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财有道：南都公益基金会公益风险投资的理念与实践探索(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晓雪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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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财有道：南都公益基金会公益风险投资的理念与实践探索试读：

看到刘晓雪任执行主编的《散财有道——南都公益基金会公益风险投资的理念与实践探索》书稿，喜出望外。晓雪在南都基金会工作5年多，主要承担支持NGO领军机构的项目——景行计划，从规划、立项、起步、实施到项目实现阶段性目标后的升级，她个人从一般项目官员做到副总监，其间还生了两个孩子。生第一个孩子之后她提出辞职，为了留住人才，“南都”给她保留了兼职岗位。在2016年年底她正式辞职去创业的时候，又交出了一部研究书稿，岂不令人欣喜！附带说一句，晓雪原来是在袁岳的“零点调查”工作的，在银杏计划实施前，南都基金会与“零点”等机构合作开展公益人力资源调查，晓雪代表“零点”，项目完成后，被我们挖来了。2016年，南都基金会与猎聘公司合作的“心动力”公益职业人全国联合招聘项目，也是晓雪负责的。这次，她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公益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潜力，被市场“勾引”，决定“下海”办公司，专门服务于公益人才市场。尽管南都基金会自己在人力资源上也是捉襟见肘，但秘书处领导还是忍痛割爱给予放行；我则一向尊重个人职业选择的自由，晓雪要去做的，是突破公益人才瓶颈的商业服务机构——社会企业，自然应该鼓励。晓雪与南都基金会的职业关系，以公益人才调查始，以公益人才推动终，也算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晓雪请我作一个序，我答应了。我平时讲话、写文章，几乎不说南都基金会的事情，形成了“徐永光只为推动公益行业发声，不为南都基金会发声”的定规。还有，南都理事会特别是主要出资人周庆治主张低调——2017年是南都基金会成立的第10个年头，他还未接受过媒体采访；秘书处计划10周年花点钱请第三方做一个南都基金会10年评估，庆治和南都前任理事长何伟都说：不必花这钱，自己总结就行了。而10年二三亿捐款支出，他们既把得很严，又不像对自己那么抠门。故借作序之机，回溯点南都的事，算是顺理成章了。

南都基金会于2006年年初开始筹建，一年后获批。在筹备的一年里，我和庆治频繁沟通，除了面谈，光往来邮件就有57封。关于基金会定位，我说公司背景的基金会有急功近利型、市场发展战略型、公共利益型三种，庆治明确定位于“公共利益型”，甚至不想用南都公司的名，是我坚持：“福特基金会用公司名，并不影响公共利益的定位啊！”我们还讨论定下南都基金会的运行模式为资助型，关注点是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问题，使命表述为“支持民间公益”，机构愿景“人人怀有希望”则是庆治提出来的。

在南都基金会筹备期间，正值麦肯锡公司陈宇廷先生和程玉女士联合多家大公司发起成立公益伙伴基金（NPP）。NPP的使命是建设与发展中国公益产业，途径是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我是NPP的发起理事，近水楼台先得月，邀请了程玉担纲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新公民学校的项目研究。结果，程玉被“绑架”至今，做了两任南都基金会的秘书长。

南都基金会是以“实施新公民计划、资助建设一百所新公民学校”为目标宣布成立的。这个目标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一是北京等地政府并不支持建立民办学校来解决问题或吸引农民工子弟进城读书，尽管这是纯粹公益性的；二是资助NGO办学，然而NGO几乎都不具备办学能力。结果，出现了我自嘲为“炒股炒成股东”的尴尬局面，南都基金会被几所学校套牢，耗钱费力，有时还要出面调解老师与校长的矛盾、学校与政府的纠纷。理事会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我经常有很强的挫败感。某次理事会开后第二天，基金会顾问叶祖禹给我打来电话，问：是否需要过来陪伴一下？我说：不用。我的挫败感是小事，南都基金会理事会的决策力才是机构的核心价值。

南都基金会成立一周年的第二天，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通宵未眠，第二天联络了几十家基金会和草根NGO，共同起草了《民间组织抗震救灾、灾后重建联合声明》。南都理事会随即决定紧急安排1000万人民币，用于资助草根组织参与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这笔钱资助了六七十家NGO进入灾区服务，主要用作他们的行政经费，发挥了比较好的资助杠杆作用。汶川地震让公益组织第一次联合起来参与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中国公益行业的概念也由此开始形成。

汶川地震激发南都基金会更多关注公益行业的发展，推动行业合作与平台建设。在2009年11月南都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上，经康晓光理事提议，理事会决定进行南都基金会新的战略规划研究。战略规划小组由我和康晓光、程玉组成。这次战略规划研究得益于晓光和程玉的手笔，做得非常漂亮。晓光带着他的学生和程玉一起访谈了所有理事、监事，请各类有代表性的基金会和NGO开了多场焦点会议，走访了政府、学界、传媒界人士以听取意见。学数学出身的康晓光和麦肯锡战略专家程玉两人凝聚心血的新战略规划文本堪称完美，在理事会上顺利通过。窃以为，这么好的基金会战略规划，在南都基金会乃至公益行业内，再无可超越者。

南都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的战略规划被程玉画成一座房子。房顶上是“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及“人人怀有希望”的愿景。房子的三根柱子分别为：①发起、参与/支持行业发展的宏观性项目；②资助战略性杠杆性项目；③继续资助/实施专业领域的项目（农民工子女教育及救灾）。房子的基础是通过战略性、政策性研究来支撑推动公益行业发展。

实施新的战略规划需要有好的工作团队，尤其需要构建优秀的机构文化。程玉带领团队讨论、碰撞，形成可以清晰表达、大家内心向往的南都基金会机构文化共识。

我们的价值观：

公共利益为上——以公共利益为至上追求，不谋求任何公司或个人直接或潜在的利益；

行业发展为先——积极回应行业的关键问题和紧迫需求，机构服务于行业发展；

民间立场为本——立足民间立场，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社会创新；

杠杆作用为佳——追求资助资金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我们的风格：

目标导向——目标清晰使我们不拘泥于方法和形式或在过程中迷失，目标清晰有利于我们务实和创新；

服务精神——资助型基金会是面向受益人服务链条中的一个起点，实现自身使命也有赖于服务好民间组织及行业；

尊重他人——包括信任合作方、设计人性化的资助服务、有同理心、珍惜他人的时间与努力等；

允许犯错，不掩盖问题——在机构内部如是，对被资助机构亦然，这是有助于成长和创新的必备精神；

终身学习——不满足于现成的、现有的答案，永远用崭新的眼光去发现、发问，去探索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根源的解决方案；

与社会创新者共同承担风险——是创始人精神，也是南都的文化财富与特征之一，是正义感与赤子心在我们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根据新的规划，南都基金会在战略性杠杆性资助部分，相继实施了资助个人的银杏计划和资助机构的景行计划。银杏伙伴计划先行启动，计划投资1亿元人民币，资助青年公益创业人才突破成长瓶颈，帮助其成为公益领域的领导型人才。银杏伙伴已经成为公益行业中一个有影响力的青年群体，为了让其在平等、尊重、包容、开放的气氛中学习自治管理和发展，两年前，南都理事会决定“放飞银杏伙伴”，让银杏伙伴走向独立，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去独立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

北京银杏公益基金会已于2015年注册成立，发起人有南都、敦和、心平三个基金会，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和银杏伙伴群体。有业内人士评论，南都基金会是真正按照投资理念，让好的项目从机构独立到“分拆上市”。此言甚是，分拆上市后，“股票”行情看涨看跌，就看他们自己的治理、管理水平了。迄今，98名新老银杏伙伴有了自己的理事会，看到他们在自治管理中激发出来的归属感、凝聚力和进一步坚定的脚踏实地、胸怀天下、以行业发展为己任的自觉意识，令人欣慰。“放飞银杏”，首先是庆治提出动议的，这的确是公益投资家的成功大手笔。《散财有道——南都公益基金会公益风险投资的理念与实践探索》是对景行计划——机构资助的投资逻辑、发展历程和方法论的总结，景行伙伴均为某一专业领域有影响力的领军型NGO。与银杏计划相比，景行计划推进难度比较大，其间也在不断调整讨论，每次南都理事会都有关于景行计划的讨论和争论，这也正是景行计划不断发展进步，直至升级换代，引爆15家机构联合共建“中国好公益平台”，打造公益产业链、推动规模化的逻辑力量所在。

景行计划的命名过程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不妨摘取时任项目官员李玉生《机构伙伴景行计划名称出台并征联赋诗记》的记叙以再现，这是机构真性情的表达，也可借此诠释景行计划机构投资的理念。

2011年11月30日，南都基金会秘书处团圆会上，秘书处提出机构支持项目定名为“机构伙伴支持计划”，与“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相对应，但还需要一个更响亮的名称，请永光和大家一起商量。

当晚，永光给大家发邮件称：回家一瓶俄罗斯波罗的海6号烈性啤酒下肚，来了灵感。《诗经》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映入脑海。这两句的意思是，“仰望高山，行大道”。成语有“高山景行”。“景行”即“大道”，“景行行止”即“大道之行”。“在伙伴之后加上‘景行’——同行大道，就增加了项目的目标感和理想色彩。继‘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之后推出‘机构伙伴景行计划’。解释是：‘银杏伙伴共同成长，机构伙伴大道之行’。有点对联的味道了，要加横批就是：‘筚路蓝缕’。出自《左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驾着简陋的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开辟山林，和伙伴们携手共建理想社会，任重道远，何其艰难！”

永光给大家打开了思路，带来了惊喜。南都基金会几乎全员参加，个个兴致勃勃，文思泉涌，反复推敲修改，追求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项目理想境界。最终形成（细节略）一联：

银杏伙伴胸怀天下脚踏实地共同成长携手创未来

机构伙伴德仰高山道择景行筚路蓝缕戮力启山林[1]

横批：心向往之“机构伙伴景行计划”之名由此酝酿产生并经理事会通过定名。

景行计划是南都战略性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力求通过突破行业发展瓶颈、发挥资金的杠杆作用和资金的引导作用来有效地促进行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机构伙伴景行计划资助满足草根NGO发展瓶颈性需求的支持性服务，促进行业产业链的提升完善；资助对转型期社会问题有深层次解析及系统性、结构性解决方案的机构，发挥机构深远影响力，对同行有导向、示范作用；根据机构关键需求，量身定制支持方式，资金使用完全从景行伙伴实际出发，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从2011年研发、试点期，2012～2014年实验期，到2015～2016年升级突破期，南都基金会投入2000多万资金，与20家机构一起在“景行”风景大道上同行。“银杏”已经放飞，“景行”如何深化？南都基金会业务模式需要有新的发展突破。从大背景看，人类历史正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跨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科技创新带动市场创新进而引发的社会创新，将给世界带来万年未有之大变局。公益市场的有效性与互联网经济的共享性，公益与商业的融合，公益慈善的思想变革、模式创新、传播手段与公众参与方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令公益组织不得不思考：今天我在哪里——是不是还停留在昨天的记忆中？明天我将去何方——是在互联时空的星移斗转中向死而生，还是在电光石火中灰飞烟灭？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公益组织如何寻求与政府和市场部门的跨界合作？如何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恶补公益GDP的短板，增加经济份额？如何依据慈善法释放的空间，提升民间公益的主体地位，发挥第三部门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于是，理事会决定南都基金会进行第三次战略规划。与经济社会、公益部门发展的复杂度成正比，这次战略规划历时一年，在“二进宫”秘书长程玉艰苦主导下经过三次理事会审议才完成。

与新战略规划研究同步，景行计划的第三方评估也已完成，由此，我们对于社会组织服务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一则，部分组织已经具有相对高质量的公益产品和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研发能力，具有规模化的潜力；二则，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的兴起，基层民间公益力量发展迅速，但缺乏以上知识能力和项目的储备，政府有钱找不到好项目和初创公益组织不懂得有效开展服务是十分普遍的问题。打通公益供求之间的桥梁、构建公益市场的全产业链，是实现规模化社会创新的途径。

成功商业模式的规模化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而社会创新的规模化为何障碍重重？首先是前者有利益驱动，后者缺乏这个动力；同样，前者愿意承担风险，而后者不愿意。公益“小而美”值得称道，无数的“小而美”构成了公益市场美丽的风景线。但因为缺乏竞争和退出机制，“小而美”的公益获得资源后，如不积极进取很容易小富即安，成为自我陶醉、消耗资源的花拳绣腿。

让“小而美”的好公益项目规模化，第一需要有更多的公益创新者以社会创业家的精神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第二需要创造市场竞争压力和激励机制；第三需要构建跨界合作、开放共享、服务门类齐全的公益市场规模化发展环境，以减少规模化的成本与风险。依据新的战略规划，景行计划需要适时升级迭代，进入中国好公益平台。

10年来，南都基金会始终以民间公益生态环境构建为念，坚持在两条主线上推动发展：一条是公益风险投资的不断升级迭代，一条是支持公益创新合作平台的建设。

公益风险投资的目的是实现投资的战略价值和资金杠杆作用。从投资项目的新公民计划和灾害救援开始，到投资于个人的银杏计划，到投资于机构的景行计划，到投资于公益创新品牌的规模化扩展，即由单个产品到人、到机构、到公益市场环境的构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有效提升公益行业发展的新方法、新途径。

平台建设的目的是通过跨界合作和社会创新，从宏观层面提升公益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效能，发挥影响力。南都基金会支持推动的平台包括：NPI公益孵化器、联劝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基金会中心网、基金会救灾联盟、公益筹款人联盟、社企论坛暨联盟、互联网公益大会、好公益平台等，同时参与乐平基金会、银杏伙伴基金会、病痛挑战基金会发起的行动。

未来，南都基金会将投入很大力量与行业同道一起致力于几个重要平台的建设和发展。等到一些平台发展了、独立了，还会如“放飞银杏”一样分流一批南都基金会的精英骨干。但南都基金会有强大、稳定的理事会，有大道无形、传承不断的机构文化，还有预期更加强大的资金支撑，作为中国第一家资助型基金会的南都基金会，依然会继续走在引领公益创新的道路上，用我们的赤子之心，“祝福这片繁荣和灾难交织的土地。期待国土之上，阳光之下，成长出一个人人怀[2]有希望的美好社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2017年1月3日

[1]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引《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赞美孔子，又在后面加了一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用“心向往之”做横批，暗喻我们的社会理想也许非我辈所能至，但NGO同仁仍将戮力同心、奋斗不止。

[2] 引自《南都观察》2017新年献词。序言二

2011年是公益慈善行业会一直铭记的年份。这一年，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万元餐”等一系列官办慈善丑闻被披露，引发公众对公益慈善的信任危机。这一年，壹基金作为民间发起的基金会逆袭红十字会成为当年公众捐款的宠儿，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几乎一夜之间名噪天下，显示出民间慈善的巨大能量。也是在这一年，国际资助陆续撤离，“洋奶”断了，“母乳”在哪里？长期扎根一线的民间NGO陷入青黄不接的“资本”寒冬。

而我，在这一年的4月1日，愚人节那天，成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一名资助官员，开始了全职公益人的生涯，误打误撞做起了民间公益组织的“投资人”。非常有幸，我几乎完整经历了南都基金会的五年战略规划（2010～2015年），并在2016年开始见证南都下一期战略的起程。

作为国内率先开展资助，并一直倡导资助的本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过去的五年规划期间，共实施了两个战略性项目——资助人的“银杏计划”和资助机构的“景行计划”；同时，还有资助行业生态系统完善和行业能力建设的“宏观项目”，以及资助特定领域的“救灾”和“新公民计划”（流动儿童）。在南都成立10周年之际，以这本《散财有道——南都公益基金会公益风险投资的理念与实践探索》作为南都过往资助历程的回望、总结，以及对新起点的企盼、祝福，是一件美好的事。

还记得在美国基金会中心网参观、交流时，曾被他们共享书架上陈列的N多关于grantmaking（资助）的书震撼到，虽不能说汗牛充栋，但美国资助者着实有大量的知识和信息资源加速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提高资助的社会效益。而在中国，关于资助的论述还是屈指可数。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经过授权已经翻译了若干国外基金会和资助的图书、资料，但由于国外与中国本土环境的巨大差异，还不能完全解渴。这本书是基于南都公益基金会本土资助实践进行的行动研究总结，希望能够将南都基金会在资助探索道路上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总结、分享出来，成为行业的财富。囿于视野和实践的局限、撰写时间的局促，本书肯定会有诸多不足之处，权当抛砖引玉，以期未来看到更多关于中国本土资助的著述，形成中国本土的资助真经。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对“景行计划”开展“机构资助”的经验总结、反思和提炼。同时，也尽量囊括了南都基金会其他方面的思考。如永光、程玉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和报告等，景行计划是一个经历了很多波折的资助计划，这种波折既折射出“机构资助”这种高难度资助本身的复杂性，也折射出一项资助计划从概念到探索经历的诸多挑战，而南都基金会的理事会和秘书处执行团队在此过程中的各种碰撞、反思、学习，促成了在此基础上的经验提取，可能对同样做资助或打算做资助的人有所裨益。为此，本书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部分是对实践加以总结、提炼后具有一定规律性和普遍适用性的内容，附录部分是对实践的鲜活还原，以便读者各取所需。

正文的第一章分别从宏观社会发展视角和资助者视角，对民间公益慈善行业的变迁及阶段性特点进行解析，指出社会和行业大环境变迁对资助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对核心的资助理念和资助标准，如创新、可持续、杠杆作用、退出机制等进行辨析；第三章重点介绍机构资助核心概念、兴起的社会及行业背景以及公益“投资者”角色特点和价值定位，并通过国际比较说明机构资助与公益风险投资的异同；第四章和第五章介绍景行实践中总结出的机构资助的关键tips、发展出的“以生命周期为横轴，以核心能力为纵轴”的“机构发展动态模型”PPOF模型，以及如何通过此模型找到“资助杠杆”；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进行机构资助的标准解析、“选、投、帮、退”的操作指引以及机构资助的评估。

附录中我们立体呈现了景行的各类实录供大家参考。“附录一”呈现景行的发展历程、各关键发展阶段及其反思和启示，以及以景行为案例对如何设计和发展一项资助计划提出建议。“附录二”完整呈现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陶传进教授主导实施的景行计划第三方评估报告，既是对景行计划过去五年的绩效、影响、经验、后续发展建议的全面呈现，也是对如何开展机构资助评估的一种示范。“附录三”摘取自第三方评估报告中的机构子报告，以“绿色潇湘”为例，阐述公益组织的组织变革过程、成果以及资助起到的作用，由北师大第三方评估团队的张丛丛撰写。“附录四”是景行与Aha社会创新学院、景行伙伴“歌路营”进行深度陪伴（辅导）式咨询的案例，可以看到如何通过辅导式咨询来加速公益机构的能力生成和提高。“附录五”收录了景行计划资助中国农业大学董强教授开展的“高成长性社会组织案例研究”的一个代表案例，通过案例研究加速资助者对组织成长规律的认识。这些附录可以体现景行在践行机构资助、邀请第三方评估、引入辅导式咨询、支持基础性研究方面的集合作用力。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下人士对于本书的内容以不同形式做出了诸多贡献，诚挚感谢这些共同的建设者。

感谢徐永光先生，不仅因为书中收录了永光近五年来的诸多发言和思考，也因为他对社会和行业发展的远见、洞察及推动的魄力，为秘书处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奠定了高起点。

感谢程玉女士，不仅因为书中摘录和引用了她对《草根组织功能与价值研究》的学习笔记以及她与秘书处的讨论，还因为她缜密的思维和钻研精神，她对南都的价值观、文化、工作风格的塑造，使秘书处得以有序、有力地推进工作。程玉也对本书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

感谢康晓光老师，不仅因为书中摘录了他与秘书处的讨论，更因为他对民间公益组织独立于政府和商业、独立于权和钱，创造另一套价值的坚守，以及他洞见本质、预见未来又犀利生猛的风格让我们在批评中不敢懈怠，努力前行。

感谢何进博士，他提出十五字资助箴言“创新、可持续、宜推广、参与式、实事求是”，并对我们提出诸多挑战，一直在敲打我们去思索如何做好资助，对他的影随也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学习最资深的资助者一生积累的资助经验，少走弯路。

感谢何伟理事，他多次参与景行计划的尽职调查、评审、交流会，是理事会中参与最多的理事，我们感谢他贡献了企业家视角的洞见和智慧，更感谢他给秘书处带来的信任和温暖。

感谢前项目总监孙巍，由她于2011年主导调研并执笔完成的《机构支持战略实施框架草案》为机构资助奠定了重要的根基。

感谢项目成员黄庆委，他在资助实践中与各方面的伙伴打成一片，有丰富的一手经验和洞见，是扎扎实实的实践派，是本书很多内容的重要提供者。

感谢原社会资源研究所（SRI）［现更名为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CDR）］的郑聪、张帆、李志艳，2015年在他们协助下完成的《景行计划机构资助手册·指引篇/工具篇》是景行经验总结的一个里程碑，并且引入了很多国际经验。

感谢杨国琼、冯元，在景行资助手册的总结中，他们有大量的参与和经验提供。

感谢方昕，在加入景行团队后，她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和中肯的反馈，使景行的经验更加完整。

感谢林红，她指导和参与了景行从2012年到2014年的设计和实施，投入了很多心力。

感谢杨懿梅，她曾对景行计划进行梳理，提供基于商业投资人的意见和建议。

感谢所有的景行伙伴，这是所有经验的来源，没有景行伙伴便没有这本书的诞生，更感谢伙伴们对我们的充分信任和包容。

感谢以陶传进、卢玮静为代表的北师大团队对景行计划开展的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评估，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感谢顾远、周贤、杜爽贡献了极具代表性的咨询案例，并开放地将之在行业内分享。

感谢董强开展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启发和改进建议。

感谢黄传会将军调动8位报告文学作家为8家景行伙伴撰写的报告文学。

感谢赖佐夫敦促书稿的整理与写作，积极与出版社联系，保证了书稿的及时交付和出版。

感谢彭艳妮、宋波、刘洲鸿对景行计划的探索以及对景行开展本书的写作提供的大力支持。

最后，感谢周庆治及以周庆治为代表的南都出资人和理事会监事会，允许秘书处大胆探索和尝试。

站在新起点上，真心地祝福南都公益基金会、祝福中国的资助者的道路越走越开阔，使公益“投资人”能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支持民间公益，人人怀有希望。南都公益基金会前项目副总监、景行计划亲历者刘晓雪2016年12月18日第一章[1]时代背景下的资助型基金会及其价值第一节我国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三大阶段

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伴随着政策法规、经济水平、社会文化以及科技水平的发展，我国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多个阶段的质变和跨越，出现了不同公益慈善形态同时存在、多元发展的景象。尤其是近些年，在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互联网科技创新、新经济发展、千禧一代成为社会主力等因素的推动和影响下，民间公益慈善领域更是日新月异，呈现出使人无尽遐想的未来。了解这一发展变迁历程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民间公益慈善领域发展的逻辑和趋势，并明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资助或曰投资于公益慈善事业，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

本章将呈现两个不同角度的阶段划分，一个是徐永光站在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大时代变迁角度对民间公益行业发展做出的划分；一个是站在资助者支持民间公益发展角度做出的划分。前一个划分有助于理解公益行业在社会中的发展脉络，后一个划分有助于资助者寻找和确定自己的角色和价值定位。一 时代变迁视角下公益发展的三阶段

2016年，徐永光在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文化变迁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公益要去行政化、去道德化，不可去市场化”的发言，根据他的亲历和观察，将我国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算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间公益历时30余年，经历了“国让民进萌发期”、“行政管控回潮期”和“创新突破转型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国让民进萌发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发，近20年。这一阶段中，伴随政府改革放权，一批有改革理想的人士冲出体制、进入社会领域，创办了各具特色的公益基金会及社团。这些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利用政府释放的空间，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公共事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这一时期出现的以“希望工程”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公益品牌，基本上是按照需求导向和市场化的模式来设计运行的，建立了不错的管理规范，公开透明，平等竞争，在公益启蒙和激发公众参与热情方面可圈可点。第二阶段：行政管控回潮期

这一阶段是从2005年到2012年，前后是七八年时间。2005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学界往往把它解读为“政府更加重视慈善事业”；康晓光则说是“行政吸纳社会”。实际情况是，各级政府直接把“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改编为“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二税源”。从2006年开始，许多地方政府以支持慈善为号令，大刮“慈善风暴”，强行摊派，以权谋捐，一些县级市，动辄派捐十几亿、数十亿。中华慈善总会创会会长崔乃夫痛斥“这是对慈善事业的破坏”。2008年汶川地震，760亿捐款八成进了政府账户；2010年玉树地震，五部委下文收缴基金会的救灾捐款。到了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和多个基金会沦陷，有的是信任危机，有的是管理混乱，有的是躺着中枪。社会对慈善的信任度陷入低谷。其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把慈善当“肥肉”来吃，不尊重私人财产权，让社会爱心受伤，招致公众不满情绪的反弹。第三阶段：创新突破转型期

这一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到慈善法出台以及未来若干年。中央提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官民协同合作平台涌现，官办慈善与草根NGO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联网公益兴起，商业与公益融合，社会企业运动方兴未艾。这个阶段，公益创新模式频出，旧的慈善体制根基松动，公益文化领域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共识，在日趋多元的公益文化思潮中，公益市场化与道德化两种观念的对峙与影响，对中国公益行业的价值导向及其发展不可小觑。

徐永光对于公益行业发展的“三阶段论”，充分体现了有改革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老一辈公益人冲破樊篱、“下海”公益弄潮，并始终坚持在公益行业耕耘，见证公益螺旋式发展的过程，是对行业30余年发展的浓缩。二 资助者视角下民间公益发展的三阶段

所谓资助者是指不依靠自己直接操作，而是通过为其他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实现社会问题解决的机构。改革开放初期，资助者主要是国际基金会和国际机构，而资助的需求者或资助对象主要是具有政府背景的NGO，或者由体制内人士创办的NGO。这些NGO往往具有自己发挥影响的渠道，比如青基会有在各地的青基会，妇联、残联、扶贫基金会、红十字会等在各地也都有分支机构。它们的运作和影响通过对自身体系或政府体制的调动可以有效地传递出去。

但是，在2008年，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后，“草莽”的、纯民间的公益组织大量涌现并越来越活跃，不带有任何体制色彩的、真正的民间公益开始入场，民间公益的资源需求方和供给方开始真正走上舞台，基于民间逻辑（而非体制或行政逻辑）的公益价值链和行业分工开始产生，并越来越体现出市场化导向以及注重专业和效率的格局。可以说在过去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我国民间公益发展的供需双方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浪潮。南都公益基金会于2007年成立，正是伴随着民间公益潮流的兴起，成为资助方。它的成立是顺时顺势而为，同时它也充当了一个弄潮儿。作为最早一批明确以资助型为自身定位的基金会，成立10年来，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了数以百计民间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并不断创新资助理念和手法，以在日新月异的行业变化中不断提高作为资助者的专业能力和引领能力。

从资助者视角按照行业价值链的特点来划分公益的发展阶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助者的角色定位、资助理念和工作手法产生的缘由，对于理解本书主题所阐述的投资式的资助，尤其是为什么要进行机构资助，或在资助中带入机构发展的视角有重要意义。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下从资助者视角对民间公益发展阶段的划分，分别是理想色彩下的官办为主阶段、民起官落阶段、多元开放和市场化阶段。第一阶段：理想色彩下的官办为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前，这一阶段包括了徐永光所称的“国让民进萌发期”和“行政管控回潮期”的早期，其主要的特点是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大部分主体都或多或少具有政府背景或国际背景。正如徐永光所言，一些有改革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人“下海”投身公益，创造了很多公益和社会发展的繁荣和传奇。比如，徐永光带领的青基会、何道峰带领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官办基金会的典型代表；高小贤带领的“陕西妇源汇”、于晓刚带领的“绿色流域”、杨团带领的“农禾之家”、杨东平带领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这些更具民间属性的草根NGO的带领人和创办人均拥有体制内（事业单位、高校院所）的身份和保障，他们所开展的民间公益和社会发展事业也有很多是依靠其体制内的身份和积累来实现的。同时，在这个阶段，这些民间公益组织的资金来源以境外基金会或类似世界银行的国际非营利组织为主，其资金的获得、工作场域的进入也有赖于体制内的身份。因此，这个阶段民间公益虽然已萌芽，但是其发展对政府、体制仍有很多依赖。创始人也因为有体制内身份、收入和福利、未来养老保证，相较今日的公益人后顾之忧少一些，也因而更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第二阶段：民起官落阶段

此阶段为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始到2012年十八大政府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8年可以说是中国民间公益的元年，先是汶川大地震，10万人的生命顷刻消逝，举国震动，一时间民众自发捐款、捐物、献血，大批志愿者直接赶赴灾区开展救援，在悲痛的冲击下爆发出极大的公益热潮。历经汶川大地震，大批优秀青年和社会精英开始投身公益，在我们所接触过的诸多公益人中，有很多是受汶川大地震影响而选择了以公益为自己的人生志业的。随后的奥运会，又是对志愿精神的一次宣扬，也是对实质参与的促进。自此，有别于体制内“下海”的社会改良者，真正了无羁绊的民间公益力量开始蓬勃兴起。政府也由此看到了民间公益的正向价值，更为开放地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

这个阶段出现了“行政管控回潮”，包括2008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很多捐款进入政府账户，官办慈善依然是主流。一些地方还刮起派捐的“慈善风暴”，如某县级市的慈善总会在政府授意下按照企业的销售额给企业下达捐款指标，这种用行政手段向企业强行摊派捐款的做法不尊重公民自愿参与慈善的权利，违反了慈善的本质，绑架了民意，伤害了爱心，引发了社会反感。也正因如此，尤其2011年郭美美等系列事件的发酵，使官办慈善的信誉降到了冰点，为民间公益的崛起创造了良机，如很多捐款人用脚投票，明确表示不会捐款给红十字会类的官办机构，而李连杰和企业家们从民间发起的壹基金开始成为公众捐款的宠儿。这个阶段中纯粹的民间草根公益组织开始登场，吸引了大众的视线并获得青睐，公益有了新的选择，也向纯粹的民间迈出了一大步。第三阶段：多元开放和市场化阶段

2012年，从中共十八大开始，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政社分离，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政府开始将民间公益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随着社会治理创新、职能转移，社会组织发展开始获得大量支持，这为民间公益发展提供了空间。同年，中央财政首次安排2亿[2]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政府加大购买民间机构的服务的力度，使民间公益组织开始具有社会服务产业的色彩。同时富人慈善旺盛期到来了，先富人群正开始把他们的财产投入公益慈善事业，伴随这些财产而来的是商业领域的价值观和方法，诸如结果导向、效率导向、有效经营开始成为公益行业热议的话语。而互联网的兴起和新媒体的出现，给公众参与捐赠提供了选择性、便捷性和透明性的条件。腾讯99公益引爆的捐款狂潮充分体现了，在这个阶段民间公益组织面对多元和充沛的资源环境，需要使出自身的解数通过独特的价值创造来生存和发展。在此阶段，民间公益组织进入了多元并存又彼此竞争的状态。

因此，过去30多年民间公益的供需双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最初的“国际资源-体制色彩浓厚的公益”发展为“多元化的本土资源-民间公益组织”，并将由于供需主体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基于民间公益逻辑的价值链和分工。另外，基金会资助也从过去几乎是公益组织的唯一财源，变成与政府购买、个人捐赠、企业购买和捐赠、服务收费等并列的多种财源之一，而且其所占比例不高。中国的公益基金会将开始面临美国基金会所面临的问题，“当基金会的资金只占到社会捐赠总额2%的情况下，如何用好这2%，发挥杠杆作用，产生更大的[3]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也因此对基金会开展资助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节[4]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基金会的类型及角色

在我国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谱系中有几类不同的主体，按照注册性质分为基金会、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志愿团体等，此外还有大量以工商注册或尚未以注册形式存在的组织以及挂靠在基金会的专项基金。本节将重点介绍一下基金会，尤其是中国本土基金会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关注基金会，一个重要原因是基金会相对占据了较多的公益慈善资源，据民政部《2012年社会服务统计报告》，在全部49.9万家社会组织中，公募、非公募基金会一共只有3029家；但在当年全国578.8亿元的社会捐赠总额中，基金会接受捐款305.7亿，占53%。另外，基金会的资金多数来自企业或高净值个人的捐赠，资金具有较大独立性，如何使用这些量大且独立的资金，对整个公益慈善事业有更大的影响，基金会也因此肩负更大的责任。

以下是徐永光对基金会的八种形态的划分，他指出因为成立背景不同，基金会带有不同的禀赋和创造独特价值的可能，每家基金会应该将自己的禀赋充分发挥出来。一 独立基金会

独立基金会是社会创新的发动机和民间社会的培育人。它可以由私人联合建立，或者由家族基金会变形，或者由企业基金会变形，其存在的首要条件是自己有钱、有资源、有独立的理事会和治理结构。正因为具备这种独立性，这类基金会只服务于高远的社会理想和目标，不需要为出资的公司或个人做品牌或者成为其市场战略的组成部分，虽然有一些还冠了企业或个人的名字，但从治理角度来看仍属于独立基金会。独立基金会非常注重社会创新，并且愿意为这些创新承担风险，在推动社会创新、推动社会问题痼疾的长远解决方面愿意提供风险资本和耐心资本，在关注社会问题的长远解决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福特基金会就是独立基金会的代表。在国内，这样的基金会数量还不多，南都公益基金会、敦和基金会等应该属于这一类。二 家族基金会

家族基金会是家族精神和财富创新的发动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诞生了大量的富豪，数量已经全世界排名第二，但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财富的传承是很难的。然而家族精神是可以传承的，特别是通过家族慈善可以传二代、传十代甚至传百代。洛克菲勒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办了几十家慈善机构，因为做慈善，对人类做出的贡献也非常突出，与其资助有关的诺贝尔奖就有112个，创造了家族精神和财富传承的奇迹，家族也因为这一贡献彪炳青史。中国的富豪也会产生同样的趋势，在中国，第一家家族基金会是老牛基金会，后来又有曹德旺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河仁基金会；2013年中国首富王健林说，万达公司上市后他要捐出个人资产的90%建立王健林基金会；马云在阿里巴巴美国上市之后也捐了很多钱做慈善，并且于2014年年底成立了马云基金会。未来家族基金会的数量会非常大。这些基金会的发起者都是善于聚集财富的人，但是富人将来要把财富转向做慈善，在散财方面应该怎么做也需要做准备、需要学习，让中国富人的慈善资产能够通过战略性的、专业化的、有效率的使用，真正为中国的慈善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根本性的贡献。三 企业基金会

企业基金会是企业战略公益的探索者。在公益慈善领域一直存在着跨国企业的身影，很多跨国企业有专门的CSR部门以及预算来战略性地开展公益事务，这些事务有的会与企业拥有的核心资源和资产有关，通过企业核心资产在公益领域的应用为公益服务，比如微软365软件、SAP的“设计思维”等都基于公司的核心业务和核心能力向NGO提供服务。也有的企业开展志愿者计划，为公益组织提供专业志愿者。还有的企业如摩根大通会针对某些想要履行社会责任的领域开展资助。这些企业带来商业思维和产品服务，通过跨界合作为公益带来创新的思维和专业的力量。中国本土企业在崛起过程中也开始注重公益慈善方面的投入，并借助自身的优势开展战略公益，同时实现企业价值的回流。比如，腾讯99公益日基于其强大的用户基础为公益组织打开了个人捐赠的平台和渠道，也促进了腾讯的用户增长和客户粘性的增加，实现了社会价值和企业利益的双赢。这种企业拿出自身资源与公益结合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的方式应该得到鼓励。四 宗教背景基金会

宗教背景的基金会是公益与信仰的侍奉者。在国外，宗教背景的基金会非常发达，由于大部分国人不具有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普通观念里也主要是拜佛烧香、讲经说法，求得个人的解脱和来世的幸福，行动非常个人化。但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开始践行“人间佛教”，将公益慈善作为一项事业。国内发展出来的仁爱基金会也是以佛教为依托，使公益成为惠及众生的福祉。此外还有基督教背景的爱德基金会等。宗教背景的基金会在慈善项目的管理、运作方面做得都比较好。2012年，中央五部委也发文支持宗教慈善的发展。由于宗教背景的基金会中许多工作人员是带着信仰做公益，使命感、对慈善的理解非常端正，且由于信众规模大、较易募捐，现在寺庙里的供奉非常多，因此需要通过设立基金会把这些钱管理好，使财务更加透明，运行更加专业、更加规范。五 政府背景基金会

政府背景的基金会可以定位为政府与民间公益的桥梁。这类公募基金会有政府背景，过去只是帮助政府做事，很多正在经历改革、转型。这类基金会在短时间内还会与政府有紧密的关系，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政府有合作项目。但是其方向是要把根扎在民间，和民间草根公益组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华儿慈会等在公募权尚未放开的时代都是与民间草根公益组织共享公募权、提供资源和支持的典范。六 社区基金会

社区基金会是可持续社区的构建者。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对于社会非常重要。在全国4000多家基金会中，带“社区”字样的有19家，其中有10家在深圳。在基金会的业务表述上，提到“社区发展”的基金会有89家。但实际上，业务和社区相关的基金会数量是巨大的。无论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环保还是扶贫救灾，在这些领域，所有基金会都不可能脱离社区去做事情，甚至很难找出与社区发展无关的基金会。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应该很好地发展，借鉴美国的经验，特别是硅谷社区基金会、纽约社区信托管理的模式，构建整合社区公益资源、推动社会创新、改善社区公益生态发展的一种的创新模式。七 专业运作型基金会

专业运作型基金会实际上是资源动员能力强的NGO。2004年国家出台《非公募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注册放开后，很多NGO借这样的机会登记注册。中国基金会中运作型多，资助型少，也即NGO型基金会多。像“阿拉善”“真爱梦想”“爱佑”“西部阳光”等都是非常优秀的运作型基金会。因为他们做得好，有些地方政府还主动帮助一些机构从非公募基金会转型为公募基金会。此外，这些运作型基金会也逐渐发现仅靠自己的运作很难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也开始在业务中发展出资助，成为混合型基金会，比如SEE基金会就对民间环境公益组织和公益人提供资助，“西部阳光”2011年开始推出桥畔计划资助教育领域的草根NGO，“爱佑”在2013年也推出“爱佑益+”资助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专业运作型基金会由于具备自己运作项目的经验并在某些议题里长期深入，在开展资助时也具备独特的优势。八 大学基金会

大学基金会应该定位为科学探索与文化精神的守望者。大学基金会在中国是比较强势的，共有437家，占基金会总数的10%多一点；资产211亿，占全国所有基金会的22%。大学基金会在美国不被看成基金会。因为，大学基金会是自己筹钱自己花，而基金会是要为别人花钱。目前我国的大学基金会还没有多大的声色，但应该办好并成为大学创新和大学精神的坚强支持者。表1-1 八种类型基金会及其特点表1-1 八种类型基金会及其特点-续表第三节[5]资助型基金会的独特价值和使命

前文按照基金会的背景和价值特点对其进行了分类和介绍，事实上还有一种重要的分类维度，即在民间公益价值链中的位置和角色，按此维度公益组织可以笼统地分为资助型、专业运作型、支持型三种，有的组织会兼具某两种特质。其中，资助型类似于商业领域的投资公司，将资金“投”给其他组织，借他人之手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专业运作型则类似于商业领域的公司，它们直接面向受益人群或针对社会问题开展工作，是社会问题的直接解决者和社会服务与社会价值的直接创造者；支持型有时也称作中介型，是以前两类组织为客户，通过为其提供专业服务，诸如咨询、评估、财务、人力资源、品牌等，增强前两者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和效益。

由于资助型基金会处于资金链的上游，所以其资助的价值观、标准对民间公益组织尤其是专业运作型公益组织有独特的影响和导向作用。

这里对“资助”的定义是：不依靠自己实操项目来直接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而是通过为其他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对方基于本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观、业务和项目模式进行社会问题的解决。南都基金会一直是资助型基金会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图1-1 南都基金会运作理念的定位一 民间资助型基金会的重要性

中国本土的民间资助是伴随着民间公益的入场而产生的。在2008年之前，即第二个发展阶段“民起官落阶段”之前，公益主体主要是有政府背景的NGO，公益资源主要来自企业捐款，并通过捐给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最终投向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项目，为政府拾遗补阙，形成政府、政府背景基金会和企业捐赠人之间的价值链循环。在2008年后，民间公益开始蓬勃发展，基于民间公益逻辑的价值链开始产生，并出现新的角色和新的分工。因此，中国本土的资助型基金会在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创新空间。2012年，在中国3000多家基金会中，资助型基金会仅以个位计，对民间草根公益组织投入的资源不超过1%，[6]多数基金会是自己筹款、自己做事。2015年基金会评价榜对200家NGO进行的调查显示有98家国内资助方为其提供了资助，有更多专业运作型的基金会开始增加资助型的业务，资助者数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长。而这种增长首要的意义，就是其作为民间公益价值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真正的、多样化的民间公益的入场和发育，撬动了跨界资源整合中产生创新和社会效益的增加。

从几家典型的资助型基金会的案例也可以看到，定位为资助型对民间公益的投入产出效率高，其发挥的资金杠杆作用可谓“一本万利”。如南都公益基金会、敦和基金会、心平基金会，成立时就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SEE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爱佑公益慈善基金会则从专业运作型向资助型转变。以心平基金会为例，2008年成立之初，心平基金会就将儿童阅读作为核心推动的领域之一，几年下来，只有4个全职工作人员的“心平”所支持的乡村阅读领域的NGO逐步蔓延，深入乡村学校和乡村社区，通过优质阅读促进乡村儿童、乡村教育的发展，不同的公益组织也根据自身背景和优势，形成几类不同的阅读推广策略和模式，并在心平的支持下开展经验交流，使不同组织可以将理念、知识、经验有形化，可共享，可学习，可迁移。更重要的是发现、培养了更多以阅读推广为事业的人，形成了“种子”队伍，这些“种子”是衍生更多可能的基础。此外，心平基金会还为农村地区的教育局和学校购买民间公益组织的阅读推广服务提供配比资金，逐步引导政府资金的使用；推荐专业能力强的阅读推广企业的阅读推广理念、方法、服务，促进民间公益组织阅读推广专业性上的交流和[7]提升；资助REAP开展阅读推广效果的科学影响评估等，系统性地以阅读为抓手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的儿童阅读和乡村教育。这4个全职人员通过资助撬动的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非常显著，效率极高。

同时，一些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也在外部环境的呼应下进行了资助的创新、转型，体现出巨大的资源整合优势，为民间公益发展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而且对机构发展非常有利。例如，中华儿慈会成立于2009年，作为民政部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其“民间性、资助型、合作办、全透明”的亮相和运作理念令人耳目一新。它用筹来的2000多万元捐款，设立了“童缘”项目，已资助全国200多家草根儿童慈善组织的项目，同时为一批儿童慈善组织设立了专项基金，形成全国儿童慈善组织合作联盟。中华儿慈会的资源开放，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草根NGO来说是雪中送炭；反过来，数百家草根NGO对儿慈会的支持，则赋予儿慈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此类基金会还有很多，如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民间公益慈善行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个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杨澜将其比喻为“热带雨林”。如果把基金会比作大树的话，它应该是热带雨林中的参天大树，有利于其他与之共生的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而不是沙漠中的胡杨。二 资助型基金会的多重社会效益

为什么做资助型会“一本万利”？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工带来的专业性和效率的提高。资助型基金会工作者，比如心平基金会的4个人的核心价值在于他们具备眼力发现有志于干事和能干事的人，给予其恰当的支持帮助把事情干好，因为有专人负责，更加专业和有效率，包括资金的运作、选、投、评估等。

第二，保证了多样性。世界需要多样性，因为世界是复杂的，问题是复杂的。资助型基金会在共同使命的指引下，可以支持多种多样的拥有不同特质、不同优势的公益组织，去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产生更多可能性。而且众多的可能性之间相互碰撞、发酵，产生更多“化学反应”。

第三，导向性，引导资金向更有效率和效益的方向流动。基金会所形成的专业性以及广泛的多样性，使基金会在进行资助时带有“促进创新”的价值和诉求。当一件事情还未产生效果、效益时由基金会来支持其探索，一旦显现出效果，形成模式，其他社会资源就可以跟上，包括政府资金投入和公众捐款等，为社会资源的投入创造更有效的出口。

总之，促进社会进步使命很难通过一家机构实现，需要与更多的伙伴协同并进。资助方更有可能成为整合者，培育多元、多样化的民间组织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并牵头促进公益与政府、企业、学界以及公益之间的合作，实现集合的影响力，推动社会问题的多维度的、系统性的改变。

当然，由于我国民间公益发展刚刚开始，很多资助者会遇到“现实难题”，比如没有太多公益组织可以资助，已有公益组织解决问题的成效并不理想，等等。但资助者要认识到使民间的公益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成效低到成效高，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资助型基金会创造的价值之一。也因此，资助者不仅是要“解决问题”，还要“发展组织、培养人”。曾有人分享（大意如此），美国某个年代有大量的志愿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涌现出来，这些组织花了大量资金、人力用于扶贫、女权、教育等涉及社会不公的问题，起到的对问题改善和解决的作用微小，但是涌入这些事业中的人在此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训练和提升，包括对不同阶层人群的包容和同理心、理性的协商、民主生活的参与、公民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养成以及领导力的提升等，这些能力和素养的提升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是后来美国腾飞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大部分社会问题都是由人造成的，当人得到了改变，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因此，更多公益组织发育、更多人对公益行动参与，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公民素养和行动，促进社会信任，使人相信自己、相信他人，具备去创造未来的信念和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

[1] 本章的诸多内容根据徐永光的几篇文章整合、提炼而成，包括《关于民间慈善研究的几个真问题》《公益要去行政化、去道德化，不可去市场化》《八种形态基金会在中国》《做社会创新发动机——基金会的价值风向标》等。

[2] 《2012年社会组织十件大事出炉》，经济观察网，2013年1月9日，http：//www.eeo.com.cn/2013/0109/238453.shtml。

[3] 福特基金会纽约办公室首席代表在与正荣美国公益游学的拜访者们的交流中提及。

[4] 本节内容改编自2014年11月徐永光的发言《八种形态基金会在中国》，原文可点击 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content/4038。

[5] 部分内容整合自《徐永光：基金会不是沙漠中的胡杨林》，《中国慈善家》2013年9月刊，原文可点击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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