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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2 01: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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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方彬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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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

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试读:

自序一 伟大思想——中国梦的瓶颈与突破口

今日中国,正处于一个缺少且很难产生大思想与大思想家的时代,也处于呼唤且必须产生大思想与大思想家的时代。强调前者,是因为我们的观念与社会环境尚不支持大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的产生,很大一部分党务和政务官员,对思想家及其思想存在严重的防范和恐惧心理。强调后者,是因为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需要伟大思想和思想家的支持。历史早已证明,思想走多远,一个民族就能走多远;思想家的思想高度有多高,一个民族就可以攀登多高。中国呼唤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

中华民族呼唤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由来已久,属于中国精神脉动的基本构成部分,同时存在于决策层的理念之中。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了两句引人注目的话:“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看似是工作要求,其实内含着思想的呼唤。

两句话中各有三个“新”字,前三个“新”首倡“新思想”,后三个“新”突出的是“新创造”。怎样才能保证获得新创造?这需要思想的突破,亦即以新思想引领新创造。这就涉及思想家,需要思想家创造大思想。更进一步分析,由此也可以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思考大国崛起的规律,思考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口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重大命题。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弄清大国崛起的路径。假如说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突出于物质力量,也就是遵循着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逻辑:“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及其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而是不可避免地将通过一场严重的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与血才能解决的斗争来达到目的。”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显然不能也不允许重复铁血道路。即使“世界警察”美国,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也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平民伤亡。“透明战争”与道义评价,已经改变了战争的规律和规则,比如,过去以摧毁为目的的战争,转变为突出软实力和道义的征服力。换言之,今日大国之崛起,虽然离不开物质力量,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最关键的则是创造更多的文明成果,保证立身于人类文明或道义的制高点,发挥引领作用。一句话,今日大国不是让世界怕,而是让世人敬。

怎样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达成这样的目标?关键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一项说起来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处在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讲中国故事,相比冷战时期讲苏联故事要难得多。冷战时期讲苏联故事,是在两个价值系统、两种评价标准、两大话语体系中进行,你可以到别人的系统和体系中,用别人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也可以用自己的话语系统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因为不管怎么讲,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都能自圆其说,因而都可以赢得听众,就如同大陆与台湾的“一中各表”。今天讲中国故事,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到别人的价值体系中,用别人熟悉的话语系统表达。这时说什么和怎么说就不仅决定于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喜好,更要关照别人的喜好和认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比如,中国梦是中国人之梦,也应当是世界之梦,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让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然而却总难以让人接受。比如,有西方人这样解读:“中国梦是占领亚洲,践踏欧洲,拖垮美国。”

其实,挑战并不仅限于讲给别人听,也包括讲给自己人听。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听众尤其青年听众,几乎是在美国好莱坞大片陪伴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经不仅价值观受到深刻影响,思维方式也有所改变。试想,以别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评价有异于西方的“旗帜、道路、理论、制度”,如何能不发生冲撞?!这应当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压力空前,甚至由优势逆转为劣势的根本原因。如何才能扭转劣势?需要产生出引领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再以中国拆迁为例作阐发。一定意义上,“赶农民上楼”与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在动因上有相似或相同之处,都是因工业革命而来,或是工业革命推动的结果。然而,英国当时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似乎没有我们这么严重,尤其民众与政府的矛盾远没有我们这么大。原因何在?有制度成因。比如18、19世纪的圈地运动,实际上是经济规律导致的,因为遵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思想,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和经济运行,政府只是守夜人、敲钟人的角色,既然是“小政府大社会”,那么政府就不需要承担因此而来的压力,老百姓的不满也便没有必要对着政府发。我们的制度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几乎管了所有的社会事务,也就是说“赶农民上楼”主要不是市场运行的结果,而是政府的主动作为,既然是政府行为,就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压力。

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两个重要原因,或者说两个错位:一个是,事件本身虽然相似或相同,但别人的行为与当时民众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基本吻合,而今我们做的是别人做过的事情,但民众采用的却是西方当代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其间是两三百年的时间差;另一个是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虽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但担当精神尚未确立起来。两个错位导致了更多矛盾的产生,这就是目前政府做什么和怎么做都招致批评的重要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后发国家成长的烦恼。

怎样才能消除烦恼,或者怎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思想和理论的支撑与突破。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把握事物的根本。”实际上,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产生具有征服力的思想和理论具有绝对性。为什么在科学已经能够解释生命起源的情况下,宗教仍然生生不息,甚至科学家都信仰宗教?这不是源于宗教掌握真理,而在于宗教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尤其能够自圆其说。所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国引领世界文明的能力,根本在于产生出一批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即获得思想的征服力。哪些原因制约着中国的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产生

对于我们来讲,亟需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产生,但要达成目的,满足需要,绝非易事,因为思想家的产生远比GDP的增长难得多。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的产生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立竿见影,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制约和障碍更多的国家和民族来讲,难度更大。

一是思想领域的处女地不似从前那么丰富,我们很难找到具有引领人类文明的思想空间,更难产生大思想。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那个时期产生了中国的老子、孔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他们分别研究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恩格斯评价认为,这些思想巨匠几乎触及人类所有的根本问题,并且有了雏形。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再加上发端于西方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批批思想家产生出来,他们对决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都做了广泛而又深刻地挖掘和细化、深化。甚至可以说,他们基本上把人类的思想空间耕耘了几遍。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新思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二是中国长期被排除在世界思想创造的主流之外,已经产生严重的陌生感,再汇入其中,面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人类思想的活跃期和思想家大量涌现期,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人类轴心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参与了第一个思想活跃期,之后便被排除或自我排除于主流之外。换句话说,我们出现过春秋时期的思想辉煌,但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八股文,一次次更加严厉的思想控制,终于使中国人消失于世界思想舞台,再难觅见踪影。尽管期间出现过各种“盛世”,但因为缺少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突破和支撑,终于成为过眼烟云。这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绕不过,跳不出。

进入当代,思想的曙光初显,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理论上讲中国进入产生大思想家和大思想的时期,人们也确实充满着希望,以至于胡风兴奋异常,高喊“时间开始了!”然而,因为领导人错误判断,甚至是认识误区,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这是一次文化大摧毁、思想大禁锢运动,“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声音说话”把中国文人的思想创造力压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虽然有了改革开放,中国复入正轨,然而压制思想的惯性或余毒至今挥之不去,我们还有很大一批领导官员排斥思想创造,把新思想看做洪水猛兽,极力排斥和压制,我们的民众也尚未达到理解思想、崇尚思想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尚不具有汇入世界思想创造主流的条件。

三是仅仅把沉浸于浮躁和功利主义泥潭的知识分子拉出来已属不易,再进行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的武装,更需长期努力且未必见效。应当承认,改革开放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开启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决定中国走向思想活跃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高层领导的开明形象,更宽阔的胸怀和包容,注定能够为思想创造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另外,存在于思想理论界的制约思想产生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主要是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导致缺乏创造思想必需的担当与自我牺牲精神。这有社会成因,也有历史渊源,更有当下阶段性矛盾。种种原因导致知识分子沉溺已久,要跳出来并非易事。可以想见,让缺少人文情怀者创造人文成果,尤其创造引领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大思想成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哪些思想领域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

对思想的呼唤与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老命题或根本命题与当代中国结合起来,仍然可以产生巨大作用,甚至是世界级的影响和作用,这与中国目前飞速上升的国际地位有关;另一个是中国梦已是进行时,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至少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可率先行动起来,去关注最现实的理论难题和更宽阔的思想空间。那么,有哪些与中国现实相联系的命题和思想空间值得挖掘?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更为现实,更为基础。

第一,以政治观的突破完成精神大厦的重建。我们的政治观仍处在革命阶段,因而许多思想观念相互打架。比如强调世界是“命运共同体”,要求跳出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但同时我们看世界时又往往过重地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强调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但我们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又未能跳出仇恨教育,等等。尤其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搞意识形态斗争原本是我们的优势,而今却正在逆转为劣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跟上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人类前进的步伐。由于我们的主旋律是以革命来界定,这就决定了封建时期产生的精神元素不便纳入。这还不是最要害的问题,因为世界各国的当代精神多不是从古代汲取,而是地理大发现后产生了新的价值坐标和精神追求,工业革命又进一步强化了它们;最要害的是,由于中国的工业革命起步太晚,故而我们的主流精神只能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始,而百年中又有国共战争的桎梏,再加上“文革”的敏感,甚至我们进行的边境作战也不能提,如此下来,看似宏大的精神大厦,其实干巴。西方国家就不同了,他们没有革命的鉴定标准,比如美国不因为南北战争而分割历史,结果美国建国史虽然不到300年,但其精神史可以上溯至102名清教徒签下“五月花号公约”。处于冷战时期,我们的革命不需要内涵的丰满,只需要坚强和斗争性,然而进入“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时代后,我们的软肋就暴露出来了,即使别人不向我们进攻,自己也已经乱了阵脚。所以,精神力量的重新焕发需要信仰大厦的重建,而重建需要政治观的突破,非此不可能达成激发精神力量的目的。伴随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在政治观上实现重大突破的时刻,唯此方可保证信仰大厦的重铸。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不再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信仰,弄清这是一个政治目标还是精神目标,或是社会目标。更具体一点讲,在中国坚持“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等理念下,我们需要寻找共产主义信仰的新路径。

第二,以世界观的突破支撑中国融入世界、引领世界。世界有三个探究领域,一个是宗教世界。所谓“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们是否还继续把整个民族带向无神论,由此失去敬畏,同时让没有或不接受共产主义信仰者的灵魂永无归宿?如果太多人的灵魂无所寄托,结果就是滑入现实功利与及时行乐。另一个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其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冷战时期的二元对峙,那时坚持二元价值与二元对抗,我们只能运用革命的原理对待和评价世界,形成非敌即友,非此即彼。这种世界观下的理论和观点,突出表现为不接受“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如此,世界就不会走向和谐。再一个是国家形态和国家关系。比如,早期讲的“三个世界”理论,后来提出“南南关系”“南北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该秉承什么理论,这直接决定了我们大国道路怎么走及走向哪里。总之,世界观不改变,中国与世界就永远处于碰撞和摩擦中,而不会真正找到共同点,因而中国也就不会进入世界主流成为主导力量。

第三,以人生观的突破提升民族人文品质。中国人的人生观内含两大基因,一个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基因,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革命基因。不管怎样评价这两大基因,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其都是围绕自身和本阶级展开利益追求。所以,我们的价值目标和精神追求很难超脱利益,更难进入无我的精神境界。尽管这样,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群众追求利益过程中,确实要求自己集团内的成员放弃个人利益,因而成就了伟大。问题在于当下政治生态变化后,我们的精神大厦中的软肋暴露出来,以牺牲自己来成就别人失去了现实环境条件的支持,结果造成物化严重。这既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走向世界,树立大国形象。这个问题还可以再作进一步分析。较早以前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学习雷锋的幸福感”。表面来看这只是一个号召,但仔细思考这涉及人生的根本命题,即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区分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实际上两大人生观都离不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在于,我们的人生观更多建筑于革命和斗争之上,一旦这种人生观失去了政治环境或政治生态的支持必失去应有的力量。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这个方面穷于应付的原因。由于我们目前的政治观尚未实现自我超越,因而很难用更开放的视野,获得更多人类文明的精神因子。在某种意义上,建筑于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之上的人生观,的确不是我们想借鉴和接受就能够实现的。那么,我们该怎样建筑和突破,才能够找到在现有政治基础之上的、能够支撑这个民族在新的政治生态和世界关系中立足的、足以满足中国人精神需要的人生观,这恐怕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坎儿。否则,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越大,中国的力量越强,与世界的不和谐就越甚。这甚至已经成为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第四,以价值观的突破改善中国社会生态。这里的价值观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走向世界的民族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另一个是民众的价值观。就前者来讲,我们现在正遇到瓶颈。我们可以不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但却不能否认普世价值,因为人类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和追求,必出现虚无主义,出现绝对价值的丧失,那是十分可怕的。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如果再否定人类最终目标的共同性和相通性,那么只能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将愈来愈严重。类似的重大思想和理论命题还有很多,比如,我们走向世界过程中,讲的是和平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实际上背后有两个价值元素,一个是政治制度也就是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利益。处在冷战时期,讲意识形态有市场,而在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渐成主流的情况下,这很难赢得响应者。至于利益,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脱离开,但大国是需要道义责任的,如果我们过多地谈利益,过重地以本国的利益为核心,同时不善于平衡与他人的利益,那么就会异化为民族主义,与世界的走向也不一致。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究竟想以什么方式与世界沟通,进而找到共同点、共鸣点。至于社会和大众层面的价值观,我们同样有一个平衡物质和精神追求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灌输了太多的利益观,结果利益驱动成为了一切,这显然是应当予以改善的部分。

第五,以政治伦理突破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党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好转?目前来看制度建设很重要,制度更带有根本性。但制度设计也只是管理人的外在行为,而不会解决价值观层面的东西。西方国家的官员除了制度的约束,很重要的是还有职业意识和政治伦理规则。在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从革命之初就走了与西方议会政治相异的道路,我们是通过政治信仰和政治纪律来规范行为,这种规范和约束是需要政治环境支撑的。也就是说,很长时间我们党靠这种力量保证党的强大,然而政治生态的变化已经削弱了政治信仰的基础,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长点,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构建新的政治伦理体系。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国家和社会正在以更大的包容为我们提供思想的空间和土壤,我们还需要助产士。《人民论坛》首次评选十大思想人物,这就是一个信号,一面旗帜,一声号角。这种担当和勇气、见识和深刻已经充当起思想助产士的角色,相信这种努力会获得回报。我们共同期待并作出更大的努力。(2014年3月)

自序二 “格瓦拉困境”与中国共产党转型

许多走上井冈山或其他红色教育基地者,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困惑:穿越历史回到那个血与火,抑或“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个尚未麻木的心灵都会受到感动乃至震撼,但回到现实生活大家很快复归平常;进入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一切有理有据,跳出该话语系统,许多问题甚至无法自圆其说。换句话说,以革命理论构成的话语系统,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坐标评价,一切都是那样无懈可击;但换一种思维和评价系统,情况就大不相同,甚至仅仅将理论与实践作出比照,亦让人产生诸多疑惑。如此,我们的“红色教育”活动还有意义吗?如果有,意义在哪里?尤其是我们怎样才能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脉络,保证血脉延续?构建起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型,保证国家稳步前行实现中国梦?跳出“格瓦拉困境”是关键。“格瓦拉困境”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格瓦拉困境”泛指在一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与特殊政治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主客观原因,这种思维和价值观走向固化甚至僵化,即使时代发生再大变化,都执著而不调适和更易。大多数情况下跳出这种困境需要外力推动,只有个别通过自觉可以实现。由于后者少之又少,故称为“格瓦拉困境”。

具体所指,则是古巴无产阶级革命家切·格瓦拉,这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革命胜利后,既不留恋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也没有把努力方向确定于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进入刚果(金)、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格瓦拉牺牲在自己的理想中。格瓦拉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缘于职业革命家的共同特征: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皆集于革命活动,革命既是过程也是目的,离开了革命,激情不再燃烧,精神走向虚无,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格瓦拉困境”广泛存在于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那一代共产党人中,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于整个国际共运中。为什么说“革命者永远年轻”,为什么一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强调“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问题即在于此。

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在井冈山初期对阶级与阶级关系已经有了深刻认识,具体反映在为红军将领王尔琢所作的挽联中:“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既然革命胜利后中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并且逐步走向消亡,那为什么他又很快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准备“每七八年都要搞一次”?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阶级关系以外的价值系统、革命斗争以外的精神力量之源。不得已,只好再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必要情况下不惜制造革命对象、营造革命氛围,以维持斗争局面。实践证明,毛泽东没有跳出“格瓦拉困境”。除中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至今没有一个跳出困境而获成功。当然,强调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意味着我们也没有完全跳出这一困境,但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至少说明经济领域基本跳出。可以断言,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走向消亡,国际共运式微,充分说明“格瓦拉困境”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

其实,认识到“格瓦拉困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能够跳出这一困境,因为一系列重大而又带根本性的问题在起羁绊作用。比如,共产党因革命而生,因牺牲而神圣,进而获得精神力量,这一点与宗教信仰有相似之处。有牺牲就有神圣,因神圣而成信仰。当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没有了牺牲,神圣性和力量之源出现了问题。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造神运动”,对此不能认定是共产党的领袖自身存在问题,主要还是确立政治信仰的需要。信仰需要完备的体系,以佛教为例,除了“经律论三藏”,还必须有“佛法僧三宝”,也就是要有佛让我朝拜。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成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崇拜对象。革命时期政治生态支撑政治信仰,因为那时可以创造一种神秘感,而现代社会政治领袖必须进入群众之中,这就没有了信仰必备的神秘性。与宗教信仰比较,宗教偶像已经作古,没有了犯错误的机会,政治领袖生活于现实,很难避免犯错误,再加上其他诸多原因,政治信仰的一个要件不复存在,因此起到弱化政治信仰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在现实社会状态下,我们如何才能为党员和社会大众找到精神的归宿。显然,这就必须重新解释共产主义信仰,明确这一信仰是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还是精神目标。如果作为精神目标几乎无法实现,如果作为政治和社会目标,目前已经部分实现。其间的最大难度是“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理论突破。

再比如,“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时期敌人是谁很清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划分也很容易。执政后呢?或者说国内阶级消亡,国际冷战结束,这时的敌人是谁并不一定清楚。或者说,以革命的思维和价值坐标判断清楚,以执政的思维和价值坐标判断不清楚,至少在对政治作出重新诠释,抑或者确立起

新政治观

之前是这样。问题在于,受制于“格瓦拉困境”,我们无力实现这样的突破。冷战结束后我们的敌人和朋友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此等等,都决定了知魔咒不一定能够破魔咒。“格瓦拉困境”已经困扰中国的发展,羁绊着中国共产党的转型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突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格瓦拉困境”的伟大尝试,其突出反映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进行“姓资姓社之争”等方面。正是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格瓦拉困境”,才避免中共步老大哥苏共的后尘。问题是“格瓦拉困境”在政治和精神领域中很难突破,其自我神圣化导致脱离实际甚至无视客观存在,结果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悬在空中不接地气。从这个意义上讲,党中央目前开展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很重要,搞得好会起到改善甚至跳出“格瓦拉困境”的作用。这里我们还是围绕“格瓦拉困境”做一些具体问题分析。

第一,“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精神大厦的建构和精神力量的激发。“格瓦拉困境”一个最鲜明之处在于,保持政治热情和激发精神力量,然而越往前走政治热情和精神力量越低。消亡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当今的中国也是这样,目前严重的信仰危机和“精神懈怠”已经证明这一点。

在精神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全世界亦无几个国家有我们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即便这样仍然担心被改变。也就是说原本有自信,表现出来的往往让人感到不自信,究其原因在于“格瓦拉困境”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正是由于借助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中国共产党才做到带领人民完成中国革命这前半程,但进入执政阶段则为理论不足所困窘。为什么体制内理论工作者所撰写的文章,论据和论证多出自百年前的论断,鲜见新创造、新突破?根源在于“格瓦拉困境”的困扰。不能跳出这一困境,结果只能是把马克思主义鲜活理论变成教条,逐渐失去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尤其世界观是颠扑不破的,因为迄今为止尚未产生比共产主义更好的政治图景。但落实到具体理论观点,却需要发展。比如,革命的逻辑和最大动力源自剥削,因此导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工业革命初期,资本家对产业工人的剥削清晰直接,今天机器人开始代替人工劳动,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的理论就遇到挑战,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的IT产业、金融行业,几个合伙人开一间公司,大家都是老板又是工人,显然不能以剥削与被剥削来认识和判断。这就是中央党校对司局级领导干部问卷调查得出的结果:最大困扰来自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们的精神大厦建筑于革命理论,曾经得到过世界冷战的支持和强化,但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博弈已经开始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的博弈方向迁移。过去,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生态的支持,我们的精神大厦坚固,精神力量充足。今天,世界进入“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等思潮渐成主流和主导的情况下,原本坚固的精神大厦开始出现裂缝。因为我们的精神大厦是由阶级、剥削、革命、斗争、消灭等基石砌成,其他精神元素几乎无法纳入。早前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尚可丰富其中,后来发现农民起义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和轮回,属于“你方唱罢我登场”,并没有真正推动历史进步,这也是黑格尔等西方许多哲学家评价中国一直处于“人类的起点和童年”的原因。曾经被视为伟大革命者的洪秀全,后来发现其腐败程度不输于清王朝;作为爱国主义最好教材的义和团运动,其拳民竟然有那么触目惊心的暴虐行为。不得已,这些精神元素开始淡出甚至直接剔除。到这里,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封建史,所产生的精神元素因不符合革命标准而被排除在外,那我们的精神创造就只能从百年革命史中挖掘,甚至百年中还要剔除十年“文革”部分。感动中国“双百人物”评选,张志新、林昭就未入选。

西方世界显然没有这样的包袱,他们不需要以革命的标准来划分、切割和评价自己的历史。以美国为例,其精神渊源一定是从第一批清教徒签署“五月花号公约”开始,期间没有切断,即便他们也发生过“国共内战”式的南北战争,依然不需要切割和分拣。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西方国家的政府经常为百年前的错误道歉,加拿大政府就为百年前迫害华工正式道歉,这不仅不影响其形象,还可以强化其道义感和担当精神,反映出国家民族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我们有政治和革命的评价标准,显然不会为清王朝和民国承担过失,主客观原因导致了我们必然也必须切断自己的历史,结果精神世界愈走愈狭窄且不厚重。及至世界政治生态变更,我们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弱化。近来媒体连续报道国民党抗战老兵,民政部明确地方庆典应邀请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这或许就是一个改变价值坐标的小小努力,发展开去未必不能使我们的精神大厦变厚重。

我们还有更深层的矛盾和症结存在,即我们已经面临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且难化解。共产主义信仰决定着共产党的执政,甚至是共产党的生命,因为失去这一信仰就有丧失执政权之虞,甚至是整个政党的瓦解。道理可以从奥巴马的观点中引出。奥巴马说过,政党没有谁高尚于谁,都是代表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行博弈,被选择的唯一原因是看谁有能力给选民更多利益。如果唯一目的是满足民众的现实物质利益要求,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天然执政和唯一执政,必须与其他挑战者竞争,到这时中国就进入政党轮替阶段。不能放弃共产主义就需要使其有足够的吸引力来赢得更多追随者,问题在于现有理论已经无力做到。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共产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都走过的路径和方式方法。问题是今天世界的内在矛盾和外在表现都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也在变化,比如邓小平提出“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十八大提出“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尤其早在党的十二大,《党章》修改时删除了国际共运的内容,我们已经走在“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的道路上,这就意味着以革命方式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堵死了。那么,新的途径在哪里?当然,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不是全无探索。恩格斯晚年也进行过反思,他已经认识到暴力之外的议会政治也可以达成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是没有来得及完成理论体系的构建,更由于国际共运过程中无产阶级因革命形势的需要,革命党主动忽略了这一点。到今天才发现,这一“忽略”恰恰把自己逼向死角,推入困境。

遇到挑战并不可怕,怕的是不敢和不能应对挑战。今天的政治家已经不可能同时成为思想家,而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国又必须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政治家,即以思想家的思想指引前进方向,以政治家的强大执行力推动社会前进。西方之所以出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依靠的就是一批思想家的指引和政治家的推行。既然中国需要伟大思想家的产生,那为什么又难于产生?种种原因中有一点不能回避,就是“格瓦拉困境”带来的僵化思维方式和落后的价值标准。西方是多元社会,有多元的价值评价系统,这为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提供存在的空间。我们是一元且独大,既然唯一评价,这种评价又以诠释能力为根本,那么稍稍闪耀出思想的光芒即被排除在外。有了这样的“对表心态”和评价尺度,也就不敢言有伟大思想和思想家产生出来,更不敢言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不敢言中华民族走出了很远。所以,不能跳出“格瓦拉困境”,就无法确立起新政治观,因而也便无法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信仰,无法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新路径。

第二,“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在中国没有哪种力量与党的政治力量相抗衡,一个“讲政治”或“从政治的高度”就可以解构所有规律和规则。政治有规律,有独立运行的规律,问题在于其科学运行的前提是不断超越,否则便有异化之可能。革命的政治观一旦僵化,也就堕入“格瓦拉困境”。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制度优势,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符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需要,也符合原始积累的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从有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开始借助“看不见的手”,政府成了“守夜人”、“敲钟人”,“罗斯褔新政”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政府干预”。这说明采取何种方式发展经济,主要看社会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不适应再发挥政府无所不在的干预能力,即市场能够自行调节后,就不应过度使用政权的力量,而应当加强价值观的引领。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思考,到目前为止革命老区的经济普遍落后,很多人归咎于自然条件或国家支持不够,深入分析则会发现,根本原因不在于此。中国东部一些地区由于人均只有几分地,靠粮食生产不可能富裕起来,自然条件的限制迫使他们另谋出路,结果工商业发展起来。即使从政府向老区输血的角度看,或因政治的需要,或反哺之必然,对老区的经济支持一直在进行中,但效果并不理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地群众的革命思维、革命逻辑与革命情怀制约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结果落后于起步阶段。目前国企存在的状况更说明问题。为什么中投管理两千亿美金,国家电网资产上万亿人民币,可它们要么长期负效益,要么效益低下?更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国企成为安置不再升职的政府官员,或准备升职到政府者的场所,而不是遴选真正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来经营?原因在于政治考量。实践证明,当房地产调控也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当股市发展也要着眼于“社会稳定的大局”时,所有的经济规律都将失效。可以说,如果中国经济建设坚持革命思维,就不会进入良性循环,做到可持续发展。

从发展文化的角度来看。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发展文化,但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既然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为什么执政半个多世纪来,却没有造就出大思想家和文化大师,也没有产生引领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大思想、大文化成果?甚至无人敢与军阀混战和民国时期产生的那批思想者和学人比肩?总强调“西强我弱”是历史造成的,已经不具说服力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有这样一句名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虽然不能过于悲观,但依照目前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到新中国成立百年之时,我们仍然不会产生大思想家和文化大师。我们一直在强调统一思想,战争年代有其必要,可执政阶段不辩证看待统一思想,则文化繁荣不可能出现。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时期出现思想的辉煌,就是春秋时期,因为那时没有统一思想的要求。到了汉武帝统一中国同时统一思想后,中国再不见照耀人类文明前行的伟大思想成果。试想,学者们如果不敢讲真话,就不会有创造性思想,管理者如果判断思想仅仅是祖宗和领导人讲过否,也便与清王朝严重泥古类似,而后者导致了帝国衰败直至消亡。所以,创新死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了空谈。为什么我们讲让有思想的人引领思想,而不应当让没有思想的人来管理思想,道理就在这里。有些难题必须正视和破解,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让人备受鼓舞,但我们有一个对是政治制度下的文化还是社会主义中国创造的文化作出解释的问题。文化至少存在于三个层次:人类文化、民族文化、政治文化。很显然,以政治制度标定文化品质,发展空间必定有限,而跳不出“格瓦拉困境”,我们的文化建设只能是政治范畴内的文化,而不可能是人类文化,甚至不是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与此类似,如果产生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则可以形成全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并且直接与世界对接,因为“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如果产生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符合我们的话语系统,但不会构成为全民族的精神家园,同时无法走向世界,因为在“意识形态终结”的大背景下,以产生于政治制度基础上的价值观念与人对接显然困难。道理讲到这里,顺带解释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格瓦拉困境”导致我们把大学都办成了官僚大学、政治大学(口头政治)。

从实现社会和谐来看。全民“讲政治”就是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种情况下既不会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识,更不可能实现法治。再者,以政治推动慈善,强调政治性而不是人性,结果也会与初衷背离。西方社会的道德慈善推动者主要不是政党和政府,而是社会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就是借助宗教和社会中自在的力量。以政治的功利推动慈善的无功利难免错位,结果用力越大与道德慈善越远。为什么我们树立了大量道德典型,其影响力却越来越小?因为我们的理念和机制造就了很多人的道德行为不是安抚灵魂,而是为着社会肯定和奖赏,即付出为的是回报。为什么大众双重人格那么重,因为道德形成过程中必须接受和满足政治和慈善两个标准的检验。对照媒体介绍过的长期在中国支教的美国小伙丁大伟、德国小伙卢安克,他们的理念和境界会让我们沉重得喘不过气来。当然,从对社会和谐构成更大冲击的角度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争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胁。这不是危言耸听。极“左”的幽灵从来都没有离我们远去,随时可以回来。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配失衡、贪腐盛行等多重社会矛盾,这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目前社会上存在着强烈的错爱“文革”情绪即可以间接证明。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妥协性。也为“革命”提供了文化支持。比较而言,西方文化富于妥协性。古罗马时期贵族和平民矛盾激化到危险程度后开始妥协,产生了12铜表法;英国国王与贵族矛盾达到危险状态后产生了《大宪章》;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人民进行集体反思,认定革命的代价太大,此后选择了进行妥协、平衡、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议会政治。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从来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结果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是革命,就是流血和杀头。今天没有启蒙和人性的觉醒,中国人仍然钟情于革命。看网上的言论,你很难认定我们不会再次轮回。为什么邓小平一再告戒“警惕右,更要防止‘左’”,问题同样在于此。

第三,“格瓦拉困境”制约着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就革命能力而言,世界几乎没有几个政党能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其以自己的理论武装和精神灌注让追随者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为伟大理想付出几百万生命,这已经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但革命阶段伟大并不注定执政阶段也伟大。邓小平曾经指出,执政党是什么样子,执政党的成员怎样才算合格,我们正处在探索和回答过程中。革命与执政区别很大,革命必须激情燃烧,执政必须平和平静,坚持按规律、规矩办事。针对具体问题分析会更为清楚。

一是普世价值问题。人类有没有普世价值?回答是肯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就是普世价值。然而,由于“格瓦拉困境”导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价值观,结果把“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拱手让给西方。以民主为例,这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古希腊时期已经形成,且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的。列宁指出:“没有民主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靠的就是民主主义。”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有人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最大的疑问在于世界还能不能找到相对一致的东西,我们评价世界还有没有共同的标准,如果没有,人类还会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还会走向和谐吗?所以,我们可以批判西方试图将其核心价值观强加于我们,但我们却没有必要否认人类共有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普世价值。简言之,囿于“格瓦拉困境”,我们就不可能在核心价值观博弈过程中拥有话语权,更不可能掌握舆论主导权。

二是利益关系问题。利益带有根本性,并且不仅仅是利益分配本身,还影响着价值判断和精神系统。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基础,主要通过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以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个阶级利益来实现的,这就需要证明剥夺行为的正义性。比如许多革命者在回忆录中讲到自己走到革命道路上来,缘于偷了地主的牛,担心被打就投奔了革命队伍。以今天的价值标准评价,偷牛肯定是犯法的,为什么又将这种行为视作革命行为?因为存在剥削。革命阶段共产党为什么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因为从理论到行为都没有人民之外的利益,并且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高尚看得见摸得着。进入执政阶段呢?整个集团仍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并无不妥,关键是能不能科学划分利益,进而规范和分享利益。从经济规律来讲,既然公务员队伍云集了中国智商最高者,如果不违法最先富起来并非不合逻辑。这里的问题是一方面讲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另一方面利益等级化、集团化,这就把共产党置于被动地位,且处于道德困境。苏共为什么被人民抛弃?原因之一是获得了利益,而且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还大讲自己在牺牲奉献,落差的结果招致更大的反感。西方政党、政府和官员为什么不存在这样的压力?因为他们承认自己有利益,所做的是想办法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最大限度地约束公权力。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二战后为什么西方国家之间不再发生战争,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屡屡开战?很重要的是利益关系的处理出现分歧。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世界马上进入大同,没有必要区分你我,后来发现共产主义不可能马上实现,你的还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原来的不清晰直接化作利益之争,而帝国主义原本就认为利益的根本性,为了避免利益之争,一直注重界限划分,结果战争得以避免。所以,寄希望于政治可以化解一切,忽视利益差异性,不考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在计划经济时代可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不行。市场经济时代,不同利益体存在的不同利益诉求表现出来,利益关系甚至凌驾于政治关系之上,也就是说政治已经不是建立于科学的利益划分之上,因而政治力量注定被利益所瓦解。前面讲到政治解构一切规律和规则,那是大的宏观的层面,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利益上,必然导致政治权力瓦解,这就是“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的原因所在。

三是政治伦理规则问题。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没有只享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在掌握了巨大权力的情况下,很多责任并没有人承担,尤其是道义责任。在西方,政府官员因道义责任而引咎辞职者大有人在,在我们这里却很鲜见,原因在于我们只关注组织上的行政任命,而缺少政治伦理的规范。再进一步讲,我们的价值标准和话语系统都在模糊甚至泯灭规则和标准,而非使界限清晰。大家都大谈抽象的政治,结果也便没有了政治。我们曾经认为政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多多的”。处在革命阶段自持正义性和神圣性,我们可以不择手段达成政治目的,但执政后还能不择手段吗?革命阶段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执政阶段不按套路会不会让世界加重疑虑,“威胁在于不知道中国人按什么套路出牌”。倘若总以敌对思维开展政治活动,必然处于无休止的“路线斗争”、“左”右之争的循环往复中,有序政治、文明政治就不可能实现。

四是党的领导能力有限与无限问题。看一下西方社会,民众想见市长州长很容易,我们的群众要见市长县长却很难。有人开始怀疑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已经从公仆异化为老爷,其实这主要源于权力运行模式。在西方社会,因为三权分离,也因为经济规律,行政官员的权力很有限,民众出现精神问题进教堂,产生司法之争进法院,想赚钱到市场,找市长州长什么也得不到,而我们的政府几乎包揽了一切。在过去的单一社会这个包揽是可行的,在今天社会高度分化,利益诉求多元的情况下,仍然包揽一切,必力不从心。结果不仅没有强化党的领导,恰恰 走向初衷的反面。

五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价值坐标问题。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能力考验,已经不仅仅反映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还包括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实际上十八大提出的一个“命运共同体”,已经大大发展了我们的价值判断,而如果不能跳出“格瓦拉困境”,前面讲到的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就很难区分开来。在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在我们倡导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情况下,仍然把过去的敌人当做敌人,过去的朋友仍然作为朋友,结果可能是过去的敌人仍然是敌人,过去的朋友就未必继续做朋友。毕竟,过去以政治制度划线的方法不合时宜,而新的标准又产生不出来,以旧思维指导新实践,其艰难程度不难想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大国走向世界,真正持久的影响力来自文化和文明的创造,尤其是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为主流世界所接受。如果没有创造文化和文明成果,核心价值观僵化落后,只是大把撒钱,结果不仅买不来朋友,还让人指责为“经济侵略”,讥笑为“钱多人傻”。过去我们以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处理国家关系时,可谓得心应手。可问题在于,现在的世界变了,我们自己也变了,这种情况下若没有建立科学清晰的价值坐标,则既不能科学处理世界事务,也导致别人无法适应你。跳出“格瓦拉困境”的几个着力点和突破口

尽管存在着“格瓦拉困境”,但我们仍然需要强调,每一种文化和制度下的国家都有其特殊和特定的社会运行规则,不可能一律。在政治之外的社会调节力开发出来前,中国不可能把自己的传统优势丢掉。所以,这里更强调的不是抛弃政治,而是强调政治要发展,要突破,要最大限度地提升其生命力。同时强调,跳出“格瓦拉困境”是全党的重大理论命题,也是实践命题,需要决策层的推动,同时需要全党同志包括广大民众认识上的突破。

第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通过重新诠释政治推动新政治观的确立,奠基精神大厦。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观念突破。观念突破的重点在于更大的宽容包容,在于思想理论界不能过度倚重执政权力,如果不是靠批判的武器而是靠武器的批判,就等于只要一花独放而非“百花齐放”。当马克思主义不再依靠对真理的占有吸引人,而仅仅依靠执政资源,走向萎缩甚至消亡就是宿命。动物世界就有这样的规律,一旦哪种动物没有了天敌,也便没有了进化的内在动力,最终走向自我消亡。最能反映思想解放度和观念更新度的是话语系统,因为它是政治观与价值观的外化。跳出旧有的话语系统最难的是建设替代话语系统,革命的话语系统背后是革命理论和革命行动,执政的话语系统背后必然是执政的理论与执政的行为。二者对接的难度一定大于“神十”对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精神调节途径和手段没有西方那么丰富。从核心力量来看,我们靠的是政治信仰,西方主要是靠宗教信仰,外加政治意识和职业精神,所以冷战结束对其精神大厦的冲击不大。我们就不同了,没有宗教传统且刚刚脱离农业经济社会,职业精神尚未真正形成,我们只能讲政治,强调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所以,这里的关键是深入研究共产主义的当代价值及其表现形式,研究共产主义作为精神目标、政治目标、社会目标的具体表现及其突破,只有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认识,才会打消人们的疑惑,才能形成满足执政需要的新话语系统。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形成一种信仰需要创造一种理论,而坚守这种信仰则必须不断发展理论,就像基督教因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导致信仰危机后,是神学大师奥古斯丁以“上帝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人类,是人类滥用了这种权力”来应对,以“重回伊甸园,虔诚信仰上帝”来强化信徒的信仰。我们需要思想家产生出大思想,需要有大智慧和勇气的政治家把新思想注入社会。

第二,揭示执政规律,发展革命理论,为党的转型提供科学理论支持。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与核心价值观。革命和执政有差异,但不意味着革命的所有的理论都不适应于执政,这里的关键是将革命理论发展和调适,保证在自我超越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国家博弈存在于三个方面:政治制度博弈、利益博弈、核心价值观博弈。既然现在国家博弈已经从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博弈的方向迁移,那么我们的理论发展重点就在于明确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构建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保证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同时在社会多元价值观中起主导作用。比如,中国走向世界是以强力让人怕,还是以文明创造力让人敬,这是需要我们确定的最大的发展战略,其决定的不是今后几个五年、十年规划,而是以世纪计,其结果决定着我们与世界如何互动。阶级对抗注定是阶段性的,这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是如此,否则也便没有毛泽东写给王尔琢挽联中的“阶级观”。但由于历史局限,我们以往更多的是揭示阶级矛盾和革命规律,划分、评价世界,处理国际关系都是以意识形态为主轴,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的划分。进入执政阶段,研究执政规律就是最重大的任务和命题,这不仅关系到如何治国,并且关系到我们走向世界怎样担当的问题。今天,在党寻求转型的情况下,确有一个对执政规律作深度探索的问题。一个民族也好,一个政治集团也好,能否持续发展,很重要的是弄清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哪里来”解决的是自觉和自信问题,“到哪里去”是解决科学发展与引领追随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将一种精神力量激发至前无古人的高度,让一个民族从此拥有了精神力量,这本身就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强烈现实意义。对这些内容挖掘得越深刻,越能超越历史,保证其有效注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价值系统,永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强调超越阶级,在于只有挖掘超越阶级的规律和力量,才能保证使党在革命阶段创造的精神成果永远发挥作用,并且不因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而弱化。

第三,将“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由理念注入制度设计,为党的转型提供科学路径。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制度设计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一种制度的优越与否,并不全看后来的检讨勇气,更看过程中的纠错能力,如果总是以“讲政治”,“一个声音说话”,那么真正的民主就不会形成,真正的智慧就不会激发,过程纠错也就不会实现。当然,如果没有主流声音,各种声音嘈杂,同样不辨东西,也便不知如何纠错。这其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我们还是从革命和执政的比较来区分。革命可以通过描绘蓝图来吸引追随者,因为没有包袱和各种制约,甚至可以不考虑终极目标的科学性与非现实性,为什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所讲的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明的就是这一点。执政就不同了,不仅涉及各个利益群体和各种利益关系,同时还必须有科学性和实效性。显然,这里必定涉及宪法和法律。今年5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对外公布,其中就蕴含着很强的执政思维和理念。即便这样,要真正将理念化为制度或注入制度,仍然艰难,因为期间存在着许多不易化解的矛盾和问题。比如,维持一党执政,必须形成与政治体制相一致的一元价值观,执政后却需要遵循一般的执政规律,尤其在党进入法的范畴内活动后优势如何发挥和体现,未必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无法有效体现必削弱党的领导权。再比如,腐败治理是全党全民的共识,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可以采取严打,可以把党委意志化作法治行为,可以因维护某种形象或阶段需要而弹性处理腐败案件,而执政理念下的反腐必须依法办事,不会顾忌很多,尤其在过程中还要引进反腐力量,这时的纪委、政法委放在什么位置,其作用如何发挥也成了问题,如果作用难以体现,党的意志必然受到限制。再比如,保证一个主流话语,就需要借助独立行使的媒体掌握权,而进入法治后,宪法规定的出版和言论自由就需要落到实处,要进入下位法,并且推出《新闻法》等相关法规,这时党的宣传机构该如何存在和发挥作用就成为问题。诸如此类,一方面说明革命与执政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说明制度设计是一项艰难的系统工程,处理得好坏最终都要作用到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所以,能不能真正实现制度设计上的跨越,决定着党的转型,甚至决定着党、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必须借助科学理论作指导,并且是新政治观下的科学理论。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强调一个认识:共产党是靠革命起家的,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既然共产党是一个能够放弃自己一切利益,甚至敢于献出生命的政治集团,就意味着其骨子里、血液中涌动着强大的革新力量,必要情况下一定能够和勇于“壮士断腕”。看一下习近平同志及其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的理念和作为,特别是政治局八条规定,已经折射出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跳出“格瓦拉困境”的希望所在、基础所在。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期待和信任,且赋予正能量。(2013年8月)

自序三 中国梦与美国梦

总有一些巧合让人们特别关注。2012年年底,美国与中国的权力更替或权力交接赶在了一起,美国第56届总统大选刚结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由于是两种制度下的两个最大经济体,世界许多媒体对二者做了比较性报道。诸如“美国大选与中国共产党换届,哪一个更重要,中国共产党换届将影响世界”,“美国大选与中国共产党换届哪个更优越,四年后见分晓”……此类评价并非溢美,亦非中国已经比美国强大,主要原因源自二者的差异。美国在三权分立制度下总统权力有限,中国因“集中力量办大事”决定了领袖起着决定作用;美国总统在大选过程中已经把自己的执政理念抛出,几无悬念,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一般是上任后表达,并且通过集全党乃至全社会智慧逐步丰富完善起来;西方政治领袖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中国的领导人必然也必须以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来引领全党全社会前进……诸如此类的差异还有很多,所以中国共产党换届比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更大。

由于世界在比较两个国家,故而又一个巧合自然而然引起关注,这就是两个国家最高领导人都谈到自己的国家梦。奥巴马的胜选演讲题目是《为了永远的美国梦》。他说:“我们将伸开双手迎接那些来到了美国,并接受了美国价值观的移民及其子女。无论是在芝加哥南城贫民区游荡的小孩,还是那些在北卡罗来纳州家具店工人的孩子,都有在未来成为医生、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外交官甚至总统的可能。而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习近平主席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谈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很显然,两个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国家梦,都在本国国民中产生共鸣。据说米歇尔在竞选过程中演绎的奥巴马这个非裔人的美国梦,让很多现场听众飚泪,进而博来不少选票。而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正在持续发酵,有可能成为凝聚中国民众精神力量和价值目标的发动机和推进剂。为什么要有国家梦,梦想中蕴含着什么,我们该怎样理解和推进中国梦,这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同时关心自己命运者都必须思考的命题。为什么将中国梦与美国梦作比较

人皆有梦,在所正常,为什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后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并且学界与广大民众不约而同将中国梦与美国梦结合起来认识?这并非偶然,亦非牵强,而是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中国梦之所以因习近平主席的提倡而热,一方面是缘于提法富于亲和力,贴近平民话语系统,因此拉近了主流和主导价值与平民价值追求的距离。这在当今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话语系统、精英话语系统、平民话语系统三者不交融,甚至一再发生冲撞的情况下,的确值得肯定,结合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的整个话语系统,更应给予足够地赞美。另一方面与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心理、行为方式、价值判断有关。中国人历来习惯于追随权威与主流,较少追求独立思考,尽管香港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国人如何思考”,可根本而言国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尚在培育过程之中,远未成熟。特别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是紧随最高政治领袖,大多数时期不存在政治领袖之外的大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有政治领袖产生思想后,理论界才获得解读和阐发的空间,否则很难找到方向感。既然知识界、理论界尚不能产生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普通民众更不可能超越。

这种国家和民族特点的形成,并不能简单地归于某个领导人的喜好,而是存在着两大内在动力。一个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来不包容思想家,因为强调思想一律就必须消灭异己,所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便只有一元而非多元并存;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革命状态,革命的最大特点是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这就要求追随者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与党中央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保持一致。尽管改革开放后因经济结构多元而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党中央和中央最高领导一再强调理论创新,但面对外部的挑战及其传统思维习惯、价值观念,显然不是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

实现思想一致,途径和方式之一是将全社会科学创新成果集中于党,特别是集中于党的最高领导人,整合并且升华后再推广开去,这样方可有力而又有效。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原因即在于此。习近平主席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再加上上任伊始,其每一重大思想,甚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注定让理论界高度关注,因为其中蕴含着执政理念,关系到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

至于理论界与广大民众不约而同将中国梦与美国梦进行比较,主要缘于四个方面。首先,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带来比较的意义和价值。中国与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政治体,虽然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一般不会再出现从前的敌对程度和形式,但斗争性并没有完全根除,毕竟二者属于异质体。为什么这样说?原本中国革命走的就不是西方议会政治的道路,革命是超越对方甚至消灭对方,比如共产主义就是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来实现。所以,我们虽然强调的是包容多元,文化没有优劣,但骨子里还是想独占鳌头。同时,因为两种梦想分别奠基于各自的价值坐标和文化基础,故而具有深度比较的条件。如果以同质体的美国与欧洲国家相比,显然缺少意义。

其次,世界政治生态和大国博弈状态决定了比较的意义和价值。因意识形态导致的半个世纪的假想敌与战略对手,为对比提供了丰富的空间和心理、情感支持。中国的价值标准与话语系统基本上是围绕美国而来,盯着美国展开。公允地讲,我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在讲跳出冷战思维,其实都没有真正跳出冷战思维。为什么美国每一份人权白皮书或军力报告都要把重点指向中国?因为冷战思维。为什么美国讲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但反应强烈的往往是中国?这同样源于冷战思维。有人说,我们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者,几乎是围绕美国人的好恶转,谁惹美国人不高兴,我们就针对谁开刀。类似语言虽然偏颇,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和表现着。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实际上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美国转。如此便决定了,喜欢美国者与厌恶美国者都无法离开美国说事、行事。

再次,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国民心态强化了比较的意义和价值。落后和弱小的国家不会与美国比,只有力量相近,至少心理感觉上相近者才会比较。生动一点讲,中国人的“老二心态”让我们主动与美国比。虽然中国处于快速成长期,但如果以文化和科技为指标,我们与西方许多国家都有很大差距。严格来讲,很多中国人尚不理解现代大国的基本特征。即使这样,由于媒体的渲染与GDP指标的大幅上升,在国民的感知和认知中,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既然是第二就开始想“当头”,就难免与“老大”叫板。《环球时报》社论提出要“藐视日本”,就是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如果“老二心态”与弱国心态、民族主义相结合,那么追求在与美国比较中产生快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四,思想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如果就中国梦而谈中国梦,其实没有必要花大力气研究,一言以蔽之,中国梦就是习近平主席此前已经多次强调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梦想早就存在于一个民族的血脉和不懈奋斗之中。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调动如此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研究和宣传?甚至将美国梦引入其中?原因在于中国梦作为一个精神载体,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关键看舆论宣传的深度和广度。而舆论宣传必然奠基于理论研究的深入,将美国梦引入进来,就是加深理论研究的一个维度,或者说一个重要途径。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主要差异有哪些

上述分析判断并非问题的核心,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揭示其本质,即通过比较两种梦想的差异,找到实现自己梦想的最佳思路和道路。

第一,两种梦想存在着文化传统与文化心理的差异。400年前,当102名清教徒签下《五月花号公约》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们把英国《大宪章》精神或理念带到新大陆。再加上后来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播,欧洲文化充分传播于美国。由于欧洲文化本质上是奠基于或复兴古希腊文明,因而美国文化可谓古希腊文明的现代化。古希腊的文明拥有许多异于农耕文明的特质。从地理和环境条件上讲,古希腊处于地中海的东部,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和爱琴海一带,历史上这里不适宜于农耕,所以海外贸易早早发展起来,而贸易的最大特点是平等主体自由交换,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文化必然张扬个性、重视私权。

中国的文化奠基于农耕或小农经济,这种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个体无法抵御自然的力量,必须依靠家族和乡里;同时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采取了保甲制等方式把人紧紧地拴在土地上;再加上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一种较其他民族更深刻的人与土地、人与人的依存和依附关系得已形成。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搞一次公投即可决定国家是分还是合,是集还是散,这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系统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一些艺术作品就很能反映两种文化的差异,及其内含的价值观。以雕塑艺术为例,古希腊、古罗马的人物雕塑皆张扬个性,而中国古代的雕塑尤其泥塑,突出于共性,这不管是秦始皇兵马俑、模范下的佛教造像、历代皇陵神道两侧低眉顺眼的文武官员,皆可印证。再以人物画为例,看一下拉斐尔以神学、哲学、法学和诗学为题材在梵蒂冈签字大厅中所画的四幅名作:《圣礼之争》、《雅典学园》、《法律三德》、《帕那巴斯山》,便为画作中思想家们的个性张扬所感动。显然我们那些被模式化了的古代人物画作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力。

第二,两种梦想存在着政治理论与政权结构的差异。奥巴马的美国梦奠基于天赋人权与契约关系,因为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领域,政党和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让渡,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为什么当年美国总统华盛顿提出“美国不需要政党”,即缘于权力授受关系。事实上,美国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政党活动,只是大陆会议期间出现了分权与集权之争,形成两派,逐渐演化为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美国梦突出于个体的价值实现,这有深厚的政治理论基础。《独立宣言》最突出的思想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又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公民的政治权利。所以,美国梦的前提是人必须享有自由,如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所言:“自由一旦被剥夺,美国梦就会枯萎、死亡”。这种政治理念打着美国人的烙印,但更是整个西方政治思想的集成。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洛克就首倡宪政民主理论,强调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有力地把英国从重农导向重商,并且在商贸中借助的是“看不见的手”,而非政府的行政力量。这种经济法则把政府的功能大大压缩,终于成为“守夜人”、“敲钟人”。有了上述理论与政府建构及其权力运行,也便有平等自由人权基础上的个人发挥,进而有了适合这种环境下生长的人们的梦想,包括奥巴马、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些代表人物的美国梦。

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则是强调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强调这个梦想实现后会惠及其中的每一个人,简言之这个梦想是先国家后个人。或者说由国到家,由集体到个体。实际上这是一种源于农耕文明的家国关系,价值判断是“没有国便无所谓家”,用《酒干倘卖无》的歌词表现就是:“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新中国成立后党向人民群众灌输的基本观念就是党拯救了人民,没有党和国家也便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改革开放之初为什么出现了“大河有水小河满”,而非“小河有水大河满”的判断,就是缘于上述理论。中国梦的政治理论基础建筑于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被压迫者要获得解放,必须团结起来,甚至是“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此个体依附于组织,为国家或集团而牺牲个体的利益也便成为必然。

第三,两种梦想存在国家生存状态与发展阶段的差异。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生出来的事主要反映于精神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升,各个社会基础上的价值观念进一步深化。美国梦与中国梦都按照自己的方位和价值坐标前进。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价值基础也就是由个体而国家的逻辑关系一直没有改变过,但核心价值元素却一直处于调整之中。比如法国大革命打出的旗帜是自由、平等、博爱,这原本为西方世界普遍接受,但后来逐渐演化为民主、自由、人权,这种演变就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其实大革命过程中,革命者很快发现片面强调平等的危害和不可行,因为这几乎让权力无法运行。当然,更根本的还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决定作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基础上的人格平等都是以民主和自由来支撑,但社会地位尤其经济地位平等却是无法做到的,市场经济的法则就是股同权同,股不同权不同,所以平等观被改变。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在影响着美国人的价值观,作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民族观,同时政党轮替的政权轮替,决定着不会将某一政党及其该党的党首化作主体思想,而将其他作为非主流进行排斥和抑制。

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也一直处于发展中,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和家国概念源于小农经济和封建统治。到了近现代,其之所以不断被强化,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备受外敌侵略,民众骨子里产生的非国家强大不足以抵御外辱的思想;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即把人民群众凝聚在一起而获得政权,所以反复灌输和强化的便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即后者依附于前者。

进一步分析,目前我们与西方进行的涉及人权问题的攻防,都把当下的人权状态作为论据。其实这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人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人权标准。在没有吃饱肚子的情况下奢谈人权是没有意义的,而经济发展后不提升人权标准,这个社会发展也不会和谐甚至缺少意义。以拆迁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强制拆迁几乎是不可能的。18世纪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就说过这样的话:“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19世纪德国威廉皇帝因派卫队强行拆除一处影响皇宫视线的磨房,而被磨房主告上法庭,结果法院判威廉皇帝原样恢复磨房。面对判决结果,磨房主说道:“为帝王者或可以为此事,但德国尚有法律在。”除此之外,也因为西方基础建设已经完成,再搞某一基础工程建设意义不是太大。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如果直接套用西方的人权标准几乎没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所以,我们近年来回击美国的人权观时,往往是讲其搞种族歧视,如果这种批判语言上推几十年毫无问题,当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实现立国信条——人人生而平等;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的四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兄弟姐妹般地携手并行。这些梦想在今日美国虽然不敢说完全实现,但毕竟黑人已经当了总统,当了国务卿。这种情况下仍然不顾现实地批评一气,自然不具有说服力。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官本位和权力崇拜的社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怎样评价中国梦与美国梦

有专家撰文,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出于一时之需的“理论建树”和国家机器的“政治宣讲”,而美国梦则是在美国历史发展和变化中自然形成。一个是来自官方,另一个来自民间;一个是政治精英在代表人民编织梦想,另一个则是普通人脚踏实地的实践自证;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另一个则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国民精神。这是两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梦。

不能否认其中的道理,但其不够辩证和全面。追到深处,两种梦想其实都属于主流社会倡导的价值理念,并都有着长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且借助了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的推动。美国梦就是许多精英相继阐述而进入理性和大众层面。历史学家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中提出:“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都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当然,中国人更为熟悉的还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

中国梦至少可以追溯到孙中山,他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富强梦,只是壮志未酬身先死。1922年8月,他在《统一宣言》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地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他还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他鲜明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理想,这成了所有爱国者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所有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动力之源。当然,最鲜明最具影响力的还是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中国梦。因为不仅有了旗号,而且廓清了中国梦的内涵、实现途径及其力量之源。

客观而又辩证地看,中美两种梦想其实并无高下和优劣之分,因为二者皆源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道路,或者说分别奠基于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创造与文明结晶,是各自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强调梦想中蕴含着核心价值,并且是这种核心价值支持下的观念外化,可以从一些思想观点中看出。马丁·路德·金就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视为美国梦的生命力所在。他说:“我们可以争取到自由,因为在我们发出的要求呼声中,有着我们国家神圣的遗产和上帝的永恒意志。”另一位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就什么是美国梦作出阐述:“美国梦就是一个大帐篷,它有四个基本承诺:法治下的平等保护、平等机会、平等参与和公正对待。”还有亚当斯所强调的,美国梦“不只是一个关于汽车、房子或高工资的梦,而且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在这个社会秩序里,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凭借自己的内在能力得到最大的尊重,不论出身是贫贱还是富贵,可以一样受到他人的承认”。中国梦更直接反映着价值观,因为其中包括了中国道路、

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同时特别强调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从更为宽阔的视野和高度来分析,两种国家梦的终极发展未必不是逐渐接近的,甚至最终趋同。这有其内在动力。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传承下来者,也就是说今天的埃及人并不是古埃及人,今天的印度人也不是古印度人,而今天的中国人就是华夏文明一脉相承者。历史脉络的清晰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也带来了沉重的包袱,比如在接受新生事物和创造新生活上比较困难。而美国恰恰是一个新兴国家,其有最初对大英帝国文化传承,更有借助各国移民而吸收了全世界的文明成果,再加上融汇后的改造,也便形成了具有更大包容与创造力的美国文化。如此,中国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必须学习包括美国人创造的世界文明成果。同样,美国也需要借助和学习中国人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尽管其创造了较别人更多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成果,也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变得自负。这直接导致了美国世界领导力的快速下降。也就是说,美国人既然提出中美共治,那么向中国学习也就成为必然。

当然,更具本质意义的是人类拥有“共同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成果,而让人类生生不息执著追求,而让我们认定“没有剥削和压迫”、“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能够实现。即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判断同样能找到理论与实践上的支撑。诚然,美国乃至所有西方国家高度尊重私权,但是,我们更应当从中看到,尊重私权并不是让某一方面的人群私欲膨胀,而是让所有人都遵守法规制度,以保证社会和谐有序而不会趋向极端个人主义。这是拥有坚实理论和逻辑基础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中强调:“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想阐明自然状态下的单个人无力应付各种情况,只能通过合作应对各种挑战,这就决定了社会合作意愿。而联合起来的人群,以集体的形式而存在,于是形成社会。至于中国的先国后家的理念,更是深厚文化基础与现实政治制度的产物。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单个家庭不足以抗衡自然,于是形成强烈的依附心理,并且由依附宗族,进而依附国家。所以,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平衡点,这个平衡点要求乃至迫使两个方向上的价值追求集中到一起来。

再以个人主义为例分析问题。美国梦最重要的基石是个人主义,既然高度强调个人主义,为什么其社会并没有出现道德沦丧和极端个人主义?很重要的是其有若干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相陪伴。一是基督教的博爱与赎罪思想,由此塑造和强化的是爱人爱己的道德价值观,也就是“你想让别人怎样对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别人”,进而催生稳定而又持久的慈善意识和道德行为;二是平等基础上的民主的意愿与诉求的表达,形成由内而外又由外而内的约束,即“我拼命反对你的观点,同时我拼命维护你表达观点的权力”;三是建立于法律和契约基础上的社会监督和强制又划定了私权的边界,避免因无限度而出现滥权。同样,中国梦强调国家和民族,如果这种价值走向极端,如“文革”期间以国家和革命的名义抑制人的基本价值追求,那样不仅无法真正推进国家民族强盛,甚至出现紊乱人性与社会伦理规则的结果。胡适曾经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其中蕴涵着辩证法。所以,我们需要把国家和民族强盛与每个人的价值实现、幸福生活享有紧密结合,不因重国家、重集体而否定个体,我们的强盛之路可能走得更扎实。也就是说,两种梦想虽然起点不同,取向有差异,但发展到后来便趋同或一致,因为都要走到一个平衡点上来。

从民主、自由、人权的发展过程来分析问题,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当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上已经不会有国家和政党打出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旗号。也就是说,在这些精神元素上存在着理解上的不同和标准尺度与发展状态上的差异,但却不存在有没有和要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与西方都有一个再认识的问题。比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标榜自己是多元社会,美国人认定自己的梦想奠基于多元,但走到今天,尤其站到世界文化和文明冲突的高度衡量,其必须承认自己存在局限,必须进一步推进多元包容。为什么美国、欧洲主导的近几场局部战争都未获得理想结果?原因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过于自信,甚至自负到无视人类发展规律的程度。也就是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和发展阶段,任何无视差异强行推行自己价值观的行为,哪怕你推广的是宇宙真理,也会因“水土不服”而导致文明冲突。所以包容多元存在,让不同国家和民族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至关重要。

我们也是这样,因为政治制度和价值系统的差异,一直反对西方的人权观,但后来参加了国际人权组织;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并不重视民主和法治,比如“文革”期间甚至践踏民主与法治,而今民主已经上升到社会主义生命的高度,法治已经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尤其是对待权力的认识变化更大。长期以来我们强调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和政府,而今一个是“善于把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把我们的价值观大大改变,让我们对权力的来源与性质有了新的认识,一个是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把我们引向人类共同认知和价值追求上来。据传美国总统布什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两个“笼子说”,已经从一个侧面证明着我们的判断。实现中国梦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在哪里?

既然提出了中国梦,并且以此引导中国道路、振奋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就意味着这不一个是旗号,而是包含着具体的可操作性内容,而这些内容一定包括先期解决和后续工作。这里就认识问题和先期解决的问题作分析。

在认识上,我们需要对两个具有深层影响和基础意义的问题作出判断,一个是今日中国只能走社会改良的道路,不能再倡导激烈的颠覆性的革命,因为革命往往带来巨大代价。为什么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的历史是在起点上循环的历史,就是因为一次次革命摧毁了本来就有限的生产力,尤其是人才智力资源。而支持这种方式的文化成因是不妥协性,结果使矛盾不断积累,到了不可调和之时,就会发生社会剧变。尽管这样,如果切入思想和精神领域,我们未必不需要进行一场革命,毕竟中国一直没有产生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和思想解放,尤其是封建思想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甚至统治着人们的灵魂。比如,中国的官本位思想之所以如此严重,有执政思维和制度设计的原因,但也应当承认有文化传统和旧的价值观仍发生作用的原因。另一个是,虽然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今日世界仍然是政党政治,特别是中国的国家意志仍然是通过党的意志来反映和实现的。

之所以作出上述两个基本判断,主要是为了引导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和逻辑,为提出下面阐述的四个着力点和突破口提供思想支持。

第一,重新诠释政治,以新政治观推进政治文明,为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政治和理论基础。虽然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问题,但更大的挑战还是在政治和精神领域。这突出反映在几个方面:首先,革命时期通过政治灌输形成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觉悟,在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后遇到挑战。其次,一党执政及其与此相适应的体制制度,保证了行政权的高度集中与对社会资源的强力调控,这是我们具有的西方政党与政府无法比拟的优势。但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出现利益关系的调整与价值观念的多元,这种优势遇到挑战。老一辈革命者以牺牲、奉献占据的道德制高点,随着那一代人作古而无人再敢以道德教化者自居。再加上民众由感恩心理转换为纳税人心态,党员干部的道德号召力在弱化。为什么未经历过革命战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后,其讣告中再提“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诸如此类,往往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就是因为时代变化所致。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让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员赢得道德和政治优势,但由革命进入执政,牺牲、奉献由无条件变为有条件。尤其党自己开始成为利益博弈的主体后,优劣势开始变化,再加上相当一部分人借助人民赋予的权力盘剥人民,优势甚至有逆转为劣势之虞,等等。

所有挑战都是缘于时代的发展变化。怎样才能真正应对好挑战?首先是更新观念,大胆创新。从目前情况看,我们许多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思想观念陈旧、僵化、保守,教条主义严重,全然不顾变化了的世界和中国社会,总想以不变应万变,动辄以条条框框套创新性思想、观点和理论,稍有不合便祭出杀威棒。很难相信这种观念会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我们一再强调政治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如果总是以“不可以”、“不允许”来应对新情况、新问题,那么就很难让人感觉到你真正拥有自信。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最大限度地限制体制内学者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因社会开放、价值观多元和新媒体的出现,无法制约体制外学者的思想空间,结果只能是将话语权拱手相让。不能顺应时代发展,不能创造满足时代要求的新理论,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占领思想文化的制高点,无法形成主流和主导。为什么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斗争,且投入巨大的情况下,我们总是担心失去话语权和主导权,甚至在很多领域和范围内已经失去主导权和话语权?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理论突破。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那么彻底与抓根本的前提是让理论工作者大胆研究,并且允许其犯错误。

这样的道理和逻辑原本不难理解,尤其是对于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来讲更不应当成为问题。之所以无法超越自我,除部分人因为私利作祟,担心出现什么问题而影响到自己的乌纱帽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制于传统政治观。正如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演讲时所说,不能人进了21世纪,脑袋仍然处于冷战思维,这批评的是别人,但也未必不启示我们的一些人。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情况下,政治观必须发展和突破,这是一个关系到党是否先进,能否永续执政的重大命题。

新政治观内涵十分丰富,举例来看,政党和政府能力存在有限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约束权力和分解权力,而非无限扩大权力。平等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如果这个平等是人格和法律层面的,则可以实现且必须实现;如果是社会地位则很难实现,坚持实现就会重走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老路。西方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早期是自由、平等、博爱,但平等很快被排除,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而财产决定着社会地位,正所谓股同权同,股不同权不同。平衡利益,让各个阶层的人都找到价值感,而非继续维护“官本位”,如此才不会导致社会失衡。怎样化解矛盾?保证社会实现利益平衡,很重要的是让各个领域和阶层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权益,即在创造财富、创造文化、社会管理三个大的领域内人平等地实现利益和社会价值,还要让所有人都产生过程中的公平感。表面看这不是问题,但在根本上却涉及执政观念和执政权力运行问题,没有政治观上的突破,很难达成目的。

第二,建立具有普遍意义,具有超越现有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保证中华民族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既然中国梦与美国梦都内含着核心价值观,那么保证自己胜出,就必须保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优越于人,否则只是强调特色,很难崛起于世界,更遑论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更大贡献,进而赢得尊重。

这原本也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共产主义最具普世价值,“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没有剥削和压迫”,必定是人类的终极追求,既然是全人类的也就意味着具有普世价值。尤其是共产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起点和归宿,是力量之源,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我们决不能矮化之,因为矮化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失去道义制高点。那么,既然不成其为问题那为什么又成了问题呢?比如,较长时间以来,理论界开展了大量的关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包括中央最高层亦高度重视并介入其中,却仍然未能提出清晰的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这说明我们需要再认识、再挖掘、再强化,保证其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同向、同步、同频。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很重要的是直面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从当前情况分析,要产生一个较西方更先进的足以支撑中国梦圆的核心价值观,尚受若干因素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使过去极具征服力的革命理论面临巨大挑战;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仍然在影响着人们;近代因屡受外敌入侵形成了弱国心态,导致对西方文明成果天然排斥;缺少世界眼光,难以站到人类文明制高点上分析和认识问题。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上很难迈开大的步子。概括起来讲,因为时代发展和多元价值观并存,而让原本清楚的东西变得模糊,让原本坚定的信仰变得犹疑,这必然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

当然,最直接的矛盾和问题还在于两大关系的处理:一个是正确处理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另一个是正确处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依照我们的话语系统和和现实政治生态,确立并建设的是后者,十八大报告强调的也是后者。虽然十八大是党的会议,其决定也是党的决定,但在中国党的也是国家的,即使强调“善于把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其本质也是明确的。这里的问题在于,确立后者必有一个解决与其他相关理论对接的问题,讲社会主义的,就很难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毕竟港澳台同胞并不都认同社会主义。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长远建设,不一定关照现实政治版图,可问题在于我们已经不再搞国际共运,亦不再输出革命。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换言之,没有新政治观也便不可能实现大的突破,进而很难产生引领人类文明,支撑中国梦圆的核心价值观。

第三,实现价值追求上的升华,保证拥有更加宽阔和富于永恒性的精神世界与精神大厦。不管是一个民族、一个政治集团,还是一个人都需要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如果失衡要么不能维持长久,要么发生蜕变。而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精神危机。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原有的精神世界已经打破或部分打破,新的精神系统尚未建立起来,出现了精神断裂或虚无。中国是一个非宗教传统的国家,本土的道教、外来的佛教都被强大的儒家文化所改造,而这种文化又是一个功利主义浓厚的文化,因而宗教原本具有的空灵度和道德塑造力皆弱化,甚至丧失。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敢言已经解决精神信仰的问题。有个小例子可以折射出问题所在。2013年4月底,某媒体转载美国一市场营销公司在美国的调查,要求受调查对象讲出最熟悉的中国品牌(可多至5个),结果1500人中有94%的人对中国品牌一无所知,只有6%的人提到联想、百度、华为、海尔和国航。针对此消息有人发的一个帖子很能引发思考:“欧美最宏伟的建筑是教堂,因为那里存放着他们的信仰——博爱、自由、平等;日本最奢华的建筑是学校,因为那里存放着他们的信仰——知识、技术、进取;中国最宏伟的建筑是政府大楼,因为那里存在放着他们的信仰——金钱、权力、傲慢。”虽然其中有不满与发泄的意味,但多少反映出我们缺少更丰富的精神引领。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党校一开班仪式上强调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应当说是看到了当前问题的严重性。

虽然问题亟待解决,但在现有框架内已经无法实现,必须寻找新的出路。然而触及精神大厦却是一个敏感且艰难的重大命题,非政治观的突破而不能为。比如,要建设更为坚实的精神大厦,就需要挖掘民族成长史上所有的精神因子,这就受制于现有政治观,因为我们的精神大厦是以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为起始点,此前只存在一个抽象的民族精神,一旦具体便是封建统治的腐朽与国民党统治的反动。为什么评选出的感动中国的“双百人物”让人感觉入选人物很单一?就是受制于评价标准,进一步讲是受制于政治观。中国虽有五千年文明史、三千年封建史,但涉及精神大厦,却只能以政治为考量标准,也就是建筑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最多把1919年五四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部分内容结合进来,如此也不过100年的历史。依照法国人阐明的“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的规律,我们的精神大厦就显得短而窄,导致单调而不丰厚。更要害的是,这样的精神大厦受政治生态的影响很大,当世界处于冷战时期,大厦稳固;冷战结束,大厦就失去坚实基础。

西方就不存在把自己的精神大厦建筑在狭窄的阶段性历史之上的问题。比如美国,其自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经大陆会议专门委员会修改通过,并由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签字生效,其建国时间不到240年。就是从1620年“五月花号”把102名英国清教徒送上北美大陆算起,也不到400年。然而,美国的价值观与精神系统或精神内核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这就保证了其稳定和持久,并深入民众的骨子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美国乃至西方的精神大厦主要是由宗教信仰支撑的,这就决定了政治生态的变化不会对精神世界产生过大的冲击。为什么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没有遇到我们这样大的挑战,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中国梦必须向个人接近,实现国家梦、民族梦与个人梦的有效对接,让老百姓产生质感,找到实现的途径。习近平主席将以往所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称做中国梦,目的之一应该是想通过放飞梦想而改善人们的精神世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化的语言怎样与一个民族的人文品质相适应的问题,更准确地讲即如何才能提高中国梦的质感。也就是说,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之梦与民众拉近,需要深度考量。

这方面与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信仰相类似。应当承认,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政治设计没有一个高过共产主义。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追求者在减少呢?有人说,共产主义社会虽然美好,但过于遥远。其实宗教的天堂也没有人见过,但并没有影响到追随者的虔诚。又有人说这是因为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是重要原因,但仍然不是根本。正如在科学已经能够观察到宇宙大爆炸,即看到暗物质、暗能量的情况下,包括科学家在内仍然笃信不疑,就是因为宗教通过改革和理论完善和发展而关照现实。简言之,不管信仰目标多么遥远,只要解决好实现的路径,尤其是让追随者感知路径的真实,那么都会拥有大量的追随者。

所以,我们倡导中国梦,需要进行大量的从制度到内容的系统设计,让梦想紧贴每一个中国人。其中特别强调大胆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美国人创造的文明成果,把美国梦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即在不改变自己的梦想内容和空间的前提下,让远大、宏大梦想具体化、群众化,达成习近平主席所要求的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当国家和民族梦想的实现程度和步伐都直接体现在每个国民的生活之中时,一种源自社会的中国力量才能形成。

当然,强调拉近中国梦与大众的距离,也不能把中国梦庸俗化,即不能把人们的生活梦想、人生梦想与中国梦简单画等号,虽然互为动因,但不等同。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是凝聚共识和力量之梦,只有把这个定位确立好了,其才拥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才有继续深化的空间。在追寻人类终极梦想中实现中国梦的超越

中国梦与美国梦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两个梦想必发生关系,且相互影响。其间以美国梦影响中国梦居多,因为美国拥有文化创造基础上的强大话语权,其一直在影响着世界舆论走向。又由于世界的价值和评价系统由美国主导,故而解释权在其手中,既然按照别人的思维框架评价问题,那么我们的梦想很难不受影响。这种状况在数十年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梦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美国梦。由于中国已经处于崛起过程中,如果不出意外,中国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并且不仅仅反映于经济领域,还包括文化和价值观。

既然互相影响是必然的,又由于中美是影响世界的大国,这就有一个以新的世界观来分析判断的问题,尤其是二者在全球承担起更多更大责任的问题。何谓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避免因价值观的差异而产生过多冲撞是关键。这就需要按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摒弃冷战思维、零和游戏,以更大的包容度和换位思考,一起寻找人类的终极追求,倘若达成这样的目的,必将是中国梦的超越和升华,也是人类文明演进方式的突破。其实,世界上许多核心价值原本就是人类共有的文明结晶,只是各个民族文明源流不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因而不会以同样的态度与标准接受下来,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并且最终都会走到一起来。比如,今天讲民主、自由、人权似乎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但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原本就包含着这些精神品质。“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无疑包含着这些元素,并且是超越了西方世界对这些核心价值的释义。所以,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性判断:中国梦、美国梦,站到人类和历史的高度来评价,都是造福人类的梦想,并且都处于进行时、发展中。那么,就让我们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共同去探求和创造一个人类共有的梦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一点必须坚守,就是以我为中心,而不是被改变而西化。这个自信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人类的终极追求共产主义。(2014年4月)

绪论

中国道路

习近平主席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讲话中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这样的思想在十八大召开期间已经清晰表达:十八大主要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精神状态和走向哪里的问题。实际上,“不走僵化守旧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政治宣言,阐明的就是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突出强调了道路问题。他在阐述中国梦时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这就再一次把国内外的关注焦点引到中国前进道路上来。

既然道路问题如此重要,就必须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建设成就证明这条道路较其他道路更优越;另一方面是这条道路赢得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两个方面互为动因。在怀疑一切的时代,要赢得更多的追随者,必须科学回答容易影响和困惑人们思想的诸多问题。一、为什么说道路问题至关重要?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必须弄清道路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只有将道路的基本属性弄清并揭示出来,才能避免抽象化和符号化,真正把握其精神实质,以利于遵循。道路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

讲道路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在于道路奠基于政治制度,反映着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时,特别强调僵化守旧的老路与改旗易帜的邪路都不能走,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道路一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都会随之而变化。

讲道路是中国特色的问题,从前面引述的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已经可以看出,中国道路奠基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除此之外,也是缘于比较及其差异。在西方乃至世界的话语系统中多谈制度,少言道路。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已经成熟稳定,属于没有争议的不言而喻的问题。换句话说,二战结束后,苏联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一度给人以社会主义改变世界之感。这个阶段西方也进行过制度与道路的热烈讨论,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不再为制度所虑;又因为“意识形态终结”与“文明冲突”的理论产生出来,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国博弈的支点,这种情况下谁占领人类文明与价值观的制高点,谁就取得道义优势,凡此种种都决定了政治制度下的道路选择淡出了其主流话语系统。中国则不同,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虽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但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变,领导体制没有变,社会运行方式没有变,话语系统也没有变,因此,过去强调道路问题,今天依然需要继续强调,甚至因外部压力而更加强调。

到这里,或许有人仍然有疑问,重政治、强道路是符合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特点,问题是世界大国博弈的重心已经转移,为什么我们却越来越重视并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同样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一是西方世界所讲的政治与我们理解的政治存在差异。西方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利益主体因维护自身利益所进行的特定行为及其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既然是维护各自的利益,那么也就没有谁高尚谁低俗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上任伊始就在演讲中强调政党没有政治上的高下,只有执政能力上的高低。某种意义上,西方人对政治的认识和评价是偏负面的。为什么他们把政治人物称做政客?道理就在这里。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奠基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既然是阶级斗争,必存在代表利益体的多寡,存在政治目标的高低,进而存在谁为谁的利益而奋斗,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时谁的利益让位于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是伟大的事业,走的必然是科学道路。由于政治观的差异,才有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演讲时所说的一句话:“美国没有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出了问题。”显然,这是无法移植到中国来的,在中国,政治、党、国家三者密不可分。

二是西方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在作用发挥上差异很大。美国总统华盛顿说过,美国不需要政党,其在很长时间里确实没有政党,只是后来大陆会议上因分权与集权之争而形成两派,后逐渐演化为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即使今天,你也很难看到西方的政党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给人的感觉是,只有在总统竞选时、与国会争执时才发现政党的身影,其他时间几乎踪迹全无。而在中国,时时处处都有共产党的存在,没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情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西方政党轮替和总统竞选时,其候选人在竞选辩论之时都不谈政治制度,甚至不讲政治,只谈民生问题,必要时讲一些国际关系,甚至我们也不太在意其总统从属于哪个政党,更关注其执政理念和价值观,关注对中国亲疏,原因就在于此。为什么中国社会所有民众,不管你是否关心政治,都不会忽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原因也在于此。简单地说,西方可以关注政党和竞选,但不会与制度和道路相联系,在中国关心共产党就必然关注制度基础上的道路。

三是由改革开放与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特征决定的。在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之时,有香港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未必不是因为这一点,今天的人们较以前更愿意思考一些过去视作自然而然的事,或思考一些过去认为与自己无关属于领导人、政治家、理论家思考的事,包括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诸如此类的政治命题。学会思考是社会的进步,但怎样才能保证不因思考偏颇而步入误区,便成为大问题。为什么存在这样的顾虑?从文化传统、人文素养上讲,目前社会大众距离独立思考还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从来都不让人民独立思考,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由于历史局限,甚至是政策错误,造成了我们没有很好地培养人民群众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顺应开放社会与多元存在的社会特点、时代特点,努力培养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外,同时也要正视客观存在,也就是执政党承担启蒙的责任,做好必要的引导和灌输,直到整个社会步入更加成熟理性的阶段。这就是目前舆论上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

四是由当前中国面对的国际压力决定的。世界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演变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质没有变。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连任就职演说中,就再次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列,这充分说明问题。当然,冷战结束的确导致了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即过去由政治制度差异形成的对抗弱化,所以西方社会打出了核心价值观外交,同时宣扬文明冲突理论。这种将意识形态隐藏于文化和价值观中的做法,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压力甚至大于冷战时期,因为西方拥有绝对的文化霸权,比如美国就生产了全世界广播节目总量的65%、电视节目总量的70%、电影总量的80%。这就决定了话语权、解释权在西方,决定了观念、意识很难跳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制定的框架与价值坐标。假如说制度基础上的道路差异,我们尚有自己的话语系统与解释权,那么当意识形态斗争转移到文化领域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因为以另一条道路基础上的文化和价值观系统诠释世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为什么当年美国在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时,更强调的是文化产品向中国输出,甚至焦点之一是好莱坞大片,原因就在于他们试图以其文化和价值观改变中国。简单地说,制度与道路对抗时,阵营清晰,力量易凝聚,也就是拥有张扬制度与道路的土壤和环境氛围。而今已经没有这样的环境条件,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强化道路自信,那么用不了太长的时间,中国就会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所改变,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不复存在。

五是由西方与我们的精神力量之源存在差异决定的。这一点对现实的关照度最强最深刻。西方国家通过宪法规定了国家政体,其政党之间存在执政理念的差异,而非政治制度区别,也就是说西方的两党或多党都忠于宪法,因此忠于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此基础上,其精神调节力还借助宗教信仰和职业精神。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不久前的就职宣誓时,就是手按在圣经上,强调努力履行总统职守。在中国虽然不存在政党轮替,更不存在制度更易,但仍然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甚至重大政治活动时强调“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都要谈旗帜、道路、理论和制度。这除了因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到目前为止还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外,更因为有走偏甚至更易的可能。与此同时,我们社会精神力量之源仍在政治领域,若没有了道路上的自信,中国共产党就会失去传统优势,我们的社会也就缺少了主流和主导价值。

如果对该问题作更深入的分析,可以说西方的社会调节力比我们要丰富。比如在法制与成熟的市场调节机制方面要比我们更具优势,尤其是在精神空间和道德领域,其同样拥有更多选项。在宗教方面,由于其有深厚的宗教传统或宗教文化,从而保证其在终极精神归宿上,不太受政治生态的影响。而中国是非宗教传统国家,加之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都为儒家文化所改造,因而很难产生更大更积极的精神力量。在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方面,我们形成于小农经济的“五伦道德”,或者说熟人道德,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人口流动加快的情况下几乎瓦解,而新的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道德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西方则由于历史上就是自由迁徙,形成的是“六伦道德”,也就是陌生人道德,显然这种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市场经济不冲突。至于职业精神或职业道德更是如此,这种由工业文明而来的道德观念渗入西方人的价值观念领域,因而具有很大的社会调节力量。相比而言,我们的工业虽然发展迅速,甚至在201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量超过了美国,但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却是需要长期塑造的。既然这些方面我们都尚未达到西方的程度,而社会运行及国家和制度博弈又不可能等待我们,因而只能找自己特有的途径和方式方法,这就涉及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东西——政治力量。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离开了政治力量也便没有了抓手。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我们不妨深入分析一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失去因制度与道路而来的精神力量,同时有了这种力量会产生多大的作用。以红军上井冈山为例,最初打土豪缴获的浮财分给当地的群众,白天分给他们,晚上有人又给财主送回去,因为深受儒家文化教化的人们尚不理解剥削与被剥削,他们只认为别人的东西不能无偿占有。后来红军搞了个诉苦运动,通过阶级教育,揭示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当群众认识到对立关系后,阶级力量被激发出来。同时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目标和蓝图吸引大众,从而保证了大量的追随者,这就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可以说,除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史上没有一个政党能靠信仰信念让那么多人献出生命。可以说,在其他精神力量尚不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情况下,离开了传统优势,我们的社会将缺少前进的动力。二、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鲁迅有一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否可以说,走新的道路并非不合逻辑?再者,中国在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前已经在路上,我们以后也不能保证永远走在一条路上。如果未来道路变化了,中华民族也不会停滞,仍然会前行。这是否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永远和必然?假如两个问题成立,那么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便成了问题。

回答我们为什么必须走这条路,有必要先看一下西方走的是什么道路,以及该如何评价他们的道路等。如果是较早以前谈这个问题,答案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腐朽的,资本主义道路必将走向没落。但自从邓小平提出“人类共有的文明”,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到十八大提出“命运共同体”,我们党的政治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依照新的政治观判断和评价西方选择的道路,不妨说以“三权分立”和市场调节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建立于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基础之上,相对于封建社会是进步,因而属于人类文明的结晶。同时,其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比如古典自由主义是把政府视作“守夜人”、“敲钟人”,完全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但后来发现这只手并不是包治百病,比如,19世纪下半叶,控制了美国经济命脉的经济巨头为了巩固其垄断地位,无视员工的利益,奉行所谓“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导致美国内部矛盾激化。这就有了美国的“扒粪运动”。再后来有了“罗斯福新政”,也就是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则产生。一句话,西方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且也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否则西方也就不会把马克思主义尊为最伟大的思想家,并且制定一个个反垄断法去遏制资本的逐利行为。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最好的未必是适合自己的,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到这里我们再看中国为什么必须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显得有意义得多。其实,我们的道路也是多因素决定的。

一是由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成就及其经验教训决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一个国家的道路选择正确与否,根本的还是看发展成就。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什么样的发展成就?两个数据足以说明问题。201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量超过“百年老店”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是自1897年以来由美国占据的位置。这一年我们生产了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19.8%,而美国是19.4%。2012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是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为3.82万亿美元,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87万亿美元。这样的成绩是怎么获得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取得的。中国搞过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全盘照抄西方的模式发展工业,结果失败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全盘学习其计划经济,但仍然没有走通,最后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

二是由我们特有文化传统造就的民族人文性格决定的。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进而产生适应文化性格的制度及其前进道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且难以改变,这便决定了其无法套用在他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制度。举例来看,西方文明有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法。因此西方的法治有深厚的传统,并形成民众普遍的法治观念和契约意识。我们就不同了,奠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强调德治,这就使中国与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以小事例来说明。一个母亲给两个孩子分蛋糕,两人都想多吃一点,怎么办?中国母亲搞道德教育,要求大的让小的。西方国家的母亲则用规则来解决,也就是让大孩子负责切蛋糕,小孩子优先选蛋糕,大孩子想不吃亏就必须公正,越公正吃得越多,越不公正吃得越少。一个民族的文化及其性格不容易改变,因而我们也便不能走与西方完全相同的道路,坚持复制必将出现“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的结果。

三是由我们现有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决定的。小农经济和大工业生产对社会体制制度和管理方式的要求差异很大。西方工业革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中国的工业发展才刚进佳境;西方人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但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中国人刚知道了自己的权利,但担当精神尚未得到张扬;西方基础建设早已完成,要不要增加点什么并不太重要,所以人权大于某些发展,中国基础建设处于进行中,若按照西方的人权标准规定行为,那中国什么建设都无法有效推进。举例来看,在加拿大的温哥华,高楼群中有一栋小房子政府却无法拆除,因为主人不同意;温哥华有一段铁路需要延伸20公里,争论了20年无法进行;在澳大利亚要修一条国家公路,讨论了18年无法动工,因为有人不同意。这些工程最后都没有建,但生活基本不受影响。我们显然不能这样做。在西方国家,早上8点,街上的人还很稀少,傍晚5、6点所有商场都关门,中国人如果如此轻松地工作,甚至无法生存。这也决定着我们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必要。

四是由我们既成的政权模式和社会结构决定的。西方在亚当·斯密《国富论》所阐明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建构起小政府大社会,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理念下,建立起党和政府主导的社会运行方式。有数据表明,各国每一万人中拥有公共组织的数量是,法国110个、日本97个、美国54个、中国3.37个。我们看美国大片《2012》,其中有一个镜头,主人公杰克逊到了中国,看到宏大的制造方舟的场面,感叹像这样的工程也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做,其他国家都做不了。这里不谈哪种制度更优越,仅从实践来看,如果当下中国也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结果会怎样?肯定做不好,因为中国民众的人文素养并不支持西方的政权模式。

五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执政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既然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那么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让出权力更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情况下,其就不可能自动让权。又由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与政权紧密相连,甚至是同一体,因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改旗易帜。这其实是任何政党都不会做的事情。倘若有那么一天,有足够证据证明另外的道路可以更好地保护人民的利益,保证更快地圆中国梦,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坚持现行的道路,这也是可以断言的。毕竟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最高的利益。三、该如何看我们前进道路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讲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任何有理性与公允者都不会怀疑。人们所疑惑不解的是,中国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国际环境却没有改善,相反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矛盾。同时,人民群众在享有了越来越丰裕的物质生活后,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世界幸福指数排名中国位居倒数;社会也没有实现和谐,而是矛盾增多,压力加大,等等。如果不能拉直问号,那么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任和信心,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搞清这些问题并不困难,关键是我们要有辩证的思维和积极的心态,因为矛盾虽多,但都不过是成长的烦恼。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矛盾和摩擦增多有其必然性。为什么?因为政治制度差异必导致“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是前提。另外需要弄清的就是历史规律,看一下人类发展史便可清楚看到,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带来国家间的碰撞,甚至是世界范围的剧烈冲撞。中国崛起于世界,由于秉承了“和谐世界”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必定能够跳出历史规律。可即便这样,有些矛盾和问题仍然无法回避,比如世界对中国崛起的适应和接纳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直接或间接打压中国是必然的——不久前中国还是接受西方援助的国家,转眼间开始成为纯外援国,并且规模越来越大,援助对象越来越多;过去跟随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跳舞,今天已经开始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有人甚至认为离开中国参与制定的任何世界规则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对于白人优越论、文化中心论的西方国家来讲,确实非短期内能够适应下来的。周边关系也是这样,看似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早已存在,只是弱小情况下无力维护权益而暂时被掩盖而已。今天中国开始产生出保卫权益的实力,矛盾自然显露出来,冲突自然增多。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老二的烦恼。如果一个国家足够强大,甚至成为超级大国,开始领袖世界,那么这时它也没有多少烦恼,虽然也时时挨骂,但更多的是拥戴和追随。比如美国是超级大国、世界警察,由于到处插手,招来骂声不断,但卡特琳娜飓风袭来,全世界上百个国家伸出援手,远比我们在汶川地震中得到的援助多。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再努力也都不可能领袖世界,那么他就要放弃领袖梦,找准自己的位置,依照大国制订的规则当一个参与者或追随者,这样也不会有多少烦恼。最容易产生烦恼的便是老二,因为努力一下可能领袖世界,而此时又出现了高原现象,也就是超越变得极其困难,如此欲望与现实形成的落差,必致烦恼产生。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就认定自己已是世界第二。但大量的中国人确实认为自己已经是世界第二,由此产生老二的烦恼。

此外,国民心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都影响着国际关系。所谓国民心态也就是指弱国心态,中国因经济发展正在跻身世界大国的行列,但因周期太短而仍未改变弱国心态。这种心态的最大问题是包容度不够,比如像一些网民持有的基本观点:过去谁欺负过我,今天谁惹我不高兴,那么我强大起来后就灭了谁。这就不是大国心态,而是大国小民。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说过一句话:“中国要想当老大,要学美国脸皮厚”。这给人很多的启示。至于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同样重大。比如我们的财富观就有很大的思考空间。西方目前的潮流是适度消费,对金钱也没有太大的渴望,我们则完全不同,只要能获得财富,就会把努力发挥到极致。为什么法国巴黎专门出台针对中国商家的法律,强调一周之内必须关门一天,包括非洲国家也对我们的勤劳表示不满,因为这打破了他们的宁静生活。所以,如果不能有效平衡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与世界的矛盾只能增多而不会减少。

以上等等,有制度基础上的道路问题,但很多与道路没有关系,只能是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文化和行为方式差异导致的烦恼。

从国内的社会发展情况看,社会矛盾增多也合乎规律。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矛盾叠加。一个是社会转型必然产生矛盾和问题。原有的精神和价值系统部分失效,新的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精神和价值系统尚未建立起来,同时前面已经提到的,大众的权利意识觉醒,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却没有同步提高,结果只保有批评的权力而不承担改善的责任,人人都成了裁判员而没有当好运动员。举例来看,今天中国的大中城市都出现了堵车现象,有人开玩笑说,这已经不是堵车,而是堵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普遍现象?因为城市发展太快,远远超出了最初最大胆的估计。堵车当然不是好事,但辩证地分析,这是不是正说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再比如基础建设和城市化改造。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披露,我们使用了全球水泥生产总量的54%、钢材生产总量的30%;还有人说全世界的大吊车75%在中国,等等。这些数字中蕴含的虽然不都是积极因素,但民生因此改善也是事实,并且可以证明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既然问题都不难理解,那为何还导致了那么严重的不满情绪?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特点,人们已经由感恩心理转变为纳税人的心态,即党和政府做好了理所应当,做不好就要受到批评。民众批评党和政府“都是你的错”将成为常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拥有道路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放弃这条道路,因为放弃的结果必将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力量的丧失,这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灾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可选择的道路,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已成坦途,也不意味着制度建设已经完备,实际上我们尚处于探索和完善期,正因如此而需要每一个人的期待、宽容和积极参与。实践足以让我们相信,民众的参与度、支持度越高,发展成效越大,每个人的获益也越大。(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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