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朗,曾景忠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试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作者的话
本卷对抗日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外交进行了全面的叙述。在宏观上，注意把握抗战进程的主要脉络，展现出抗战发展的趋势；在微观上，重点研究了若干对抗日战争全局以及对战后政局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点面结合，力求全面反映出抗日战争发展的全貌。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抗战时期都出现了若干新的因素，这些因素有力地支持着抗战的进行，并在相当程度上为战后的政局演变奠定了基础。
在内政方面，本卷对战时民主的推进给予了较大的关注。抗战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了政治和军事的高度集权趋势，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为动员全民参与抗战，又出现了民主发展的趋势。各抗战党派的合法化和合作、国民参政会的建立、两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使民主思想较之战前更加深入社会，深入人心。战时民主运动影响深远，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做法由此逐渐失去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国共政治影响力此消彼长。关于战时经济，本卷避免以往常常出现的对国家统制经济的过度指责，对战时经济政策做了比较客观的叙述。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对于保障战争的进行是必不可少的，应予肯定。同时亦指出，过度的财政索取以及实施统制政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导致了民心的背离。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展开了比以往较为主动和积极的战时外交。战时外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抗战前期积极争取苏联及英美等国的援助，在一段时期内争取德国的中立，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这一外交基本上是成功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政策已由中立向援华制日方向发展；一是在抗战后期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升，延续了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得以废除，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最终名列四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抗战使中国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走到中心舞台。
关于战时文化，本卷指出，在八年艰苦抗战中，中国的学术思想与文化并没有丝毫的退步，反而因时代的恩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战争不仅没有影响思想家的思索，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思想家的思索；战争不仅没有影响文学艺术家的创造，反而为文学艺术家提供了更加鲜活的生命体验。抗战时期的学术思想与文化比起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实际上获得了空前的进展，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另一个黄金时代。
本卷努力展现全民抗战。这是中国抗战得以坚持下去的基础。本卷对国共两党的抗战都给予了比较充分的叙述。在肯定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的作用。与以往抗日战争史著作相比，新充实了一些内容，既注意到各个战场的历次重大作战，又注意到海军和空军的抗日作战。又如，关于抗战初期的敌后抗日武装，本卷不只叙述了中共领导的武装，还注意到在敌后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注意到那些未撤退的地方政府官员组织的民众抗日武装及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力图比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原貌。
日本侵略引起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击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抗战政治、抗战经济、抗战军事、抗战文化、抗战中的社会变迁、抗战期间的思想斗争、抗战中的少数民族与边疆问题，都围绕着抗战这个主题生动活泼地呈现出来，并且准备着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第一章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
中国近代灾难深重，历经磨折和艰辛。清末政治腐败黑暗，经济、科技落后于西方，国防薄弱。自中英鸦片战争始，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多次武装入侵，中国战败，割地赔款，国家丧失了许多权益。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满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专权，军阀割据，内战频仍，民众苦难无已。1928年，国民政府军战胜了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全国表面上实现了统一，而内争仍然不止。国民政府对外争得了关税自主权，但至30年代，取消治外法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标尚未能实现。中国继续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
中国的东邻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建立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其向外侵略扩张的首要一步即夺占东亚霸权。1894-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勒逼中国巨额赔款，并掠占了台湾。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夺占了中国领土旅大以及在东北的特权。继1910年灭韩后，日本又乘欧战时列强无暇东顾之机，于1915年提出了妄图独占中国、几乎亡华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中有将原先德国所攫取的中国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条款，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而引发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制造了血腥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
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次年炮制“满洲国”起，日本逐步实施其占领满蒙、征服中国、最后称霸世界的战略步骤。面对强敌日本入侵，虚弱的中国政府忍辱退让。国民政府曾“诉诸国联”，冀望国际干预，制裁日本的侵略行径，但难能如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时，对于日本扩大侵略，中国政府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为抵御外侮，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充实国力，内求统一，外争援手。国民政府谋求英美列强的援助。1932年12月，中苏恢复外交关系。1935年起，国民政府在寻求与苏联修好，以便共同对付日本的同时，亦寄望有助于中共问题的政治解决。1935年年底起，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转向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
1936年末，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内争逐步弭息，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积极推行武力侵华方针，终于导致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中华民族忍无可忍，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国动员，团结御侮。全国迅速建立抵抗日本的国防军事体制，走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轨道。中国从此进入全面抗战的历史时期。第一节 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端一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于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进一步侵略华北。1933年日军向长城各口进攻，逼签《塘沽停战协定》，从此中国不能驻兵冀东。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压迫国民政府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策动“华北自治”，图谋华北与中国中央政府分离。
日本在加紧分离华北的同时，加强其华北驻屯军的地位和实力。1936年4月18日，日本内阁决定增强华北驻屯军，兵力增加3倍，从1771人增至5774人。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平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不时向中国驻军挑衅。继1936年6月29日丰台事件后，日本华北驻屯军于9月18日又制造了第二次丰台冲突，逼迫中国驻军退出丰台。
1937年春，日本国内武力侵华激进派鼓吹“对华一击”。中日关系，特别是在华北，正酝酿着一场风暴。据载，1937年夏初，东京政界的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中私下里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像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不意这些谣传后来竟然成为事实。
1937年5-6月间，日本华北驻屯军在丰台卢沟桥地区演习日益频繁，至6月下旬后，更加紧昼夜演习。
7月7日晚上7时半，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卢沟桥附近开始夜间演习。据日方称：当夜10时40分，该中队突然听到枪声，乃停止演习，集合队伍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时驻屯军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接到报告后，同意部队出动，令与宛平城中国驻军交涉，准备战斗，并派副联队长森田彻到现场，指示他“必要时可作断然处置的姿态进行交涉”，派步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小队进入宛平城内。虽然“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20分钟后已经归队，但日方称，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军队所为，该“放枪”之兵已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日本驻屯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反复提出要求，声称“如不允许，即将以武力进城”。显然，日军是以“放枪”和“士兵失踪”为借口，妄图以武力占领宛平城。
事变发生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不在北平（在山东乐陵原籍），其职务由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代理。驻宛平城的部队为第29军第37师（冯治安）第110旅（何基沣）第219团（吉星文）之第3营。事件发生后，秦德纯令师长冯治安和团长吉星文严加戒备，同时令驻宛平城部队和河北省第三督察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迅速查明真相。经查，城内并无放枪之事，亦无失踪日军踪影。然日方仍坚持要求入城搜查。秦德纯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与松井太久郎谈判。迫于日方要以武力进入宛平城搜查的威胁，秦德纯指派王冷斋陪同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与松井太久郎等人到宛平城调查。8日凌晨，日军已从东、东南和东北三面包围了宛平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忠辅强行要求允许日军入城搜查，遭到宛平中国驻军拒绝。
8日凌晨4时20分，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下令开始战斗。5时左右，正当王冷斋与其他调查人员在宛平城内专员公署谈判时，城外日军以机枪、大炮向卢沟桥、宛平城发起射击。第29军守军初未还击，终以日军攻击甚烈，连续不止，不得已予以抵抗还击。第二次中日战争由此打响。
当时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重，由参谋长桥本群代理指挥。8日凌晨1时半，桥本群获知事件报告后立即下令天津日军作好出动准备，并令河边正三旅团长立即返回北平。是日上午，他又令河边正三解除卢沟桥地区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的武装。而华北驻屯军主任参谋早于凌晨3时即拟制出关于这次事变的《宣传计划》。该计划的内容包括：要不顾忌彼我伤亡，果断实行攻击，最迟于7月9日正午前后占领宛平县城；进行“言论统制”，“宣传的关键，在于先发制人”，要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的行动”，“本事端是因中国军队的不法行为而突然发生的”。事变发生几小时内即拟成该计划，部署如此周密，表明日本驻屯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是蓄谋已久的。
8日凌晨，日军向卢沟桥铁路桥守兵猛烈进袭，其炮兵亦加以轰击，桥东端第29军一排全部牺牲。日军另一部则由龙王庙渡永定河，企图进袭长辛店。卢沟桥中国守军迫不得已，毅然实行抵抗。激战4小时，日本一木清直大队长被击毙。8日一天内，日军发动三次进攻。晚6时半，日军集中炮火向卢沟石桥和宛平城内猛烈射击，城内居民颇有伤亡，民舍多被毁。守军副营长金振中亦负伤。日军攻占龙王庙及其附近永定河东岸地区，并有一部突过永定河，占领铁路桥墩以西地区。但中国守军坚守阵地，誓与卢沟桥共存亡。9日零时，吉星文团长率部由长辛店猛袭永定河西岸之敌，经4小时肉搏战斗，将日军赶至永定河东岸。
日军进攻卢沟桥并未得逞。初战，中日两军互有伤亡。冀察当局与日本驻屯军进行停战会谈，制止冲突。至9日凌晨，秦德纯与松井太久郎达成停战撤军的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双方军队各撤回原防（日方坚持要求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但日军并不守约，蓄意扩大战事。7月10日，日军进行夜袭，再占龙王庙。11日，第29军反击，收回失地。日军退至大枣园山。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宣称采取“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但11日，日本内阁通过向华北增兵案，决定从关东军、朝鲜军和日本国内抽调大批兵力援助华北驻屯军，随即得到日本天皇批准。日本政府当天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11日，日本军部任命香月清司接替重病之田代皖一郎职务（田代于15日病亡），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12日到任后即下令，“逐渐整备态势，作好适应全面对华战争的准备”。增援华北驻屯军之日军部队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关内运送，日本决心扩大战事，中日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日本一面秘密制订对日作战方案，积极准备武力进攻华北，但在增援部队到达华北之前，仍佯作现地和平解决之姿态。继7月9日口头协议后，冀察当局张自忠与张允荣（冀察政务委员会保安处长）等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北平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继续进行和平谈判。冀察当局尽量忍让，满足日方要求。11日晚8时，第29军方面的张自忠、张允荣代表秦德纯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代表松井太久郎、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签署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亦称“秦德纯——松井协定”）。其内容是：（一）第29军代表对于日本代表表示遗憾之意，并处分责任者，以及声明将来负责防止不再发生类此事件；（二）中国军队为避免与日本丰台驻军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端起见，不于宛平县城郊及龙王庙驻军，改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三）认此事件多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系各种团体之指导，将来除对之讲求对策外，并须彻底取缔。
由于日本军部和内阁早已决定要向华北增兵，其强硬派无意停战，所以尽管卢沟桥的停战协定11日在北平签署，当夜东京却广播说：“鉴于冀察政权以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日方一开始就无诚意履行与冀察当局签订的协议。
事变发生时，秦德纯与第37师师长冯治安（兼河北省主席）、第38师师长张自忠（兼天津市市长）均在北平。秦德纯等商议，令卢沟桥守军坚守国土，“卢城决不能退出”；北平成立戒严司令部，由冯治安任司令。
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乐陵到达天津，召集所属商议对策，想与日方谈判解决事变。据载，宋哲元13日夜表示：“对日绝对不抵抗，对南京抗争。”办法：（一）从14日早晨开始，列车正常运行；（二）北平戒严解除；（三）释放被捕日人；（四）严禁与日军摩擦。此令并通知日方。
7月14日夜，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香月清司立派驻屯军参谋专田盛寿向宋哲元提出七项要求，其第七项竟是：“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并威胁说：“如不答应以上要求，（驻屯）军即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没有诚意，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和第二十九军撤出冀察。”日方还提出“北平解严与停止中央军北上二项”。据日方称，宋哲元对日方所提条件“原则上承认没有异议，但要求缓行”。
宋哲元为表示对日军妥协之真诚，17日甚至发表通电，婉拒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对第29军的劳军捐款。18日午后，宋哲元借参加田代皖一郎之丧礼，与香月清司会面。日方称，此为宋哲元对日方道歉。宋哲元解释为“双方互致遗憾”。
19日，张自忠和张允荣代表第29军，就11日所签协定之第三项形成的《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签字。其内容为：“为实现7月11日签订的协定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另附：“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三十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宋哲元对与日方的谈判和签署协定的情况未向中央政府报告。但中央政府已从别的渠道获得有关情报，屡向宋氏询问了解。至7月22日，宋哲元才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11日与日方订立的三条协议，而对19日所订之细则尚讳莫如深。
宋哲元19日离开天津回到北平，以为卢沟桥事变已可和平解决。但20日下午，日军又向宛平城、长辛店发动进攻，第29军部队以白刃冲锋击退日军，中国军民伤亡甚重，吉星文团长负伤。嗣后日方和知鹰二与张允荣到北平，继续商谈停战，约定撤军换防等项。宋哲元认为和平有望，下令解除北平戒严，撤除北平街头之沙袋、拒马等备战设施，并将他不在北平时第29军将领于7月16日拟定的一份作战命令予以搁置。宋哲元按照与日方的协定，将原驻北平城内冯治安之第37师何基沣旅移至西苑，换以赵登禹第132师之王长海旅；驻卢沟桥之吉星文团调至长辛店，换由石友三保安队一部接防。
但是，冀察当局与日方的妥协谈判，并改变不了日方既定的武力解决事变的方针。日本军部判断，7月19日前后，估计中国驻屯军战略部署已经完毕。20日，日本发表外交声明：中日交涉不得不停止。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召集部长会议，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事变。二 国民政府决心应战而不求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许多重要官员正在江西庐山。7月8日，蒋介石获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下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党中央正邀集文化教育界学者名流和党派领袖人物到庐山举行谈话会，商议国是。日军大举进攻在即，华北的战争危机成为谈话会议论之焦点。
7月17日，蒋介石在谈话会上发表演讲，阐明了国民政府对待卢沟桥事变的态度。他强调：日本军队向卢沟桥进攻，绝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中国存亡的关头。他指出了卢沟桥事变的严重性：“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让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蒋介石表示：中国还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但是中国有严正的立场和最低限度的条件，“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之；（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介石明确指出：国民政府已经确定了“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为贯彻“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国民政府一方面作了争取和平解决事变的外交努力，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向华北增兵、欲图扩大战事的情势，料定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故作了应战的种种部署，督导冀察当局应战。
国民政府不断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交涉，谋求和平解决事变。事变发生之初，7月8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对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口头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方“立谋和平解决，借免事态扩大”。10日，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送交抗议节略，要求“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立即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外交部另电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转请日本政府速饬其华北驻军勿再扩大事态，以和平方法解决事件。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日军违反与冀察当局撤军停战之约定，要求“日本立即制止军事行动”，“即日撤兵”。1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方重申“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双方立即停止调兵”之旨，并批驳了日方要中国单方面停止在国内调兵，而日方可自由向华北增兵的蛮横要求。
对于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日方置之不理，除反诬事变责任在中国一方外，还蛮横表示，事变由“现地解决”，拒绝中国中央政府处理事件，离间中国中央政府与冀察当局的关系。对于日方与冀察当局的停战谈判，12日晚，中国外交部致书日本驻华使馆，声明：“此次所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中央政府核准方为有效。”
为了保持与日方的外交联系，蒋介石亲下指示，由外交部催促返国就医的驻日大使许世英“力疾回任”。许世英于16日夜离沪返任，力图作和平努力。
中国外交部连日多次向日方重申中国政府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事变之意：中国方面的军事行动，不过是对日军增兵平津一带的当然的自卫准备。直到7月27日，日军已开始在廊坊发起进攻后，中国政府仍表明了为和平解决尽量忍让的态度。当天，外交部发表声明：“（日方）与我地方当局议定解决办法”，其内容“与我既定方针尚无多大出入”，“为贯彻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对”；但日军在北平近郊四处挑衅，蓄意扩大事态，一切责任“自应完全由日方负之”。
中国政府还作出了种种外交努力，试图得到国际协助，通过第三国制止日本侵略，斡旋中日纠纷，以求事变的和平解决。7月中下旬，王宠惠外长会晤英国驻华大使。中国驻英、美、德、法、苏大使郭泰祺、王正廷、程天放、顾维钧、蒋廷黻等向各驻在国政府洽谈，多方试探有关各国斡旋中日纠纷之意向。甚至在日军向北平大举进攻后，蒋介石还亲自与几国大使晤谈，试作努力。直到7月27日（廊坊事件发生之后）、30日（平津失陷），蒋介石还先后接见与日本订有反共协定的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赉，希望该两国能劝止日本的战争行动，但均得不到响应。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作各种应战部署。7月8日，蒋介石下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调师北上增援第29军。徐当即部署与宋哲元有渊源之部队孙连仲第26路军、庞炳勋第40军与高桂滋第85师等部调动。蒋介石于9日令以上各部北上向石家庄集中；令开封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派一师至黄河以北，准备两师待命出动；令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返南京，部署应战准备；令沿江沿海及重要城市负责长官严行戒备，各地重要工事限期完成。9日，蒋又指示徐永昌、程潜、唐生智（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和何应钦：“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并准备宣战手续。”
因大批日本援军不断向平津一带集中，蒋介石于16日又电令刘峙、商震（第32军军长），抽调河北4团兵力，星夜赶程，向石家庄集中。17日，蒋又电令孙连仲、庞炳勋两部统归宋哲元指挥，参谋次长熊斌驻保定，以便与冀察当局联络。蒋氏令调拨弹药、高射炮增援华北，设立石家庄行营，督促华北赶修防御工事。
针对宋哲元和冀察当局迷惑于日方“现地解决”的“不扩大方针”，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存在幻想，中央政府示以应战决心，提醒其对日方“和平”烟幕要保持警惕，令宋哲元速赴保定坐镇指挥。蒋介石、何应钦反复提醒宋哲元和冀察当局，要放弃与日方谈判以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蒋氏电令说：日军将发起总攻击，“望勿再为其缓兵之计所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与日方谈判，“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蒋氏自称——引者注）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他并提醒要以“一·二八”之役的教训作借鉴：“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以前，已签订和解条约，承认其四条件；乃于签字八时以后，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故特贡参考，勿受其欺为要。”
至闻宋哲元答应日方要求，将第29军换防，撤销北平城内防御工事，蒋介石非常着急，于22日致电秦德纯转宋哲元：“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收，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将其部队与兵员乔装入城，充分布置，或待我城内警戒松懈时，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击而占我平城，思之危急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故城内防范，更应严重（密），万勿大意。”
中央政府最担心冀察当局受日方的挑拨离间，不能一致对日。蒋氏13日即电示宋哲元云：“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予）敌人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今日对倭之道，惟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除此之外皆为绝路。”何应钦于19日致电秦德纯说：“国危至此，实惟有举国一致，内外相维，有牺牲之准备，作折冲之后盾，然后可谋挽救。"23日，何氏又电宋哲元云：“今日国危至此，惟有向外一致，密切连系，方足以策万全。”
关于冀察当局与日方和谈的情况，宋哲元直至7月22日只将11日与日方所订三条向蒋报告，而对19日所订细则仍隐瞒不报。其实，中央政府已经从另外渠道获悉宋与日方签订的协议，且并不同意。但蒋介石对宋哲元表现了相当宽容的态度，其致宋哲元电云：“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当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三条如未签订，则尚有改正与讨论之点。”
中央政府曾委派参谋总部次长熊斌、军事参议院参议鹿钟麟、军事委员会政训负责人刘健群等人北上，与宋哲元联系，宣示中央不挑战必应战的方针，解除疑虑，劝说宋哲元速赴保定坐镇指挥，修筑工事，加强战备。
尽管中央政府反复多次督导宋哲元等人应战，但宋哲元在日方“和谈”烟幕面前疏于备战，且不愿中央政府所调援军北上；直到7月24日日军大举进攻在即，他还致电蒋介石：“刻下拟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三 日军大举进攻北平、天津迅速沦陷
日本大批增援部队与华北驻屯军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和进攻的准备后，开始发起进攻平、津的作战。7月25日下午，开抵廊坊的日军第20师团一个中队百余人，以修理电线为借口强占廊坊车站，与中国守军第38师第113旅（旅长刘振三）第226团发生冲突。26日拂晓，日军飞机肆意轰炸中国军队兵营。8时，从天津开来的日本援军到达，遂占领廊坊，同日并占领杨村等要点，平、津间的交通全部被日军切断。
是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动用武力。当天下午，香月清司派松井太久郎向宋哲元送交最后通牒，无理要求驻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的第37师部队于27日正午前撤至长辛店，并将驻北平城内的第37师部队撤到城外，与该师驻西苑的部队须于28日正午前先从平汉路北段移至永定河以西，再退至保定。
因廊坊事件发生和日本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26日傍晚，日本驻屯军步兵第2联队第2大队500余人乘车强欲开进广安门，守城第132师独立第27旅刘汝珍团在开城放进日军一部后，截断而打击之。是为“广安门事件”。
廊坊、广安门战斗发生后，宋哲元这才感到大战终不可免，当即召集军政人员会商，于27日15时对日方严词拒绝，令所部准备应战，并向全国发出守土抗日的通电。
可是，未待宋哲元答复，日军于27日凌晨即发起攻击。27日3时，日军首先对驻通县第29军独立第39旅阮玄武部傅鸿恩营发动攻击，激战至11时，傅营突围。同日15时，日军向北平南郊团河发起进攻，伴以飞机轰炸。
宋哲元临时急忙作军事布置应对。但28日黎明，日军即发起总攻击。卢沟桥车站、五里店亘大井村一带日军向宛平城、衙门口、八宝山第37师110旅阵地进攻。该旅坚守阵地，一部与驻南苑第38师两团协同夹攻丰台，上午一度攻克丰台车站，占领造甲村日军飞机场，傍晚因日军反击，乃退出，向西南方向转移。
日军进攻重点为南苑的第29军军部。28日拂晓，日军步炮战车部队3000人，炮40余门，在40余架飞机反复轰炸的配合下向南苑猛烈攻击。南苑守军有第38师两团驻兵、骑兵第9师一部、新近到达的第132师所部，由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守军竭力抵抗日军进攻，且曾两次出击，均未奏效。因敌机猛炸，工事大部被毁，官兵虽英勇奋战，但指挥联络中断，伤亡惨重，佟、赵二将军牺牲。28日13时，日军第20师团占领南苑，向北平城撤退的中国部队大部被歼。余部支持至夜，始行撤退。
28日晨，高丽营、昌平一带日军亦向汤山、沙河攻击。当日，日机对北苑、清河、黄寺等处狂炸，日军混成第11旅团攻占清河，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各处守军节节抵抗，迄晚向北城圈退却。
日军大举进攻后，第29军仓促应战，北平城危在旦夕。宋哲元初始准备坚守北平，但28日战局陡转，国民政府严令宋哲元速赴保定指挥。当日晚，北平南北两郊日军逼近城垣。宋哲元令第38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及北平市市长职务，当夜通知日方；令第37师撤出北平，第132师独立第27旅（石振纲）及保安队一部留北平维持秩序。宋氏本人与秦德纯等于当夜23时离开北平，经门头沟潜赴保定。
就在日军猛烈进攻北平之际，通县伪军发生反正事件。由河北省特种保安队改编而成的伪冀东第1、第2保安总队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驻守通县的保安队5个大队分头包围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兵营，歼日本驻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守备大队长一木西以下官兵和伪政权机关，并将汉奸殷汝耕活捉。日军发觉后调部队围攻通县反正部队，并出动飞机轰炸扫射。反正部队向北平方向转移，行至北平城郊，方知第29军已经转移。在日军围攻打击下，反正部队伤亡惨重，殷汝耕被日军劫回。起义部队余部化整为零，分头突围，大部沿西山门头沟地区小径向保定方向集中。
日军向北平发动进攻后，天津发生抗日作战。28日午夜，第38师副师长（代师长）李文田率该师第114旅主力协同天津市保安队，向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东局子日军飞机场、火车站进攻，一度攻克东局子日军飞机场、东火车站和西火车站，逼近日驻屯军司令部，与日军激战。29日凌晨2时许，日本驻屯军突然强占天津市第四区警察局，并进袭天津市保安队。拂晓后，日机50余架及多辆战车向第38师轰击进攻，双方处于混战状态。16时，张自忠在北平与日方协商，为安定地方，令第38师停战。该师部队逐渐退出天津市，向静海、马厂撤退。
29日拂晓，塘沽近岸和大沽口的日舰向第29军大沽口岸守军发起炮击和机枪扫射，午后炮击更烈，兼以飞机轰炸，其陆战队强行登陆。同日，到达塘沽的日本野战重炮兵第9联队向大沽攻击。守军抵抗至暮，伤亡甚重，工事尽毁，当夜，大部退至马厂附近。
天津抗战时，日机肆行轰炸，特别是对南开大学、河北第一女子师范及工学院等学校轰炸，南开大学藏有珍贵典籍的木斋图书馆（国内著名图书馆之一）和秀山堂、芝琴楼等建筑被毁。这是日本摧残中国文化犯下的重要罪行。
由于日军突然发动进攻，第29军仓促应战，两三日间平、津即告失守。第29军官兵壮烈殉国者约5000余人。
张自忠在北平接任后，因北平已陷于日军包围之中，无所施展。7月30日，日军即以原北京政府官僚江朝宗等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留驻北苑的独立第39旅（阮玄武）于7月31日被日军解除武装。留北平的独立第27旅（石振纲）于8月1日夜乘机突围，转赴察哈尔省。8月7日，张自忠宣布辞职，自行结束北平行政。8月1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自动解散。自8月8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张自忠便避居东交民巷德国医院。9月3日，张自忠化装逃出北平。四 中华民族抗战的初步动员
日本军队在卢沟桥挑起战争，激起了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情绪。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号召：“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抗日救亡团体组织爱国学生、市民、工人向第29军抗敌将士慰劳支援，开展战地服务救护活动。全国各地致函致电第29军将领，慰劳抗日将士，誓做后盾，捐款捐物，立即掀起热潮。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银行业公会、钱业公会、劳动协会、华侨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团体，上海著名大学教授黎照寰、胡庶华等人，均向第29军致函致电，勉其奋勇杀敌。全国各界和海外侨胞踊跃捐献，支援第29军抗战，拥护政府领导全国抗战。
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提出的关于政府处理卢沟桥事变的方针得到各界一致的拥护。7月21日，上海市商会表示：蒋之谈话“宣示国策，发扬正义，四亿同胞，莫不感奋。本会愿率全沪商民，誓死待命。"22日，上海抗敌后援会召开各界大会，拥护蒋氏17日讲话，表示“全体一致，誓以血诚”，拥护蒋之抗日主张，“抗敌救国，万众一心”。因救国会事件被拘、身陷囹圄的“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于21日亦发表通电，拥护蒋氏以卢沟桥事件能否结束作为牺牲最后关头之境界的讲话。北平学生团体通电全国，表示对蒋氏方针“决本赤诚，誓死拥护”。
全国军界、政界，包括过去反对过蒋介石的人物，亦表示拥护蒋氏抗战方针。21日，第5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和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致电国民政府，代表第5路军将士和广西省1300万民众拥护蒋氏“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孙科说：“吾人必须认明中国是整个的，中国军队为整个的。无论侵略何处，必须全力以赴，日本进行其各个击破之阴谋，吾人必须以全面抗战答复之。”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致电中央政府，表示抗战到底。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早于7月中旬初即通电，请缨抗日，表示遵令整军待命。
28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对于应战，应当体认：“国人应援北方之时，即须同时准备全国遭侵袭，准备全国成战区，准备全国武装应战；侵袭之下，战区之中，应战之际，准备无尽量损失，准备无尽量惨痛，性命财产，悉置度外，则损失惨痛，有何不了。”
卢沟桥抗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全国上下，为迎接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进攻的民族抗战，正在下定不怕牺牲一切之决心。天津《大公报》的一篇短评说：“目前举国一致准备拼命自卫的精神，真不是前几年所能想像的。只凭这种精神，即可保证我民族决不致衰亡。”第二节国防最高会议设立部署全国抗战一 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筹组大本营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确定了不求战而必应战的方针。至7月底平津沦陷，对日大战即将开始，国民政府决定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举行国防会议，商讨抗日军事大计。8月7日上午，国防会议召开，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处置情况，并对对日作战军事情形、空军建设、防空、国防工事和重工业建设等作报告。会议认为各项措施须继续切实进行，交由主管机关切实办理，同时对国防建设种种问题加以检讨。
7日夜间，举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防会议成员出席的国防联席会议。针对当时害怕中国军力不足、难以抵抗强敌日本的进攻、幻想对日谋和的情绪，蒋介石说明日本没有信义，对日以“局部解决”求永久平安无事，这绝不可能。他说：“我们国家不抗战要灭亡的，当然非抗战不可。”与会者表示：“只有战以求存，绝无苟安的可能”，“只有抗战予打击者以打击，才能谈生存的意义”。“我们应具决心”，“最后胜利必操左券”。会议决定：（一）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二）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蒋介石要求团结一致，共同一致努力，表示相信日本侵略者必败，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条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国防最高会议设立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国防最高会议的成员包括了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五院和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各部门的长官，而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这为充分调动各部门力量集中用于全国抗日战争之需要提供了保证。国防最高会议之职权为：（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防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四）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之决定。《国防最高会议条例》还规定：“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不依平时秩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表明授予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作为国家最高统帅，应付战时各种可能突然发生的情况和严峻形势随时作出紧急处置的权力。
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主席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因蒋氏忙于指挥战争，国防最高会议多由汪氏主持。8月14日，国防最高会议举行首次会议。蒋介石指定孙科（立法院院长）、居正（司法院院长）、戴传贤（考试院院长）、于右任（监察院院长）、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王宠惠（外交部部长）、何应钦（军政部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主席）、叶楚伧（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常务委员，以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为秘书长。1938年1月，张群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后，4月8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以叶楚伧继任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国防最高会议于1937年8月在南京设立，于11月下旬南京沦陷前夕迁至汉口，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前夕再迁重庆。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遂行中止。
国防会议前，蒋介石曾邀请中国共产党军事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出席国防会议。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于8月9日方到达南京，中旬参加了军政部的谈话会，对抗日军事战略战术发表了意见。
在成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同时，国民政府设立统率指挥全国抗战的大本营。8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提议，推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16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居正的提议，由国民政府明令特授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空军。8月20日，大本营颁发《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训令，即以“大元帅蒋中正”名义发布。但后来蒋介石因中国尚未对日宣战，决定不接受大元帅职衔，仍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执行最高统帅职权，指挥作战。
虽然大本营的组织和大元帅的名义未正式公开，但大本营的组织架构实际上已建立起来。按大本营组织系统表，大本营由大元帅、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军事参议官、各院部会代表等组成。在大元帅下，设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各战区及各预备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总司令（大元帅兼）和各部。军事委员会下原有的航空委员会、海军部、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唐生智）、参谋本部、军政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事参议院（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诸机构“留守”。
8月20日，大本营发布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划分全国战区为5个。战区的具体划分是：第一战区作战地域为冀省、鲁北；第二战区作战地域为晋、察、绥；第三战区作战地域为苏南和浙江；第四战区为闽、粤；第五战区为苏北和鲁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兼，副司令长官余汉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副司令长官韩复榘。二 确定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下令准备军队全部动员。自7月11日至8月12日，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持邀集军事委员会机关主要长官，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有关部委负责人，以及参谋总部、训练总监部和军政部各部门负责人员，每日举行会报会议，研商全国抗日准备之具体部署，责令各部门实施。军事准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军队调动。确定全国军队的战斗序列，规定全国军队列入抗战序列者，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约80个师。当时正当平津形势紧急，依照序列使用于河北者共约50师，正不断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二）军械分配和武器弹药之补充。将存储之弹药（约可供全军作战6个月之需），拟定计划，依作战之要求，分设弹药总库若干及分库若干。为准备长期抵抗，与法、比两国商洽购买弹药。（三）修筑防御工事和筹建工兵团。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多次下令冀察军事当局和开赴河北增援的部队修筑工事，亦令在日军可能进攻的各地加强修建防御工事。当时急需修建的是沧（州）保（定）、德（州）石（家庄）两线和长江江岸工事。何应钦指示：先就大道、公路等要点构筑据点工事。海军和军政部门研商关于封锁长江、阻塞航道、撤除长江航标的办法。因战时工程和爆破的需要，军政部门研商补充工兵器材和火药问题。蒋介石下令成立工兵四团。（四）军事后勤之准备。准备购办100万人、10万匹马6个月份的粮秣。从7月底开始设置兵站。对第一线兵团之通信器材、工作器具、行军锅灶、防毒面具及辎重车辆等，需从速补充。对仓库、医院等均作出安排。（五）加强军事交通通信。铁道运输实行军事化管理，成立铁道运输司令部，8月2日在汉口成立，以钱宗泽（陇海铁路管理局局长）为铁道运输司令。各铁路线区亦成立司令部，各车站设立车站司令；分别在郑州、株洲设军运调度所，负责长江以北、以南铁路军运事宜。军事委员会研商汽车、燃油的采买，以及在豫鲁两地是采买还是征用数千骡马大车等问题。军事通信网在两星期内建成。（六）严格军纪军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即指示，对部队战斗纪律和军官指挥进行训练，提出：“凡未奉最高长官命令而后退，必以汉奸卖国论罪。无论大小军兵，必杀无赦也。”
8月24日，国民政府令公布《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及施行细则。军律规定：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者，不奉令临阵退却者，降敌者，通敌为不利于我军之行为者，敌前反抗命令不听指挥者，纵兵殃民，劫夺强奸者等十者均处死刑。为赏罚分明，国民政府于9月7日修正并公布《陆海空军奖励条例》。
由于中国的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远比不上日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早在战前即已确定中国对日作战之战略为持久战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这一战略，就是面对强大的敌人进攻，不能行速战速决，而是利用国家优势之人力和广大的国土，进行持久消耗战，一面力保要地，消耗疲惫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战争最后的胜利。
8月上旬召开的国防会议讨论对日战略问题时，策定守势作战时期作战的指导原则。平津失陷后，接着发生南口战役，华北军情最为紧急。8月20日，大本营颁布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中提出：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规定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随着“八一三”淞沪战争的发生，军事委员会不断调动主力部队至上海战场。抗战初期具体的战略安排是：集中相当兵力于华北，在平绥、平汉、津浦沿线各要点，重叠配置，多线设防，逐次抵抗，特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最后确保山西、山东，力求争取时间，牵制消耗敌人；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沪要地，掩护首都南京；迅速扫荡浙、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军登陆，乘机歼灭之；以最小限度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三 全国抗战总动员
以国防联席会议决定全国抗战为标志，国家开始进入战争状态，不仅军队全部动员，而且全国上下皆进行总动员。
国民政府动员政府干部和民众进行各项准备，包括劳役壮丁之征发、人口疏散、政府办公地点的迁移、防空、民食、保密、防间谍等，均预为筹谋。7月下旬，国民政府设立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后隶属于国防最高会议），办理全国总动员事宜，由何应钦担任主任委员，各关系部部长、次长皆为当然委员。
全国抗战总动员，首重对民众的组织宣传。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掀起抗敌救亡、支援抗战的高潮。平津失陷后，中日大战即起，全国抗战动员大规模展开。南京、上海等各地新闻报刊大力宣传抗日。中共中央和各地军政领袖亦发表通电和讲话，呼吁全国奋起抗战。战区抗日团体和民众更积极投入支援、慰劳、救护抗日将士的活动。各地抗敌后援会、救亡团体纷纷成立，踊跃捐输。
8月12日，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成立，各界士绅名流参加。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通过各方面的活动分子组织各界“救亡协会”。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等先后成立。国民党中央规定，省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各省市抗敌后援工作指导机关。救亡协会均隶属于抗敌后援会。妇女界也成立救亡团体。8月1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宋美龄为主任委员，各省纷纷成立分会。7月22日，何香凝、宋庆龄等妇女领袖在上海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8月4日亦改称为该会上海分会。各地抗敌后援团体开展宣传民众、慰劳将士、战地服务、捐款、认购救国公债等多种活动。
为保障战时全国秩序和安全，战区厉行戒严，严惩奸特。战争刚开始不久即发生了泄露军事机密的事件。国民政府决定于8月13日封锁长江江阴以下江面，行政院秘书黄浚（秋岳）受日人的收买，竟将此机密泄漏给日本人。事发之后，国民政府于8月20日将黄免职逮捕，6天后将其一伙奸徒18人明正典刑。这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处理的第一件奸特案件。
为适应战争需要，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军事征用法》《国民工役法》等法令，强化征兵，实行战时征发；实行战时经济统制，公布《战时粮食管理条例》《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以保障军民粮食供给；财政部公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防止资金抽逃。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即已开始筹划将沿海工业设备和人才资源向西部地区迁移。7月下旬，资源委员会工业联络组组长林继庸建议尽速将上海各工厂迁移至西南地区，获上海工业界的同意。8月10日，行政院通过拆迁上海工厂计划，责成资源委员会负责进行。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11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
与此同时，集中于沿海和东部地区的文化教育机构和知识精英，在战争中也向西部迁移。早在战争爆发前，天津南开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即已作西迁准备。9月2日，教育部颁令，沿海各省公私立学校迁移内地上课。
以上种种措施，均推动全国转入战时轨道。第三节淞沪抗战爆发全国掀起抗战高潮一 淞沪抗战爆发
日军占领平津后，一面在华北扩大侵略，分别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等地进攻，一面准备调动军队，酝酿向上海、南京发动进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和参谋本部确定的对华作战计划，除在北平、天津地区和华北作战外，亦准备“全力对华作战”。但战争之初，日本将作战地区限定于华北，上海方面着眼于保护日本侨民。7月28日，日本政府即训令其驻华使领馆将长江沿岸2930多名日侨于8月9日撤到上海。
但8月9日发生的虹桥机场事件，成为中日淞沪开战的导火线。是日下午5时左右，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一等水兵斋藤与藏驾驶汽车至上海虹桥机场附近，越过警戒线，不服制止命令，被中国保安队当场击毙。事件发生当日，上海市政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