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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0 15: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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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春燕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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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谋划:东京名城崛起

机遇与谋划:东京名城崛起试读:

前言

21世纪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能够拥有带动地区和国家发展的引导型城市,较之以往拥有资源、地缘、资本,以及管理优势等显得更为重要。东京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城市,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东京集聚了全日本30%以上的银行总部、50%销售额超过百亿日元的跨国公司总部,以及众多世界知名金融机构;作为交通中心,东京拥有日本最大的港口群和国际国内航空网络,高速和超高速新干线和地区铁路能够到达日本国内所有重要地区,通过航空、铁路、公路,以及海运组成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几乎能够前往全世界的各个地区。此外,东京拥有全球最强IT产业技术,拥有全球最高能效的超级计算机,并以其及时和准确的信息来源渠道成为全球信息发布的前沿。东京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成长,更体现在东京都市圈的发展,东京引领了当今世界五大都市圈之一的东京都市圈成为世界经济活力最强、最具影响力的区域,同时也带动日本经济,使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强国。

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典范,是什么促进了东京发展,促进东京在引领东京都市圈发展中取得巨大成功?一些观点认为东京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日本战后恢复和经济高增长,这一时期日本国内人口与资本等向东京集聚,政府配合战后高速增长制定的各项发展政策在东京的城市发展中发挥了显著和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高速发展之后,日本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如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给东京带来了严重打击,东京人口与经济增长放缓,银行倒闭,大公司纷纷撤离中心区,几乎动摇了当时东京重要的发展与竞争基础。进入21世纪,东京重新从萧条中走出来,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些变化说明东京的发展不仅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速增长的繁荣和成就中,影响东京的发展因素也不仅仅有政府政策、人口集聚等外部因素,还有其内部所拥有的强大转型能力。日本ハイライフ研究所2005年《东京圈都市研究调查报告》中指出“东京是时代的表现者”,在不断应对变化中积蓄能量,并在此基础上顺应不同时期变化要求,把握机遇制定战略措施,是东京跨越各个时期实现发展的关键。

东京的发展是长期的,影响其发展的城市内在转型动力是在不断应对各种形势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刘易斯·芒福德曾说:“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的现状,必须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探求城市原有的结构和原有的功能”,从东京城市发展轨迹来看,东京城市的发展变化开始于东京被称为“江户”的明治维新前,这一时期东京建设的城市交通网形成的人口集聚和经济活动开启了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尽管这一时期德川幕府作为政权控制江户地区,城市形态与功能还体现为幕府集权。在明治维新后,幕府政权移交国家,东京作为日本的国家政权中心开始集聚作为首都的政治中枢功能、金融功能、生产业务功能、军事功能、警察功能,以及居住功能等,这些活动成为东京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开始。明治后期伴随产业化和城市化,东京的城市雇佣规模不断扩大,小商贩、雇员、劳动者等职位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从农村进入城市,直到关东大地震前,东京市区面积已扩展到东京中心城区部的全部。同时铁路的建设促进了东京郊外住宅设施建设。之后的昭和时期,东京城市发展已经有了明显的郊区化特征,城市的通勤圈扩大并开始出现“职住分离”现象,特别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初期一系列的开发策略使东京的城市功能得以在更大区域内进行分布。在更大范围的首都功能疏解过程中,东京的主要中枢功能仍集中在东京都的核心区,如大手町、八重洲、日本桥、神田、霞关、永田町等是首都商务、信息、政治最高层中枢功能的集中区域;东京的副都心和郊区等成为东京生产、经营等的业务功能区,涩谷、新宿、池袋副中心在承担相关业务功能的同时逐步发展成为东京城市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东京的居住功能扩散到相邻县,并超越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向静冈县、栃木县等延伸,使城郊铁路新干线成为东京都市圈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平成时期,经济低迷影响和改变了东京城市建设向外延扩张的格局,新的生活观念和新的城市就业与居住功能平衡的“职住近接的生活型城市”建设方针,开始改变东京城市空间结构,紧凑型低碳成为城市建设新的发展主流。在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变化之后,东京又以申办2020年奥运会为契机为城市发展找到新的出路:《十年后的东京》战略规划、《2020年东京》规划,东京开始以新的面貌重新吸引新的投资,活跃市场,以六本木为代表的新的中心城“再生建设”取代城市扩张建设,低碳城市建设推进了城市智能化和综合开发。东京人口再度向中心城区集聚,再次集聚的专业化生产,地区性中心发展,区域产业合作,又一次提升了东京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也为东京进一步广域联合均衡发展进行着各方面的准备。

城市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城市发展是其各构成要素系统在外部和内部因素作用下不断演化的过程。《机遇与谋划——东京名城崛起》分六个部分,涵盖从东京崛起到东京未来设计,试以城市化、大都市圈发展,以及城市发展战略角度考察和分析东京崛起的规律、东京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东京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以及东京的城市解决方案、东京的城市个性与特色、东京未来城市发展战略。

第一部分,东京崛起。这部分包括两章内容,分别是东京历史变迁和东京跨越的基础。东京崛起着重从东京人口变迁、城市空间形态,以及东京都市圈的形成中考察从明治至平成近一个世纪的城市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归纳城市建设、城市建设管理和国家战略支持对东京崛起的影响。

第二部分,东京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这一部分分为两章并配合专栏案例考察东京产业结构转型的发展历程及特征,分析影响东京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通过东京新产业战略判断东京未来产业发展的基本走向。

第三部分,首都圈建设——东京:城市与区域关系。这部分内容以首都圈战略,以及在首都圈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城郊铁路建设为线索,考察首都圈建设及其中的东京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同时通过首都圈机场一体化方案分析东京利用区域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思考。

第四部分,城市问题解决方案。包括六个章节,分别介绍:(1)东京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中体现的以公共交通为核心的城市问题解决方案;(2)以第三方管理为主的东京出租车行业管理模式;(3)私有铁路公司利用多元化经营参与新城建设;(4)聚焦公共空间的东京新城市形态建设;(5)利用容积率管理的城市创新建设;(6)东京关注交通出行,把握城市交通需求特性。

第五部分,东京城市个性与特色。这部分有两章,根据东京城市魅力的国际比较和考察东京多方位的大都市文化塑造,总结东京国际大都市的城市个性与特色建设经验。

第六部分,面向未来的东京发展设计。这部分分为三章,通过东京2006年制定的《10年后的东京》和2011年制定的《2020年的东京》,以及国土交通省2014年的《2050国土构想》,考察不同维度的“东京——亚洲首位城市”未来愿景设计,总结东京大都市规划特征和城市崛起规律。第一部分 东京崛起第一章 东京的历史跨越

东京位于亚洲太平洋西北部,日本本州岛关东平原南端,行政面积2188.67平方公里,由区部、市部,以及岛部和郡部构成。区部为中心城区,面积622.99平方公里,现居住人口占东京总人口的68%。市部面积783.94平方公里,主要为市郊区,居住人口为东京总人口的30%。岛部和郡部的面积为781.74平方公里,主要是山岛地。20世纪初东京是一个以小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人口不足240万,一百多年中东京城市人口增长近6倍,远超日本国内人口平均增长速度,市域面积由单一城市核心区的622.99平方公里扩展到都市圈的11372平方公里。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东京的城市形态、产业结构,以及东京城市空间组织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2015年东京城市人口已超过1329万,约占日本总人口的10%,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东京是当今世界上社会保障水平、环境与生态保护、公共交通及管理等最好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城市之一。一、东京人口变迁

1.明治—大正年间(1905—1925年)

东京城市人口开始出现明显变化是1905年(昭和三十八年)的日俄战争结束后,到1925年(大正十四年)东京地区的人口增长了近10%,其中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东京中心城区部地区,影响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东京铁路交通网建设完成。东京JR铁路网建设完成于1894年,尽管这一时期的铁路交通线主要还是用于承担货物运输,但是其带动促进了东京商业及小手工业发展。从人口规模看这一时期的东京已经是当时的超大型城市。表1-1 1925年(大正十四年)东京都城市人口

数据来源:《东京统计年鉴》。

2.大正—昭和年间(1925—1947年)

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震后复兴使东京又一次出现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一时期从东京山手线各站点到郊区的铁路网开始进行建设,特别是向西南方向的铁路线建设促进这一区域的人口增长。因此1925—1947年(大正十四年—昭和二十三年)东京西部郊区以及神奈川县北部的人口在震后复兴和铁路建设的影响下明显增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由于战争及战争疏散等原因,东京人口不断出现外迁,特别是东京都心和工业地带人口明显减少,转而带动了多摩地区以及周边的埼玉县南部和千叶县北部等区域的人口增加。表1-2 1925—1947年东京城市人口及其变化

数据来源:《东京统计年鉴》。

3.昭和二十二年—昭和三十年(1947—1965年)

1947—1955年,日本开始战后复兴,东京中心区人口再次出现上升,首先是战争期间东京疏散的人口在战后重新回到市中心,即东京都的区部和市部地区,这一趋势延续到1955年。1955年后东京都中心城区的人口增长开始放缓,并开始出现负增长,昼夜人口差距的加大显示出中心城区已有了明显的商务区特性。取而代之人口出现增长的区域是东京周边10—30公里的郊区,也包括市部人口,1950—1960年(昭和二十五年—昭和三十年)多摩东部地区人口也开始迅速增长。受这一趋势影响,先是神奈川县北部(川崎和横滨),再之后埼玉县北部和千叶县南部人口也出现增加,直到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表1-3 1947—1965年东京城市人口变化

数据来源:《东京统计年鉴》。

4.昭和四十年—昭和六十年(1965—1985年)

1965—1985年,日本经济进入战后的高速增长期,东京中心城区人口减少幅度持续扩大,到1970年,东京周边10公里的人口变动相对停滞,而东京周边30—40公里,以及40—50公里范围内人口快速增长,到70年代上半叶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达到高峰,之后从1975年起,东京周边20—30公里区域人口变动减缓。进入80年代人口变动突出的区域范围已超出东京,东京周边神奈川的中部、埼玉县西部成为人口变化的核心区。此时千叶县的变化还是相对较小的,显示出不同时期内人口变化的区域性差异。表1-4 1965—1985年东京城市人口及其变化

数据来源:《东京统计年鉴》。

5.昭和六十年—平成十二年(1985—2000年)

高速增长期之后日本出现的泡沫经济继续影响着东京的人口变化,1994年和1995年东京出现人口流出现象,直到1996年后人口流出减少,人口增长再次成为主流。到2000年东京人口达到1206万人,较1985年的人口增加了23万,这也是经济低迷之后首都圈经济形势逐步转变迈向复苏的一个表现。东京企业增加,雇佣机会增加成为导致东京人口再度集聚的主要原因。表1-5 1985—2000年东京城市人口变化

数据来源:《东京统计年鉴》。

6.平成十二年—平成二十二年(2000年—2010年)

进入2000年,东京中心城区人口重现增长,其原因除经济复苏影响之外,1994年之后东京的住宅价格降低,中心城区的住宅供应量大量增加,使普通就业者在东京拥有住房成为可能,因此促进了中心城区人口增加。之前在东京成为“自有住房收入者”十分困难,许多人为了住房迁移到周边三县。表1-6 2000—2010年东京城市人口及其变化

资料来源:《东京统计年鉴》。二、城市空间的形成与形态

1.明治维新时期:构建以铁路为基础的城市框架

明治年间,东京的经济社会活动主要集中在东京的中心城区,明治维新促进了东京城市化和产业化发展,中心城区部人口快速增加。这一时期东京中心城区土地的50%是住宅建设用地,中心城出现了学徒、小买卖、小工匠、劳役等职业以及雇佣需求,这些不需要熟练技术的工作增加了东京年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也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东京的迁移。

明治期间的铁路建设是当时东京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由市内站点向外部(全国)的辐射铁路建设。1894年,从东京中心城新桥出发的JR铁路东海道线、由新宿出发的甲武铁路(现在的JR中央线)、由上野出发的日本铁路(现在的JR东北线、常磐线)、由本所出发的总武铁路(现在的JR总武线)等分别建成开通,同时建设了连接各车站的环线,形成了现在东京市内的交通主干线:山手线。图1-1 1895年东京城市规模(明治二十八年东京交通网)

2.关东大地震前东京:出现城郊新城市形态及京浜工业带

大正年间,东京颁布市区改造规划,根据该规划东京加强了城市路面电车建设,高密度的路面电车逐步代替了当时的马车成为东京市内主要交通工具。市内电车建设扩大了市民出行范围,活跃了城市经济,各电车节点纷纷成为繁华集市,如银座尾张町和上野广小路等。随着各集市的扩大,不同功能的城市基础设施开始建设,城市土地的使用性质不断发生改变。1914年,东京车站及山手线开始运营,山手线内的城市化推进了其周边的住宅等设施建设,更促进了通向郊外及临县城市与东京联系的地方铁路建设,私有企业参与地方铁路建设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东京对外通行区间不断扩大。这一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日本的工业产业发展加速,新的工厂建设从东京的城东地区向大井、品川、蒲田方面延伸形成了著名的京浜工业带;同时以丸之内办公街为代表的东京“都心”也逐步形成,东京开始出现被称作“上班族”(Salaryman)的新中产阶级,人数不断扩大。生产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了东京“都心”与“郊外”的形成,并形成了职场与住居分离的东京城市格局。越来越多的东京周边农村由于交通开通增加了居住功能而变成居住地,如东京西南东急东横线和目蒲线沿线地区由于居住条件和交通便利均成为“上班族”居住选择的集中地区(事实上这一时期在通勤交通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路面电车,铁路以货运为主)。图1-2 1920年东京城市形态(大正九年东京交通网)

3.昭和前期的东京:东京私铁交通网初建成型,促进近郊产业变化

关东大地震使东京市区房屋受损,市民向郊外迁移进一步加快。从1920年到1940年,人口的郊区化促进了城市中心区与郊外的铁路交通建设,京急、东急、小田急、京王、西武、东武、京成等现在东京的私铁铁路网在这一时期初步建设成型。此外又陆续建设了东京向西南方向的新线,同时京浜、京成、京王等线先后通过电气化实现高速化,西武、东武线也实现了电气化。尽管这时路面电车依然是城市主要交通,但山手线和中央线的运营,以及小田急线、东横线等通往郊外的通勤电车相继开通,人口的郊外化倾向不断增强,加之通车的郊区西部地区有适宜居住的环境,使西部郊区住宅开发得到加速。1915—1920年受人口迁移影响,郊区城市化快速发展,运输业、公务员、自由职业等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增加。同时,“职住分离”也进一步增强了都心的业务功能,使中心城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表1-7 东京郊区所属5郡产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东京圈都市研究调查报告》(日本ハイライフ研究所2010年)。

4.战后初期:生产复兴加强交通系统整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开始战后重建,特别是1951年朝鲜战争中的战争特许政策促进了东京战后生产和东京劳动人口的大量增加,企业发展与设备投资的增强有力支撑了东京的产业复兴。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根据《陆地交通项目调整法》,东京进一步推进了交通整合策略,加强了西武多摩川线、国分寺线、东武船桥线(野田线)的高速化建设,以及新京成铁路军用线的民用化,东急的京急、小田急、京王帝都的分割民营化等。战后东京的生产复兴、交通设施建设与系统整合,以及人口增加等进一步影响到相邻的埼玉、千叶、神奈川县等县市。图1-3 东京郊外铁路网建设完成(1955年即昭和三十年交通网)②

5.1955—1975年高速增长期,通勤铁路促进规模化郊外新城建设,地铁取代电车成为市区主导交通

自1958年开始,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各方面建设进一步加强。从1958年到1963年的5年间,东京市区办公设施开发建设达到1439万平方米。同时,承担市内交通运营的路面电车规模开始衰退,地铁成为东京交通的主导,地铁和城郊铁路实现的便捷换乘大大提高了东京市域交通运输能力。1960年前后,东京铁路东武、西武、相铁线等通往郊外地域的铁路线相继转为通勤铁路,同时私有铁路公司建设的与新城开发配套的东急田园都市线和京王高尾线也相继通车运营。经济高速增长和交通的便捷进一步推进了住宅公团和民间开发商的大规模郊区住宅开发,其中包括有影响的由东急建设的多摩田园新城和东京规划的多摩新城。这些建于东京周边郊区的大规模住宅社区满足了当时劳动人口增长对住宅的需求,据日本国土交通省东京都市圈人口分布资料,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在距离东京中心城区30公里附近的区域内,开发建设面积超过1000公顷的新城有13个之多,集体住宅社区约超过39处。大规模开发建设导致东京附近住宅地价高涨,使新的开发扩展向更远的远郊及周边县市。这一时期东京中心城区尽管开始出现交通拥堵,但是城市功能进一步集中,作为首都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图1-4 东京都市圈大规模新城建设位置资料来源:《国土交通省计划局住宅开发便览》。

6.1975—2000年以城郊铁路为核心的东京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为促进都市圈的均衡发展,东京进一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与铁路开发商(第三方)合作或日本铁路公团建设自行开发(P线方式)等方式,建设开通了JR武蔵野线、京叶线,并进行京王相模原线等城郊铁路建设。同时进一步推进将货物专用线改为客运专线,有力促进了首都圈的均衡发展建设。1990年后期由于泡沫经济破裂,东京的地价和住宅价格纷纷下落,受此影响东京中心城区人口出现回升。进入2000年代,东京重新为中心城区定位:安心安全,有丰富历史,有文化和艺术,有多样商品和更加高品质服务及商务设施的“新城市中心再生”成为东京城市发展主题。表1-8 1970年代后以第三方合作方式建设的主要东京城郊铁路

资料来源:《首都圈新城铁路一体化建设计划》整理。三、东京都市圈的形成

1.大正末年(战后),私有铁路建设扩大了东京对周边区域影响

1925年(大正十四年)作为地方铁路的京浜电铁(京滨电气铁路)在东京市区的高轮停靠站建设完成,标志着东京与周边快速交通联系的进一步加强。1929年(昭和四年)京浜电铁又开通与神奈川月见桥间的连接,1930年(昭和五年)开通了月见桥与横浜间的联系。同时为加强线路转换,京浜电铁在黄金町和横浜站之间修建了换乘车站:日之出站。1928年(昭和三年)湘南电铁通过高架铁路与横浜站连接,次年利用已建省线与樱木町通车,1930年(昭和五年)开通黄金町与浦贺间、金沢八景与逗子间的联系。1927年(昭和二年)东京横浜电铁(现东急东横线)开通了东京涩谷至神奈川之间的联系。1929年(昭和四年)小田急线在新宿与神奈川片濑江之岛间通车,实现了东京都市区经过神奈川县域核心区到县南部的快速交通联系。以上交通建设加强了东京与邻县的互动与联系,扩大了东京对周边区域的影响,特别是对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的郊区化发展的影响。1925—1947年东京京浜工业带发展形成,进一步加速了在东京周边40—50公里区域,神奈川县、埼玉县的多地区土地开发,形成了多处东京通勤住宅区。这些开发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加之1940—1947年期间受战争疏散影响,神奈川县、埼玉县内人口快速增加,其中埼玉县人口增长超过了50%。这一时期与神奈川县、埼玉县相比,千叶县的开发相对落后一些。表1-9 东京周边三县1925—1947年不同区域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东京圈都市研究调查报告》(日本ハイライフ研究所2010年)。

2.战后至高速增长期,首都圈建设促进东京城市功能的广域分布

1947—1965年,战后开展的经济恢复带动了以东京为核心的都市圈的建设,其中不断扩展的城市化也使这一时期东京周边20—30公里范围的人口增长超过10—20公里内的人口增长(表1-10)。战后的1947年神奈川县人口为200万,到1957年人口达到300万,1964年人口上升到400万,1968年突破500万。同一时期埼玉县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东上线、西武池袋新宿线等铁路沿线。千叶县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以千叶县的市川市为例,1955年建设了日本第一个住宅社区“八千代台团地”,这是千叶县与京成、东武铁路共同出资建设开发的大型社区项目。1958年,在东武铁路野田线沿线,日本公团建设了最早的公团住宅社区“江户川台团地”,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在新京成电铁沿线建设了“常盘平团地”,一系列的大规模住宅社区建设使千叶县很快分担起东京的居住功能。同时战后的高速增长和进一步的城市化也直接影响着东京及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表1-11)。表1-10 东京周边三县1947—1965年不同区域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东京圈都市研究调查报告》(日本ハイライフ研究所2010年)。表1-11 1965年首都圈产业就业构成

资料来源:据相关统计整理。

3.高速增长后期,都市圈规模持续扩大,节点城市开始发育

1965—1985年高速增长期之后,以东京为核心的人口增长方式开始转变为以大都市圈节点城市为中心的人口增长,如横浜、川崎、横浜南部等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伴随这些区域的人口增长,都市圈进一步向周边扩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965—1975年都市圈人口增长高峰是东京周边30—40公里,1975—1985年都市圈的人口增长扩展到40—50公里区域(表1-12)。同时都市圈区域的中心城区、工业区、商业区的区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表1-12 东京周边三县1965—1985年不同区域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东京圈都市研究调查报告》(日本ハイライフ研究所2010年)。表1-13 1965—1985年东京从业人数在都市圈从业构成中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据相关统计整理。

4.世界最大都市圈

进入90年代,受经济低迷影响,大都市圈人口增长放缓,尽管如此1990年到2000年东京都市圈的人口仍然增加了230万之多,其中东京大都市周边的从业者人数增加超过70万,从业人员总数占到大都市圈总从业者的63.5%,并在都市圈制造业、服务业领域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职能。进入21世纪,神奈川、埼玉、千叶县重新定位发展目标,明确了进一步加强服务于都市圈核心功能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针,2010年东京都市圈人口达到约3561万,占全国人口的27.8%,经济生产总值占到日本全国的三分之一。表1-14 1985—2000年东京从业人数在都市圈从业构成中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据相关统计整理。表1-15 全球都市圈排名(2005年)

资料来源:自由百科事典“维基百科(Wikipedia)”及其他。表1-16 东京都市圈的区域定义第二章 东京跨越的基础一、东京城市建设管理:从建设管理到制度建设管理

1.明治时期:城市建设管理的起步

明治时期城市管理是以东京的部区(旧15区)为对象,管理的内容包括了道路、桥梁、公园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明治二十一年政府为加强城市建设颁布了《市区改正条例》,在此基础上次年明治二十二年制定了《市区改正设计》,对区部道路、桥梁、公园等设施建设进行了安排。从明治二十三年起城市管理中又增加了上水道设施的建设计划。明治时期东京的城市建设还是比较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建设管理主要以保证最基础的设施建设为目标制定规划,明治三十六年的《市区改正新设计》的重点是上水道建设、道路建设、市街区建设。

上水道建设:为预防和解决东京反复出现的火灾与传染病流行,《市区改正新设计》将现代城市的水道建设列为城市建设的重点。城市规划设计水道项目从明治二十四年开始,到明治三十二年完成,历经了近10年的建设。

道路建设:在《市区改正新设计》中规划了123条线路,总长度约175公里,这些工程项目的大部分在大正七年建设完成。该计划中的线路是以路面电车线路建设为主,线路遍布整个市内街区。最初的市区铁道开通运营是明治三十六年。

市街区建设:市街区建设主要是推进丸之内地区的建设,如皇宫的护城河畔的道路建设、东京车站建设、日比谷的公园建设等,还有被称为“一丁伦敦”的具有西洋风格的办公街,其中的东京车站也于大正三年正式开始运营。

2.大正年间:震后复兴,开启以法规为基础的城市建设管理

大正八年《市区改正条例》废止,新的《城市规划法》和《市区建筑法》颁布实施。两项管理法在之后的城市建设中分别成为加强土地计划使用和城市建设区划制定的基础。根据《城市规划法》和《市区建筑法》,各地区在进行工厂布局和项目建设时首先要进行包括居住、商业及工业等在内的项目规划。《城市规划法》施行后的大正十二年9月关东大地震及火灾发生,东京市区约44%建筑设施被烧毁,尽管受灾损失严重但也使东京获得了通过依法规划震灾复兴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的机会。地震后的11月,东京《震灾复兴计划》制定完成并作为国家项目实施。从大正十三年到昭和五年的7年间,东京实施了震后都市复兴计划,复兴重建规模约达3600公顷,复兴建设规模超过了遭受地震损失的3465公顷。建设集中住宅区15个,解决2501户市民的居住。新的住宅采用的是新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集体式社区公寓,这一成果为后来日本公共住房建设提供了经验。在震后复兴和住宅建设中,以震后捐款为目的成立的财团法人“同润会”在震后建设和提供公共住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大正年间规划实施完成的城市建设还有:(1)东京中心城区(都心和下街)的城市新建及改建;(2)修建22米以上路宽的干线道路52条,总计约114公里;(3)进行规模不等的大小55处城市公园建设,其中包括昭和大道、隅田、浜町、锦糸町公园等建设。

3.战前至战时:东京城市管理范围的扩大

伴随着关东大地震的震后复兴,东京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加之工厂开始向郊区转移,城市形态扩张成为东京这一时期都市建设与管理直接面对的课题。为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城市管理采取的主要措施有许多。一是扩大开发郊外住宅:大正九年之后在东京的郊外由民间开发商开发建设的优秀住宅区不断增加。包括土地所有者也开始进行土地的区划整理,如现在的田园调布部、井荻地区的住宅地都是当时的开发建设成果。二是鼓励工厂向郊外布局:在震后复兴的同时,东京的产业能力逐步恢复,其特征是包括多摩地域的工厂开始向郊外显著集聚。这一时期城市扩张向郊区转移的另一个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31年日美交战,随着战争的扩大东京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空袭。为减少空袭的受害程度,1943年政府施行指定防空地和防空区域,引导市民大规模向郊外和外县转移,同时,城市绿地作为防空计划措施之一被列入城市规划。

4.战争复兴计划:发挥财政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

1945年日本在废墟中迎来了战争的结束。同年12月政府决定制定《战后复兴计划基本方针》,借鉴东京震后复兴,战后复兴建设方针重视土地规划及项目建设。1946年《东京战后复兴都市计划》制定完成,其中东京区部(中心城区)是建设的主要对象,计划在区部周边设置卫星城和外围城市,限制中心城人口在350万之内。土地利用方面,继承建设环状的城市空间形态,保留指定的城市绿地;在干线道路网建设方面,计划建设道路包括幅宽为100米的七条线路在内,构筑城市的放射线交通。在城区规划建设方面,计划建设规模2万公顷,超过战争损失的16公顷。但由于战后东京人口急速增加,人口以战争疏散返回的市民为中心,1947年东京人口达到382万,人口的变化从根本上否定了《东京战后复兴都市计划》。因此1949年起复兴计划重新修改,而此次计划实际建设规模只有1652公顷,主要集中在山手线、京浜东北线、总武线等铁路地区。

5.《首都圈整备计划》:顺应发展启动大都市圈建设

1955年日本进一步推进战后复兴,战后复兴计划使日本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高增长期。在这一形势下人口和产业进一步迅速向东京集中,同时也带动了东京周边地区发展,形成了以东京为核心的城市圈式发展。对此,1958年中央政府制定针对东京都市圈发展的地方性规划《首都圈整备计划》,该计划限制建成区的蔓延式开发和在生活基础设施落后情况下的人口和产业集聚。自1958年起《首都圈整备计划》先后制定了5次,伴随首都圈发展建设,每一次整备计划都有其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各次计划在充分考虑东京以及首都圈人口规模等诸多因素基础上,根据实际发展要求对城市功能、区域协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做出安排。同期以东京为核心的首都圈计划和制度还包括“首都高速公路(机动车专用道路)计划”、“加入容积率的特定街区制度”、“大规模社区与新城建设规定”等。

6.1960—1970年代:构建法规制度框架下的东京城市建设管理

高度增长期东京无序的城市扩张,以及人口过度稠密带来的城市空气污染、河道污染等问题越来越凸显。为解决这些问题,除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迫切需要控制市街区无序建设,并规范与建设行为相关的制度。1968年东京颁布新的《都市计划法》,1970年重新修改了《建筑基准法》。在新的《都市计划法》中明确了区域划分制度,如允许城市化区域和限制城市化区域,对区划及其开发活动制定了相关许可制度;在重新修改的《建筑基准法》中对都市再开发的相关政策进行了细化,加强了容积率等方面的制度化管理;对于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城市再开发,新的修改明确了只有权利人参与才可进行再建开发等制度。这些法律制度成为日后东京制定都市计划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1980年东京制定了更加详细的管理城市开发建设的《地区计划编制制度》。该制度规定地区计划编制要更多地听取市民和土地所有者的意见,要求地区计划的内容要能够综合反映社区的公园、街区道路,建筑物的位置、用途、形态,以及土地利用等情况,鼓励有地区特色的城市建设。1992年东京再次修改了原《都市计划法》和《建筑基准法》,将原来的8类建设地区细化为12类,目的是促进更加宜居的城市建设。

7.21世纪:从规划城市转向规划城市的规划制度

进入21世纪,《新都市计划法》已制定实施了近30年,为适应新的城市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2000年政府对《新都市计划法》进行“改正”以求在新时期构建新的城市建设管理方式。《新都市计划法》改正的重点是“地方分权”和“都市计划法”。

在“地方分权”改正中,都市计划决策权中的有关地方分权部分得到修改,进一步明确了都市计划各级别的分担职能。该改正的目的是发挥地方作用,促进地区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城市建设。其主要内容是:地方的都市计划相关事务可以列为地方自治事务;扩大市区街村在都市计划中的决策范围;都道府县、市区街村制定都市计划,原需要国家或都道府县同意批准认可的部分,修改为进行必要磋商;不允许在市区街村设立以“都市计划法”为基础的都市计划审议会;特定街区项目(面积为1个区以下)、再开发地区计划项目(面积3公顷以下)、生活垃圾燃烧等的决策可以由特别区决定。《新都市计划法》的改正是为构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都市计划制度,其主要修订内容包括:都市计划方针要适于所有都市计划区域;都市计划决策系统的合理化包括描述都市计划制定的理由;为促进建成区的重建,制定特例容积率适用区域制度;作为新的郊区制度,以郊区为对象制定准都市计划区域制度和特例限制区域制度。二、东京城市建设:不断成熟的基于评价标准的城市创新建设

1.都心建设

明治时期根据东京三大改造建设计划,集中进行的城市建设有银座街道建设、官厅集中建设、东京市区改造建设等。这些城市设施的开发建设标志着封建江户时代的结束,以及受西方影响的新的现代城市建设的开始。明治时期推进西洋风格的都市建设风格,东京的许多建筑物、城市街道的建设以追求西洋风格为目标,因此除有名寺院外,许多江户时代的建筑物和街道受到破坏。

大正年间东京依然重视研究欧美各种建设方法和制度,大正九年(1920年)为建设东京现代都市特别邀请了美国城市规划专家,但是之后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关东大地震后东京制定了《震后复兴计划》,虽然由于财政等方面的困难,复兴计划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对东京的城市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战后,因战争期间东京特别是东京中心城区受到很大破坏,东京希望通过重建使中心城的城市面貌能够尽快恢复,但当时的资金和建材都十分缺乏。为解决资金问题,开发商采取了“建设协助金方式”,利用企业的入住预约金保证了当时建设项目的完成。到1955年,东京都心从有乐街到大手街的许多项目陆续完成,如三菱地所的大厦建设群、金融机关大楼、新闻社大厦等,这些项目的建设标志着东京核心商务区基本建设完成。

2.副都心:创造业态的城市创新建设

1960年代东京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开始转向新宿、池袋等副都心建设,包括著名的“Ark Hills”项目。1970年代后半期,特是1980年初,东京的城市建设项目快速增加。但之后的能源危机,以及19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泡沫破裂期影响了建设的持续。在这一时期的建设中虽然有石油危机和泡沫崩溃等外部负面影响,但也有工料费下降等有利方面的因素影响。东京都心部的天王洲地区开发、惠比寿花园广场等大型都市项目都是在这一时期建设完成。

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东京城市开发特点之一是利用旧的物流基地、厂房等设施进行再开发。这种开发方式使项目获得了较大规模的建设用地,可以实施有影响和覆盖全地区的大型项目建设。在新宿副都心、Sunshine、圣路加Garden、Ark Hills等项目建设中,相对于占地面积,建设面积占有更大的比例,高密建设成为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1970年代涩谷大通公园、青山表参道、银座再生等项目备受关注,这些项目开创了东京前所未有的创造业态的建筑形式。综合性高密度建设成为东京划时代的城市建设开发模式,不仅对东京而且也影响了整个首都圈的开发建设。

3.新世纪:基于评价标准的城市再生建设

从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以促进高效土地利用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为目的的城市建设项目快速增加,紧凑型开发、多功能建设促进地区发展,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导。同时项目完成后的评价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评价标准不断提高,对不断推进的城市开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再建后的城市社区逐步迈向成熟。三、国家战略:支持城市定位与中枢功能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开始恢复,国内人口与资本迅速向首都东京集中,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政府开始为首都圈制定发展规划,即《首都圈整备规划》。作为国家战略《首都圈整备规划》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形势变化为背景,设计东京城市发展方向,到1999年《首都圈整备规划》共制定五次。在该规划指导下东京加强了作为首都的中枢功能建设,这些中枢功能在东京带领都市圈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首都圈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心。通过首都圈发展规划,使以东京为核心的首都圈的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经济增长加快,完成由高速增长向安定成长的转变,成为世界最有影响的五大都市圈之一,东京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向世界城市的蜕变。

1.国家战略(1)以东京为核心的首都圈建设

1958年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一次首都圈建设规划》。该基本计划范围是东京100公里半径内区域,计划目标年是1975年,预计人口为2660万人。《第一次首都圈建设规划》的指导方针是限制东京都的无度扩张,分化首都圈功能,缓解东京市内工业和科教机构布局拥挤。采取的措施包括:①规划建设东京都的近郊绿带;②在东京市内严格限制具有集聚效应的设施新建和扩建,加强利用增长极的扩散作用,将部分功能转移出去;③规划建设以东京为核心的首都卫星城市以防止东京都的无度扩张,吸纳由外部迁入的人口,分担东京市的部分功能。(2)定位东京首都圈中枢功能

由于人口和产业的迅速集聚超出了《第一次首都圈建设规划》的预期和控制范围,1968年根据修正的《首都圈整备法》政府制定了《第二次首都圈建设规划》。《第二次首都圈建设规划》的规划范围扩大到一都七县,计划目标到1975年。《第二次首都圈建设规划》在《首都圈整备法(修正案)》基础上,提出了巨大区域复合体的构想,其中东京承担首都圈的中枢功能。规划的建设方针包括:①加强修建铁路、公路等交通体系,调整建成区空间结构,加强中心城区的中枢管理功能建设;②综合开发近郊地区,有计划地进行城市化改造,保证城市功能与农村功能的共存;③继续培育卫星城的工业体系,同时完善卫星城市的流通、教育等功能,打造功能叠加型城市。(3)加强东京安全性,促进多核大都市圈结构发展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导致日本经济出现了短暂的停滞,但是人口和产业向东京集中的情况却没有间断过。在此背景下,197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三次首都圈建设规划》。第三次首都圈规划的区域规模与前期相同,目标年定于1986年,此次计划中政府进一步强调以东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建设方针主要包括:①进一步有选择地分解中枢功能;②促进东京大都市圈的多中心建设;③控制大学向都市圈集中,分散东京的教育设施从中心区向周边迁移;④促进产业从东京大都市向地方转移,控制首都圈的制造业扩张(这一期间的发展定位没有提出经济目标,但是许多公司总部从大阪迁至东京,加大了东京的经济集聚力)。(4)响应新时代潮流发展,进一步推进自立型多核都市圈发展

198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四次首都圈建设规划》,该规划明确了以下方面内容:①东京都心部分职能向其他核心城市转移,主要包括业务管理和国际交流等职能;②以产业自立型城市为核心形成自立都市圈,形成工业、农林水产业集群;③促进管理、国际交流和高等教育功能的培育,形成多功能圈域。第四次首都圈规划在《第三次首都圈基本计划》以及《首都改造计划》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实行建设自立型“多核多圈域”的首都圈地域结构的政策,将功能分散于各个核心城市,减轻了东京的人口和产业压力。(5)从高速成长迈向成熟

1999年《第五次首都圈建设规划》制定,目标年限到2015年。该规划在第三、第四次基本规划基础上以建设更具经济活力,充满个性与环境共生,具备安全舒适高品质生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首都圈为目标,继续强调建立“分散型网络结构”的区域多核都市圈的构想。为实现规划目标,第五次首都圈建设规划制定了包括培育、利用业务核心城市,推进广域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整治改造和都市空间职能的重组等战略措施。通过这些措施以期改变对东京中心部的单极依存,形成以业务相对独立的结点城市为中心的,互相分担首都功能的自立、互补、分散化网络型的首都圈空间结构。

2.中枢功能的形成(1)东京政治中心功能

根据第一次首都圈规划,东京都的部分国家机关开始向周边多摩地区、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区域迁移,迁出单位包括国家行政机构下属的研究所、学校、资料馆等研究、教育机构;地方性管理部门,主要是管辖范围在关东地方、东京都等的地域性管理机构;中央行政机关下属的独立行政法人和特殊法人单位,以及协会组织等。迁移体现的主要特点:一是日本的行政机构仍然在首都圈50公里圈域范围内集聚,特别是国家政府机关和东京都地方政府机构均在东京都心区聚集;二是迁移单位的业务内容具有独立性,与其他行政机构的联系密切度相对较低,在其他地区办公不会影响效率,不受区位条件的限制。因此,东京作为日本及首都圈行政机构的聚集地,其政治中心功能在扩散中始终得到进一步加强,辐射范围更加广泛,影响力关系到日本的方方面面。(2)东京经济中心功能

进入70年代《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提出以东京为政治中心,大阪为商业中心进行全面综合开发。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使许多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经济利润降低成本,从其他地区向首都圈转移,在首都圈选择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区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不少公司总部从大阪迁至东京,东京的经济中心地位不断加强。在此形势下,首都圈计划转向开发“多核多圈域”的地域结构,加强交通、通信,以及业务管理功能配置。因此,大型企业的总部进一步纷纷涌入首都圈,将生产基地和物流基地留在本地发展,将企划、人事、财务等业务职能迁入东京都。企业活动使埼玉县、神奈川县,以及千叶县承担了不同经济职能,更促进了东京都金融保险业的发展,首都圈在日本国内经济活动中具有了不可取代的举足轻重的中心作用。(3)东京人才集聚中心功能

1955—1987年首都圈每年有30—40万的净流入人口,1987年流入人口达到巅峰,之后首都圈仍然保持人口净流入水平。与首都圈保持净流入相比,1955年前后近畿都市圈也是人口净流入地区,但1970年以后,近畿圈成为净流出地区。东京集聚人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首都圈的产业结构是吸引人才的主要原因。作为首都圈主导产业的出版印刷、影音制作,以及精密仪器制造业多为创意产业,偏好有专长和创新意识的人群。二是以就学人口为主的流入人口。尽管政府在东京实施了学校、研究机构分散政策,但是首都圈高等学校的拥有率最高。三是东京大力发展金融保险业、餐饮娱乐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等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吸纳人才的功效,据统计这些产业流入人口占净流入总人口的60%。(4)东京信息中心功能

高速经济增长中的信息化发展并没有像最初人们预期的那样促使经济分散化,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相反的是,IT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也向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集聚。考察日本全国IT产业的企业分布情况,首都圈具有领先地位,三大都市圈中首都圈的企业数量是中部圈、近畿圈的两倍至三倍之多。从信息服务业来看,首都圈的企业数量是中部圈的四倍,是近畿圈的三倍。在此基础上东京以其信息获得和发布的及时和准确,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信息发布中心。(5)东京金融中心功能

经济的增长、大型企业在首都圈聚集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重工业等产业集群,特别是大型企业总部对于金融产品的大量需求推动了首都圈金融市场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首都圈金融业占全国的比重保持在23%的水平,金融市场的日益完善和健全也为这些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有序的金融环境,大部分企业倾向于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因此,以东京为中心的金融市场波动和变化直接影响着日本整体金融市场、企业和国民经济,并作为国际三大金融市场之一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经济。(6)东京交通枢纽中心

东京承担交通枢纽中心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首都圈公路建设以东京为中心呈放射状发展,历次的首都圈规划推动圈内环公路建设,旨在促进区域交通一体化和使首都圈加强与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二是经济增长时期首都圈内部随着以东京为中心的通勤圈的扩大,东京近郊地区铁路相继与东京区部相连,形成了庞大的大都市铁路交通网;三是东京国际枢纽中心的区位布局形成日本国际旅客和货物运输的集聚,使首都圈成为日本最大的物流枢纽中心。例如,日本排名前两位的国际机场成田国际机场和羽田国际机场在首都圈的区位布局为首都圈带来了大量的客货运输。从日本三大都市圈的道路里程密度看,首都圈土地面积不足全日本的1/3,道路密度则为其他两大都市圈的近2倍。第二部分 东京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第三章 东京产业转型

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东京的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基本保持在41:58左右,远高于伦敦、巴黎和纽约。但之后的几十年中日本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面临国际竞争、能源危机、汇率变化(日币大幅升值),以及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环境污染等问题,东京在跨越危机的同时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发展。其中,政策指导、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市场和社会力量影响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东京顺利进行产业转型成为国际大都市奠定了基础。一、东京产业转型背景图3-1 各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变化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报告:《产业结构规模变化概观》。

2002年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发表研究报告《产业结构规模变化概观》,总结了日本战后(1960—2000年)社会和产业发展变迁。该报告以日本战后60年代至2000年各时期的农林水产、矿产业、制造业、建筑业、水电煤气业、商业与小商品、不动产业、运输通信业、服务业等各产业附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变化,考察分析了日本各个时期产业结构变化与社会发展(图3-1)。如6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日本各产业附加值平稳增加,发展最快的有运输、建筑等,最大涨幅达到15.4%,表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处于高度增长的时期,但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没有太明显的变化。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半期,各产业附加值变化幅度急剧减小标志着日本经济进入安定增长的时期,但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国际方面是能源危机、汇率变动以及对外经济摩擦的不断升级,国内方面是劳动力成本等持续上升等。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改变了日本以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格局,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之后是80年代后半期产业附加值变化幅度再次急剧扩大,变化幅度平均超过了10%,之后缓慢回到原点显示了泡沫经济时期特点。进入90年代从附加值变化幅度看这一时期,制造业和不动产以及服务业比重发生很大变化,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趋势更加明显。这是由于9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长期衰退时期,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在金融、通信服务等行业部门实施了各种制度改革,降低了行业准入,打破行业垄断,促进了金融、租赁、广告、信息服务、研发支援,以及各种专业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在90年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在结构中的比例也出现过转折,其原因是日本信息技术进步带动了相关制造业。由于信息技术进步,日本成为世界IT产业的基地,不断扩大的对外出口,外加个人电脑、民用手机需求的增加、相关产业投资扩大等使制造业附加价值增幅扩大。总之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几十年的产业发展重点体现在服务业比重的不断快速上升与制造业规模在不断缩小的同时向高附加值生产转型的过程,尽管其中有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裂使日本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但产业发展的总趋势依然是在危机中实现发展,形成了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二、东京产业结构的转型历程

1.60年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产业转型

1960年代是世界经济的高增长期,受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国家影响,日本相关的劳动密集型的纤维制造行业和原材料行业受到影响。为此东京的制造业企业利用其在机械工业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以国际先进水平为标准转向金属制品、一般机械、电气机械等代表先进技术的机械工业生产。同时把以纤维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钢铁产业为代表的原料生产向东京都外的周边区域转移。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东京利用比较优势在首都圈范围实现了制造业结构的初次转型。

除制造业外,这一时期农林业的就业人口为总就业人口的1%,工业占34%,建筑、运输通讯和批发零售行业分别占8%、6%和26%,金融保险、服务业和公共事业从业人员分别是4%、17%和3%。从就业人数和产值看,制造业和批发零售在各产业中所占份额相对突出。在这一时期东京集中了都市圈59%的从业人员,特别是金融和服务业以及批发零售业人员的63%以上在东京,房地产的就业占比超过了72%。表3-1 1965年东京产业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东京统计年鉴》。

2.70年代:节能型产业发展

197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石油危机,由于石油危机导致能源价格快速上涨,影响到能源高消耗行业的生产。但是在东京,石油危机刺激了节能和资本分配率较高的低耗能产业,如电气机械、运输机械等重工业加工型产业的发展。1970年代至1980年代,技术的进步推动以东京为首的首都圈制造业开始转向电气及运输机械业生产。

1970—1979年,东京的农林产业就业人数减少了1.8万多人,包括制造业、矿业、电力等工业的就业下降了7个百分点,同时批发零售和服务业上升了2—4个百分点。此外,东京都市圈的就业人员分布情况也发生变化,东京的就业者比例从高速增长期1970年的48%下降到接近42%,服务业、批发零售和金融业就业人员分别下降了8—10个百分点,特别是批发就业人员比例下降了近10%,显示了首都圈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首都圈区域实力的扩展。表3-2 1970年东京产业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东京统计年鉴》。

3.80年代:新技术带动高附加值生产

1980年代,日美协议导致日元上升,同时,纤维产业和食品行业在亚洲新兴国家崛起,使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大大降低,在这一时期东京制造业利用技术进步促使电气机械、运输机械的生产实现了向高附加值转型,由此抵消了日元升值带来的不利,技术进步使电气机械、运输机械业表现出强有力的竞争力。

1980—1989年这一时期,除农林以及工业的就业比例进一步缩小外,最突出的特点是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大幅度提升,提升了6个百分点,此外是公共事业就业人数比例的缩小。表3-3 1980年东京各产业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东京统计年鉴》。

4.90年代:创新实现制造业众多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开发与生产

1990年代产业变化特征之一是科技应用于产业升级。在这一时期东京除电气机械、运输机械生产外,还加大了食品产业以及化工产业生产。科技的创新实现了东京众多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这种情况至2003年开始改变制造业附加值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较低现象,并从2004年起带动首都圈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再次增长。

90年代产业结构依然持续前期的发展趋势,服务业就业比例保持了6%的增长,农林业和工业制造业就业人数进一步下降,工业的就业人数比例下降5个百分点。同时,都市圈的就业分布变化出现相对和缓的迹象,东京实际就业人口比例占首都圈就业人口的37%,较上期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和公共事业比例分别是40%、39%、39%、32%。表3-4 1990年东京各产业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东京统计年鉴》。表3-5 2000年东京各产业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东京统计年鉴》。表3-6 东京都市圈产业从业人员分布变动

数据来源:东京都政府网站数据整理。表3-7 东京及都市圈周边区域产业就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东京统计资料整理。三、东京产业结构转型的战略选择

1.制造业向都市圈腹地延伸

在1965—2000年的东京产业变化中,从内部结构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制造业从产值到就业人数在结构中比例不断下降是总的趋势。而从外部变化看,其特征是东京制造业在不断地向周边,即都市圈的腹地转移。从1965年至2000年期间各东京及都市圈周边三县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动情况看(表3-8),1965年东京周边的就业人数是都市圈总就业人数的41%,2000年上升到63.5%,其中制造业方面,1965年东京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为176.1万人,与其周边县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是59:41,2000年东京制造业就业人数为92.8万人,较1965年的就业人数减少了83.3万多人,同期东京周边区域制造业就业人达到203.9万人,较1965年的制造业人数增长了38.7%,东京和周边区域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比为31:68,大都市圈周边制造业规模大大超出了东京。到2000年东京制造业就业人数在产业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是15%,东京周边大都市圈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比重为32%,大都市周边制造业的结构就业规模超出东京一倍以上,彻底改变了东京都市圈制造业的分布格局。表3-8 东京及都市圈周边就业人数比例变化显示的产业腹地转移特征

资料来源:《东京统计年鉴》整理。

2007年国土省发表首都圈产业变化动态报告,进入2000年后以东京为首的首都圈制造业投资额不断增加,年度平均投资额占到国内年度制造业投资总额的约18%,新增企业占到国内新增企业总数的23%。从投资分布看群马县、埼玉县、栃木县等为核心的首都圈腹地北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高过东京早期的制造业基地临海工业带所属的东京南部地区(图3-2)。作为东京腹地的北部投资大于南部,再次表明东京制造业还在进一步地向都市圈腹地延伸。图3-2 日本首都圈制造业产业投资变化资料来源:日本国土省:首都圈产业变化动态,http://www.mlit.go.jp/hakusyo/syutoken_hakusyo/h20/h20syutoken__files/1-2.pdf。

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东京都市圈物流走向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首都圈产业向腹地延伸的活动特征(图3-3)。东京都市圈物流量最多的地区集中在首都圈各县,特别是周边三县,且物流运输的流向并不集中在与东京之间,而是各县相互之间。不同县域间的物流以及东京都市圈对外的物流量均大于都县内部物流量,物流运输的流向表明东京与都市圈各都县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说明都市圈内部各县之间以及与圈域外区域之间的独立联系。图3-3 首都圈物流量分布资料来源:日本国土省:首都圈产业变化动态,http://www.mlit.go.jp/hakusyo/syutoken_hakusyo/h20/h20syutoken__files/1*2.pdf。

2.中心城区保持相当的经济实力

从东京都市圈规模看,中心城包括东京区部的23个区和市部,总面积合计为1406.8平方公里,约占东京都总面积的64.1%。在这个区域中集中了东京城市95%以上的产业活动和从业人员,以及从业人员规模在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1965年—2000年在东京的制造业不断向都市圈周边区域转移集聚时,东京的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中心城区的企业与从业人员在都市圈总体就业规模中所占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如此,东京的就业规模在都市圈范围内仍然保持了37%的水平,此外在企业转移的同时,制造业大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区集聚的现象更加突出,东京的23个中心区集中了87%以上的企业总部,不仅如此,制造业结构调整,企业向周边疏解,但东京仍然保持了使一定比例有实力的制造企业留在中心城区。表3-9 东京从业人数占东京都市圈相关产业比重

资料来源:《东京统计年鉴》。(1)东京中心区的制造企业分布

根据2008年东京都总务局发布的《东京工业》调查,东京拥有制造业企业约4.2万家。从企业生产类型的区域分布来看,生产用机械等机械类的生产制造企业主要集聚在以大田区为核心的城南地区,企业规模占企业总量的约16%;印刷等与文化相关联的生产和金属制品制造较为集中于城东地区。东京的城南和东部区域是东京制造业最为集中的区域,有近47%的制造业企业集中在这一区域,创造的制造业附加值占比达到33.4%。其中最典型的区域是大田区、墨田区、葛饰区和足立区,大田区拥有10.9%企业和8.8%的从业者,墨田区拥有8.4%的企业和5.3%的从业者,葛饰区拥有7.8%的企业和4.3%从业者,足立区拥有7.7%的企业和5.3%的从业者。在东京都的中心区域、副都心区域,以及城北等地区主要集中的是印刷相关产业和食品产业,这一区域的制造业附加值贡献率11.9%。东京的汽车运输用机械、信息通信机械、电气机械等电气相关产业主要集中在多摩地区,这一地区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6%,附加价值贡献率为46.8%。总体上看东京制造业企业的80%集中在东京区部的23个区,创造了东京制造业附加价值的半数以上。(2)中心城制造业主要生产图3-4 东京中心城区的制造业分布资料来源:东京都总务局《东京工业》2008年调查。

在2008年东京都总务局《东京工业》调查报告中,东京制造业从业者人数位居前七位的是印刷及其相关产业、食品业、金属制品业、运输用机械制造、电气机械和生产用机械制造、业务用机械制造、信息通讯机械制造。七大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分别占制造业从业人员总数的18.7%、8.9%、7.3%、7.0%、6.5%、5.0%、4.5%。从企业数量看,位居第一的是印刷及其相关产业,拥有生产企业6984家,占东京企业总数的17.4%;其次是金属制品业,占企业总规模的14.6%;居于第三位的是纤维制造业。印刷业及相关产业无论是从业人员规模还是企业数量都位列第一,食品行业以吸纳从业人员数量获得第二排名,而在吸引众多的企业投资方面金属制品业和纤维行业排名前列。因此东京制造业的主要生产有:印刷及其相关产业,金属制造,纤维制造,运输用机械、电气机械生产,以及业务用机械制造和食品制造等。其中印刷及相关产业不仅在东京占比居首位,其在日本国内相关行业中份额占23.5%,也居首位。(3)东京中心城产业实力图3-5 2008年东京制造业从业者分布资料来源:东京都总务局《东京工业》2008年调查。图3-6 首都圈制造业产业类别资料来源:东京都总务局《东京工业》2008年调查。

图3-6是2006年东京都市圈制造业支柱产业生产排名前15位的产品,其中包括汽车部件及附属品、机动车制造、石油精制业、印刷业、医药品制剂制造业、无线电信机械器具制造、高炉制铁业、其他电子部件制造、半导体装置制造、石油化学基础制品,以及工业用塑料制品等。这些产业代表着东京都市圈制造业的主要生产类型和竞争力。在这些生产中集中在东京的有印刷业、金属制品业、运输用机械制造、业务用机械制造、信息通讯机械制造等。

根据东京总务局2008年度《东京工业》调查,东京区部的23区中城南部的大田区附加值产出率为8.5%,在东京都市圈中居于首位,板桥区、墨田区、足立区、江东区的附加值产出率也分别是6.3%、5.3%、3.8%、3.6%,充分显示了东京区部高附加值的生产能力。2008年东京区部的生产总值占全市的46.7%,创造价值比重为53.2%;郊区产值占东京都制造业产出总量的53.3%,创造附加值占比重为46.8%。

3.自主创新实现高附加值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经济从“贸易立国”开始转向“技术立国”,伴随着政策的转变以及制造业转移和产品竞争的加剧,东京出现了一批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如以大田区为中心的制造业产业区就是其中重要的技术创新核心区。这些企业改变了原有制造业的内涵,出现了与工业有关的研发和技术创新,更多以科学技术应用为主的生产及向生产服务业延伸的制造主导了东京制造业的发展态势。东京以往以批量型生产为主的企业开始聚焦新产品的试制研究和开发,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高精尖新产品生产成为东京企业发展战略的重点。

2007年日本产业省对首都圈制造业企业经营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首都圈制造业企业中约有70%的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10年以上开展研发活动的历史,且有新技术、进行产品开发或已实现创新研发的企业有56.2%。在这些拥有专业技能或制作技术的企业中,大企业的优势在“制作技术”方面,中小企业的特长是在“切削加工”、“金属加工”等加工技能方面,不同的技术优势形成东京自主创新的高附加值产品。调查还显示在东京包括都市圈在内,65.3%的企业将产品研发作为日常生产经营中最重要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些企业视创新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环节。从东京都市圈制造业生产统计看,东京制造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电器和精密器械、高级配件和生产器械制造业,以及石油精制业、印刷业、医药品制剂制造、无线电信机械器具制造、高炉制铁业等高附加值生产领域,此外还有电子部件、半导体装置制造、以石油化学为基础的产品制造、工业用塑料制品制造等,这些产业都是高科技作支撑的高附加值生产。正是由于企业坚持不懈地增加生产的技术含量,为东京在内的都市圈制造业的高附加值产出创造了基础,这也是东京制造业在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得以生存的重要保证。自主创新实现高附加值不仅在制造业,2010年日本文部省组织了全国企业创新活动情况调查,此次调查中显示东京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企业开展和实现了创新活动,其中,中小企业中开展创新活动的达60.6%。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遍及各个产行业,不只是制造业,服务业也在开展各种企业创新,如人力资源开发、组织流程改进、企业知识积累、客户关系和品牌形象深化等。调查还显示大企业开展创新时,有能力通过从外部购买技术(设备引进技术)等多种方式进行,中小企业则更多的是通过企业集团内部进行的技术转让和以产官学合作为基础的技术利用及开放信息。

4.中小企业为核心是东京产业的一大特点

图3-7是东京都总务局按企业就业人员规模整理的东京制造业空间分布情况,根据东京都总务局的企业就业人员报告,东京制造业企业从业人数不足10人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73.4%。其中36.9%是1—3人的企业,36.5%是4—9人的企业,而拥有300人以上的企业仅为1.4%。东京以中小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发展特点一方面体现了超高商务成本环境下制造业存活发展的特殊形式,同时也反映出东京制造业产业内部分工的专业化细化。此外据统计,在东京区部核心区27.1%的企业人数为1—3人(东京1—3人企业的平均分布率为36.9%),10人以上企业占41.2%(区部10人以上企业平均分布率为26.7%);副都心1—3人的企业为27.7%,4—9人企业为44.3%(东京4—9人企业有36.5%);城东区的近都心地区1—3人企业为41.9%;城东周边地区为44.2%。比较东京核心区、副都心和城东地区,1—3人企业更多分布在城东或城东靠近中心城的地区,4—9人的企业相对更多分布在副都心。相比较之下较大规模企业多分布在东京都中心区、副都心及多摩地区,在多摩地区1—3人企业的比例为27.1%,低于平均数(36.9%),4人以上企业占比高出区域平均数(36.5%)。总的来讲,都心、副都心及多摩地区更多吸引了人数相对较多的有实力企业。图3-7 按企业从业人员规模划分的东京制造业分布情况资料来源:东京都总务局《东京工业》2008年调查。四、推动东京产业转型的主要原因

东京产业结构转型与发展,除了受上述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影响外,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长期发展规划

东京与纽约、巴黎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政府在推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影响也是长远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相继出台了五次首都圈规划,持续推进首都功能分解和“多核多圈层”的多中心结构大都市圈建设。在五次规划强有力引导下东京周边,特别是神奈川、千叶、埼玉三县人口快速增长,功能建设加速,基础设施规模不断加大。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东京制造业不断向外延伸,带动了周边区域的服务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与制造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金融、信息、商务企业发展及其总部向东京中心区高度集聚,并影响和带动了东京各区围绕金融、批发、信息等相关产业发展专业服务业。如东京湾地区将出口为导向的产业模式改造成商贸中心模式等。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成为东京产业转型、城市功能转型和集群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形成了东京服务业多层次、多样化、网络化结构的发展特征。因此可以说历次的规划为东京及都市圈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五次首都圈建设规划在国土资源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及工业布局、城市再开发、地方经济振兴、人口与劳动力的调整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规划,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

在1958年编制的第一次发展规划中,为了防止城区人口和产业的过度集聚,提出在建成区外围布局卫星城。1959年就促进大型工业企业向郊区或外部转移,制定出台了《工业等限制法》。

1976年出台的第三次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在首都圈中分散中枢管理的功能,建立区域多中心城市复合体的设想。该设想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什么范围内分散中枢管理职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因此未能得到很好实施。但该设想对80年代的东京新宿成为东京的城市副中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进入80年代,东京的服务业迅速发展起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逐步形成,在此背景下政府发布了第四次规划,提出了发展新的产业核心,即形成城市副中心和核心功能区。积极发展企业的业务管理、城市服务等功能,培养国际业务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

在90年代末制定的第五次规划中,提出了要加强信息交流,完善交通指挥系统,构筑高效的广域性物流系统,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充分再利用,培育和发展“业务核都市”,形成“分散型网络结构”都市群,在此基础上发挥区域一体化功能,最终实现“广域合作战略”。

2.着力培育中小企业

东京一向重视中小企业发展,作为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东京对于中小企业的培育集中在风险费用共担制、企业创新机制的形成,以及援助的专属性和系统性方面。东京的各个区均有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直接申请获得资料资讯、辅导等基础援助,也可以以促进地区发展为目标提出申请,经地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审核,由东京中小企业经济产业局确认,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将负责为企业的生产活动安排战略策划等援助服务。在中小企业援助过程中,各地区的中小企业援助中心负责向企业定期派遣专家或企业咨询公司,为中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全程服务。专家包括来自不同领域的律师、专业工程师,以及中小企业顾问等。专家的选派是根据各企业经营内容、发展阶段,以及创新项目等情况决定的。

东京的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印刷出版、纤维、电子信息产品、传统工艺等都市型制造业中,这些行业能广泛吸收就业且具有污染少、占地少、附加值高的特点,同时与信息、创意、服务等产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东京通过扶持中小企业以促进东京的相关产业发展和城市转型。

3.推动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

促进东京产业发展与转型的因素有多方面,其中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不同科技发展战略和制定的相关政策制度对于东京的产业发展与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其中的关键是各种政策作用使更多企业应用科技促进生产。

战后初期,日本的科技还相对比较落后,根据实际情况政府采取了鼓励引进、模仿吸收的科技发展战略,大量从欧美引进先进技术支持本国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

进入80年代,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政府的科技发展政策重新进行调整,1986年内阁会议通过的《日本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正式提出“科技立国”的建设方针。“科技立国”的提出受到各级政府和企业的极大重视,特别是制造业纷纷制定“科技立社”和“科技兴社”战略,形成了从政府到企业多层次推动的,科技带动产业发展的新的发展局面。

进入90年代,创新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关注点,1996年文部省以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为目标发布了第一期《科学技术基础计划》,该计划是以国家科学技术投资、人才培养、创新体系建设为主要任务,积极推进以产学官联合为基础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2001年文部省关于创造世界级知识型创新集群,促进形成地区产学官联合创新体系的第二期《科学技术基础计划》通过了内阁批准。2006年为进一步适应产业集群的发展形势,文部省向内阁提交了第三期《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并获得通过。此次计划在重点援助发展世界级知识型创新集群的同时,特别新增了扶持项目规模虽然小,但具有地区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带动和提升地区竞争力的社区级的创新活动。2011年第四次《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发布,该计划在前几期计划基础上再次强调产学官联合的创新体系建设,明确《科学技术基础计划》的创新体系构建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世界级“知识型创新”为目标的产学官合作,包括围绕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从科研项目开展到成果应用各环节都具有战略性的项目;另一种是不限规模,以体现区域特色为主,以影响城市和社区发展为重点的产学官合作项目。

在一系列的发展战略中,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科技立国”指导下的《日本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和《科学技术基础计划》使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得到不断提升和扩展,日本的一般工业技术和高科技应用等已在很多项目中超过欧美,更多的企业开展创新开发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产品生产。

4.重视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种要素的集聚

东京的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网络化。网络化基础设施,促进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协同与合作,促进产业上下游的调整和各种要素的自由流通。目前东京市区之间、与周边城市之间已形成以轨道交通为主、高速公路为辅的客运网络体系。在推进这一网络化体系建设过程中,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一是在每次的城市发展规划中,都遵循“交通先行”“优先公共交通”原则,使公共交通能发挥最大作用。二是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的投入力度大。如对市郊铁路建设,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高额补贴(建设费的36%)。发达、网络化的交通等基础设施,促进了各区域、周边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都市产业布局调整。如2005年东京白天人口达到1498万人,超过常住人口256万人,其中流出49万(在东京居住,在周边县市工作的人口),流入305万(在其他县市居住,在东京工作的人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心3区的白天人口与夜间人口(常住人口)之间的差均超过5倍,千代田区更是高达23.7倍。同时,便捷的交通和发达的信息网络,也促进了企业的“总部”向中心城区集聚。

除交通设施外,教育及信息技术设施等作为东京基础设施,为金融、银行、保险、物流、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东京集中了日本17%的高等院校和短期大学,总人数的34.27%受过大学高等教育,这些资源和人才储备,为东京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除此之外东京还集中了日本国内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其中包括国家级科研机构,还有大量的民间科研机构,特别是与东京活动和产品研发关系密切的科研及工程研究部门,这些机构有力地促进了相关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在政策方面,政府制定的规划在巩固全球金融和全球商务中心地位的同时,着力打造以知识和信息为主的服务业基地。2013年《新成长战略》支持东京设立“特别政策适用区”加强混合功能建设,促进核心区商业功能,聚集扶持东京服务与商务功能的发展。

5.推进行业改革,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石油危机后出现的经济衰退,提升产业部门的竞争力,开始摸索实施放宽垄断行业的准入条件、缩小公共部门规模等制度性的改革。80年代中后期,日本逐步实施以市场准入制度和价格调控制度(价格规制)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放宽了对通信、电信、电力、交通运输和金融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加快了其民营化的进程。进入90年代以后,政府部门的市场准入制度改革被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范围开始从80年代的个别行业逐步扩大,目前日本的制度改革涉及包括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在内的16个方面。

改革推动了东京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如1985年开始的通信服务业民营化改革以及通信服务市场准入制度的改革,促进了东京通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东京的电信服务企业到2006年已发展到21326家,从业者人数达75万人之多。五、东京产业转型的主要成果

1.有力支撑实现规划制定的城市发展目标

东京产业转型对实现规划制定的城市功能定位及发展目标起到了非常突出作用。五次首都圈建设规划目标是实现大都市圈各类产业、公共服务功能的相对均衡,疏解东京中心区部分功能,使首都功能由首都圈的都县共同承担。东京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部分制造业向周边转移,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区域服务业发展,这一变化实现了规划提出的建设和发展新的产业核心,形成副都心分解都心部分产业和政务功能,缓解中心区的压力等规划目标,同时总部积聚、金融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也为东京中心城保持中枢功能的大都市圈规划设想提供了支撑。

2.形成更大的有利服务业发展的区域空间

东京产业转型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人口以及大量生产型工业企业向郊外转移,同时企业的管理层及服务功能、都市型工业向中心城市集中。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向郊外转移相应地激发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幅增长。同时产业的空间布局打破了原有地区间的相对封闭与分割状态。即在各种不同的功能区之间、城区与郊区之间形成了有效的互动。这种状态,一方面使服务业内部结构得到有效提升,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另一方面也将制造业与周边城市进行整合,避免恶性竞争,集中精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人口等要素资源的自由移动一方面促进了中心城区高端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也促使郊区服务业发展。

3.促进新城建设带动了都市圈的发展

东京产业转型,制造业开始向郊区转移起于70年代。在这一过程中,新城成为制造业向外扩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也促进了都市圈的功能分布与发展。如横滨和千叶发挥国际空港、港湾的工业集聚地功能,埼玉成为政府机构、生活、商务职能集聚地。筑波新城成为高科技产业集聚地。新城通过各自的腹地,保障了制造业长期的发展,而制造业的迁入也为加强新城相对独立的城市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4.形成高附加值生产

根据2002年的首都圈产业情况调查,东京与周边三县的产出及实现附加值比分别是46.7:53.3与53.2:46.8。作为世界商务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东京产业转型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生产为基础,这也是高商务成本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多年来在日本全国的高附加值制造业排列中,东京的中小企业生产一直排名前列,特别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印刷以及相关产业位列第一,成为东京高附加值生产的代表。东京制造业中小企业是东京生产的主力,创造附加价值占行业创造附加价值的65.0%,这些企业分布在东京的各个区域,不仅在创造价值方面,在就业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5.促进了企业开展内部技术创新

东京制造业企业在产业结构转型中持续发展,是由于产业结构转型促进了企业内部创新,使企业寻找更具竞争力的专利技术。以东京的制造业企业为例,如汽车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产业转型中靠技术使国产车在质量和性能方面在国际市场上胜出。到70年代企业利用在设计和控制排污方面的技术优势,以环保节能、经济实用为特点跻身国际市场。企业以自己所拥有的独特技术优势实现了制造业发展,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确立日本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在东京及首都圈制造业企业中约有70%的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六、结语

1.把握发展机遇是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

东京产业发展与转型都与各个时期的国际经济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1960年代日本和世界经济处于高增长期,竞争压力迫使东京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比较优势实现制造业结构转型;同样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能源价格快速上涨以及日元汇率上升等形势,通过技术进步以及将高科技应用于产业升级创新,实现高附加价值产品开发与生产的多层次转型发展。

2.腹地为都市圈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空间支撑

东京都市圈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从其主导产业的分布看,汽车部件及附属品、机动车制造、石油精制业、印刷业、医药品制剂制造业、无线电信机械器具制造、高炉制铁业、电子部件制造、半导体装置制造、石油化学基础制品,以及工业用塑料制品等多分布在东京周边,东京制造业优势则以印刷及其相关产业、食品业、金属制品业,以及纤维工业为长,东京周边作为都市圈腹地为汽车部件、石油精制、医药制品,以及机械器具制造等制造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

3.城市基础设施完备是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基础条件

东京拥有众多的知名高校,是日本国内重要的研究开发基地,同时东京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通信设施、金融服务环境,以及城市环境等都在东京制造业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东京都市圈的北港新城制造业发展,就是由于新横滨有便捷的交通基础,同时周边有许多以电子、电器机械、运输用机械、食品和化工等为主的研究所,形成了新横滨民间企业研发基地,这些研究所的聚集,从川崎市到多摩地区及神奈川县西部地区,诱发了相关制造产业的聚集,同时该地区内也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使生活环境得到改观,优美的环境也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发展。

4.追求以新技术为前提的制造业高附加值生产

从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日本汽车产业依靠技术使其汽车的质量和性能在国际市场上胜出,70—80年代日本制造业利用在设计和控制排污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以环保节能、经济实用为特点跻身国际市场。1990年代日本企业又以独特的数字技术优势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不断地确立日本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坚持不懈地增加生产的技术含量,为东京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生产创造了基础,也支撑了东京及其都市圈制造业跨越不同时期困境实现了长期持续发展。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和精密器械制造、高级配件和生产器械制造、石油精制、印刷、医药品制剂制造、无线电信机械器具制造、高炉制铁业,以及电子部件制造、半导体装置制造、以石油化学为基础的产品制造、工业用塑料制品制造等证明了依靠高科技才能促进这些行业获得高附加值和不断发展。第四章 新时期东京产业的发展趋势一、产业发展趋势Ⅰ:东京中小企业援助

200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了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援助战略,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东京经济产业局以促进地区发展为目标制定了中小企业创新援助计划。该计划以各区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为责任单位,对所辖区的法定“中小企业”进行公开招募,企业以促进地区发展为目标提出申请,经审核筛选和经济产业局确认,由地方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开展创新援助计划。

1.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目标

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目标包括为增强地区的企业竞争实力,协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整合社会管理资源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机制建设。

协助解决中小企业问题是指通过政府的职能作用引导社会多方面资源在中小企业的创新事业中发挥作用,促进中小企业更快克服市场方式无法解决的中小企业创新难题,实现发展。

增强地区的企业竞争实力是政府利用各区市中小企业援助中心作为与中小企业互动平台,通过向企业派遣专家及购买咨询公司服务等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面多方位服务,为中小企业创新也为企业参与产业分工创造条件。使中小企业相互之间,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从各自分散变成一个有机整体。

整合社会管理资源。通过中小企业创新援助计划实现扶持系统管理资源的整合,调动包括中央政府(经济产业省)、管理执行机构(地方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社会智囊(专家和咨询公司)在内的多方面资源。援助计划从中小企业提出创新构想开始,包括对企业的创新优势分析、市场化评价,直至融资战略策划实施等均有专门机构和专属的特派人员全程负责跟踪扶持,其扶持的范围、力度,涉及的内容满足了中小企业创新各个阶段的需要。

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机制建设。中小企业创新援助计划评审标准包括企业具备的创新机制。其目的在于促进企业对创新机制建设的认识,保证企业能够应用先进的思想、科学的方法、新颖的技术,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实现创新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2.援助的内容

援助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基础支援。主要是接受中小企业提出的各类问题,对中小企业希望获取的支持按领域进行归纳整理,形成便于操作的解决路径图或表。对企业提出的技术问题,选择相关领域或寻找专利创新技术为其拓展业务提供参考。如为企业创新提供相关活动信息、相关创新的参考书目、相关创新开发和参考书目被引用的情况等,分析企业同这些相关技术之间的优势关系,或帮助企业找到可利用的具有通用意义的专利技术等。(2)战略策划援助。协助企业研究和制定开发计划,如商讨市场开发战略,根据市场动向结合与其他企业优势比较,讨论该企业的开发计划等。分析海外市场动向,比较利益和成本,引导企业制定生产制造、市场开发、销售能力,以及创新产权保护等方面对策。(3)项目评价援助,对企业开展创新业务的方针进行评价,并以此评价为基础,帮助和促进企业开展和实现融资活动。如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和融资,发展和完善以中小企业为对象的金融机构。通过各区的信用金库、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信用组合和劳动金库等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4)促进中小企业和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实现产业振兴政策推动政策的“菜单”化及重点化、网络化;(5)搭建各种专业服务的平台,为中小企的经营、产品开发和产品销售提供支援服务。

3.援助的方式

中小企业创新援助计划的援助方式是在招募、申报、审批的基础上,由各区市中小企业援助中心负责根据具体情况派遣专家或企业咨询公司定期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全程服务。专家包括来自不同领域的律师、专业工程师,以及中小企业顾问等。专家的选派是根据各企业经营内容、发展阶段,以及创新项目情况等决定。对于这些内容,中小企业援助计划提出了相关的援助活动原则、援助专属性及风险共担等要求。

在中小企业创新援助计划中,对于中小企业创新援助活动内容和形式等没有统一的要求,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和创新意愿提出申请。各区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实施和开展援助活动的原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求企业拥有专门制定创新战略和执行或利用创新成果的组织或体制。二是创新援助能够配合企业专有的技术基础。三是援助内容根据中小企业所处的具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开展支援。

援助的专属性和系统性。派遣专家及援助的具体内容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和申请意愿决定。专家包括律师、技术人员、中小企业专家,以及专业的咨询公司等,每一项援助都有个性差异。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和创新意愿提出申请后,负责援助的各地方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根据企业具体情况组织编制和实施创新援助计划,利用创新起步、战略策划、融资活动等不断跟踪实现针对性、全过程、系统化的援助。

风险费用共担制。关于专家派遣费,政府特许支付费用的1/3,剩余部分的支付形式没有统一限制,有由各地的中小企业援助中心负责支付的,也有由中小企业援助中心和企业按比例支付的,很多情况是中小企业承担专家派遣费用的部分,具体分担比例各地区存在差异,一般是各地方根据地方情况和援助项目具体制定。二、产业发展趋势Ⅱ:“知识型创新集群”战略

长期以来在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和企业创新发展中,日本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文部省作为政府在国家层面推进创新的主要职能机构,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积极鼓励和支持产官学的联合,促进“知识型创新集群”的形成。这些政策也成为新时期东京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科学技术基础计划》

进入90年代创新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关注点,1996年文部省以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为目标发布了第一期《科学技术基础计划》,该计划是以国家科学技术投资、人才培养、创新体系建设为主要任务,积极推进以产学官联合为基础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2001年文部省关于创造世界级“知识型创新集群”,促进形成地区产学官联合创新体系的第二期《科学技术基础计划》通过了内阁批准。2006年为进一步适应产业集群的发展形势,文部省向内阁提交了第三期《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并获得通过。此次计划在重点援助发展世界级“知识型创新集群”的同时,特别新增了扶持项目规模虽然小,但具有地区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带动发展并提升地区竞争力的社区级的创新活动。2011年第四次《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发布,该计划在前几期计划基础上再次强调构建产学官联合的“知识型创新集群”,其中明确了“知识型创新集群”构建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世界级“知识型创新集群”为目标的产学官合作,包括围绕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从科研项目开展到成果应用各环节都具有战略性的项目。另一个是不限规模,以体现区域特色为主,以影响城市和社区发展为重点的产学官合作项目。四次《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对知识创新和“知识型创新集群”构建进行了不断提升和扩展,强调在实施过程中重视加强项目主体与区域组织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重视促进地区发展。

作为致力于推进创新发展的重要科技发展战略,《科学技术基础计划》是从推动科技创新,形成“知识型创新集群”的角度提出,目的是明晰“知识型创新集群”内涵和确定以产学官合作为构建“知识型创新集群”的基础,通过产学官合作形成的“知识型创新集群”促进新时期东京产业的创新发展。

2.“知识型创新集群”的内涵

在《科学技术基础计划》中明确“知识型创新集群”与传统的以工业园区为基地的产业集群模式不同,它是各地区在地方政府主导基础上,以具有自主研究项目和卓越研究潜力的区域院校为核心,通过与企业联合及相关机构的参与,形成多职能为节点的产学官协作网络。形成“知识型创新集群”的目标是创造出更多连锁性的有创新的“产学官协作”,促进研究成果生成,并进一步实现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转化。根据这一方针“知识型创新集群”是通过构建产学官为节点的网络,形成以地区为主体的人力资源网络、融资系统、创业援助体系。在这样的网络系统中,作为拥有技术和人才的院校和研究机构,利用独创的技术要素与企业的个性化需求相互冲击,形成推动地区不断创新的内在机制。而政府主导作用在于制定计划与措施,联合大学和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联合研究或委托研究,建立大学的产学官协作体系及支持设立有助技术转移的中介机构等服务职能。

3.“知识型创新集群”的构建原则

根据《科学技术基础计划》,“知识型创新集群”体现不同职能产学官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各职能机构能够发挥各自不同的职能特长,互助协作、沟通,互为促进。其中,平等和相互沟通是实现合作的基础,也是形成“知识型创新集群”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历次《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均着眼于创造有利于产学官合作进行的良好沟通环境,确保产学官在合作中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作用而不互相冲突,达到较好的平衡。其主要做法是对产学官进行职能定位明确合作关系,通过明确互助的点使合作关系能够长期保持,并创造出合作成果。(1)以企业需求为基础的产学关系。在“知识型创新集群”援助计划中,产业作为协作关系建立的起点被列作首位,是推进科学研究的原推力。其原因是创新及研究的成果运用有利于企业发展,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利润,拥有更多的剩余资金。但是企业对研究的资助行为有一定的投资风险和条件制约,只有投资于对产业可持续发展有益的科学研究,才能得到后续发展,否则投入得不到回报对企业发展非常不利。因此,“知识型创新集群”援助计划通过建立信息传送,派送专家,联合研讨,发展壮大协作关系等使产业不断发展,使得企业能够把握更多的资金,这些资金不断投入到科学研究中,能使研究和企业都获得持续的动力,共同推进创新积聚的形成。(2)学为产业发展提供保证。“学”在《科学技术基础计划》中为产业发展提供保证,在产学官协作关系中的作用重大。作为“学”的院校及各级培养机构不断培养各种专门性人才,使人才不断补充到各产业和研究机构,为其提供了智力支持。保证各个企业的高附加值生产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水准。而“知识型创新集群”援助计划的作用是在产学之间建立沟通,通过“知识型创新集群”援助计划使院校在企业需求基础上有资金支持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又投入企业生产中提高了生产效率,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利润。院校为产业发展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人才,是生产方面重要的智力支持并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动力。(3)政府为集群形成搭建桥梁。政府在创新集群建设中发挥作用。一是制定各项法律、法规,从法律角度鼓励产学研合作,保障了日本产学官合作的合法利益。二是发挥引导作用开发各种创新计划,创造商业机会,鼓励产业和院校都能加入到其中来。如由政府主导,企业牵头,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参加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导材料、纳米技术等研究开发计划等。又如,文部省与通产省和科技厅共同建立了“国际超导产业技术研究中心”,共有88家企业和数十所大学参与其中,文部省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企业与高校结合,主要包括在学术国际局设置“研究协作室”,建立“国有学校与民间企业的共同研究”制度等。(4)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体。在产学官合作中,虽然三方互助合作,但主体是企业。体现在企业为学术研究提供资金支持,为其运转提供了基本保障。学术研究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企业需要怎样的技术研究机构就进行怎样的研究。而企业也为日本学校的毕业生提供了就业机会,因此日本学校也一定程度上依据企业的需求设立专业,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专门性人才,以增加学校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4.推进形成“知识型创新集群”政策及条件

在政策方面,《科学技术基础计划》为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确保产学研合作的顺利,促进智力资源的有效流动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其中的制度措施包括:(1)以创新体系建设为目标构建多方位、多层次的产学研合作奖励机制;(2)出台政策与法令鼓励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创办各种研发机构,组织各类促进产学研项目对接的活动传达有效信息;(3)设立产学研合作的专项资金为产学研合作提供经济支持,鼓励社会融资确保产学研合作的资金运转;(4)政府发挥中介和平台作用为产学研合作提供各种支持,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健康运行。在各种制度保证下企业可以同高校签订人才培养协议,确保专业性人才的流入;院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以在制度框架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进行科学研究,有利于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制度在促进技术创新活动,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使产学官三者有效结合发挥各自的最大效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方面《科学技术基础计划》鼓励地方政府发挥所拥有的众多资源优势,如分享各种商机和有关经济发展需求的信息等。这些信息对于企业来说是发展的重要机会,政府把这些信息尽快地与企业和院校进行沟通和传达,企业和院校能够利用信息开展有目标的创新研究,争取获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企业和院校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会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在树立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方面,《科学技术基础计划》以企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的推动模式使企业需求在产学官协作关系中占据第一重要地位。这种主导模式不仅加强了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更有力增强和调动了企业创新积极性。2002年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进行的企业产学官合作实施情况调查中,有大约70%的企业在进行技术研发时与其他院校和科研机构联合进行了研发合作,近40%的企业与大学进行合作,合作的形式主要是采取共同研究。调查显示企业希望加强和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产学官合作,使企业学习到自身不具备的专业知识,提高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

5.“知识型创新集群”的援助方式

2010年文部省批准的专项年度扶持预算计划中有两个“知识型创新集群”项目,分别是地区“知识型创新集群”计划和促进院校产学官协作计划。(1)2010年支持地区的“知识型创新集群”计划年度预算为120亿日元。援助计划的内容分三个方面,一是用于支持能够瞄准国际市场,形成世界级竞争能力集群国际目标的集群项目,预算经费为79亿日元;二是“都市社区产学官联合项目”,预算经费30亿日元,主要用于支持规模虽小但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和提升地区的特点和竞争力,形成小规模产业创新集群的产学官项目;三是“优先框架援助”项目,经费预算10亿日元,重点用于支持在“知识型创新集群”形成方面已取得了一定业绩的地区项目。(2)促进院校产学官协作计划的年度预算额为26亿日元。该援助计划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功能强化型援助,计划费用20亿日元作为支持院校等为强化产学官功能所必需的人员经费和活动经费;二是活动援助及对协调员的支持,计划援助金额约6亿日元主要用于支持产学官合作协调活动以及培育。该计划从加强地区产学官合作的观点出发,以形成世界级集群为目标,重点支持与地区的核心机构及组织合作研究中心的院校开展官产学合作。三、结语

1.培育中小企业促进城市与产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是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不同形式的大中小企业相互之间形成专业化分工的网络系统是现代制造业生产的重要形式。在东京无论是城市中心商务区,还是接近中心城的周边地区或是郊区,在大都市的各个空间均分布着不同规模类型的中小企业。东京支持中小企业,不仅是由于中小企业受自身条件限制需要政府支持,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生产污染少、占地少、附加值高,能够广泛地吸收就业,符合现代城市发展需求,同时中小企业对信息、交流以及创新服务的要求能够带动更多行业发展。因此东京通过各级政府、社团法人组织企业间的跨业交流、建立产学官支援系统多种形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这对于促进城市与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2.产学官共同利益产生的合作契机促进产业的转型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计划》的实质是通过相互沟通建立不同职能机构的合作关系。《科学技术基础计划》为促进产学官的创新体系建设,鼓励大学和科研机构与企业间开展联合研究或委托研究,在大学创办科技园以及对经营技术转移的中介机构给予扶持。这些做法促进了产学官三方面充分沟通联系,明确需求,在共同利益中找到合作契机,共同促进产业的转型发展。

3.利用产学官合作构建新时期的创新系统《科学技术基础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明确产学官不同职能定位和合作关系,使合作的各方通过找到互助的点,使合作关系能够建立和长期保持,并创造出合作成果。事实上“知识型创新集群”体现的是创新系统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产学官合作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平等和互助协作,相互沟通、互为促进的关系是实现合作的基础,也是创新系统建设的基础和必要条件。附专栏案例一、大田制造业发展——东京中心城区制造业发展模式

20世纪初日本政府开发从川崎市延伸至横滨市的临海工业区,受此影响大批以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为特色的企业集聚到东京大田区,使大田的制造业得到飞跃式发展。之后大田制造业又经历了战后、高速增长、经济萧条等各个时期,现在的大田区制造业已成为日本重要的工业基础。大田区制造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从业人员在9人以下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0%。这些企业多数都有着自己擅长的领域,企业间互助合作形成一个有很强竞争力的合作集群。大田制造业发展与运作代表了东京中心城区制造业发展模式。

1.大田制造业

大田区位于东京都东南,紧邻东京湾,是东京中心城23区之一。自古以捕鱼为业的大田地区在日本临海工业开发的带动下与相邻的品川区及川崎市联合成为京滨工业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05年的东京《工业统计》调查,大田区的工业聚集区占地大约60平方公里,区域内拥有制造业企业4778家,企业的从业人员约3.76万人,产品销售额约7610亿日元。作为当今日本重要的工业基础,大田制造业规模发展达到顶峰的时期是1983年,生产总值和附加价值也在1988年到1993年达到历史最高值。当前大田制造业的生产总值在大田区各项产业总值中的比例大约为20%,从产业的发展变化趋势看制造业比例仍在逐年减少,但与东京的产业结构相比,大田的制造业比例明显高于东京9%的平均水平。在大田的制造业企业中有34%的企业从事机械制造,21%的企业从事金属产品制造,以金属制品为核心的机械金属加工占制造业半数的局面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变化,其中一般机械制造的比例始终保持一定增加。近年,随着企业生产部门外移,1—3人企业比例在不断增加,中小企业已成为大田制造业的主体。

2.大田制造业发展特点

大田产业包括以软件服务为主的信息通讯业、制造业,与制造业相关的机械及机械维修服务业,运输业及信用金融业等。其中作为大田产业重点的大田制造业的产业发展特点有:(1)以高技术高技能为基础,用高附加值占据市场。在城市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大田制造业不断发展和保持市场扩张的关键是利用高精技术与高精技能追求创造高附加值的生产。据2002年东京产业附加值统计,大田商品销售业、服务业、制造业创造附加值的比例分别是22%、19%和17.2%。制造业的排名位居第三,但远高于东京制造业平均附加值生产比例。尽管近年大田企业规模有所缩小,但从业者的人均附加值自1990年代中期起持续上升并且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2)保持创新研发能力和集体性协作。2007年大田区对区内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开展调查。根据调查在大田制造业中30人以上企业是行业研发设计的主力,30人以上的制造企业能够进行独立的产品及产品部件的开发、设计及加工。在30人以上企业中,以零部件加工为主的企业,其半数以上的业务部门中包含“产品与部件开发部”或“产品与部件设计部”。而10人以下的企业则擅长各种基础技术和技能,能够独立进行部件的加工,这些企业通过部件加工创造出较高的附加价值。在大田制造业中占34.1%的是一般机械制造企业,21.2%是金属制品企业,7.3%是电气机械企业,在产品的设计、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大田企业常常以一个整合体的形式积极应对和满足顾客需求,共同组合形成大田制造业作为全球金属加工核心的竞争实力整合体。特别是通过集体的协作为客户提出建设性建议,创造产生新价值。高度的协作和精粹的加工及知识性服务是大田制造业产生高附加值的基础。(3)积极开拓新领域。根据大田区制造业企业经营状况调查,有近半数以上企业希望在业务拓展方面保持现有经营状态,尽管如此,仍有6.5%的企业希望扩大业务。希望在扩大现有业务基础上开展新领域业务的企业约占大田制造业企业总数的一成。此外,考虑缩小业务规模的企业为16%,在这部分企业中,1—3人从业者的企业所占比例较大。根据2001年—2004年大田区制造业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统计,缩小业务规模或转换业务内容的企业主要集中在3人及以下的企业中,10人以上企业以扩大业务和拓展新业务为主,可见10人以上企业是大田制造业的中坚,也是开拓新领域的主要力量。(4)生产基地的多元布局。在大田的制造业企业中90.4%的企业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厂区,这些企业定位区内厂区为总部或总部工厂,也有部分企业为分部工厂,还有一些企业定位区内企业为开发和设计基地。(5)全产业链的不同核心技术组成的竞争优势。大田制造业以机械加工和金属部件加工制造为主,此外还有涂装、热处理、金属皮膜、雕塑业等。其中大田的一般产业用机械装置制造企业还能够进行特殊产业用机械装置的开发、设计组装、切削等关联部件加工等。在金属加工方面有金属加工机械、金型部件加工制造,还有溶接等建筑用重装备金属制造。与此同时,还有发电用、送电用电气机械工具制造,工业用制品制造,铸造、铸锻等钢材型制造。大田制造业几乎包含了机械金属产业全产业链的工种。虽然工厂在不断减少,但产业链的齐备保证了大田能够在竞争中获得成功。根据大田产业调查,大田制造业的业务来源渠道广泛,主要在大田之外,即使是3个人的企业也能够接收到外部发来的订单,这是大田制造业的集聚效应产生的效果。因为即使是很小的企业,因其独有的技术与技能,背后也会有大田制造业这样的集体作为团队力量支撑,所以大田的外来业务大大高于内部产生的业务。大田制造业多层次的企业合作形成了大田制造业强大的对外竞争实力。大田制造业企业通过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在更广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促进大田产业不断发展。

3.大田制造业的支持系统

1995年公益法人大田区产业振兴协会成立,这是大田区为促进大田制造业,进一步实现高度技术集聚而成立的专业性的产业支援公益法人机构。它的任务是为企业在生产和交易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支持,包括提供信息服务、交流场所等,同时也为产业劳动者争取更多的福利,具体内容包括:(1)支持企业不断扩展国内业务

①订单订货援助:为扩大业务,寻找新的客源,大田产业振兴协会常设有专门业务洽谈员。洽谈员负责接受订货单位咨询,从技术和设备等方面为客户介绍合适的企业。

②组织订货洽谈会:以大田区企业为核心每年组织两次吸引全国众多制造业企业参加的订货洽谈会,为区内企业扩大业务,争取新的客源提供机会。

③组织和举办加工技术展示洽谈会:配合洽谈会每年召开一次形式和规模不同的加工技术展示会,聚焦具有卓越技术的大田企业,争取扩大业务范围。

④组织研究开发论坛:向大田企业介绍由企业或大学研发的产品或加工及制作技术,促进企业和大学开展联合研发等活动。

⑤大田研究开发展:每年一次以大田企业为核心,展示区内外企业和大学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⑥国内参展支援:组织区内企业参加包括东京工业展在内的大型工业展会,资助布置展示大田技术品牌的大田专场。每年大约有6次左右。

⑦与外单位和城市开展协作:促进大田企业与其他城市的产业集聚区和各类产业援助团体的联系,以企业交流的形式组织包括大企业在内的业务配对会,为企业争取和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

⑧内务商谈:对区内企业在进行少量制造或短期生产时遇到的人才需求等,机构通过发布招募信息等给予支持。(2)促进企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合作

①为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新技术与新产品开发,协会通过与研究开发机构的合作,向开展相关研究的机构介绍企业情况,同时也向企业进行技术宣传,以求对企业的技术问题给予技术支持。

②中小企业人才培育援助:利用东京都立产业专门学校等院校资源举办讲座、开展实习,为中小企业人才培训提供方便。联合东京工业大学举办新技术交流讲座。通过举办与大学联合的讲座活动,提升区内企业的技术认识与交流能力。

③产学合作设施:以促进区内中小企业新产业和新技术实用化为目标,改造利用区内旧的校舍为产学合作设施,入住该设施的人员可以给予有关研发等方面的咨询等服务。(3)对大田中小创业企业的经营支持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商务性支援,二是创业者支援,三是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支持,四是知识产权方面的支持。

①在商务性支援方面,对进行经营改革和新市场开拓的企业,协会会派遣专业人士协助解决企业在经营、经理、法律、销售,以及技术等方面问题。以地区企业集团、企业间的跨业交流、外包协力网络等多种形式与区域内的不同规模中小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合作使分散的中小企业变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推动东京中小企业在高商务成本环境下实现发展。

②在创业支持方面,对于有创业想法的人,协会会在创业场所、事业计划、市场定位、经营战略等方面提供帮助和建议。

③在新产品和新技术支援方面,产业振兴协会积极征集新产品和新技术,并对征集到的优秀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给予表彰,被表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在展示会上有专门的展台给予特殊推介。

④对于用知识产权作为经营资源的企业,协会以促进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为目的,为企业提供免费专家建议咨询。在事业传承方面,协会也设有专人从法律角度指导企业如何处理技术转让等问题。(4)支援大田企业的海外国际事务处理

产业振兴协会设立海外办事处开拓海外市场,支援企业海外事务,承担海外事务顾问。自1994年大田区产业振兴协会共在世界13个城市共同举办大田产业展,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为鼓励企业参展,协会在展览设计、企业展品运送说明翻译等方面给予支持。(5)促进信息交流

大田产业促进协会编制产业情报杂志、商业信息通讯,以及协会运营等资料,还定期发布企业表彰,编制人才招聘信息手册等。(6)组织劳动者生活共济事业

组织大田制造业劳动者协会,会员享受在指定旅游区的旅游、娱乐等活动补助,参加包括协会组织的各类体育活动、竞赛活动等。(7)提供交流设施

大田产业促进协会有自己经营的产业广场,能够为企业开展技术展示和技术发布会等提供设施援助。除业务活动外,产业广场也为企业的职工活动提供场所,企业根据情况可以进行租用或预定借用。

4.结语:大田制造业实现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出现了众多的讨论,特别是对资源和环境条件受约束的大都市,服务业能否取代制造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未来大都市制造业将如何发展等。大田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东京都市圈制造业生产能力占日本制造业生产能力近四分之一的发展变迁与特征体现了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国际大都市建设过程中制造业需要把握机遇,通过转型和新的空间支撑实现发展。同时,传统制造业中的部分产业依然能够在国际大都市中获得发展,并在城市与区域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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