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F·S·菲茨杰拉德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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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作者：(美)F·S·菲茨杰拉德
译者：姜向明,文光,蔡慧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2-01
ISBN：9787532752164
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1918年7月，菲茨杰拉德在蒙哥马利的乡村俱乐部认识了泽尔达1920年春，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完婚《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出版于1926年2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宣传海报《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宣传海报派特森画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插图《星期六晚邮报》上刊登的泽尔达写的六个短篇小说派特森画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插图派特森画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插图墨尔德画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插图黑尔德画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插图
阔少爷
一从一个个人开始写，你会不知不觉地发觉，你已经塑造了一个典型；从一个典型开始写，你会发觉你塑造的是——什么也谈不上的人物。那是因为我们全都是古怪的人，在我们的声音和容貌后面，古怪得超过了我们想让任何人了解的程度，或者超过了我们了解自己的程度。每当我听见一个人声称自己是个“普通的、老实的、坦率的人”，我敢说，他准有一些肯定的、或许很糟的反常之处，那是他想隐蔽起来的——而他之声称自己是个普通的、老实的、坦率的人，那是他提醒自己在隐瞒真情的一种方法。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典型，也没有几个主人公。有的是一个阔少爷，这是个有关他的而不是有关他几个兄弟的故事。我这辈子总是同他的兄弟们一起度过的，不过，这一位阔少爷却是我的朋友。再说，要是我写他的兄弟们，那我就不得不一开始就驳斥穷人所说的有关富人的和富人所说的有关他们自己的一切谎话——他们已经建立起这样一种荒谬的结构，使我们每拣起一本谈到富人的书，都会有一种直觉来预先告诉我们，看到的会是不真实的东西。即使是明智地和冷静地报道生活的人也已经把这个富人的国家写得像虚幻的仙境一般。
让我把富豪的情况告诉你吧。他们跟你我不一样。他们很早就占有财物和尽情享乐，这对他们很有一些影响，在我们严厉对待的地方他们温和，在我们加以信赖的地方他们却讥嘲；除非你生来就富有，不然的话，他们这种做法你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他们在心底里认为，他们比我们好，因为我们必须为自己寻找生活的补偿物和庇护所。即使他们深入到我们的阶层，或者降到比我们更低的地位，他们还是认为他们比我们好。他们跟我们不同。我可以用来描写年轻的安森·亨特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当作一个外国人来看待，并且顽固地坚持用我的观点来写。如果我接受了他的观点，哪怕只是一会儿，那我就完了——我能拿出来的，只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影片罢了。二
安森是六个孩子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这六个孩子有朝一日要分享一笔为数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财产，而且已到达了懂事的年龄——是不是七岁？——正好是在本世纪初，那时候大胆的年轻妇女们已经乘着电动“汽车”，沿着五号路奔驶了。在那些日子里，他和他的弟弟有一位英国籍的家庭女教师，她说得一口极其清晰、利落和良好的英语，所以那两个孩子说起话来渐渐地跟她一模一样了——他们的词句都说得利落和清晰，而不像我们说话时那样连在一起。他们说话并不完全像英国孩子，可是却有了纽约市的时髦人物所特有的一种腔调。
在夏天，这六个孩子从七十一号街的那所房子里迁移到北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大庄园里去。那不是一个时髦的场所——安森的父亲要尽可能让他的孩子们晚点知道时髦人物方面的生活情况。他多少有几分超越于他的本阶层，他那个阶层组成了纽约上流社会，而且超越于他那个时期，那是镀金时代的谄上欺下、已经定形的粗俗时期，他要他的儿子们养成专心的习惯，有健全的身体，而且长大后成为正派的、成功的人。他和他妻子极力小心照管他们，直到最大的两个孩子离家上学去为止，不过在大住宅里要做到这点是困难的——在我青年时期所待过的那种小房子和中等大小的房子里，那可要简单得多——我从来不曾离得太远，总是听得到我母亲的呼唤声，感觉得到她在身边，她在赞同或者不赞同我的做法。
安森在了解到康涅狄格州村民对他表示一半勉强的美国式敬意的时候，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高人一等。跟他一起玩的那些孩子的父母老是问候他的爸爸和妈妈，而且当他们的孩子被邀请到亨特家作客的时候，他们都隐隐约约地兴奋起来。他把这种情形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而跟那些在金钱、地位和权势上不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在一起时，他就感到不耐烦，这种感觉在他以后的一生中一直都保存着。他不屑去跟其他的孩子们争夺领先的地位——他指望别人毫无保留地把这种地位给他，在办不到的时候，他就退回到家里去。他家是富足有余的，因为在东部，金钱还多少是一种封建的东西，一种形成氏族的东西。而在谄上欺下的西部，金钱却使家族分裂成一伙又一伙。
在十八岁那年，他去纽黑文的时候，安森由于一向过的是学校里有条不紊的生活，已经长得身材高大结实，皮肤明净，气色极好。他的一头黄发，长得十分可笑，鼻子是钩形的——这两样东西使他显得不漂亮了——可是他自有一种富于自信的动人之处，还有一种粗犷的风度，上流社会的人们在街上打他身边经过，用不着人家告诉，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阔少爷，而且上过最好的学校。然而，就是由于他高人一等，他才不能在大学里获得成功——他的独来独往被误解为自高自大，他拒绝肃然起敬地接受耶鲁大学的标准，似乎是蔑视所有已经接受的人。所以，远在他毕业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把他的生活重心转到纽约来了。
他在纽约过得悠闲自在——有他自己的房子和“你再也找不到的那种佣人”——有他自己的家，因为他脾气好，加上具有一定的能力去推动事物的进行，他很快地成为这个家庭的中心；还有那初进社交界的舞会，和男人夜总会里正当的男人世界，偶尔也跟一些放荡的姑娘们狂欢作乐——这种姑娘纽黑文只有在下等区才能碰到。他的种种抱负是够普通的了——其中甚至包括那无可非议的预感：他有一天会结婚，可是跟大部分青年的抱负所不同的是，他这些抱负没有蒙上一层迷雾，没有那种被分别称为“理想主义”或“幻想”的性质。安森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高度聚财和高度挥霍、离婚和放荡、势利和特权组成的世界。我们大部分生命是以一种妥协来结束的——他的生命却是以妥协来开始的。
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一七年夏末。那时候他刚出耶鲁大学校门，跟我们其余的人一样，被卷入了系统化的战争歇斯底里。他穿着海军航空部队的蓝绿色军装来到彭萨科拉，那里旅馆的管弦乐队演奏着“我抱歉，亲爱的”，我们这些年轻军官和姑娘们一起跳舞。人人都喜欢他，尽管他和酒徒们一起逃跑，而且也不是个特别好的驾驶员，但是甚至连教官们都用一种相当尊敬的态度来对待他。他总是用他那充满自信的、合乎逻辑的声音跟他们长谈，——这种长谈结果都是使自己或者更多地是使另一位青年军官摆脱迫在眉睫的麻烦。他爱吃喝交际，爱说下流话，劲头十足地渴望寻欢作乐，而当他爱上一个保守的、相当正派的姑娘的时候，我们全都感到意外了。
她名叫波拉·莱金德尔，是个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某地的肤色黝黑、举止端庄的美人儿。她家在城外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冬季别墅。她虽然为人古板，但是却非常受欢迎；有许多男人太自高自大，受不了女人的脾气。不过安森并不是那种人，我不能理解，对于他那敏锐的、多少有些爱讽刺的头脑，她的“真诚”有什么吸引力——“真诚”这个词很可以用来形容她。
尽管如此，他们相爱了——并且是根据她的条件。他不再参加在德·索塔酒吧间的黄昏时刻的聚会了，人们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他们在一起，他们都在作一次长时间的、严肃的交谈，这一定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了。很久以后他才告诉我，那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谈，而是双方在作不成熟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说明罢了——逐渐充实谈话的那种有关感情的内容不是来自言谈，而是来自谈话的巨大的严肃性。那是一种催眠。它不时地被打断，让位给贫乏的幽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玩笑；当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话又重新开始，一本正经，调子很低，用的声音正好使双方产生一种思想感情都很融洽的感觉。对任何干扰他们都要抱怨。对于拿生活开玩笑，甚至对于他们同时代人的温和的愤世嫉俗，都毫无反应。他们在继续对话的时候只感到欢乐，这种谎话的严肃性笼罩着他们，像篝火的琥珀色火光。到快结束的时候，来的是一种他们并不抱怨的干扰——开始为情欲所干扰。
说来也奇怪，安森同她一样，完全沉浸在谈话里，也同样为谈话所深深感动，然而同时也意识到他这方面许多话都言不由衷，而在她那方面呢，许多却不过是一些简单的话。起初，他也瞧不起她那感情的单纯，不过随着他爱情的发展，她的性格也变得深沉和美好起来，他再也不能瞧不起它了。他感到，要是他能进入波拉的温暖而安全的生活，他是会幸福的。两人既然相谈过好长一段时期，已经有了准备，因此就消除了任何紧张——他教会了她一些他从更大胆的女人那里学来的东西，她以一种着了迷的神圣的强烈感情回报他。一天晚上，在跳过舞以后他们同意结婚了，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母亲，谈她的情况。第二天波拉告诉他，她很有钱，她个人拥有一笔将近一百万美元的财产。三
这倒恰恰像他们能够说“我们俩都一无所有；我们将在一起过穷日子”似的——他们不是穷而是富却同样快活。这给了他们同样的冒险精神。然而安森在四月里离开，波拉同她母亲陪他去北方的时候，他家在纽约的地位和他们生活的规模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第一次单独跟安森待在他小时候在里面玩的那几间屋子里，她心头充满了一种舒适的感情，仿佛她特别安全，受到了特别的照料。看到一些照片，像安森戴了顶便帽待在他第一所学校里，安森骑在马背上同一个迷人的被遗忘了的夏天里的情人在一起，安森在一场婚礼中待在一群欢乐的迎宾员和女傧相中间，她不由得对于他过去没有同她在一起时所过的生活嫉妒起来，他这个权威人士似乎把他这些所有物都完全总结起来，完全典型化了，使她突然想马上跟他结婚，好作为他的妻子回到彭萨科拉去。
可是并没有马上就讨论结婚——甚至连订婚都要保守秘密，直到战后再宣布。当她想到他的假期只剩下两天了的时候，她的不满足就具体化了，变成一种愿望，要使他像她一样地不愿意等待。他们正驱车去乡下吃饭，她决心当晚就一定要得出个结果来。
这时候，波拉的一个表姐跟他们一起住在里兹。她是个严肃尖刻的姑娘。她爱波拉，可也有点儿嫉妒她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订婚。她不去参加舞会，所以当波拉在慢慢地梳妆打扮的时候，就由她在这套房间的客厅里接待安森。
安森在五点钟的时候跟朋友们在一起聚会，痛痛快快、毫无节制地同他们喝了一个小时的酒。他在恰当的时候离开了耶鲁俱乐部，他母亲的司机开车送他到里兹。可是他失去了常态，再加上起坐间里有暖气，他马上觉得头晕起来。他知道这点，心里感到既有趣又抱歉。
波拉的表姐二十五岁，可是她特别幼稚，一开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以前没见过安森，当他嘟嘟哝哝地说些奇怪的话，又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的时候，她不由得大吃一惊。直到波拉出来，她才想到，她以为是干洗军装的气味，实际上却是威士忌。可是波拉一出来就明白了；她心里只想趁她母亲还没看见安森，就把他打发走，她表姐看了她的眼神，心里也明白了。
波拉和安森下来，走到轿车跟前，发现车子里有两个人，都睡着了；他们跟他一起在耶鲁俱乐部里喝了酒，也是来参加舞会的。他完全忘了他们还在车里。在去汉普斯特德途中，他们醒了，唱起歌来。有些歌粗鲁难听，总算安森还没有说什么粗鲁话，波拉还能勉强忍得住，但是她却已经羞愧和嫌恶得把嘴闭得紧紧的了。
她表姐回到旅馆里，又是困惑又是激动，把这件事想了一会儿，然后走到莱金德尔太太的卧房里，说道：“他不是很可笑吗？”“谁可笑？”“咳——亨特先生呗。他看上去真是可笑。”
莱金德尔太太严厉地望望她。“他怎么可笑？”“咳，他说他是法国人。我不知道他是法国人。”“那真是荒谬。你一定是误会他的意思了。”她含笑说道：“那是开玩笑。”
表姐固执地摇了摇头。“不，他说他是在法国长大的。他说他一点也不会说英语，所以他不能跟我谈话。他不能跟我谈话！”
莱金德尔太太不耐烦地往别处看去，正好表姐沉思地补充说，“或许那是因为他酒喝得太多了吧，”说着她就走出了那间屋子。
这个离奇的报道说的是事实。安森发觉自己说话口齿不清，自己又不能控制了，所以就用了个不寻常的借口，说他不会讲英语。几年以后，他常常讲那一段故事，而且他总是一回忆起来就哈哈大笑。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莱金德尔太太五次试图跟汉普斯特德通电话。她接通电话以后，又等候了十分钟，才听到波拉来接电话的声音。“乔表姐告诉我安森喝醉了。”“啊，没有……”“啊，是喝醉了。乔表姐说安森喝醉了。他告诉她说，他是个法国人，还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从行动举止看，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我不要你带他回来。”“妈妈，他没什么！请别担心……”“我可真的担心。我想那太可怕了。我要你答应我别把他带回家来。”“我会留意的，妈妈……”“我不要你把他带回家来。”“好吧，妈妈。再见。”“一定要这么办，波拉。找个人送你回来。”
波拉胸有成竹地从耳边拿下话筒挂上了。她感到一阵无可奈何的烦恼，脸上泛起了红晕。安森在楼上一间卧室摊手摊脚地熟睡着，而下面的那个宴会却松松散散地快结束了。
乘了一小时的车，他多少有点清醒过来——他的到达只不过引起一阵欢闹——波拉希望那天晚上的欢乐气氛最后不要给破坏，谁知，在吃晚饭前轻率地喝了两杯鸡尾酒，这场灾难就此没法挽回了。他并不针对参加晚会的哪一个人，只管又吼又叫，粗鲁地闹了十五分钟，接着就不声不响地溜到桌子底下去；活像有一幅古画里的一个男人，——可是并不像一幅古画，这场面相当可怕，却一点也不古雅。在场的姑娘没有一个对这件事发表意见——看来只能不屑理睬。他的叔叔和另外两个男人把他抬上楼，正好在这以后，波拉被叫去听电话了。
一小时之后，安森在精神痛苦的迷雾中醒了过来，过了一会儿，他透过迷雾看见他叔叔罗伯特的人形儿正站在门口。“……我是说你好些了吗？”“什么？”“你觉得好些了吗，老弟？”“可怕，”安森说。“我再给你一杯含溴矿泉水试试。你要是能把它喝下去，它会对你有好处，让你睡着的。”
安森挣扎了一下把腿从床上悄悄地挪下来，站了起来。“我没什么，”他呆呆地说。“别着急。”“我想，要是你给我一杯白兰地，我就可以下楼去啦。”“哦，不——”“对，只有那才能解决问题。我现在好啦……我想我在那儿不受欢迎了。”“他们知道你有点儿喝醉了，”他叔叔轻蔑地说。“可是别担心，舒勒甚至都没来。他在高尔夫球场的更衣室里消磨时间呢。”
除了波拉的意见之外，安森对于任何意见都毫不在乎，然而他还是决定收拾那天晚上的残局，可是等他洗了一个冷水澡，露面的时候，大部分人已经走了。波拉马上站起身来准备回家。
在高级大轿车里，像以前的那种严肃的对话开始了。她说明她知道他喝酒，可是绝没料到竟会闹出这样的事来——她觉得也许他们俩毕竟是不相配的。他们的人生观太悬殊了，还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她讲完以后，安森就接着很清醒地讲话了。随后波拉说，她不得不好好考虑考虑；今晚不作决定；她并不生气，可是非常遗憾。她也不要他送她进旅馆，可是，就在走出汽车以前，她凑过身子去，不愉快地吻了他的脸颊。
第二天下午，安森跟莱金德尔太太长谈了一次，波拉默默地坐在一旁听着。他们同意让波拉把这个事件细细考虑一个时期，然后，要是母亲和女儿都认为这样做最好的话，那她们就会跟安森一块儿到彭萨科拉去。他那方面呢，却真心诚意而又不失尊严地表示道歉——就是这样；莱金德尔太太明明抓住了对方的把柄，但还是不可能占他的上风。他没作什么承诺，没有低声下气，只不过稍为对人生发表了一些严肃的评论，这使他最后还是怀着精神上的优越感摆脱了困境。当她们三星期以后到南方来的时候，对于这次重逢，安森感到满意，波拉感到宽慰，但两人却都没想到最适当的时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四
他控制了她，吸引了她，而在这同时，却也使她忧心忡忡。由于他既坚定不移又放纵自己，既感情丰富又玩世不恭，她给搞糊涂了。这些不相协调的性格都是她那温柔的头脑所无法解答的。波拉开始认为他具有双重交替的性格。当她看到他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在一次正式的宴会上，或者偶尔和一些能力不如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感觉到有这样一个强壮可爱的人在身边，有他那父兄般的、理解力很强的智能，不由得深深为之骄傲。而他同另外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变得不安起来，他那对绅士作风无动于衷的高尚品质却露出了另外一面。这另外一面是粗俗的，幽默的，不顾一切只顾欢乐。这吓得她暂时不敢去想他，甚至使她暂时试着暗中同过去的一个情人来往，可是那也无济于事——在同安森的笼罩一切的活力打了四个月交道之后，所有其他的男人都显得贫血似的苍白了。
在七月间他奉命出国了，而他们的温存和欲望到达了高潮。波拉考虑在最后一分钟结婚——后来决定不这样做，只不过是因为现在他的呼吸中老是有一股鸡尾酒的气味，可是离别本身却使她悲伤得真的生了病。在他离开之后，她写了一封长信，惋惜那些因为等待而错过的情意缠绵的日子。在八月间，安森的飞机滑进了北海。他在水里浸了一夜之后被拖到了一艘驱逐舰上，因为患肺炎给送进了医院；在他最后被遣送回国之前，停战条约已经签订了。
于是，他们又重新获得了种种机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障碍要克服，可是他们的性情脾气却又在他们中间暗暗地起着作用，使他们不再亲吻，也不再激动地流泪，使他们彼此之间的说话不那么能打动对方的心，还使他们没法进行推心置腹的亲切交谈，直到只有靠远远的通讯才可能保持从前的交往为止。有一天下午，一个社会新闻记者在亨特家等了两个小时，要确定他们是否已经订了婚。安森否认了。然而紧接着的一期刊物把这篇报道作为主要文章，说，“经常看见他们在索斯安普敦，温泉城和特克西多公园。”可是严肃的谈话已经转为一种长期的争吵，这件事几乎吹了。安森喝得醉醺醺的，有一次约会没来，她因此提出了一些行为主义者的要求。在他的自尊心和自知之明面前，他真是绝望透顶了：婚约就这样永远撕毁了。“最亲爱的，”如今他们在信里这样说，“最亲爱的，最亲爱的，当我在半夜醒来，恍然大悟，这件事毕竟不能成功的时候，我觉得直想死。我再也活不下去。也许我们今年夏天重逢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事情好好谈谈，作个不同的决定——那天我们太激动也太悲观，我觉得没有你我这一辈子就没法活。你谈起别人。难道你不知道，我不要别人，只要你。……”
可是当波拉在东部东游西荡的时候，她有时候谈到她的欢乐，用这个来使他感到惊讶。安森太敏锐，不会感到惊讶。他在她信里看到一个男人的名字的时候，就感到对她更加有把握了，而且有一点蔑视的心情——在这类事情上他总是高人一等的。不过他还是指望有朝一日他们会结婚。
在这期间，他精力充沛地投入战后纽约的令人眼花缭乱、活动频繁的生活中去，进了一家经纪人事务所，加入了五六个俱乐部，跳舞跳到深夜，并且在三个圈子里活动着——他自己的圈子，年轻的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圈子和那有一端在百老汇的半个圈子。可是他总是把完整的八小时全部奉献给他在华尔街的工作，在那儿，他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亲友，再加上他那敏锐的聪明才智和他那强盛的体力，几乎一下子就使他飞黄腾达起来。他具备那种非常宝贵的条理分明的头脑；有时候他睡不到一个小时就精神焕发，来到他的办公室，不过这种情况是很少的。所以早在一九二〇年，他的薪金和佣金收入就超过了一万二千美元。
随着耶鲁大学的传统渐渐过时，他在纽约的同学中成了越来越红的人物，比他在大学的时候更红了。他住在一所大房子里，而且有办法介绍青年们进入其他的大宅子。此外，他在人生中似乎已经站稳了脚跟，而那些青年当中大部分人却又处在一个不安定的开端里了。他们开始为了消遣和出路来找他，安森很乐意地帮忙，以帮助别人和安排他们的事务为乐。
现在波拉的信里不再提到男人了，而是通篇洋溢着一种温柔的语气，那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从几处来源他听到她有“一个时髦的情人”，洛厄尔·撒耶，一个有钱又有地位的波士顿人，虽然他肯定她还爱他，但是想到他可能终于失去她，还是感到不安起来。除了不能令人满意的一天之外，她几乎已经有五个月不到纽约来了，传闻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急于见到她。在二月间，他利用假期之便到佛罗里达州去了。
在闪闪发亮的蓝宝石似的沃思湖和巨大的青绿色带子似的大西洋之间，躺着丰满美丽的棕榈海滩，这儿那儿地停着一些大游艇。“激浪”和“皇家蝴蝶”这两座宏伟的建筑像一对大腹便便的双生子从沙滩明亮的地平线上耸立起来，周围是林中舞场，勃雷德利赌场和十来家时装店，帽子店，那儿货物的价格是纽约的三倍。在“激浪”的棚架式游廊上，两百个女人在向右跨，向左跨，打转身，跳曳步，这是叫做双曳步的当时著名的健美体操，在这同时，两百条胳臂上有两千个手镯在半按着拍子一上一下喀嗒喀嗒地响着。
天黑以后在埃弗格莱茨夜总会，波拉、洛厄尔·撒耶、安森和一个偶然碰巧凑上的第四位人物用新牌在玩桥牌。安森觉得她那友好而严肃的脸苍白而有倦容——她在这儿大约已经有四五年了。他认识她三年。“两黑桃。”“香烟？……啊，请原谅。由你打。”“由你打。”“喊三黑桃，我就加倍。”
屋子里有十二张打桥牌的桌子，烟雾腾腾。安森的眼光遇上了波拉的，尽管撒耶的眼光停在他们中间，安森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波拉。……“叫什么牌？”他心不在焉地问。“华盛顿广场的玫瑰花。”
在角落里的几个年轻人唱道：“在那儿，我在枯萎，在地下室的空气里——”
烟雾像浓雾一样弥漫开来，一打开房门，房间里飞尘被吹得直打转。一双小小的明亮的眼睛匆匆扫过一张张桌子，正在英国人中间寻找柯南·道尔先生，那些人在门厅附近，摆出一副英国人的架子。“你可以用一把小刀割。”“……用一把小刀。”“……一把小刀。”
在一局桥牌结束的时候，波拉突然站起身来，用一种紧张、低沉的声音同安森说话。对洛厄尔·撒耶几乎没有瞧上一眼，他们走出了房门，走下长长的一溜石级——他们马上就手挽着手沿着月光下的湖滩散起步来。“亲爱的、亲爱的……”他们不顾一切，在一处阴影里热情地拥抱起来……然后她把脸往后退一点儿，让他的嘴说出她要听的话来——在他们再度接吻的时候，她可以感受到正在形成的话语。……她再一次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倾听着，可是当他再一次把她拉得紧靠他的时候，她明白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叫着“亲爱的！亲爱的！”那种深沉、悲伤的耳语，总是使她忍不住哭出来。她的感情谦卑地、柔顺地服从他，泪水顺着她的脸淌了下来，可是她心里继续在叫喊：“向我求婚吧——啊，安森，最亲爱的，向我求婚吧！”“波拉……波拉！”
这两个字就像是一双手在绞着她的心，而安森呢，感觉到了她在发抖，知道只要有那种感情就已经够了。他不需要再说什么，不需要把他们的命运交托给实际上暧昧不明的话了。既然可以这样搂住她，他干吗还要再等待一年——永远等下去呢？他在为他们俩考虑，为她考虑还更多于为他自己考虑。当她突然说她得回旅馆去了，他迟疑了一会儿，先是想，“毕竟是时候了，”接着又想：“不，等等吧——反正她是我的。……”
他已经忘记了这三年的紧张状态已经折磨得波拉心灰意懒。她的那种心情在那天晚上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天早上，他回纽约去，心里充满了某种难以平静的不满。在四月下旬，事先没有通知，他接到了从巴尔港打来的一份电报，波拉在电报里告诉他，她已经跟洛厄尔·撒耶订了婚，他们马上要在波士顿结婚了。他从来也不会真正相信可能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天早上安森喝足了威士忌酒，去办公室，一刻不停地连续工作——生怕一停下来就会发生什么。晚上他照常外出，一点也没有谈起发生的事情；他热诚、幽默，也没有心不在焉。不过有一件事他却一无办法——一连三天，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和什么人在一起，他都会突如其来地双手捧住低下的头，像小孩那样嚎啕大哭起来。五
在一九二二年，安森和小伙伴一起出国去调查伦敦的几笔贷款，这次旅行表明他将被接受进入这家商号。他现在已经二十七岁了，有点发胖而不很胖，举止显得比他年龄要老一点。不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大伙儿都喜欢他，信任他，而且做母亲的在把女儿交给他来照料的时候，都觉得放心；因为他自有他的办法，当他走进一间屋子的时候，他就来到那儿年事最高和最为保守的人们中间。“你们和我，”他似乎说，“我们都是稳健可靠的。这一点我们都明白。”
对于男人和女人的弱点，他有一种本能的、宽厚的了解，而且，那使他像一位牧师那样更加注意保持外表上的礼貌。他的典型例子是，每个星期日早晨他都在一所时髦的圣公会主日学校里教书——尽管只有洗一次冷水淋浴和迅速换上燕尾服来把他同头天夜里过的狂欢生活隔离开来。
在他父亲逝世以后，他实际上成为一家之长了，其实，他还负责着比较小的几个孩子的命运。由于某种复杂情况，他的权威并没扩大到他父亲的产业方面，那是由他的罗伯特叔叔来掌管的。他叔叔是那个家族中的一个喜爱赛马的成员，是聚集在惠特利山区的那伙人当中性情和善、酗酒成性的一个成员。
罗伯特叔叔和他的妻子埃德娜，曾经是安森年轻时的好朋友。他的侄子因为自己地位优越，不肯加入赛马组织，他感到失望。他支持他参加市俱乐部，这是美国最难加入的一个俱乐部——只有“帮助过建设纽约市的家族”（或者，换句话说，在一八八〇年以前已经发了财的）的那些家族的成员才能加入——而安森，在他选举以后，却不屑参加这个俱乐部，而去参加了耶鲁俱乐部，为这个问题罗伯特叔叔同他谈过一次。不仅如此，安森还拒绝进入罗伯特·亨特自己开的那家保守的、有点管理不善的经纪人事务所，他叔叔的态度这就变得冷淡了。他就像一个小学教师，所知道的都已经教完了，他从安森的生活中悄悄离开了。
在安森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安森没为他做过一些异乎寻常的好事；也几乎没有一个人安森没偶尔使他难堪过，不是用突然爆发的粗暴说话，就是用他那不论什么时候和不管怎样，爱喝就喝得酩酊大醉的习惯。而别人要是犯了哪一类的过失，他就生气——对于他自己的一些过错他却总是用幽默来对待。遇到离奇的事情，他就用感染性的哈哈大笑来讲给他们听。
那年春天，我正在纽约工作，常在耶鲁俱乐部同他一起进餐，我的大学同他们的合用那个俱乐部，直到我们自己的俱乐部完成为止。我已经看到波拉结婚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向他问起她的情况时，有些事情促使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从那以后，他经常邀我上他家参加家宴，而且从行为举止方面看，仿佛我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关系，仿佛由于他吐露了私房话，那令人憔悴的回忆多少有点进入了我的脑海。
我发现尽管做母亲的都信任他，他对待姑娘们的态度却不是不加选择地一概都予以保护的。那要看姑娘怎样了——如果她流露出一点放荡的倾向，即使是跟他在一起，她也只能照顾好自己。“生活，”他有时候会解释说，“把我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人。”
他所说的生活就是指波拉。有时候，尤其是在他喝醉的时候，这在他脑海里作怪，他认为是她冷酷无情地把他遗弃了。
由于这种“玩世不恭”，或者不如说是由于他明白了天生放荡的姑娘是不值得宽恕的，就发生了他同道丽·卡吉尔的风流韵事。在那些年代里，这也不是他仅有的一件事，可是这一件却比较最能深深地感动他，而且在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丽的父亲靠裙带关系进入社交界、混上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国际法专家”的头衔。她自己长大后加入了青年女子协会，在广场饭店出现，而且进了州议会；只有像亨特家这样为数不多的名门世家能够问究竟她是否算得上“名人”，因为她的照片经常登上报纸，她受到的值得羡慕的关注，比许多姑娘无疑也受到的要来得多。她有一头深色的头发，嘴唇像胭脂般红红的，脸色鲜艳可爱，她出外应酬的第一年，她都用浅红中带灰色的粉把这脸色掩盖起来，因为鲜艳的脸色已经不时兴了——应该是维多利亚式的苍白。她穿了一身庄严的黑衣服，双手插在口袋里，身子稍为有点向前倾地站着，脸上露出一副幽默的克制的样子。她舞艺高超——她爱跳舞胜过一切——除了谈恋爱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比跳舞更叫她喜爱的了。从十岁那年起，她一直在谈恋爱，她爱上的那些男孩子往往并不爱她。而爱上她的那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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