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千两:收藏家坂本五郎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9-21 12: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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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本)坂本五郎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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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千两:收藏家坂本五郎自传

一声千两:收藏家坂本五郎自传试读:

致中国读者

我的故事第一次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是在2005年。这本书先前在日本名叫《一声千两——我的履历书》。在这一年,经寇勤先生的介绍,被中国湖北美术出版社更名为《一声千两——收藏家坂本五郎自传》,在中国大陆推出。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通过这本书开始了解我。

十一年后的今天,这本书承蒙“嘉德文库”携手中华书局再版,自当欢喜。当我翻开这泛黄的书页,重读这本书时,从前经历过的事和交往过的人,像看电影一样渐次在眼前浮现:那些我年少时经历过的苦难、困苦中帮过我的友人和师长、“不言堂”的“星星”们、拍卖师落槌的声响和着母亲的谆谆教诲……都一齐涌上心头。

经常有年轻的中国藏家朋友向我提起这本书,他们说从中读出了我充满哀喜悲欢的人生况味,读出了我竞拍与收藏艺术品的成功之道。但我觉得,重要的是,人活在世间,一定要有笃定的信仰,要对自己认定的事业抱有九死不悔的决心,失败不怕,挫折不惧。做收藏如此,成就其他事业亦然。虽然成就你我收藏事业的时代不同了,但做事的道理和态度却是一致的。

我身在日本,但也时刻关注着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市场变迁,我欣喜地看到,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文物艺术品的价格越来越有与西方文物艺术品比肩的实力和条件,这样的情势在二十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看到此情此景,我和你们一样,内心由衷地感到欢喜。

最后,祝福中国文化繁荣,收藏兴盛,国泰民安。2016年5月

桃李不言

1972年6月7日的《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分别刊登了6日发自伦敦的时事新闻。《每日新闻》的标题为“日本真是有钱啊”的报道短小而密集地刊登在社会版:“在世界闻名的伦敦佳士得拍卖大厅,5日,一只14世纪的瓷器罐子以22万英镑(一亿八千万日元)的高价售出,这一惊人的价格创下了除绘画、宝石之外的艺术品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

报道中还提到:“由3万英镑开始,较量在英国与日本的两位买家之间展开,价格以两倍、三倍的趋势不断升高。最后日本的古董商坂本一声定音。”这个坂本就是我。在拍卖师落槌的一刹那,由于极度的紧张,我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于是避开了蜂拥而至的记者,迅速回到宾馆,一口气灌下了一杯白兰地才终于觉得全身放松下来。

消息通过外国报纸传遍世界,甚至出现“日本经济动物再出风头”之类的报道,而我始终认为我出的这个价格并不过分。好东西必然物有所值,我们的工作就是发现好的东西并将它们展示在世人面前。经过这次拍卖,中国古陶瓷在世界收藏家们的眼中身价百倍。目前这一类藏品的价格已经高过当时数倍。在伦敦的旅馆里

我一直以找到日本乃至世界最好的艺术品为信念,从早到晚,甚至做梦都希望能够藏尽天下珍品。虽说天平遗宝之类的稀世珍宝,只有在正仓院的展览会上才能看到,可是我心中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收藏到那个时代的艺术品,机会却千载难逢。后来终于找到了据说是来自法隆寺的一件水瓶——僧人们经常用来携带水的容器。奈良国立博物馆的石田茂作馆长看到后对我说:“天平时期的水瓶,还有一件王子形状的。”我马上情不自禁地答道:“那个,我也会找到的!”石田馆长却说:“一生中能够找到一个已经不容易了,把两个都找到不太可能啊。”过了很久,另一个水瓶终于也被我找到了,又拿给石田馆长看,他又惊又喜地对我说:“我在这个圈子几十年了,这样的珍品,把两件都找到的,你是第一个呢。”在奈良国立博物馆新馆的落成纪念茶会上,馆长先生把这个国宝级的水瓶用来表演插花,这对于古董商来说真是无上的光荣。

从事我们这一行业就像进行拳击比赛,一记重拳往往并不奏效,不停地击出刺拳,反而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必须通过不懈的努力,迎击的机会才能加大。人们普遍认为“对于曾经失败过的东西,不要再度出手”,然而古董行业的老前辈、壶中居的创始人广田不孤斋先生的教诲我却始终铭记在心:“敢于在失败的地方站起来,全身心地再一次迎接挑战,这才是难能可贵的。”只有通过反反复复的尝试,两次、三次甚至多次的拼搏,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古董行家。

我们的店名“不言堂”的“不言”二字是取自《史记》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话。下面请允许我这个以“不言”为招牌的人,讲述我作为“不言”人的大半生。我时常感到,“缘”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成长历程

大正十二年(1923年)的8月31日,也就是关东大地震的前一天,我出生在横滨市矶子区的根岸街。在十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因此被取名为“五郎”。在我出生的第二天,9月1日,以横滨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也许是由于当时的混乱,我的生日被登记成了9月3日。父亲久藏当时是横滨港的海关关务员。那天,他挂念生产后的母亲而回家,吃午饭时,地震就发生了。家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七岁的姐姐和三岁的哥哥。长大之后,母亲经常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一瞬间我家的房子塌了,一家被压在底下。父亲被房梁压住,折断了腰骨,身体不能动弹。之后,家的周围起火了,可以听见火焰烧东西的声音,父亲怎么努力挣扎都没用。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筋疲力尽的他感到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于是说出了绝望的话:“算了吧,我们要一起死在这了。”但是母亲认为要是这么轻易屈服,一家人就真的全死在这里了。她把刚出生的我掩护在肚子下边,尽管生产后身体虚弱,可她还是奋力带着我爬到了屋外,将我放在一块房板下边,然后又回到屋子里拉出姐姐和哥哥。最后又使尽全力,把父亲从房梁底下拽出来。

母亲把我捆在怀里,背着哥哥,搀扶着骨折了不能走路的父亲,牵着姐姐,艰难地逃往山下公园。中途的河里全是受伤的人,路上也挤满了人,脚边也躺着求救的人,人们表情麻木而绝望。四周是一片火海,燃烧的汽油桶爆炸后飞向天空,巨响震动着脚下的大地,那情景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为了纪念母亲而买的象牙小雕刻

后来,我刚成为古董商的时候,在京都的圣护院古董店,看到了一件珍贵的江户时代的象牙小雕刻,连发型和姿态都很像当时抱着我的母亲,脑海中浮现出了我躺在母亲怀中的情景。虽然很昂贵,我还是一咬牙,买了下来,现在还珍藏着。充满活力的母亲

就这样,一家人保住了性命。我们在山下公园避难时偶然遇到了从川崎的工厂往家里赶的三哥,于是一家人出发到八王子市去投靠东京府下的亲戚。我们推车载着父亲,穿过甲州街道,越过多摩丘陵的御殿峰,两天后终于走到了八王子市,后来在八王子市无本乡街七十三番地租了房子安定下来。

长大后我时常想起,当时若非母亲的勇敢与坚韧,我又怎能活到现在。我能有今天完全是多亏了母亲,她的恩情我一生难忘。父亲从那以后再也无法工作,身体每况愈下,于昭和六年(1931年)去世,当时我只有七岁。

母亲吃了不少苦。从我记事起,母亲就在自家的小屋前摆摊卖糖果、火柴、蜡烛等日用杂货。直到我小学毕业母亲还步行去进干货。母亲从市里的大商店把干货进回来,背着的大竹筐里,事先铺上一层糖皮,到几里以外的农村去卖掉,再换回农家的土鸡蛋摆在摊子上出售。新鲜的土鸡蛋很受欢迎,当时小鸡蛋是四个10钱,大鸡蛋是一个3钱。住在附近的人们都叫母亲“卖鸡蛋的大娘”。

我们本来有兄弟十个,在我出生前的大正八年(1919年)发生了世界范围的“西班牙流感”,老二、老三、老四都夭折了。据说那时候横滨的火葬场里死人成堆。

我对父亲的记忆并不多。比较难忘的就是在父亲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他一边晒太阳一边聆听笼子里山雀的歌声,还有就是坐在八王子市浅川的堤上,观看对面由农村举办的小规模赛马。横滨有正式的赛马,父亲年轻时买过马券看过马赛,想起那时候的情景也能成为一种心理安慰吧。望着马,父亲会预测说“这匹会赢,那匹会跑第二”,往往都说得很准。我也看得目不转睛,总觉得脚脖子细的马会赢,慢慢地我也总结出了分辨马优劣的绝招。这也许是我后来成为古董“行家”的基础吧。

父亲晚年也许感到大限将至吧,对母亲说:“我死后,就把我葬在一个阳光充足而且可以听见黄莺唱歌的地方。”为了让父亲如愿以偿,母亲四处奔走,将墓地定在八王子市广园寺的一处小高地。我清楚地记得体面的灵车把父亲的遗体送往墓地,邻居们都来送行。我们家信奉日莲宗,广园寺是其他宗派,因此遭到了亲戚们的反对。母亲说“宗教是一体,信奉佛祖才是最重要的”,就坚持了下来。父亲生前最爱喝酒,可是我们买不起威士忌,母亲就让父亲怀抱一瓶烧酒下葬了。

以后一直到小学毕业,每逢彼岸节和盂兰盆节我们都会去扫墓。一年一度的开山式上,会打开供奉秘佛的开山堂,住持带领众多修行僧举行佛事,母亲也一定会带着我去参加。佛事完毕后,会招待善男信女享用斋饭,对我来说这是开山式最大的乐趣。这个广园寺是从江户初期一直受德川家扶持的名刹。天气寒冷时,全国各地来的修行僧聚成一列,一边念佛经,一边在市中步行修炼。孩子们都很敬重他们,不知不觉会跟在他们后面。有时很晚才回家,被母亲责备。我小时候曾经认真地决定将来做和尚,这是我这辈子最初的人生志向,所以现在还没忘记。因为很喜欢念经时的鼓声,就收藏了几件古时候的那种鼓,有时候会敲出声音自娱自乐。

昭和六年(1931年)4月,我开始进入八王子市第二小学念书。由于个子小,在班里我总是被安排在最前边,老师的最跟前。那时一个班有五十多名学生,我的成绩不好也不坏。当时最喜欢的是画画,每逢春季、秋季学校在走廊里展览学生的图画,我总能入选获奖。三年级开始成绩好起来,排到了第十名。对学习的兴趣使我萌生了上中学的念头,但每当见到母亲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样子,我便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我每天的生活便是放学后赶紧回家,守好家,看好店,和妹妹两个人等候出去做生意的母亲回家。母亲经常感谢我,也常教我些做生意的心得。

生活虽然穷苦,可是我却耳濡目染到母亲的顽强精神和经商心得,放弃了做和尚的念头。自然就产生了为以后孝顺母亲而做商人的想法。不过有一段日子又想过要当剑道家。

夏天白天长,天黑前母亲就可以回来,急急忙忙准备做饭,把没有卖完的鱼做给我们吃,一家团圆,快快乐乐地吃晚饭。冬天白天短,母亲又是那种生意不好、不完成任务就会晚收班的性格,所以有时会天黑以后才回家,我很担心。

11月末,河边的野草开始枯萎,正是鳅鱼开始产卵的时候。有一天,母亲比平时晚了许久,我让妹妹们留在家里,自己出来接母亲。我跑过昏暗的田地,跑上河堤,凝视着对岸远方,焦急地搜寻着母亲的身影,可是听见的只有对面的野草间吹来的风声,看见的只有河面闪闪的波光和满是石头的河床。终于,对面出现了人影,我松了一口气。大概是生意不好吧,我感觉母亲脚步很沉重。

看到背着竹筐,卷起衣服,准备抄近路而一步一步渡河而来的母亲,我不禁双颊挂满了眼泪,我大声喊道:“妈妈!”母亲弯着腰,默默地走向这边。为了安全,母亲避开急流,选择浅水区绕远走了过来。看见母亲平安渡过来,我又叫了一声“妈妈”,跑了过去。母亲从怀里拿出一块饼给我,一定是别人给她的,自己舍不得吃带回来。

母亲平时对我们的家教很严格。比如有客人来,母亲端出点心招待,我们如果在旁边不安分地转来转去,客人走后就会被母亲好好教训一顿。就这样我们被教育成很守规矩的小孩。有一次,我和朋友们玩牌回家迟了,母亲生气地训斥我:“如果你学会赌博,长大了也改不了这坏毛病的,这一辈子都难成大器。”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成大器”意味着什么。

我从小就好强,胆子大,喜欢和人争输赢,所以也想过去证券公司工作。后来成为古董商人,自负地认为是战后在物品买进方面最大胆的商人。一般来说,工作以外我不做赌输赢的事。可是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左右,我和生意伙伴去温泉旅行时赌过一次,输得很惨,还成了大家的话题。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参加过赌博之类的事。母亲的教导是完全正确的。

小学三年级时,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警察署的剑道教练,他们家还有道场,我在那里开始学习剑道,每天晚上都去练习。有段时间很热衷,甚至打算将来做个剑士。即使天冷的时候,我也会一个人爬起来,跑到多贺神社后山的杂木林,以树木为对手练习,我想大概是因为崇拜立川文库书里的塚原卜传、宫本武藏等人的缘故吧。我的个子很小,所以怎么练也没长进。我自认为个性好强,悟性也不错,可是时不时就会被人摔到道场的防护板上,比赛也总是输。在人生长河中,剑道锻炼了我的力气、胆量等素质,对我以后古董商人的职业生涯也大有裨益。

不言堂的初始时期,有段时间曾经和店员池田哲郎、合原裕等一起在店前比试过剑道,是想通过剑道学习做生意。附近有日本桥警察署,里面的警察先生再三邀请我去他们的道场,可是我没有固定的时间,就一次也没去成。直到现在我手头还保存着当时的剑道用具。

我从小就喜欢绘图和漫画,小学时还时常被选中参加展览。因此我曾偷偷想过将来成为一名画者。六年级的一天,家里的浴缸坏了,生平第一次被邻居的叔叔带进了澡堂。正要进入澡堂时,我被入口处的一幅富士山的图画倾倒了,我屏住呼吸,心中赞叹道:“世上竟有如此美丽的画呀!”同时心底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能画出这样的画。澡堂台阶上有一台秤,叔叔让我上去称一称,我就上去了,只有二十四公斤。

当时,可以继续升学的人很少,没有现在这样的专门补习班,只有课后的辅导课。我也想参加,可是凭母亲一人的劳动所得是没有指望的。我听说那间澡堂的富士山是招牌店给画的,就开始考虑成为那里的店员,将来就可以成为画家了,而且应该不用花钱。我是认真仔细考虑的。终于临近毕业了,老师问我将来的志向,我回答说:“我要进招牌店成为画家。”后来,母亲被叫到学校去讨论我将来的去向,老师把我的回答告诉了母亲。回到家时她的表情很严肃:“你,是不是说将来想当画家?干那个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当时经济不景气,不是如今这样爱好美术的时代。以母亲的生活经验,是要把我培养成一名干货店老板。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也许是最恰当的职业吧。“认真地当学徒,只要努力,将来就能住上大房子。”我的未来就这样被决定了。

不当画家当学徒

母亲以她的想法为我将来选了一条最佳道路。她请伯父帮忙,让我进了横滨渔市中数一数二的干货店小塚屋当学徒,老板叫小塚孙次郎。3月末从学校毕业,所以4月1日正好开始工作。于是月末就跟伯父出发,去我从未去过的大城市横滨了。从八王子市出发到横滨市要换乘三次车。本来母亲也要一起去,跟老板打声招呼的,可是因为有晕车的毛病就一切拜托给伯父了。

横滨的老板住宅,位于一处叫做幸谷的风景优美的高地,以大掌柜为首的五六个人住在一起。离家的前夜,母亲嘱咐了我许多:“首先要耐心做学徒十年,不管多苦多难也不准半途而废。别人家的孩子做学徒时,受不了苦啦,干了坏事啦,有的就中途跑回来了,咱们的五郎可不能那样被别人耻笑啊!你虽然是母亲一人拉扯大的孩子,可不要输给别人呀!还有,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片叶子也不许拿。正直是人一生的宝!哪怕被别人打败也不要被自己打败……”最后作为临别赠礼,母亲送我一枚葫芦型的印章,上面刻着“坂本五郎”。母亲让我把每月的工钱积攒下来,作为自己以后开店的资本。这枚印章至今仍作为我家的宝印,小心地使用。至今仍在小心使用的宝印

学徒早上起床非常早,让我大吃一惊。即使在冬天也必须在四点以前,趁天还未亮到横滨山内町岸壁的渔市去进货。只有老板和掌柜骑自行车,而我们则要步行大约三十五分钟去运货。冬天冻得耳朵好像要掉下来一样,用手捂着脸,弯着腰走路。在岸壁的渔市场,货物由渔船或货车运到岸边,摆进渔市,买卖双方进行交易好像是打仗。每件货物都是又大又沉,超过了我的体重,所以我几乎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想我真是到了个可怕的地方了。

在渔市工作的人性情都很急躁,反应慢、磨磨蹭蹭的话,会被骂甚至被打。货物是干燥的鱼类,有松节鱼干、鱿鱼干、咸鲑鱼等,此外,还有海藻和海带。包装有干草席装的、箱子装的,还有桶装的。这些货物全部比我的人还重,真不知道是我背货还是货背我。虽说“坚持就是胜利”,可照这样下去我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我开始暗暗灰心了。

也许是老板见我太小而可怜我吧,早上进货时让我坐在自行车后面,晚饭时也让我和他一个人先吃,有时还赏给我一些好吃的东西,让我高兴不已。其他的人都是开店后才吃早餐的。我觉得是老板因为我小而特别照顾我。

在店内的工作不过是收拾店铺和做做扫除。磨磨蹭蹭的时候掌柜就会打我的头:“干什么呢!”可能老板也觉得我能正常地工作还需要很久的锻炼吧。

后来我才得知,母亲曾带话给老板,说我年岁尚小,还干不了什么,所以开始时不用付给我工钱。虽然如此,我每个月还是可以拿到50钱。那时候物价是汤粉5钱,面条6钱,皮影戏10钱。店里规定每个月停业一天,那一天,其他店员从早上就休息,而我早上砍柴,打扫清洁,照顾老板的斗鸡,下午就看看皮影戏,吃上一碗汤粉就觉得很快乐了。我尽量节省,每月能存下20到25钱,存折请老板代为保管。正如母亲所说的那样,到了第二年,我每月的工钱涨到了3日元。

破晓时的逃走

慢慢地我也了解了一些做生意的方法。横滨的渔市上,有近百个批发商在互相竞争。小塚屋的老板小塚孙次郎是个工作上极为严谨而诚恳的人。对于货物的精准判断使他的意见在批发商中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你们老板的眼力确实很厉害,总是成为交易价格的基准。”听到其他店的人这么说,我也感到自豪。

由于身材瘦小,我不适合装运货物,因此在当学徒的第三年,我提出要做销售。渔市清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常会成为决定这一天成败的关键。四点左右,伙伴们将老板从渔市上买回的货物整齐地码放在店里,贴上价签,然后将货物及价钱清楚地记在脑子里。这时小贩们会从横滨周围郊区来到这里,他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推三轮板车,大店的人就骑电动三轮车。有上百家店一起抢生意,各家店里的销售人员便放开嗓门吆喝:“都过来看看呀,我们店的东西最新鲜!”头一次干这工作时,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偶尔听见我微弱喊声的小贩一看我只是个孩子,笑笑而已,不把我当回事。但是渐渐地,我也赢得了一些客户,我想他们是出于对一个孩子做生意的好奇。做了一年的销售以后,有一次,我听见另一家的老板说:“你店里的那个孩子干活可真卖力。”虽然这话可能只是出于礼貌,但我暗暗下决心,终有一天要成为最出色的渔商之一。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份海产物业界报纸,是《水产日报》还是《国报》我记不清了。上面刊登着全国的生产中心、价格、市场及零售中心等信息。我从那上面知道了各类海产品的出产地,例如根室出产鲑鱼和海带,择捉岛出产鳟鱼,鹿儿岛、土佐、烧津、三陆、石卷出产松节鱼,函馆出产鱿鱼,小樽、稚内出产鯡鱼,尾鹫、三陆出产秋刀鱼,静冈出产樱虾,等等。

也许是有了一些做生意的经验吧,心中便另有打算了。突然觉得要成为大渔商就要到原产地的北海道或者桦太,并不是心中有具体的目标,而是觉得先去了再说,找到合适的店,说明自己的心意就会有办法的。我必须绝对保守秘密,万一被小塚老板或者母亲发现了定会受到重责。

来到横滨以后,我从未去过别的地方,只有一次跟着大掌柜到横滨市内最繁华的伊势佐木街看过一场戏,之后就没有出过神奈川县了。我开始旁敲侧击地向店员打听北海道的情况,倒也得到不少信息,甚至知道了从东京的上野坐火车到青森再坐船到函馆,总之先离开横滨到上野再到青森!在我当学徒的第三个年头将要结束时,3月的一天,我终于决定实行我的计划。为了不引人注意,我准备了很少的几套换洗衣服,悄悄地将包袱塞在自行车棚的一个角落里。

大家清晨起的都很早,因此晚上也都早早便睡了。我决定等大家睡熟以后偷偷逃走。我用被子蒙住头,假装已经睡着,但是母亲、伯父、严厉又难缠的老板娘的影子不断在我眼前闪过,我无法使自己放松下来。时间仿佛已经凝固,感觉今天特别漫长。听着伙伴们此起彼伏的鼾声,我也渐渐滑入梦乡。正在这时佣人过来叫:“五郎,五郎,店主叫你!”老板还从来没有在我入睡后找过我,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小心翼翼地来到老板房门前说道:“五郎来了。”老板娘在屋里说:“进来。”我便轻轻地走进这个平时我们店员极少进入的大房间。我站在老板面前,旁边坐着老板娘。屋里的气氛似乎十分凝重。

老板娘先开了口:“五郎!”口气都较以往不同。“我觉得你最近有些反常,一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什么都没有啊。”我轻声答道,试图表现得冷静些,但还是感觉到她犀利的目光。老板仍保持着沉默。接着老板娘说道:“店里的人,谁在想什么我们都知道,不知道的话就不能当老板了。”我又重复了一句:“我和平时没什么不同呀。”但是很不安地感觉自己已经被发现了。就在辩解时,我的目光落在桌子下面一捆熟悉的衣服上——他们真的发现了我!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再装下去没有意义了,我不得不向命运屈服。后来得知,是晚上大掌柜回家把自行车放回车棚时发现了这包奇怪的衣服,拿去给佣人看,认出了是我的东西,他觉得有问题就向老板娘报告。老板虽然不清楚我的意图,但是凭他用人多年的经验,猜到了我是计划从店里逃走。我不敢坦白逃走的真正原因,只是告诉他们我想摆脱目前的坏环境。感觉过了很长时间,老板终于开了口,大喝一声:“早上要早起,睡觉去!”我回到寝室,钻进被窝,薄薄的被子冷得像冰一样,那种冰冷的感觉令我终生难忘。我心里一直挂念着明天早上会被责骂,怎么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仍和其他人一起出发工作,那情形真是难堪。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脚步沉重地迈进门,把带回来做木柴用的木条堆在厨房的角落里。这时佣人悄悄告诉我:“你母亲来了。”我像被泼了一盆冷水,全身的血管都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午饭也吃不下去,饭后马上就被叫去老板房间,走的时候饭菜都没怎么动。母亲在那里,坐在老板娘旁边,垂着肩,看上去瘦小而沮丧。

后来听说,她是被一封电报叫来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话。母亲接到电报很担心,怕我做了什么坏事,又怕我受伤。结果彻夜未眠,清晨便赶头班火车来到横滨。母亲一直有晕车的毛病,几乎不出远门,她在火车上一定是吐了,一定是难受极了。我很心疼母亲,觉得她脸色很差。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叫了声“五郎”,和在家时听惯了的声音完全不同,是我从未听到过的沉重的声音。老板和母亲凭他们的岁数和经验已经猜透了我的心,我就向他们坦白了一切。在我述说时,我看见闪亮的眼泪滑过母亲双颊。要是在家里,恐怕就要重重地一拳打过来了吧。

母亲流着泪静静地对我说:“五郎啊,你怎么成了无情无义的人,我一个女人在你父亲去世后含辛茹苦地把你拉扯大,就是要你成为这样的人吗?我不希望别人提起坂本家的孩子就在背后指指点点。承蒙主人照顾了三年,你居然想逃走去什么北海道!俗话说狗被人照顾三天就会记恩三年,我想把你培养成对老板忠心耿耿,就算出了什么事,也会坚守在老板身边的人啊。”我和母亲一起哭着。老板说了我两句,我恨不能当场死掉。终于老板说:“没事了,回去吧。”我如获大赦般回到寝室。从那以后又是七年,加起来总共十年,我一直在小塚家当学徒。

在这期间,昭和十二年(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了,海产品的进货量越来越少。国家实行战时计划经济,店里的生意也渐渐变成配给制度。那时我还达不到参军的标准,直到昭和十九年(1944年)我才应征到东京都下小平村的职业训练所接受三个月的合宿训练。所长是满蒙开拓移民的指挥官加藤完治。训练从朝礼开始,就像军队一样严格。训练结束后又被派到立川的飞机制造厂,在生产机翼的流水线上工作。和以前的商家生活不同,在飞机制造厂没有自由的时间,受很多规定约束,所以我觉得难受,费了很大劲才习惯。第二年2月中旬,我接到了征召入伍的通知。

勇敢地出发

去军队报到前,我回家看望了阔别七年的母亲。呆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在自己家中度过的半个月真是快乐极了。邻居们稍有改变,不过大体还是跟以前一样年轻。母亲也已经六十一岁了,因为久居当地,虽为女性还是被任命为邻组郡长一职,做一些关照邻里的工作。母亲还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我上面的哥哥两年前先应征入伍了。战时物资极为短缺,母亲仍然设法弄来了鱼、酒和蔬菜,召集邻居们为我送行。一张张旧日熟悉的面孔包围着我,大家都说我长大了。我高唱起《勇敢地出发》的战歌,母亲从年轻时嗓子就好,性格开朗,于是引导大家一起高声欢唱。邻居们都很开怀,一曲接一曲地唱,真是一场久违的欢唱会。

当欢送会进入尾声,母亲突然坐到我的面前,当着众人大声说:“五郎,你必须为国家奉献一切。但是你要对我起誓,不论发生什么,哪怕战场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你都不许死!我不允许你有要为祖国疯狂而死的念头。我不想下次再见你时,你是在靖国神社那些被敬为英雄的战士亡灵中间。”母亲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不过那是她的心里话吧。

昭和二十年(1945年)3月1日,我作为船舶警戒兵加入了横须贺海军部队,不久又转到了三浦半岛的武山海军部队,接受了两个月的新兵教育。也许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军舰,从横须贺、佐世保、吴港、舞鹤等日本各海军部队区来的人组成了混合部队。最大的快四十岁了,二十一岁的我是最年轻的。我大约半年前做过盲肠手术,所以工作的时候会疼痛,去医务室却得不到治疗,我非常难受。

因为是船内训练,晚上睡的是吊床。吊床的形状像一支巨大的香肠,不但很重,而且用来勾住它的金属物很高,我怎么也挂不上去。动作一慢,马上就会被长官的军纪棒教训几下。据说挂吊床也是训练之一,睡觉之前要让我们挂好几回,慢一分钟或几十秒都不行。慢的人就要站在前面挨巴掌,因此我总是挨巴掌。原来憧憬为国效力,现在却讨厌参军了。之后我掌握了要领,在附近事先放好椅子,听到一声哨响迅速跳上去,总算可以和大家在相同的时间内挂上去了,这样一来就不用挨巴掌了,真让人高兴。

可是进入吊床后又觉得浑身痒痒,怎么也睡不着,令人心烦。熄灯后的黑暗中,我在吊床里动来动去,被巡逻的老兵发现就会一棒打过来。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母亲怕我生蛔虫,经常给我喝富山产的打虫药。一天半夜里,睡梦中我在屁股周围摸到了两只没见过的小虫,心想肯定是从屁股里面出来的。第二天早上,向班长申请去医务室检查,告诉医生半夜里蛔虫从屁股里爬出来,请求给我喝打虫药。我拿出用纸包着的重要证据——那两只虫给他们看,谁知道突然挨了两巴掌。在场的人都大笑不已,我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他们告诉我那是海上特有的臭虫。我长期住在横滨,第一次看到这种虫,虽说是不知道的事,可还是丢人丢大了。

幸好做学徒时经常给老板按摩,有一次,下士官肩膀疼,我给他按摩了一次,之后他有时熄灯后会叫我出去,赏我一些点心或一杯啤酒。头一次喝啤酒感觉好极了。这个下士官是大正时期应征入伍的,老家是信州的农民,第三次征兵时,儿子也进入了海军,军衔还在他之上。他告诉我这些,我就记住了,我觉得他是位严厉又充满温情的人。

新兵特训结束后,我们马上被派遣到三浦半岛和田地区的驻屯部队。和田乡是镰仓时代的豪族和田义盛的属地,也是三浦白萝卜的产地。我们白天的任务就是到附近的山上为防止美军正面登陆袭击修建防空战壕。任务结束后,我们便分成班,驻扎在民家的兵舍里。指挥我们应征兵的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年轻志愿兵,只会耍威风,令人讨厌。小队的下士官见我年纪小,开始以为我也是志愿兵,还感觉我对他太客气,我解释道:“不是的,我是应征兵。”他很惊讶。我是当时最年少的应征兵,就叫我当上了小队长的勤务兵。小队本部设在和田乡一家酱菜商店里。这一家是当地的富农,好像是有名的三浦白萝卜酱菜的本店,很多大木樽满满地排列在放杂物的小屋里。

小队长、下士官、一个志愿兵老兵,他们三人加上我这个新上任的小队长勤务兵一同起居。虽然不用去挖防空壕了,可是什么事都是我一个人来做,也不轻松。有一次,受不了志愿兵老兵的欺负,和他动起手来,不凑巧下士官出来了,大声训斥我们:“我在军队里呆了二十年,敢在上级面前动手的,你们是头一个。都是混账东西!”又给了我们每个人两巴掌,我一直担心还会有什么别的惩罚,后来居然没事了,终于松了一口气。更让我高兴的是,志愿兵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好起来。仓库里保管着许多二连发的猎枪,也许是从民间征收的吧,枪战时也许用得上。它们看起来像是外国制造的,很多猎枪上雕刻着精美的野鸟图案。

我从前就喜欢孩子,并且也很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在酱菜商店后面的树林中,住着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孙儿。我很快就和这家人成了朋友。他们总是关照我,请我吃蒸红薯,有时还请我过去泡个热水澡,而我也乐于享受这种小小的奢侈。一天晚上,我在那里呆得太久了,其他人发现我没回来,怀疑我是逃跑了。两三个老兵在树林里叫我的名字:“坂本!坂本!”四处搜寻。当他们搜出我的时候,吃了一惊。我赶紧装作没事一样偷偷赶回本部,结果被下士官发现了,只好向他坦白了事情经过。以为这一次重罚难逃了,没想到他只说了声“下不为例”,那天晚上的事情就解决了。

第二天早上,打扫房间时,我正跪在水桶前洗抹布,下士官过来冲我大声吼道:“你这种姿势能应付紧急情况吗?太软弱了!”说完给了我两巴掌。我想,这也许是对前一晚的惩罚。从此我明白了如果跪着洗抹布,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难以采取应对行为。所以从那以后,我一直避免那种姿势。后来也不让我店里的学徒用那种姿势。

昭和二十年(1945年)的夏天很炎热,东京和横滨的上空被B-29轰炸机持续不断的轰炸映得通红。即使是在半夜,空袭警报也会使我们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每天都过得心神不宁。8月1日,听到母亲住的八王子市遭空袭的消息,我非常担心,只能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他们没事。8月15日,部队在小队本部的院子里集合,听天皇宣布了日本战败的消息,所有人又惊讶又害怕。半夜里小队长一直在哭,让我不知所措。他是庆志大学预科班的学生士官,比我年纪小。他呜咽地说道自己是明治维新元老功臣的孙子。我不知道自己该做出何种反应,只能呆呆地陪伴。随后我们接到命令,立刻将应征兵解散,8月底遣送回家。我走到横须贺火车站,好不容易挤上一列去八王子市的火车。整个城市都被空袭炸毁了,母亲带着家人顽强地生活在一个利用防空壕搭建的小屋里。我刚松了一口气,就得知一个悲伤的消息。

母亲是邻组的郡长,所以总是和邻居们坚持空袭后的灭火工作到最后。最后避难的时候,母亲背着邻居的小孩和我的妹妹一起逃命,路上遭到了燃烧弹的直接攻击,背上的孩子奇迹般地平安无事,我的妹妹却被炸死了。母亲在外人面前仍是很坚强地说:“别人的孩子们都平安无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可是内心却深受哀伤与痛苦的折磨。黑夜降临时,她会哭着呼唤死去的孩子,我看着也特别难受和伤心。

战争结束后的苦战

一切都收拾妥当后,我决定去横滨看望小塚孙次郎先生。5月的空袭把房子都烧毁了,不过让人安心的是家人都平安无事。食品仍然是配给制,小塚先生在配给公司担任要职。他垂着肩膀惆怅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以前那样啊!近期重新做生意是不行啦!”小塚先生知道我需要工作,邀我去他公司。考虑再三,我谢绝了,并告诉他,我想凭自己在这一行学到的本事,到黑市贩卖水产品。他听后很生气:“瞎胡闹!如今时代不同了,统制非常严格,马上会被逮捕到警察局。如果不是这样的时代,我从小塚店里分出一家小店交给你。我家两代人苦心经营的店如今也是这般田地,做黑市生意会给小塚店里的声誉抹黑的。”我虽然对自己识别鱼类的眼力有自信,可就算进入了公司,在如今的配给制下也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我又不会记账,于是我绞尽脑汁盘算着其他可做的生意。

小塚劝我不要去做黑市生意,可是我觉得现在哪有不是黑市的生意呀。忽然想到了黑市上挂着的一排排旧衣服:“老板,卖旧衣服怎么样?”小塚先是皱着眉,然后说:“你真这么想?”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在渔市干了十来年,我一眼就能分出水产品的好坏,比如说松节鱼,有九州产的、高知产的、静冈产的、三陆产的等等。产地不同形状就不同,上面生的霉菌的样子也不同。对于水产品的辨别,我自信比农林水产省的官员还厉害,但对于服装却一无所知。记得做学徒的时候,小塚家的小姐练习琴艺时穿的那样长袖的、质地柔软的精美和服据说是“锦纱”或者是“丝绸”。当学徒第三年的春节,第一次休假回家看望母亲时老板给的衣服是木棉,只知道柔软的是上等品,硬的是便宜货。我抱着进到这一行就能学会的想法开始经营旧衣服店了,但越干越觉得困难。

有时买进一批手感柔软的丝绸,到头来却发现那不过是人工合成的料子。市场上泛滥着假货,我一次又一次地上当受骗。这也许就是我和赝品的初次交锋吧。我们在旧衣服市场上进货,再拿到别的市场上去卖。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行家里手,我们却是外行,生意上不断犯错,不断赔钱。后来有一天,我打听到军队要抛出大量囤积的军服,在大阪的天王寺黑市上出售。当时的消息非常封闭,一里外的商品只要是新奇物品就可以挣钱。我认定这会是笔好买卖。买了张黑市票,登上了一辆从东京出发,经由名古屋的关西线火车,来到了大阪的天王寺。

现在完全无法想象,当时的社会治安有多差,警备力量有多弱。强抢他人物品的行为到处横行,市民叫苦不迭。车厢里一片混乱,有的人从窗户爬进来,强者才能争抢到货物,没有丝毫秩序。车上两个年轻人太过分,我和他们争吵起来,原来以为他们只有两个人,结果他们有一个团伙,真打起来会被他们杀掉的。正在这时,旁边一位叔叔劝道:“快道歉!快道歉!”我就按照对方所说去做,把座位给他们,向他们投降了,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我是第一次来关西,这里的黑市和东京不同,到处充满了惊人的活力。所幸的是,我带的钱买到了政府部门卖向民间的内衣裤之类的衣物,又连夜弄了张黑市票马上赶回来,在这边的黑市上卖出。一个月里如此往返三次,我赚了些钱。大阪的饭馆里饭菜品种丰富而且价格便宜,看到的、听到的,包括称呼都和东京不同,我明白了大阪不愧是个商业城市。

政治上的觉醒和一国社会主义

复员回来后的日本,情况大变样:新旧交替,政治不安定,社会一片混乱。什么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我都不清楚,可是我希望能有一个大家平等生活的社会。我开始关心政治了。有一天,偶尔在书店买到一本战前左翼政治评论家佐野学的《天皇制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的书,感到这就是现在的日本最需要的意识形态。从做学徒的时候起,我就时不时地去听选举演讲,也曾梦想过当政治家。

读了佐野学先生的书,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于是决定和先生面谈一次。打听到了他的住址,在杉并的高井户附近,那个地方以前我没去过。我乘坐中央线转车,然后边问边找,最后找到的是农田中的一户两层楼的房子。已经接近傍晚,周围开始昏暗,我来得很突然,又是初次拜访,很担心他会不会见我。但是当时的我满腔热情,站在门口对着先生家佣人大声而认真地说道:“我拜读了先生的书,很受感染,请允许我和先生面谈一次吧!”佣人对我的话稍稍吃了一惊,不过还是帮我去传话了,等了一会儿把我带到了二楼。我没看过先生的照片,听过先生以前在上海曾与特别高等警察课打过枪战的传闻,所以猜想应该是位强壮的人吧。

先生穿着和服坐在桌边好像写着什么,小个子,剃着光头,一派优雅的学者风范让我吃了一惊。先生搁下笔,转过身子来面向我,我们寒暄了几句后,说了一些什么话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是位小个子、安静的人。最后先生告诉我东京的骏河台有座教堂,教堂的斜坡旁边有座A大楼,那里的地下室每周开展两次一国社会主义学习会。讲师是加藤勘人、福本和夫、佐野博等人。先生邀请我去听课,我感到不胜荣幸,不去都不行了。

回家已经很晚了,母亲很担心,问我到哪去了,我想就算说了她也不明白的,所以就说去朋友家了。接下来,我开始参加每周两次的学习会。来听课的大部分是学生,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来的约有三十人。讲义的内容全是唯物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类的陌生语言和人物。我在神田旧书店街转了一下,买了几本岩波文库的书,日夜潜心研读。越读越觉得难以弄懂,听了大约半年的讲义,一起听课的同学要去支持某个选举,我也参加了。和学生们一起乘坐一辆小型卡车,陪同竞选者一边演说一边在市内转悠。好像我的演说比学生的更精彩,引起了听众的注意,赢得了不少掌声。具体说了些什么不记得了,只是把“这股年轻的血潮”、“一拍即响的身体”、“热情是一杆枪”之类的话结合上一国社会主义的理念讲出来。之后也被邀请做过几次演说。听课觉得痛苦,可是做演说觉得很快乐。有时还顺便去佐野先生家谈谈听课的感受或者随便闲聊。

有一次,先生对我说“有一事相求”,我不知是何事,心里紧张起来。先生接着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女儿就要出嫁去婆家了,怎么说也该翻一床被子让她带走吧。你能帮帮忙吗?”我是开旧衣服店的,这件事当然能办到,当场就答应了。先生非常高兴,露出了未曾见过的灿烂笑容。

当时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弄到被子面和棉花,可是我心里有数。从被子的质地我找到了线索,买到了青梅生产的料子。棉花买回旧的重新弹了一遍。记得小时候家里的被子都是母亲缝的,于是说明缘由,请母亲帮忙缝被子,母亲几天连夜工作缝了三床双层被子给我。我向小酒屋借了辆三轮推车,送到了先生家。现在想起来,路途好远啊,多亏当时年轻。先生非常高兴,他女儿也出来致谢。

后来,我成了古董商到日本桥去,西洋古董商“三日月”的石黑孝次郎先生让给了我一辆二手车。有一次,开着车走青梅街道开往八王子市母亲的家,中途突然想起了久违的佐野先生。这时,一家小古董店出现在我眼前,我于是下车进店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从店里出来一位穿中国服装、悠闲自在、留着一小绺胡须的老人,感觉有些特别。没发现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物品,不过一件中国制造的布袋和尚的铜坐像吸引了我。铜坐像大约40厘米高,肚子突出,笑容满面,让我很满意。店主告诉我这个不仅仅是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的化身。我跟店主稍微还了点价,买下来带给母亲。母亲说:“多好的面相啊!第一次看到这么充满福气的布袋和尚,你也要像他一样时常保持微笑。”想起母亲的话,有时我抚摸着布袋和尚的肚子微笑,可是我的笑容不及布袋和尚的十分之一,证明我修行不到家啊。

因为母亲喜欢就放在母亲的房间供她欣赏,一直到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母亲八十四岁去世。现在它被小心地放在京都的家门口作装饰,是元朝的名品。小古董店买来的布袋和尚

之后和那位老店主在中央线的古玩市场上又遇到过一次。周围的人都先生长、先生短地对他极为尊敬,我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他竟然是原警视厅特别高等警察课的课长大人,也就是以前佐野先生较量过的对手啊!这件事情比布袋和尚更能引起我的兴趣。

参加一国社会主义研究时,因为八王子市的町内没有青年会,所以住在一丁目的前辈田中重雄、野武川夫,晚辈小山昭一等人建立元本町一丁目青年会,积极开展夜间巡逻、节日庆典等活动,丰富我们的社区建设。会长是田中,我也应邀入会了。同学的哥哥参选八王子市议会议员,我们青年会支持他,关心政治的我打头阵。那时从东京来了各种各样的支持者,我记得有鸠山和夫先生、后来成为女演员的久我美子女士的父亲侯爵大人。临近当选的时候,青年会为选举成功出了不少力。

我光干些这样的事情,不务正业,旧衣服店的生意居然还维持得不错。

赝品名刀始末记

旧衣服生意使我频繁地往来于家和大阪之间。虽然是坐火车,但这种旅行仍使我疲惫不堪。我开始寻找离家近一些的工作。我们的一个邻居在干从当地占领军那里收购军队配给品再卖出的工作,我请他带我一起做。我知道做这一行很危险,我又是第一次做,但无法抗拒高额利润的诱惑。一切都是个人的单独行动。

那时废弃的立川机场驻扎着美军第八集团军的部队。每当夜幕降临时,我便从家里溜出来,感觉好像战国时代的盗贼一样,等待士兵出来交易。他们的营房分散在广阔的田地中,一个、两个、三个……趁着夜色,士兵们都零零散散地从营房出来。虽然他们工资很高,可是美国兵玩乐需要钱,他们会带来香烟、巧克力、口香糖、肥皂、蛋糕、牙膏、酒之类能卖的配给品和我们做交易。我们在茶田或桑树后秘密交易。首先会用英语问:“卖?OK?”以明确美国兵的意图,然后闪电般迅速敲定买卖。我问:这行的前辈为什么如此着急呢?得到的回答是:由于部队里会有宪兵来突击搜查。快速还价成了买卖成功的关键。

一旦成交,回去的路上我就把货卖给八王子市的老板们,当天便能拿到现金。如此迅速的生意,我自己都不禁吃惊。继续生意的过程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美国兵们很需要玩乐的钱,可是配给品的数量有限,所以他们结成团伙欺骗我们。有时他们几个人来做交易,另几个假扮成宪兵来突袭,把我们刚买的货没收回去。我们对此事却毫无办法,只好自认倒霉。这一招用多了,我们也就知道了,便提高警惕不再上当。他们就又用新招把废纸塞进香烟盒中间,再放上香烟做掩护,交易时催促我们:“宪兵来了,快交钱。”我们又有不少人上当。每天晚上半夜才回家,母亲也有所察觉,对我很担心,狠狠地训斥我:“五郎!你在瞎胡闹,这件事是做不得的,被抓住了要发配到远方做重体力活的。”

那时,在八王子市数一数二的名望家族时不时来买我的东西,我就和他们混熟了。有一位从东京来,租他们家的房子。那人年轻时喜欢收藏刀,眼下生活艰难,他准备出售自己收藏中价值最高的一把刀。我正巧不想再与美国兵做生意,也厌倦了做旧衣服生意。这把日本刀正好是个好机会,我打算接受这个全新的挑战,变成个古董商人。

其实提起刀,我有特别的记忆。以前做学徒的时候,我有喜欢刀的老客户,给他送货时,他就在他家庭院外廊的边上教我一些如何保养刀的常识。我小学时代练过剑道,所以还能和他谈得来。开始我只知道“正宗”、“长船”、“古前”等之类的词,渐渐地我就有所提高了,知道“相州物”、“备前物”等之类的词。开始去废旧用品店买便宜的刀柄之类的部件,发展到最后,瞒着老板去买无落款的小佩刀。

战势正浓的时候,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爱刀热。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报纸上的广告,说在横滨最繁华的伊势佐木町的“野泽屋”百货店,举行从东京来的本阿弥光逊先生莅临的鉴定会。幸运的是那一天正好派我去客户那里收欠款,于是我就偷偷地带着我那把无落款的小佩刀去会场,想去请先生鉴定一下。那天去了很多人,队伍排得老长老长,我等了很久。我的鉴定结束后,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必须要回去了。先生对我的鉴定结果是:“今天最好的名刀。”鉴定书上也确定写着:“备前国长船与三左卫门尉佑定作。”虽然收取了鉴定费用,可是鉴定结果很鼓舞我,于是得意洋洋地回去了。耽误了工作是我的原因,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干脆就跟老板说今天客户不方便,没收到钱。可不幸的是因为我很晚还没回来,老板和客户联系过了,对方回答我没去过他们那里,事情败露了。老板又发现了我拿着的小佩刀,就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我只有一个劲地道歉。老板接着训斥我:“你一个没有品位的鱼贩子,小小年纪拿这么危险的东西干什么?”说着就没收了我的小佩刀,还严厉警告我以后再不准玩佩刀之类的东西了。

原本我对刀就有兴趣,所以马上去拜访了那位卖刀的人,终于得到了“天下之名刀”。可是以后发生的事,我做梦也没想到。卖刀的人说,战前他是东京筑地一家饭店的老板,空袭把他的店烧了,政府把他疏散到八王子市,让他担任另一家饭店的老板。他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战后的物价又很高,他十分艰难地维持着家计。为了生存,已经卖了几把年轻时就收藏的刀剑,只留下了这把最好的刀。现在山穷水尽,只好出卖它。他说这把刀是在东京新宿一家著名刀剑店买的,我完全不知道那家店。不过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感觉他人品很不错,就对他深信不疑了。他说战前以1万日元的价钱买下的,现在还是这个价钱卖给我。我只知道战争中由于爱刀热刀价应该涨了,但是一点也不知道战后刀剑的价格已一落千丈。我没有细想便拿出我十年学徒省吃俭用攒下的900日元,以及在黑市上挣来的全部财产,用1万日元买下了这把刀。我捧着刀回到家,为自己的成功而兴奋,但是又难免有些不安。

我开始不停地思考:“是真品吗?真的有价值吗?”母亲认识一位古刀剑行家,我请老先生帮我鉴定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老先生告诉我,这是昭和时代做的假货。我愣在那里惊呆了,血只往头上涌,直觉告诉我大事不妙,但已经是马后炮了。我问老先生:“我凭着男人的胆识买回的刀,至少半价卖得出去吧?”老先生说:“现在没人收藏这类东西了。你运气好的话,这把刀在市场上能卖二三十日元。”听到这话,我话都说不出来,心凉到了极点。这种事肯定不能告诉母亲。我一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等待黎明的到来可真漫长呀。

总算到了早上,我决定去找卖刀给我的人。这是个棘手的话题,很难开口,我一直思考如何圆场。去太早了也不好,十点钟我到他家,心里暗自决定,最坏打算是损失20%~30%吧。对方看我把刀拿回来了,态度也有些异样。我平静地开口了:“现在占领军对武器查的很严,我母亲对买刀的事非常不安,希望我把它退还卖家。但我对这件事也有责任,我愿意承担10%的损失。”我低头俯身请求他,可是他不答应。我又提出愿意承担20%的损失,而他始终不为所动。我真想说出来:“什么破名刀嘛,根本就是昭和的刀!”可又怕伤他的自尊,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见他丝毫没有诚意。我就说:“你要我承担多少损失才肯收回这把刀?”他突然变成一副很无赖的态度对我说:“你是个商人,东西买下了责任就归你了,之后没有什么好谈的!”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我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大声说道:“那是把昭和年代的假刀!”对方不理不睬,我简直是对牛弹琴。我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您以前在东京也是一流饭店的老板,如果进的上等好酒其实是兑了水的酒,您一定会要求退货吧?”对方仍是无动于衷,已经到了晚上。

我们进入了持久战。昨天没太注意,他好像心脏不太好,长期治疗使他经济很拮据,他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吧。整个买卖是因我的粗心大意造成的,天已经完全黑了,无论我在这里呆多久都无济于事,我终于决定放弃,在绝望中回了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告诉我是我自己不好,初次的失败可以成为今后很好的经验教训。

复员后拼命挣的钱变成了一把昭和刀,落得个做生意的本钱没了、连零花钱都困难的下场。我绞尽脑汁,思考如何把这把刀卖出去,两三天来我不停地想。“对了,可以这样试试!”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横滨驻扎着许多美国兵,我也许可以用这把刀跟他们换白糖,然后就可以换成钱了。想到了就要尽快去做,可是那时大白天带着把刀在路上走是极为危险的,一旦被发现就麻烦了。中途的车站一般都有宪兵和警察把守以维持治安。我犹豫了两三天,可是不去冒险的话,我也走投无路了。首先我下了一番工夫把刀隐藏好:把刀插进白萝卜里,用大葱裹好,再在上面包一层席子,从外面只能看到菜叶子。

早上从八王子站出发,乘坐横滨线,中途经桥本、原町田、相扑原,在神奈川转车,每个站台都站着宪兵和警察,每次遇见他们,我的后背都冷汗横流。沿线是美军第八机动旅团的兵站地,到处都是美国兵。终于到了横滨站,所有的出口都有宪兵把守,我惊呆了,全身都变得僵硬。不过混过这一关就完了,我极力保持镇静。好不容易走出了检票口,我已经筋疲力尽,快要站不起来了。我一边考虑从这里出去以后该去哪里,一边从正面出口走出来。外面的情景又让我吃了一惊,我面前一片烧过的原野,无数个铝合金营房建在这片原野上。“就是这儿啦!”我下了决心。尽管竖着“禁止入内”的牌子,我还是迅速地溜进了一个营房区。

我先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只有正面这一出入口,驻兵好像是几人一小队。找独自一人的美国兵做交易比较安全,可是他们大都两三人在一起,很难碰上独自一人的。感觉过了很长时间,来了一个美国兵,我赶紧迎上去,一边结结巴巴地用英语说:“日本刀,换?OK?”一边比划着拔刀的动作。对方的反应好像是“拿出来我看看”,我就开始和他讲条件:“白糖10磅的,三袋。”可是好像一开始他的眼神就很奇怪,既不去拿白糖,也不放开我的刀,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英语,看样子想没收我的东西。我感到很恐惧,强行把刀夺过来,瞅准时机,顾不得外面的蔬菜,只是拿着刀一溜烟逃跑了。我在营房区绕来绕去,全力狂奔,总觉得后面有人在追。跑了许久,回头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才松了口气。为了快点处理掉那把刀,我到处转悠,在一间营房里发现了独自一人的黑人士兵。他戴着金边眼眶,个子很高,正在读一本皮革封面的书,我推测那本是《圣经》,因为是美国兵嘛。他看上去人品不错,我走进去和他打了声招呼,先说明我的来意,他给了我两袋白糖和一个小盒子。上面的英语我看不懂,所以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们成交了。俗话说“做好事,莫迟疑”,我仓皇地逃出了营房。外面太广阔,我又搞不清楚出口在哪里了,后来终于回到了大路上才稍微松了口气。

去时容易回时难,我简直难以形容回家途中感受到的那种恐惧。在当时的日本,白糖远比大米昂贵,一袋10磅的糖可以卖到4000日元,两袋卖个8000日元肯定没问题,还没卖出去呢,我已经暗自沾沾自喜了。两袋白糖差不多九公斤,非常重,可是别人看着我拿很重的东西会起疑心的,所以我要装作一副拿着轻东西走路的样子,可把我给累坏了。中途转车车站仍然有宪兵把守。一路上担惊受怕,终于坐上了最后一班车回到了八王子市。母亲在家为我担心,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归来。看到我平安无事地回来,她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我打开那个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小盒子,发现是葡萄干。我和妹妹们吃掉了半盒这稀罕甜品,剩下的半盒卖了500日元。虽说我是自作自受,但那把昭和刀换回了8500日元,这次大作战取得了大胜利。这也多亏了神佛保佑,我拿葡萄干供奉神佛,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做危险的事了。母亲早就勒令我停止做黑市生意。有了这次可怕的经历,我决定放弃旧衣服和黑市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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