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庆育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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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学大师共同思考试读：
自序
从儿童时代开始，50多年来，读书不计其数，获益多多。细细想来，认真读书可以使人增加知识、净化心灵、获得定力、走向完美，尽管这个完美是永远都不可能达到的。认真读书有很多益处，我的感受难免挂一漏万。儿童时代书很少，而现在书太多，所以读书就需要有选择了。在工作期间，除了因为带研究生必须读一些专业性很强的书外，大多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读书方式，那就是工作中缺什么读什么。但经济管理类的书籍几乎伴随了我近40年，那是因为大学的专业所致；工作后由于工作性质，又强化了这方面的选择。现代社会发展已经走向大融合，这其中当然包括知识。所以，我感觉到必须开阔视野，于是将读书范围扩展到历史学、法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但主要还是在经济管理领域。
读书就要动笔，几十年来，我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札记。近期将最近年读的2013—2018年出版的有关经济与管理的书籍札记进行整理，选出了40篇中外经济管理类书籍的读书札记，而这些书绝大多数是中信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产品。在众多出版社中，这两家比较前沿，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前沿的同时，又显严谨，学术性极强的成套世界级名著如2013年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一经出版就引起我的关注。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及如何将有限或者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科学，要全面把握经济学，将是个浩大的工程，而比较系统地选读经济学大师的著作，无疑是踏入经济学大门的有效途径。本书的各篇读书札记紧紧围绕原著的主要思想脉络，并结合中国当代的实际情况，既厘清了原著的主要思路，介绍了著作的精髓所在，又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评论。所选读中国著作都站在了经济管理学科的相对前沿，涉及的都是反映时代发展的重大选题，其时代性特征非常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把握中国经济的时代脉搏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所选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基本上都是经典，其中不少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对读者把握西方经济学的轮廓和重要观点大有裨益。在读书的过程中，难免进行一些思考，所以札记和评论也加入了我自己的观点。在评论时需要将全书的脉络和主要观点给大家理清楚，有个别处引用了书中原文和原意（引用原文原意部分均进行了脚注），绝大多数是经过我理解后重新梳理表述的。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本书的策划编辑，在出书过程中，我们的讨论是愉快的，比较深入的讨论又转换成工作友谊。我的妻子李南教授和秘书陈立州博士为我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不会有读者手中的书。2018年10月1日
中国经济管理类
做对的改革和没做的改革[1]——读《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我很早就比较关注经济学家华生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价格双轨制、股权分置改革和资产经营责任制这三大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事项，都凝聚着他深邃的思想和辛勤的劳动。30多年过去，直到2013年7月，我才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重庆与他讨论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华生非常谦逊，我们之间的讨论也非常坦诚，他显然在深度思考这个问题，对我这个曾经操作重庆户改的实践者的话很关注，临走时，他送给我了这本《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书的题目很大，但作者以其敏锐独到的见解，为我们展示了一份关于中国已走过的改革道路的深度思考答卷，同时前瞻性地铺开了一份未来中国重点改革的路径和蓝图。注释[1]华生.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一、做对的改革其实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社会和其他各方面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变迁。对这一点，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但华生没有满足于这种表面的认识，他提出的问题是：与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为什么中国会成功？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等。
他以一个经济学家严谨的学风做出四点归纳：一是在确保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而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二是坚定而又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社会对抗；三是基于既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和土地供应；四是中央集权[1]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
坦率地讲，这四点总结都似曾相识，但作者并非只囿于从现象上诠释改革，他在改革道路实践性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总结。第一，他从哲学意义上对改革的实践进行分析。从1978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其间我们经历的一系列似乎带有偶然性的事件，实际上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倡导的解放思想的开放态度和实践出真知的探索精神的具体表现，它们构成了改革的认识论基础。邓小平的实践标准论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用朴素的话来讲就是：什么样的鞋适合自己的脚，只有自己试穿一下才知道。第二，华生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诠释了改革。意识形态化，包括宗教化，是在人类社会信息成本很高的阶段上动员和组织民众和社会的一种形式。改革需要解放思想，需要彻底地打破泛意识形态化的羁绊。改革开放前，干什么都讲阶级斗争观念，凡事都问姓资姓社。摆脱这种贴标签的泛意识形态化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广泛，政府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宽阔，从思想基础上来说，就是得益于解放思想，摆脱了泛意识形态化的羁绊。第三，通过对改革的进程的分析揭示了贯穿改革全过程的主线。中国的改革起源于邓小平提出的思想解放，而改革的真实历史，是在实践、认识、舆论和政策的互动中，为了实现现代化赶超又不出轨翻车，最高决策集团平衡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全部过程。到了今天回头去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拒绝固守传统模式和守旧后退；拒绝简单以西方模式为样板的全面移植拷贝，不沦为别人的跟班；坚持从国情和民族利益出发，既学习模仿借鉴，又自主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注释[1]华生.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63-66.二、挑战和改革要继续做的
回顾历史的变迁有助于我们获得关于未来的启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最广泛深刻的变化，让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跃升为巨型的工业制造大国。中国崛起的“世界工厂”并正在走向“世界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地位震撼和改变了全球生产、制造、运输和资源消耗的版图。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华生在对这些现象的深刻分析中揭示了当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问题。除了分配上存在的失衡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大社会遗产——城乡隔绝的二元体制。正是它造成了市场初次分配的严重扭曲和中国独特的转型之路：以充沛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和最自由也同时是最无保障的劳动力市场成就了世界工厂的伟业；以对资本的热情渴望和对劳动者公开的身份歧视与权利剥夺推动了令人炫目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财政收入扩张；与此同时又推动了劳动者分享的收入在比重上不断下降，以致创造供应的工业化得不到产生需求的城市化的呼应与配合。
作者以独到的见解，剖析了当今中国两极分化和内需不足的根源。与此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另一个当今中国的重大社会现象——三元化的人口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卷入工业化的2.6亿农民工，尽管在职业上已经完成了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化，也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他们并没有转化为城镇的市民，而成为在农村居民、城镇居民之外的一个特殊人群。这使中国人口呈现三元化特征。这个庞大的社会阶层连同其家属，已经超过了今天中国全部城市户籍人口，但他们却落入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造成的“进不来出不去”的陷阱之中。这个经济和社会结构最大的扭曲与失衡，是当今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首要障碍。华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不从这个矛盾入手，中国内部消费需求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贫富分化的差距、城乡两极的畸形发展，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为任何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国家的最大结构是城乡结构，它决定了需求、供应和资源与收入分配。离开了这个中心谈[1]结构调整，只能是缘木求鱼。”
每当人们议论新一轮改革重点的时候，可以连串地提出系列题目，如政府职能、行政体制、土地制度、教育医疗、财税金融等等。我相信，国人期盼已久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绘就我国新的一轮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将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特征。从根本上讲，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怎么也绕不开推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使全体公民公正地分享发展成果。而华生所指向的农民工，正应该是这一轮深化改革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无疑是我们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升级版必须重点考虑的。基于此，作者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能否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开启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新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机制设计和创新，其意义不亚于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它将启动和激发链式的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变，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者在理论上清晰地勾画出农民工市民化国家行动计划纲要的关键制度轮廓。第一，确定今后12年内新增3亿城镇人口的目标；从现在就开始综合考虑“补欠账”和新进人口模型，重新审视和全面规划我国的城镇规模布局和空间分布。第二，根据农民工市民化的需要，有步骤地分年以千万套的规模兴建带有福利性质的住房，根据各地政府财政的负担能力，显著降低和重新修订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的标准，将分期分批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纳入城镇化住房建设规划和福利保障计划。第三，将城镇化和工业征用农地的使用指标与农民工市民制的指标挂钩，形成土地非农使用的内在约束机制。第四，根据城市对农民工的依存度，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农民工市民化义务，使地方政府从仅仅对户籍人口负责转为对常住人口负责，最终达到二者统一。第五，大规模地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解决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兴办职工培训学校或委托代培，保证农民工及其子女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条件。第六，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征用农用地、农民工依存度等指标挂钩，引导城市规模布局向城市化成本相对较低的城镇倾斜。第七，允许和鼓励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转让和出售其农用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其创造举家永久迁入城镇定居的
[2]条件。
这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使我们不难看到作者对农民工市民化制度设计的严谨而科学的态度，也充分显现了一位经济学家将对农民工的深厚感情理性地上升为制度研究和政策设计的科学理论思维。注释[1]华生.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03.[2]华生.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90-92.三、我国改革的阶段性
改革之初到21世纪前10年是以经济改革带动整体改革的阶段，其基本特点是从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出发，以“问题导向”方式引出相关领域的改革。这之后，进入以社会改革带动整体改革的阶段，这个阶段涉及的领域比较宽泛，城镇化是其中一个重点，其攻坚任务就是要打破对人口主体——农民的身份歧视，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化。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以政治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阶段。
读完全书，我不禁又回忆起与作者见面的情景，从他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和严谨思维中，我仿佛看见了宏大的国家农民工市民化工程正在全面铺开。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口三元化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而成为历史。（本文原载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公民导刊》2013年第11期）一部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义[1]——读《新政治经济学讲义》
就目前来讲，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其体系结构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不同的学者对其研究对象、范围和主题的界定也不一致。但是，汪丁丁新近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在行文风格上独辟蹊径，大量采用推理性的论述，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全书可以说是经典文献理论的有序组合和多学科知识的高度融合。
由于作者具有数学控制专业知识背景，其论证往往以数学的推证方式进行，因此该书也被称为“心智地图的七份讲义图”，错综复杂地分布着有内在关系的若干观点。让我们从他的“心智地图”讲义中抽出一个问题来描述——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它被拆分为“新”“政治”“经济”“学”来加以理解，包含四方面内容各自的含义以及合并后的解释，即新政治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2]政治经济学与老的福利经济学互补。从社会选择理论、新福利经济学、“计算机社会主义”与“机制设计”等理论出发，作者对“心智地图”进行了无限展示，使人感觉到他要在“心智地图”上穷尽某个领域在历史上的所有著名人物和重大观点。这可以说是一种教学方法论的革命，让我对作者的严谨肃然起敬。这种寻根式的关联方式和并联方式的讲义，证实了作者讲的新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西方的大学里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但我以为其核心议题是正义。正义是什么？正义是公正的道理，按中国古代学者观点，“不学问，无正义”。而今天我们对正义的理解，已经上升到更为广泛的层面，是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给出的肯定判断，是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如何下定义通常是讲授者要首先面对的，但作者并没有循常规，而是全面展开了对正义的研讨。
全书以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和价值三个[3]维度的论述作为始端，提出问题并将回答扩展到幸福的三维度——效率、正义与自由；再引出中国人的幸福三维空间，即物质的、社会[4]的以及精神的；最后归属到康德的物质生活与经济维度、社会生活[5]与政治维度、精神生活与价值维度。很明显，作者在此运用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首先进入主题的是产权问题。讨论产权就必然涉及冲突、歧视和竞争，因为没有冲突和竞争，就不必有产权。由于竞争是由资源稀缺性决定的，竞争就带来淘汰，这就引出了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正义。人类对正义的理解是多元的，当下国人一般的理解是，正义就是公正的道理。而作者推荐的是艾智仁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的观点：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在新古典经济学人皆自利的假设下，一切行为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众人均采用这种行为时，冲突是必然的。所以艾智仁教授给经济学下的定义并非常规的“资源配置的科学”，而是“解决[6]利益冲突的科学”。有冲突就必然考虑正义。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学假设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就是人的满足感，即自利的完整表达是幸福感。但在汪丁丁看来，正义感应该是幸福的一部分，他给出的典型案例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里，尽管你的收入非常高，你也会感觉不舒服。这说明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能包括幸福的全部。比如在无神社会里，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显得非常重要，以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
汪丁丁定义了幸福三维空间，精神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自由，社会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正义，物质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效率。从古至今，人们对正义的理解是多元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最早就提出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首要就是看它是否正义。美国教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两人都将正义排在重要性首位。汪丁丁博览群书，从多角度阐释了正义，他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展开如下对正义理解的路线图。认可韦伯的三维空间；以此理论为始点，展示了艾智仁教授的公式：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然后又将正义引入情感世界，运用罗尔斯的派生情感理论，定义了幸福三维度。由于社会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正义，那么应该怎样提升一个社会的正义性呢？作者直面现实，提出求解正义的药方就是体制改革，直击当今社会存在的财富不合理集聚问题，如权力寻租、商业违法、收受贿赂、损人利己等等。作者从正义入题而直面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体现的正是正义的学术道德。
我们沿着作者的思路，从正义理论诉诸情感与诉诸理性纠缠的“两条路线”到新中国的正义实践，从政治民主与社会正义到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探讨，作者最终解答了为何研究正义是以研究中国文化、制度和幸福三维空间为背景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升华，这既符合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原理，也符合人民大众追求幸福的规律。我们应该承认，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生活的三维空间首先是物质的，这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这个层次，公众普遍希望的是公平，汪丁丁把它称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式。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把这个初级形式界定在1860—1960年的百年间，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对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式的求解过程，其中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等。但在这一阶段，精神生活的不发达，使得大众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正义诉求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维度上的自我满足。所以，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之内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就只能靠涉及上层建筑领域的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打破权力机会、财富的幂律分布（不平衡分布的一种形式，显著特征是等级越高越不均衡），从而要求生活世界从效率主导演变为理性情感主导。物质生活的效率原则与理性情感生活的心性原则间的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态。
在该书最后，作者以他的一篇文章，结束了对核心议题——正义的讨论。中国人民30多年来以改革开放的方式求解的中国新发展之路，其实是具有民族主义的自由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强大社会功能之体现。如果我们认可作者对前一百年的分析，那么也应该有理由相信探索解决中国基本问题的高级形态，相应时段大致也要一百年。其间，社会基本问题的求解过程，将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的二维世[7]界，逐渐转入“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二维世界。从时段上看，大致等同于邓小平所描述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与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而当前，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调整社会、大众以及国际关系的新进程。毫无疑问，这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正义责任。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承诺对民众陷入困境的生活进行“托底”，是国家正义的体现。而今天，满足民众对多维需求的新期待、新诉求，更是国家正义与时俱进的新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分强调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着眼的正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正义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今天人民对中国正义、公平、和谐和民族复兴梦的追求，不久的将来必定实现中国人民生活空间的三维平衡和明显的帕累托改善最优化。（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45期）注释[1]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4-19.[3]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5.[4]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581-582.[5]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19.[6]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1-36.[7]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25.中国经济转型的有效路径[1]——读《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传统发展经济学对经济转型的定义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而今天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远远超越这个定义。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著《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总结了中国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按照双重转型思路做出了前瞻性的分析和研究。注释[1]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一、中国经济转型已取得的重要经验是未来深化转型的基础
作者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进入了体制和发展的双重转型。尽管这种转型没有先例，但中国却成功地实现了。中国未来还将进一步走双重转型之路。总结经验是前进中所必需的，作者做了八个方面的归纳：一是体制转型是双重转型的重点，如果计划经济体制始终束缚着我们，中国不可能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更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二是思想要先行，双重转型必须解放思想，要清除计划经济理论的消极影响，否则改革与发展都不可能推进；三是高度重视产权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容易导致产权模糊、投资主体不确定、投资方的权利和责任都不清晰等问题，这些都会成为改革发展的巨大阻力；四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如果发展经济脱离了改善民生，那么发展的方向也就错了；五是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要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核心就是鼓励自主创新；六是提高经济质量，要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七是推进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化率是双重转型的成果，也是持续实施转型的助推器；八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这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更主要的是为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挖掘民间资本的潜力。二、为什么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双重转型的基本前提
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状态的观点。两类经济非均衡状态的共同特征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或超额供给存在，需求约束或供给约束也存在。其中一类经济非均衡状态下，参与市场的微观经济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具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主选择权，并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另一类经济非均衡状态下，参与市场的微观经济主体是非自主经营、非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没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主选择权，不承担或不充分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存在的经济非均衡属于第一类经济非均衡；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所存在的经济非均衡则属于第二类。由此，作者认为对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改革不应当以放开价格为主线，应当以产权改革为主线，而股份制改造则是明晰产权、界定产权、培育独立的市场主体的最佳途径。首先通过产权改革将第二类经济非均衡转为第一类。其次通过市场完善，再由第一类逐步向经济均衡状态靠拢。
确权从哪里入手呢？作者的回答是土地确权，“农村面貌的真正变化，不能只靠林农，而必须靠农田的承包户。只有农田承包户都经过土地确权，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富裕的、[1]强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土地确权能保障农民权益，加快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城市确权就是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方向就是厉以宁先生倡导的股份制改革。中国的股份制改革是在争议较大的背景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的。但实行的是存量增量双轨制，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增量先行，存量后行。而要彻底进行股份制改革，就必须把双轨并成单轨，这一轮的股份制改革始于21世纪初。注释[1]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7.三、深化双重转型，核心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核心，这就涉及多方面的双重推进与调整。（一）所有制形式上推动国有和民营的双发展
从产权界定的基本前提出发，我国国有资本的改革重点就是资本配置改革，而资本配置改革就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作者提出资本配置体制由国资委直接管理，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营主体，这样市场经营主体就必须健全企业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和监事会制度。有了主体地位的确立、企业积极性的调动、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才能够有效解决创新动力不足和创新能力弱的问题。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就要杜绝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讲诚信、不履行承诺、对企业摊派，甚至以各种罪名恐吓、没收企业财产等行为。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就是对民营企业实施产权保护，根据法律法规履行职责。企业自身也与产权界定有关系，不少企业从建立起，产权就不清晰，一旦发生产权纷争就会阻碍企业发展。所以民营企业体制转型的重点也是产权界定，只有产权清晰，投资主体才明确，法人治理结构才完善，决策程序才规范。（二）经济形式上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双重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虚拟经济利润率高、进入门槛低、退出投资领域容易等原因，出现了部分货币资金撤离实体经济而转入虚拟经济的情况，使实体经济资本供给严重不足，而过度的资金进入虚拟经济领域，极易产生泡沫，给国民经济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处理好二者关系在当前就是做好让资本回归实体经济的基本对策。要让实体经济领域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要让实体经济领域成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顺利得到融资的投资领域，要将实体经济的回归和实体经济的转型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回归实体经济是当务之急，但虚拟经济也需要发展，不能顾此失彼，虚拟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加强规范化科学化。资本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但必须认识到，仅仅回归实体经济是不够的。技术在进步，实体经济领域如果不转变发展方式，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道路，最终也会被淘汰出局。（三）经济调控上做好宏观与微观的双衔接
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将总需求与总供给调节并重，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并重，短期调节与中期调节并重。但宏观经济调控总存在滞后，其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调整不把握短期经济走向。这就需要关注微调措施，包括结构调整和细节调整，如遇到经济下滑，仍应该以微调为上，稳中求进比急于求成好得多。宏观经济调控出大政策需要慎重，政策要有连续性，不要打乱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正常预期，以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部分物价上涨、技术工人供给不足、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等问题，通常不是依靠宏观调控解决，所以不能以为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一用就灵。即使是股市、楼市的起落，靠宏观经济调控也不一定就能生效。如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抑制物价的上涨不能单纯依靠宏观调控的紧缩总需求的措施。像用工成本上升而引起的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原材料燃料供给不足而引起的生产成本上升、猪肉蔬菜供给不足而引起的食品价格上涨等情况，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反而会使供给更加紧张。经济调控必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把握宏观与微观的相互联系，比如改变货币供应会影响企业资金链，企业资金链又与产品供应链相联系。（四）经济发展上处理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双重关系
当前，我国进入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共同推进时期，如何统筹考虑是个大问题。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往往是较早推动工业化，再在此基础上推进城镇化，这就会产生一系列弊端，最典型的就是“城市病”。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率高达90%以上。在经过二百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城市化率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更有意义的是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和身份限制、公共服务不均衡等一系列城乡差距。中国目前这些问题都存在，但并非西方传统城市化模式的翻版。因此中国必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应当分为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这种新模式在[1]有些地方又被称作就地城镇化模式”。
现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应该是相互促进、相互带动的，而且是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过程中实现的。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既需要经历体制的转型，也需要经历发展的转型。体制转型指工业化要进一步市场化，要通过市场竞争和企业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使资源配置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趋于有效合理；而城镇化要逐步突破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市民之间的差别最终不再存在。发展转型指工业化重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使工业化的水平不断上台阶；城镇化重在发挥城镇在引领农村发展、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使城镇成为经济中心，使农业走向产业化和现代化。作者认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的真正含义表现在：“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由于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是结合在一起的双重转型，所以现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必然结合在一起。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相互带动、相互[2]促进，说明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全过程。”（五）创新发展上要将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双重推进
实践为我们勾画了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路线图：“创意—发明创新—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市场—再创意”的无限循环。可持续发展的企业，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促使产业升级，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占据本行业技术制高点，站在价值链的最高端，成为行业的领跑者。中国的制造业受要素成本上升、国际竞争激烈、资金普遍紧张、国际市场知名度低等因素的影响，长期居于制造业价值链的中端和低端。面临这样的境地，中国制造业唯一的出路就是双重推进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实现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首先要注重改革和制度调整。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所有红利行将消失之日，也就是原有优势潜力耗尽之时，要保证红利不断地出现，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其次就是通过改革创造新优势和新红利，实现从旧人口红利向新人口红利，旧资源红利向新资源红利、旧改革红利向新改革红利的转变。再次要使一部分较为领先的企业实现由制造业价值链低端和中端的位置升到高端位置，使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配合。最后在功能上扬长避短，利用技术先进性和熟练技术工人队伍以及营销创新和售前售后服务工作的改善，客观评估我国制造业的不足之处，在“走出去”时规避国际市场风险。
作者在全书的最后，提出了实现双重转型最根本的依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直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今天我们要实现双重转型，最根本的依靠就是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让人民得到实惠。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业承包制的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使中国广大农民得到了稳产增产的好处，农民可以吃饱穿暖，收入也增加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转入快车道，农民工纷纷进城务工，以亲身的经历感受到生活更有奔头。这就是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动力，这就是双重转型之路，也就是中国道路。改善民生，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是没有终点的。我们只有在发展中始终坚持最根本的依靠，稳步推进双重转型，才能不断取得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注释[1]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07.[2]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18.当下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真相[1]——读《经济的真相：改革2.0时代的危与机》
一个占全球人口六分之一大国的动向，显然引人瞩目，而在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背景下，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更是为世人所关注。于是“唱空唱实”“唱衰唱盛”各种评价应有尽有。对于这些评价，我们应该怎么判断？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华尔街投资大亨们在拉响危机警报的同时，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经济的发展。欧洲的国家债务危机就像多米诺骨牌般从希腊发源波及数国，甚至有人质疑了欧元存在的必要性。日本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遭到重创，至今难以复原昔日经济帝国的辉煌，核泄漏更使本已疲软的经济雪上加霜，经济前景难以预料。
中国顽强地挺过来了，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全面进入经济发展和改革的2.0时代。但中国的经济运行是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然遵循经济运行周期规律，从产业调整角度，中国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克服经济波动的影响。然而，就在中国艰难转型的时候，西方却唱了一曲“唱空中国”的歪调，它们对中国正在理性应对经济回落引发的问题，努力吸取发达国家走出危机、恢复经济的经验和教训，从而走向新一轮的高中级发展的事实视而不见，却将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无限放大。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似乎很快就要崩溃了。其实，以理性的态度看，西方总体上并没有完全摆脱危机，美国虽然已经处于相对微弱的增长状态，但这一轮经济的修复，不是以恢复落后的、过剩的产业来推动短期增长为主，而是必须创造全新的增长动力。欧债危机也不是短期能根本解决的，在危机的解救过程中，欧元区在进行着体制的反思，走出危机和新欧元区的结构调整是同步推进的。同样以理性态度看待中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冷静直面存在的问题，调整思路，彻底将以往的单一改革推进为全面深化改革，充分显示了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把进行结构调整、克服产能过剩、治理环境污染等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推动不以GDP论英雄的稳定增长，这与经济周期变化必须调整不合理产业结构的理论是同向的。然而，这种理智的行为却招来了“唱空”的论调：将周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唱成经济的衰退；将个别炒作渲染的通胀预期唱成现实的通胀；将已经主动进行调整和减量的产能过剩无限放大，制造恐慌。这些人打着拉开中国经济真相的旗号，其实在掩盖和丑化中国经济的真相，这就是左小蕾《经济的真相》给我们展示的图景。
分析中国经济的真相，在今天已经不能再简单地要求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虽然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这个速度不是没有可能性，但执政党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其中潜在的问题，主动将经济发展速度调低。早在2012年，中央政府就将经济增速主动下调到7.5%，这一既定战略方针的重点在于，这个增速必须建立在对经济转型认识的基础上。高层的认识非常清晰，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中国的高层和经济界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存在周期变化规律，经济结构必须顺应规律不断调整。与之前数次调整相比，这次没有只停留在宏观层面的讨论上。首先是市场经济倒逼企业行为。如广东的服装企业家在国外进行了长期调研后，整合市场相关资源，以年轻人消费为目标市场，开启了服装行业的新空间。其次为适应结构调整的劳动力准备也悄然进行着。数年前开始，中国各省高度重视中、高级职业教育，为传统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及新兴产业的需求“量身定做”技术人才。再次是为支持产业结构转型服务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服务的小贷公司的成立。金融领域向社会资本敞开大门，适合多种企业需求的债券和股权融资近年发展较快，创造了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平台。最后是政府的角色转变。新一届中央政府从提高治理能力出发，下放管理权力、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强化服务意识。这一切表明，经济增速回调伴随着企业结构调整的重大行动，正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带着阵痛加速转型升级，寻找发展新引擎的经济真相。
左小蕾用大量篇幅描述中国经济，我们从中看到四大中国经济真相。
要保持经济的增长必须创造有效需求，必须稳增长。除了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外，在把握大量商品有效需求方面，民营经济具有先天的灵活面向市场及时调整投资方向的机制，把国有的主导与民营的灵活有机结合起来，就能形成稳增长的新动力，这是中国经济真相之一。
拿中国房市说事已经由来已久，时至今日，唱衰唱空二、三线城市的房市的人仍然东奔西窜。然而在左小蕾看来，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终极目标，并非简单的房价回归，而是应该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到“以居住为主”的消费品属性上来，因为居住属于典型的刚性需求[2]。就一套房而言，无论是改善还是新购，受收入水平和可支出能力的约束，人们对其价格都会非常敏感。但是以投资为目的的房地产市场属于资本类市场，投资品的市场价格不会通过实际供求决定，投资需求没有效用最大化的约束，反而有推动价格上涨的预期动机。因此，调控的手段与其目标衔接，可以提出新的调控思路。如果抑制投机、投资需求和促使房价稳定是终极目标，那么，未来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以居住需求为主的消费品市场而不是以投资需求为主的投资品市场，应该实施限购、实行有差别的房贷、适时开征房产税或空置税，以加大房屋持有成本，遏制投机的投资，由此形成制度化的长效机制。这一切迹象表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由以前单纯量的调整发展到分类调控，有了以居住为主的房地产市场才能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定价的健康机制。可以相信，中国房地产市场将伴随新型城镇化再次得到发展机遇，但绝对不是“炒房”，这是中国经济真相之二。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中国股市却不时出现不以公司业绩为背景、助推投机行为常态化之现象。股市靠监管和契约精神来维系，美国这样契约制度严谨的国家，1933年颁布的《证券法》也进行数十次的修订。而我们相对缺乏诚信和契约精神，《证券法》的修改却赶不上急剧变化的形势。当今中国的股市的确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价格偏离价值、机构操盘等问题和一些欺诈手段。针对此，党的十八[3]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高层已经意识到股市的问题，做出改革的顶层设计昭示着中国资本市场还存在极大制度红利的潜力，如果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建设，可以预计，中国资本市场应该是全球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市场，这是中国经济真相之三。
地方债务是“唱空中国”又一重点。在欧洲国家债务阴霾尚未完全散去的情况下，拿中国地方债务说事，不能不说有一定的“杀伤力”。我们不能回避地方债务所隐藏的潜在风险，甚至应该直面地方政府在经济长期冲动背景下的非理性负债，采取科学手段，将地方政府债务全口径纳入监管视野。同样，地方债务在十八大以后也引起高层关注，一系列指向非常明确且严厉的监管措施到位，遏制住了债务增长的趋势。如信息披露透明度增强，表外业务全部纳入表内管理，严格禁止一切表外融资活动，建立不负责任的融资行为终身问责制等一系列强势措施出台。更可喜的是，中央政府治标治本同时推进，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活跃民间投资、地方债硬约束、完善市场监督等举措，建立起系统风险发生的防火墙，彻底防止地方债务危机发生，这是中国经济真相之四。当我们理性地分析这四件大事的动态特征时，中国经济真相的轮廓已经呈现。
持续多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失衡、全球外汇储备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失衡，这四大失衡是全方位的，其根源来自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与全球贸易失衡有直接的关系，它直接推动了美国贸易逆差，而全球外汇储备失衡又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直接相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是美国推行低利率政策导致的结果。美元从21世纪初就推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成为美国乃至全球虚拟经济泡沫的始作俑者，从而致使世界付出继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经济危机的代价。危机反思是要谋求新的平衡，我们应该注意美国在长期高位逆差背景下，可能采取相对极端的贸易单边行为，应尽可能地有所防范。实际上，只要存在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与各国之间双边适度失衡便是国际经济运行的常态，那么，全球一般均衡的背景不可能使各国之间形成局部平衡。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美国识大体，遵循WTO的原则，同时世界各国做出积极的调整，只要全世界真正同心协力，完全可以实现新一轮的全球一般均衡。
至此，我们从《经济的真相》中看到了中国经济真相，中国经济并不处于危机状态，但也不是说可以高枕无忧。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在真相后面“唱空中国”的真相。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从近年经济危机的现象中也看到了左小蕾笔下揭示的已经持续多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真相。（本文部分内容登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16期）注释[1]左小蕾.经济的真相：改革2.0时代的危与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左小蕾.经济的真相：改革2.0时代的危与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9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探索国企改革路径的一种思路[1]——读《解放国企》
国企改革这个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提出的重大命题，直到今天，仍然是改革的焦点，仍然是国企所面临的艰难课题。改革的道路是艰难的，国企改革的途径也不是唯一的，走民营化的国企改革之路，是长期致力于国企改革研究的学者张文魁在《解放国企》一书中为国企改革提出的一个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国企改革的开端，1984年后，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30多年来，国企改革在不断进行，尤其是部分国企通过产权改革增强了活力，企业发展壮大，职工收入提高，政府税收增加。然而，每当改革进入新一轮设计，国企始终被推到最前沿，其改革路径问题始终有人质疑。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并非中国的特点，无论哪一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痛苦的过程：英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由撒切尔夫人主导的国企改革引起巨大社会震荡；20世纪90年代民主德国的国企改革，也引发了严重失业，拉大了贫富差距；俄罗斯国企私有化更是成为典型的反面教材。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对此确定了既要改革，又稳步推进的战略，这一战略可以从改革以来党的全会文件中去厘清。20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开始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十五大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有进有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02年十六大再次提出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混合所有制。这些足以说明最高决策者对国企改革的高度重视。但即便如此，诸多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国企效益问题也颇受指责。面对国企不断壮大的华丽背景，纵向比较，国企净资产收益率从1998年的不到2%，上升到21世纪前十年的10%以上。但横向比较，国企的业绩指标明显低于私企和外企，特别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2008年，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只有11.7%，而私企则达到25.1%。据国家统计局数据，金融危机前的2003—200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国企的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了2.7倍、2倍、2.5倍和2.4倍；而外企分别增长了3.4倍、2.9倍、3.4倍和3倍；私企分别增长了6.5倍、5.2倍、6.7倍和9.7倍。到目前，工业国企净资产收益率与非国企的差距平均为10个百[2]分点；单位资本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国企也明显低于民企。从更宏观的层次看，30多年改革历程证明，市场化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营化的快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后来的转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的不断壮大，不断将民营化推向纵深，促进了市场化进程。1992—2002年，是民企发展最快的十年，同时又是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也是市场化前进最快的十年。而过去的十年，国企民营化进程放缓，在某些领域、地区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是市场化改革裹足不前的十年。面对严峻形势的挑战，国企改革究竟路在何方？在今天重提深化国企改革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形势“倒逼”之果。
作者提出的国企改革民营化是什么逻辑呢？从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市场化在政治上处于安全区了，但是对民营化，许多人仍不以为然。其实，改革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没有民营化，就没有市场化，至少没有深度的市场化。而不少国企至今尚未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部分国企的市场化还停留在表象。市场不仅指产品，产品市场只是表面层次，更深层次的是要素、产权、劳动力、控制权市场。认真观察一下现在的国企市场化，不正是停留在产品市场吗？就要素市场而言，国企拥有体制内最丰富的资源要素，如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和政策支持等等；就劳动力市场而言，经过30多年改革后的国企职工仍然缺乏市场竞争特性的进出机制；就产权市场而言，一直在争议中悬而未决；而控制权则是不自觉地进入了长时间的渐进所有权改革，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导致部分国企从内部人控制转为大规模的内部人持股。而民企均不拥有这些特征，它们不仅产品必须面对市场，资源、人力资本都必须在市场中去寻觅。就其最本质的产权来说，乡镇企业所有权改革的示范，私有企业的硬预算约束及其与政府间的清晰边界、私人所有者展现出的盘活国有资产的能力，反逼政府以开放的姿态对待所有权改革，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所有权改革战略思维的形成。
理解国企改革走民营化的路径，首先要澄清张文魁在此所谈民营化的两层含义：一是所有权的转移，二是公司治理的转型。尤其是后者，往往被人们忽视。现实中不乏这样的现象，不少国企在民营化后并非蓬勃发展，反而出现了经营更糟糕的局面，究其原因，就是所有权改革后没有实现公司治理的转型。转型含义何在？是指将过去的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内部人控制、分享的公司管理过渡到商业化、实质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理。过渡能否平稳实现是国企产权改革的核心，其难度远远大于所有权转移本身，转移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而公司治理转型则需要较长时间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面对人们对于民营化过程会变为权贵人物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并最终导致在中国出现一个像俄罗斯那样的寡头阶层之担心，张文魁开出的药方是：必须推行“好”的民营化，避免“坏”的民营化。什么是“好”的民营化？竞争性领域的中小企业，通过公开性竞争性的方式以公允价格出售转让给非国有投资者；大型、特大型国企通过公开性竞争性方式出售部分国有产权或者在证券市场释放部分国有股份；带有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的大型国企主要走上市道路及在证券市场向境内投资者释放国有股，并推进公司治理的商业化，同时通过开放准入以破除行政垄断，通过拆分和替代性竞争以弱化自然垄断，通过公开竞拍和增发牌照以回收资源租金；承担普遍性服务责任的公用事业领域的国企、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国企，可继续保持国有独资，但必须提高公司治理透明度和强化政府监管。对国企民营化改革的这条途径，作者描绘了两个前景：一是现实的增长机会。如果消除了资源配置扭曲，不需要提高要素投入的程度，不需要提高投资率，就可以获得两个百分点的GDP增幅。二是2030年的愿景。大部分国企实现民营化，即使一些战略性行业的大型企业存在国有股，但也是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并且是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在特别领域仍然存在纯粹的国企，但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将不再构成对资源[3]配置的扭曲和公平竞争的妨害。
笔者认为张文魁为中国国有企业所设计的这条改革路径，从经济学和产权意义上是有价值的，它至少提示我们，必须处理好国企改革中的产权问题，这个问题不处理好，改革将难以获得真正的红利。但是，第一，中国的确有其特殊点，如作者在书中提及的解决民生问题的资金来源这一问题，现实中，我们可以通过调拨国企利润来解决；第二，纯粹的民营化道路风险评估必须进行，书中在此方面基本没有考虑；第三，在资源公平配置问题上，不是国家所有就必然导致扭曲，主要原因还是现在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的治理不到位；第四，笔者一直比较坚持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途径是混合所有制，但是，这并非说我们不去积极地讨论中国国企改革的其他可行路径。（本文部分内容登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21期）注释[1]张文魁.解放国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张文魁.解放国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96.[3]张文魁.解放国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31-136.调整经济大牌局的中国升级路径[1]——读《大洗牌：改革2.0时代中国经济升级路径》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不仅各国政府在思考应对方略，企业家也在寻求战术调整。学术专家则更为活跃，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和思维，《大洗牌》就是众多观察思维中的一个成果。该书开篇就展示了在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进行空前统一的以海量注资保GDP增长的情形，巨额投资带来了短暂几年的经济增长，满足了各国政府的期盼。然而时至今日，当各国经济仍然面临长期下行压力的时候，人们开始质疑那场注资的救市活动。但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应该回到历史当期背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中国而言，评价救市措施的利弊得失，既要顾及当前，更要着眼长远。中国在保增长的过程中，同时开展了对经济的调整升级，那么，是一条什么样的升级路线呢？左小蕾在书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注释[1]左小蕾.大洗牌：改革2.0时代中国经济升级路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一、升级的核心是结构
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大计已经制定，改革方向已经明确，但具体行动时，需要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需要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现象。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一直在稳增长和调结构间纠结，往往是经济下行到一定边界，稳增长就被提到一个高度。所谓“稳”，在实际中就是“保”，怎么才能保？必须尊重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规律有很多，在保经济的过程中，尤其应该重视的就是经济周期规律，尊重这个规律，就会认识到产业发展总是从初期增长演进成长到饱和，从而又进入新一轮周期，其核心是新的更高级的产业结构出现，而不是产业的重复运转。所以无论是稳增长还是保增长，实质就是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历史经验可以证明这点，比如美国2001年的IT泡沫危机，克服危机的结果是互联网的发展：泡沫危机起源于个人电脑的快速增长，而互联网则把个人电脑连接形成了网络高速公路。如果仍然在个人电脑的先进性科技含量上做文章，这场危机恐怕难以渡过。
现实中的经济泡沫与经济学者的预期有很大关系，如果不去认真分析和梳理数据中的经济变化逻辑，那就可能误把“预期”当“真实”，从而加重泡沫的形成。经济要稳定，预期要科学，像结构升级一样，宏观经济评价也要升级。正如作者所说：发布经济分析报告要尊重客观规律；对宏观数据进行分析，不要过度解读，更不要随意发挥；经济预测的随意性和导向性值得注意；要关注产业结构的调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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