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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2 01: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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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大勤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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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梦想

正义的梦想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正义的梦想作者:吴大勤排版:KingStar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11-25ISBN:9787566807694本书由广州暨南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写在不老的时光里

人是流动的,法院是发展的,时光是不老的。一个人如果与一项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将会常青。从县法院、市法院到市第一法院,这座庄严神圣的法律殿堂历经了逾一甲子的沧海桑田。心怀正义梦想,为社会公平作出贡献的人,人们不应忘记,历史不应忘记,把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既弥足珍贵又特有意义。

从1960年到2010年的51年里,薪火相传的8位老院长是他们中的最好代表,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或是来自五湖四海,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他们都以坚定的意志、满腔的热情,为着理想信念不懈奋斗。他们始终对人民忠贞、对党忠诚、对事业忠正。虽然经历和阅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与这个法院息息相关、命运相连,为法院事业付出汗水与智慧,留下足迹和功绩。他们因法院而光荣,法院因他们而骄傲;他们因法院而厚重,法院因他们而鲜活。

展开书卷,老院长们可敬可亲的形象无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生于水深火热战争年代的蓝远,从东江游击队到解放军,经过熊熊战火的洗礼,再脱下戎装辗转到地方工作;铁骨丹心的李金良,在淮海战役、剿匪斗争中出生入死,解甲后恰逢“砸烂公检法”的多事之秋,他力挽狂澜;刚正耿直的林明,作为英模代表一员受到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情归故乡又成为法院建设的“开荒牛”;政法老将容显成,在公安、法院、司法、检察院奉献了40多个春秋,见证了中山政法工作的风云变迁,面对重大问题,他总是处变不惊,从容不迫;心系民间萧竹的孙敏,参加过土地改革,从事过公安工作,再转型为法官,担任院领导十多年还不忘亲自审理疑案难案,为人民群众解忧解困;清正朴实的杨佑生,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从列兵战士成长为法院院长,骑着自行车承载着老百姓的喜愁,走遍乡村田野,步进万户千家;坚韧忠诚的曹寸声,走过了17年的军旅生涯,带着军人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到法院“当家”,使法院面貌焕然一新;刚健果敢的严一林,践行“严管、厚爱、规范、真实”的治院理念,把各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为第一法院的接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化因历史而深厚,因人物而丰盈。老院长们以大智慧大勇气处理纷繁复杂的世情院事,以人格魅力助推司法公信,永不止息地求真实践,孜孜不倦地开拓创新,成为后生晚辈的精神依归和境界追求,是法院精神的先行人、积淀者。总结历史,前瞩未来,我们确定“博识睿达,笃行至善”为第一法院精神,它是第一法院法官的魂和神。“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国如是,家亦如是,在如此优良传统和深厚文化熏陶浸润下的第一法院阳光灿烂。

感谢大勤不辞劳苦走访老院长,他克服陌生,洞察心灵,聆听沧桑。他用心写作,风格独特,行文有诗歌般的魅力,笔端闪现着拙朴而自然的奇妙世界,别有洞天,引人入境。他以窄门进厅堂,以小路抵大道,孤独而沉痛。寻访、探秘、论证,为历史建档,为苦难树碑。让我们看到生命力的强大,辨识绝境中的希望。他的文、他的字和他的诗可以那么具有抒情性和感染力,看来,艺术真是一扇奇妙的门户,让我们可以更全面、真切地走近一个人。与文字相处虽然艰辛,但艰辛的路上已收获成长和成功。“法,本于仁,成于义。”让我们怀着正义的梦想,以神圣的天平托起“中国梦”。

是为序。罗嘉浩2013年6月蓝远:参加革命

乌云压城和天空落下的黑雨

你见到内心的光亮

雨水淋湿的村庄点燃大火

在马克思三月的河

今夜的暴风雨照耀星空

你窥见恽代英的浩劫悲猿鹤

和荒村绝稻麻

客家少年脱下单衣 引爆一场革命

枪炮声和骷髅狰狞的冷光

不能在山冈上唱歌

当你以一把锋利的刀

挥舞在邪恶的天穹

砍开地狱之门 阳光洒满你的路程——《革命者》吴大勤/行草

写了很多人物,觉得仅有的那丝才情都被耗尽了,真不知怎样再去把一个人塑造得有血有肉。

一个老人,已是八十有七,身体尚可,但毕竟年迈,加上语言的关系,采访得甚是吃力。

后又造访了他的儿女,希望能找寻到更多的资料,结果却同样令我失望。

从那个冷冬到这个春天,我数次欲动笔又不知从何下手。这几年的写作尽管有着诸多阻障,均为我打通,我头痛地以为今年的写作一开始便有着尴尬,存疑了这一年是否是我的创作灾年?

我穷尽回忆这位革命老人,他慈祥、平和、亲切。住得简单,住所是一幢两层近似农舍的陋室,我记住了这是珠海斗门区的后山西36号。穿着朴素,灰布衣裳和鞋做工粗糙、低劣,但干净、整齐。吃得清淡,米饭和青菜是他喜欢的,常吃些大头菜和咸萝卜干,他的荤菜是五花肉和咸鱼。他常乐呵呵地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这个黑夜有雨,我蹒跚于野地,静山的古墓似有幽幽磷光,脑间有群鬼如哭,甚是凄厉。我遥想了一个文明古国,想起了一个个被推翻和建立起来的王朝和一个朝代的王以及渐积的专制。此时节,一阵暴雨骤至,电闪雷鸣里撕亮一方天空。这等哭泣疼痛的殇夜,想煮酒磨刀,抒九曲孤耿。

蓝远,我又想起这位前辈,这位让我难以书写的革命者。我脑间苍茫,想的是开国建国的波澜壮阔,一个人的沉浮颠沛和浓缩的家国巨变的青史。浪花淘尽英雄,浮世的风尘掩埋了昨日险峻的骨相,那些豪侠的面目已随时光远去。通过他的回忆文章,到其女儿蓝宝青家与她细聊追寻。顺着冥思的河,在沧海桑田里,叩问高天白云,拾起岁月的琐碎或晶莹。

显然,蓝远只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平平常常的革命者。或者他够不上一个英雄,但纵观横看今日那众多招摇的伪英雄,依然无法消减我对这样一位老人的敬仰之情。我使用革命一词和以“参加革命”为题,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响亮而有力度的词。我参军时,领导说这是参加革命工作;我团长的父亲是个领导干部,他填履历时写革命干部。革命行动是轰天动地的,毛泽东于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927年的10月,蓝远在梅州五华的潭下镇柏洋村降生,这一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拉开他一生革命的帷幕。

五华属山区,崇山峻岭,重重叠叠。蓝远是个苦孩子,8岁时父亲病故。体弱的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挑起了抚育六个小孩和照顾两个老人的重担。客家人重视教育,再苦再穷也要让一个孩子读书。蓝远是长子,便是习俗中被送入学堂、承载了全家希望的骄儿。蓝远开始上学,家里穷呀!他发愤读书,也知道母亲和两个弟弟的含辛茹苦。放学后,他有时下地干活,有时上山砍柴,有时还到河里抓鱼。童年的时光,他知道农业,懂得田间耕耘和汗水。

在那穷困、兵荒马乱的年代,辍学、歇学、停学,到1948年已是21岁的蓝远才勉强读完高中,那年月这是很高的学历了。

蓝远的家乡五华因为偏僻而免遭日本鬼子的涂炭,客家人历史上就有着与自然和强暴作斗争的血勇,小日本在客家地区也没有讨到更多便宜。他们在梅州处处遭到痛击,在五华附近转了一圈,被各个抗日团体打得晕头转向,终是踏不进五华半步。但日本鬼子还是派出飞机,对着当地学校和老百姓的房子一阵狂轰滥炸,学校被炸坏了,只好停课。日本鬼子也许看到这里是不毛之地,以后便不再出现。五华人民也算有福,幸免了小日本的烧杀抢掠,学校停课一段时间后便趋于正常。

五华是一个革命老区,革命的星星之火燎到五华,烧起热血青年的狂热。蓝远便很早接触了“革命”一词,在山里,他想象着浪漫期的革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广场上和旗帜下进行集会演讲、游行示威。他的青春骚动,有着革命的反抗意绪和高涨的英雄主义。

中学的时光,蓝远接受了组织劳苦人民推翻旧社会制度的进步思想,并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那时学校里有进步团体和地下党,他的很多老师和同学都是地下党员,英语老师陈玛利很早之前就是中山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蓝远受身边众多进步师生的影响,也点起了心中的一腔火魂。1947年他加入了地下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组织布置些秘密工作,集会阅读《华商报》、《燎原报》等进步报刊,在同学乃至社会中宣传革命形势,发动群众搞好民运工作。蓝远的母亲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支持儿子的革命,东江游击队的武工队还以蓝远家为据点,进行集会、宣传,武工队白天藏在蓝远母亲的房间,晚上出去偷袭国民党各个武装据点。蓝远收集社情和敌人的有关情况,物色进步人士,通知可靠农民开会。

这年春天,五华县城的山花开得鲜艳,只是岭上涧边有一片山兰未开先谢,蓝远拾花知兰怨。山雨欲来,这里好像要发生些什么事。

8年抗战赶走小日本后,又面临严峻的内战。一夜,蓝远在教室里读一本进步刊物,文章是关于如何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与“革命”有关。蓝远远观国事近看校园,国难当头,民族危机,革命好像点燃他心中的野火,他砸烂课桌,毅然参加了所在的五华第一中学配合全国“反内战,要和平;反压迫,要民主;反饥饿,要生存”的学生运动。他与进步学生一起,向反动校长开刀,揭露、列举校长陈培玮压制民主、贪污公款、实行法西斯统治和无理开除同学的恶行。

他参与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命标语、呼喊革命口号。和进步同学一起动员全校学生集会游行、示威请愿。一次大的游行示威,有反动同学制止号兵吹集合号,蓝远和进步同学上前揪住反对派的头目并与之理论,最后终于吹响了集合号。战斗的号角吹响,全校1000多名学生蜂拥而来。国民党五华伪县长魏育怀闻讯组织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架起机关枪封锁路口,操起冲锋枪瞄准主席台。伪县长发话不准同学们上街示威游行。1000多名同学振臂高呼:“要民主、要和平、要自由!”坚决响应游行示威。同学们不管军警的强力阻拦,举着横幅喊着口号,游行向县城十字街县参议会请愿,要求他们主持正义,惩办陈培玮。他们叫着“打倒陈培玮,陈培玮落台”的口号,伪政府迫于情势,只好让陈培玮下台。

1948年蓝远高中毕业,一直以来,祖国饱受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开战等人为灾难和自然灾害的摧残,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蓝远的青春少年,看着国家的重疴危难,想着救国救民,他的内心有着血流漂橹的刚勇,他想着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人类,他要做一个职业的革命者。“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一年,正是战火纷飞的日子,他投笔从戎,改学名蓝汉中为蓝远,为实现解放全中国的远大志向参加了东江游击队,他有了一个革命战士的“远”。他后来写下一首叫《革命》的诗:“抗日战争凯歌扬,革命洪流意志昂。决心紧跟共产党,投笔参军打老蒋。”那时他的革命,有着浪漫和激情,也带着些许文学的情趣和诗性。

他所在的东江第二支队,活跃于紫金、五华、龙川、河源一带,经常向国民党反动势力出击。蓝远积极参加各个战役,几次请缨袭击国民党警察所,表现甚为悍勇。他所在的东江纵队第二支队武工队,以南水区的潭下、大布坪、柏洋为基地,神出鬼没地与敌周旋。武工队时常以蓝远家为据点,发展知识青年、进步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他们袭击警察所,打开国民党粮仓,救济当地贫民,并组织群众打倒地主恶霸,阻挠国民党征粮、征兵、征税。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部队经常要与敌人周旋,行军打仗。每有困难,蓝远总是抢着攻坚;遇有战事,蓝远总是冲锋在前,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激情、勇敢与无畏。

1949年3月,他所在部东江第二支队四团在潭下锡坪与五华县自卫总队展开一轮激战。是月1日,自卫队总队长李端模率领100多人准备到潭下与警察大队汇合阻止解放军进攻五华县城。李端模从水寨取道小都,经锡坪往潭下。上午10时许,不可一世的自卫队进入了我部四团早已设好埋伏的伏击圈。王彪团长一声令下,顿时,手枪、步枪、机关枪齐发,敌人乱了阵脚,狼狈不堪。蓝远虽是文化教员,但每次战斗从不示弱,他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枪响人倒,枪法未必百步穿杨,但也一下撂翻数人。发起最后冲击时,蓝远更如猛虎下山,刺刀闪着冷光,吓破敌人狗胆。此役敌死伤惨重,连上校总队长李端模也被击毙,余部尽数被俘。

在部队,蓝远佩有两支枪,一支步枪是在打仗时使用,一支左轮是非战时带着,到地方后他只佩带一支手枪。枪是他的命根,随时随地都伴随着他。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他知道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得靠枪杆子。

在进攻紫金县一役,蓝远也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和知识人的智慧。紫金县城处于山高林密之地,四周有坚固的碉堡防守,地势十分险峻,易守难攻。我方经多轮的强攻智取,均不见效。在强攻中死伤了不少战士,蓝远亲手埋葬了牺牲的战友,看着一张张年轻逝者的脸,他内心翻腾着,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心。边纵司令员兼政委尹林平发动大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蓝远灵机一动,献上一策:攻心。随后,我军采取了政治攻势,宣传解放军的宽大政策,终使国民党少将紫金县长彭锐缴械投诚。

参加解放河源的战斗中,蓝远闹了个笑话。1949年9月14日,他所在的二团三营七连,在山顶上排成一条长龙,用机枪和步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炮弹也如雨点般落在我方阵地,空中到处是手榴弹那优美而恐怖的弧线,爆炸声、枪炮声更是不绝于耳。蓝远提着步枪,一面小跑一面对着前方的敌人投出手榴弹,突然觉得整个脸部疼痛难受,滚将在地。排长急叫卫生员来抢救,蓝远站起来摆摆手,原来刚才冲锋时碰到一个马蜂窝,被群蜂一阵乱蜇。蓝远忍着疼痛,继续向前冲锋射击。经过数番拉锯激战,四天后,196师又派出一个团增援。由于我军强大的攻势,国民党无力回天,终于撤出河源县城落荒而逃。解放军占领河源,在欢迎的群众队伍中,蓝远遇上他的一个表哥,表哥看到他肿胀的脸,以为他病了、受伤了。蓝远哈哈大笑道:“这是马蜂奖给我的勋章!”

在从东江游击队到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第二支队,后到第四支队连队负责政治文化工作期间,蓝远参与了解放紫金、五华、河源等多次战斗。1949年9月26日蓝远所在部四支队奉命由博罗东渡紫金古竹,10月2日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后,司令员作了解放广州战斗动员令。10月3日,挥师从古竹直抵广州,配合左、右路军共同歼灭防守广州之敌。之前,国民党196师、312师、保安第三师、第五师残部逃往珠江三角洲沿海一带进行垂死挣扎。四支队奉命追击国民党残部,从东莞虎门乘船渡海经伶仃洋并于11月1日抵达中山。船到石岐张溪河面时,有国民党飞机在船的上空盘旋,对我官兵扫射轰炸,部队迅速隐蔽并予以炮击。至月底,逃窜到横琴岛的国民党残部纠集珠江舰队10余艘舰艇、1000人袭击唐家湾对面的淇澳岛。蓝远所在四支队一团对敌海战,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敌人负隅抵抗。后在两广纵队炮团的增援下,直捣黄龙,万炮齐轰敌舰,杀得国民党残部片甲不留,最后大获全胜。

解放战争结束后,1951年,蓝远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先后在佛山、珠海、中山与斗门的公安机关和法院工作,继续他的另一种“革命”。

50年代,蓝远先在佛山、后到珠海工作。蓝远在珠海县担任公安局副局长兼万山区委书记,珠海县成立于1953年4月13日,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镇压反革命,清剿土匪,与渔霸斗争并进行渔改。1954年6月,蓝远接到有一股海匪在海上抢劫渔船的消息,便迅速带领干警乘船追捕,双方经一阵枪火交战后,海匪被当场捉获。蓝远亲自进行了审问,发现他们是一群悍匪,长期抢劫杀人。在弄清犯罪事实后,报上级批准,在唐家湾海边的沙滩刑场执行枪决。那时枪毙人是要先用绳子将犯人绑住,犯人被打死后再把绳索解下。在唐家派出所押送犯人到刑场的途中,一名海匪偷偷将绳索松开,在行刑时,该匪应声倒地,趁人不注意,松绑猛逃,被派出所一名女民警发现。她马上高呼其他干警将其擒拿,并将之击毙。

蓝远带领万山群岛的渔民发展渔业生产,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引导渔民互助合作,共同富裕。五十年代万山群岛渔村,渔民贫苦,生产工具落后。多是风帆小船,摇橹舢板,破旧网具。他们在夜间出海捕鱼,白天回港休息。村里没有一间砖瓦房,全部是一家大小住在狭窄的小艇上,冬寒夏热,卫生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

就是这样的环境,蓝远经常住在渔村中,与他们同生产同生活,也常与他们一同出海捕鱼。1957年,万山群岛6个乡成立合作社10个,为了发展渔业生产,买大船、装机船。蓝远发动大家捐献投资,把家中的黄金、首饰、港币捐出来,装起了两艘40匹马力的大船,然后到深海捕鱼。蓝远生于山区,长于山里,行军打仗都在山地,登山爬坡如履平地,但到了水里便成了“旱鸭子”。尽管不谙水性,但他克服各种困难,与渔民一道出海打鱼,摇橹拉网。为了彻底改变渔民的生活,蓝远经常到海上第一线指挥生产。有一次他和副县长容文达带领渔民随渔船过港作业,船到汕尾时,被当地公安局一民警拦住船只,并要他们马上离开,不准在汕尾捕鱼。蓝远与之理论,说明从珠海万山群岛经香港外海、惠阳、惠东,几天几夜才来到这里。那民警不听解释,蓝远生气了,便要上岸找他们的领导。后经一番周折,才得以在汕尾渔场进行作业生产。还有一回,蓝远指挥组织渔船过港到广西北部湾捕鱼,由于遇到狂风暴雨,渔船被吹到了越南北方的海岛,被越南边检人员扣下,后经广西东兴县相关部门与越方沟通才得以放行。这一年,全区完成捕鱼任务548300担。万山群岛渔场墨鱼也取得大丰收,成群的墨鱼游弋于海面上,蔚为壮观,一网撒下便可收几百至上千斤的墨鱼。

1958年,中山、石岐、珠海三个县市合并为中山县,蓝远调中山政法公安部,先担任办公室主任,后任公安局第一副局长和县委候补委员。那时公安局150人当中只有两个高中生,蓝远算是这群英雄好汉里的“小秀才”。那时他也摇一摇他的笔杆子,报纸杂志上也常能看到他的名字。他还被聘请为《南方日报》的通讯员、《珠海报》的特约记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破坏,残留的土匪恶霸也时常对社会进行骚扰。不少台湾特务潜伏到中山,不但窃取情报,也对交通要道、桥梁、水库搞爆炸破坏。特务分子通常从澳门经拱北海关入境,在澳门,他们有专门的特务机构;在沿海地区,有着大批的特务活跃分子,暗藏枪支炸药,随时进行破坏活动。那时,海关检查人员在检查过境行李时,还要面临被炸伤炸死的危险。一次,一特务从澳门与内地特务里应外合,偷偷把炸弹放在我公安机关的小汽车上,并在珠海翠微引爆,造成江门公安局一名侦察副局长不幸遇难。

50年代末期,国家经济开始不景气,国民党看准我国经济困难的时机,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内地,发展秘密组织,大搞破坏活动。那两年中山的台湾特务甚为猖獗,他们引爆石岐工人文化宫、横琴粮仓,火烧万顷沙,到处窃取情报。蓝远时任公安局副局长,除了负责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外,还负责对付台湾特务的工作。

蓝远住在孙文中路,一夜凌晨时分,正待入睡,忽听一声巨响,原来是其家附近的文化宫被炸。蓝远参与组织公安人员前往现场,文化宫门前的一根大圆柱处被炸出一个一米见方的大坑,附近商铺的玻璃尽被炸碎,对面冰室的一名女工当场被震晕。进行了现场勘查后,蓝远咬了咬牙:一定要压制敌特的嚣张气焰。

他参与组织人员展开侦查,很快便把女特务陈惠华捉拿归案。陈惠华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台湾特务,受派遣潜入中山。时值冬天,身穿棉衣,把硝化炸药夹在棉衣内蒙混入关。在查清事实证据后,当地政府将其移交至法院并由蓝远亲自审理,经审理后,报上级法院批准判处其死刑。执行枪决之前,仁山广场上召开了万人大会,由蓝远主持公开宣判。

最终执行枪决是来年的春天,虽然那时国家困难,临刑前却还给犯人准备了红烧肉,这女特务虽然在受审时显得很顽固、宁死不屈,可要“打靶”了却一块肉也吃不下。生命诚可贵,人始终还是怕死的。

1960年春节过后,蓝远到中山县法院任代院长。法院在上街里一处征来的大户人家住宅里办公,几个旧乒乓球桌拼起来便是办公桌。这里的环境有些田园况味,内有多间屋舍,有些阴暗,有的用来办公,有的用来住宿。还有着南方的潮霉味,天井似一个宽敞的晒谷场。后面是一个小山丘,松树苍翠,山花遍野。山坡下是一个大果园,种着很多香蕉、荔枝、龙眼和石榴。春天来时,整个祠堂溢满花香,成群的蜜蜂和蝴蝶在飞舞。

该法院旧址,改革开放后已拆建为高层住宅。

那时法院有60多人,法官、书记员大多是刚从战场走出的军转干部战士,且大都为男性,只有寥寥几个女同胞。下面乡镇,也设有不少法庭,人数很少,数石岐法庭人数较多,由副院长兼任法庭庭长。中山当时是有着140万人口的大县,社情复杂,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尖锐。民事纠纷、土地纠纷、山林纠纷时有发生,一年能接到几百个案子。蓝远还兼任县里的三反办公室主任,要参与社会治安和反敌特工作。他对工作充满着激情和狂热,有着使不完的劲。他总是身先士卒,亲自办案、审案、定案。各庭审判员办好的案件,都要由其审批。遇到重大案件,还要经县委领导与公安、检察机关共同讨论决定量刑。当时没有刑法、民法,只是根据上级规定的有关政策视案情量刑判决,啥罪都要冠以反革命的罪名。每当有什么案件,蓝远是手枪一挎,骑上单车便赶到现场,南朗、小榄、三乡、坦洲哪里有情况,便往哪里钻。当时都是黄泥路,暑天尘土飞扬,下雨了一片泥丸。坦洲、神湾更属于偏壤之地,要坐船才能到达。蓝远经常是一身泥尘一把汗,俨然战争年代的一名战士。他刚担任院长就遇上一宗土地纠纷,板芙和大涌因为土地起争执,双方都准备了土枪土炮、刀棍缨枪,准备以械斗解决。蓝远亲自深入村中了解情况并进行调解,制止了事件的发生,也使得土地问题得以解决。

20世纪60年代初期,台湾特务反攻大陆之心不死,派出多股特务潜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1960年9月,一股30人的特务先由台湾到香港,再从澳门乘船到神湾。其计划攻打我神湾公社,捉我公社领导干部,然后再从海边逃跑。蓝远和时任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胡立本带领干警与当地海军配合打击特务,并获得成功。当武装特务抵达澳门,转乘渔船到海外三杯酒附近海面时,欲换乘小艇行驶,而海军急于消灭敌人,率先向敌开炮,一阵狂轰把敌特打得乱成一团,一部分慌不择路逃回了澳门,剩下的全部被干警擒获。此役虏敌7人,缴获枪弹一批。

至是年“十一”国庆,又一股武装特务企图从中山、新会、台山一带偷袭我政府机关。蓝远受县委指派,与新会公安形成合力,带领斗门派出所干警和五山民兵在崖门口堵截防守。武装特务刚靠近台山以东的海面,还未进入崖门口,蓝远一声令下,干警和民兵一阵扫射,数名武装特务顿时命丧大海。

那几年,台湾特务武装袭扰频繁,破坏行动不断,我百姓人心惶惶,闻特务而色变。我国政府对这些极具毁灭性的敌特也甚为痛绝,对之惩处绝不手软。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当斩便斩,格杀勿论。各公社经常召开宣判大会,张贴告示,处决了一批特务分子。那时候的布告,总是有红笔打叉的,布告后是院长蓝远的大名。每次执行枪决,蓝远总是亲力亲为。他带着干警去靶场踩点、熟悉地形、察看路线,或山脚下,或河岸边,或面对山坡,以保证射出的子弹不会误伤行人;确认哪里可能会出现混乱或闹事,哪个路口要拉上警戒线,派出干警把守。每次行动,他都会举一反三,周密部署,以确保万无一失。

审判台上,高音喇叭哇哇叫,相关领导讲话后,便是法院院长蓝远宣布对犯人立即执行死刑。蓝远如是判官,他的声音在喇叭里显得肃穆威严,犯人被干警拎着要笔直地站着,宣判后犯人大多面无血色,有的当场瘫倒,有的会吓得尿裤子。推犯人去行刑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犯人已经不会走了,几乎是要提着去的。

对着魂飞魄散的犯人,一般要求只打一枪,必要时才打两枪,确保犯人毙命。之后还要把犯人翻过来,确认犯人死了之后,才能离开,如果没死,还要用手枪补射。蓝远总是全线跟进,生怕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1965年后蓝远被调到斗门工作,此时正值“文革”,号召“砸烂公检法”。有人举报蓝远,说他是“反革命”,缘由是他与国民党有合照,这吓了蓝远一大跳。原来那是他中学时的一张合照,里面有一同学后来加入了国民党。蓝远摸了摸脑袋:革了一辈子的命,自己竟成了反革命!

还有人举报,蓝远家是大地主,理由是那时节人们饭都吃不上,他能读高中。那是个有理也说不清的年代,蓝远不容分说地就是反革命。他晚年写有一首诗《坎坷》,可以从中窥见那时的历史和他的经历。诗云:“文化革命关牛栏,下放干校两年长。插田割禾艰苦干,还到五山农民当。”他先是到农村参加两个月生产劳动,后和公安、检察院领导四人被拉到斗门公社一个叫毓秀村的村子接受斗争。批斗了七天之后,送去干校劳动改造。

当时的干校设在白蕉六围尾,蓝远分在三连九班,住在水闸的一个石屋里。这石屋阴暗潮湿,靠近牛棚,住的都是有重大问题的特殊人物,被专人监管着,基本失去自由。他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接受各种审查。有一名学员不堪其辱上吊自杀,一名学员投河自尽。有更多的学员得了精神病,神经错乱。

蓝远在干校负责看一头大耕牛。少在乡间时,他便对牛有着特别的感情。上学时,他就学会犁田、耙田等农事,因此,连队的稻田被他耕得平平整整。蓝远在山上放牛,那是苦闷而孤独的日子,他与牛为友,对牛倾诉。为了打发那苦难的年月,他买了一本万山草药书,通过学习实践,居然认识了一百多种草药,对其性能药效、防病治病的方法有着心得体会。干校里到处是竹林,大片大片的竹不知有没有让疲惫不堪的蓝院长怀有如郑板桥的高洁之昭,他觉得这竹林让他得到了洁净、宁静,他坚信自己是一个干净的人,他学会了用竹篾编织簸箕、鱼篓等生活用具,其工甚巧甚细。劳动,慰藉他的心灵;学习,灵动着他的思想,他在苦难里找寻到乐趣。

他还懂得自己找乐,和几个同蹲牛棚的棚友一边放牛一边到河里捉鱼捞虾,或煮或烤来吃,别有一番滋味。“明日断头又如何?”他有了豁达和放旷。

干校毕竟是改造的地方,自然有着它的苦难性。蓝远也经常要参加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如抬电线杆,那电线杆有2000多斤,要十几二十人才抬得动,由于人多用力不均,重心有时会落到一个点上,人很容易被压伤。蓝远就在一次抬电线杆时不小心脚打滑,左手被压伤造成骨折。那种钻心的疼啊,蓝远的额上沁出了汗,干校的头儿居然不让看医生。好在遇到一位懂跌打的乡亲,用草药为他疗好了伤。

他依稀记得1969年元旦这一天,北风呼啸,冷雨绵绵。其他学员都放假休息,他们住石屋的几十个特殊分子要到只有六七摄氏度的河里挖淤泥,冷水漫过大腿,裤头被浸透。一股寒意从脚底钻到心,嘴唇紫了,双手麻了,他们清除了一个上午的河泥,下午还要继续。“高天滚滚寒流急”,呵呵,他笑得有些苦涩、无奈。

说到这些,老人总试图避开,不愿去过多回忆这段伤痛。王光美从来不回忆那三洞七孔的年月,她无法跳过这种重创。人们更多地愿意埋葬过去,如我的父辈,肋骨都被打断了却从来不曾说起。于我以为,历史的真相不可能还原,罪恶也难以清算。那些投机的获利者欺天瞒人地妄谈什么宽恕感恩,荒唐又可耻。淡仇如负义,忘情即寡恩,虚情的罪恶者是没有耻感可言的。面对一个是非颠倒和整体歪曲的世界,我见过喋血寻仇,并以为快意恩仇也是革命者的正业。但我仍赞同知道但不说出或失忆这种人生的哲学。何况,这世界谁对,谁错?

妻子有多少的担忧,儿女在夜里伤怀。千年珠泪病寒死,枯木一叶愁夜深。五更寒夜,想起儿女和故乡,他有了更多牵挂。这时候,他隐隐觉得对不起儿女,以前为了工作,他没有陪他们逛一次公园,也少与他们共进一餐。节假日,把他们反锁在小屋里。儿子卫海曾问他,着火了往哪里逃。他只瞪瞪眼睛,无言。或许他只想着工作,想着革命。

他去北京学习回来,为女儿买了一本小人书,女儿宝青对其珍爱有加。之后书被邻居家一个姐姐借去,居然弄丢了。她气急伤心,让那姐姐赔了五毛钱。当夜他把女儿从梦中打醒,痛斥孩子骗人钱财,拉着女儿到邻居家向人退钱道歉。想到此,蓝远苦笑,感到不知是不是苛刻了。蓝宝青后来在行政单位从事人事工作,尽管这世界已天翻地覆,有了多少猫腻,她说想起父亲,就不敢收别人一分钱要人家一丝礼。

但当看到蓝天,他的心便是朗空,他相信人间正道。蓝远始终是一个怀着真善的乐观革命者,“豺狼笑我也不哭”!

阴霾过后,他是一个从冬天醒来的孩子。他一切的莫须有得到了平反,他回到斗门担任法院院长,之后又到劳动局、政法委等部门从事领导工作。一个革命者,始终有着革命的情怀,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计较个人得失。

蓝远还记得两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1964年他到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学习,3月的某天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14国归来,他代表干校学员到机场列队欢迎。更令他高兴的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亲往机场迎接。有点庆幸的是,列队时他被安排在前排,可以近距离见到这些令他无比敬仰的时代巨人。遗憾的是,前排的风很大,刚列好队时他的帽子被风刮走,他去拾帽时风恶作剧般把帽子吹得滚雪球似的跑,直到20多米才拾回来,闹出一个洋相。还好,虽然不能与毛主席握上手,但总算看到老人家挥手致意,看到他脸上慈祥的笑,也看到了周总理走下飞机的优雅和风仪,他感到温暖而幸福。

同年7月下旬,干校学习班即将结束,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政法干校全体学员。这次蓝远被安排在第二排,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来到接见厅,问校长赵国威来了没有,原来赵曾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全体学员欢呼“毛主席万岁”,在绕场一周时,毛主席与前排的学员一一握手。真遗憾,蓝远又一次无法与最高领袖握手。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总会有着一种革命的单纯的情结。

1989年,蓝远离休,离开了他心爱的工作岗位。他好像是已将革命进行到底了,不,他还老骥伏枥,壮心犹存。他同样从事着法律工作,为政府机关做着法律顾问。闲暇时游山玩水,一览国内外大好河山。闲来写些诗文,回忆过去的岁月,记录对生活的感悟。

他数度回到他的家乡,回到他战斗过的地方。家乡的山山水水有着他太多的记忆和留恋,他捐款为家乡修桥补路,为学校购买各种设备和图书。他想回到那个柏洋村,那个背后是山前面有着一条河的村庄,唱一首客家山歌。他要看那里的山岭葱茏,那里的稻谷高高堆起。

行文至此,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失神。我多么想再与这位前辈和他的后人多聊一聊,到他的故乡、到他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

某一个黄昏,我与蓝远徜徉在一条小河旁,看残阳如血,落霞满天,老人悠闲丰足。看这世界无所不在的苍白,我感觉到一种痛楚的富足,内心被无情地灼痛,面对具体和物性,在望绝天涯的绝,天空终是空空荡荡,我的文字不能横无际涯。李金良:八千里路云和月

杜甫是富有的 三千首豪华的诗歌

和铺了三层茅草的屋顶

你除了属于无产的阶级

一无所有还是一无所有

父执故去 慈母多病不能缝补你的旧衫

你拿起枪杆子周游列国

从齐鲁到岭南血战疆场

八千里路云和月

你漂泊在王勃的落霞

打狗打狼打盗寇 看恶魔如何猖狂

风化的国恨家仇

一番征战功成的记忆

浪淘尽的英雄 赢得的阶级是无产——《无产阶级》吴大勤/行草

这个春末,还没准备好,在朋友山庄的寮或亭子里,午后的阳光密匝匝地照来,我就与这位南下老革命相遇。甫一见面,他便握紧我的手,很谦逊地说自己是“文盲”、“老粗”。他的爽朗和直率马上感染了我,因为他是中山市1972年恢复公检法的首任法院院长,我是后法院人,便打趣地叫“文盲院长”,他哈哈地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文盲院长,好!”

我也是一介武夫,从戎廿载,自觉是个蛮子粗人。以贺卫方的观点,军人是不应该到法院的。纵观中华军史,军队其实就是没有文化的团体。过多文化介入这支军队怎么打仗、如何打胜仗,因此尔等莫笑军人少礼数不谙吱歪,那些专家、教授、博士们文化幌子下不知又有几多斤两?大多所谓“精英”,直如汪精卫类只是图利卖国的急先锋。

我仔细打量这老院长,高个,大耳大眼大鼻子,眉骨微隆,这是麻衣相法里贵格之兆。虽是86岁的高龄,仍见俊朗的脸廓,声如洪钟,抑扬顿挫。好一个山东汉子,痛快!

老院长李金良开讲:“我先讲三点,第一,当兵当对了,转业转到中山转对了,在政法委离休离对了;第二,旧社会没有被饿死,战争年代没有被打死,历次运动没被整死;第三,明白如何工作、如何做人、如何认识问题的真谛。”

他说得字正腔圆,铿锵斩截,极具思辨性而富有逻辑。他目光如炬而有神采,坚定果断而屠人妄欲,这是一种人格精神和魅力。有一束光芒掠过我的眼前,我一个老文字客似是被忽悠了,尘世间还有这样的文盲吗?

李金良滔滔不绝地细说当年,思维敏捷,丝丝入扣,环环呼应,一气侃了三个小时而意犹未尽。让我又看到了那个嚣张的年代,那些革命者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气概。我隐约觉着一只雄鹰在天空中嘶鸣,一个青春生命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横刀立马、“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飞扬。看到生命的血,生命的火,生命的光荣与不朽……一

山东省东明县曾直隶河北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归平原省,后属河南省再后归属山东省,所以有坐地不动归四省之说。东明县地处鲁西南部,黄河南岸,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数千年来屡受河害,沉溺难免,遂致有时暂废,有时又修复重建。多年来河水泛滥形成的盐碱地,雨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庄稼长不旺,家无隔夜粮。

在军阀大开战的1927年2月,东明县肖楼村李家添了一个男丁。这个在兵荒马乱中出生的李金良今生便与战争、与共和国的浮沉紧紧相连。

连年征战,国穷民苦。除了两间破草屋,李金良家一无所有。饿,在他记事起便为他张开一片恐怖的网,如毒蛇缠在他的颈脖。每天,饥肠辘辘,从无荤食饱肚。平时,靠捡粪便换些钱粮;收割季节,跟在人后拾一些遗落的稻谷;冬天,饥寒交迫,到山上挖野菜、摘树叶来充饥。李金良八岁,父亲把最后的一碗稀粥留给子女,自己便在疾病和饥饿里走上黄泉路。次年,哥哥也在饥饿的道上爬都爬不动了,然后走到生命的尽头。亲人的离去,留给金良幼小的心灵撕裂的痛。他常常饿得眼冒金星,有一次重感冒,没钱买药,加上没有食物,他瘫在床上。母亲怕他饿死,便向堂叔借两升小麦,谁知这堂叔竟刻薄地要她半个月后还上一斗的小麦,母亲气得直流泪,粮也不借了。金良奄奄一息,看来熬不过这个冬季了,母亲伤心而嘤,好在一个邻居送来了一些米面,小金良总算脱离死神的掌控。

当他17岁的时候,岁月的风霜,日子的饥饿,野菜和树皮也把他锤打成一个彪形大汉。也许他该思考自己的出路了,少年金良最大的理想就是填饱肚子,有饭吃才是硬道理。

读书,是他的奢望,连活着都无门,还敢想去认字算数?

呼啸山林,与绿林好汉打家劫舍,也可混口饭吃,但这充满耻感的事岂可为!

革命去!

他见过小日本的烧杀抢掠,见过国民党的搜刮虐民。后来村里来了共产党的军队,为老百姓挑水劈柴扫地,态度和蔼又可亲。金良每次遇到这些大军,他们总是温和地嘘寒问暖,还宣传革命的道理。他的四叔原来是村里的民兵,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也常跟他讲这支队伍是老百姓的军队,为全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谋幸福。

1945年8月,已近日本鬼子的末日,李金良光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

当新兵时,李金良分在东明县大队,一个地方武装部队。那真是一个“土包子”的部队,生活很艰苦。有吃——馒头、窝窝头和面条,可还是吃不饱,有时还断粮。没有军装、没有背包、没有枪支弹药。后来配了两颗手榴弹,李金良像宝贝一样把玩,但没有弹袋没有任何东西装手榴弹,行军起来真不方便。他把一个裤腿撕下,把手榴弹包着别在腰间。再后来发了枪,但只有三发子弹。这样的配置真要打起仗来难有胜算,他们这些新兵蛋子有时搞搞训练,更多的是去磨嘴皮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农忙时节也去帮老百姓搞生产劳动。敌人来了,势单力薄,不能硬碰,唯有一阵游击或溜之大吉。

李金良成了个半老兵,便有枪有弹有面包,还有了土不拉几的军装。他十八岁的青春背着步枪,迈着正步,甭说有多神气了。

战士,首先要勇敢,不怕死。选择从戎,李金良除了想着填饱肚子,当然也想过为国捐躯、战死疆场。既然走上了让挨饿的穷人翻身做主人的道路,那就当决绝,将革命进行到底。战争,选择了这位热血男儿。他在与敌人遭遇的每一场战斗中,总是冲在前面,从不惧死。在1947年开春攻打东明县城的那场战斗里,李金良脸上长了一个大疮,红肿疼痛,右眼角还不时地跳着。他家乡有左眼跳福右眼跳灾的说法,但他一腔热血报家乡,坚决拒绝了领导让他到黄河北住院的安排。看到他参战心切,领导叫来了卫生队长,卫生队长取出剃刀,用火一烫,剖疮取脓,再以纱布包之,李金良便跟着队伍参加了攻城战斗。他冲锋陷阵,悍勇顽强,最终我军一举拿下城池。

1947年6月,李金良分到五分区独立团,这时候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事多了起来。国共之间,共产党军队一直处于弱势,小米加步枪就是共军的基本家当。赶走小日本后,国民党欲以先进的美式武装,三个月拿下解放军,消灭共产党。毛泽东面对气势汹汹的国军,闲庭信步地提出三年打败国民党的计划。尽管国民党对我军攻势猛烈,但并不见得强大,毛泽东正通过广大的人民群众打一场伟大的解放战争。

为了避其锋芒,李金良所在部经常行踪不定地与国民党玩捉迷藏。他们个个都是夜猫子,常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急行军。每到一地休整一两天后便撤,常以“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或麻雀战术干扰敌人、消耗敌人,然后一举歼灭之。但在戏弄敌人的同时我军也常遇到强敌,多次中了他们的圈套。

一次独立团刚在一个村安营扎寨,就被国民党的骑兵师发现,大批的骑兵冲进村子,把我军打个措手不及。敌骑兵师或长枪或大刀,见人便砍。炊事班那个老班长和几个小伙正要生火做饭,便被飞驰而来的敌骑兵从背后一阵乱刀砍死。指战员连背包也来不及背上提着武器便撤,翻过村边的围墙有一片高粱地,高粱地是我军打麻雀战的好去处,他们作鸟散状钻进这迷藏区里,然后边转移边与敌军周旋,你骑兵部队纵是千里神驹又奈我何?

淮海战役要打济南时,李金良所在部队受命狙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他们不分昼夜行军埋伏,打听敌人行踪,牵制迷惑敌人。有一晚,部队刚在一个地方安顿好,派出的侦察兵发现四面八方都是国民党军队,还有大批的装甲车。糟糕,被敌人包围了。当时李金良是团政委的警卫员,政委50岁开外,矮小精明,大军压境他临危不惧。在这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冷冬,他召集队伍,撕开上衣,从李金良手中拿过手枪,他光着膀子慷慨激昂地作动员:“我们被数倍于我的敌人所包围,保存实力,安全撤离是我们当前的要务,我们往东方向突围!”此时已是枪炮之声大隆,李金良跟着政委左冲右突。炮弹落处,他拉着政委便往炮落点旁边趴下。这是他的战场经验,爆炸物一般向上蹿飞后再作弧状散开,躲在炮弹旁是最为安全的。

此役伤亡惨重,1000多人的部队剩下600人,还有很多伤病员,部队迅速调整,化三个营为两个营,并迅速转移到一个村庄,把重伤人员安置村中。然后团领导商量,将部队转移到敌人想不到的隆海铁路,这个路段是敌占区,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生死攸关,豁出去了。

部队败走麦城,疾驰狂奔了一夜。他们找到一个野地准备稍息炊事。尚未安顿好,便听到一阵枪声,部队唯有继续突围行军。

在局势紧张的转移中,日夜争战,大家已是两天不进饭食。实在累得不行要睡着了,便狠拧一把自己的脸以保持清醒。走不动了,拽着马尾巴让马拖着走。但马也征战多日了,常失前蹄,所以便常出现人仰马翻的现象。敌人的炮弹还是跟着部队轰隆隆地炸,不少战士倒下了、受伤了。李金良困累饿,他睡着了,梦中见到家中门前开满鲜花,房子里堆满麦子,母亲老泪纵横等着他归来。一阵刺骨的冷让他醒来,是战友的血在他手上凝成了霜。一看周围,尽是牺牲和受伤的战友。他擦擦眼,扶起身边受了重伤的战士,战友摇摇头,不行了,肠子都出来了。

他想站起来,双脚如铅。冬日的残阳照在牺牲战友的尸身上,如血般悲怆。他吃力地顺着马蹄足迹追赶部队,太饿太渴了,马蹄洞里不管是尿是水,他捧起便喝。走着走着,李金良看到远处桑树地有一辆敌装甲车,敌军正向他招手。他咬咬牙,狗日的,想让老子当俘虏,我正等着引刀成一快呢。正在想着,我军部队来了,他遂得以脱身跟上部队。

淮海战役时,他是独立团的通信班长,李金良所在部接受破坏铁路的任务,以阻止敌军增援部队。连日来,他们拔掉了十几里的铁轨。一次,他们又去执行破坏交通线拔铁轨的任务,到了目的地正待开工,听到有些动静,他们窝在麦地里。“叭”一声枪响,一发子弹从他帽檐飞过,他打了个激灵,敌人已经有准备盯上他们了。撤,他叫着旁边政治部主任“5号”的番号,看到他趴在原地不动,蹲下一看,脑袋血淋淋的,脑浆溢在脖子上。原来,刚才从他眼前飞过的子弹打到首长的脑门上了。哎,没有保护好首长,李金良为此十分难过。三

大多数革命者的初衷是为了混饱肚子,然后在部队教育下才有了理想信念。仍有不少人在长期腥风血雨的艰难岁月里瞻前顾后怀疑革命,对全国解放失去信心。李金良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好像便是为了革命而来,尽管时势动荡,他从不动摇,铁定做党的人。

他的四叔,鼓励他参军报国的人,自己却因部队艰苦,打仗危险,想家,想老婆、小孩,后来便开小差跑回家。李金良有一个与他一起入伍的同乡战友,他们同在一个班里,同一个战壕对敌,同一个铺位睡觉。冬夜,他们对躺在地铺上腿对着腿以身体互相取暖,把衣服搭在被子上。他们每晚轮流站岗2个小时,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更兼军衣单薄。冷呀,十指钻心地冷。如果不跺脚,牙齿便要打战,两脚都要冻僵。如果想动一动热热身,又怕敌人发现。这位同乡战友,实在受不了这等苦难。一个雪夜,他撂下枪杆子便当了逃兵。

革命战争考验军人的骨性,艰苦生活检验战士的立场。那时候,对逃兵的处罚也是不轻的,但仍有不少软骨头。那一年,又有几个战士开小差开溜,李金良和排长奉命到黄河北抓逃兵。排长就是黄河北的人,在抓逃兵途中,遇着他老婆。他老婆身着单衣,面黄骨瘦,正患着重病,她已经很久没有饭吃了。排长神情恍惚,他哭了,对李金良说:“我老婆太可怜,我要留下来照顾她。”排长也很矛盾、痛苦。

次日醒来,排长不见了,他看着排长留下的枪愣了一阵。对着冰天雪地,他想,逃兵没寻着,排长又当了逃兵,他有点困惑。但这并没有动摇他革命的信心,他扛着两支枪,放开脚步,寻找他要为之献身的部队。途中从他村口附近经过,他想起了年迈的母亲,真想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但是,他要及时归队。渡过黄河,寻找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找到部队。领导看到他对革命的忠诚和执着,给他记了功。

部队要南下之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遭遇更多的战事。李金良的指导员与他同一个县,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指导员有文化有见识、能说会道,经常教育李金良坚定革命理想,要经得起战争的考验。部队要去南方了,指导员吃不下饭,他把战士们送上火车,与大家招招手:你们去吧,我要回家!李金良瞪了他一眼,心想:这鸟人,平时教育别人要坚定信念,自己却当逃兵。

副营长也溜了,他害怕客死他乡,他割舍不了他的老父亲、他的老婆。

更可恶的是团长的警卫员,趁部队开往南方的时候,带着团长的老婆跑了。

李金良也想家,想母亲和他体弱的姐姐,但他把这种思念埋在了心里。当兵四年后,淮海战役结束时他才回了一趟家,母亲身体一直不好,还满身长了疥疮,奇痒难当。她满头白发,脸上皱纹纵横,看到儿子她眼泪便像断了线的珠子。儿行千里母担忧。他走上前线,母亲的心都碎了,病一天天加重,一闭上眼睛就看见李金良的身影,好像听到门外有人在叫“娘”。现在,儿子能骑马挎枪打国民党了,壮实了,也出息了。他见母亲伤怀痛哭,心里真不是滋味儿。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李金良还要踏上征程,还要与坏人斗争。

没上过学的李金良明白一个道理,母亲的苦也是天下人之苦,没有革命者的流血牺牲,穷苦人难以过上好日子。他们要继续流血流汗,为的是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泪水浇灌的村庄,辛酸了母亲的心。混浊的黄河从这里流过,没有带走乡亲的忧心和绝望。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被霜雪打疼。村里只有妇孺和残疾者,那些青壮年都在异乡,不是流离失所,便是浴血疆场。

冷风中母亲的白发飘扬,母亲不仅贫穷而且患有疾病,她太苦、太可怜了。

面对母亲,李金良双腿跪下,泪水奔涌而出。

告别母亲,他离乡南下,没有回首。

新中国成立后,李金良当了干部,他给母亲买了很多布料和好吃的东西。结婚后,把母亲接到身边。他为母亲做好吃的东西,为母亲洗脚梳头,极尽孝道。母亲高寿93岁而终,金良可谓尽忠尽孝矣!四

淮海战役后,北方的大片地区都解放了。而南方仍有着大批国民党的残部以及占山为王的绿林土匪。“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便是当时北方军队的呼声。

南下不是想象中的一呼百应,很多干部觉得革命胜利了,就该过好日子了,现在突然又要南下,离家那么远不说,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想走。南下,肯定是意味着艰苦与牺牲的。李金良所在的部队更是盛传着南方天气热,面饼贴到墙上就能烤熟。山上的蚂蟥专往人身上钻、吸人血,蚊子大得像巴掌一样,一叮上便红肿疼痛,治也治不好。还有满地的毒蛇,人被咬了就没命。那诸多的软骨头和胆小鬼就是在那个时期当了逃兵,在革命即将夺取胜利的时候,他们不能领受胜利的荣光而接纳了逃兵的耻辱,终身背着羞耻的十字架。

南下作为一种大势,容不得个人太多的选择,李金良好像根本就没有去考虑,党叫干啥就干啥,他随大军飘蓬万里,夙兴夜寐,以他坚定的步伐从北国走向南方的战场。

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李金良所在部队正行进在江西境内,浩浩荡荡地向贵州地区挺进。

愈往南,国民党军队愈见多,他们头顶上经常有敌军的飞机在盘旋,有时还会引来敌军机枪的扫射。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贵州惠水县,李金良分在十七军随营学校的警卫排。随营学校是俘虏和新兵学习训练的地方,校长由一个师长担任。兵力只有一个排6个班,李金良是排长。惠水属贵州的中南部,北邻贵阳,西及安顺,多为布依族和苗族,民风彪悍古朴。全国解放了,这里没解放。这里土匪猖狂,另外还有大批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和土匪都在对付共产党,他们在造谣说共产党的坏话,让老百姓对解放军有敌对情绪。这里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和国民党残部有“反共救国委员会”、“惠水反共救国军”等组织,有着6个防剿区。土匪常夹在老百姓中,部队正在做群众工作,突然会有几个反共分子的枪口对着你的脑门。

1949年11月23日晚,李金良所在部队在惠水县城北的米弄山,攀上兴隆观控制北门,另一路进占牛场坡,控制老场坝,两路夹击攻城,国民党保警大队不战而溃。24日凌晨我军占领国民党惠水县政府,解放了惠水县城。

李金良他们初到惠水,不熟地形、社情,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摸清国民党和土匪情况,然后加以歼灭。

有一次与一股土匪遭遇,李金良把土匪逼进一个山洞,部队冲进山洞时发现一个土匪也找不到。原来这些土匪构筑了连环洞并设了许多机关,轻易地从解放军的眼皮底下跑掉。

解放初期,惠水县委和部队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建立农协会和民兵团等组织,开展清匪反霸、维护社会治安、建设革命新秩序的活动。在新生的人民政权和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和土匪纷纷向政府投降自首。但仍有部分国民党残部、地主恶霸和地痞流氓与逃跑到台湾的国民党遥相呼应,秘密组织暴乱。

国民党残部与股匪经常密谋暴动,他们杀害干部,抢劫乡公所,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土匪在群众中造谣说:“解放军来后,青年拉去当兵,老年杀光,少女被强奸,小娃送去出卖给苏联。”他们还组织武装袭击解放军护商小分队和征粮部队。李金良警卫排的副排长在运送军用物资时被袭击,一发子弹打到肚子上。

1950年3月是国民党和土匪最为猖狂的时候,五六百个土匪武装集结,他们密谋攻占县城。

21日凌晨,各股土匪逼近县城,形成了包围之势。当时,县城里仅有随营学校的两个排,留守的随校学员大部分是刚刚参军的新兵,军事技能欠缺,情况十分危急。

县领导、随校校长申绍英、教育长刘、政治部主任刘及武等领导经研究决定:北门由县大队一个排把守,南门由省军区一个排把守,其余机关干部和所有的工作人员拿上武器登上城垣坚守。

早晨8时,战斗打响,股匪攻进老场坝,包围了共和区人民政府。我军与匪徒展开殊死搏斗,战斗持续到中午,匪首黄国文被击毙,匪徒逃往风吹坡;进攻西门的匪徒在守城部队的沉重打击下,死伤20余人,寸步难移,只好望城兴叹。我守城部队趁机主动出击,在闻讯赶来支援的上马区和明华区驻军的配合下,把匪徒打得抱头鼠窜,迅速抢占了牛场坡。战斗持续到傍晚,惠水县城稳如泰山,打死、打伤匪徒百余人,俘虏200余人。

在17日至21日五天的时间里,各地土匪纷纷暴动,袭击解放军征粮部队和区乡政府驻地,杀害区乡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70多人。

24日,不甘失败的土匪继续组织五六百人抢占望城关以南的制高点再次攻城。25日拂晓,战斗首先从南门打响,匪军的突击队疯狂地冲过南门桥头,后面的土匪也号叫着向我守城部队发起攻击。守城部队在随营学校校长申绍英的指挥下,除留部分守城外,与反击大队紧密协同作战,从东南和西北几个方向主动出击。面对歇斯底里的匪徒,守城部队沉着应战,随营学校五中队长李凤山操起机枪扫射,当即击毙匪徒9人。排长李金良一面冲锋一面投弹射击,打得匪徒鬼哭狼嚎。土匪们看到我军火力强大,唯有落荒而逃。

4月8日夜,匪徒又一次包围县城。至次日清晨,战斗首先从东南方向打响。股匪已进至江附近橘园,准备强渡江。李金良所部署的守城部队和反击大队严阵以待,给敌人一阵迎头痛击,匪徒们蜂拥着向山上逃窜,不少被击毙,有9名匪徒被俘虏。西北方向的匪徒见同伙大败,不敢轻举妄动,只有灰溜溜地滚蛋,守城部队又一次取得了反击胜利。

惠水县匪患于1951年3月底基本结束,在一年多的剿匪战斗中,李金良经历了大小战役数十场,他在血雨腥风、枪林弹雨里,坚强了铁骨、磨砺了丹心。五

革命者的勋章是用鲜血换来的,革命者那大的小的职位是用生命换取的。李金良自从参加革命那一天,就知道不可避免的流血牺牲。从解放战争到打土匪,他在战火中出生入死7年。1952年2月土匪打得差不多了,他被提拔为副指导员,次年又升为连长。

军队可以没有太多文化,但是不能没有文化。到部队后,李金良因为没有文化做很多事都很尴尬。那时他是首长警卫员,整天在领导身边,领导不但打仗了得,而且很有文化素养。首长的很多表述和意识,李金良总是不能领会。领导鼓励他学文化,他也决心学好文化识好字。打仗之余,他便虚心请教有学问的人,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到自己的省、县、村的名字,再到自己身边战友的名字。他记忆力很好,一学就能记住,就这样慢慢地把一些常用字学会了。还有长期在首长身边,他佩服首长的口才和处事的方式。他一个乡下贫苦孩子,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思想格外地单纯,求知欲特强。他好学、谦虚、真诚,因而大家也愿意教他知识。

然而在恶劣的战争环境里,所学毕竟有限。敌人消灭光了,全国已解放,是该好好地学一些知识了。领导让他到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深造,这所1955年改名为“汉口高级步兵学校”的院校,让李金良开了眼界,长了知识。这所步校体现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特色,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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