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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之秀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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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都市的女人试读：

十年辛苦不寻常（序）

我第一次见到之秀是在2006年夏天。

我在没见到之秀前，就听家乡县作协的人谈到过她，说她也在成都，而且写了不少东西。因此，她第一次来我家拜访时，我便问了她在成都的情况。她说，在某杂志社当编辑。她的父母都是农民，她初中毕业后去兰州打工，帮亲戚卖保健品。后来，她妈妈让她回来念书，就回了老家。当她听她妈妈说读了书要她还学费，她就不读了。我当时还笑说：“你先把书读了再说嘛，没钱还她，她能把你咋的？”之秀一脸认真地说：“我才不想欠账呢，我可以走自学的路哇。”

在与之秀的交流中，我才知道她住的地方与我家很近，从那以后，之秀与我的联系就多了。那时，她也告诉我，她开过理发店，还当了一段时间的“枪手”，给别人写东西。我告诉她，当“枪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可以借此练练自己手中的笔。

没过多久，之秀就去了《华西都市报》，后又去了《四川农村》杂志。业余时间，她依然坚持写她的小说。

2007年底，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她只身一人去了北京，还是在某媒体工作，一去就近十年。其间，她回来过几次，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来她的新作品。到目前为止，她已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去年，应她之邀，我为她的第三部长篇《黑夜的眼睛》题写了书名，该书在北京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开了新书发布会，又在成都开了作品座谈会，全国有几十家媒体对她的经历和作品做了专题报道，应该说产生了不小影响。没想到，今年上半年，她又打电话给我，要我为她即将出版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写序。想到她是我的家乡人，且我也算是她一路成长的见证人，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本书有着将近四十万字的篇幅，属“大长篇”，从1977年写起，时间跨度达30多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变化。以之秀这样的年龄和阅历，要驾驭这样的大题材，还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她采取了“以小见大”的手法，以一个农村女孩多多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串起了一连串的大事件，因此显得自然、流畅、驾轻就熟，同时有着浓墨重彩的分量感。据我所知，书中所写的多多的故事，基本上是以之秀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的，读来十分真切、生动，引人入胜，且充溢着滿滿的正能量。仅此一点，我就觉得是值得向读者推介的。

从我与之秀认识算起，已整整十年。这是她艰苦跋涉的十年，也是她不断进取的十年，更是她硕果累累的十年。之秀还很年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若假以时日，她还会有更大的进展。衷心希望她再接再厉，开拓创新，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回报这个养育她的时代和人民。杨牧2016年7月1日（杨牧系新边塞诗代表诗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者寄语

这是一部乡村连接都市的作品。

十八岁前，她属于乡村。

十八年后，她属于都市。

这是一个乡村女孩蜕变为都市丽人的成长故事。

她用成长的足迹，谱写了农村女孩的人生传奇。

在这里，乡村女孩以其真实的生活经历，展现了人生百态。

在这里，乡村女孩以敏锐的视角，洞察社会万象。

如果你生在都市，请看《走向都市的女人》，这样，你就可以真实地了解乡村，一幅幅乡村风俗画卷将带你走进淳朴自然的境地；如果你生在乡村，也请看《走向都市的女人》，这样，你可以真实地了解都市，在都市绚丽的光鲜中究竟充满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诱惑？

故事梗概

多多是在中国恢复高考的那年出生的。她的出生没有给家里带来快乐，渴望有个男孩的父母多次想将多多送人。多多快满五岁那年，家里来了个陌生的叔叔，准备将她抱走，但多多当日被烫伤，对方就不想要了。那一刻，多多明白了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在多多十一岁那年，家里抱回了一个男孩，父母把所有的爱给了这个男孩。多多发誓，以后要超过村里所有的男孩，要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

中考落榜，多多外出打工，几次险些遇害。她遇到过坏人的纠缠、也出过车祸。她有过爱情的甜蜜，也有过爱情的迷茫。但一路走来，她一直坚持自学，最后从打工妹转变为一个老板。

在解决生存问题后，多多怀揣着儿时的文学梦，弃商从文。她去文化公司编撰过学生书稿、也当过“枪手”，最后终于圆了自己的记者梦、作家梦，并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同时收获了爱情，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由此，多多的故事得到了不少媒体的报道。

这本书是从1977年写起，时间跨度达30多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变化。以一个农村女孩多多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串起了一连串的大事件。同时穿插了各地城乡的风情民俗。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弘扬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旋律，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讲述了农村女孩励志成才的故事，也营造了美好的文学意象，书写了一部新时代的史诗。

引子

多多牵着丑丑的手，走在了雪地里，朝地铁方向走去，娘儿俩要乘坐地铁去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

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始建于1949年2月10日，是与共和国同龄的大型文化企业，不少名作家在这里举办过签售活动，而多多的新著《走向都市的女人》发布会暨签售活动也即将在这里举行。因此，她将永远记住这地方。而这一天，11月22日，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多多来说，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这一天清晨，从昨天夜里就开始上下翻飞的雪花在飘飘洒洒地下着，把本应灰色如陶的白昼，竟化为一片银妆素裹的童话世界。但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已经有工作人员在把路面上的积雪集中到一棵棵大树周围。他们有的挥舞着大扫帚扫雪，有的用木板做成的推子推雪，还有的在用铁锹铲雪。

上午九点，书店还没开门，但在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的表情或兴奋、或焦虑、或期待、或闲适，仿佛今天这里将发生什么事情似的。

今天的多多，特意把自己打扮了一番：齐耳的卷曲短发，配上得体的服饰，更显得干练、知性。她上身穿着一件由绿、灰、咖啡色三色组合的拼花圆领毛衣，下身是一条灰色的小脚裤子，在毛衣的外面套着一件能遮住膝盖的羽绒服，脖子上围着一条雪白的围巾。

多多和丑丑来到书店门口的右边，多多望着不远处的地铁方向，对丑丑说：“你爹怎么还不来啊？”“估计快到了，妈，您别着急。”

多多不再说话，但脸上仍是一副凝重的神情，两眼止不住左顾右盼。

不一会，丑丑指点着远方喊道：“我爸来啦！”

多多顺着儿子的手指方向望去，只见王谋的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出现在不远处的街口。

王谋显然也看到了她们，一边挥舞着手中的花束，一边朝她们快步走过来。

多多的脸上绽放出了一朵笑容。

王谋走到多多身边，递过鲜花，说：“祝老婆新书发布会圆满成功！”

多多笑着接过花，说：“谢谢！没想到你还会给我买花。”“看你说的，我老婆这么大的喜事，我能不买花祝贺吗？”“早上起床，你就磨磨蹭蹭的。出了门，你还没把自己收拾好，原来你是故意不跟我们走啊！”“我要给你个惊喜嘛！”

多多感动得笑了，但笑容很快又从她脸上消失了。她若有所思地说：“我原来跟出版社商量，取消今天的新书发布会，因为我又没什么名气，万一没人来参加，冷场怎么办？出版社不同意，说早就和书店定好了日子，签售活动信息也登报发出去了，不好取消。可是，你看这么大的雪，又有多少人愿意出门呢？有可能会冷场，所以，你们还是离我远点，丢人的事我一人担着就行了！”“妈，要对自己有信心。”丑丑说。“不会的，我相信我老婆的魅力。”王谋也笑着说。

多多看着他俩，说：“就你们始终默默支持着我。”

王谋又说：“刚才我给你发了一条短信，你看到了吗？”

多多掏出手机，看到了短信内容：蓝是你的情怀，白是你的心境，粉是你的诗意，红是我们的爱情。祝老婆新书发布会圆满成功！

多多的眼睛有些湿润了，是感动，是幸福，是甜蜜……

两人正说着话，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胳肢窝里夹着一卷什么东西，用另一只手扶着，走了过来，对多多说：“多多老师，您来啦。”

多多向丈夫介绍说：“这是出版社的刘老师。”

王谋要和刘老师握手，刘老师赶紧腾出那只扶着东西的手，伸过来与他握了手。

多多问：“刘老师，您拿的什么东西？”

刘老师打开那卷东西给多多看，原来是新书的易拉宝海报，多多的半身照片和新书的封面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只见海报上写着“作家多多新书《走向都市的女人》发布会暨签售活动”几个大字。

这时，聚在书店门口等着开门的顾客也看到了这张海报。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凑过来，看了看海报，又看了看多多，问：“这是您的新书发布会啊？”

多多回答：“是的。”

长者赞叹道：“不简单！这么年轻就能写书，而且在这里举行发布会。”

多多热情地邀请说：“欢迎您光临指导。”

长者说：“我既然赶上了您的新书发布会，一定参加。”

这时，书店的张经理走了过来，和刘老师握手后，又与多多握手。他看了看表，说：“已经到9点30分了，我们进去吧。”

走进一楼大厅，在轻柔的音乐伴奏下，电子显示屏与广播里同步滚动播放着《走向都市的女人》新书发布会的消息。

多多等人随着张经理坐电梯来到六楼的多功能厅，新书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

讲台的背景是古色古香的朱红色装饰，雪白的幕布上打出了“作家多多新书发布会”字样。讲台左右两侧有两根金黄色的大柱子，柱子的上端以红色为底，镌刻着“王府井新华书店”几个白色大字。在讲台的左侧放着一张讲桌，桌子前面正中镌刻着“王府井新华书店”红色字样，桌面上放着一支细溜溜的话筒。

刘老师把两个易拉宝海报一个立在了六楼的上下电梯口，一个立在了讲台的右侧。

会场上早已摆好了一排排桌椅，周围的墙壁上悬挂着几十幅中国书画作品，显示出浓郁的文化气息。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多多仿佛置身在梦境中。

她转过身，面向门口，目光落在了那一摞摞的书上，接着她看到了一位位读者掏出钱来买了《走向都市的女人》，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转眼间，会场里座无虚席，甚至有读者拿着书等在一旁，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天真可爱的儿童，有年富力强的男子，也有风华正茂的女性，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有兰亭雅集之风。

多多的眼睛湿润了，继而有些模糊，她有些激动，她没想到自己也能站在这个地方，举办自己的新书发布会。她想到了写这本书的前前后后，想到了那不堪回首的心酸岁月，思绪一下被带到了30多年前，一幕幕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第一章与恢复高考同怀希望

1977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这一年7月，邓小平再次出山，第一件事就是为知识分子平反。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立即恢复中断十一年的高考。

12月，许多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者结婚生子或还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与在校生一起走进了考场，年龄相差达十几岁、几十岁，成为一大奇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空前绝后的一次高考。这个高考向人们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在离邓小平的家乡不远的宕渠县下辖的一个山村，在这样的一个八月盛夏的一个中午，瓦蓝瓦蓝的天空上不见一丝云彩，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也炙烤着在田间地头忙活的农民。

二十五岁的农家女人杨召珍梳着两条长辫子，挺着个大肚子，脚上穿着一双土布鞋，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在打扫院坝里的卫生。她扫扫停停，不时将目光投到远处田里打谷子的陈建川身上。陈建川和村民一起在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工分。

陈建川是杨召珍的家属（丈夫）。他们同年同月但不同日生。陈建川出生在月末，杨召珍出生在月初，彼此一米五的身高不相上下。陈建川方脸型，大眼睛，一年四季保持着不变的平头，他长得特别精神，随时脸上都挂着微笑。

他头上戴着顶破了边的草帽，上身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蓝布衣服，下身穿着一条灰色的烂裤子。说是烂裤子，是因为裤子的左右膝盖上有两个口子，活像一双大眼睛，屁股上补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疤，而且还是补了一层又一层，腰间系着一根草绳当裤腰带。他赤着脚，扬起双手，一上一下地在拌桶里打谷子。他额头上的汗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他用衣袖擦了一把脸。他有些累了，歇了片刻，又继续弯腰拿起谷子扬起来继续打。与陈建川分到一个组劳动的还有同村的陈建星、王丙全、贾柏燕、陈玉英、刘梅芳、张志行。

刘梅芳和张志行十七八岁，家在达州市，1974年高中毕业，他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来到了陈建川所在的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天和村民一起下地干农活。一年后，刘梅芳嫁给了当地唯一的赤脚医生陈三虎，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张志行除了劳动时间外，剩余的时间都用在看书上。他个子不高，有些瘦，他戴着一副眼镜。

贾柏燕的丈夫陈建江与陈建星是一奶同胞。他们的母亲张万青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丈夫在五年前生病去世后，就跟着陈建江家一起生活。

张万青一生生育了五个孩子，三男两女，都分别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老大陈建军是村里的队长；老二陈建星是剃头匠，闲暇时候走村串户给乡里的人理发；老三陈建江是军人，也是张万青最为满足的地方；老四陈建英有点憨，缺根筋那种，二十出头的大姑娘，鼻涕还往衣服袖子上擦。为了将她打发远点，眼不见心不烦，家里托人把她嫁到了大山里。但陈建英有点福气，结婚没一年，丈夫久儿去当兵，成了军人，在部队上喂猪；老五陈建兰人聪明，嫁到邻乡。张万青一家，在村里也是条件最好的一户人家。因此，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张万青的孩子们年龄与陈建川相差不大。

田里干活的人，有的用镰刀割谷子，有的传把子，有的打谷子。陈玉英一直弯着腰割谷子，有些累了，直起身，伸了伸懒腰，又向四处张望着。她的目光停留在了远处的杨召珍身上，说：“陈长辈，你家快生了吧？”

陈建川一边打着谷子，一边笑着回答：“就这两天。”“那就快了。”陈玉英感慨着，顺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她也怀孕四个月了。

陈玉英的丈夫杨友林是宕渠县煤炭厂的工人，虽说有工资，但也不高。在生产队大集体的年代，要按人头出工挣分的，因此，即便陈玉英怀孕后，本着多收入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她还是坚持出来挣工分。

贾柏燕也直起腰，用手捋了捋额前的刘海，说：“陈玉英，你也快生了吧？”“我还早呢，你家都两个娃儿了，我这一个还揣在肚子里呢。”陈玉英说。

陈玉英不知道，贾柏燕的肚子里又怀上了，已经一个多月了。是陈建江六月份从部队回来休探亲假时怀上的。她前面已经生了两个姑娘，大的陈玲玉三岁，小的陈秀兰一岁，为了生一个儿子，所以怀上了第三胎。

陈玉英比陈建川还大一岁，她是村里结婚最晚的姑娘。

在她当姑娘时，给自己找对象定了一个目标，非工人不嫁。她认为找个工人，意味着旱涝保收。因此，从她十五六岁起，每年都有媒人说亲，但都没成，直到二十四岁那年，遇到了煤炭工人杨友林。

杨友林个子矮小，陈玉英高他一个脑袋，尽管个头悬殊大，但陈玉英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杨友林的父亲就是煤炭厂的工人，因为下井出了事故去世，他顶替了父亲的工作，当上了工人。“揣在肚子里比没揣着强。”贾柏燕说到这，停留了一秒钟，又说：“我看，陈建川家这次要生个田边转（田边转是指男孩）。”“都一样，儿子和丫头都一样。”陈建川说。

陈建川想到婆娘要生娃儿了，心头热热的。第一胎生的是个丫头，快三岁了。这一胎，他不知道会是丫头还是小子。但有个答案是肯定的，无论生啥，他都喜欢，他明确地告诉过他的婆娘。

自打杨召珍怀上第二胎后，常常问他喜欢儿子还是丫头，他就一直说无所谓，生啥养啥。就在昨晚睡觉时，她还在问：“陈建川，你说，这次我会生儿子，还是丫头？”“不管生啥子，都是我们的娃儿，都一样带。”陈建川说的内心话。“可我想有个儿子。你想，都是姑娘，以后她们嫁出去了，谁管我们，谁给我们养老？养个姑娘是贴钱的货，给别人家养的。”“也不能这样想，要是我们的姑娘以后个个出息了，也不会比有个儿子差。你现在也别想那么多，这事谁也说不准。我已经知足了。凭我的家庭条件，能娶上你，这辈子没打光棍，已经是感恩戴德了。你也知道，我爸妈过世得早，我爸生病去世时，我才十二岁，他去世后，没有给我们兄弟留下丁点财产。为他治病，我们还借了不少钱，到他去世时，欠了100多元的债。我一下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因为我的妈妈是个莽子（傻子），家里啥事都不晓得。那时，我大弟陈建良才八岁，小弟陈建安才四岁。我是既当爹，又当妈，带着两个兄弟和妈妈艰苦度日。我妈妈去世时，我刚满十八岁。唯一的一个姐姐陈建芳也出嫁了，家境也困难，我与两个弟弟相依为命，等于是三个孤儿。因为你，我这个家才撑起来了。你跟着我，也受了委屈，结婚后，还一起帮我还完了欠债。再说了，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还不知道形势啥变化呢，解放前，我爷爷积攒了不少钱，结果形势变了，那些钱成废纸了。”

陈建川一股脑儿说着自己的家史，从心底对杨召珍充满了感激。童年家庭的变故，使陈建川更加明白一个家对他的重要。世事无常，国家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未来谁也说不清楚。再说了，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现在不是听说又可以高考了吗？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很多人的无奈选择。他非常清楚，在农村，想成个家很难，特别是穷人，自己能成家，已是万幸了。“我和我哥哥嫂子都觉得你老实，人好，心好，所以当时就同意了这门婚事。想想，跟你结婚时，你还是借陈建星的衣服穿的，这还不说，我跟着你，连一个多余饭碗都没有，三兄弟就三个碗和三双筷子。”杨召珍摸着肚子说。“还得感谢杨德碧给咱们说的这门亲事。”陈建川说。

杨德碧是陈建川同村陈建忠的家属（婆娘），她的娘家与杨召珍的娘家是房子挨着房子，邻里关系走得非常近。看着陈建川二十出头还没对象，就把杨召珍介绍给了他。

杨德碧嫁到山东村七年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老大陈硕六岁，老二陈梅四岁。“是啊，要不是她介绍，我还不认识你，说实话，我们相信杨德碧，毕竟你知我熟。你还记得吧，跟你结婚后，我才知道你们家连挑水的水桶都没有，还是将挑粪的桶洗来挑水吃；还是我把当姑娘时存的点私房钱拿来买的碗筷和水桶。水桶买回来后，陈建安高兴得满屋子跳，说终于有水桶了，不用吃用粪桶洗来挑的水了。”“跟着我，让你受委屈了。”陈建川从心底感到愧疚。“现在比我刚嫁来那两年好多了，两个兄弟都逐渐长大成人，都在挣工分了，等他们以后结婚了就分家单独过。”杨召珍停了下，接着又说：“日子是过到哪算哪，一天天过下去的！”

陈建川想到这些，一丝温暖荡漾在心头。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的脸上流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他快速地打着谷子，还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一首川东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

他唱道：太阳出来/啰喂/喜洋洋啰/郎啰/挑起扁担郎郎采/咣采/上山岗吆后/啰喽喂……

陈建川的歌声迅速在田野里飘荡开来。大家看着他放声地歌唱着，也跟着唱了起来，田间顿时响起了一阵阵快乐的歌声。这歌声也传到杨召珍的耳边。杨召珍远远地望着干活的丈夫，会心地拿着扫帚走进屋子里。

几缕阳光从屋梁上直射进来，将原本黯淡的屋子照得透亮。墙壁上的蜘蛛拉着网在缓缓地一圈圈地挪动。地下的老鼠时不时地在屋子里窜来窜去。

杨召珍看到老鼠进进出出，像过大街一样，狠狠地拿着扫帚打老鼠。她笨重的身体哪里对付得了聪明狡猾的老鼠。往往是刚拿起扫帚，老鼠就迅速钻进洞里去了。

她恨透了老鼠。本来家里就没几颗粮食，老鼠总来糟蹋，自家几口人的口粮只能常年喝稀饭勉强维持。老鼠幸运地逃掉了。杨召珍放下了手里的扫帚，嘴里咕哝着：“打死你个死瘟伤。”“妈妈，你打死啥子？”红琼从地坝里走进屋里问着。“打死老鼠。”“我帮你打它。”“下次看到了，你再帮着打，现在时间不早了，妈妈去煮饭，你自己耍，不要乱跑哈。”杨召珍说着转身去灶屋里煮午饭了。

红琼又来到地坝里，她没有目的地走来走去，最后去了贾柏燕家。张万青用背篼背着陈秀兰，一边烧火煮饭，一边在给陈玲玉梳头发。陈玲玉梳的是丁丁头冲天炮，上面是用红绸布扎上的。

张万青看着红琼，说：“来，婆婆也给你把头发梳了。”

杨召珍坐在灶屋里的灶台前烧柴煮饭。她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挽柴火。灶台里红红的火焰，欢快地笑着。她在心里想，火在笑，家里是不是要来客人了。这年头，最好别来客，本来家里就穷，来个客人啥的，多少要加把米，现在粮食又紧张，一年到头就分那点粮食，能节约一点是一点。

很多时候，事情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发展。你越是不愿意，越是担心，它就越会来临。杨召珍不喜欢来客人，突然间却听见了喊声：“幺妹、幺妹。”

她听出了声音，是她二姐杨召群。

杨召群虽然比杨召珍只大三岁，却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老大是一个女孩，已经七岁；老二也是女孩，已经四岁；老三还是女孩，一岁半了，现在肚子里又怀上了，已经两个月了，她还想生个儿子。孩子多，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岁月已在她的脸上过早地留下了衰老的痕迹。

杨召珍赶紧从灶屋里走出来。她看见二姐用背篼背着三女儿，手里还提着一个布袋子，便帮忙把娃儿从二姐背上接了下来。

杨召珍上下打量了一下杨召群，说：“二姐，你看你，衣服都穿成啥样了，也不洗洗，都看不见本来颜色了。”“成天到晚忙不完，忙了地头忙家里，哪有时间，一天连脸都来不及洗一把。”“撒泡尿的工夫就把脸洗了，有那么严重。”她瞧见二姐的脸上像花猫，好几处黑灰黏糊着，说：“姐姐，你去把脸洗一把吧。”

杨召群把手里的布袋子放在地上就去洗脸，还一边说：“女人啊，就是女人，家里家外操不完的心哟。”

说话间，杨召群已洗好脸了，她捡起地上的布袋子递给杨召珍，说：“今天逢场，我顺便过来看看，我们也没啥子好带的东西给你。”

杨召珍打开袋子，说：“来就来嘛，又带鸡蛋和挂面，你家的条件也不好，还要养三个孩子也不容易，以后别带了。再说，你现在肚子里也揣了一个，也需要营养的。”“你就别担心我了，就这十个鸡蛋和一把挂面。姐姐家只有这个条件，多的还拿不出。”“你给我们送吃的，二姐夫不说啥呀？”“你姐夫让我拿来的，说幺妹家目前比较困难，加上又要生孩子了，总得让坐月的人吃好点，坐月不吃好，以后对身体不好。”“姐夫真是个好人。”“人是个善良人，就是不爱干农活，除了好那一口酒，还好到巴子沟水库钓团鱼。”

姊妹俩一边拉着家常，一边走向了灶屋。杨召群把娃儿抱在怀里，就坐在灶台前的小木板凳上烧火，还问：“兄弟呢？”“在田里打谷子。”杨召珍一边回答，一边往锅里放米和红薯，还不忘用勺子在锅里搅拌了几下，以防粘锅底。

娃儿在杨召群的怀里不安分地晃来晃去。杨召群把娃儿放到地上，说：“王芳，去找红琼姐姐耍。”“王芳长得真快，都能走路了，娃儿就像根小树苗儿，见风就长。”“娃儿是越带越欢心，不像带个老人，越老越招人烦。”说到娃儿，杨召群的脸上荡漾着暖暖的幸福。女人的柔情好似只有在孩子身上体现。虽说她已生了三个孩子，但她从没感觉到累过、苦过。

也许女人是因为孩子而活着，也是因为孩子而逐渐成熟。孩子是她们的天，是她们的地，更是她们活着的动力。即便再苦再累，回家看到孩子的笑容，也是一种幸福，也算是苦中有乐。

杨召群接着又对在地上走动的王芳说：“去找红琼姐姐耍。”“红琼！红琼！”杨召珍接连喊了两声，见无人回应，从灶屋走了出来，一边咕噜着：“这贱人跑哪去了？”

张万青给红琼梳好头发后，叫陈玲玉去外面喊她妈妈回家切（吃）饭。她俩走到半路上，遇到了一条小河，就停下来了。

小河沟里的水清澈见底，缓缓地流淌着，洁白光滑的鹅卵石躺在水里，河水里的浮漂被小鱼拉得上下飞舞，小鱼时不时地吐出小水泡泡，可爱极了。

红琼和陈玲玉看着河沟里的鱼儿，心里痒痒，双双光着脚丫站在小河边。她们望着河里那些欢快的鱼儿，高兴地嚷着：“看，那哈（那里），那哈！”

陈玲玉是第一个下河的。她甚至没有卷起自己的裤脚，就下河了。红琼见她下河，也跟着下去。水淹到了她们的膝盖，她们走在河水里，把两只小手轻柔地埋进了水里。她们见哪里有鱼，就将手伸到哪里，有时看见小鱼在手掌里了，但一捧起来，小鱼又迅速溜掉了。

小鱼儿看着她们欢快地游啊游。她们的到来似乎给鱼儿带来了更多的欢乐。鱼儿一会游到她们的脚边，用嘴顶顶她们的小脚，一会又迅速地逃离了。

陈玲玉见红琼好几次鱼儿到手里了没抓住，说：“我来我来！”

红琼站在陈玲玉身边，聚精会神地看着陈玲玉逮鱼。陈玲玉每次都小心翼翼的，生怕鱼儿被吓跑了。鱼儿好像读懂了她们的心思，每次都主动进入她们的手掌，但在关键时刻，都能顺利逃离。

好几个来回都没逮住一条鱼，她们放弃了，开始在水里跳起来，一跳就能溅起好多水花。

水是温柔的，站在水里也是舒服的。两个小娃儿在水的世界里畅快地闹着、嬉笑着。她们一会跳水，一会相互泼水。水在娃儿的世界里是最好玩的玩具。娃儿在水的世界里给水增添了不少生机。

太阳照在两个娃儿身上，水面的倒影是一幅生动的画卷，人与自然的融合是那般完美。清澈的水，波光粼粼，单纯可爱的娃儿，扬着单纯的笑脸，真是一幅天人合一的景象。

她们在水里无拘无束地闹着，彼此早已成了落汤鸡。她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傻乎乎地哈哈大笑起来。陈玲玉把婆婆交代的事情忘了十万八千里……

杨召珍头顶烈日，拖着笨重的身子，沿着屋前屋后找了一圈没见着红琼，就往小河沟走去。因为那个地方是不少娃儿爱去的地方。

当她看见红琼时，红琼和陈玲玉都弯着腰在玩水，她接连喊了几声，红琼都没听见，还是陈玲玉最先听见的。

陈玲玉站直身子，用小手擦了下额头的汗水，说：“你妈妈来了！”

红琼听见说妈妈来了，吓得赶紧从水里钻了出来。杨召珍见红琼整个衣服都是湿的，气不打一处来，走上前去，扬起手要给她一个耳光时，突然，感到腰胀痛得钻心地疼，扬起的手放了下来，豆大的汗水像泉水一般汹涌而出，“尿”顺着裤脚流了下来。她有过生孩子的经验，知道这不是尿，一定是羊水破了。她有些控制不住了，只感觉下身的水在不停地流出。

红琼看着妈妈，妈妈的脸变得扭曲了。她没见过妈妈这样，赶紧拉着妈妈的手，害怕地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妈妈……”

杨召珍强忍着痛，说：“快去喊你爸爸，喊你爸爸。”

红琼一路像汽车抛锚似的发疯地跑着，一边大声地喊着：“爸爸……爸爸……”“我也去！”陈玲玉在后面追着。

陈建川在专心致志地打着谷子，红琼的喊声没能进入他的耳中，还是贾柏燕听见了，她说：“陈建川，你家娃儿在喊你！”

陈建川放下手中打完谷子的稻草，顺着喊声望去，看见了远处两个幼小的身影在一前一后地跑着，一个喊着爸爸。

陈建川大声喊道：“红琼，红琼，你跑啥子？”

红琼没有听见爸爸的声音，只是一个劲地跑啊，喊啊，突然，一个跟斗栽了下去，她甚至不知道疼，爬了起来，继续跑着。

陈建川还站在原地不动。贾柏燕又说：“你去瞄看，究竟是啥事，我家玲玉也跟着跑啥？”

接着陈玉英也说：“陈长辈，是不是你家快生了？”

陈建川说：“我先回去看看。”“你赶紧回吧，这也马上收工了，得回家切午饭了。”王丙全说。

红琼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爸爸。当她跑到陈建川干活的田边时，陈建川已从田里走了出来。

红琼焦急地哭着说：“妈妈……妈妈……”

杨召珍一只手搂着肚子，一只手插在腰间，艰难地迈着步子朝回家的路上走去。她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最难受的还是总感觉有尿要流出来。

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到家门口。她喊着：“二姐……二姐……二姐……”

杨召群立即从灶屋里出来。

杨召珍满头大汗，紧咬牙关，整个脸型因为难受而变得扭曲。“二姐……二姐……我可能快生了……”杨召珍有气无力地说着。“快，快，上床躺下！”杨召群扶着杨召珍进屋上床。

杨召珍说：“快去喊她爸，让他喊琬幺婆来。”“我回来了，老杨！”陈建川对杨召珍说，“我马上就去喊接生婆来。”

陈建川憋着一股劲，一口气跑到了琬幺婆家。接待他的是琬幺婆的儿子贾富贵。他说：“我妈出诊去了，你得等等，估计快回来了！”“大概啥时回来，兄弟，我屋头快生了！”陈建川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由于过分激动，说起话来语无伦次。“你先坐下，我给你倒杯水喝一口。”

陈建川哪里坐得下去。此时，他忐忑不安地走来走去。接着又问：“你妈妈去哪儿了，我去找找她。”“又是哪家找我？”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语调里中气十足。她就是琬幺婆，她正提着一个木箱子回来了，木箱子上有个红色的十字。

琬幺婆年过六十，长得慈眉善目，是当地专门接生的婆婆，非常有口碑，乡里乡外都找她接生。无论是哪家生孩子，基本上都是她接生。陈建川兄弟三人当初也是她接生的。

琬幺婆看着陈建川，问：“建川，啥事？是不是你婆娘又要生了？”

四川人说话有个习惯，即便知道是啥事了，也喜欢重复问。就如明明知道你吃饭了，还问，吃饭了吗？

还没等陈建川回答，贾富贵说：“妈，他等你好一哈了。”

琬幺婆说：“哦，那赶紧去！”

此时的杨召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都感到身上难受。她一边紧紧咬住嘴唇，一边用手按住腰。杨召群给她把裤子已经脱掉了。

琬幺婆到陈建川家后，立即吩咐他赶紧烧开水，将剪子消毒。

一切准备就绪后，琬幺婆让陈建川出去，不要待在生孩子的屋里。在农村有个习俗，家里的男人不能看女人生孩子，看了，男人要倒霉的！因为生孩子要出血，男人不能见女人的血！

陈建川只能待在外面，但他听见屋子里杨召珍的喊叫声，一点也不安宁。

屋子里的琬幺婆给杨召珍摆正姿势待产。杨召珍尽管生过孩子，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有些不知所措。琬幺婆一面给她摆姿势，一面给她讲怎样吸气。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琬幺婆看了看她的子宫，说：“宫口已经张开了近十厘米，马上就要生了，现在能看见孩子头了。放松，放松，吸气吐气，好好配合我，一下就生了。”

杨召珍忍着疼痛，大滴大滴汗水不停地向外渗透出来。

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是无法体会的，生过孩子的女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生孩子的那种疼是不好形容的，腰胀痛胀痛，又感觉像气体一样，一圈绕着一圈。

杨召珍的双手又紧紧地抓住床架，她一使劲，将所有的力量释放了出来，在那一刻，一个婴儿呱呱落地，她才感到如释重负。

琬幺婆提着孩子，轻轻地拍了一下，孩子哭了两声，就睁着一双小眼睛东张西望，好像外面的世界比娘肚子里要精彩得多似的。她红润的小脸蛋，满头黑发盖过耳朵，头发湿湿的，两只小手紧紧地攥着。

琬幺婆将孩子清理干净后，放在秤上称了称，说：“孩子体重六斤。”

孩子顺利生产出来了，杨召珍感到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迫不及待地问：“是个啥子？”

琬幺婆说：“一个聪明的姑娘！”随即放在了她身边。

杨召珍有些失望，说：“又是一个菜角豆！”

琬幺婆说：“菜角豆怎么了，你看这孩子多聪明，看那双眼睛就知道，你们以后还靠享她福呢！”

陈建川听见了屋里一声婴儿的清脆哭声，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知道，生孩子就是他婆娘过鬼门关。在村里，有好几个女人因为生孩子，难产死了，大人小孩都没了。自己婆娘能顺利生产就是万幸。他赶紧走进了屋里，去看了看杨召珍以及躺在她身边的孩子。

琬幺婆接生完后，杨召群赶紧将煮好的醪糟鸡蛋端了上来，摆在了饭桌上，说：“琬幺婆，你切点东西！”

接着，杨召群又给杨召珍端了一碗过去。

杨召群看着孩子，说：“这孩子多机灵，长大了肯定有出息。”

陈建川看着孩子，说：“老杨，赶紧切吧！”“本来想生个儿子，嗨，这就是命。”杨召珍说。

陈建川说：“儿女都一样！”

杨召珍说：“谁说儿女都一样，女儿养大就嫁出去，没个儿子，以后养老都成问题！”

杨召群说：“妹子，你赶紧切，生啥子哪个晓得，肚子里的东西，只能见天才晓得。”

琬幺婆说：“放宽心，好好把孩子养好，千万别乱想。”

杨召珍点了点头，随即又叹了口气，然后埋着脑袋无声地吃着醪糟鸡蛋。

杨召珍对于这个小不点到来的态度被琬幺婆看在眼里，从她内心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痛。她不知道，这个让她亲手接生过的女孩会在这个家庭面临什么命运？从她以往经历过的事件中，往往不讨人喜欢的女孩，不是被父母遗弃，就是换了别人家的男孩。想到这，琬幺婆伸手摸了摸孩子的脑袋。

陈建川递给琬幺婆一个红包，是接生费用。琬幺婆装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药箱，挎在肩上，准备回家。

走时，她又看了看孩子，孩子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她，表情好似在笑。第二章又是女孩多烦恼

生完孩子的杨召珍，整整睡了一个下午。当她醒来时，已是晚上，外面黑漆漆的。屋里点着的煤油灯发出了暗淡的红光。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孩子，孩子已经醒了。孩子不哭不闹，乖巧地躺在她身边，一双小手在空中舞动着。

杨召珍挪动了一下身子，将孩子抱在了怀里，孩子探着头在母亲怀里拱来拱去，好像在寻找什么。她撩起衣服，露出乳房，把乳头递进孩子嘴里。

杨召珍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喊着陈建川。陈建川正在灶屋里一边抱着红琼，一边煮晚饭，听见杨召珍喊他，赶紧将抱着的红琼放在地上，说：“我去看看你妈。”“他妈，啥事？”陈建川一边朝斜房走去，一边问。“二姐呢？”“回去了，说她回去顺便带信给你妈妈他们，说你生了。”“二姐走都不告诉我一声。”“看你很疲倦，就没叫醒你，二姐说，过两天她再来。”

红琼站在床边，用那双小手摸着妹妹的脸，还用手去戳妹妹眼睛。杨召珍说：“不许碰妹妹眼睛，那样妹妹就看不见了。”

红琼说：“看不见了？”说着又去弄妹妹的眼睛。

杨召珍拉开了红琼的手。

外面的大门嘎地一声被推开了。陈建良回来了，一脸高兴地哼着啷个哩个的歌。

听见开门声，陈建川从里面的屋里走了出来，红琼跟在他身后，用小手紧紧抓住他的衣角。

陈建良个头不高，比陈建川还矮两三公分，长脸型，长得清瘦，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尖嘴猴腮。他不爱干净，浑身都沾满了泥土，而且喜欢抽叶子烟，人一到烟味就到。

陈建良染上抽烟的毛病好几年了，陈建川多次劝他戒烟，他每次都答应得好听，就是控制不住，说多了不管用，陈建川也不再说了。

陈建良手里夹着的叶子烟快烫着手了，他狠狠地吧了一口烟，然后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了两下，接着又吧的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陈建良在堂屋的八仙桌旁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他又唱着那句“啷个哩个，啷个哩个。”“遇到啥好事，打牌赢钱了？”陈建川见陈建良那一脸高兴的样子问道。“二哥，我还真是走运了。对了，听说我嫂子生了？”“中午的时候生的。”

陈建良不但喜欢抽烟，还爱好打牌，早上出门走的。他本来是该去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的，但他会来事，会与领导他的村干部处理好关系，因此，人家对他干活不干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去灶屋里烧把火，锅头还煮起饭的。”陈建川说。“要得。”陈建良朝灶屋走去，走时还喊上红琼，“走，跟二爸去烧火。”

陈建川来到杨召珍床前，杨召珍斜躺在床上，若有所思地望着补了又补的蚊帐。陈建川顺着她的目光扫去，发现蚊帐上有蚊子叮在上面。

他赶紧用双手拍打蚊子，蚊子被打中了，尸体躺在他的手里。他拍了拍手，将蚊子的尸体扔掉。

杨召珍说：“今天上午贾瞎子找陈建良，说是给他介绍个婆娘，也不知道情况啥样，一会你问问他。本来我喊贾瞎子将那个女的先带来我们这里见面，贾瞎子说不用，让陈建良跟他一起去看看，如果陈建良没啥意见，就带那女的来。”“陈建良也是二十岁的人了，是该成个家了，成家以后，也让他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就是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陈建川说。

夫妻俩正在谈论着陈建良的事情，就听到陈建良在外面的一间屋里喊：“二哥，饭煮好了，切饭吗？”外面的屋子与杨召珍住的这间屋子只有一墙之隔，所以说话能听得清清楚楚的。

陈建川说：“听到了！”接着从里屋走进了外屋，与陈建良面对面地坐到了饭桌跟前。

杨召珍在屋里说：“再等一会吧，陈建安还没回来。”

陈建良说：“莫等他，他又跑到哪个旮旯耍去了。”

杨召珍说：“还是再等会。”接着说：“建良，贾瞎子给你介绍的婆娘怎样？是哪个地方的？”“是岩峰乡的，人我看了，个子不高，反正跟我一样，没啥子文化。她有个姐姐嫁人了，还有两个弟弟，大弟没结婚，小弟结婚了。她的父亲也死了，剩个‘独眼龙’的妈妈，我看了她的家庭，我们家穷，她家比我们家还穷。”陈建良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

杨召珍听到陈建良提到的对方条件，心里也有底了。她知道，像自家兄弟这样的条件，想找个条件好的人家是不容易的。在农村，男人过了二十，就不太好找对象了。为兄弟收心结缘成家是她的头等大事。她说：“人家姑娘看上你没有？”

陈建良一下来了情绪，笑着说：“嫂子，我也是有模有样的，只有我看不上人家的份。”“你就别吹牛了，这两年我都找人给你说了好几次媒，最后还不是黄了。这次，要是人家没有意见，你也能看上，就挑个日子订婚，让贾瞎子带她来我们家。”

贾瞎子五十出头，个子矮小，能说会道，长脸型、尖下巴，一只眼睛比两只眼睛的还会转。他的左眼瞎了，因为姓贾，故被人们称为贾瞎子。他一天到晚不干农活，专门走乡串户去给这家姑娘那家小伙子牵线搭桥说媒，但就是自己的个人问题没处理掉，还是个光棍。

陈建川在他们的谈话中打起了瞌睡。这时，陈建安从外头回来了。他喊了几声二哥，陈建川才醒。

陈建川站了起来，打了个呵欠，说：“咱们切饭吧。”

陈建川先给杨召珍盛了一碗饭端给她，然后自己才开始。杨召珍坐在床上切着晚饭，堂屋的八仙桌旁坐着陈建川三兄弟以及红琼。

房间里的煤油灯忽明忽暗地闪着红光，夜显得更深了。

杨召珍在昏暗的房屋里一待就是一个月，她觉得这样的时间过得太过漫长，每天闭门不出。只是在家里干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做饭、带孩子，即使洗尿布，也得先把水烧热了，再洗。农村坐月子的讲究比较多。无论是冬天坐月，还是夏天坐月，只要是坐月了，头上就要戴帽子，衣服裤子都要穿好，不能见风，老人说见风了，眼睛会流泪，头会疼。不能摸冷水，不能吃凉东西，不能洗头洗澡，更不能过夫妻生活。老祖宗说了，坐月子没坐好，会落下一身病。而月子里落下的病根就是终身的病，一般的人都不敢贸然尝试，都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个习俗。当然，也有个别人不相信，但教训随即应验，于是又不得不遵守，所以坐好月子是女人的头等大事。

八月的天气本来就热，加上杨召珍是产妇，每天都得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个月下来，杨召珍的身上已有浓浓的汗臭味。这期间，她娘家的母亲、哥哥嫂嫂以及大姐、二姐都来看望过她。

那天是逢场天，离杨召珍满月还有一天。杨召珍的母亲来家里看她时，她背着刚出生的孩子正在烧水煮饭。

杨召珍的母亲罗素华已经六十五岁，当年生杨召珍时，刚好与她大女儿杨召芬生的头一个孩子同月。她个子高高的，为人和善，很爱干净，每天不光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把家里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有人说婆媳关系不好处，但她与儿媳妇罗德英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她对儿媳妇比对任何一个子女都好，她说，媳妇才是老女，永远会待在自己身边。

现在，她老了，满头白发稀疏地漂在头上，头上还包着一块黑色的布。从杨召珍记事起，就见她母亲头上一直包着这块布。她母亲告诉她，是因为以前生她时，月子没坐好，落了毛病的。

罗素华拱着背，弯着腰，一双被缠过的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这样的一位母亲，是经过岁月风霜洗礼后的一个农村老人。她共生育了四个子女，三女一儿，人到中年时，丈夫因病去世。她一来就接下杨召珍背上的孩子，坐在灶台前帮着烧火煮饭。

杨召珍端来一个小木凳在母亲身边坐下。母亲说：“坐月子，千万不能碰冷水，吹风，干重活，这些你记住没有？”

杨召珍说：“这个我晓得。”

罗素华一边往灶里放柴，一边逗着怀里的小外孙女。她看着这个小不点说：“给外婆笑一个，看看，是不是外婆抱着你了？”

小不点躺在外婆怀里，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不停地伸着舌头，像是在认真听外婆说话。

罗素华逗着小不点，一边问：“给孩子取名了吗？”

杨召珍说：“眼看都满月了，昨晚他爸给取名了，大名叫陈秀之，小名叫多多，希望她以后多才多艺，我看，养了个赔钱的，是多余！”

罗素华一脸慈祥，笑着对小不点说：“多多，你有名字了，多多。”

罗素华对杨召珍说：“幺女啊，儿也好，女也好，都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十月怀胎不容易，我生养你们兄妹四个，个个我都舍不得，手心手背都是肉，家里日子再困难，我也从没想过将你们任何一个送人的，所以，你要给我带好这两个丫头。”“事到如今，这都是命！”“我是你妈，也见得多，女儿带好了，不比男孩差。女儿都是父母的小棉袄，最贴父母心。儿子养大了，不少都成了婆娘的儿子，不是有讨了媳妇忘了娘嘛。我这把年纪的人了，也算是个老古董了，但我都能看开的。”“你是生了我哥哥，有个儿子才这样说的。”

四川是1975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城镇是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在农村，实行的一孩半政策。意思说，第一胎是个女孩，可以接着生二胎，要是第一胎是个男孩，就不准生育，要是再生就是违反了生育政策。一旦违反计划生育，要缴纳高额的罚款，因此，很少有人敢贸然再生一个。除非自己家有钱不怕交罚款。因此，杨召珍把生个男孩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二胎上，哪知这次还是一个女孩，心底多少有些不大乐意。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她脸上的表情还没有孩子没出生时好，也许那时她还有希望，还有期盼，但肚子里的东西见了天日才知道，她的希望破灭了。

母亲知道她的想法，也有些担心。在怀上多多时，她就告诉母亲，要是自己怀上儿子就好了，要是个女儿，就生下来与别人家的男孩换。现在计划生育抓得严，不能超生，所以换孩子是最实际也是最划算的。当时她母亲就说她这样的想法不好。孩子还是养自己的好，养人家的孩子养得好还行，养得不好难找话说，还不能保证自己的孩子在人家家里就能带好。

杨召珍知道母亲反对自己的想法，陈建川也反对她的想法，家里的亲戚也都反对她的想法，所以就说：“妈，你就别担心了，我不会轻易将孩子送出去的。”

罗素华说：“你看看这孩子，哪像一个莽子（傻子），看那眼神，就知道聪明，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将来你还得靠这个孩子，这孩子一定有出息。要是把这孩子换出去了，你的内心也不会安宁，那是欠孩子的。这种欠债会背负一辈子的！再说了，现在孩子还小，不懂事，你赶紧打消这个念头，等孩子记事了，她知道了，会记恨你的！”

五月上旬的乡村是栽秧季节，农民忙着在水田里栽秧，到处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喜笑颜开，劳动是光荣的。

杨召珍和陈建川在一个生产组插秧，但每隔一段时间，杨召珍就回家一次给关在屋里的多多喂奶。红琼则托付给张万青帮忙带着。为了感谢张万青一直以来帮着带娃儿，到年底，集体分给她家的肉，她就一分为二，将另一半给张万青送去。

五月中旬，爱看报纸的陈建川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他还不明白这篇文章的意义，直到12月底，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他才隐约感觉到要有大事发生了，但究竟是什么大事，他还是不清楚。

5月24日是罗素华过生的日子。当天下午，罗素华嫁出去的三个女儿都回到了娘家，与儿子杨召文一起给她过生。杨召珍是背着快九个月的多多去的。

这个晚上是热闹的，一大家人围在一起为寿星祝寿。罗素华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儿女、孙子孙女，甚是高兴，脸上堆着幸福。这个晚上，除了多多不会说话，大家都在一起摆着龙门阵。

多多虽然不会说话，但她转动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会盯着这个看，那个望，偶尔会对这个笑，或者那个笑。当她对着罗素华笑时，罗素华就从杨召珍的怀里将她抱过去，然后逗乐着。

这个晚上，杨召珍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杨召文说：“幺妹，杨二河给我说了，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小儿子换多多。”

杨二河是杨召文一个村的人，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比多多大一岁。杨二河曾给杨召文透露，想拿小儿子换个姑娘回来，加上杨召珍也想把多多换个男孩回来，经过权衡，杨召文觉得这样两家对换也行，多多要是换到杨二河家，他离得近，也可以照顾着。后来杨二河的婆娘不同意，说把自己的孩子换给别人，是在她身上割肉。“不换就不换，我还不同意呢！”罗素华说。

杨召珍无奈地说：“人家不换，我们也没办法。”

杨召群说：“幺妹，大不了自己悄悄生一个！养人家的，还不一定能养的家。”“生一个？凭嘴巴说，敢生！我们那里抓的严。”杨召珍说到。

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杨召芬说：“依我的，生啥子养啥子，养人家的讨闲话。”

这个晚上，围绕着多多换不换出去成了一家人谈论的焦点。针对杨召珍一心想要儿子的想法，罗德英说：“幺妹，干脆把我家老二给你算了，你把多多留给我们也行，你自己养也行。”“我看这个主意不错！反正都是自己家人。”大家一致同意地说。“嫂子，你舍得吗？”杨召珍说。“有啥舍不得的。”罗德英说着就喊“德龙！德龙！”

德龙、德昌在外面的院子里与其他孩子玩打仗的游戏，杨召文的长女杨德丽抱着妹妹杨德梅安静地坐在罗德英身边。

德龙听见喊声，喊着德昌一起进屋。他们进屋后，杨召文说：“德龙，给你说个事，你愿意跟你幺姑家吗？”

德龙看着杨召珍，其他人看着德龙，德龙说：“要得嘛！”“你同意了，你幺姑回去时，你就跟着她去。”罗德英说。“那我是喊她幺姑，还是要改口喊妈妈？”德龙问着。“当然喊我妈，你也得跟你姑父姓。”杨召珍说。“啊，我还得改姓？不干！”德龙坚定地拒绝着。“不改姓，你去吗？”杨召文再次问着。“去！”“幺妹，你看嘛，你要是不看重改姓，我把德龙就送给你养，我们也一起养。”罗德英说。“不改姓不行！我要的是陈家的姓！”杨召珍强调着。

讨论来讨论去，最终也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原本寂静的夜晚像在睡梦中被惊醒一般。透过暗淡的煤油灯看着乡村的宁静，不但可以看到人生匆忙的过往，更能看到人性的贪婪、自私以及愚昧的世俗观念。在看似平静的外表下面，心底却有着莫名的躁动。“时间不早了，都去睡觉吧。”罗素华打着呵欠说。

罗德英给大家安排床铺，谁和谁睡一张床。在她给杨召珍安排床铺时，罗素华发话说：“今晚杨召珍带着孩子跟我睡。”

罗素华说完后，提着煤油灯喊上杨召珍回自己房间了。

她们上床后，罗素华把多多搂在怀里睡一头，杨召珍睡在了另外一头，母女俩躺在床上摆了会龙门阵，还是围绕着多多在说事，临睡前，罗素华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千万不要把多多送给别人，这孩子一见就讨人喜欢的，你们以后还得靠她。

第二天早晨杨召珍醒来，发现罗素华浑身冰凉，身体僵硬，她喊着妈妈，但妈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旁边的多多还紧紧地抓着外婆的手……

1978年12月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仍决定继续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就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出了一件大事，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数千知青抬尸游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失望的西双版纳知青采取了更加激烈的举动，先步行到省城昆明，又要乘火车赴北京上访，不允许登车，就开始卧轨。

中央一方面发出3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一方面派出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赶赴云南处理这一事件。赵凡到了昆明，连夜向省农垦局了解情况。省里干部说，知青造反，要出动公安解决。赵凡说，中央没有这个精神。当时成立了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由赵凡和云南有关领导组成。他们和知青代表见面，知青代表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赵凡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只要解决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接着，赵凡率领调查组深入到事态最严重的西双版纳。

在农场，赵凡看到知青生活确实很苦，有的住房都要倒了。知青每天吃3两白水萝卜，一年才吃6两肉、3两油。当时，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已经有3万知青罢工，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赵凡仍然说，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

1979年1月8日，勐定农场知青绝食。赵凡又连夜出发，驱车一夜一天，赶到勐定。10日上午，他和知青代表谈话，下午和广大知青见面。在农场招待所前边，跪了好几百知青，哭成一片。赵凡也哭了。他说：我来晚了！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在西双版纳，他对调查组和农场的负责人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知青多来自上海、北京、四川三地，赵凡就打电话和三地市委、省委领导直接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四川省委的态度是，只要云南同意，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回到昆明，赵凡又和省委书记安平生商量。安平生说，四川省委的方法，云南省委同意。他们又和上海、北京方面谈了几次，后来北京、上海也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们给中央拍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分4批两年走完。

1979年2月到5月，农场知青90％以上都返回到原来的城市。知青返城大潮遍及全国。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而在陈建川所在的生产队里的两名知青，张志行拿着村干部开出的回城证满心欢喜地回城，顶替了父亲的工作，在电机厂当了一名机械工人。而刘梅芳因为在当地结婚，自动失去知青身份、不能返城。

看着一同下乡来的张志行回城了，刘梅芳的内心里还是有些不安，她在心底挣扎，自己要不要放弃这个家，放弃丈夫孩子独自回城。

已经有为了返城的知青与当地结婚的对象离婚了，有的甚至跟她一样有了孩子，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独自回城。刘梅芳权衡着，一双可爱的孩子她放心不下，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她放不下。但这几年农村的艰苦生活她是深有体会的，而城市生活的条件比起农村生活简直无法比拟。回城了，自己就不是农民，待在这里，就得做一辈子农民。生活是一种两难的抉择。但她最终选择留在这里，留在爱人和孩子身边。她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不容易的，但她也告诉自己，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一双儿女，希望他们以后考大学，考出去！“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院子里响起，充满着喜庆的气氛，也预示着吉祥。陈建川家的大门上贴着贺新婚的对联，陈家院子里上上下下摆了七八桌子酒席。这一天是个良辰吉日，是陈建良与赵月华结婚的日子。乡亲们都来道喜，有的出礼三五元钱，有的出礼四五斤面条，还有的出两个小手帕，或者十斤谷子，礼物的轻重按照关系的亲疏决定。

陈家院子里人来人往，有帮忙打杂的乡邻，有道贺的亲戚，还有等着看热闹的小孩。陈建川一边抱着多多，一边记那些客人送礼过来的账。因为在陈建良婚期的前一天，杨召珍就叮嘱过他，一定要把来往的客人送礼的数目记清楚，以便以后还礼。

多多在陈建川的怀里有些不安分，她不喜欢被抱在怀里，她想挣脱父亲的怀抱到地下自己走。

这时，刘梅芳一手牵着两岁半左右的女儿陈朝霞，一手提着一个口袋走了过来，她将口袋递给陈建川，说：“祝贺了，兄弟结婚，陈长辈完成了一个任务。”陈建川家族是当地辈分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喜欢称呼他陈长辈。

陈建川赶紧招待着，让她坐。刘梅芳没有落座，而是对身边的孩子说：“去，去给多多姑姑一起耍。”

陈建川抱着多多，对刘梅芳说：“这孩子刚学走，说话也不利索，不像你家娃儿，你看，她跟朝霞相差几个月，你家孩子满地跑了，也能说话利落。”

刘梅芳逗着多多，说：“这孩子不会是哑巴吧，都快两岁了还不会说话，路也不走，我看是关久了。”

陈建川一脸无奈，说：“没办法，家里没老人，只能让孩子坐窝窝。关了一年多，出来也快走路了。”“不能老把孩子关在屋子里，要让孩子见见阳光。关在屋子里也不安全。你听说没有，陈建兰把两岁的儿子关在家里，被她家的母猪出来，将孩子的耳朵咬掉了。”“没听到说，那么严重？”

刘梅芳和陈建川正说着，杨召珍从灶屋里走了过来。

刘梅芳看了看杨召珍，说：“兄弟结婚，把你这嫂子忙坏了哟。”“哎呀，也没啥忙的，等他们都收心结缘了，我的责任也就没了。”

突然一阵骚动，不知谁大喊道：“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那里。新郎陈建良陪着两组抬盒走在最前面，每一组抬盒是前后两个人抬着，跟在他后面的是媒人贾瞎子、新娘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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