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胜伟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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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智慧：徐向前试读：
前言
徐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他戎马一生，驰骋疆场，擘画军事，大智大勇，足计多谋，奇韬伟略。
徐向前善于从全面分析敌我力量强弱、战争态势优劣、战场环境利弊等实际人手，施谋展计、用兵布阵，由此创造了诸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有效战法，提出了对中国革命战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军事理论，提供了不同地域、不同条件、不同样式的成功战例。江泽民同志说：“徐向前同志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深厚的军事理论造诣，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徐向前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最早提出了“游击战七原则”以及“外线战法”、“跑圈战法”、“飘忽战法”等一系列游击战战法。
1931年11月，他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采取“集中兵力，外线出击”的方针，先后创造了“围点打援法”、“围城打援法”、“攻城打援法”、“夺城打援法”等一系列诱打援敌战法，相继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在粉碎敌人“围剿”中，发展壮大了红军，巩固扩建了根据地。
1932年10月，他率领红四方面军西征，行程3000余里，历经千辛万苦，击破国民党10余万人的围追堵截，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随后，他又领导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运用“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敌而衰，适时反攻”的战法，粉碎了四川各路军阀20万大军的“六路围攻”。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中央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领部队东征西战，在没有根据地、没有补给、没有支援的困境中，孤军奋战，英勇顽强浴血拼杀，突出重嗣，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针对平原地作战特点，他提出了著名的建造“人山”的理论、“统一战线”的理论、“积小胜为大胜”的理论等，广泛开展了伏击战、追击战、破袭战、袭击战，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反常用兵、出奇制胜，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解放战争中，针对城市攻坚战的实际，他又综合运用运动战、围困战、地堡战、坑道战、攻坚战等战法，指挥部队先后取得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战役的重大胜利，并为我军的城市攻坚战探索了战法，积累了经验。
本书对徐向前元帅在指挥重大战役战斗中所运用及体现出来的军事谋略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力求以史引谋，以理论谋，以战评谋，进而从兵法战策的层面上加以概括和归纳，由此进一步深化军事谋略研究的内容，拓展军事谋略研究的领域，丰富军事谋略研究的形式。但是，由于作者学识水平和研究能力及占有资料的局限，难免会影响所研究成果的质量，敬请读者不吝指正。郭胜伟2005年7月于大连第一章与敌周旋，避强击弱
时间：一九二九年六月
作战：粉碎“罗李会剿”
谋略：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1929年5月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加强鄂豫边红军的领导，特派曾先后参加过广州起义和海陆丰起义，并在海陆丰担任过红军第四师的参谋长和师长的徐向前到鄂豫边的红三十一师担任领导工作。当时，正值蒋、桂军阀混战且以桂系军阀被逐出武汉而告结束，蒋介石的势力直接伸入到了整个湖北和河南南部，当地的反动统治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这使一向反共反人民，将红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蒋介石开始有精力集中力量来“会剿”红军了。
蒋介石对鄂东北地区活动着一支红军游击队，存有一块革命根据地深感不安。于是决定以驻守在大别山西南麓的罗霖独立第四师和驻守在大别山北麓的河南潢川、光山的土匪收编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对我柴山堡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实施南北夹击，剿灭这股红军游击队。所以，徐向前刚到红三十一师担任副师长代师长工作，便组织部分部队开始进行反“会剿”的作战准备。
柴山堡根据地创建不到一年，鄂东北苏区的面积已从黄安、光山边界向西南延伸到黄安的七里坪、紫云两区，是我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的重要依托。
6月26日，向我根据地前来“会剿”的是敌罗霖独立第四师的两个团。分别自黄陂、黄安出发，南北向南进犯。与此同时，驻潢川、光山之敌李克邦的暂编第二旅的一个营及纠集起来的光山反动民团红枪会，共数千人，与罗霖部相配合，由南向北堵截。另外，驻麻城的夏斗寅的第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的反动地主武装，也纷纷出动相配合，从东南向北进犯，形成了三面合围的态势，全力压向我根据地的腹心地带七里坪、胡子石、白沙关地区，企图将我红三十一师围而后歼，将创建不久的柴山堡革命根据地彻底铲除。
根据敌人的作战企图和兵力部署，徐向前对敌我双方力量优劣和所处态势以及作战相关因素，进行了全面而准确、客观而辩证的分析。他首先对作战环境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认为鄂东北根据地，地幅虽然不是很大，但已初具规模，经过我党几年的经营，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打下了很好的与敌作战的社会基础。“边界割据区，北起柴山堡，南至黄安的七里湾，东起麻城黄土岗，西抵孝感的汪洋一带。较巩固的地区有光山的柴山堡，黄安的七里、紫云、高桥、桃花，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一般情况下，党的机关、政权机关能够扯起红旗子，开展工作：群众普遍组织起来，不容地主豪绅和反动分子有立足活动的余地。”“鄂东北特区包括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光山、罗田诸县。均建立了县委、区委和基层党支部。党的力量以黄安最强，党员一千二百多人；麻城次之，党员五百多人，其余则弱些，二三百名或几十名党员不等。”“黄麻一带的农民群众，革命热情甚高，把共产党看作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党的一些口号，如‘杀尽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打倒欺骗穷人帮助富人的国民党’等，家喻户晓，深为群众拥护。不论是男女老少，都知道共产党是领导穷人打天下的。”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有这样的党组织和政权的坚强领导，我们就具备了弱军战胜强军的首要条件。其次他又分析了双方的军事作战力量对比。当时的红三十一师，号称有四个团，而实际上只有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五六十人。实际上这四个大队还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一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二队队长廖崇坤，党代表江竹溪（后为桂步蟾）；三队队长倪志亮，党代表为吴先筹（后为江竹溪）；四队队长林柱中，党代表江子英。后来又成立了五队，队长吴心信，党代表郑行瑞。这是部队的数量，可见，与“围剿”而来的几千人的敌人相对比，我方处于绝对的劣势。部队的武器装备那就更差了。每个大队只有四、五十支枪，最好的是“汉阳造”，有的是从武汉买来的，有的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新兵没有枪，就拿大刀、长矛、土枪。尤其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不掌握军事技能，不懂战术，不会做战斗动作。老兵靠参加战斗积累了一些作战经验，而新兵就是靠勇敢，不怕死，打起仗来敢于积极往前冲，拼命地去夺取敌人手中的枪，急于武装自己。就是这样一支战斗力并不强的部队，要与装备精良的数千人的国民党部队作战，反敌“会剿”，不仅困难很大，而且也很危险。打得不好，不仅敌人的“会剿”不能打破，根据地也有被铲除的危险。所以，必须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在总体上的劣势中寻找和创造我们局部上的优势，在全局的不利中寻找我们局部的有利。或者说，是以我们的优势，去寻找、创造敌人的劣势予以攻击；以我们的有利，去设置、扩大敌人的不利予以乘之，这样才能做到总体上、全局上的以劣胜优，以弱胜强。有鉴于此，徐向前认为，我们只有充分利用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拥护党、拥护红军这一政治基础，利用根据地山深林密、地形复杂、我之熟悉、敌之陌生的有利条件，利用敌人部队编制混杂、序列不一、相互不熟、难以统一指挥、协调作战困难等不利条件，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以连续地袭扰敌人，反复地疲惫敌人，不断地消耗敌人等作战行动，积极地创造战机，灵活地打击敌人，通过积小胜为大胜，最后达到粉碎敌人“会剿”，保存革命力量和革命根据地的目的。
确立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之后，徐向前根据在海陆丰指挥游击作战所积累的一些游击作战的经验，要求部队又具体采取了利用复杂地形，便于伪装掩护，便于隐蔽出没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频繁地调动敌人，有计划地牵制敌人，避开强敌，寻找弱敌，发动群众连续不断地袭扰疲惫敌人，抓住有利战机大量的消耗敌人的游击战法，有效地打乱了敌人的“会剿”作战计划，使敌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反“会剿”作战拉开序幕之后，依仗其优势的敌人长驱直入，很快就占领了七里坪、紫云地区，北路进犯之敌也乘势侵占了柴山堡，敌军所到之处，猖狂地烧杀抢劫，根据地的群众扶老携幼，只好避入深山老林。
面对几路进犯之敌，徐向前认为，我们人少枪少，只能对敌人各个击破。在几路敌人中，李克邦一路貌似人多势众，其实是乌合之众。通过权衡态势，决定选择战斗力较北的北路进犯的李克邦部和红枪会这部分“杂牌军”实施，有效的反击。
打垮了北线的李克邦，徐向前又率部回头收拾罗霖。老奸巨猾的罗霖感到形势不妙，立即命令部队后撤。但红军已从两翼包抄上来。罗霖部的前卫和后卫在两侧山林里发现了大批的红军和赤卫队，急忙组织火力反击，激烈的枪声震撼了整个山林。徐向前认为，我们与敌人展开火力战，不是我们的强项，打到最后是得不偿失，莫不如将部队化整为零，不打大仗，连续不断地袭扰敌人。为此，决定以部分红军利用复杂地形，连夜翻山越岭，向白沙关秘密前进。行前特委先派出交通员，通知潢、光两县党组织配合行动。深夜，红三十一师到达白沙关。交通员带当地的一个同志马上赶来报告：李克邦的一个营部加一个连分散守在关前两个制高点上，消灭了他们，北线敌人便会顷刻瓦解。徐向前把一大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二大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溪叫到一起强调到：敌人现在很麻痹，你们一二大队兵分两路，趁夜暗摸上山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按照徐向前的命令，两个大队开始兵分两路，摸上山头。徐向前亲自率领一大队向东山头攻击。夜色昏暗，守敌只知道红军正在南线阻击罗霖，毫无防备。红军突然冲杀到眼前，敌人惊惶失措，混乱中。敌营长被击毙，十几个敌人被打死，跑下山一部分，剩下的全部当了俘虏。遂后，徐向前又指挥部队立即分头攻击两翼山头上的“红枪会”和“黄枪会”，一举将李克邦的“堵击线”打垮了。红军和群众的士气大振，要求直接敌占领的白沙关夺下来。徐向前认为，兵家讲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白沙关易守难攻，现在敌人一定会加倍防守，早有准备，为此，我们不能硬攻，于是，全师立即南移，另寻战机。红军大胜后迅速挥师南下，重回七里坪、紫云地区，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分兵数路，日夜对罗霖部实施袭扰。这样，北线固守白沙的地主武装头目胡道成又兴风作浪起来。徐向前认为，北线之敌的警惕性又放松了，是打白沙关的时候了。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徐向前、戴克敏率部突然出现在白沙关外的密林里。光山县委事先组织了数千群众，手拿长矛大刀，配合红军作战。秘密打入“红枪会”的地下党员向徐向前介绍到，“关寨里驻有胡道成的“红枪会”三四百人。其它村的“红枪会”、“黄枪会”驻在周围‘卡子’上，打掉胡道成，周围敌人被会一哄而散。今晚关寨里的敌人十分麻痹，连吊桥都没收”。徐向前接着说道，我军远道奔袭，利在速战速决。地方同志引路，立即行动。部队乘着夜暗，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扑关寨。无声无息地干掉了哨兵，红军和数千群众直接涌进关寨，分路突击。戴克敏、晋学楷、陈定侯各率队伍，奋勇冲杀，白沙关内，枪声四起，火光冲天，敌大队长被击毙，300多名“红枪会”一少半被打死，一大半作了俘虏。胡道成因当晚不在关寨得以漏网。这一仗，豫南潢川、光山地区盛极一时、横行霸道的“红枪会”、“黄枪会”基本被打垮。李克邦见红军如此能战，急令部队后撤。“罗李会剿”的北一路攻势遂被粉碎。
我熟敌生的有利地形条件，与敌实施灵活周旋，有时牵着敌人的“牛鼻子”钻山沟，有时拖着敌人的“牛尾巴”入森林，有时嗓着敌人的“牛眼睛”兜圈子。为使作战的效果更好，红军采取了封锁联系，封闭消息的办法，使敌人变成“聋子”、“瞎子”，不知上情，不知我情，不知民情，不知所为，不知所行，不知所动，到处碰壁，到处被动。除此之外，徐向前还指挥以部分兵力专门埋伏在敌人的后勤供给线上，断敌粮道，卡敌补给，使敌人缺吃少喝，缺穿少用，导致其战斗力大衰，无心再战。还组织部队和游击队相配合专门打击敌人的小股部队，夜间又用土枪、土炮轰鸣，四处呐喊，彻夜不绝，这样广泛的机动和频繁的袭扰，拖得敌人寝食不安，精神不定，筋疲力尽；扰得敌人心烦意乱，斗志懈怠，蒙头转向。为了进一步增大袭扰敌人的效果，为部队寻找战机歼敌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徐向前又发动起各区的自卫部队和广大群众，紧紧地盯住敌人，缠住敌人，麻痹敌人，诱骗敌人，让敌人追又追不上，找又找不到，打又打不着，昼间处处扑空，夜间时时挨打，搞得敌人终无宁日，疲惫不堪，更加沮丧，毫无斗志。从而使敌人的综合战斗力被我扰得强的变弱，弱的变垮。从中也让进犯之敌饱尝了红军游击战的厉害，有游有击，有扰有袭，灵活多变，神出鬼没，行无定法，战无定势。由此使战场上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红军的手中，进犯之敌空有优势的兵力，优良的武器，有利的态势，就是有劲使不上，有能量发挥不出来，不得不收缩兵力，孤零零地守着几个据点不敢轻举妄动，这也就失去了“会剿”红军和根据地的作用，更难达到铲除红军和根据地的目的。
徐向前认为，游击战不仅要“游”，而且要“击”。“游”是手段，是有计划的避开强敌，掩护自己，有意识地寻找或创造有利的战机；“击”是目的，是为了更大地消耗敌人，更多的消灭敌人。所以，面对敌人以优势兵力实施的“会剿”，徐向前总是一方面指挥红军以部分兵力，配合以游击队和民兵赤卫队，对敌展开广泛的麻雀战、袭扰战、疲惫战、迷惑战，使敌不知虚实，不晓真伪，不谙所动；使敌疲于奔命，不得安稳，不得休息，不得调整；使敌心智迷乱，心情烦躁，心理厌战；由此导致敌判断失误，决策失时，指挥失当，暴露出兵力上、部署上、行动上的弱点，以利于我乘势而攻，突然袭击，战而胜之。另一方面，就是指挥红军主力部队，荫蔽待机，以逸待劳，一经战机出现，或寻找到弱敌，便突然行动，乘机而攻，乘弱而击，力求给敌以沉重的打击。在反敌“罗李会剿”中，当几路敌人从不同方向向我根据地纵深进犯时，在我游击作战行动的干扰下，由北向南进犯的李克邦部和“红枪会”这路敌人暴露出了其指挥不当，关系不顺，协同不畅，战斗力不强等弱点，徐向前果断地决定，选准战机，首先歼灭李克邦部，以减轻一个方向的压力，使敌主力失去策应，以使强敌由强变弱。定下决心之后，徐向前向根据地特委进行了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随后，徐向前立即命令红军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并密切注视这一路敌人的动静。当敌人进占了柴山堡、白沙关地区之后，徐向前决心利用敌四处“游行”，消耗较大，补给不济，士气低落，无心再战，对我红军情况一无所知及地形对我十分有利等条件，集中红三十一师在根据地的两个大队及当地大批手持土枪、长矛、大刀等兵器的民兵、赤卫队约4000多人，向白沙关之敌发起了坚决猛烈的攻击。经连续五战，大胜三次。毙李克邦部营长以下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余支，捉住了“红枪会”的反动头领戴五爷，“红枪会”基本上被打垮了。北路进犯之敌受到了沉重打击后，狼狈溃逃。
胜利后，根据地党组织和政府为了打消土匪反动武装的嚣张气焰，在白沙关召开了万人大会，对戴五爷等一批恶霸和“红枪会”的反动头目实施了公审和镇压，这不仅调动了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敢于斗争，支持红军，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性，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士气和斗志，壮大了革命声势，而且也威慑了一小撮反动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从此以后，柴山堡那块根据地才算巩固起来。你不能小看这类土匪队伍、反动武装。他们在地主掌握下，专门和红军作对。平时，在根据地周围捣乱；白军攻来，又积极配合，进到根据地大烧大杀大抢，无恶不作，给我们造成极大困难。当时，粉碎地主下属反动统治及其武装，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
由南向北进犯的罗霖部见李克邦部遭到红军的沉重打击，并狼狈溃逃了，觉得自己失去了所需的策应配合，孤军深入也必将是凶多吉少，况且眼下也同样遭到了游击队和民兵赤卫队的袭扰，因此，帮凶之鉴，同僚的下场，使其不敢再向根据地的腹地发展，连驻扎下来也是安宁不得，安全不保，只好狼狈撤军了，遂即南线攻势也被粉碎。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罗李会剿”即宣告失败。
根据地的广大革命群众对徐向前率领红军打胜仗，粉碎了“罗李会剿”，无不欢欣鼓舞，革命的热情空前的高涨，纷纷成立农民委员会，紧接着又建立了“豫南红军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和训练革命红枪会。于是，光山、陡沙河以南纵向四五十里，横向六七十里的地区，都成了革命根据地。8月30日，中共罗山县委郑新民等，领导党所掌握的罗山南部革命红枪会和革命群众数千人起义，捣毁了宣化店税务局和盐卡，缴获银元二万余元，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民团，遂即也组织起了革命委员会，改红枪会为赤卫队，使革命根据地又向西扩展到了宣化店。
打破“罗李会剿”的胜利，是一次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胜利。胜利的关键在于徐向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充分利用了我民众参与和支持，地形熟悉等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兵少目标小，战术更加灵活等特点，成功地采取了避实而击虚的作战指导。因为击虚可以耗强，击虚可以制强，击虚可以慑强，击虚可以退强。在具体战术、战法的运用上，采取了以红军与民兵赤卫队结合，袭扰与袭击结合，调敌与迷敌结合，疲敌与耗敌结合等一整套游击战法，从而将敌强的变弱，弱的变垮，敌打我时，找不着，追不上，打不到。而我打敌人时，却能扰得乱，袭得奇，击得准，打得垮，致敌于却战、厌战、退战的被动境地。由此使红军和根据地的民兵赤卫队战而胜之。第二章内线继续作战不利，我们跳到外线去
时间：一九二九年八月至九月
作战：粉碎“鄂豫会剿”
战略：敌进我进，外线出击“内线继续作战不利，我们跳到外线去！”这是徐向前在指挥红三十一师粉碎敌“鄂豫会剿”时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其意是说：当敌以优势兵力向我革命根据地实施“围剿”或进攻时，处于劣势的我军则应根据敌兵力部署和战场态势，以随机应变、机动灵活的作战行动跳到敌人“围剿”或进攻地区之外，摆脱受制于敌的被动局面，尔后利用自己先处战地、地形熟悉、民众支持、充分准备、掌握主动等有利条件，积极寻找和创造战机，给敌以突然而有效的袭扰、袭击、攻击，由此逐步改变战场态势和敌我双方作战力量对比，进而最终达成战而胜之的作战目的。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一，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概括起来就是“敌进我进，外线出击。”“敌进我进，外线出击”这一作战谋略是弱军战胜强军，以劣胜优的有效战法，其实质是避敌锋芒，摆脱被动，选择地利，另设战场，创造战机，以求不受或少受敌人制约，充分发挥我想打就打，想走就走，有利就打，无利就不打，能赢能打，不能赢就不打的游击战优势，重新掌握战场交战的主动权。古兵法讲：“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其意是说：两军作战时，最重要的在于控制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控制，能控制敌人的就掌握了主动权；被敌人所控制的就将遭受致命的打击。可见，敌进我进，外线出击，是处于防守的劣势之军争取和创造战场主动权，尽而战胜进攻的优势之军的有效战法。
1929年的6月至8月间，徐向前指挥红三十一师成功地粉碎了敌“罗李会剿”之后，蒋介石又令其嫡系部队第一师师长刘崎组织湖北、河南两省的国民党部队于8月中旬，对我豫东南和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会剿”。
此时，第一次“会剿”遭到失败的敌罗霖部已经西调至襄阳、樊城一线，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已经全部由鄂西的荆门、当阳调到了鄂东。这样夏斗寅的第十三师也就成了这次“会剿”的主力。其具体部署是：以第十三师兵分两路，一路是由南向北进犯，一路是由两向东进犯。另外，还以驻扎在潢川、光山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和商城民团顾敬之部，负责由北向南围堵，以皖两之敌第四十六师由东向西配合行动。这种部署，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从四个方向实施合围、向心推进的态势。企图第一步，以四面包围、向心推进、分进合击的战术，消灭红军主力部队。第二步，分区域实施“清乡”、“搜剿”，组织当地的反动地主、民团武装，实施反攻倒算，清查户口，诱迫革命群众“自首”，对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实施血腥镇压，以此削弱革命力量，使红军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援，妄图彻底破坏革命根据地。
8月10日，敌第十三师第三十九旅第七十八团及师补充团，在麻城、罗田反动民团武装的配合下，分别由松子关、长岭关、铜锣关北犯，向豫东南根据地发起了连续进攻。我红三十二师与赤卫队组织了有力的阻击，先后在麻三冲、吴家店、佛堂坳、南溪、汤家汇、火炮岭等地组织了适当规模的防御和有限度的袭击，歼敌补充团及反动地主武装、民团一部，缴获各种枪支50余支，不仅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挫败了数路进攻之敌其中一路的锐气，红军也小有收获。8月16日，皖西之敌第四十六师的一个营，突出深入，孤军冒进，南东向西推进到根据地的南溪一线：李克邦部和顾敬之反动民团为配合其行动，也从北向南推进到根据地边缘。根据进犯之敌所形成的态势，我商城县委鉴于敌强我弱及敌企图形成合围之势的实际，也考虑到我根据地地幅不大，回旋作战范围受限，难于发挥我军优势，不便于采取有利战法展开游击战的情况，于是，决定让红三十二师主动转移到外线作战，迂回到敌人的背后，机动到广大的战场上，积极开展游击战，尽多地创造战机，主动灵活地歼敌。8月17日，红三十二师逐次向光山、麻城边界转移，跳出了合围而来的敌之包围圈。
红三十二师转移出根据地之后，“会剿”之敌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们丧心病狂地向根据地扑来，立即扶植当地的地方豪绅，组织“编练队”，建立反动武装，挨村挨户地清查户口，反复“清剿”，疯狂地烧杀抢掠，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的多达500多人，其中商城县党组织创建人之一詹欲毫也不幸被捕牺牲。临刑前，他用自己的鲜血在狱房的墙上写下了“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和疯狂屠杀，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后退或改变立场，而是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所以，当地的广大革命群众和赤卫队，在党的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更加顽强，更加坚决，也更加高涨了。
就在敌进攻豫东南根据地的同时，由西向东和由南向北“进剿”的敌第十三师也相继发动了对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8月14日，敌第十三师的第三十七旅由黄安城、七里坪等地出动，一路“进剿”，向根据地的腹地发展，虽遇到我小股部队和赤卫队的袭击，但其“进剿”的“势头”并没有受到阻击。于8月下旬，先后窜至箭厂河、郭家河、白沙关一线；第十三师的第三十八旅也由麻城、谢店、中馆驿等地出动，于8月25日、26日分别侵入到乘马岗和顺河集一带。又遇到了红军和赤卫队的顽强阻击。对于敌军的“进剿”，红三十一师决定在根据地内依托有利地形不断地寻找、利用和创造有利战机，积极地采取阻击、袭击、攻击等战法，逐步地消耗敌人，给敌人以经常性的打击，以大量地消耗敌有生力量，破坏敌“进剿”的协同动作，挫败敌人锐气。8月25日，红三十一师在赤卫队及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在白沙关反击敌第十三师第三十九旅第七十六团一个营，战斗打得比较激烈，持续了近3个小时，毙伤敌排长以下官兵60余名，给敌以一定的消耗，使敌再也不敢冒然行动。8月30日，红三十一师以一部兵力又在顺河区之鹅公山地区的有利地形上，突然袭击了敌第七十六团的一个营，毙伤及俘虏敌10余名。9月3日，在磨角楼全歼敌第七十五团一个排，缴获了一些武器装备，使红军部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是，由于敌人进入我革命根据地，遭到了红三十一师的几次打击、袭击之后，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感到小股分散部队的“搜剿”活动，不仅效果不好，难以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而且极易于受到红军、赤卫队的袭击，这就等于给红军的游击战术提供了不少的可乘之机，对于红军的袭击，打又打不赢，阻又阻不住，围又围不起，结果反倒让红军一股一股地给消灭了，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进剿”之敌不得不改变了行动方法，多以大部队“搜剿”为主，尽量减少小股部队行动。
敌变我变。徐向前副师长认为，针对敌多是大部队行动，人多势众，不利于我游击战术的有效发挥这一情况，随即决定从内线跳到外线去，迅速摆脱了受敌人牵制、制约的被动局面，在外线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变内线作战时，敌什么时间打，在什么地域打，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打，我只能是被动的应付的局面，为外线的什么时间打，在什么地域打，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打，我均占主动的局面。于是，红三十一师在徐向前副师长的率领下，遂向麻城北部地域转移，并在八字门楼与红三十二师会合，使敌人在根据地的“会剿”及消灭我红军主力部队的企图彻底破灭了。
向根据地“会剿”之敌见我红军主力都已经转移到了外线，根据地内部没有抵抗力量了，于是便展开了疯狂的“清乡”、“搜剿”，妄图镇压革命群众，消灭革命力量，彻底摧毁我党我军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由此迫使我红军失去根据地的作战依托，失去革命群众的支援，失去革命力量的补充。但是，敌人的企图恰恰没有得逞。面对敌人的大肆“清剿”，根据地的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村村户户都实行了空室清野，使敌人所到之处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用，逐步消耗到补给不济的程度，从而造成了战斗力的衰减，厌战情绪加重。除此之外，根据地的赤卫队全部隐蔽到了深山密林之中，时刻盯着敌人的动静，瞄着敌人的行踪，当时的根据地就“红旗红枪弥山皆是”，枪声人声昼夜不绝，以致使敌人每到一地，便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无可奈何的困境。当时参加“会剿”的敌第十三师团长叶蓬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写道：“黄安七、紫两区收光山观音堡、柴山堡、天台山，方圆二百余里，民众完全赤化。小部军队到赤区境内，则红军、赤卫队匪民众群起而攻，四面受敌：大部军队到着境内，或略事抵抗，数十里内逃窜一空，粮食、牲畜、衣物一并带走。军队每到一地，宿营无地，采买莫由，问路无人。驻屯，则所守之境土为空地，保护谁来？宣传，则所发之文告为虚纸，警劝谁去？清乡，则无户口可查：自卫，则无人可组；若云自首，其来归者绝无一人……”从这位团长所述的字里行间，足见我根据地军民开展游击战之威力和效果。
根据地党组织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和赤卫队所开展的游击战争，使敌人在根据地内的“清乡”、“搜剿”等企图既遭破产，摧毁根据地、镇压革命群众的目的也与本来的愿望相反。与此同时，正是由于“会剿”之敌陷于根据地内革命群众和赤卫队所开展的游击战的泥潭，为我在外线实施外线作战的主力部队红军创造了诸多有利的战机，造成了“会剿”之敌后方的危机。黄安、麻城南部和黄陂、孝感北部的红军、游击队开展的游击战十分活跃，破坏敌人的电线及电话线路、袭击敌人据点，炸毁敌人的补给仓库，捕捉敌人的零散人员，伏击敌人的小股部队，截断敌人的补给线等等，与敌作战的主动权、选择战场的主动权、打敌方式的主动权、打敌规模的主动等，统统掌握在我之手中，敌人的“搜剿”、“围剿”、“会剿”实事上完全被我所控，受我所限，搞得敌人终日不得安宁，担惊受怕，也使深入革命根据地纵深的敌人感受到了来自红军和游击队所开展的游击战的巨大的威胁。
我红三十一师、红三十二师会合后，形成了较强的军事实力，共同进攻光山南部的敌人据点新集，连续围攻了四十天，虽然没有攻下，但也给敌人以相当的消耗。这一围攻作战，使根据地内“会剿”的敌人发觉我红军主力在光山、麻城边境作战，而且攻势较猛。为了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敌人不得不调整在根据地内“会剿”的力量，于9月12日将侵入豫东南根据地的敌之第七十八团和补充团迅速西调，企图再次构成合围态势。但是，就在敌人调整兵力部署的同时，我红三十二师又乘机返回了商南地区，先后消灭了禅堂、关家店、南溪、丁家埠等地的反动地主、民团武装“编练队”，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土豪劣绅，并在南溪等地召开了革命群众大会，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上，革命群众愤怒控诉了敌人的反革命罪行，并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参加反“会剿”作战，向敌人讨还血债。红三十二师随之迅速扩大，豫东南革命根据地不但没有被敌人搞垮，反而很快又得到了巩固。敌人镇压革命群众，摧毁根据地的企图最终被彻底粉碎。
此时，我红三十一师利用在根据地内赤卫队以积极的游击战行动牵制敌人注意力和主要兵力的有利战机，在副师长徐向前的率领下，跳到敌人“会剿”的外线的宽大地域，分兵数路，广泛机动，灵活作战，相互协同，相互策应，相互依托，相互支援，展开了积极而有效的游击战。徐向前指挥部队，广泛机动，灵活作战，什么地方有利就在什么地方打，什么时间有利就在什么时间打，哪一路敌人好打就打哪一路敌人。所以，牢牢地控制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就这样，红三十一师在外线向南出击，先后歼灭了黄陂的长堰、夏店之敌，黄安的八里湾，麻城的谢店等地的地方反动民团，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打得“会剿”鄂豫边根据地的敌人，防不胜防，一筹莫展，难以应付，十分被动。敌打我时，让敌人找不到我，追不上我，打不着我；而我打敌时，则能盯得住，打得到，消得灭。当敌人处于这样一种处处受困，处处碰壁，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时，不得不于9月下旬退出根据地，猥集到各个据点中去，而再也不敢对革命根据地轻举妄动了。就此，敌人的第二次“会剿”也随之被彻底粉碎了。第三章我们的战法就是跑圈
时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事件：形成游击战七条原则
战略：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赢挠盛，结阵趋地，断绕四径。后贤审之，势无常定”。此语出《握奇经》。其意是说，游击部队的行动是，忽动忽静，避实击虚，打弱扰强，或是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要点，或截断敌人的四周的交通，使它陷于穷困。总之，人们必须认识清楚，游击部队的作战方式是不固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游”中迷惑敌人，从“游”中袭扰敌人，从“游”中疲惫敌人，从“游”中创造战机，从“游”中争取主动，从“游”中消灭敌人。战争的经验证明，这是弱军战胜强军的有效战法。正可谓：“兵寡，须出没无常，轻而迅，敌不及格，亦不能追。宜袭不宜明，宜夜不宜日，宜奇不宜正，宜惊扰不宜确斗”。即，兵力少，必须出没无常，行动轻快，使得敌人来不及抵抗，也追赶不上。适于暗袭，不适于明攻；适于夜暗行动，不适于白天行动；适于出奇制胜，不适于正规战斗；适于扰袭，不适于硬拼。应该说，这是弱军战胜强敌，劣势战胜优势的一种特殊规律。自觉地认识并遵循这一规律，弱军就可以胜强敌，劣势就可以胜优势。违背这一规律，其结果必然相反。徐向前在指挥革命战争的初期，根据敌强我弱、敌优我劣这样一种客观实际，在不断总结与敌作战的经验教训中，形成了著名的游击战七条原则，不仅为弱小的我军能够战胜了强大的敌军提供了正确的作战指导，也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不仅为丰富和发展我军早期的游击战争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党领导游击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8年元月，徐向前随同红四师，经过艰苦转战，来到了海丰县城。海丰是东江人民革命的首府，也是中国革命的著名领袖彭湃首先闹革命的地方。这里的人民群众革命热情很高。其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红四师来到后，和原在海丰活动的红二师会合，革命力量进一步增强。东江特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扩大红区”。于是，在彭湃的统一指挥下，红军迅速打下了陆丰、惠来、紫金、普宁、果陇、和尚察等10个县城，作战20多次，敌人被打得望风而逃，革命的势头迅猛发展。
蒋介石见东江革命的星星之火，有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的可能。为避免酿成“大患”，马上调兵遣将加以镇压。先后纠集国民党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等部，配合各县民团武装共几万兵力，分三路开始向东江“红区”“围剿”。东路是陈铭枢部，从河婆直趋海丰大安；西路徐景唐部，从多祝、新庵进攻高潭和海丰，黄旭初部进攻紫金的炮子圩、南岭和中洞；南路从海上出动“中山号”、“民主号”、“广庚号”和“飞鹰号”军舰，炮轰汕尾、甲子、石门等沿海村镇。
敌人来势汹汹，这时的红军只有两个师，总共不过2000多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已经十分疲惫。然而，东江特委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势力，坚持要与来敌死打硬拼，提出的口号是：“同敌人决一死战”。对此，徐向前坚决反对。他认为，敌人兵多势众，装备精良，我们兵少势弱，装备很差，不能与敌人死打硬拼。主张与敌人死打硬拼者，从表面上看是很英勇、很坚定的表现，但实质上却是很愚蠢的做法。因为“与敌人死打硬拼”，不但消灭不了敌人，反而会被敌人消灭。另外，与敌人“决一死战”的作战方针，也正是敌人企图将红军彻底消灭所希望的。为此，我们只能和敌人兜圈子，敌人来了，山上山下周旋，他们来东山，我们上西山，他们来西山，我们又转回东山。力争更多地保存兵力，在消耗和疲惫敌人的过程中，敏锐准确地寻找战机，机动而灵活地打击敌人，以求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终彻底战胜敌人。
但是，东江特委不同意徐向前提出的这种打法，坚持要把部队拉出去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而且还针对徐向前的“跑圈战法”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尽管徐向前据理力争，提醒特委这样做肯定要吃大亏，红军非受损失不可。但特委仍一意孤行，坚持所谓的“决战决胜”的错误主张。眼看红军就有被葬送的可能，形势十分危急。4月初，东江特委在大南山的一个村庄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专题讨论当前的局势和行动方向的问题。徐向前在这次会议上，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死打硬拼，攻城夺镇，不是好办法，因此，他提出眼下最好把尚存的1000多人，收拢起来，打到粤赣边去。那里属于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便于红军机动游击，也可以慢慢地补充和发展自己的队伍。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而，特委的一些领导人仍然认为东江形势大好，盲目地高谈“迎接革命高潮”的“反攻”。最终，徐向前的意见被联席会议否定了。
会后，红军根据特委的决定，攻打海丰。“特委同志说，城里有内应，攻克不成问题。其实守敌是一个多团，仅八个士兵是我们的人。我军进攻城里，占领了小部分地方，再啃就啃不下去。没有办法，我们带上那八个兵，退出城来，又转到海丰附近的山里去”。可是，自此的处境却更加艰难，环境更加险恶了。作为师长的徐向前，他率领着剩下的400多人，采取“跑圈战法”，在山林里和敌人周旋。敌人遭到东山，他们就撤到西山，敌人又追上来了，他们又跑了出去。他们越转越有经验，越转越有信心，而敌人越转越疲惫，越转越懈怠。草棚被敌人烧毁了，他们再搭起来；粮食没有了，就挖野菜，摘野果。这“跑圈”的战法，游击的实践，愈发使徐向前确定了这样一个思想：敌强我弱，为了保存自己，决不能和敌人硬拼，决不去攻城夺镇，决不能去做“乞丐与龙王比宝”的傻事，要依靠山区和敌人“跑圈”，坚持游击战。这里蕴含了取之不尽的力量，也能创造出用之不竭的战法。敌人虽然一次又一次的搜剿，一次又一次地围攻，但是面对红军的“跑圈战法”，他们只能是无可奈何，望山兴叹。气急败坏的敌人不得不采取“扫平千里赤地”的恶毒手段，焚烧村庄，屠杀人民，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深山里。
在这段艰难的经历里，徐向前开始从中国革命的形势、特点出发来深刻地思考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思考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后来总结说：“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落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地主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崇，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徐向前的这些认识，正是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对中国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法的科学总结和深刻揭示。他关于游击战战术原则的思想，也同样如此。敌强我弱，这是当时红军面临的一个严酷的事实。也正如徐向前后来所言，“我们仅那么点人，几百条枪，四周都是敌人，凶得很，整天要消灭你，逼得很紧。渺小的红军，需生存下来，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问题。达尔文讲过，要‘适应环境’，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山里的蝴蝶为了免受人和其他动物的伤害，把自己打扮得像花一样，它要生存嘛！红军要生存，要发展，也得适应环境。搞游击战，开始难免吃亏，打些败仗。然而，‘吃一堑，长一智’打来打去，逐渐就有了经验，摸到了点规律性的东西”。
于是，徐向前在大别山经历了一段游击战争实践之后，于1929年12月，他与红军领导人戴克敏等共同研究总结出了著名的游击战争七条战术原则：（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徐向前认为，在游击战争中，最为关键的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打也好，跑也好，进也好，退也好，集中作战也好，分散游击也好，都离不开这一点。对此，徐向前分析到：我们面对的敌人有三种：国民党正规军：地主民团；红枪会之类的乌合之众。国民党正规军的力量强，人也多，但从外线开进山区来“搜剿”，五个指头一伸开，兵力就会散了，使我们有空子可钻。反动民团和红枪会等战斗力差些，搞掉他们，一是利于发动群众；二是便于孤立国民党正规军；三是能够缴获点武器。所以，我们就重点打击他们。像紫山堡一带的反动红枪会，成千上万，势力很大，我们在粉碎“罗李会剿”中狠打了一下，搞垮了他们，柴山堡革命根据地才完全巩固起来。有些地主民团的据点是敌军进攻和分割根据地的“大跳板”，又是供应点。我们避开敌人的主力，拔掉这些据点，“釜底抽薪”，既增加了敌军供应的困难，又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和武装充实自己创造了条件。
在具体战术上，徐向前强调：红军人少武器差，打大仗不行，要靠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对付国民党正规军，主要是打伏击。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埋伏好兵力，抓住他们的个把连或排，突袭一下，打完就走，瞅准机会再打。碰上大股敌人就不行，如一个营以上的兵力，我们对付不了，得跑，和敌人转圈子。因为力量有限，吞不掉人家，还有被敌人吞掉的危险。因此，不能只靠勇敢，还要靠战术、靠谋略。打仗，也像搞经济建设一样，要算账，看本钱，量力而行，口不能张得太大。不顾自己的力量和本钱，想一口吃成个胖子，非吃亏不可。在哲学上，这叫做主客观条件不统一问题。对付地主民团，主要是夜间奔袭、白昼伏击。他们守在寨子里，有粮吃、有工事、有机枪、手榴弹，你硬攻也不行。我们几百人枪，人家有了准备，你硬攻怎么行呢！怎么办？趁敌人不备，搞突然袭击。一般是选些孤立的民团据点，夜间发起攻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天亮前解决战斗。再则是诱敌出笼，打伏击。先派几个人吸引敌人出来，游击队埋伏在附近，打一家伙，至少能打死几个人，缴几支枪。那时，我们到处和敌人转圈子，避实击虚，搞伏击奔袭，多打些小仗、胜仗，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胜仗打得越多，士气就越高，队伍就越好带，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徐向前认为，开展游击战争，除了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地实施有游有击，游击结合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根植于民众之中。历次的反“围剿”、“会剿”、“搜剿”作战中，拖得敌人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失败而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及主动支援，使红军有了坚强的依靠和得到了及时的掩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鄂豫皖边的群众就是这样，他们受压迫很深，与官僚、军阀、地主有不共戴天之仇。工农武装起义成功，打土豪、分田地，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他们打心里拥护革命，支持红军。敌人来了，又烧又杀又抢，搞什么“清乡”、“搜剿”，残害群众的手段，骇人听闻。每次“会剿”来临，群众纷纷藏粮食，进深山，封锁敌人，支援红军。他们宁肯丢掉家园，在山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不愿意落到白军手里。有些群众被敌人抓住，百般受刑，致死不吐露红军的一点消息。在特委领导组织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担、矛子、大刀、土枪，四处袭击敌人，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而我们的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就是我们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得以发展以及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正是基于徐向前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游击战本质、特点、规律有了如此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认识，所以，在组织指挥红军的游击作战时，才做到了指挥精妙，灵活驾驭，战法多变，游刃自如，使得红军一胜再胜，不断地发展壮大。
1929年10月初，驻河南信阳之敌徐源泉第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的夏斗寅的第十三师由南向北，向鄂豫边根据地发起了新的“会剿”，企图将徐向前率领的红三十一师歼灭于天台山地区。大兵压境，地方党组织的同志，怕丢了地盘，怕被敌人打烂了坛坛罐罐，所以，坚持要打，要以誓死保卫根据地，与敌抗击到底的决心，死打硬拼。红军指挥员中也有人怕群众受损失，怕红军丢威信，主张和敌人硬拼。徐向前除了坚持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之外，还耐心地教育广大指战员和地方人员及人民群众：“要打得有胜利把握，自己的伤亡和消耗要少，消灭敌人要多。丢枪、伤亡一大堆人，打败仗，可不行。不然，有生力量消耗太大，部队情绪给打了下去，以后就不好办”。“我们还是坚持有条件下就打，不利条件下就不打，这一点不能动摇”。经过敌情的综合分析，最后决定还是要打。但不与敌人硬拼，徐向前将兵力分为两路，利用敌人合围的空隙，跑出包围圈，转移到敌后去，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力求大量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夺得反“会剿”的胜利。
由于红军“跑圈”式的转移，敌人的“会剿”企图落空了。当时徐源泉的第四十八师已进占宣化店、陡沙河，夏斗寅的第十三师第三十七旅也经黄安向北行进。就在这时，地方党组织送来了情报，说南路敌人只有四五百人，正在撤退。徐向前将信将疑，立即与党代表、参谋人员研究。大家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此时敌人兵力不太多，与我兵力对比差距不太大，打得好有可能取胜，加上天台山地区山高势险，地形对我有利，群众条件也比较好，可以在这里打它一个伏击战。于是，决定在敌人必经的天台山铁子岗一带设伏。部队进入伏击阵地进行了充分的伪装，直到傍晚，敌人进入了我伏击圈。战斗刚刚打响，徐向前发现情况不对，敌人兵力不是四五百人，而是一两千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在机枪、炮火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此时，要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徐向前决定采取交替掩护的方法尽快摆脱敌人。于是，在徐向前镇静自若的指挥下，部队开始有组织的分批后撤，直到天黑，基本上摆脱了敌人的追踪。这一仗，情况不准，口张得太大，部队’受到了一些损失。战后的干部会上，在总结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会议重点研究了反敌“会剿”的行动方案。会议决定，将部队相对集中，以大队为单位，分路游击，发动群众，相机袭击敌人。经过短暂的休整的红三十一师，趁敌人向平汉线撤退之机，徐向前指挥部队，兵分三路向外线出击，先后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消灭和击溃了敌人4个民团，缴枪百余支。黄陂六指店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慑于红军的声威，经过争取瓦解，全部投城，使红三十一师发展到了700多人，600余支枪。这一发展形势，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徐向前游击战理论的正确。
1930年初，中央鉴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红军的军事指挥。为此，作出了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部的决定。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会后，部队即进行了改编，分别整编为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徐向前兼任第一师师长。红一军成立后，前委决定军长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地区，向第二师、第三师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徐向前率领第一师向平汉路出击。
6月，徐向前率部西出平汉路，首先对杨家寨车站实施了袭击。为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徐向前率领部队从二郎店出发，隐蔽地接近敌车站据点。这里驻着郭汝栋的第二十军的两个连，对红军部队的袭击行动毫无察觉，睡梦中全部被歼。有的敌人被活捉时还以为是做梦，直到红军发给他两块钱的路费，让他回家去时，才完全清醒过来，连声道谢，说红军真是“天兵天将”。这次夜袭。缴获各种枪支100多支，使一些新人伍的徒手新战士马上就有了武器。战后，第一师移驻黄柴畈，将后方赤卫军补充来的300多人及数十名俘虏兵编入红军，将第一师的5个大队扩编为3个支队，辖几个大队，另加一个师直特务大队，全师由800余人扩大到1200多人。
6月26日，郭汝栋从广水派出一个团，进至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从花园派出另一个团，进至小河溪，挟愤而来，声言要为被歼的两个连报仇。这些敌人大都是吸鸦片的“双枪兵”，加上后接不继，是个狂妄骄横，麻痹好打的孤立之敌。徐向前针对这一实际，决定采取诱敌、伏敌的游击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来犯的敌人。29日拂晓，各部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第一支队在左翼山脚下埋伏，第二、第三支队集结在山上，一切战斗准备就绪，只等敌人由此通过。部队一直等到中午，还没见敌人的动静，有些人认为敌人不会来了。但徐向前却让大家沉住气，耐心等待。
中午刚过，突然发现敌人尖兵，紧接着两路敌人经杨家平口向东走来。中午的骄阳，热气阵阵袭人。这两路敌人根本不像行军打仗的样子，有的解开了衣扣，有的倒背着枪支，有的哼着放荡的小曲，拖着疲惫的步伐，缓缓地进入了红军第一师早已为其设置好的伏击地区。当师长徐向前看到敌人已经完全进入伏击圈之后，一声令下，第一支队的指战员一跃而起，迅猛地扑向敌人，第二、第三支队也从山岭上压下来，整个杨家平口顿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打得毫无思想准备的川军郭汝栋这支“双枪兵”顿时乱作一团，四处逃窜，有的丢掉背包、烟枪，纷纷自找生路，跑不动的就跪在地上缴枪求饶。我红军第一师的指战员们犹如虎入羊群，横冲直撞，一面冲杀，一面高喊“缴枪不杀”。仅用了2个小时，敌人一个正规团1000余人全部被歼。
杨平口伏击战，是徐向前担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后，所指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战后，红一师重返黄柴畈休整，又进行了第二次扩编。全师三个支队扩编为3个团，每团2个营，每营3个连，共1500余人。
7月下旬，徐向前率红一师第一、第三两个团及师直属特务大队，再次出击平汉路。攻克郝家湾车站后，转至青山口，得悉距该地区40里的花园镇为刚刚从武汉开来的敌钱大均部教导三师第五团驻守。该敌惧怕红军袭击，白天挖壕，夜间坐更，赶修工事，倍加警惕。师长徐向前与党代表戴克敏一起研究分析，认为花园镇的敌人虽然装备较好，但是都属于杂牌部队，战斗力较弱，我红一师经过杨家平口、郑家店战斗，士气正旺，战斗热情正高，正是连续作战的好时机。为此决定对花园镇之敌来个出其不意，突然夜袭。
7月28日晚，师长徐向前率红一师从青山口出发了。两个月以前，这支部队只有几百人，短小精干，那时说走就走，行动非常迅速灵活。可现在，1500多人，人多枪多、装备多，机关也大了。全师集合起来，用了近2个小时。各级干部又缺乏组织大部队行军的经验，出发后走了十几公里，后卫就掉队了。走在前面的部队只好等待，当部队进至到花园车站东南15里的时候，天已破晓。对此情况，徐向前十分焦急，已经失去了夜间突袭的有利战机。面临的难题是按原计划打，还是不打？打吧，担心这支刚刚扩编的部队昼间作战受损失；不打吧，又觉得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歼敌机会。徐向前当即召集紧急会议进行磋商，难下决心之时，地方党派人送来了最新情报，说昨夜花园镇内的敌仓库着火了，敌人为了灭火折腾了大半夜，驻南街的敌第八十三师留守连已经撤走，敌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警备，而且都特别疲惫。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徐向前认为此时仍然可以达成战斗的突然性。于是当机立断，按原作战计划实施。
天已黎明，部队轻装后，由师特务大队化装成赶集的群众，首先清除了敌人外围的岗哨，随后部队主力分路跟进。早上5时左右，太阳刚刚露头，各路部队分别到达指定位置。在统一的号令下，突然从四面八方冲进花园镇内。这时敌人正在洗漱，当发现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冲至面前时，有的丢下脸盆去拿枪，但为时已晚。敌人顿时大乱，8挺重机枪一枪未发就当了“俘虏”。溃不成军的守敌，没等组织起有力的抵抗就败下阵来。战斗不到3个小时就接近尾声了。只剩下敌迫击炮营在副团长的指挥下，依托李家祠堂的坚固建筑物负隅顽抗。徐向前命令在祠堂周围堆积起棉花、柴草实施火攻。同时组织力量展开政治攻势。在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敌军士兵纷纷哗动，最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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