛盾不断积累阶段；劳资关系严重失衡、劳资矛盾凸显以及党和政府加大劳资关系调整阶段。由此可知，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在为中国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劳动者和劳动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关系已然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关系，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也必然成为我国社会冲突的一个常态。在当代中国要构建合作、共赢、和谐的劳资关系，必然以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为目标，以法制来规范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和争议处理；必须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具体来说，应该尽快解决“强资本弱劳工”的失衡格局；政府在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中应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大力培育和发展行业自治组织，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张衔指出，马克思最早注意到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存在，这可以通过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利润函数构建与分析说明。同时，对欧美资料的查阅发现，美国推崇的自愿性企业社会责任准则是脱离实际的。依据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制度强制，都反映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根本矛盾，矛盾的解决需要企业治理重构。骆桢考察了劳资关系对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影响。他发现，在主流经济学理性人跨期抉择的框架下，劳资关系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都被抽象掉了；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下，从“劳动过程理论”到“产业后备军理论”乃至“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和“危机理论”，劳资关系始终是矛盾运动的核心因素，贯穿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全过程。他进一步阐述了劳资关系对生产率、收入分配的影响，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利润率能否维持在一定水平，并采用马克思“2×2×2×2模型”，解释了劳资关系如何影响利润率。孟捷强调要重新认识劳动力商品化的条件。他认为马克思所谈论的生产者“双重自由”，是直接生产者无产阶级化的前提条件，而非劳动力商品化的前提条件。即便没有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即便还没有获得彻底的人身自由，仍然可以实现劳动力商品化。

张利萍、邸敏学从逻辑和现实两个维度的角度出发，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体现在以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为基础、以“劳资两利”思想为原则、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以“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为载体的四个方面。对于“以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为基础”，从逻辑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自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源自于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从现实来讲，以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为基础，并不意味着要机械、教条地搬用马克思关于劳资关系的每一个具体结论，而要在联系改革开放的鲜活实际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关于劳资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来说，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坚持马克思的劳资矛盾思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对于以“劳资两利”为原则，从逻辑上讲，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劳资两利”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理论特色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和理论特色。从现实看，不坚持“劳资两利”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行经济制度的安排。对于“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从逻辑上讲，它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我国劳动关系从“蜜月期”进入“矛盾期”的现实，更是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根本性质的体系。从现实来看，劳动关系的性质和状态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要达到和谐劳动关系的理想目标，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理论特色，还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夯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基础，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是劳动者与建设者的关系、坚持劳动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对于“以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为载体”，以逻辑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要以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为基础，以“劳资两利”为原则，消除对抗性质的劳动关系，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必须有一个中介或者说是载体、条件。从现实来看，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做许多的工作，包括：深刻认识、科学阐释“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的内涵和积极探索“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的路径。三、关于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指出，由于相关调整结构的方式方法、体制机制迟迟没有实质性的根本改变，我国付出了难以计数的沉重代价和效率—公平损失。沉痛的教训一再表明，政府直接出面调整结构历来是不成功的，实际上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应该尽快启动经济结构调整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为此，要改变“保姆心态”和包办式思维，切实从行政命令调节转变为市场信号调节，对存量结构调整要从自上而下为主转变为自下而上为主；从行政会议为主转变为商务会议为主；“会议调节”、“文件调节”、“审批调节”转变为“市场秩序调节”、“服务业机制调节”，使结构性的资源存量配置问题切实建立在市场化的税率机制、利率机制、汇率机制、价格机制、订单机制、淘汰退出机制的基础上。

对于经济结构调整方式市场化转型的具体近期政策有：确立依法进行结构调整的基本思想；加快削减行政审批项目的进度；推动建立市场自治机制；调整现行行政绩效考核标准；减弱国有经济规模和控制力；着力化解产能过剩。

刘剑平、程世雄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62个发展水平不同国家的数据，在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了它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驱动力方面的差异，从而得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首先靠资本积累所拉动，其次靠技术效率的作用，最后靠技术进步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幅度都居于世界的前列，但中国的技术效率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的技术进步空间仍然很大。期间，虽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驱动作用，但以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在增长模式上仍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面临着日益沉重的资源环境压力，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资源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幅度提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之一。

陈璋、黄彪指出，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诸多的经济结构问题。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方式是在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技术引进背景下形成的，并且要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必须采取不平衡的增长方式。他们对高低端两部门的不平衡结构演变及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与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结构问题的本质体现在各行业的生产力具有不平衡结构。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形成具有特殊的背景，其产生的根源是国家强制力下的技术引进。理论上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需要满足的重要条件有：在生产领域，技术引进得以持续；在收入分配领域，收入差距在可接受的范围；在需求领域，出口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然而，这些重要条件难以得到持续维持。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与结构恶化是同时存在的，甚至要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就必须采用不平衡的增长方式，这就必然导致结构性问题。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时期，我国经济应该抓住时机，在“保增长”的同时更要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向更为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核心在于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要从根本上改变引进式的技术进步方式，以自主创新的形式提升我国各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级别。在政策上，应该对低端部门进行相应的补贴，缓解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高端部门，要大力鼓励支持自主创新，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不仅要从调整收入分配入手，而且要使得收入分配调整措施作用于生产体系，从生产的角度解决不平衡结构。

林光彬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公报、全国R&D资源清查公报和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对工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特征进行了具体地分析，包括工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分析、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分析、工业内部结构分析、工业的供给结构分析、工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结构分析、工业发展的研发与技术结构分析、工业发展的投资分析、工业发展的趋势分析等。由以上分析得出，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农业主导的社会发展到了工业和工业与服务业主导的社会，由短缺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由国有企业主导发展到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主导，工业经济结构基本实现了由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程度高、门类单一的结构向劳动密集、技术密集、门类齐全的发展格局转变，但是目前工业发展中的“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状况仍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工业发展的技术与研发的自主程度有待提高，工业结构的各种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内外在压力。

他认为，我国经济和工业发展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既有体制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方面的原因，而且体制机制是为实现现代化所选取的发展道路下的手段和工具。由此得出如下具体的建议：①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至少要遵循四个原则，即加快用科技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转型升级，全面推进工业现代化；我国产业结构中工农业的比重不能过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利润比重应与其经济贡献相一致，不能持续低于服务业；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②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工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战场。特别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科研院所改革势在必行，要把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中在主业核心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和生产上，与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三个发展规划相结合，完善“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新机制，完善科技发展的风险投资体制机制，形成国有企业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核心技术研发中去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机制。③纠正产业扭曲政策，加快消化和重点规制产能过剩、生产过剩问题。在宏观政策上，要改革以GDP为核心的领导干部晋升考核评价体系，防止官员晋升冲动推动经济粗放型增长；改革财政包干制度，废除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改革不合理的税制结构和税收结构；防止财政政策成为产业发展扭曲变态的推手；对于高能耗、高污染工业，一方面加强治理，更主要的是设立产业升级研发基金和补贴性贷款，通过推进企业发展节能型绿色新技术来解决问题。④完善金融体制机制，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完善金融政策和监管，要调整银行利差过大问题，解决金融收费过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完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完善和健全金融法规，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站在产业全局的角度，规制金融发展和金融产品泛滥问题，防止经济金融过度化导致的系统和全局性风险；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匹配的服务与金融支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增强社会诚信意识。

张德荣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和“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基本原理，从跨国比较的视角来考察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并且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在动力因素进行跨国比较分析。从劳动力角度来看，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表明，充足的劳动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首现下降，人口红利窗口加速关闭。这意味着在人口总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劳动人口比例已趋近顶点。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削弱，由此形成的增长功能也在削弱。从固定资本投资角度，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中国固定资本形成率逐年升高，从1978年的不到30％上升到2010年的45％。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已经非常高，中国固定资本投资具有效率低下和高投资率的不可持续性的特征。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固定资本投资率会呈现出下降趋势，固定资本投资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会降低。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中国人均受教育程度稳步提高，但仍然远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虽然教育对经济发展很重要，但在更高发展阶段，教育更可能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动力。由此来看，虽然中国人均受教育程度尚有提升空间，但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可能不能依赖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持续提高。从对外开放来看，对外开放的大幅度提升可能是中国经济在一段时期内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从中低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逼近，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水平有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政策优惠减少、劳动成本上升、环保成本上升以及简单的技术模仿难以为继。从制度层面上看，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固定资本投资、教育和对外开放水平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将趋于减弱，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敏感性越来越高，提高政府清廉度、降低政治型交易费用是深化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在中高收入以上发展阶段，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已经难以通过简单模仿来实现，自主研发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途径。中国需要在教育和知识创新等领域放松政府管制，推动中国原创性技术进步。由此可知，制度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中等收入国家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要素，发展中国家要想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改善政府治理，鼓励创新。

陈佳美指出，组织创新是组织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手段，组织创新行为通过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生态环境代价三个维度驱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由于组织创新是一个打破旧的组织系统、建立新的组织系统的过程，在旧系统被系统替代的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无序状态，组织创新无序状态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组织创新无序状态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组织创新无序状态抑制经济增长效率。组织创新无序状态不利于生产要素的高效率整合、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善和国民经济中间消耗的降低，抑制经济增长无效率的提高。一方面，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排他性质、组织竞争对手进入、限制公平竞争的行为会导致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占据较多的资源，难以实现资源从生产率增长慢的部门向生产率较快的部门转移；另一方面，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部门中，中间消耗很高的投入要素往往占据过高的投入比例，并且投入要素比例的调整较为缓慢，导致经济运行的中间消耗过高，影响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②组织创新无序状态抑制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增强。在中国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主体的行为不成熟，过度进入的程度很高，并且校正缓慢，加之较高的退出壁垒，组织发展结构失衡的问题较为严重。组织创新无序状态下，各要素之间的配置难以优化，经济增长数量剧烈波动的供求矛盾难以弱化，这抑制了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增强，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③组织创新无序状态抑制资源利用和生态代价的合理化。组织创新无序状态很难以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施加约束，从而抑制经济增长中经济主体破坏生态环境的机会主义，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组织通过创新调整组织系统、保持组织活力，并通过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为代价三个维度驱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所以，组织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现路径有：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打破组织演进中的行政垄断；通过市场性自动校正协调地方政府的行为；通过规范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推进组织整合；通过宽松的市场政策和企业间的协同机制形成有效竞争的态势。

沈坤荣、滕永乐指出，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但是中国经济凭借后发优势，在较短时间内追赶发达国家的“挤压式增长”潜力逐渐释放完毕，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和时效性问题日益突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由于受到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制约，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显现出衰弱迹象，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主要表现在：旧制度红利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社会总需求结构失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极限；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为此，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发展经验，以中国当前经济社会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为导向，在一个多维空间中，建立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以要素效率提升为目标，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产业结构为路径，以体制改革为保障的新增长动力机制，把长期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变轨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四、“中国梦”“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最伟大梦想”，并且认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吴常柏从六个维度对“中国梦”进行解释和分析。具体来说：①“中国梦”价值之维。“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其基本特征是通过中国特殊的国情得以展示，有着独特的魅力；其路径取向是得以实现目标的终极关怀。②“中国梦”哲学之维。“中国梦”是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经典成果。“中国梦”内在价值和实现路径彰显了中国“特殊”，而中国的“特色”情结又具有巨大的包容特质。“中国梦”最大的标志是将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融入为一体，突显了新事物的特性，又兼顾吸纳人类一切文明成果。③“中国梦”实践之维。中国社会主义前进足迹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总结充实完善的过程，也就是实践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要靠实践。④“中国梦”理论之维。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理论也可以反作用于实践，指导实践。“中国梦”的理论提出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基础上进行创新，并结合了客观实践活动。⑤“中国梦”民族之维。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巅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⑥“中国梦”时代之维。“中国梦”根植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而改革开放的广阔空间和丰富的土壤又给“中国梦”提供了丰富的创新素材。

李旭华认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系统的实践进程，它包含实践目标、实践方案和实践措施，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只有将“中国梦”置于社会实践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把握和实践。“中国梦”的实践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基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现实的把握，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诉求和强烈愿望的深刻把握；对党的性质和纲领的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的实践方案具有历史性，具体包含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80年到21世纪中叶的“三步走”战略。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的具体实践措施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改善民生，完善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石仲泉梳理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中国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努力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追逐“中国梦”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历史。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梦想。这是近百年来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追求。尽管他们对“中国梦”的定位标准、实现目标略有差异，强调重点有所不同，但要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基本的、共同的。毛泽东的“中国梦”思想实际上有两个内容：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尽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邓小平关于“中国梦”实现的思想有：“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两步走”、“三步走”发展战略等。江泽民细化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深化小康社会目标，将其分为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阶段；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胡锦涛明确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明确实现“中国梦”，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和平发展等。

汪青松指出，“中国梦”是当今中国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筑就了当下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信仰。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落实就是为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国梦”实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路径选择；“中国梦”赋予了科学发展观话语体系目标性内涵，为科学发展增添了强大的动力之源。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为什么要科学发展，“中国梦”则进一步回答了科学发展的目标问题。围绕着“为什么要科学发展、实现什么样的科学发展、怎样科学发展”，“中国梦”信仰与科学发展观建构起话语体系。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梦”信仰提出了由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发展、统筹兼顾发展、富强发展、振兴发展、幸福发展等范畴群组成的范畴系列，其话语体系揭示了“为什么要科学发展、实现什么样的科学发展、怎样科学发展”的目标要求。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梦”信仰提出了由发展质量、发展能力、发展水平、发展规律、发展空间、发展布局、发展大势、发展方式、发展要求、发展任务、发展成效等范畴群组成的范畴系列，其话语体系揭示了“为什么要科学发展、实现什么样的科学发展、怎样科学发展”的内容要求。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梦”信仰提出了由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质量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民生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等范畴组成的范畴系列，其话语体系揭示了“为什么要科学发展、实现什么样的科学发展、怎样科学发展”的模式要求。“中国梦”具有情感性与浪漫型相统一的信仰特征，“中国梦”的实现需要自信与激情，需要敢于追梦、勇于追梦、勤于追梦。

杜明娥认为，“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是当代中国时代问题的深刻表征；既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反映了中华民族求索、实践的历程；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又具有崇高的理想性，内涵非常丰富。“中国梦”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创新精神，具体来说，中国道路是其现实根基，中国精神是其动力支撑，人民幸福是其价值取向。“中国梦”既是解决当前诸多社会矛盾的理论武器，又为当代中国进一步发展指明了道路。“中国梦”从价值层面考量，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正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人民的梦，每个中国人的梦。这里体系了每个人的梦与国家的梦、民族的梦的内在关系，是彻底的唯物史观命题。具体来说，国家梦、民族梦是众多个人的梦汇集而成；个人梦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就是说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为个人的梦提供坚实的前提和基础；每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没有个人的幸福，强国梦就失去了价值根基，没有强国梦，个人的幸福就无法长久地实现。

李君如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深入思考和把握实现这一梦想必定要遵循的历史辩证法，处理好改革开放中理想与实干、改革与发展、机遇与挑战等辩证关系。“中国梦”是理想与实干的有机结合。首先。提出“中国梦”本身就是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到实处的一个重要举措。其次，提出“中国梦”是为了脚踏实地地走向未来。再次，“中国梦”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遥遥无期的梦想，而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紧迫而又繁重的任务。讲实干，最重要的实干，就是实实在在搞改革，实实在在谋发展，这就要认识和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其一，要认识到实现“中国梦”与推进改革开放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中国梦”的实现。其二，要认识到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中国梦”。其三，要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同时，我们深刻地了解到改革开放与“中国梦”的关系实质上是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促进“中国梦”实现的过程中，要正确分析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善于抓住机遇，敢于应对挑战。这要求我们：要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掌握应对挑战、并把挑战转化为机遇的主动权；要利用挑战带来的压力去开创新局面；要善于在机遇与挑战的统筹考虑中形成新的战略。

关于如何实现“中国梦”，秦宣教提出，实现“中国梦”需要中国制度作保障。首先，实现“中国梦”需要制度保障，通过制度凝聚中国力量，通过健全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通过共同的规则来提供保障。其次，实现“中国梦”需要制度自信。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保障。由于这一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因而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国梦”凝聚起中国力量。最后，实现“中国梦”需要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国梦”、推进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必须要坚持和不断完善这一制度。艾四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切实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要在造福人民中实现“中国梦”；要在依靠人民中实现“中国梦”。五、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了建立生态文明体制，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同时，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陈雪峰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思想，这一思想奠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之上，发轫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商品二重性为起点，经过逻辑引申充分阐释了其生态经济思想。充分借鉴《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理顺经济发展方式、创设生态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树立生态发展理念、助推生态环保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具体地来说，他首先分析了《资本论》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奠基。这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式认识《资本论》中生态经济思想的逻辑前提；人与社会的关系式解读《资本论》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的逻辑延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动的异化是《资本论》生态经济思想的现实逻辑。其次，分析了《资本论》中生态经济思想有着一系列的逻辑演进，经过商品二重性中蕴含的生态经济关系、劳动所涵盖的生态经济关系、劳动过程所折射的生态经济关系、物质循环过程中的生态经济本质等过程。最后，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资本论》中深刻剖析了人们在劳动过程、价值创造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这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启示：树立“经济建设生态化”的全新发展理念；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倡导低碳经济；营造保护生态经济的制度环境，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余锦龙指出，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来阐述生产力理论，强调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先在性，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条件，开创了生态生产力理论的先河。传统生产力概念过分强调物质而忽略了自然生产力，过分强调人与自然对立的方面，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统一的方面，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界进行野蛮的开发、恶意的掠夺和无尽的索取。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把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同时，又把社会生产力建立在自然生产力之上，把财富的创造看成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意义是跳出了人对自然的单向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人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是同步的。因此，发展生产力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角度出发，保护、发展自然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任暟指出，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类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和自然生态过程呈现出既相互交织融合又相互制约甚至相互对立的复杂局面，由此出现了“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从理论上讲，这是由于自然是人类劳动借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现实的自然力构成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内容和基本生存要素；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相互渗透、相互交织，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整个过程。从社会实践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从这个现实出发，充分体现了自然环境资源的生产力价值。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他提出了：依靠发展环境友好技术，建立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保障社会生产力的永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树立“自然资源有价”的新理念，建立科学的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增加自然资本的储备及其在国民财富中的构成比例，积极推进绿色GDP。

邓文钱对生态文明中的生态农业思想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思想论述中，有大量关于保护农业自然环境、维持土地肥力、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维持人类身体健康等方面较为丰富的生态农业思想。对其进行概括分类论述：①生态农业技术维度—生态技术。生态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化学、物理和农艺学等科学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重要作用，这是其生态农业思想的核心内容。②生态农业环境维度—持续维度。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人们应该注意利用土地和保护土地之间的关系，避免做出危害生态环境的短视行为。③生态农业组织维度—集约化经营。在农业技术应用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农业技术手段的创新，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现代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又离不开规模化的农业，主要以农业规模化经营为依托，从而达到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目的。④生态农业消费维度—绿色环保。人类用的所以食品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农作物，农作物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对于人自身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保证农业生产的绿色环保具有重大的意义。

向良云指出，对于现代生态为经济治理的行动选择应从以下方面着手：①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培育生态道德意识。生态危机的根本性治理需要一场思想和观念的革命，破除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将终极价值、道德关怀引入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考量过程中。②增强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危机治理的制度供给。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质，人类基于自认的理性利益追求必然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或公用地的悲剧，因而需要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明确权责，约束各方主体的行为。③审视生态危机与科学技术的复杂关系，发展并合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我们需要在对科学技术理性认知的基础上，转变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决定论的观念，着眼于人类需要与生态环境的平衡，重建新的技术伦理。④超越制度差异，构建生态危机的全球协作治理体系。生态危机的治理不仅需要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在于人与人关系的重塑。全球生态的相互依赖性要求将生态危机看作全球共同性的公共事务进行整体治理。

刘湘溶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要认知和明确其现实基础和时代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认清生态危机严峻的现实，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对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不断凸显。资源相对不足、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新的基本国情，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高度，时代性是文明的普遍属性，社会主义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属性，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新时代。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思想，从历史视野和时代视角来理解，有三层含义：时代性是文明的普遍属性；社会主义性质是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向，生态文明建设是构筑“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让这个延续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实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和生活富裕，“使得人们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张乐艳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要确定公民生态权益的维护和实现。生态权益是公民各项权益中的一项基本权益，在建设美丽中国进程中维护和实现公民生态权益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维护和实现公民的生态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是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有利于尊重和增强公民共建美丽中国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提升全体公民共享美丽中国建设的公正性；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整体美的协调性。公民生态权益是具体的，在建设美丽中国进程中，必须充分尊重、维护、实现每个公民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监督权和生态资源公平利用权，加强对公民生态权益保护的立法，提高生态环境法律的执行力和生态司法的公信力，整体提升公民生态权益保护的法治水平，为建设美丽中国增强基于公有权益的动力支持。

邓翠华指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公众参与制度，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需要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并通过制度化建设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及提高公众参与的实效性。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我们既要强调广义的公众自身环境友善行为和参与环境活动的必要性，更要强调狭义的作为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具体地说，生态文明公众参与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体现在：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改变政府“唱独角戏”的状况；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矫正某些地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将公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以解决公众参与愿望增强与制度提供空间较小的矛盾。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公众参与制度，一方面，要从主题理念的转变、参与能力的提高、公共精神的培养等方面入手，创造和培育公众参与的主体条件；另一方面，要从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加强非政府社会组织建设等方面，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陈天林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它既反映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深化，也有助于从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感、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显示了要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使得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建设更好地融合。这又体现在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度。生态文明建设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具体化，比如，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如何改善民生等。随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的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也与时俱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问题。解决生态问题，不仅是各国技术手段的较量，也是思想理念的较量。在应对生态问题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充分利用我们的宝贵财富，将中国古代生态文明思想吸入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当中，这会在实践的不断发展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

李国兴、魏成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时代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论结晶，是建立在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基础上的、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生态主义；认为人是价值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及其中国化、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化、当代中国社会生态理性及其大众化三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生态问题的研究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并不是简单地就生态论生态，而是针对人类生态危机所作的哲学批判与反思。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同时也是对象性活动存在物，“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另一方面，人将自然界作为实践活动的客体，在对客体的认识、利用、改造过程中，对立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充分给予了肯定；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种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造成的不利影响。制度变革是消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马克思思考如何解决自然环境恶化的有效途径，要求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要重视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环境方面的作用，但要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就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六、产权理论研究

赵义良、王代月指出，马克思产权思想的价值在于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思想的理论剖析中，立足于产权理论的视角，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思想的思想误区和逻辑谬误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私有制，以小私有制的存在合理性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做合理性辩护；二是回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固有矛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自身的异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必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我国目前实行的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与生产力的标准。承认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具有多层次性，选择何种所有制产权形式，必须立足于现实，不能盲目崇拜各种教条。

李慧斌指出，劳动产权理论围绕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提出的“制度和集体所有制不能妨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这个世纪难题，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建立个人所有制理论出发，具体论述了“企业的各种劳动要素应该按照其劳动贡献获得企业公共积累或企业增量资产中的排他的个人权利份额”这一基本思想。劳动产权理论是现代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一种成功结合。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轻个人、重思想教育重物质利益的分配思想。这种思想短期内有所帮助，长期则会成为一种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她又说明劳动产权制度是一种利润分成制、是企业利润分享制度的一种目标或者说是理想状态、是一种完备的企业激励约束机制。

赵学清结合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来对马克思关于个人所有制进行新的思考和论述。在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劳动者具有“社会成员”和“私人地位的生产者”双重身份：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关系中，劳动者“处于社会成员地位”；在未来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运动中，劳动者则是“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是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的前提和基础。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是“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差距是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者提供并经过市场承认的劳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认为重新研究个人所有制对当今的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更自觉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助于国家依据所有权调节国有生产资料的收入；有助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原则的贯彻，使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

唐未兵、傅元海认为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所有制结构变迁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会有非常复杂的实际情形。他们选取了1981—2010年样本，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和仿真实验对阈值协整进行严格检验和科学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公有制与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均存在阈值关系，也得出非公有化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随着公有经济比重下降至某一水平时，持续推进非公有化会加速弱化公有经济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所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实现我国居民收入公平分配的主要保障，即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公有制经济一定要保持在某一水平，否则会引起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加剧社会矛盾，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

温锐指出，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推动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历经了政府所有制、农民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等多种选择与实践，发展到了今天，易于形成需要化解的四大“纠结”，即社会发展的纠结，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保护与政府规划用地、征地的纠结；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保护与所谓农业规模经营或者结构调整问题的纠结；保障农民农地财产权益与防止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的纠结；长期避开农地所有权而从农地使用权谈农地权益保障的纠结。概括与总结中国农地改革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大致可凝聚以下四点共识：中国农村现存的农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产权结构，既已无法保障农民的农地财产权益，也无法实现国家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保护；农地制度的再创新，首先应立足确保在改革开放中农民已部分获得的农地财产权益；农地制度的再创新，应该充分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权与宏观调控权；农地制度的再创新，应有利于推动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也是各种改革主张都具有的共同理念。他根据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半个世纪的演变和与社会生态互助之经验教训的比较研究，提出“二级多元确权”的主张，具体内容包括：所谓“二级”是指将现有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农地产权，设置为国家与农民二级对等平行的所有权制；界定国家与农民二级所有权边界；所谓“多元”指的是农民农地财产所有权实现形式的自主多元化选择；所谓“确权”指的是确定农地财产原本是农民的大理念，确保现有土地占用基础上的全面确权。“二级多元确权”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以稳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国策为基础，立足保障农民农地财产权益改革的已有成果，促进农地财产权的真正回归农民，但却不同于传统理论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化。

李芳指出，马克思所有权理论的基本观点有：财产的核心是所有权，保护所有权就是保护财产权，所有权是一切财产权利的核心和基础；所有权具有阶级性，表面上是人与物的关系，实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政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占有他人劳动或产品的权利，但是采取了“虚幻共同体”的形式即国家意志形式，因而掩藏了阶级统治的实质。马克思认为所有权是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所有权的内容与具体实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这种立场具体在所有权上就是坚决维护公有制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所有权上实行的是公共所有权为主体、公共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共同发展和一体保护的二元所有权制度。我国宪法确立了公共所有权优先于私人所有权的差别保护原则，我国民法物权法等法律确立的关于各类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并不意味着对宪法规定的国家所有权特色保护的否定。要以马克思所有权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超越所有权上的“左右”激进主义，建构并完善以公有所有权为主体、公私所有权共同发展和一体保护的有中国特色的二元财产所有权制度。

王睿指出，中国特色城镇化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城镇化必然对中国原有的农村土地制度提出改革的新要求。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而不断减少的耕地面积与城镇化用地需要之间的矛盾越发激烈。这种不断激化的矛盾要求在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发展适合中国实际的产权改良道路。我国现阶段的土地政策市：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取代生产队对土地的高度集中统一经营，是中国农村体制改革和产权变革的突破口，其目标在于重建农村微观经营主体，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社会上被谈论的“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国有化”的观点，在实际操作中都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实际情况。其具体的措施有：农村土地通过股权形式实现的集体共有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发展和创新。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股权化，折股量化到农民个人头上，农民既切身感受到自己是集体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是集体土地的真正的股东，其股权可以出卖、继承和抵押，同时农民个人又不能完全与集体相脱离，农民集体是土地股份制的董事会，它由股东构成，同时又可以决定每个单个股东对土地所拥有的产权的流转和最终处置权。这实际上是一种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高度自治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之间既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土地股东与股东的关系，又是一种土地合作关系，即土地股份合作制。在这种新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中，其集体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以行政村委会或自然村民小组为代表的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农民在土地上的切身利益不再是由村长或村支书说了算，而是真正交给农民集体讨论投票决定；农民也不再是原来的仅仅是在土地承包关系上的生产经营者，而是拥有土地股权的，对自己所拥有的土地股权可以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进行自由处置的股民，是自己土地的真正的实际所有者。在这里，农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享有包括经营权、抵押权、入股权、转让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在内的一组权利，我们把它叫做土地准物权，与集体所拥有的土地最终所有权同样，作为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予以法律保护。七、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又大都分布在祖国的边疆。而边疆地区地域的特殊性，使其成为维护祖国安全的前沿和屏障，同时又成为我国与周边国家、与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然而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上泛民族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的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面临着重大的挑战。维护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关键是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以先进文化求认同，以共同价值求归宿，不断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董军明、居来提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边疆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域和民族性，决定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长并具有特殊性，体现出价值观具有多元性和不稳定性、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民族意识具有浓厚性和易走向偏执、地缘关系的敏感性和民族关系的易受波动性的特点，而且存在着特殊的规律。所以，对于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应该坚持：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坚持主流文化与尊重多样性民族文化相统一的过程。任一民族地区的发展，都需要以主流文化为导向，实现传统意蕴与现代价值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主线，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多样民族文化的创新机制，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建设。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推动民族地区协调发展与实现共同理想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成为民族地区人民的价值选择和实践追求，不仅要依靠教育引导，更要取决于是否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能否真正实现少数民族同胞的利益诉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其形成与发展本身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尊重差异与坚持一元主导相结合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带来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反应和本质体现，而马克思主义又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因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坚持民族团结教育相统一的过程。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不仅需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形成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而且要搞好民族团结工作，建立起国家稳固的政治基础与和谐的社会氛围。

杨云波、冯祖威首先指出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节制体系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即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法律与道德的裂缝；宗教影响力和宗教权威性削弱了法律权威。由此，他们提出了应当结合边疆地区实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农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及边疆地区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开放等方面入手，才能有效推进边疆农村文化建设。具体措施有以边疆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为依托，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活跃边疆民族文化，促使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与继承；创新边疆文化形态，以更加现代的面貌迎接社会的发展。同时，对于完善地区自治制度应该加强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边疆地区人民群众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改革边疆地区管理的体制，建立以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核心的村务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机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范和控制体系，建立健全维护稳定的领导机制；完善边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巩固并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何云飞从云南省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路径，这对于其他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具体的途径有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同时经济的发展不能盲目照搬照抄东部地区的经验，应根据各边疆地区特色的情况来指导经济发展战略；发展后现代旅游业，根据边疆地区的民族资源和原生态的自然资源来发展；加大边疆地区的教育投入；注重文化的共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的共识。

黄志贵从额敏县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分析和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他首先提及了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做法。一是不断提升民族凝聚力激发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民族凝聚力主要由“认同感”和“亲和力”构成，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通过“三个离不开”、“四个认同”、“五观”和“六个好”教育等，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光荣传统和优秀文化，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的凝聚力和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亲和力”从而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通过寻求价值认同广泛激发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文化认同和价值标准构建和谐社会，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评判功能、凝聚功能、教化功能和定向功能，为各民族人民取得广泛而深刻的价值认同，从而为超越民族、血缘、语言、习惯、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增强各民族人民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与和睦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三是通过开展基层创建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继续深入开展文明单位、文明村队创建活动，通过文明单位、文明行业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机关、窗口单位工作人员综合素质，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创建中逐渐培养社会责任感和集体归属感；不断创新和谐家庭创建载体，通过开展创建“学习型”家庭、“文明家庭”、“十星文明户”等“五好文明家庭”活动，将和谐家庭创建的目标要求具体化、形象化，逐步构建“夫妻和睦、尊老爱幼、邻里团结”的文明家庭；努力提高和谐企业创建水平，加快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步伐，通过在企业开展“双强六好”、“优秀民营企业家评选”等创建活动，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切实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做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也从中发现了不足，即教育方式单一，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效不大；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制度体系，制度落实不到位；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宣传教育缺乏力度，方法方式单一。同时，相应地归纳出以下的应变措施：把握正确导向，改进教育方法；抓好建章立制，强化激励约束；加强阵地建设，营造舆论氛围。

曹水群、张大卫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视角出发，探讨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实现路径。少数民族大学生肩负着促进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边疆的历史重任，是建设民族地区的中坚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高校必须履行好的政治使命。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受其民族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影响，其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和行为取向等都带有明显的民族特征。而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利于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有利于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信念；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反分裂、反渗透”的自觉性和能力。具体地实践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有如下的路径：①激发动机——关注大学生需求，分层次推进。利益需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能否生成的内驱动力。从根源和动因上来看，任何价值运动从观念形态向现实状态的转化，都是基于一定的利益需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必须时时关注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到什么程度、因何需要、通过怎样的方式和途径才能满足这些需要。②营造氛围——分析跨文化心理，加强适应能力。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在生活上帮助他们，从思想上引导他们，是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所在。结合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各阶段的具体特点和具体问题，各高校应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重点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的文化适应能力。一方面，多元共存，平等发展，创建多元文化教育环境，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既坚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又对所属的民族文化有归属感，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学生，尊重他们的文化风俗和习惯，在教育内容上要能反映不同民族学生的生活实际，加强文化间的交流与整合。另一方面，提高少数民族教师和辅导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力量之一。少数民族教师和辅导员由于能够用相同的语言和本民族的学生进行交流，就更容易赢得学生的信任，如若他们能够在言语和行动中有效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则教育的实效性一定会提高。③突破重点——结合大学生特点，有针对地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时，我们必须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加强“四观”、“四个认同”教育和公民意识教育。八、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发展关注的焦点，市场经济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市场的失灵也有诸多表现：①市场的自发性难以避免经济失序，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与协调发展。其次，市场机制无力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部效应。②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垄断。③市场竞争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针对市场失灵现象，政府企图通过干预弥补市场失灵，但是政府有所能有所不能，政府干预也存在很多缺陷，究其原因包括：①政府官员有自身的利益需求，所以其干预行为难以做到公平、公正。②政府实践——对市场的干预行为效率偏低。③寻租行为是导致政府失灵的重要根源。④政府失灵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决策失误。因此，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定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庞明川指出，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总是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和特点。从纵向演进的角度来看，自15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对比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政府干预的萌芽阶段、完全自由市场阶段、政府干预确立阶段、政府与市场分工均衡阶段以及政府干预直接占主导地位阶段。中国的经济转轨采取了独特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使得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强政府—弱市场”向“强政府—强市场”的转变。与此同时，采取这种方式是基于中国特殊的体制基础、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的形成机理与内在逻辑。首先，从体制基础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强大和高效的政府来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次，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高度集权传统和长期计划经济的实践所带来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惯性，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成为一种常态；再次，从东亚近邻的经济实践来看，“强政府”在“东亚奇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理所当然地成为实行“赶超战略”的中国学习的一个极佳样板；最后，从文化传统的影响来看，文化传统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演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袁恩桢在总结改革前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过程得出如下启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那种“强政府、弱市场”的格局已经结束；在市场经济发挥强势作用的同时，政府的强势作用似乎并没有消失。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是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有机结合，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正是根植于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致了新的情况的发生，即：一方面是继续发挥市场经济的竞争、激励与配置资源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能以公有制机制之长去制约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影响。这是由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对“强政府”职能的有力支持，特别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坚实基础；社会主义政府以充分权力和充足财力为前提，运用金融、财税等经济手段与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不仅能对经济可能发生的偏差及时提出预警，更能对经济的一时失控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社会主义政府具有人民性与无私性的特点，即不是任何阶层或特权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只有依靠“强政府”，才能有力地制约商品拜物教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只有通过“强政府、强市场”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强势，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强的创造力。

林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职能转变。作为一种新形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从主客体在实践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去理解历史，按照历史本身的规律衡量历史，立足现实基础来把握历史。中国的政府和市场的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寻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经验的总结。“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成功而独特的发展模式，正是因为在其演进过程中体现出的独特演进机理，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间的协同演化。因此，“中国模式”是以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间不断融合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系统。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既能够迅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优势，又能够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矫正市场机制逐利本质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固有的矛盾，如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要求实行按劳分配、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强力干预、实现共同富裕；而市场经济强调遵循价值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追求效率等。因此，要协调好这些矛盾应该确保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让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的相应转变，即建设服务型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是以规范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为工作重点。

乔惠波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演变贯穿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政府主导经济、干预微观经济过度、公共职能缺失都不是正确的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措施。规范好政府的职能也就可以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①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的范围。要从以往管得过多、过细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要着力推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下放投资、生产经营活动等审批事项，逐步取消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②加强解决政府缺位、错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改革时间表，另一方面要培育市场力量，制定健康市场所需的制度和规则。政府要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克服市场失灵和负面外部性问题。要加大公共产品的投入，有效补充市场的不足，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医疗等基本的权益。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调控要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③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建设是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保障。要想建立一个适度干预的政府，避免“政府失败”现象的发生，那么这个政府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依靠法律的显性约束来防止政府的干预冲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九、经济危机理论

2008年9月随着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发生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并迅速向全球扩散。几年来，虽然经过各国政府和央行前所未有的干预，避免了世界经济出现更严重的萧条，但是金融危机和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仍然困扰着全球经济。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无论是近年来发生的美债危机还是欧债危机，都表明世界经济仍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

裴小革指出，《资本论》不但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而且具有可以用于全面分析经济危机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在《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经济过程进行全面研究可以看到，虽然资本主义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但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用劳资之间交易关系的平等自由掩盖了他们之间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不自由，才形成了不断导致经济危机的社会化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基本矛盾，使得市场经济不能正常运行。所以应该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在《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才能提出克服和应对经济危机的标本兼治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取消市场经济，而是尽力消除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因素，即少数人对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的独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人民共同富裕。

丁声振指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一种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并将全球化和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趋势，并试图通过应用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化。马克思强调，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矛盾全面运作的场所，但他同时却将资本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视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强调，全球化与危机之间的这种“双向运动”是更深的、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资本积累的矛盾动力学过程的表面现象。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与现存的激进模式的一般看法不同，它从阶段论的视角将全球化设想为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新的“划时代”阶段。分析得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不能在《资本论》的抽象层面上被充分地理论化，并认为，建基于“前半部分”范畴的向“后半部分”的“逻辑演进”具有必然性，最终以世界市场的危机结束。由此可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危机—世界革命，具有迫切的现实性，完全超越了各种各样的“一国”改良主义方案。

陈宏伟指出，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相对地说来是有效需求不足。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端于虚拟经济领域并迅速地向实体经济传导，其爆发的力度与强度无可比拟，危机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特征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过度”而非消费不足，似乎完全有悖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关于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本质论断。他放松了关于两大部类均衡的假设，由于资本家人数极少，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证明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不能全部用于再投资，总有部分剩余，第二部类长期处于不均衡状态。而第二部类的不均衡显著拉低了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水平。“消费过度”是资本主义经济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权宜之计。“过度消费”暂时解决生产相对过剩，特别是消费资料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过度消费”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表现，是为了解决当期消费不足的手段。“消费过度”更确切地讲应该是负债消费过度，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过度消费”的本质是将生产的相对过剩通过债务的形式进行累积，消费“过度”的程度实际上反映着生产过剩累积的程度，相对生产过剩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通过负债消费的形式不断积累，直至无法继续，危机爆发。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成为新型危机形式的典型代表。美国实际工资率增长缓慢，制约着美国消费的增长，从而影响着经济的稳定增长，消费债务成为经济增长的“救星”，成为缓解生产相对过剩压力的主要手段，过度消费模式形成。可偿付消费债务市场趋于饱和，促使次贷市场形成，次贷的累积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经济分析可以知道，美国的次级贷款所引致的消费需求是一种虚假的消费需求，是为了解决美国国内实质的消费不足延迟实体经济部门的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手段，次级贷款的借款者多不具有还款能力，美国的次贷经济就像是建立在一根针尖上的大厦，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维持着整个大厦的平衡并促进大厦的继续拔高，次级贷款市场表现活跃，实体经济在次级贷款支撑的虚假消费的促进下稳步发展，制造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假象，但是这种经济不能长久，一旦失去平衡，建立在其上的整个经济便会出现大问题，危机爆发。美国“次贷危机”的实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尽管促进消费债务的发展可以延缓危机，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危机必将以更大的规模爆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便是最好的证明。危机的形式虽然有着变化，但危机的本质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可见，过度消费并不是解决危机的方法，只是暂时缓解经济危机的对策，并不难改变资本主义一般利润下降的趋势。而保证资本价值构成不变才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消除经济危机的治本之策。

向国成、曾祥炎指出，自从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至今，经济危机理论林立，但并没有形成对不同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都能进行合理解释的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他们主张“回到马克思”，在其建立的“分工—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运动—生产与消费失衡”的逻辑链条上，结合财产权、财政权、货币权的宏观影响，对各种经济危机给出逻辑一致性的理论阐释。马克思认为，分工产生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运动，使得生产与消费在时间、空间、主体上的脱节与失衡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他着重分析了对抗性的分配制度如何使得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从而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时，他们认为，在分工高度发展，进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运动演化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存的经济形态下，财产权、财政权、货币权的偏袒性政策以及他们的组合，会增强生产与消费失衡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并演绎出多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根据理论分析与历史经验的分析知道，即使在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下，由技术性质决定的生产与消费的分离，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也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周期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政府干预的着眼点应在于防止结构性供需失衡，应以社会的供需平衡为首要目标。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上，既要看到虚拟经济的积极作用，更要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而放任发展；在财产权方面，政府更要严格地保护私人财产权，通过财产权调整从根本上解决增加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问题，减少对“公共领域”的控制，将社会的生产与消费的主要问题交由市场解决；在财政权方面，财政投入要以维持经济平稳为目标，避免大起大落的政府支出，做到非生产性公共部门的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非生产性公共部门的工资增长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社会福利的标准与实体经济相适应；在货币方面，以稳定物价为主轴，货币发行要与经济增长、工资增长相协调。

任铃认为，对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其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有效工具。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具有特定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面临的诸多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使得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得迅速和充分，其不合理性也越是暴露得明显和全面。因此，资本主义危机的范围和程度是同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水平高度相关的。当代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历经数百年之后进入的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通过全面的、整体性的危机表现出来。当代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理论正是围绕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有机关联的整体危机而建构的一种理论形态。这一理论从整体性的视角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方法，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现实危机为理论原点，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为理论根据，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为理论内容，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为具体途径，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为最终目的。

张作云依据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沿着他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关于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分析思路，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研究认为，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直至引发危机。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并且日益具有普遍化的特征；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垄断规律的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

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第30次年会理论综述

2013年7月27日至28日，“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成立30年纪念大会暨第30次年会”在西南财经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经贸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当代财经研究》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家》杂志社等二十几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杂志社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提交论文和主题发言40多篇。

代表们一致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这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一百多年来，《资本论》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受到了许多责难乃至攻击，然而历史的考验、实践的检验，不断证明着《资本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诸多方面都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支持。马克思《资本论》中阐述的商品社会中的市场机制、市场运行原理等，在任何市场活动中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特别是我们当前正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的重大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以《资本论》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

各参会代表还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与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的基础理论出发，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问题置于《资本论》的理论视野中进行理性的反思，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与特色。现将与会学者的主要观点择要介绍。一、关于党的十八大报告与《资本论》基本理论运用

代表们认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主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确定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采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些都体现了《资本论》的基本理论的精神。

多位学者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涉及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都经贸大学李启英教授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进行细致比较，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新观点和新部署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她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引领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深度又有高度的概括，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规划和推动了“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拓展了党自身科学化建设的新视野，为实现科学、规范、高效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经济发展的引领、指导、推动、保障作用。暨南大学王富初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增速仍保持在潜在增长率的合理区间，我国保持稳定增长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资源环境价格在循环经济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资源环境价格表现为资源税、环境税、排污费、排放权交易价格、回收押金、环境补贴、基金等多种形式。江西财经大学肖文海认为资源环境价格的创建与政府紧密相关，可以在资源开采、流通、制造、回收四个环节依托于商品、服务、资本、资源的直接创建以及依托于产权间接创建两种途径；完善我国资源环境价格制度，要以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发展目标为依归，以综合成本最小为原则，统筹协调各种政策工具，构建“政府调节市场，价格支持循环”的体制机制。广东财经大学黄晓凤等针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解决日益凸显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问题，以广东省四大区域为例，采用数理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表明：区域对外贸易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具有相互促进的“时滞放大效应”，而区域出口和进口差异对经济增长不平衡造成的影响呈相反趋势；构建区域对外贸易协调发展的宏微观体系、推动区域对外贸易一体化发展等是减少对外贸易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一些学者还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进行了研讨。暨南大学胡世祯教授对“新路”、“老路”、“邪路”进行系统分析后指出：就整体而言，我们在改革开放前走的也是新路，当今走的新路也包含改革开放前的重要内容；实行改革开放后走的路是对之前走的路的继承与发展；今天的新路并非一统天下，同时存在过去走老路留下的弊端，甚至还有人在走邪路；实行改革开放和走新路两者之间不一定能画上等号。江西财经大学的罗雄飞认为：马克思把历史主义的人本主义和基于科学辩证法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式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开启了经济学理论的新方向，而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要求，它要求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国家的合理的文明成果，克服其缺陷，把传统与现代化、特定历史阶段及环境下的社会现实与人类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理论任务只有坚持马克思的路线，才能逐步加以完成。他还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指出加快中小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应对之策，以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晓华对当前中国小城镇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后指出：加快小城镇发展，合理建设小城镇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是提高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正确途径，同时对促进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具体措施和战略对策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党的十八大科学化、系统化、完整化、理论化地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生态科学发展在中国的重要性被提到了更新更高的地位。西南财经大学吴垠对建设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制度政策框架进行了阐述，认为发展生态文明型经济并建设美好中国不仅是一种治国理政的理念，而且还昭示着我们必须围绕生态文明的方方面面形成一套中国特色的制度和政策框架。二、关于《资本论》的现实意义

不少学者认为，《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深刻分析资本积累背后的动力，解释消费、竞争、地租、资本的集中、劳动工资的增长、工作环境的变化、金融系统的运作，以及利润率的递减趋势等诸多经济现象，并分析它们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资本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四川大学田永等从《资本论》的方法论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三次理论创新为视角，实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宪法、执政党党纲、历届党政工作报告框架下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同时也通过部分西方经济学观点与《资本论》基本观点的对比分析，实证《资本论》的科学性及《资本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相交和合一。武汉大学丁霞等从剖析亚当·斯密的研究对象理论尤其是“斯密难题”入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总体论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倡导把经济现象层次上的研究对象与本质层次上的研究对象融为一体。然后对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进行深入解读，包括“思想总体”再现“具体总体”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关于中介范畴、中介环节和中介运动的理论，深入阐述了以生产力—中介范畴—生产关系模式为特征的研究对象总体论。最后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选择能够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中介范畴和突破口，即转变发展方式从而推进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尤其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也是同党的十八大的一个重大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契合的，这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理论的当代意义和时代价值。山西财经大学苑琳等从资本论的生产力、生产工具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对信息化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有利于从更深层次的理论角度把握信息化的作用优势，有针对性地制定推进信息化的具体政策。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认为《〈资本论〉研读》一书将我国学术界在理解《资本论》原著每一卷时出现的不同见解问题都进行了梳理，力求纠正误解，正本清源，表现了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此书对当前我国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理论批驳，让读者深切感受到《资本论》是我们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捍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强大思想武器，此书的出版，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中国化具有重要推进作用。西南财经大学成皓对《资本论》原著和党的十八大报告进行了结合研究，罗列出了《资本论》对当下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潜在理论价值。四川大学张尊帅从经济哲学角度分析了《资本论》并简要介绍了商品货币理论；在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通过企业管理、政府干预、经济均衡三个角度分析了商品货币理论对其的借鉴意义；并从进步性、局限性、与时俱进性客观评价了商品货币理论。

一些学者还结合《资本论》研讨了自主创新问题，认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导方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西南财经大学陈鹏飞等据此分别从我们当前亟须加强和完善在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三方面进行论述，以达到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目的。江西农业大学汤文华分析了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现状提出：应以创新驱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创新具有经济增长效应，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助推器。应主要从全面把握创新内涵，充分激发创新源泉；发展科技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优化制度政策环境，推进新型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等三方面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山东大学费利群从创新型国家建设面临的文化挑战，构建自主创新文化体系，用“创新型国家文化力”助推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建构和完善适应创新型国家战略要求的自主创新制度文化体系等三方面论述了自主创新文化的深刻内含与目的意义，为创新型国家建设铸魂。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理论主要有两类经济理论学说，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是以物质资料生产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是从经济现象出发，运用自然科学和技术关系描述、分析具体的经济活动，从而得出客观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它以物质资料生产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它是以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微观）和“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宏观）为研究对象的。兰州商学院张存刚等比较分析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竞争理论后指出：西方经济学对竞争的分析和研究受其研究方法的制约，存在很多缺陷，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竞争理论具有内涵丰富、多维度分析研究的特点，这对剖析我国当前面临的有效竞争不足、垄断等问题，并进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江西农业大学钟广炎等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工资理论和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工资本质，最低工资等方面进行比较，探讨了两大理论体系相关观点的融合，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理论和推动工资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刘小进等基于两大经济学理论的产权问题的不同论述，分别从比较和融合两个角度对产权问题进行了探讨。西南财经大学盖凯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逻辑前提、基本假定、核心概念、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范式的基本构成要素的比较分析后发现：两大经济理论体系存在着范式耦合的可能。四、关于社会分工理论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具体内涵应是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般理论基础，对经济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南京财大钱书法等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和马克思分工理论比较研究的对策选择，就全球价值链中本土企业升级的路径与对策进行了研究后表明：本土企业可利用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大市场容量，推动分工深化与广化，加大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力度；本土企业通过创新“内生”出可以与国际品牌相抗衡的本土产品，从而自主地构建国家价值链，掌握环保、能耗和技术标准上的主动权，寻求本土企业价值链升级的“第三条路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升级，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三个转向”：即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各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等分析了马克思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指导下的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变迁历程，研究发现：伴随区域发展战略的变迁，我国区域经济格局有四条演变路径：大区协作、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东中西东北四大版块、多极发展，且区域经济格局处于动态发展的状态中。另外，多极化渐渐成为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方向，但不容忽视的是，区域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在细化区域分工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竞争，弱化了区域协作。南京财经大学周绍东认为：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式的指导下，提出了以“劳动—分工—所有制”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框架，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式的具体化。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通过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广化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矛盾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制度保证。五、关于“三农”问题

学者们还认为，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所有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客观实际，“三农”问题形成时间长，解决难度大。许多学者就关于“三农”问题的具体改革措施的具体实施提出了建议。江西农业大学包屹红运用资本论的相关原理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农村土地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后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坚持的实质是小土地所有制，强调维护农民的权益、要培育大土地所有制、提高农民在级差地租中的分配比例。西南财经大学王朝明等以市场化进程为主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切入点，解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发展的思想，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历史逻辑，提炼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基本内涵，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路径选择提供了理论参考。江西农业大学林孝丽等指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在市场机制调节涉农产业间的交换关系、参与主体的联动和经营的组织上实现优化和协调，这样才能培育与完善涉农产业系统，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江西农业大学付苹等使用马克思土地资本化理论对发展家庭农场中的土地权益主体行为选择、发展家庭农场的土地权益障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农村土地资本化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建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梅金平对社会主义农业中的地租的存在问题、表现形式和数量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历程和零赋税时代的地租问题进行了探讨。山东财经大学孔艳芳等从经济学角度对农村集中居住的不同主体进行了效用函数分析，得出了影响农民效用和地方政府效用的主要因素及其相关关系，据此对我国农村集中居住建设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陕西师范大学孔祥利等基于马克思消费理论，对我国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提出应从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加快构建和完善涵盖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农民工的消费预期；增强城市社会的吸纳和融合功能，改善农民工消费习惯；加快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体制机制创新，从消费领域加快农民工向城市居民的转化等四方面释放和扩大农民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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