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恽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舞文詅痴试读：
自序
这是一本我新编的掌故小品集，命名为《舞文詅痴》。
我本是不会写文章的人（当然，没有人生来就会写文章），却慢慢弄成以编文章和写文章为生，真是做梦也没有梦到，却也欢喜赞叹，认作我人生不易之轨迹。
怎么办？学着写。十余年来，埋头读书写作，一写就写了很多，承编者、读者不弃，至今已问世六册，这是第七册了。
北齐颜之推 《颜氏家训·文章》说：“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痴符。”
才思有无，丑拙与否，还俟读者品评。
且再作一回詅痴符吧。
书分两辑，上辑如梦记，下辑烟云录。如梦记所收文章，都是讲人的故事，一鳞半爪，片言只语，都是碎片。人生如梦，可不是么？烟云录所收文章，都是讲书的故事，书的得失生灭，于人更是烟云过眼，在此撷取云霞一片而已。上辑如梦记1927年苏州易帜中申听禅的遭遇
1927年元旦，《苏州明报》发表署名柳桥的社论《民国十六年之小希望》，文中说：
民国十六年，犹如儿童之十六岁矣。古者以男子十六岁成丁，当立身处世，为社会宣力，为家长扬名。今民国十六年，亦可作如是观。以前之事，譬如儿童之年幼齿稚，完全儿戏，今届成人之年，自当一洗积习，与年更新。来日方长，定有新猷可观。吾愿一般军阀家，自今以后，宜早息兵争，共谋国事，勿效儿童之口角打架，以为快事。须知年届成人，当有成人之气象，切不可嬉皮笑脸，仍不脱幼稚之状态，庶几大好山河，勿致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为幸也。
当年苏州是苏松常道的首府，新正伊始，大家并无北伐成功之虑，说的还是眼前军阀的事，几年前的齐卢之战，于苏州人尚有余痛，军阀们虽然大打电报之战，骈四俪六，典雅矞皇，然行事只是幼稚和流氓习气，不是嬉皮笑脸就是干戈相向，受苦的还是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
是年2月底，情况就有了变化，苏州报纸上部队调动消息频繁，南方北伐党军和北方军阀部队已经在江苏正面接触，如“沪杭线战甚烈，联军方面，孟昭月为总指挥，鲁军俄兵四千人加入作战，党军白崇禧为总指挥”，可见北伐军进展迅速而顺利。处在北洋吴佩孚、孙传芳统治下的苏州城风鹤频惊，防务严密，城墙上军队荷枪实弹，城门虽设而常闭。
3月初，《苏州明报》有一署名恨世的记者在苏州城墙上转了一周后写道：“自军队调防，运输频繁，以致胆小居民，城外裹足……西汇道（今齐门外西汇路）上，行人绝迹。惟有三数商警（笔者按：商团武装人员）徘徊其间……至车站货栈左近，有鲁军一营之众，乘船开拔，似水道往吴江而去。时河畔泊舟，大小约三十余艘，军士肩负行囊枪械，有输送篷帐面粉等物，行色匆匆，似即将离苏之状……及绕道阊门而归，马路市面，平日锦绣，今者萧条异常，不复如往日之花天酒地矣。”
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3月20日，薛岳军已占领松江，直鲁军溃败退却。在苏州，警察厅长李珏林忽然请假离苏（笔者按：到5月11日，李珏林也被通缉），职务委卫生科长张一新暂代，吴县接任前县知事张仲甫的姚浚也同时不安于位，请假离苏，由县府第一科长金国书暂代。所谓请假，比弃职好听点，官员守土有责，弃官而逃是要治罪的，请假则可进可退，留有回旋余地而已。然而，情况分明于北方不利，所以官员先请假看看情势再说。
22日，薛岳部进入上海，直鲁方驻守上海的毕庶澄易帜，声明愿受蒋指挥。
这时的苏州，已经处于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政权易手，五色旗变成了青天白日旗，军代更迭，首都南迁，从北洋军阀转向国民党统治。从北洋政府转而为国民政府，说起来，就是改朝换代，或者可以说，进入“民国之第二共和国”阶段。
3月24日，苏州已经处在北伐军控制之下，苏松常道尹府被撤销，道尹李维源卸职。苏州首席士绅张一麐很不寻常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启事：
一麐终养守礼，闭门思过，于政治上本无关系，惟以桑梓猝受兵祸，不能不披发缨（撄？）冠为义务而尽义务。古云：眼前皆赤子，头上有青天。每诵二语自勗。今幸青天再见，垂怜赤子无辜，垂白鲜民得以休息。除文字生涯外，所有军政各界，誓不为人说项，如有委托，恕不招待，函件恕不答复，幸垂谅焉。
张一麐对新局面颇有疑虑，面临着进退的抉择。他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此前自己的作为，国民党会怎么看？会怎么对待自己？因此，他先强调自己早先只是为桑梓和乡民尽一份义务，和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进行切割。对于国民党，他先言不由衷地颂扬了一句：青天再见，然后马上强调自己可以休息了。很明显，在形势远未明朗之时，他还需要观察一阵，看看形势发展再说。在他看来，现在也只是换了一拨军阀，行的也是军事统治，且北洋那边未必不会反戈一击，转败为胜，胜败还远未分明呢。而以革命党自居的国民党，还主张铲除绅阀和土豪，并高唱过打倒土豪分田地，能否和他们合作还在未知之数。
政治革新，同时带来教育权的收回问题。教会学校东吴大学和东吴一中，对于北伐军的到来，为保存大学，不受影响，也不得不作出心不甘情不愿的应对。一直任东吴校长的美国人文乃史，随即发表启事，强调教会学校亟谋改私立学校进行立案，自己宣布辞职，请理科教授潘润民任教务长和代理校长，以求少受革命带来的冲击。苏州的其他教会学校也以东吴大学马首是瞻，在同一时间作出了调整，外籍教师纷纷返国，外籍校长卸职，暂时换了校内亲信作自己的傀儡（或称代理人）。
4月，报纸上北伐节节胜利，然国民党内部也分裂，宁汉之间形同水火。随后各地清共开场，不但北方李大钊被处死，江南地带，也到处有共产党组织被破获的消息。在南京，程潜某部因为共产嫌疑，竟被全体缴械。
5月初，吴县行政临时委员会提出总辞职，6日，由东路总指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委任其手下第三师秘书长，33岁的游寿愚，任北伐后苏州的第一任吴县县长。
就在风云诡谲的政治气氛中，5月9日，《申报》有彻究直鲁军余党的新闻，同日，苏州的报纸上则有申振刚被捕的报道。
申振刚，字诗笙，号听禅，明代大学士、首辅申时行后裔，苏州士绅，早年留学日本习军事，入陆军士官学校。申振刚文武兼备，回国后，一直在南京、苏州等地北洋政府的军界、警界为官，偶也在军报《联军日报》任总主笔。在苏州当地，申振刚也算高官和“阔人”了，因此关注度不低。《苏州明报》上引起苏州不安的申振刚被捕报道分两个部分：被捕的原因和被捕的经过。由于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原因还不明朗，无法核实，只能大略言之，被捕经过也是言人人殊。该报道就以“言人人殊之申振刚被捕情形”为题。
被捕的原因，当时有四说：一说通敌嫌疑；一说被仆役报告；一说因封财产而误会；一说擅买公产。
四个原因，其实可以合并成两个。所谓通敌嫌疑，是指申曾因齐燮元委任，任江苏警察厅长，且任职孙传芳的《联军日报》总主笔。仆役报告，也还是因为与北伐军的敌人直鲁军有分拆不开的关系也。封产和擅买公产，其实是一件事。原来申氏的住宅：刘家浜42号，原先是苏州警察分局北区第三分所，不知为什么忽然变成了申氏兄弟的私产了，这就产生了擅买公产的问题，即目前的住宅，是否是营私舞弊，由公产“擅买”而来？被捕前后的经过，《苏州明报》有如下报道：
前任苏州警察厅长及《联军日报》总主笔苏人申振刚氏，自卸职后即携眷回苏，住居刘家浜东口宅内。讵于昨晨（5月8日）九时许，突被公安局捕去。虽于当晚六时许，由财政局冯心支氏保释出外，但当时申氏被捕时，一般人之谈话，言人人殊。本报以职责所在，特随出探询，得消息如下：
被捕之一说 申振刚氏，突于昨晨九时零五分，被公安局派警捕去。被捕之真相，则言人人殊。有谓申系孙传芳之间谍，有谓申系《联军日报》之主笔。种种传说，不一而足。惟据可靠之消息所云，则谓有申氏之侍役王得龙其人，突赴公安局控告，所控告者何语，则亦无从探讯。惟公安局于据告后，即由督察长沈高尘及保安第一队长督同北区署长钟奇及北三分所巡官冯调若，驰往刘家浜申宅施以搜捕。
被捕时之情形 当沈督察长等往申宅时，因前门由申之介弟眷属所住，故改从周五郎巷六号门牌后门入内，并派警将前后门守住，不许任何人进出。一面即实施搜查，历三小时左右。当搜查时，申适在宅，欲乘隙越墙图逃，不意偶一失足，由墙上坠下，致跌伤头部太阳穴旁。当被警士瞥见，即将申看守，同时又搜出皮包一只，内有手枪两支，子弹八十三排，另弹廿九粒。所蒐获之物，由警士等先行带局。申氏本人，则由冯调若巡官，陪同至局。惟申氏之住宅，则由公安局发封，派警看守。
被捕后之情形：申氏既被捕后，于下午六时许，业由财政局长冯心支氏，保释出外，将来有无问题，则尚不可知也。
笔者曾到苏州刘家浜去实地看过，申氏产业，在刘家浜42号，原六开间三十余间，今已面目全非，唯隔壁尤先甲故居尚存部分，竹丝墙门，列为控保建筑。申氏在苏州世代为大族，祠堂在马医科巷口，另有申庄前为申氏义庄所在地，今景德路中医院一片曾为申时行故居。刘家浜宅是申振刚兄弟新置的住宅，原先是北区三分所不假。
关于申振刚被捕，另有更详尽的细节，则是他的隔壁为王姓住宅，他爬墙失足跌到了王氏的园子里：
……其时，申已得信，即从后进楼窗，扒至隔邻王姓后园围墙上，再由围墙跳下。落地时，覆身跌倒，面部跌伤，立现青肿，腿部亦遭跌痛，但伤尚轻微，惟脑后跌破一洞，血流不止，而申于跌伤负痛之时，即席坐于王姓园内。时有王之女佣某氏，忽闻园中响声，即启门察视，忽见一人，遂大呼有贼。主人王某闻声，随至园察视，见申殊不类贼，惟何以忽逃至园内，必有大故，遂上前细视，至为隔邻之申某。正在询问情形间，在外搜捕申某之警士，因闻捉贼之声，又因搜捕不见，知已逃匿，遂至王处询问，谓方闻汝家有人，在后面呼喊捉贼，是否有人逃到汝家，如有即将人送出，否则犯有藏匿不报之罪，于是王遂将申氏送出。送出后，沈督察长乃令队士将申氏扶至申之家内，并以药水随将申之脑后伤处，敷止血流。至此，申之妻眷家属人等，将申围住，悲哭异常，情殊酸惨，此事沈督察长见之，深为不忍，遂亦在旁以善言安慰，申氏反默不做声，上午九时许事也。至十一时后，沈以为时不早，令将申带局。
抓捕申振刚，显系南京北伐军总部的命令，因为就在前天（7日）下午，申氏刚从镇江（一说是南京，据笔者看或是镇江可靠些）回苏。至于申振刚为什么连夜从镇江回苏，大概已经风闻对自己的不利消息了。据后来苏州记者的访问，南京曾搜获申振刚与孙传芳的通信，而申振刚到达苏州家中，次日即被围捕，则是由于仆人王得龙的告发。申振刚爬墙而跌破了头，申振刚的后人于疆先生和笔者说：作为将军来讲，的确有些狼狈。毕竟有了一些年纪，身手自不及当年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苏州的另一位北洋政府前官员丁锡丰也被捕了，他是苏州南区的署长，一被捕就被从苏州抓到了上海。
申振刚当天即由财政局长冯心支保释了出来，住进了医院养伤。丁锡丰由上海释回则还要有一个星期。
5月11日，申振刚给《苏州明报》写了一封信，对连续几天关于他被捕消息报道的不实之处提出更正：
主笔先生道鉴，顷阅贵报载申振刚被缚纪，内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亟应声明更正。查鄙人于上年八月，承《联军日报》社长招为编辑员之一，生计友谊，均难固辞，嗣因宗旨不合，于九月间脱离返苏，讵该报仍用鄙人姓名之事，业经即在该报郑重声明，以明真伪，旋即染疴在家疗治，一切不问，并未他往。近日更无宁苏等处往返之事，至昨事琐屑传闻失实之处尚多，容为详细函告，特先摘要奉违，乞登来函，至以为叩。敬颂撰安申振刚拜启 五月十一日
这是申振刚对事件的澄清，真相究竟如何，很难说。未署名的记者对申氏并不谅解，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两个阔人被捕之续志》一文对申振刚评价说：
申振刚虽已保释出外，然于保释之后，有无问题，虽一般人尚在臆测中，但申振刚被人告发之罪状，曰通敌，曰私藏军火。申为《联军日报》总主笔，通敌两字，能否成立，我侪不敢必，但申为卸职军官，既于其住宅中，搜出枪械及子弹，私藏军火四字，实嫌疑。故公安局方面，虽将申氏由冯局长保出，但于此案，并未作为结束，仍须候令核办。刻申振刚正在城外某医院医伤，一面托其往日之食客，觅上年九月份之《联军日报》，是何作用，实不可知，但我人一考申氏之略历，在事实上言，申氏为苏人，任厅长时，以苏人治苏之资格，来治苏垣，尚有成绩可言，惟以过去之历史而言，甲子之役，齐卢之战，我人非健忘，其导火线因申氏之淞沪警察厅长问题，申氏被何丰林所挡驾，于是乃酿成此役。（5月12日《苏州明报》）
这里牵扯出申氏在齐卢之战时的经历，认为齐卢之战的前因乃是申振刚任淞沪警察厅长被何丰林挡驾所造成。记者虽然对申氏在苏任职厅长时的政绩没有异词，不过科以私藏军火和通敌，也不是小罪。
也有对申氏怀有善意的记者，两天后《苏州明报》又说：
申振刚已安然矣
因被查封财产而连带被捕之申振刚，固已由冯心支保出就医，此人所尽知，第担保期仅五日，此五日后又何如耶？吾知阅者与关心申氏者，均亟欲知之矣，记者仅作简单语告之曰：申氏已安然矣。
申氏被逮之原因，既为查封财产而联带，于申氏本身之自由，本无若何之必要，且申之被查封财产，不过孙逆走狗，《联军日报》主笔之两因，于此问题，固未见有确定之事实与其应得之罪。特申氏当时之仓皇图逸，未免滋人加以疑窦耳。现悉昨已由张仲仁（即张一麐）、费仲深两先生出面，向公安局陈控义（名复）局长力保，并由申氏自行宣誓，陈局长遂亦准如所请，恢复其自由，至被封之财产，是否同予保全，则未之闻也。
在北伐成功那一年，申振刚经历了这样一场虚惊。国民党立足未定，对地方有名望之士绅，颇有忌惮，尚不敢妄肆而为，张一麐虽然公开声言不接受请托，在关键时刻还是站出来助了申振刚一臂之力。然而，在申振刚私下看来，却颇疑祖坟葬地风水不好，“择地不慎，葬后咎征迭见”。此后，他曾拜寓居苏州富郎中巷德寿坊沈祖绵为师，学习玄空堪舆之术。最终改葬其尊人固庵先生于“邓尉山之阳，体用兼得，亲友见者皆称善”。
此后，申振刚暂时失业，不久有人邀他去青岛特别市督练警察。据于疆先生见告：“东北易帜后，听禅的保定士官同学王烈（旗人）随张学良进京，向蒋介石推荐听禅，虽然在士官学校大家志趣不同，蒋激进、申保守，但都是同学，蒋把听禅召到南京，好言相抚，让其管卫戍区，以后演变成宪兵等等。”这是后话。
1927年，申振刚虽然跌破了头，总算躲过一劫，但1949年一到，在北京的他却没有躲过镇反这一劫，1954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申振刚被抓捕后，便再也没有回家。陈衡哲轶事二题其一：何其芳笔下的陈衡哲
长夏无俚，读书自娱。
读的是何其芳的《还乡杂记》中《呜咽的扬子江》。
在还乡的船上，作者认识了一个微微发胖的江苏人，“把谈话的题目转到一件事情上，他以为对于四川人那是一个有趣的谈论资料”。
事情是一个嫁给四川人做太太的女人在成都写了两篇游记，发表在北平的一个刊物上，对四川说了一些坏话，于是首先引起了南京报纸的攻击，后来成都的报纸也响应起来了，害得那位太太又生气又难过……
……“她说四川的鸡蛋没有鸡蛋味，是真的吗？”那个瘦长的教育学士笑着说。
……
……她自以为是一个有地位有声望的女人，现在是到荒僻地方去吃苦，于是对环境有点儿不习惯便大发脾气了。那简直是向社会撒娇，但可惜社会并不是一个女人的丈夫。所以我说，四川的鸡蛋倒有鸡蛋味，四川的水果也有水果味，不过中国这些名人学者都很可怜，就比如她吧，仅仅著过一部鸟儿花儿式的白话高中外国史，而且还把美国整个弄掉了，却到四川大学去作历史系主任。
这是该文中的一个片段，是船上几个人的对话，并不代表何其芳本人的意思，但何其芳写进自己的散文，多少有自己想表达的意思。
这里说到的女人到底是谁？这引起了我探赜索隐的好奇之心。不妨来罗列一下几个关键词：女人、嫁给了四川人，两篇游记，北平的刊物，文中有“四川的鸡蛋没有鸡蛋味，四川的水果没有水果味”，写过一本“鸟儿花儿式的白话高中外国史”，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
基本满足以上条件的人，只有一位，那就是陈衡哲。
陈衡哲与四川人任叔永（字鸿隽）结婚，在1936年3月、4月和6月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写过三篇通信形式的《川行琐记》。《独立评论》的发行地在北平。陈衡哲在文中谈到四川的鸡蛋缺乏蛋味，水果缺乏甜味，兰花缺乏香味，诸如此类。陈衡哲还批评了“川人的保守和落后，称四川有‘二云’——天上的乌云和人间的鸦片烟云”。
据陈衡哲的女儿撰文回忆：陈衡哲随即被四川新闻界的专栏记者和专栏作家“棉花匠” “乡坝佬”和“佛公”，还有一些“义愤填膺”的读者牢牢揪住，不肯放手，一时间群起而谇之，群起而攻之，她遭到来势汹汹的口诛笔伐，其中不乏措辞极其恶毒的人身攻击，甚至还有一些协会指控她犯了“诽谤罪”，欲提起公诉。当年，四川的省会成都是主要的讨伐战场，《新新新闻》和刘湘直接掌控的《新民报》是主要的进攻利器。
这三篇《川行琐记》进而还使得四川人任鸿隽辞去四川大学校长职务，不过陈衡哲不是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只是历史系教授。
所谓“鸟儿花儿式的白话高中外国史”，则是指陈衡哲编撰的白话文的《西洋史》。文中说该书整个把美国弄掉了，是指《西洋史》中没有美国。这是对的，西洋主要是指欧洲国家，处在美洲的美国不应该名列其中。
何其芳在《呜咽的扬子江》一文中说到的那个女人，就是陈衡哲，不作第二人想。何其芳并没有就陈衡哲做什么评价，他只是就此分析了一阵川人行事和性格中的优势和局限。
仅仅是一段插曲而已。其二：旁敲侧击话陈、胡
先解释一下题目，陈是陈衡哲，胡是胡适。陈衡哲和胡适的友谊，源于留美，而正因为这远隔重洋的邂逅，两人产生了不一般的情谊，到后来惹了不少波澜，为此，胡适还为陈衡哲仗义执言，抗议了一回，而任叔永、陈衡哲夫妇也避嫌不遑，恨不得要隐藏了和胡适的这层关系才好。
上：起因只是一个八卦《十日谈》是1933年在上海创刊的一个旬刊，由中国美术刊行社出版。这个旬刊后来开了一个专栏，叫《文坛画虎录》。这个专栏喜欢登载文坛人物的一些八卦故事。
1934年第26期《十日谈》就登载了下面这篇文章。陈衡哲与胡适（前人）
女作家在中国文坛上露头角的，除了风头出得蛮健甚至家喻户晓的冰心，丁玲等几人外，陈衡哲女士，诸位也不应该把她错过，如果诸位读过她的《小雨点》《高中西洋史》的著作，我想对这位女作家，当有相当的认识。
她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中年，美国前期留学生，去年曾二度出席太平洋学会，风头之健，固不亚于冰心。凡是读过她的小品文字（如《小雨点》），我们对于这位女作家思虑的周密细致，不能不致相当的敬意，我们更明瞭她是一个哲学有研究的人，虽则她的书法，幼稚得和蒙童学生不相上下。
陈女士的外子，是中国有名的科学家任叔永——鸿隽——先生，她这样（笔者按：当为怎样）嫁给任先生的，是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伤心史，大约他们永久不会忘记这个记忆吧！
当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我们五四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同时在美国留学，彼此以都是中国留学生，相见的机会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给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结为永久伴侣，但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对于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识趣么？但是我们哪里知道胡先生是还另有一番苦衷，
胡先生是旧式大家庭的子弟，对于婚姻也早就给母亲一手包办来的，在他未出国之前（笔者按：此话有语病，当作出国之前），胡适先生的老堂想先替他结了婚再出国，但胡先生没有答应，他愿意归国后成亲；然他的未婚妻就这样的怀疑着：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喜欢讨一位碧眼红唇的外国太太，哪里还有家乡的黄脸婆儿在他的心中呢！胡适先生对这层极力声辩：“我胡适决不。”这句话，总是不能绝对取信于他的未婚妻的。
他为了守这一诺之约，对于陈女士的要求，毅然地拒绝了，但是他觉得这是太辜负敬爱者的盛情厚意，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陈衡哲虽然和任先生结婚了，但是他们的感情，总还是淡淡的。
首先解释一下作者。民国报刊，总把同一个作者的前后两篇文章，在接排的时候，第一篇署名，第二篇则表明：前人，因此这里“前人”指的即是前一篇《戈公振》的作者象恭。“象恭”出自尧典，示外表恭敬的意思，或有“外表恭敬，内心实不可问也”的意思，很可能是个笔名，然而当年也有一个叫陈象恭的青年作者，这里很难指明是前者还是后者。
这篇《陈衡哲与胡适》主要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介绍陈衡哲其人，后一部分介绍她的婚恋。介绍其人时，拉进了冰心，介绍了陈衡哲的名气、年龄、著作，还有书法。介绍陈衡哲的婚恋，则拉进了胡适和任叔永，说陈衡哲犯了单相思，对胡适是投怀送抱，要把自己嫁了。文章说胡适是毅然决然地拒绝，却让任叔永桃代李僵，作了替身，因此夫妻两人感情淡漠。
这篇短文，简直就是离间夫妻感情的绝妙文本，一石三鸟，作者说陈衡哲思嫁胡适，投怀送抱，被胡适拒绝的故事，读者不由不信，甚至还会为陈衡哲欲偶胡适不遂一掬同情之泪。不过，话讲回来，这也不是空穴来风，至少代表了社会上很多人的看法，1920年8月16日，胡适生女，他以 “素斐”给自己的女儿命名，在日记中也承认即与“莎菲”（陈衡哲）一个含义，这其中无疑寄托了胡适对陈衡哲的某种情感。草蛇灰线，胡适与陈衡哲的情愫，也不难由此悬揣一二。
此文刊出后，居然风平浪静，莫非文中的三人都认为有道理，默默认可了这种说法？
其实不然，在相隔了十三期，四个多月之后，《十日谈》第39期，终于有了回应，乃是《胡适之来函抗议》一文。
之所以反应这么迟缓，除了当年邮路问题外，还有胡适谈到的另一个原因，且看胡适的抗议——
编辑先生：
承 贵社赠阅《十日谈》，至今感谢。每次收到之后，总是家中的孩子们先拿去看，有时我竟看不到。昨天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拿了《十日谈》第二十六期来，——这一期我是没看过的，——他们指出其中的《文坛画虎录》中《陈衡哲与胡适》一条来给我看。他们对于这一条当然很生气，认为有恶意的造谣毁谤。我看了这一条，也感到（一）此文说陈女士留学美国时，与胡适“相见的机会甚多”。事实上，我与陈女士留学并不同地，只有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任叔永君邀我同到她的学校，见她一次。不久我就回国了。直到三年后，一九二○年的夏间，她和任君同回国时，我在南京才和她有第二次的相见，那时他们早已订婚，他们的婚约就是在那时宣布的。（二）陈女士与任叔永君做朋友，起于一九一六年的夏间；我最初知道陈女士的文字，都是间接从任君方面看见的。后来我做了《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因为向她征求文稿，才和她通信。以后一九一七年我与她第一次见面，也是任君邀我陪他去的。所以我认识陈女士完全是由任君介绍的。今“象恭”君文中说我因为拒绝了她结婚的要求，“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我的朋友任叔永了”。这是完全与事实相反的诬辞。（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做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原件模糊，大概如此）最久，□□（相知——原件不清）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一九一九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这些事都是我们一班熟人所深知的。“象恭”君此文中说我拒绝了“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这是对于一位女士最无理的诬蔑和侮辱，我不能不向 贵社提出抗议， 贵社对此文应该有负责的道歉。（四）“象恭”君此文中有许多字句是显然存心攻讦的。上文所引“自投送门”一语便是明例。又如他说胡适“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请问他特别用引号标出的“负责”“他的朋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心布出疑阵，借此攻讦我？又如他在最末说任先生夫妇的“感情总还是淡淡的”，请问先生，这种文字是不是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我对这些，也不能不向 先生提出抗议。
以上所说，都可证明此文所述既不“真实”，又是存心“攻讦他人”。 先生既已刊登此文，当然应负责任，所以我请求 先生将我这封信不删一字地刊登在下一期的《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并请求 先生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胡适敬上。廿三，八，十三
胡适这篇抗议文写得甚好，有理有据，不卑不亢，足以廓清象恭文字给读者带来的迷雾。据查证，胡适在留美期间，确实与陈衡哲不在一地，只见过一面，通信有四十多次。胡适并没有扯谎。至于他和陈衡哲之间有没有心灵上的呼应，情感上的互慕，是另一回事。同时他对象恭文字中的攻讦和侮辱，也一一明白指出，义正词严，不能不使《十日谈》编辑方感到相当的压力。
这信，在胡适是应任叔永、陈衡哲夫妇的要求下写的，于朋友于自己，都是义不容辞的。不过，这样的抗议会不会越描越黑，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也很难说。既然任、陈夫妇有这个要求，他没有理由不做。
早在1933年，沈从文就曾撰文谈到文坛上“海派”与“京派”之不同，说海派的特点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不专心创作，而专事于炒作，搞花边新闻。所谓花边新闻，实即如今所谓八卦也。象恭这篇文章，乃是海派特色的最好体现。
胡适这一篇书信形式的抗议，不知有没有收入胡适的全编中，如果收入，似不应再有人就这个大做文章，如果没收入，则此文尚有一读的价值，也无意中为胡适做了辑佚的工作了。
胡适此文还有一个尾巴，乃是《十日谈》编辑部在后面附加了一个编者按，兼表示道歉的意思。这个编者按应该也出自章克标的手笔，因为当时《十日谈》已经由他主编，而《文坛画虎录》更是他的地盘，所以有必要录出来，看看章克标是怎么“狡辩”与表示“歉意”的，从这方面或许正好可以看出“京派”与“海派”之本质不同。文如下：
编者按：二十六期本栏象恭先生所投，记《陈衡哲与胡适》一文，编者当时并未觉得其中含有攻讦毁谤之意，以为不过倾（笔者按：钦）佩胡适先生的千金一诺而已。至于是否事实，则编者但凭常识，加以判断，因欲一一实地调查，是不可能的。男女间常有，可以有的事体，编者不能断定其没有，所以那时以为那是事实了。不过文中措词，的确有失于轻薄之处，那是编者失察，以致看来好像含有恶意了，其实倒并不如此的。我想作者象恭先生也不会想故意毁谤任夫人胡先生的。我们想男女间的爱情，是很平淡而自然的，无论由男的发动或女的发动，都是很平常的事件，并不严重，所以说一女人和男子生爱情，对于女人并不是侮辱，只有那封建余毒未曾铲净的，才会想到女人不可和男人讲爱情，一讲便有失身份。所以不能是侮辱，因之也不成为蔑（笔者按：诬蔑？）。问题的焦点，只在是否有此种事实而已。没有此种事实，也是可能的，况且胡先生本人出来否定，当然是没有了，那么我们决不想文过饰非的。但须申明，恶意的挑拨与攻讦，断然没有的。然而我们仍愿虚心坦坏（笔者按：怀）向被误解（的）任先生任夫人和胡先生告罪。伏维原宥，专唱肥喏。
这哪里是态度诚恳的道歉呢？明明文过饰非，蒙混过关，偏偏“决不想文过饰非”，还放一暗箭，指责说你们“封建余毒未曾铲净”，其余文字也仍是一派轻薄之态可掬，绅士之碰到流氓，或许就是这样的场景吧。
对《十日谈》的道歉，胡适和任叔永、陈衡哲是什么态度有什么反应就不清楚了。不过，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可以间接证明任叔永和陈衡哲的内心。
这里特别要点明一点：《十日谈》第26期出版于1934年4月20日，《十日谈》第39期出版于1934年8月30日。
下：《小雨点》避嫌不遑
陈衡哲是现代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17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她把自己的作品看作“小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她的很多作品只能算作散文，如《一日》；童话，如《小雨点》（与书名同）；散文诗，如《运河与扬子江》等，连最像小说的《一支扣针的古事》，也不过是篇纪实性的散文，《小雨点》一集中所收文章，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几乎没有。因此，《小雨点》不妨看作是陈衡哲的一本创作集。《小雨点》一书，1928年4月由新月书店初版，也是作为小说集来定位的。《小雨点》装帧素朴，封面大部留白，一小幅中国画，书名由陈衡哲自己题署，扉页是老朋友胡适的手笔，印有胡适题签“小雨点”，落款“适之题”，并钤有“胡适之章”名印。新月初版共收文10篇，书前还有3篇序。第一篇是胡适的《胡序》，胡适在《尝试集》中提到的“我们三个朋友”，指的就是陈衡哲、任叔永和他自己，可见他们之间渊源有自，情谊不浅。陈衡哲是最早呼应胡适白话文学革命的“同志”，她在《小雨点》中所收的文章，大都在胡适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杂志上发表，所以胡适说“差不多都和我有点关系”，因此“很高兴写这篇小序”。胡适在序中回忆了他与陈衡哲在美国留学期间的交往，并且在序中特别指出，陈衡哲用白话创作的《一日》与《小雨点》在时间上大大领先于鲁迅《狂人日记》的事实，把她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重要性标示了出来。不过，作品时间的早晚是一回事，好坏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胡适不想说明的。第二篇是任叔永的《任序》，任叔永是陈衡哲的丈夫，不避“台内喝彩”之嫌，对其妻的文学天赋无任钦佩。第三篇是《自序》。1927年3月，北伐成功，在那南北扰攘变乱中，陈衡哲保存在南京的日记、信札、文稿之类全部散失了，为了预防这样的事再次发生，陈衡哲决定把带在身边的“一点小说诗文”尽早出版，“俾不至于像留在南京的文件一样，一散而不可复得”。（新月版《小雨点》156页，后来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就是这一版。）
据陈子善先生《陈衡哲：〈小雨点〉再版本》（2008年4月25日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说，1930年3月新月书店还出版过《小雨点》的一个再版本。这个再版本：删去《胡序》和《任序》，书末补入《再版后记》，交代抽出《胡序》和《任序》的理由。奇怪的是，这个再版本扉页虽然保留了胡适的书名题签，并套红印刷，却删去了“适之题”落款和“胡适之章”名印，以至未见初版本的读者不知这个题签出自何人手笔。（见陈子善先生文）
由此可见，《小雨点》“去胡”的尝试已经在新月再版本中就开始了，只是没有去净，还留下了书名题签。陈文没说《再版后记》交代的抽出《胡序》和《任序》的理由，想必也不足信，一定是冠冕堂皇，所以干脆把丈夫的一序也抽去，以示公平不偏。
1935年8月，《小雨点》又弄了一个商务版（1936年1月正式出版）。这个版本并不是新月版的简单重印，而是一个改版本。陈衡哲在《改版自序》中这样说：“因为最初承印《小雨点》的新月书店现在已经归了道山，故本书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印行。原书所包含的小说，凡有十篇。现在删去了一篇《巫峡里的一个女子》，补入了一篇《老柏与野蔷薇》，仍旧是十篇。”其实，这次改版，不仅调整了正文中的篇目，作者还把新月初版中的三篇序也一概删却，重写了短短的一篇《改版自序》，连胡适的题签也一并刊落了，因此在篇幅上只有新月版的三分之二，共102页。这就使人感觉到，陈衡哲这次重新出版《小雨点》，似乎有意要与胡适做一个彻底的切割。终于从初版本到再版本，再到改订本分三步完成了“去胡”的目标。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在这里，我不想因为三个版本的不同，而像某个学者一样索隐出陈与胡有一段什么恋爱，手头资料不足，我不能效象恭的做法，但可以说任叔永夫妇忙着与胡适做切割，一定是三个老朋友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或龃龉，甚至已经交恶。一年多前，任叔永、陈衡哲夫妇被《十日谈》“八卦”伤害，一年多后，商务版《小雨点》（1936年1月）出版，任叔永和陈衡哲夫妇不想再提“三个老朋友”的旧话了。人际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即使最好的朋友，也可能变成陌路，甚至仇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小雨点》版本的变化，至少有很大成分是基于这个原因吧。李金发对周作人的隔膜
象征派诗人和雕塑家李金发，有一册诗文合集《异国情调》（随笔、小说、游记、诗各体均有），出版于抗战后的1942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这本书主要收入他在广东韶关所写的文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过“在陪都的文坛凑凑热闹而已”。这自然是谦语，然未始不是实话，李金发的创作，以现代象征派诗歌著名，随笔、小说、游记非其所长，放低身段，可以避批评的箭矢，这是创作者都知道的常识。《异国情调》中有一辑“仰天堂随笔”，其中一篇《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说到他与周作人的交往情况——“我与周作人无‘一面之缘’，但与他通过好几次的信，且可以说是他鼓励我对于象征派诗的信心。”
原来，李金发于1919年留学法国，先后进入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帝国美术学校学习雕塑，他在法国巴黎留学时，已经创作了后来的诗集《微雨》和《食客与凶年》两诗稿。他把这两种诗稿挂号寄给了时任北大教授的周作人，希望得到他的品题和推荐。
当时，李金发名不见经传，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留学生。他自己承认，当年他“创作欲好名心是莫可形容的”，所以才找上了新文学运动中已经大出风头的周作人。
果然，周作人读完这两种诗集，给李金发写了复信，说了些肯定和赞美的话，认为他的诗是诗界“别开生面之作”，随即把它们列入“新潮社”丛书，在北新书局出版（《微雨》1925年；《食客与凶年》1927年）。李金发说：“得到这个收获，当时高兴得很。”
李金发的成名，就这么简单，不过也有原因，盖当年新文学声势不小，阵容却不大，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对于自身力量的壮大，大有裨益，所以当年搞新文学，成名易而速也。《微雨》出版后，象征派诗才登陆新文学诗坛，为世人理解并接受。
据李金发的回忆，他和周作人的交往仅仅这些。显然，周作人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不过，李金发似乎没有相应的感激之情，当北京传来周作人落水的消息，李金发即写了《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一文，说：“至于周作人，素以利为目的的，如向来在《宇宙风》《人间世》投稿，皆着重在抄引古书，连简累牍，以求稿费，这种人，见名利之所在，又加之东洋黄脸婆的诱惑，哪有不糊涂到底呢？”
这话说得有点奇怪，说周作人写作完全以利为目的，文章只是“抄引古书，连简累牍”，追求的只是稿费，可见他完全不是周的知音，甚至连周的读者也算不上，完全在不顾事实地瞎说。他还说周作人受黄脸婆的诱惑，不知何所据而言？至于“见名利之所在”一说，岂不是也连带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因为他上面才说过自己“创作欲好名心是莫可形容的”的强烈呢！文人无行，周落水，李下石，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李这样的作为叫人齿冷。
李金发与周作人的隔膜还可以从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可以看出：“周作人是新文学运动的健者，与他的弟弟周树人真可说是一门双杰……”他居然连鲁迅是周作人的哥哥也不清楚，两人之间的隔膜真是无可言说了。这样的人写起文章来批周作人的落水，恐怕连水花也摸不到一个。阿部淑子与周作人
写下这个题目，似乎会被知堂专家们嗤笑，这个阿部淑子何许人也？和周作人有什么关系可谈的呢？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双方互动式关系，诸如朋友、夫妻、父子等等，即过去所谓五伦，也有单方面的关系，诸如单相思（暗恋）、崇拜，甚至还有潘郎掷果式，即如今的追星一族，所谓粉丝者。
粉丝多少有点冲动型，不一定合乎理性，会做出社会上不易理解的举止，这也是青年期的典型特性。如今名人和影星、歌星的粉丝最多，有很多粉丝追星的故事频繁并时刻地发生着。
阿部淑子与周作人的关系，就是追星与星的关系，换句话说，阿部淑子是来自日本的，一位周作人的忠实女粉丝，是文艺女青年对知名作家的追星。
1935年9月11日中午，日本神户的水上警察，在由日本前往天津的“长江丸”上扣下了一位名叫阿部淑子的26岁日本女子。
这个妙龄女子只带了现金百元，身边还有阿部三郎名下的七百元存款单，这就有了私逃的嫌疑。据查，阿部三郎是阿部淑子父亲的名字。
问她到中国干什么？
阿部淑子只回答说：去北京看周作人教授。
她说去看周作人是预先征得周先生同意的，她和周作人通过信，周先生允许她去看他。
周作人是当年中、日都知道的名作家，人们不相信眼前这个日本女子认识周作人，日本警察更不相信一个日本妙龄女郎会从日本启程偷偷地到北平去投奔周作人，于是在轮船上把她扣住了。
警察们查了她的身份，才弄清阿部淑子的父亲叫阿部三郎，在日本经营染坊，淑子是他的二女儿，几年前在京都第一高等女学校毕业后，在东京结婚，一年后离婚。
阿部淑子是当年标准的文艺女青年，离婚后就到女作家与谢野晶子家做秘书，为她誊写稿子，还认识了作家片冈铁兵。这位片冈铁兵就是几年后大骂周作人是反动老作家的那位，周作人写信到文艺报国会去抗议那位“兄”，当年还是文坛正崛起的新星。
阿部淑子崇拜周作人源于二年前到日本在耶稣教育青年馆的讲演，真是一见倾心，一聆拜服，从此产生了要到中国拜周作人为师研究中国文学的念头。
于是，阿部淑子就和周作人写信。
阿部淑子没有说谎。据周作人日记，1934年9月10日受信栏填着：阿部淑子。三天之后的13日发信栏写着：下午寄阿部淑子函，允其来住。
周作人大概视阿部淑子为异国来归的弟子，还允许她住在家里，以便她朝夕请益。
周作人或许会想起他的太老师俞曲园也收过日本弟子，也许更多想起随园门下的诸多女弟子吧。
很可惜，阿部淑子在来的路上被截住了，最终没有列入知堂门下，不然倒是一则佳话。李石岑与童蕴珍的露水缘
苏州著名老街平江路上联萼坊，一幢幢民国风青砖瓦房，这里是差不多八十年前一桩男女情事的发生现场：发生过教授李石岑和童蕴珍的恋爱故事。
哲学教授李石岑每每会与大学校长的李石曾相混，同一时代，姓名又相差一字，读音又极相近，说起来也难怪。其实要分清也容易，石岑生得晚（1892年），死得早（1934年），一生只在编辑与教授这两个角色里转换，著作甚多。他虽然是湖南醴陵人，却主要在上海活动。而石曾呢，名门之后，河北高阳李鸿藻的儿子，党国元老，生得早，死得晚（20世纪70年代才去世），职高望重，如果叫他原名李煜瀛，两者就不容易搞混。我这里不是来介绍这两人的生平，从题目也知道，我只说李石岑的一件风流韵事，这件事间接地造成了他的死亡。
李石岑与童蕴珍的故事，网上很有几篇文情并茂的文章，我也无意多说。现在人写的文章，说起来都很有问题，那便是无法还原到民国那个年代，就像小说中的武林高手，完全是高来高去，不能着地气也。
李石岑自与当时的妻子胡曼君结婚以来，就搬到苏州平江路的联萼坊居住。胡曼君也不是李的发妻，两人的婚姻也有故事，此不赘。1932年，李任暨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当年沪战，处在上海真如的暨南大学也在战火中，所以李很多时候都住在苏州，故事也就发生在这一年。李与胡夫妻两人的日常生活，曾有记者这么记载：“（李）与夫人胡女士伉俪颇笃，每出恒衣短褐。清晨时偕其夫人，携菜筐入市，归则果蔬鱼肉与俱，俭德可风，而落拓犹为里人所诟。”苏州人狗眼看人，看到大教授“落拓”，就有点看不起，孰料李教授的落拓并不影响他中年艳遇。
正是这样的时候，李石岑与童蕴珍发生了故事。
童蕴珍也是湖南醴陵人，幼孤，她与李的结识据说是在一次酒席上，而其媒介是苏州中学的教师梅君（名不详）。童蕴珍与梅老师互称义兄义妹，说穿了就是恋人关系，梅有事离苏，就把童托付给了同在苏州的教授、哲学家、心理学家李石岑，并寄居在李家。
李是从窗外爬进去与童苟合的，四十岁左右的大学教师，真是好兴致。随后的事情很俗套，几乎是一切男女故事的翻版。李凭其如簧的巧舌，花言巧语与童谈情说爱，既固其心，又遂己欲，结果是珠胎暗结。这样，男女的欲望就开始进入新的境界，即走向两途，在童方，就是要嫁，为自己找归宿，为孩子寻父亲；而李呢？面临的是解决眼前的危险，骗其打胎。于是，写了很多信（一说是28封），童蕴珍得到允诺，换句话说，就是上了当，于是打胎。李、童关系就再进一层，证据丢失，警报解除，李进入善后，准备滑脚，童则觉醒，进而在法院、媒体大闹，然后是李远避不遑。本以为一个未婚女子不至于拉破了脸，孰料童不管不顾，闹上法庭，并向报界公开手头的信件。李陷于被动，斯文扫地，颜面无光，还要赔偿损失。李本身身体不好，精神又受到打击，最终一蹶不振，一命呜呼。
李石岑四十出头就去世，于这件事关系非小。当然，李也有可恕之处，很可能是肺病，性欲旺盛，出于不能自禁的本能，也是人生之苦。不过，作为哲学教授、心理学家的李石岑，在处理这件事，即对于女性心理的判定，进退失据，算是完全失败的。
关于人生哲学，他是有演讲集出版的（笔者按：此书之初版我有，纸张甚差，文字也不见好，不过看得出李的口才很好），不过都是纸上的人生与哲学而已，真正的人生他又懂得什么？陶其情《矛盾集》中的巴金
十多年前读贾植芳、任敏夫妇的合集《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对贾植芳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日记中谈到巴金的两个段落很感好奇，当时他正在编纂《巴金著译系年》。
先看第一个日记段落——
1979.10.25夜
一早去图书馆，继续查巴金著作，无意间发现了一本《矛盾集》，编著者是一个国民党反共人物，叫陶其情的。书中收入李芾甘写的《答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一文，原载1926年4月5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是由于郭氏的《马克思进文庙》的文章，引起反共分子陶某的抗争，郭氏严厉地驳斥了这个反动派，芾甘氏“打抱不平”，半路里杀出来向郭氏疯狂地射击，不仅骂了郭氏“数典忘祖”的罪过（文中引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而且进一步把投枪对准马克思，说是上二书都是马克思抄袭别人著作，不过改头换面而已，还歪曲了恩格斯评考茨基氏的话作为斗争武器，确是一篇奇文。怪不得这本《矛盾集》的作者，反共分子陶某在书中收的《讨论〈马克思进文庙〉问题的始末》（原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中，把芾甘氏引为同志，互为共鸣。巴金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是走了一段很弯曲的道路的，这恐怕也就是解放后他往往当“风派”，在各种运动中故作姿态的原因，原来他内心有很大的隐忧，不能不以高姿态来保获（笔者按：当为护）自己的生存耳。去年就找这个材料，一直没有着落，今天却意外地找到了它，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贾植芳对自己发现陶其情的《矛盾集》一书，说得很有意味：先说是无意间发现的；最后又说“去年就找这个材料，一直没有着落”。可见他蓄心已久，早知道有这本书，但一直没找到，而在这天无意中发现了。
日前，笔者也正好找到陶其情的《矛盾集》，认为值得介绍一下《矛盾集》和它的作者陶其情。
陶其情名声不显，网络上几乎没有他的任何一点信息。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却是文坛上一个活跃人物，以好笔战著称。在《洪水》《时事新报·学灯》《时代》《新评论》《东南论衡》《民国日报》等报刊屡刊文章，与郭沫若、胡适等人笔战，颇耸动视听于一时。
陶其情，上海人，出身于乡绅家庭（父亲陶锡类为清庠生、后毕业于江南师范学校）,1928年秋毕业于大夏大学。他的朋友、著名记者许晚成说：“知友陶君其情，与晚（许晚成自称）为大夏大学同学，学行纯笃，富研究性。历任国立中央大学、交通部商船专门等校教授，上海公私立中学师范等校训育主任，川沙县教育局局长；学术界，教育界知名士也。”
这册《矛盾集》是陶其情的第一本文集，出版于1933年1月，由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题签，有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和内政部礼俗司长卢锡荣博士题词，由此可见他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矛盾集》分六辑：
第一辑：孔马异同的论辩
第二辑：佛体儒用的论辩
第三辑：抄袭问题的讨论
第四辑：封建问题的讨论
第五辑：胡适政论的批判
第六辑：胡适知行的评辟
还有两个附录：一个是革命正名的阐究，一个是矛盾集文件汇录。
巴金（署名李芾甘）的文章以节录的形式出现在这书的第一辑中，用贾植芳的话来说，就是“把芾甘氏引为同志，互为共鸣”。
日记中，贾植芳分析了49年之后巴金的道路，说他因为内心有着隐忧，所以往往表现出“风派”的姿态。所谓“风派”，乃是紧跟形势，永远取积极的站在形势前列的马前卒的姿态也。贾植芳此说，是他对49年之后的巴金其人其文的解读，见仁见智，这里不予置评。
再来看看贾植芳日记的第二个段落——
1979.11.23夜
上午在办公室工作时唐来，说巴公的儿子问他，有关他父亲的著译目录编得如何，说一定收集了不少材料，说是否给他爸爸看看云云。此公（笔者按：指巴金）大约很不放心。阅《沫若文集》十卷，那里有一篇《卖淫妇的饶舌》的文章，注中说：“此人乃李芾甘，即今之巴金——沫若注”。文中说，他写了《好读书不求甚解》后，出乎意外的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在《学灯》上做了一篇文章，借考茨基骂列宁的话来骂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云云。郭此文写于1926年3月9日，巴公后来为此又写了一篇《读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文中攻击郭氏“数典忘祖”，进一步攻击马恩为“文抄公”，拾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反共分子的谰言，怪不得他今天还担心编的目录也。
这是贾植芳就《沫若文集》第十卷的注进而说到陶其情《矛盾集》中所引的《读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一文，来解释为什么巴金要叫儿子前来说自己要看看 “著译系年”的编写情况。这与上一个段落说到的“巴金的隐忧”是一个意思。这是贾植芳自己的看法和解释，未必就是巴金自己的意思。因为贾植芳日记又记载说，后来巴金读了这个著译系年，对于自己无政府主义时期一段，并无改动，正见晚年巴金的光明磊落，内心早已放下各种隐忧。
陶其情就孔（子）马（克思）异同的论辩，源自郭沫若的一篇《马克思进文庙》，当时陶还是大夏大学本科大二的学生。
从现在的观点看，郭沫若的这篇文章率尔成章，不过是心血来潮时写下的一篇随笔，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陶其情认为：“一个古代东亚唯心派的孔子，一个近代西欧唯物派的马克斯（思），他们的思想，当然冰炭难容了。新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偏说马克斯（思）是孔子的老同志，而倡着马克斯（思）进文庙的理论，这不是曲解旁通之见吗？我便以郭氏之矛，攻郭氏之盾；毕究（竟）马克斯（思）到底不能进文庙啊。”他对郭沫若此文的批评自有其道理，并非出自政治立场的不同。
郭沫若和陶其情的论战中，巴金是打抱不平，从“半路里杀出来向郭氏疯狂地射击，不仅骂了郭氏‘数典忘祖’的罪过，还歪曲了恩格斯评考茨基氏的话作为斗争武器，确是一篇奇文”（贾植芳语）。
巴金的这篇文章，没有收入26卷本《巴金全集》，值得作点介绍，以明真相。不过，《矛盾集》中也没有全收，仅仅是节录，甚至只是该文章的一个尾巴，是节外生枝的几句话，且看巴金怎么说：
答郭沫若的《卖淫妇的饶舌》（节录）李芾甘
我答复沫若的话已完了，现在再来附带说几句其他的话。沫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古代的话“王道”，是“王道国家主义”。又说孔子的主张是和马克思相合的。这确实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说的话。我想沫若还是闭门“五年”把马克思的大著《资本论》译出来罢，“那时候或许还能够谈得更圆满一点。”然而现在沫若确不懂马克思主义。有名的唯物史观的公式（即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历程者，乃是这物质的资料之生产方法。人类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类的生活，而人类的生活反决定人类的意识。”假若沫若懂得这几句话，便不会说孔子的主张和马克思相合，也不会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古代的“王道”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发生于十九世纪，而不发生于十六世纪，或纪元前，究竟是什么缘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发达的产物。孔子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差太远，孔子的生活决不会使他有马克思那样的思想。便是沫若所奉为经典的《共产党宣言》中也说：“人的理想，意见，观念，简言之，即人的意识，随着他的物质生活的条件，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生活变化而改变，岂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吗？”（英文本三十九页）然而现在却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武断说在春秋时代的那样物质的条件之下便发生了马克思那样的主义，这岂不是把他的祖师的“金言”忘在九霄云外，把他的祖师的经典抛在粪坑里去了吗？“这不消说可算得是天下的奇闻！”至于说古代井田制便是马克思的共产制（集产制），真是妙到极处！
沫若说：“像马克思那样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自然呵，昂格思（恩格斯）批评马克思说，他的本性原来搅乱的，阴谋的，狭量的，专制的人物。莫斯特虽然尊重马克思，却也说马克思是一个野心家。马克思并且曾帮助俄法政府诬巴枯宁为俄政府的经理。马克思又是一个抄袭家。《共产党宣言》大部分都是从昆西太郎的《十九世纪民主主义宣言》抄改来的。他的哲家任务的理论，也是从路易布朗的书抄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是抄巴布夫，路易勃朗诸人的书的。《资本论》的大部分都是从亚丹斯密，李加图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抄来的，还从当时报纸上抄了一大部分的事实。这样“一页复一页，一章复一章”（用罗素语），无怪乎这部书有如此之厚呢！（想来沫若是不会骂马克思“炫学斗狠的”。）柴尔凯索夫批评马克思说：“他把亚丹斯密的用语变更了一下，而取其价值学说的全部……他给了弥尔以有产阶级的恶名，置其著作于社会主义者不可接近的地位，然而他的利润之最小限度之倾向的理论却又取之于弥尔。”（见柴氏《社会主义史》第十章《共党宣言的底本》）自然啊，这样伟大的人物做沫若的“祖师”也“当之无愧”，在沫若“也是事之不惭的”。
……
该文原刊于民国十五年四月五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里转录《矛盾集》的节录，正是贾植芳所看到的，结尾还有一节是针对《洪水》编者说的，这里未录。
笔者不拟在此纠缠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异同，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自有专家来谈。在我看来，郭沫若、陶其情和巴金，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是专家，都不配来谈这个问题。
我感到好奇的，还是巴金指责马克思抄袭的问题。巴金当年似乎很关注马克思著作的负面批评，收集了很多对马克思著作不利之处，在这篇文章集中展示了一次。这与他当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不无关系，但似乎也太缺乏自己的判断，只能说耳食而已。
巴金毕竟是个作家，难说学者，其特点在这里也表露无遗。
至于贾植芳的日记，脱不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现在看看，也不无好玩之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