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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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看云 不应忘记的人与事(谷臻小简·AI导读版)试读：
沧桑看云: 不应忘记的人与事李辉 著该书由讯飞有声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音频技术由讯飞有声提供下面由谷臻小简为您带来10%本书干货版权信息沧桑看云: 不应忘记的人与事
李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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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dna.cn目 录1. 巴金：云与火的景象2. 碑石－－关于吴晗的随感3. 在草地上仰望星辰4. 残缺的窗栏板——关于红卫兵运动的思考5. 嫁给中国－－－戴乃迭的故事6. 难以走出的雨巷－－－关于戴望舒的辩白书7. 书生累－－－关于邓拓的随感8. 亦奇亦悲“二流堂”9. 浪漫的余响－－－范用素描10. 风落谁家？——走向“文革”的姚文元11. 看风流款款而行——黄裳印象12. 静听教堂回声——现代文人与基督教的关系13. 旧梦重温时——“五七干校”的历史回望14. 丁聪：画卷就这样展开15. 微笑着面对——黄苗子与郁风16. 梁思成：永远的困惑17. 清明时节－－－关于赵树理的随感18. 秋白茫茫——关于瞿秋白的随感19. 沙龙梦：现代文人的聚与散20. 田汉：落叶在狂飙中翻飞21“. 你是汉子，你就来！”22. 消失了的太平湖——关于老舍的随感23. 执拗的智者——施蛰存印象巴金：云与火的景象
一个令人感动、令人难忘的场景。时在1987年11月的北京。
极少出门的冰心坐在轮椅上，今天上午被推进了北京图书馆新馆宽敞明亮的展厅。停下，目光落在入口处赫然醒目的十三个大字上面。这是她写的：“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
还是冰心会比喻。在座谈会上，她理所当然成为今天参观的几十位作家的“首席发言人”。她比喻巴金是一个“热水瓶”，外面凉，里面热。她说“巴金充满了真诚，心是真诚的，话是真诚的。他不说假话，对祖国、对人民从不说假话。”
巴金热情而真诚。热情是心中永远燃烧的火，热情是他作品的力量。他热爱读者，他说要把心交给读者，他的热情和真诚打动一代代读者，影响一代代读者。他真诚袒露心灵。无情解剖自己，把说真话作为晚年反省的核心。人们说：他是知识分子的良知。
巴金应该说是幸运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他能够思考 历史和人生，能够把一段段业已遥远的流逝而去的岁月重新铺开在记忆中，用他那经历过文革的精神磨难而变得成熟的目光来加以审视，来无情反思，从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又矗立一座令世人瞩目的高峰－－《随想录》。
巴金性格中的忧郁来自何处？遗传和童年环境的影响？走入社会后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折磨？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故乡的一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巴金身上同样如此。
巴金也曾有过没有忧郁没有痛苦的时候。五四运动在四川掀起浪潮之后，十五六岁的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他走上街头撒传单，坐进阁楼变杂志，或者参加集会。孤独寂寞消融在年轻人的友爱之中，忧郁也被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的急切愿望和热情所代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随处散发我的热情，我没有矛盾，没有痛苦。碑石－－关于吴晗的随感
不知为什么，三十年代年轻的吴晗一进入明史研究的领域，就把目光注视在冤案上。还在关于东厂的文章之前，他便发表了研究明代最大的文字狱胡惟庸党案的长篇论文。
他更感兴趣的，想来并不是胡惟庸个人，而是因胡而蒙受惨祸的数以万计的功臣和文人，也就是他所说的“智识分子”。就是在开始对胡惟庸案产生疑惑的时候，吴晗一九三三年春节在旧书摊上购到一本《碧血录》。这本书记载着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的一些知名人士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冤杀的史实。我相信，是这样一些与胡案有关的东林党人的悲剧，让吴晗花费更多的气力，写出了他年轻时的力作。
吴晗便是以这样的姿势走进了明史研究，不，应该说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与历史的拥抱。历史加深他对人的认识与理解，历史让他感觉到生命的沉重。
尽管后来投身于革命的吴晗，与胡适分道扬镳，尽管吴晗后来的历史观与胡适大大不同，但他不会忘怀最初从胡适那里得到的教益。在五十年代初写的《吴晗自传》中，吴晗就没有隐讳自己与胡适的这种师承关系，他承认自己过去“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
吴晗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从来没有涉猎过。可是，他却破天荒地在撰写大量文章之外，创作了招致人生悲剧的新编历史剧。这个剧从戏剧文学的角度来看，并不被认为是成功之作，而当时舞台演出的效果也不理想。
但是，对于吴晗这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他在履行一个革命历史学家的职责，他在用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方式体现自己的现实作用。他乐意这么做。那个时候，艺术并没有作为所有文学艺术形式的决定性的因素，创作者也好，欣赏者和称赞者也好，看重的常常是政治的需要，甚至政策演绎的需要。
姚文元式的批判和文革中吴晗的遭遇，使吴晗本人和人们都难以承认吴晗有丝毫影射现实的企图，文革刚刚结束后那些为吴晗辩诬的文章，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便是一再强调《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罢官没有丝毫联系，纯粹是一出为历史而历史的剧本。
在悠悠历史行进中，海瑞已经成为一块碑石，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同样也将成为一块碑石，走在甬道上，我回头望去，看到小伙子把香点燃，插上香炉，然后开始虔诚地鞠躬。在草地上仰望星辰
毕奂午先生走了。永远。“鞋匠，/以麻缕系其生命，/摸索于人类之足底，/向炎夏走去。"那个三十年代感叹人生和描写“人市”的诗人走了。
第一次去看望毕先生是在1980年年初，介绍我去的是贾植芳先生。当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每个假期回湖北家中都要途经武汉。那次，我带着贾先生新出版的《契可夫手记》，走进珞伽山位于山坡上的那幢二三十年代的老楼。后来听说，过去在武大任教的苏雪林或者凌叔华，就在这里住过。
毕奂午这个名字对于研究三十年代文学的人来说，虽非赫赫有名，但他的作品集《雨夕》《掘金记》中的某些诗文，当年颇获好评，一些现代文学选本中也都少不了他的作品。我那时正和陈思和一起开始研究巴金，并在贾先生指导下参与收集巴金资料的工作。这样，巴金也就成了我们初次见面时的主要话题。
从大学期间到我参加工作，毕先生一直以他的热诚和厚爱温暖着。从学业到工作，甚至到婚姻大事，都是他们夫妇在谈话中和信中少不了的内容。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师母是北京人，毕先生又在这里长大念书和工作，于是，他们家里订的一份晚报，就成了联系我们之间的最好纽带。在好几年里，读晚报，谈上面的作者，谈老北京，成了他每封信里必不可少的内容。
除了谈北京，毕先生经常就如何写文艺报道和如何办副刊，向我提建议，启发我多思考一些问题，多想一些点子。一次我写了一篇聂绀弩的专访，他看后就来信说：“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应有一两首找人作一点评介和注释，我觉得近来写旧体诗的人，比起来，都赶不上他。”这是我最早听到的对聂绀弩旧体诗的赞誉。
毕先生一生走得十分艰难。我到北京后，听说过一个关于他的命运突然改变的故事，有如天方夜谭。残缺的窗栏板——关于红卫兵运动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红卫兵也许要算最引人注目、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
轰轰烈烈与冷冷清清，叱咤风云与平淡琐碎，豪气干云与无可奈何，诸多形成强烈反差的形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随着他们历史角色的变换，都以未曾预想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出现。
红卫兵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似乎来去匆匆，可是，它激起的涟漪，不会消失，而是时时波动着，延伸至生活深处，延伸到许多人的精神世界。
于是，我们，只能这样面对发生的一切。
红卫兵——残缺的窗栏板——知青，在我的眼里，时间就是如此无情地在一个个环节上流动，它们也明显具有历史角色转换的意味。知青和红卫兵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最初下乡的知青中的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红卫兵运动，在红卫兵的行列之中欢呼过燃烧过狂热过。即使有些知青并没有当过红卫兵，但巨大的历史惯性，已将他们身不由己地拖到了历史角色转换的过程之中。不管情愿与否，与红卫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知青们，延续着红卫兵的故事。
最令人注目的当然是千百万“老三届”知青。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红卫兵，和大学生相比，他们更为年轻，更为单纯，更具激情、狂热，更富于幻想，从而也就更具代表性。
人最难做到的是以严峻的自剖精神来面对自己。
崇高或渺小，辉煌或尴尬，英勇或怯弱……一个人可能会经历过其中的任何一种，但 回首以往时，常常宁愿淡忘所有的渺小、尴尬与怯弱，在一种人为建造的虚假氛围里，陶醉于对以往的留恋。或者，并非留恋，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
我想我不必那么迟疑，那么拘谨。我写我的感受，写我的思考。在这样的过程中，历史的叙说，起码可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嫁给中国－－－戴乃迭的故事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后代，戴乃迭仿佛注定要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二十世纪与中国有关的外国人中，传教士的后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戴乃迭的记忆中，这座城市到处泛着恶臭。但这并不妨碍戴乃迭对街边小摊产生兴趣，那些沿街叫卖者挑着的火炉里，总是散发出十分诱人的味道。母亲不喜欢中国食物，认为它们不卫生，结果安排孩子们吃的都是英国羊肉和大米布丁，偶尔才允许吃一顿饺子。但戴乃迭和几个哥哥和姐姐，常常背着母亲，请厨师或者车夫，帮他们弄来烙饼和夹葱煎饼，在他们看来，这真是好吃极了。
文革开始已有两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没有想到，在1968年的4月他们会遭遇牢狱之灾。
从此，在以后四年多的时间里，戴乃迭与杨宪益关押在同一监狱，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知情。戴乃迭后来说，她心想杨宪益不是外国人，可能没有问题，一直以为他会留下照顾家里。 而杨宪益觉得戴乃迭是个老实人，又从来不过问政治，应该不会被捕。
苦难却共同开始。
戴乃迭当年决意嫁给杨宪益、嫁给中国时，即使有过各种设想，做好准备来应付许多陌生的、意想不到的难题，但她绝对不可能料到她和杨宪益一起身陷牢狱，无辜成了所谓“帝国主义特务嫌疑分子”。
狱中的等待终于结束。
林彪事件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关押在监狱的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也随之解冻。在度过整整四年的监狱生涯之后，1972年5月，杨宪益和戴乃迭相继被释放回家。难以走出的雨巷－－－关于戴望舒的辩白书
冯亦代给我的这批材料中，有一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给戴望舒的信。
一九四五年，抗战刚刚胜利，远在香港的戴望舒收到了设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来信。
来自全国文抗的这封信，明确表明，在重庆的文抗同仁对戴望舒是充分信任的，不然不会对他委以重任，请他负责调查粤港地区文艺界附逆的情况。可是，他何曾料到，如此信任和重用，招致来的却是意外一击。
戴望舒接到老舍方面的来信后，如何着手工作，暂时无法得知。不过，在风波到来之前的一九四六年一月，戴望舒在《新生日报》上发表了一组写于沦陷时期的诗：《狱中题壁》、《心愿》、《等待》《口号》等，其中，《狱中题壁》是他在一九四二年被关押在日本监狱时所作。借发表这些诗，他显然在向世人袒露自己当年内心的渴望，表达出迎来胜利的喜悦。
当时情形下，为什么粤港地区一批作家会把戴望舒作为“附逆文化人”的指控对象？这份有21人签名的建议书，如何产生？后来有何结果？
健在的当事人已不多。陈残云远在广州，且听说年衰已久，我不便打搅。好在我在北京先后找到了其中的诗人吕剑和学者、编辑家陈原两位先生。半个多世纪时光流逝，他们在生活中不知经历了多少波澜起伏和坎坷曲折，这就难怪，与戴望舒名节有关的这桩公案，在他们的记忆里早已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一开始几乎难以想起。
在戴望舒自己看来，他身处逆境，虽非英雄斗士，却从未一日“附逆”。他忍辱负重地生存下来，只是想看到敌人的灭亡，看到胜利的到来。如今，苦衷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是他真正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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