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洋,叶玮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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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英雄郑成功：青少版试读：
序言
每次看中国地图，我都深为祖国的地大物博、山河壮美和历史悠久自豪。中华民族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这个过程充满了血与火的战斗、生与死的考验。明清两朝，由于国势衰微，国家陷入灾难深重、任人宰割的境地，多次受到侵略者的肆意欺凌、掠夺和瓜分。国家饱经外患而仍生生不息，是人民群众团结战斗、奋力反抗的结果，在这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卫国英雄。这些英雄人物面对“山河破碎风飘絮”，不畏强敌，挺身而出，带领人民群众拿起武器，保家卫国，这才使得国家一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敢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奋勇杀敌，舍生取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是真英雄的写照。面对侵略敢于战斗，面对强敌敢于亮剑，方显英雄本色。卫国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
我们都有一个梦，名字叫“中国梦”。目前，全国人民正并肩携手走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上。少年强则国家强，我辈少年当自强。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青少年学习英雄精神，接力团结奋斗。卫国英雄的浩然正气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卫国英雄的光辉事迹彪炳千秋，催人奋进。卫国英雄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为青少年所敬仰。当代青少年有幸生活在我国几十年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中，但是，千万不要因此觉得天下太平。环视周边安全，需要高度警惕，不能掉以轻心。我国国土尚未完全统一，台湾一直孤悬海外，没有回归祖国。目前，台湾政权轮替后，岛内分裂势力更加猖獗，两岸和平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变数。同时，从东海到南海，从钓鱼岛到永暑礁，我国主权受到域内外的多方挑衅和侵犯。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何况今日之周边战云密布。在国家安全环境复杂的新形势下，用历史告诉现实，引导青少年弘扬前辈英雄戍边卫疆、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少年向卫国英雄学习什么？我认为，核心即是学习他们炽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要时刻关注国与国之间每日存在的科技、经济、文化和综合国力的竞争。我们还面临许多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常常受到发达国家的不公正对待。爱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青少年要根据自身特点，找到合适的爱国路径。
我高兴地看到，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卫国英雄丛书以人物传记的方式，介绍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抗倭名将俞大猷、明平息倭患的胡宗宪、明清之际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清朝道光时期严禁鸦片的林则徐、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抗法名将冯子材、抗法抗日的刘永福、甲午海战名将丁汝昌和邓世昌等十位卫国英雄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故事。十位卫国英雄尽管所处时代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战斗故事不同，但都敢于同外敌进行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用奋勇杀敌的实际行动，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这套丛书主题鲜明，思想深刻，情节生动，文字优美，通俗易懂，适合青少年学习和阅读，可以说是青少年学习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教材。我相信，青少年读者阅读这套丛书，一定会为卫国英雄的爱国故事所感动，为卫国英雄的凛然正气所感染，从卫国英雄的故事中汲取勇气、智慧和力量，不断增强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放飞人生梦想，绽放绚丽青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良驯2016年5月17日第一章出生于日本的海商之子
16世纪末17世纪初，也就是明朝的嘉靖、万历年间，是世界历史上所谓的“大航海时代”。那时候，随着来自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兰殖民势力的东侵，在东亚逐渐形成了以日本长崎，中国福建、漳州、泉州以及台湾为核心的三个沿海商品贸易区。那些从海路上来到东方的欧洲人，大量采购中国出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手工业制品运输到欧洲大陆出售，赚取了高额的商业利润。在这些外来势力的刺激和推动下，中国东南沿海手工业和商业蓬勃发展起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催生出了一大批从事海上商业贸易的新兴民间势力，他们迫切要求突破封建王朝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禁锢，与明朝政府严厉的海禁政策展开了激烈的抗争，从而形成以武力作为自我保卫力量的海上武装商业集团。海上武装商业集团不但与明朝军队相抗衡，而且为了自身贸易利益还与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在海上展开角逐。明朝末年活动于中国东南海域的海商集团有好几个，其中以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郑氏家族最为强盛。在抵抗明朝军队征剿和吞并其他海寇（海寇，也就是“海盗”，明朝政府将武装海商集团通称为“海寇”）的过程中，石井郑氏海商集团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建立起一个跨越东西洋的商品贸易网络，成为东南沿海发展最为迅速、存在时间最久的武装海商集团。郑芝龙接受明朝政府的招抚后，石井郑氏海商集团发展成为集官商和地主为一体的海商世家，也就是说，他们既做朝廷的官，又继续或明或暗地经营海上贸易。
石井郑氏家族的祖先原来生活在中原，唐僖宗光启年间，为了躲避黄巢农民起义带来的社会动乱，从河南光州固始县逐渐向南方迁移来到东南沿海的福建，分散居住在福建的三山（今福州）、莆田、漳州等地，还有部分家族成员更远地迁入福建广东交界的潮州地区定居。又过了几百年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战乱再起，郑氏家族的一支在隐石公郑緜的带领下，从闽北侯官（今福州）迁至闽南泉州的武荣（今南安丰州），在这里建筑家园，开垦荒地种植庄稼。但因为天时不利，屡遇荒年，加上不善于经营，最后弄得庄稼几乎颗粒无收，隐石公郑緜只得再次带领家族成员搬迁到靠海的南安县扬子山下石井地方，可以“讨海”，补充耕作接济生活，从此定居下来，世代为南安人，这位隐石公郑緜就成为石井郑氏的一世祖。
根据郑成功家族族谱资料《郑氏宗谱》《郑氏家谱》记载，从隐石公郑緜下传到第十世郑士表时，生下郑芝龙、郑芝虎、郑芝麟（幼年夭折）和郑芝凤（考取武举人时，改名鸿逵）四人，后来因结发妻徐氏去世，郑士表又娶安海黄姓大富豪的女儿为妻，生下第五子郑芝豹，并因此使郑家逐渐富裕，为出海经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郑家长子郑芝龙的少年时代，正好是葡萄牙殖民者从福建漳州月港被明军打退，转而侵占澳门，并以澳门为基地进行殖民贸易的时期。郑家居住的石井乡濒临大海，面对着晋江的围头湾，与金门岛遥遥相对，自宋代以来，就是通向外洋的港口。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达，出海经商多能获利，加上闽南多山，地形浅隘，水源缺乏，土地贫瘠，不利于发展农业耕作，所以沿海百姓多以讨海贩海为业。郑芝龙的祖父、父亲两代中，家族的成员也已参与了出洋经商的活动，甚至有因出洋而死在海上的。郑士表的继室兄弟黄程，也在这一时期前往澳门经商，而且据说与葡萄牙人关系密切，事业发展得相当顺利。这一切都为后来郑芝龙走出石井出洋谋生铺平了道路。
郑芝龙，字曰甲，号飞虹，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根据史书的记载，郑芝龙生得姿容秀丽，少年时状貌奇伟，器宇轩昂，但是天生喜欢舞枪弄棒，到处游历，很有冒险精神，却不愿意刻苦读书。所以在17岁那年他就背井离乡到广东香山澳（今澳门）投奔母舅黄程，由于聪明伶俐、腿脚勤快，郑芝龙很快成为黄程经商的得力助手。据传就在这一时期内，郑芝龙受到葡萄牙天主教会的吸引信奉了天主教，并为自己取了一个叫尼古拉斯（Nicolas）的教名。1612年初，黄程有一批货物寄附于泉州大海商李旦的船运往日本，郑芝龙正希望改变寄人篱下的生活，请求跟船东渡日本。在得到黄程的同意之后，郑芝龙随船来到日本平户。平户是日本当时少有的几个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可以允许外国人来做商品贸易，郑芝龙后来就定居在那里。
郑芝龙到达平户后，为了生存曾经给平户川内浦大户人家做过裁缝，生活过得并不如意，直到结识了海上巨商李旦，他的命运才开始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位名叫李旦的商人，是福建泉州府人，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出洋经商，1607年左右来到日本平户，主要经营中日贸易。由于李旦善于经营，又与长崎、平户两地权贵交结密切，为他们运送中国江南、福建甚至台湾的货物，所以生意发展很快，成为当时东南海域最有名的华人大海商。为了保护海上航行的安全，李旦还组建了一支配备铳炮的武装船队，因此他的商船敢于驶入海盗出没的台湾海峡，最先与台湾岛上的土著居民进行贸易，经常把那里出产的鹿皮贩运到日本，提供给当时的日本武士做护身甲衣和刀鞘用。
在一次躲避追债的逃命中，郑芝龙不慎闯入李旦的船里，李旦见郑芝龙是泉州同乡，又看他长得仪表堂堂，很有勇气和胆量，于是将他保护下来，并且力邀郑芝龙加入自己的船队。从此郑芝龙就在李旦的商船队里落了脚，凭借自己的勤劳利落，很快成为商船队中的重要角色，由于李旦已初步建立起台湾贸易据点，这时郑芝龙受命多次往返于日本平户与中国台湾，对台湾的港湾地形、土地山川以及风俗民情有了极深的印象。此外，郑芝龙还与当时已在日本设立商馆（商馆，是欧洲各国商人在世界各重要商埠所设贸易和居住的场所）的荷兰殖民者有了初步的接触和交往，并且学会了一些基本的荷兰语。
明天启三年（1623），就在郑芝龙29岁那年，他与平户一位落魄武士的女儿田川氏相识，田川氏的美貌与善良深深打动了郑芝龙的心，就在异乡生出了无法抑制的恋情。当时田川氏的父亲已经亡故，过世前将女儿托付给泉州华侨翁昱皇照看。不久在翁昱皇老人的主持下，郑芝龙与田川氏在川内浦拜堂成婚。然而就在婚后第二年年初，郑芝龙被李旦安排前往中国澎湖，替当时强行驻扎在那里的荷兰人充当通事（也就是翻译）。郑芝龙只得暂时告别已有身孕的异国妻子，只身前往澎湖，开始了与荷兰殖民者往返周旋的日子。
那些日子，在平户岛上，惆怅于与丈夫分离的田川氏，常常来到千里滨海滩倚石远眺，排遣悲苦思念的情怀。终于有一天，在一阵临盆的阵痛之后，田川氏在海边的礁石丛内产下一个男婴，他就是日后驰骋海疆、抗清驱荷的风云人物郑成功。郑成功出生的日子，根据准确的记载是中国明天启四年（1624）农历七月十四日。郑成功出生后，因父亲未在身边，田川氏按照日本的习俗为他取名“福松”，大概是多福多寿、平安吉祥的意思。福松的出世，多少总算抚慰了田川氏长年别夫的幽怨。
据日本史料记载，幼年的郑成功并未接受启蒙教育，相反由于受到当时日本崇尚武士精神的影响，六岁的福松被母亲送去刀流武士家那里修习了一段时间的东瀛双刀术。这种双刀术是日本刀法的一种，刀分一长一短两柄，一般是左手持长，右手持短，在对敌之时，一般是左手持长刀挺前，对手大都以为长刀为主，因此注意力总是放在格挡长刀之上，却不料长刀只是幌子而已，右手的短刀才是真正的杀招，靠近了才狠劲撩出，很多时候可以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幼年这段东瀛双刀术的训练，时间不算长，却让郑成功多少养成刚毅坚忍的性格。而日本刀法的凶狠凌厉，以及日本刀的坚硬锐利，给年幼的郑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后来的抗清斗争中，日本刀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从1624年至1631年，也就是离别妻儿的七年时间，却似乎成为郑芝龙一生最辉煌的时代。在为荷兰人担任通事期间，郑芝龙目睹了明朝福建海防官兵抗击荷兰战船、荷兰殖民者对我国东南沿海骚扰以及其被逐出澎湖的全部过程，对双方在海战、攻防的优势与弱点了然于胸，特别是对于如何应付荷兰人坚固的夹板战船，更是深加分析，暗中思考将来破敌的对策。在荷兰殖民者与明朝福建地方官府的交涉中，郑芝龙还追随李旦充当中间人。郑芝龙的出色表现，使他深得李旦的信任，越来越为李旦所倚重，李旦把相当一部分部属和船只划归郑芝龙统辖。所以在1625年四、五月间，郑芝龙在台湾北港（位于今天台湾云林县西南部，历史上是台湾西部的主要港口）一带组织新的武装船队，在台湾海域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1625年8月，李旦在日本平户病逝，郑芝龙利用自己在李旦集团中逐渐形成的继承者地位，吞并了李旦的大部分财富，在很短的时间内收服李旦部众，成为这一海上武装商业集团新的领袖人物。郑芝龙完成对原李旦集团的控制之后，即有意从福建南安老家招集更多的亲族子弟，安排他们担任武装商船的首领，形成家族式的统治，有史料记载，这些出自郑氏亲族的水师首领随郑芝龙名字中的“芝”字取名，因而有郑家“十八芝”的说法。同时郑芝龙通过与澳门葡萄牙人的关系，大量购置先进的西洋火器，使武装船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为与明朝官军公开抗衡做了充分的准备。
明天启六年（1626），郑芝龙在福建东南海域悄然崛起，他的战船连续进犯福建南部与广东东部的多处海防重镇，在海上劫掠过往商船，甚至危害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沿海的商业利益。福建地方官府数次出动水师进行征剿，都被郑芝龙率部击退。荷兰战船多次袭击郑芝龙的船队，也被郑芝龙用火攻法挫败。但是，郑芝龙虽屡次攻城略地，却不派兵驻守，有时候抓住明朝政府的官员或将领，也都是释放回去，并不杀害他们。很明显，他不断通过这些行动来表明自己有意接受明朝政府的招抚，希望能获得一官半职，从而改变自己“海贼”“草莽”的坏名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争取成为朝廷命官，将可能更好地控制沿海贸易势力，而且有政府作为与强大的荷兰殖民势力抗衡的后盾。郑芝龙的打算没有白费，明崇祯元年（1628）九月，郑芝龙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安，以剿灭沿海其他海寇为条件，担任海防游击（明朝水师的中级将领）一职。这样，在以后的几年中，郑芝龙率领他的水师先后消灭了钟斌、李魁奇、刘香老等几股出没于福建、浙江、广东海域的海上武装势力，平定了广东福建等地的山贼，并三次打败了来犯的荷兰舰队，迫使其放弃用武力强迫明朝地方官府通商的企图，转而主动与郑芝龙交好。因为立下的赫赫战功，郑芝龙的官职也不断得到升迁，最后升至前军都督府右都督兼福建总兵官，也就是掌管福建地方军事防务的长官，还凭借自己拥有几百艘战船的水师有利条件，基本上掌握了当时东南闽粤沿海的制海权，可以说是权倾一方。史料记载，当时沿海经商往来的船只，都要向郑芝龙缴纳一定的税银，用以换取他所发放的海上通行的令旗，否则谁也不敢随便在海上行船，大家好像将郑芝龙集团当成“长城”这样的靠山。
当1624年郑芝龙离开日本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无法与留在日本的妻儿团聚。虽然在接受明朝政府招抚后，郑芝龙相继迎娶了四位妻妾，先后生下五个儿子，但在他的心中，留在日本的福松（郑成功）始终是郑家长子，按照古代中国人的习惯应该承继自己的家业。因此郑芝龙开始考虑从日本接回儿子，以便让他享有安定的环境，走科举考试的道路，光宗耀祖。由于郑芝龙自己已届不惑之年，这种想法更加迫切。然而，郑芝龙虽然一直与日本平户、长崎当政者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但是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严禁任何妇女出海远离，所以郑芝龙几次提出接回田川氏母子的请求，都遭到日本平户藩主（日本当时统治一个地方的军阀豪强的称呼）的拒绝。万不得已，郑芝龙只得放弃同时接回妻子和儿子的想法，派遣同族兄弟郑芝鹗东渡日本，先将儿子福松接回中国。
此时的福松已经七周岁，却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中文名字。郑芝龙根据家谱排字的习惯，给他取名森，字明俨，又取别号大木。有一种说法，认为郑成功的别号“大木”，是后来他到南京读书时，国子监教师钱谦益为他所取。但这个说法缺乏充分的证据。郑芝龙将儿子郑森安置在安海（当时称安平，在今天的福建省晋江市东南部），接受中国传统的儒学教育。
明末的安海是个商人云集、海上贸易十分发达的港口，也是一处易守难攻的海上门户，同时，因为有二朱过化（民间对于南宋大儒学家朱熹及其父朱松游历讲学，传播儒学文化的赞誉说法）对安海文化影响很大，这里是闽南理学（理学是直接继承孔孟先秦儒家思想，同时也有选择吸收了道家、玄学以及一些佛教思想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相传理学由北宋程颢、程颐创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开宗之地，对郑氏集团的发展壮大起过重大作用。郑芝龙受招抚为官后就在安海建造了一座可直通外海的豪华府第。但可能考虑儿子读书需要一处较为宁静优雅的地方，郑芝龙让郑森居住在族弟郑芝鹏的别园内，别园位于安海镇东北角的坑甲村，花石秀美，幽静异常，是个读书的好地方，郑森就定居在这里苦读。别园旁边有一座按道教风水学所建的四角五层砖塔，称为星塔，这里还有一个与郑成功有关的传说。相传，郑森在别园读书的时候，每到下午申时（下午3点到5点之间），正当他聚精会神读书的时候，附近总有人敲锣打鼓从别园前经过，吵得他无法专心听讲。时间久了，他觉得十分纳闷，便出来询问是怎么一回事，有乡民告诉他说，在村子的东南面有一座小山，形状像一头卧地的黄牛，曾经有风水先生把它称作“卧牛穴”，说是这只卧牛一到下午就大睡不醒，如果不敲锣打鼓把它唤醒，便会人畜不旺、粮食歉收。小小的郑森听后，明知这是迷信的说法，可是也知道不便加以驳斥，又探明了卧牛山的坐向形势，于是笑着对乡亲们说：“敲锣打鼓不是个好办法。锣鼓声一停，牛还会再睡，这样做也妨害农事，起不了大作用。我替你们想出一个长久之计，你们可以在卧牛山的西南面建一座高塔，每当太阳开始西斜，塔影俯射到卧牛山上，就像一条鞭子打在牛身上，牛受到鞭笞，哪里敢再贪睡，乡里便会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乡亲们听后，觉得有些道理，又看郑森是读书人，也就将信将疑，大家动手在卧牛山的西南角建起一座四方形的五层高塔。果然，每当太阳偏西，塔影像一条鞭子一样打在卧牛身上，从此乡民不再敲锣打鼓，午后时分恢复了宁静，郑森也能专心读书了。这便是郑成功“鞭打卧牛穴”的传说。
郑芝龙对郑森寄予厚望，所以不惜重金，为儿子聘请了多位名师执教，使他全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郑芝龙常对人说：“我只是一介武夫，我这儿子倘若能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为我郑家门第增光，那就十分庆幸了。”而郑森也确实没有使父亲失望，他刻苦读书，从不懈怠，理解经文的能力总比同学和几位叔伯兄弟强，因此深得老师的喜爱。传说11岁那年，有一天书斋内老师出题让学生作文章，以“洒扫应对”四字为题，别的孩子面面相觑，郑森稍加思索，就在文章中写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他是用了古代商汤、周武王推翻暴政，以及尧、舜两位大贤人之间禅让与接班的典故，用意深奥而又新奇，这让老师惊诧不已。不过郑森读书虽然勤勉，但因为思念远在日本的母亲田川氏，常常望着东面悲伤叹息，同在安海读书的几位叔伯兄弟，对他不能理解，还总是加以嘲讽耻笑。好在四叔父郑鸿逵对郑森格外疼爱器重，常抚摩他的头，称赞他是郑家的“千里驹”，所以郑森与这位叔父感情最为深厚。郑鸿逵在其诗集抄本《及春堂诗集》中第二卷的一首诗内，用“案头万卷夜尽，清露松枝煮茶”来赞叹他看到的侄儿郑森长夜苦读、废寝忘食的真实情景。郑鸿逵还用《勉弟侄读书篇》作该诗集的引文，提出“学贵求之心”，必须“究心实学，专志定气，学而思，思而学”的读书法则以及读书必须禁戒的四件事，来教导郑森。郑鸿逵自己也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考取了武进士的功名，后来还做到防卫长江一带地方的江防水师总兵，他的言传身教对少年郑森的成长影响很大，所以郑森在这一时期，不仅重视习文，也兼修武学。他喜欢孔子修订的《春秋》，又喜爱孙武吴起兵法，在研习经文的空余，则舞剑骑马，练习射箭。这其中多少有一些幼年在日本留下的影响，但他精于骑马射箭，却都来自叔父郑鸿逵的亲自传授。这样，安海读书期间，郑森虽然认真为日后应试科举做准备，但几年的中华文化传统教育，却真正铸造了他的心胸，激发了他的爱国志向和民族气节，这也是后来他与父亲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
郑森在安海接受教育近八年，到了15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南安县学生员，21岁时又作为官宦子弟被选送到当时的南京国子监（国子监，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的最高学府）学习。这一年恰好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那时李自成农民军已逼近北京，山海关外的清军铁骑已待机而动，准备对明朝发起进攻，明朝政权危机四伏，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然而此时的江南，仍是灯红酒绿、笙歌一片，南京城内的众多衙门，官员公务清闲，众多的公卿贵戚，常常彻夜在秦淮河花船上宴饮，或者与歌女艺妓玩乐吟唱，几乎没人理会国家是否即将沦亡，是否应该奋起抗敌。郑森在南京拜名儒钱谦益为师，钱谦益自恃风流儒雅，常常与秦淮歌妓纵情于诗酒歌赋之中。而郑森早有报国志向，能做到洁身自好，并没有学习老师的样子。国子监前期学习生活还算严格，郑森所学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之外，还了解了朝廷御制的《大诰》《大明律》等正统典籍，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治军思想带来一些影响。第二章和父亲截然不同的“叛逆”少年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逃到煤山自缢身亡，大明王朝灭亡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明朝残余势力纷纷归顺大顺政权。撤入山海关内的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也按兵观望，准备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但是，由于大顺农民政权在政治和军事策略上的失误，特别是过度实行追赃助饷和扩大对缙绅阶层的打击面，同时没有注意轻徭薄赋和整顿自身吏治，致使大批官绅地主与文人士大夫成为敌对势力，原来准备归降大顺政权的吴三桂，由于家产被掠夺和父亲遭拘捕，也对大顺军产生极大怨恨，为表示与大顺政权决裂，他发兵突袭先期归顺李自成的明将唐通部，占领了辽西重镇山海关，使大顺政权痛失京城门户，构成了一大军事威胁。同时，吴三桂决定投靠清廷，请求他们派兵帮助剿灭大顺农民军。
此时，在明朝末年兴起于辽东的清政权，正虎视眈眈地等待入关夺取中原。当收到吴三桂派兵共同打击大顺农民军的请求后，军事统帅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农民军立足未稳、内部混乱的有利时机，率军直趋山海关。在多尔衮裂地封王的利诱下，吴三桂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引清军入关，在石河、北山一带重创大顺农民军，使其不得不放弃北京，全线西撤，从此在军事上走上彻底失败的道路。
清军占领北京后，清政权也将统治中心移到北京。为了夺取天下，多尔衮下令各路兵马迅速向中原进军，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攻占了淮河以北大片土地。但是，以南京为核心的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势力范围，南方各省的明朝军队还具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如果能够振作士气、团结一致的话，是完全有可能与清军奋力一搏的。然而，作为明朝半壁江山统治中心的留都南京，却在此时陷入一场由明朝遗臣勋贵与督抚将帅之间展开的拥立纷争，直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初，才在各派系的明争暗斗中选定明神宗的孙子福王朱由崧作为监国，并于五月十五日正式称帝，改年号为“弘光”，这就是历史上称为“南明”的一个短命王朝。
弘光王朝是一个极端腐败无能的偏安政权。朱由崧酗酒好色，荒淫无度，完全不把国事放在心上。奸臣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利用手中权力卖官鬻爵，排斥打击爱国朝臣。朝廷内部党争激烈，外部武将拥兵自重，一时文臣武将互相攻击、派系纷争，弄得乌烟瘴气，根本没有时间精力来制定抗敌策略。少数正直有抱负的文武大臣如史可法、姜曰广、刘宗周等受到排挤，无法发挥积极作用。史可法更是被迫辞去首辅之位，前往江北督师。这样，弘光一朝腐败无能，毫无作为，显然不可能对清军构成威胁，清朝统治者对此一目了然，因此根本没有将南明政权放在眼里，而是迅速集中力量，在短时间里就基本消灭了大顺农民军。
1645年四月，清军集结兵力大举南下，决意收取江南，统一全国。清军多铎部、阿济格部、准塔部兵分三路直逼江南。多铎部于四月十八日兵临扬州城下，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誓死不降，领导扬州军民浴血抗战，死守城池，二十四日夜清军以红衣大炮猛轰城墙，次日攻陷扬州，史可法被俘后，因为拒绝投降，几天后被清军杀害。
清军攻克扬州后，江北南明军队仓皇逃窜，左梦庚、刘泽清、刘良佐等南明将领纷纷降清。五月初，清军进抵长江北岸，在金山击败由郑鸿逵率领的南明江防水师，顺利渡过长江天险，登上长江南岸，占领镇江等地。长江防线上的南明官兵溃不成军，不是投降就是逃跑，所谓“长江天险”在一夜间化为乌有。弘光帝与马士英乘夜逃出南京城，在逃往杭州的途中被清军俘获，1646年五月在北京被杀。这个存在仅一年时间的短命的弘光王朝至此灭亡。
目睹山河破碎、国破君亡的青年学子郑森，深感势单力薄，无能为力，只得挥泪南渡，暂时回到自己的家乡福建南安。
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后，一些不愿降清的南明宗室与文武官员，纷纷南下，退入浙江、福建境内。而郑鸿逵也在金山战败后率残余兵马南逃，他在杭州路遇明宗室远支唐王朱聿键，决意拥戴其进入福建建立新的明朝政权。这位逃亡的朱姓亲王，也有起来抵抗外族入侵的决心，于是随同郑鸿逵退往福州。唐王朱聿键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二十三子朱桱的八世孙，在谱系上与刚刚灭亡的崇祯皇帝相距很远，按理说并没有条件继承皇帝大位，但由于当时整个东南地区存在的明朝藩王中被找到的只有唐王一人，参与推举的理学大师黄道周还提出唐王原来封藩的地方在河南南阳，正好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当年崛起的地方，大有“起南阳而复汉家之业”的好兆头，所以极力赞同郑鸿逵的主张，三次草拟奏疏奉请朱聿键监国，并带领南逃百官随同郑鸿逵护送唐王入闽。
1645年农历闰六月初六日，郑芝龙将唐王朱聿键迎入福州官衙，次日朱聿键正式就任监国。此时的郑芝龙官衔是“镇守福建等处并浙江金温地方总兵官”，又曾被弘光皇帝赠封“太子太师南安伯”爵位，掌握着福建全省的军政大权，所以唐王在初入闽时，就不能不依赖郑芝龙兄弟作为政权支柱。闰六月二十七日，朱聿键由监国进皇帝位，改元隆武，改福州为天兴府，作为临时都城，加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豹为澄济伯，郑氏旧将郑彩为永胜伯。文臣方面，以黄道周为首，封内阁大学士者二十余人，然后颁诏知会各地，当时尚奉明朝政令的地区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残存政权，都上表拥护隆武政权。
隆武帝即位之初，郑芝龙以支持拥戴的“定策元勋”身份，基本上把持了朝野大权。有一天，郑芝龙专门领着儿子郑森进宫拜见隆武帝。隆武帝见郑森少年英俊，一表人材，心中十分喜爱。而郑森也对隆武帝的问话应答如流，并就天下大势和朝廷政务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隆武帝对他的才华很是赏识，感叹说自己没有女儿可以嫁给他。为了表示对郑森的宠爱，隆武帝赐他姓“朱”，改名“成功”，并且任命他担任保卫皇帝的“御营中军都督职”，掌管尚方剑，“以驸马体统行事”（即享受驸马的典仪与待遇，在明朝制度内驸马的地位与亲王基本相同）。从此中外都尊称郑成功为“国姓爷”。这个称呼在当时甚至传到了海外各国。
前面我们讲过，郑成功原姓郑名森，字明俨，号大木，隆武帝赐他姓朱，改名成功，因此郑森从这一天起应称呼为“朱成功”。事实上，郑森本人除在部下或外界（如对荷兰人、西班牙人等）面前自称“本藩”外，他自己所写的各种信件，或者诗文，落款都署名“朱成功”。可是后代为什么总是称呼这位赐国姓为“郑成功”？要知道这种将皇恩浩荡所赐姓名加以拆解，而用他的家族姓氏与皇帝赐名重新组合起来，这在中国古代是不符合礼法的，是对君王不尊重。相信郑森本人也绝对不允许他治下的人们这么做（除非是敌国）。事实上，查遍南明各种史料，除清方官员称他为“郑成功”外，绝对没有人敢这样称呼他。朱成功的部下，都敬称他为“藩主”，南明那些故臣遗老，像徐孚远、沈佺期、王忠孝、卢若腾等人，在他们的笔墨文字中，或称他为“赐姓公”，或称呼他“招讨”（隆武所封“招讨大将军”爵号简称）。至于民间百姓，则多称朱成功为“国姓爷”，甚至他的对手荷兰殖民者，也都随闽南百姓的称谓，而按闽南语音译为Kocksinja。那么，“郑成功”这个奇特的称谓，究竟是从何而来？如果你详细阅读史料，就能发现它最早出现于清朝官吏的奏稿中。如清史档案（包括汉文与满文档）内，可以见到多处“伪国姓郑成功”“海贼郑成功”“海逆郑成功”的称谓，甚至清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在招抚朱成功的皇帝敕谕中，也称他为“海澄公靖海将军郑成功”。后人大都没有深究，也沿袭了清朝文书里的这种说法，郑成功的名字就这样沿用到今天。
但是，隆武帝虽然从各方面尽力表示对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信任倚重，贪图富贵的郑芝龙舍不得自己庞大的家产，却只想拥兵自重，借隆武朝廷的名义巩固他在福建等地区一家独大的地位，割据一方，并不愿北上抗清，还在朝廷内飞扬跋扈、颐指气使，根本不把文官放在眼里，引起文武之争。隆武帝虽致力于中兴事业，决心恢复失地，但是军队、钱粮都在郑芝龙掌控之中，多次令他发兵出闽收复失地，也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首辅黄道周愤然率领三千士卒出征，因为郑芝龙不接济粮饷而最终队伍溃败，自己也殉难于征途。种种艰难，使隆武帝抑郁不乐，常在宫中长吁短叹。他明白除了离开福建，摆脱郑芝龙的挟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以“御驾亲征”（古时候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出征）为名，决意出征江西，希望与赣州抗清的万元吉部会合。
与父亲不同的是，郑成功少年时代受儒家“忠君报国”思想的教育，受赐国姓后又深切感受到隆武帝的知遇之恩，早就下定决心尽忠于明朝，立志以身许国。只是碍于孝道，不能对父亲提出公开批评。他见隆武帝日常远离歌舞女色，勤于处理政务，很想务实振作，对比起昏庸无耻的弘光帝，可以算是一位圣明的君王，心中很受鼓舞，所以面对强敌压境的危急形势，郑成功没有和父亲同流合污，而是积极思考和筹划抗清斗争的攻守方略，他常常与隆武帝谈到国家的前途、军事的利弊，说到慷慨激昂的地方，君臣二人甚至相对痛哭。他曾经愤慨地说：“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只能以死报国。”曾经有一天，他见隆武帝呆坐发愁，就下跪安慰说：“陛下这样郁郁不乐，难道是因为我父亲的做法不符合您的心意吗？我受国家的大恩，已经是义无反顾，我不会赞同父亲，决心追随陛下，誓死捍卫国家。”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隆武帝下令亲征，郑成功作为护卫部队的首领，被加封为“招讨大将军”和“忠孝伯”的爵位，并随隆武帝来到闽北重镇延平（今福建南平一带）。在延平，郑成功将近一段时间不断在心中思考的抗敌应对策略归纳为“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商裕国”十六个字，向隆武帝提出自己的完整主张，这一主张被后世称为“延平条陈”。郑成功认为，在清军骑兵势力强大、明军势单力薄的形势下，一定要发挥闽北山势险峻、道路崎岖的优势，以擅长山地作战的雄兵据险守关，来有效阻碍清军的进攻。同时利用自己郑家拥有的海上力量，通过海外贸易获得资金，来购置兵器粮饷，才能支撑长期的抗敌斗争。郑成功的主张得到隆武帝的赞许。可惜后来的战事发展太快，隆武帝已来不及实施郑成功的这些战略主张。但这些主张后来在郑成功军事斗争中得到充分的贯彻，是他抗清军事的基础。
次年（1646）四月，临近闽北仙霞关的抚州被清军攻破，郑芝龙部将郑彩不战而溃，郑成功率御营急速进入仙霞关内，约束整顿溃败的兵士，使地方百姓免遭官兵惊扰。以后他又奉命率部奔赴福建与江西交界的分水关、大安关等重要隘口巡视，在这一带地方收抚了闽北山寇一万余人，准备进行训练后用于抗清战事。六月间，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获准从日本回到安平，郑成功母子分离15年一直没有机会团聚，郑成功思母心切，又听说母亲染病卧床，心中十分焦虑不安，只得向隆武帝请假回家探望母亲。隆武帝十分谅解他孝敬母亲的急切心情，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命他以募集义兵的名义返回安平。由于这时清军已逼近浙闽边境，隆武帝很需要郑成功在身旁襄助谋划，所以又限他在二十日内必须返回闽北前线。这段时间郑成功在闽、浙、赣交界处来回视察督战，成为他军事生涯最初的起点，年轻的郑成功受到很好的临敌锻炼，也使他认识到旧的军队已经腐败不堪，必须靠自己招集选练一支精锐之师，才能有所作为。
郑成功没有想到，这一次与隆武帝辞别，竟成为君臣二人的永诀。第三章举义海上
就在郑成功赴仙霞关期间，随同征闽清军统帅博洛南下、时任清朝江南经略的明朝叛臣洪承畴以南安同乡的身份秘密致信郑芝龙招降，许诺如献福建归降，将授予他闽粤总督官职。原本就拥兵观望的郑芝龙，既贪图高官厚禄，又想保护自己的庞大家产，更畏惧清军强大的武力，决意投降。他深知儿子刚正不屈的性格，担心遭到阻挠，所以没通知郑成功，而是秘密传令仙霞关守将施天福放弃天险，将官兵撤入关内，同时授意停止运送粮饷，以此向清廷表示自己归降的诚意。接着又谎报有海盗进犯其家乡安平，上奏疏给隆武帝道：“边关前线的粮食兵饷由我来筹措，而我必须通过经营海上贸易来取得，现在海上有盗匪来犯我家乡，我必须赶快去救援！”隆武帝派内使持手敕前去挽留，郑芝龙置之不理，将留守在闽北一带的军队通通撤回安平，在八月间率部返回泉州。
隆武二年（1646）八月，以博洛为统帅的清军从仙霞岭进入福建，由于郑芝龙事先撤去守军，清军在无人阻挡的情形下长驱直入，前锋人马迅速攻占延平。得知清军迫近，隆武君臣仓皇逃往汀州（今福建长汀），未及喘息，就被追兵赶上，隆武帝当日遇害于汀州府堂。建立时间仅一年有余的又一个南明王朝宣告灭亡。当时民间有歌谣唱道：“峻峭仙霞岭，逍遥军马过。将军爱百姓，拱手奉山河。”巧妙地讽刺了郑芝龙的不战而降。
清军入闽后，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省城福州，随之迅速南下进攻兴化（今福建莆田）、泉州、漳州各府。郑芝龙还不清楚清廷将给他怎样的高官显爵，便将军队集中于安平一带，以此与清廷讨价还价。
与此同时，清军统帅博洛一面派兵直逼南安，显耀兵威，一面继续派人向屯兵安平的郑芝龙写信劝降，在信中仍然以“现今福建广东尚未平定，闽粤总督还是等着你来做”这句话作为诱饵。郑芝龙接信后大喜过望，即刻宣布接受招降，准备按博洛的要求前往福州。
郑芝龙的决定遭到郑成功的激烈反对，郑鸿逵等人也不赞成投降。郑成功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在此紧要之时更是慷慨陈词：“福建广东山海之地，不比北方平原骑兵可以任意驰骋，如果我们凭借险要地势，布置伏兵抵御敌人，清军虽有百万之众，也难以迅速攻入沿海地区。我们还可以利用海上作战的长技，用恢复中兴来号召人心，兴洋贩海来筹措粮食军饷，未尝不能与清朝长期周旋。”可惜郑芝龙求降心意已决，对儿子的论辩分析根本听不进去，还当面呵斥他“小孩子不要胡乱评论天下时势”。郑成功见父亲不听劝告，不禁下跪痛哭，希望父亲“三思而行”，但二十年来通过垄断海上贸易积聚的巨额财富使郑芝龙贪恋权势富贵，一心沉醉在清廷许诺的高官厚禄的美梦中，郑芝龙不听劝告，拂袖而去。
郑成功在哭谏无效的情况下，决心与父亲分道扬镳。他的行为得到叔父郑鸿逵的赞许和支持，还暗中调出一支军队交给郑成功，让他秘密逃往金门暂时躲避。当时，郑芝龙正要赶赴福州面见清帅博洛，出发前派人到处找寻郑成功。郑成功决心已定，只写了一封信交家人带回，这就是著名的“郑氏报父书”，信中表明了自己不愿随父降清的决心，并且声明：“从来做父亲的只有教导儿子尽忠国家，没有听说教导儿子背叛国家做贰臣（‘贰臣’，指在前一个朝代做官，投降后一个朝代又做官的人。后泛指叛逆者）的。现在父亲不听从我的劝说，以后倘若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做儿子的也只有披麻戴孝来表示哀悼了。”这些话后来成了表达忠贞的名句，被后代所传颂。
郑成功的哭谏没有打动郑芝龙，“报父书”也没有让父亲回心转意。清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郑芝龙如约来到福州。他自恃闽粤海域尚有精锐水师，清朝政府想征服沿海地区，仍须借重于他，所以不加防备，只带了五百士卒随同前往。不料清帅博洛认为只要控制住郑芝龙，郑氏家族群龙无首，又虑及郑芝龙身家性命，必然听从清朝招抚，因此背信毁约，下令连夜拔营，挟持郑芝龙“北上面君”（意即北上北京拜见清朝皇帝），只令其留下几封书信来招降郑氏家族成员和部属。此后郑芝龙在北京被授予一等精奇哈尼番的空头官衔，隶属汉军正黄旗下，但有职无兵，实际上遭到软禁。郑芝龙降清后，郑家留在安平的其他人以为家乡可免受清军骚扰，因而并无防备。不料清军对积蓄有大量财物珍宝的郑家巢穴早已垂涎欲滴，就在十一月三十日突然袭击安平，大肆抢劫淫掠，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被辱自尽。
十二月初，郑成功闻报父亲被挟持北上，生死未卜，又得知母亲殉难的噩耗，如受晴天霹雳，痛不欲生。他自幼远离父亲，全靠慈母呵护教养，与母亲有极深的感情，7岁离别母亲回国后，直到23岁才骨肉团聚，但因忠于君王之事，未能久叙天伦，侍奉于侧，如今痛失母亲，家人离散，弄得无君无父，这对郑成功身心的无情重创，可想而知。他从金门披麻戴孝，悲愤万分地赶回安平料理母亲的丧事。
国难家仇，促使郑成功决然起兵抗清。他来到孔庙前焚烧象征自己是读书人的儒巾和蓝色长衫，向孔子的牌位诀别说，“以前我是儒家的弟子，现今已经是失却君王的孤臣，一去一留，不同向背，告别儒服，敬请先圣明白我的意思”，表示自己将为国尽忠，不得已而弃文就武，投笔从戎。几日后，郑成功倾尽残余家资，以“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的名义，会同流亡南下的隆武朝的大臣曾樱、路振飞等，招集父亲旧部洪旭、陈辉、张进等九十余人扬帆入海。同年底，在郑成功的倡导下，闽粤沿海几支反清义师在厦门与金门两岛之间的烈屿会师订立共同抗敌的盟约，从此，郑成功义无反顾，高举“反清复明、恢复中兴”的旗号，率师转战东南沿海，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战争。第四章誓与清人不两立
郑成功海上起兵后，虽有部分父亲旧部相随，但毕竟兵少粮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只有各岛屿还没有被清军攻占，其中厦门、金门、铜山（今福建东山）以及广东南澳为郑成功父亲的旧部所占据，北面海坛、南日、舟山等十余处岛屿由浙东另一南明政权鲁王朱以海部驻守。
清顺治四年（1647）初，郑成功由海路到南澳招兵，招得数千人，初步建立左右先锋、左右护卫、亲丁、楼船六镇兵马，在厦门东南面的小岛鼓浪屿扎营练兵，并派遣总兵黄恺在安平一带征粮筹饷。不久，郑成功联合父亲旧部郑彩、郑联、杨耿等主动出击，进攻海澄港（今福建龙海），因与守城的清军实力悬殊，无功而还。同年八月，屯兵金门的叔父郑鸿逵表示愿意助郑成功拓展地域，郑成功在诸叔父中与郑鸿逵关系最为亲密，于是与之合兵进攻闽南富庶府城泉州，在桃花山与清军激战。南明旧臣沈佺期率晋江一带的义师前来支援，另一位南明旧臣王忠孝则从惠安、莆田起兵响应。郑军在泉州城外大破清军赵国祚部，杀其参将解应龙，迫近城下。但由于郑军此时尚无余力打援，当漳州清军大部骑兵从西侧支援泉州之时，郑军抵御失利，郑鸿逵首先撤军逃遁。郑成功考虑到自己孤军难支，只得退保安平。泉州战役虽然以郑军退兵告终，但泉州城被围十日，郑成功初试兵锋，威名开始在东南沿海传播开来。此后，不愿降清而逃散各地的郑氏旧部纷纷前来投奔，许多南明宗室遗臣也逐渐云集归附，郑成功以水师为主，军队不断壮大，形成一支对清军颇具威胁的力量，从海上和陆上陆续对清军发起进攻。清顺治五年（1648）四月，郑军攻占同安县，首次设官管理。
同年五月，郑芝龙旧部辅明侯林察从广东回到福建，向郑成功禀报流亡广东广西的明朝旧臣拥立桂王的消息。桂王朱由榔的父亲朱常瀛是明神宗第七子，弘光朝时避乱逃到广西梧州，后来死在了广西。隆武政权灭亡后，广西的明朝官员推举朱由榔继位，于清顺治三年（1646）十月在广东肇庆称监国，十一月十八日正式称帝，改元“永历”，以此号召各地义师抗清复明。郑成功闻讯后将自己的手放在额头上，高兴地说：“我终于有了新的君主了！”他传令设置香案，望南朝拜，随后亲手写下一份贺表（历代帝王有庆典武功等重要事件时，臣子所写的祝颂文表），派遣使者从海路辗转进入广东呈送给永历皇帝。从此郑成功及其子孙始终尊奉永历为正统王朝，一直到它灭亡，都没有改换永历年号。同时，郑成功向永历皇帝报告了他在东南沿海抗击清军的情况，表示愿意在永历皇帝的领导下东西配合，共谋复兴。后来，郑成功还与永历政权的军事统帅李定国建立作战同盟，形成东南沿海与西南地区两大抗清的主要战场。
清顺治五年（1648）八月，清军攻破了郑成功刚刚收复的同安，守城郑军将士浴血巷战，全军覆没。清军攻城后进行疯狂屠杀，血流沟壑，五万余人尸横遍野。两年后同安僧人才将曝散各地的死难兵民尸骨拾取集中掩埋在一起，取“同日归灭”的意思，立“同归所”碑记于其上，如今碑记尚在。同安失守对于在军事上刚刚立足的郑成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失去一个进出厦门的门户。郑成功只得怅然退往铜山岛（此时铜山已归附郑成功），募兵筹饷。
永历二年（1649）九月，漳浦清军守将王起俸慕郑成功背父抗敌的义名，派人求见郑成功准备里应外合帮助郑军夺取漳浦，不料密谋泄露，清军加强城防。见起事无望，王起俸只得丢弃家眷，带领着几名部将到铜山投奔郑成功。十月，在王起俸的引导下，郑成功亲统水师攻克邻近漳浦的云霄港，斩清军大将张国柱，俘其中军将领姚国泰，顺利攻克云霄城。战役结束后，姚国泰愿意归降，郑成功非常高兴。原来，郑成功一直苦于无法抵御满洲铁骑，常常思虑组建一支能在平原地带作战的骑兵，然而部下将士多数都来自福建和广东，擅长水战而不善于骑射，所以攻城略地，战斗力不强。之前已有王起俸前来归降，王起俸是南京凤翔人，善于骑射。而姚国泰是湖南武陵人，也擅长骑射，正是郑成功渴求的人才，因此对两人赏赐有加，还将部将叶宦的女儿许配给王起俸。后来王起俸受命组建“铁骑镇”，专管所谓的“北标将”（来自北方的将士），教授马上骑射的技法。郑军铁骑镇官兵在交战时如果无法夺取对方的战马，就飞速割取对方马耳，使马匹无法在奔跑中保持平衡，以毁去敌骑，“杀马如屠”成为一种战术。
云霄之战以后，郑成功乘胜进兵诏安，在盘陀岭与清军激战。不料当天大雾弥天，郑军所处方位不利，几个镇的部队在茫茫的雾海中相互辨认不清，阵地一片混乱，无法抵挡清军的进攻，只得鸣锣收兵，匆忙撤出云霄，由分水关退入广东潮州。潮州是郑芝龙当年曾经管辖过的地方，郑成功听取部下意见，决定不攻打城池，先打潮汕各处不肯归顺的土豪寨堡，以筹措军粮，保证后勤供应的充足。所以这一时期，郑成功基本上是在潮汕一带用兵，接连击败许龙、张礼等海寇，取得粤东鱼米之乡潮阳县，郑成功派赫赫有名的大将洪旭驻镇守卫，管理粮饷征收与运输工作。后来广东潮阳、揭阳两地成为郑氏多年筹集军资粮饷的重要后方。
郑成功转战东南沿海数年，与清军作战各有胜负，许多攻下的地方都是得而复失，战果难以巩固，无法对清军形成有效的打击。因此，战略形势对郑成功提出的迫切要求，就是必须建立巩固的后方某地，用来训练部队、囤积军粮、安顿将士家眷，形成有力的后勤保障。
永历四年（1650）七月，由于清军增援部队进入潮汕地区，郑军难以抵敌，再次退回铜山，没有实现以潮州为基地的愿望。八月，族叔郑芝鹏来到潮阳，劝说郑成功夺取厦门为基地，得到镇将施琅为首部属的赞同。当时厦门被郑氏旧将郑彩、郑联兄弟所占据，郑彩早年曾认郑芝龙为义父，与郑成功也以兄弟相称，但几年来双方并没有什么来往。而且郑彩被浙江鲁监国政权封为“建国公”，兵众船多，夺取他控制的厦门并不容易，郑成功感到踌躇难办。施琅提出，经侦察得知郑彩率船队外出浙江海域，只留下郑联守卫厦门。郑联计谋、勇力远不及他的兄长，听说成天沉迷于酒色，对百姓强征税收，横行霸道，百姓早已怨声四起，夺取他所控制的厦门就不算不义之举。郑成功从抗清大局出发，采纳了施琅的主张，于是很快回师鼓浪屿。那时正赶上八月中秋，郑成功在厦门城东万石岩与西边虎溪岩之间的半山塘埋下伏兵，邀请郑联到虎溪岩赏月宴饮。当天黄昏时分，郑联只带几个护卫应约而来，双方对着明月一直畅饮到将近半夜，郑联才醉醺醺地辞别回营，途经半山塘松林间，郑成功部下大将杜辉带领伏兵手持利刃闪身而出，人已半醉的郑联护卫哪是对手，郑联瞬息间被刺杀于林中。郑成功得报，即刻传令发兵入城。郑联辖下将领陈俸、蓝衍、吴豪等人素闻郑成功移孝作忠、毁家抗清的声名，又见首领郑联已经身亡，纷纷表示愿意归顺。于是郑成功收编郑联的军队，其旧将多编入水师。而郑彩的部将杨朝栋、王胜、杨权等人也先后脱离郑彩投奔郑成功。不久，郑彩的部队在浙东海域被鲁监国部属周鹤芝所击溃，失去了兵权，郑成功亲写书信将他召回，后来老死于厦门。
永历四年（1650）十月，郑成功接到永历帝朱由榔自广西梧州送来的求援急报，决定亲领大军南下广东勤王（古代君王统治受内乱外患威胁的时候，臣子带兵救援）。郑成功决定入粤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继续在潮州地区筹集粮饷，解救先期前往却在潮州陷入困境的叔父郑鸿逵。大军出发前，族叔郑芝莞请命留守厦门，郑成功命部将阮引、何德统领水师，蓝登统领陆师，听从郑芝莞号令守御厦门，自己率主力于永历五年（1651）正月抵达广东南澳，与郑鸿逵会合。经商议，决定由郑鸿逵率领部分兵将和战船回厦门协守，郑成功仍率主力攻打潮州、惠州。
对于郑成功的决定，郑军左先锋镇总兵官施琅深感忧虑。他认为，郑军刚刚取得厦门，人心未定，主力远征清军兵力较强的地方，有可能变生意外，留守厦门的军力十分有限，守将郑芝莞又是个胆怯无谋、夸夸其谈的人，假如清军趁机来袭，后果不堪设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郑成功受勤王之命，施琅不敢公然劝阻，郑芝莞是郑成功的叔父，施琅也不便有所异议。左右为难之下，他便假托自己头天夜间做了一个梦，预示本次出师前景不利，请郑成功慎重考虑让军队停止进发。据明郑户官杨英撰写的《从征实录》记载，郑成功“知来意，心含许之”，意思是心中明白施琅的弦外之音，却不但没有对他表示赏识之意，还命令他即刻交出兵权，随郑鸿逵回厦门，由副将苏茂代理左先锋镇。这是郑成功与施琅之间的第一次冲突，郑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刚毅，遇事容易冲动，他对施琅的傲慢跋扈怀有戒心，未能发挥其所长，而施琅投在郑成功麾下本想大显身手，却遭到部分将领的排挤，始终没有受到重用，倍感冷落。后来又因为一系列的复杂原因，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恃才傲物的施琅最终与郑成功公开决裂，投靠了清廷，这是后话。就这样，被解去兵权的施琅随郑鸿逵的船只踏上归途，郑成功则在惠州打了一次胜仗，夺取了平海海口的大星所城，缴获城中囤积的粮食。
然而这时郑军的后方厦门正经历着一场危机。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得知郑军主力远行，就在永历五年（1651）二月底迫使留在安平的郑成功季叔郑芝豹派出船只，运载清兵渡海偷袭厦门。郑芝豹因为兄长郑芝龙在清朝手中，不敢拒绝。清军顺风南下，突然兵临厦门岛，郑军水师将领阮引、何德惊慌失措，不战而逃，镇守厦门的主帅郑芝莞席卷家藏财物，弃城驾船逃逸。郑成功的夫人董氏带着年幼的儿子郑经，怀抱祖宗牌位，拦住郑芝莞的船只，郑芝莞被统帅夫人迎头撞见，不禁尴尬万分。清军占领厦门后，搜掠郑氏囤积在此的黄金珠宝与粮食辎重无数，郑军后方积蓄数日间化为乌有。据郑成功后来回复父亲的书信中估计，永历五年因厦门失守而被清军掠夺的黄金九十余万两，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的财帛与百姓钱谷不计其数。
这次事件使刚刚建立后方基地的郑军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所以当三月初厦门失守的消息传到广东时，郑成功震惊万分，部下将士念及家属安危，焦急哭诉，大有“脱巾之虞”（指脱下军帽逃亡），无奈之下，郑成功只得传令终止南下，回师救援。这个时候郑鸿逵率领从广东返回的郑军到达厦门，被解职的左先锋施琅率领十余只战船先回，发挥水师优势，将清军围困于厦门近海的筼当港内。清将马得功派人求见郑鸿逵说情，以被软禁的郑芝龙性命相要挟，要求通过郑军封锁线离岛。郑鸿逵以兄弟家眷安危为念，竟然下令撤围，并且派遣船只运载清军脱逃。四月初一日，郑成功回到厦门，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后，心情极其愤怒，他拔刀割断自己的头发，传令不许郑鸿逵、郑芝莞及其他亲属进入中军营帐，他说：“载敌人来的是五叔（郑芝豹），载敌人逃脱的是四叔（郑鸿逵），弃城不顾、拱手让敌的是芝莞功叔（指同宗叔父），这是家门的不幸，与敌人有什么关系呢！”对三位叔父近似于通敌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
厦门失守使郑成功深切体会到任人唯亲与军纪松弛的重大危害，决心根除弊病。他传令大会文武，公议厦门失守功罪。施琅虽因阻挠出师勤王一事被免职，但因奋勇杀敌、收复厦门有功，仍赏给花红银二百两，不战而逃的水师将领阮引被斩首、何德革职抵罪，郑芝莞论罪当斩，他还想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狡辩，郑成功面罩寒霜，严正指出，当大军南下之时，郑芝莞自请统帅水陆师防守厦门，并表示“有失愿依军令”，现在一箭未发率先逃命，弄得城毁人亡，辎重（古代军事中的用语，表示运输部队携带的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尽失，不杀无以服众。随即郑成功请出隆武所赐的尚方宝剑，将郑芝莞斩首示众，接着传令三军说：“本藩（郑成功当时尚未封王，但明制驸马待遇礼同亲王，所以成功自起兵之日起一直自称‘本藩’）铁面无情，诸位勋臣镇将，各宜努力，假如怯敌不前进，本藩自有国法在，即使是我的亲族成员也是不能原谅的！”由于郑成功执法无私，严于赏罚，另一位叔父郑鸿逵也认识到自己犯下的大错，自请离职回金门休养，将兵将战船全部交由郑成功指挥。至此，郑成功控制了厦门、金门，军事实力空前壮大。
厦门、金门的取得，使郑成功从此建立了一个巩固的抗清基地，这是郑氏抗清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郑成功还先后控制了郑彩、郑联、郑鸿逵的兵将和战船，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此后东南沿海郑氏旧部基本统一在郑成功的指挥之下。浙东鲁监国抗清力量在舟山遭到清军毁灭性的打击之后，也在永历五年（1651）十二月进入厦门海域，归附于郑成功的麾下。
前面讲到，郑成功向永历帝表示愿意在他的领导下东西配合，共谋复兴，并与永历政权的军事统帅李定国建立作战同盟。为了减轻西南地区永历政权遭受的清军军事压力，开拓东南抗清局面，从永历六年（1652）至永历十二年（1658）期间，郑成功率军驰骋于闽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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