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迈耶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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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暗流试读：
序言
2016年的大选之夜是震颤人心的政治颠覆，昭示了几乎涵盖每个方面的新的政治秩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一位毫无政务经验的、竞选时承诺要推翻现状的亿万富豪，击败了奥巴马的民主党总统位置的指定继承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特朗普的胜利也违逆了几乎所有专家、民调的预测。它还动摇了两党的政治建制，其冲击波及全球。各地市场在恢复平衡前瑟瑟发抖。政治世界似乎在轴线上偏移，朝向一个未知且不可测的将来前进。尽管特朗普竞选时以局外人自我宣示，与他口中的地位牢固、腐败堕落的政治精英相对立，但是在他曼哈顿举办的胜选庆祝派对上，出现的有钱阶层的代表却是始料未及的熟悉。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的狂欢人群中，含笑而立的一人正是大卫·科赫（David Koch）。
在党内初选期间，特朗普曾经嘲弄蜂拥至秘密筹资会议的共和党对手们是“傀儡”——该秘密筹资会议由大卫和哥哥查尔斯（Charles Koch）赞助。这两兄弟共同拥有着美国第二大私人企业，即总部位于堪萨斯州的能源及制造集团科氏工业。科赫兄弟的政治支出已然使得他们的名字成为特殊利益影响力的代名词，而受到冒犯的他们拒绝给予特朗普经济支持。结果许多媒体报道的故事走向是，大体上重要的政治捐赠者，尤其是科赫兄弟，不再是美国政治中的主要要素。毕竟特朗普击败了支出远超于他的对手，包括希拉里在内。
如果就此认为美国政治中的大钱时代已经结束，可能听起来不错。但是更加仔细地检视，就会揭开一个更加复杂也令人不安的现实。
特朗普的竞选确实借助了抨击大捐赠人、企业游说者以及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在美国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对象是“非常腐败的”。借由这种方式，他增添了全国性的对两党的厌恶流露，竞选越来越被等同于对现金的无止境追求。令许多人惊讶的是特朗普，以及在民主党初选中挑战克林顿的左翼反叛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似乎把政治大钱从优势转变成了障碍。特朗普戏称克林顿是“骗子希拉里”，声称她是“100%服从于她的捐赠者”。等到大选之日时，公众对她的信任已支离破碎。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位花费了自己约6600万美元财富以当选、并且坐拥全球金融利益的纽约商人特朗普，反对华尔街。他成功地给自己以纯洁无瑕的定位，因为他是凭借自身权力的亿万富豪，而非仰仗其他亿万富翁的人。在选举前不到一个月，特朗普在一则推特中承诺，“我会使我们的政府再次诚实——相信我。但首先我必须要‘抽干沼泽’（DrainTheSwamp）”。他的“抽干沼泽”标签成为支持者们的战斗口号，这些人愤慨于这个国家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并且决意终结华盛顿的腐败，他们认为华盛顿将有钱有势者的利益凌驾于他们之上。
然而根据安·拉威尔（Ann Ravel）——一位多年来一直支持政治资金改革的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的观察，仅仅在特朗普胜选的几天之后，情况反而是“鳄鱼在繁殖增加”。
尽管作为民粹主义的局外人而获选，但特朗普组建了一支过渡团队，其中盘踞着他曾发誓打倒的那种企业内部人士。在这些人中，与科赫兄弟有过财务关联的游说者和政治活动者们格外突出。这种情况也许是意料之外的，因为科赫兄弟在竞选全程，持续表达了他们对特朗普的反感。查尔斯·科赫自称是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他支持开放移民和自由贸易，这两者都有利于他庞大的跨国企业；谴责特朗普禁止穆斯林移民的计划“丑陋”而“骇人”。
但是也存在一些和解的迹象。特朗普过渡团队的主持者，当选副总统的麦克·彭斯（Mike Pence）曾是查尔斯·科赫2012年总统位置的第一人选，也是科赫竞选捐款的主要接受者。在特朗普选择彭斯作为竞选搭档之前的四年中，大卫·科赫个人为彭斯的竞选活动捐赠了30万美元。彭斯过去与科赫兄弟一样，热衷于将社会保障私有化并且否认气候变化的现实。而在2016年春天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宅邸中，大卫·科赫为约70名共和党最大的政治捐赠人主持的筹款会上，彭斯曾担任特别嘉宾。他还预定在2016年8月科赫兄弟的捐赠人峰会上发言，不过发言在加入共和党候选人后取消。而且，彭斯处理特朗普权力过渡的敏感任务的高级顾问是马克·肖特（Marc Short），此人在几个月前还在运作科赫兄弟的秘密的捐赠人俱乐部“自由伙伴”（Freedom Partners）。同样也是这家精英团体，它的会议曾被特朗普在竞选中取笑。
科赫兄弟的影响在过渡团队中也很醒目，特朗普挑选的能源与环境领域的成员，对于科氏工业的利润线至关重要。至于能源部的政策及人才方面的建议，过渡团队的早期图表显示，特朗普选择了游说公司MWR策略的总裁迈克尔·麦克纳（Michael McKenna），这家公司的客户就包括了科氏工业。麦克纳与美国能源联盟（American Energy Alliance）之间也有联系，这家享有税免的非营利组织倡导对企业友好的能源政策，2012年科赫兄弟的捐赠人组织“自由伙伴”给予其150万美元。这个组织没有透露其收入来源，在为了操控舆论而秘密支出数十亿美元私利方面，它可谓提供了教科书式的方法案例。
科氏工业的另一名游说者米歇尔·卡坦扎罗（Michael Catanzaro），是游说公司CGCN集团的合伙人，为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引导“能源独立”，并且被当作潜在的白宫能源沙皇而提及。与此同时，还有科赫兄弟捐赠圈的创始成员哈罗德·哈姆（Harold Hamm）。此人通过成立总部位于俄克拉何马州，并以利润丰厚的“水力压裂”操作而知名的页岩油公司大陆资源（Continental Resources），成为亿万富翁，据说他在为特朗普提供能源议题方面的建议，并且在考虑担任内阁成员，可能成为能源部长。
令科学界惊恐的是，特朗普选择了麦伦·埃贝尔（Myron Ebell），一个明确的气候变化怀疑者，来领导他为环保局准备的过渡团队。埃贝尔同样具有与科赫的金钱关系。他在一家华盛顿智库竞争企业学会（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工作。这家智库没有透露其资金来源，但它过去一直受化石燃料利益方的资助，其中就包括了科赫兄弟。他刺眼的反监管观点与他们的观念完全契合。科赫兄弟与环保局长期处于交战中，后者将科氏工业列为在空气、水和气候方面皆是前十污染源的美国仅有的三家企业之一。与埃贝尔一道加入过渡团队的还有大卫·施耐尔（David Schnare），他自称“自由市场环保主义者”，曾指责环保局“手上染血”。施耐尔工作的一家智库，附属于由科赫兄弟部分资助的州政策网络。他在环保界为人诟病，因为他曾利用繁琐的公共记录要求追扰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直到2014年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勒令停止。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把这些针对气候科学家们的行为描述为“骚扰”。
因此，在乘民粹怒波胜选不到一周后，特朗普似乎准备着手满足许多特殊利益者最美妙的梦想，包括科赫兄弟放松监管的计划。他承诺要在“几乎各个形式”中“摆脱”环保局，以及退出2015年在巴黎签订的国际气候协定，他还与压倒性的科学证据相违背，称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特朗普的过渡团队有一项自愿承担的道德准则，禁止游说者制定规则以及在与他们有经济利益关涉的部门配置人事，但至少在早期阶段，这些常识性的约束似乎被回避了。
政府道德领域的专家们目瞪口呆。“如果你过渡团队的人与要被监管的行业有深度的经济联系，这就令人质疑他们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还是自己的利益。”为奥巴马政府制定利益冲突规则的诺尔曼·艾森（Norman Eisen）警告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在企业和暗钱（译者注：指企业、个人或团体捐赠给非营利组织、并以此影响选举的资金。因非营利性组织能够接收无限制的捐资，且不要求公开捐赠者信息而具备很大的隐蔽性。这种捐赠形式使企业得以深刻地影响选举乃至美国的政治进程。）交织的官场，游说者们是特殊利益影响力的输送装置。”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及两任布什总统政府任职的彼得·魏纳（Peter Wehner）告诉《纽约时报》：“他是一个局外人，将会摧毁政治体制并且‘抽干沼泽’，这整套观念都是骗子的说辞，而且猜猜怎么着——他本人就被揭露是个骗子。”
随着特朗普提名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Mike Pompeo）领导中央情报局，科赫兄弟的影响力达到更高峰值。在国会中，蓬佩奥是科赫竞选资金的最大接受者。而在蓬佩奥步入政坛前的商业冒险中，科赫兄弟也是其投资者及合伙人。事实上，正如堪萨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伯德特·卢米斯（Burdett Loomis）指出的，这位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昵称是“科赫的议员”。帮助指导过渡团队做出这些重大任命的人是丽贝卡·默瑟（Rebekah Mercer），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之女。其父是富裕的纽约对冲基金经理，他在2014年“比科赫更科赫”，根据彭博社新闻所说，捐给他们的政治俱乐部的钱甚至比他们拥有的还多。
显而易见，2016年科赫兄弟政治终结的报告是言过其实了。虽然他们没有支持一位总统候选人，但是以“科赫章鱼”之称闻名的他们庞大的政治机器的触手，早在特朗普政府正式上台之前，就已经将其团团围住。
许多人在科赫兄弟拒绝支持总统候选人后，将他们抛诸脑后。他们2015年的最初方案号召其捐赠人团体，花费数额惊人的8.89亿美元预算买下总统宝座。不过，同过去一样坐等党内初选的他们却发现，计划遭到粗暴地颠覆，因为那时特朗普作为被提名者崭露头角。他是唯一主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却是他们反对的对象。靠边站的他们继续保留其支持。
而在媒体聚焦非同寻常的总统竞选之时，科赫兄弟和他们的右翼政治资助人网络悄无声息地，在过去四十年已然掌握的购取影响力的三管齐下的手段上，花费了比以往更多的金钱。他们糅合了企业游说、有政治色彩的非营利支出以及“下层选举”的竞选捐款，后者发生在州及地方选举中，在那里他们的钱能够为逐鹿者收买到更大的影响冲击。
他们绝对没有收束钱囊，不过是将预算降到了7.5亿美元，而且指示其中数亿美元用于总统层级以下的竞选活动。而几乎无人注意到的是，2016年科氏工业和“自由伙伴”倾注了大笔资金，给了至少19名参议员、42名众议院、4名州长的竞选，以及全国各地不可胜数的层级更小的选举。
他们还动员了私人政治机器，根据哈佛大学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兹（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两位学者在2016年所作的一项研究，它前所未有、无与伦比且持久稳定。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2016年科赫兄弟的私人政治组织网络所发的工资，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还多。科赫网络拥有1600名领薪员工，遍及35个州，并且鼓吹其工作覆盖了80%的人口。这个情况标志着一场仅仅几年前才开始的庞大升级。近及2012年时，科赫兄弟的主要政治组织“美国繁荣”（American for Prosperity，简称AFP）拥有的付薪员工还仅为450名。
科赫兄弟将他们的政治活动中心运营得如同一家私人企业，各部门专注于不同的选民团体，例如拉美裔、退伍军人和年轻选民。一位他们的高层人士解释说，他们在2016年选举期间的目标是影响有关键性参议院选举的8个州的500万选民。在过去，工会可能提供与这种民间政治组织最接近的对应物，但它们代表的自然是数百万会员的权利。相比之下，科赫网络仅受全国约400位最富有的人赞助。正因如此，哈佛的研究学者们表示，科赫网络是“我们前所未见的东西”。
不考虑特朗普的话，科赫兄弟及其超级捐赠者同人们成功完成了他们2016年的主要政治目标，也即让共和党保守派保持对国会两院的掌控，以确保他们能继续推进自己的企业议程。他们也成功完成了第二目标，通过继续他们在2010年开始的席卷全国范围内的州立法及地方行政机关，从而进一步扫荡民主党。通过控制州议会，他们可以支配的不仅是立法，还有国会选区的重划，借此希望能够确保未来数年内对众议院的掌控。
他们背地支持的许多竞选都不太重要，因此不值媒体一顾。仅在得克萨斯州，他们支持了74场不同选举中的候选人，范围一路涵盖到州县的法院要员。由于科赫兄弟及其捐赠者同盟支付的大量针对性资金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民主党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失去了国会两院、14位州长、30个州议会超过900个席位。到2016年大选统计票数时，共和党人已经控制了32个州议会，而民主党只有13个，剩下5个处于分裂。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种失衡状况给民主党人带来巨大难题，因为州立法机构起着后起领袖的孵化器作用。
科赫兄弟可能否认与特朗普有关联，但从几个重要方面来看，他都是他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持的不同寻常的政治运动的自然而然的继承者与意料之外的成果。四十年来，他们诋毁政府这个观念。借助无数的智库、学术项目、前线组织、广告宣传、法律组织、说客和他们支持的候选人，他们散播了这个讯息。很难使人不去认为，这摆开了架势、做好了准备，一个以缺乏经验、反感政府为最大卖点的男人，接管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查尔斯·科赫的导师、准无政府主义者罗伯特·勒费夫尔（Robert LeFevre）曾经教导科赫兄弟，“政府是一种伪装成自己药物的疾病”。对于发生在进步时代、新政、“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及奥巴马总统时期的联邦政府的扩张，他们的极端反对帮助说服选民相信，华盛顿政府腐败堕落、毛病颇多，而由一无所知的人来执政好过专业人士。查尔斯·科赫曾称自己是一个“激进派”，而在特朗普身上，他得到了他帮助培育的激进解决方法。
科赫兄弟为2009年开始的反税茶党运动之火添柴加油，同样也助长了特朗普在美国的大势。2016年查尔斯·科赫公开谴责特朗普的有害言辞，另外大卫·科赫向《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抱怨说，在投入数亿美元于美国政治之后“你会认为我们能够有更多影响力”。不过实际上，在特朗普使用的具有煽动性且不负责任地造成分裂的言论中，科赫兄弟及其捐赠者同伴的影响一目了然。不过就在几年前，正是他们这些人在赞助仇恨。
20世纪60年代，查尔斯·科赫资助了科罗拉多州只收白人的私立自由学校。该学校主管曾经告诉《纽约时报》，接收黑人学生可能引发住宿问题，因为有些学生是种族隔离主义者。这已是多年前的旧事，而他的观念很可能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早已改变。但是在2011年《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的采访中，大卫·科赫附和了保守派讨厌鬼丹尼斯·迪索萨（Dinesh D’Souza）似是而非的说法，即按照他的观点奥巴马是非洲人而非美国人。他声称，生于美国并且在幼年被肯尼亚父亲抛弃的奥巴马，仍然从他的非洲遗传中取得了“激进”观点。
这种不把奥巴马当作合法的经民主选举的美国政治对手，而是危及国家存亡的外来威胁来攻击的行为，在2010年夏科赫兄弟的政治组织“美国繁荣”在得州奥斯汀举办的一次峰会上，表现得极其明显。在茶党的训练课程之间，为科赫兄弟工作的活动人士把奖颁给了一位博主，此人曾称奥巴马为“首席瘾君子”，并且声称他遭受着“恶魔附身（又名精神分裂症，等等）”。科赫兄弟和共和党捐赠阶层的其他成员，可能否认了2016年竞选活动中的恶劣言语与自己的关系，然而六年前的他们却在尊之以奖杯。
大捐赠人反对《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斗争，具备同样的煽动风格。科赫兄弟及其捐赠人盟友不是恭敬地把奥巴马的健康保健计划当作政策议题加以探讨，而是倾注大量资金给一家名为保护病人权利中心（Center to Protect Patient）的暗钱组织，由其发起了充满谣言与酸讽的游击战争。由该组织赞助的电视广告，以奥巴马的方案是“政府接管”医疗这一虚假说法为重要内容，政治真相网站（PolitiFact）将其称为2010年“年度谎言”。与此同时，“美国繁荣”的派生组织发起了反奥巴马医改集会，在那里抗议者展开的横幅上描绘了达豪集中营的尸体，意指奥巴马的政策将导致大规模谋杀。科赫的活动人士也蓄意破坏民主程序，那年在国会议员与选民见面的市政厅会议上，安插了尖声叫喊的抗议者们。总而言之，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科赫兄弟推动了激进化，并且组织了难以约束的不满者的运动，而到2016年他们已经丧失了对它的控制。“我们负有部分责任”，在特朗普当选前一个月，一名科赫兄弟政治活动的前雇员向《政客》（Politico）坦言。“我们投入了许多，却训练并武装了一支不可控制的草根军队。”
在其他方面，科赫兄弟及其盟友也成了他们自己2016年成功的受害者。他们因为过于彻底地以金钱俘获了共和党，无意间为特朗普的崛起打下了基石。他们狭隘自利的优先政策与绝大多数选民的意见相悖。然而除了特朗普之外的几乎所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为了套取捐赠人的支持而承诺效忠于他们的心愿清单。候选人们承诺削减那些收入最高者的税额，保留华尔街的漏洞，容忍制造业岗位及利润的外流，以及降低或是私有化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中产阶级福利计划。自由贸易几乎毫无争论。这些立场忠实反映了富有捐赠者的议程，然而研究表明，他们越来越偏离广泛的人民基础，不仅是民主党，也包括了共和党选民，这些人中有许多已经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被遗忘了数十年，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能够承担放弃亿万富翁支持的后果并无视他们优先政策的特朗普，看到了这个良机并且把握住了它。
特朗普能否实现支持者的希望，并且摆脱那些在他异端突起选期之前靠金钱虏获了共和党的自私精英们，仍需拭目以待。早期的迹象并不乐观。不仅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充斥着企业说客，包括曾为科赫兄弟工作的那些人，而且特朗普的就职委员会也有几位科赫兄弟十亿捐赠俱乐部的成员重点登场。不管是身价36亿美元的威斯康星州最富有的女人、拥有一家建筑用品公司的黛安·亨德里克斯（Diane Hendricks），还是拉斯维加斯赌场王国金沙集团的创始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都没有突破过往政治的迹象。
就职典礼长期以来由富有捐赠人承包，所以过度解读也许有失公允。但是特朗普的税收提案，如果能被收集的话，那就更像是一个欺诈性诱购。虽然他通过承诺严厉对待“为所欲为”的精英而获取了蓝领的支持，但是根据经济专家的说法，他的提案反而威胁到被美国尊奉为永久性的贵族阶层。他似乎准备废除遗产税，让拥有1090万美元及以上遗产的继承人们获得一笔意外之财。2015年这种规模的财产不足5000个。他还计划废除抑制继承性财富的赠与税。高收入者的资本利得税和所得税也被放上砧板宰割。身家共计约845亿美元的查尔斯和大卫·科赫从中受益，其达到的程度令以往的政府相形见绌，许多其他的亿万富翁也同样获利。正如选举次日雅虎财经的标题所示，“特朗普的胜利是华尔街银行的‘大满贯’”。
实际的情况是，虽然特朗普可能被他口中的“被遗忘者”的那些人所选择，但是他必须应对基本上由激进右派的亿万富豪们塑造而成的共和党。他将必须共事的副总统曾受科赫兄弟资助，国会则被政治生涯归功于科赫兄弟的成员们掌控。除此之外，他将必须面对一个私人政治机器，它几乎在每个州都有组织，准备就绪以攻击任何背离他们议程的行为。没人能够预测特朗普会做什么，也无法预测年近八旬的科赫兄弟还将活跃多久。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科赫兄弟将他们的暗钱指定给接班人，在他们去世后仍会保持长久支出，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钱将会继续向美国政治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2016年11月写于华盛顿特区
引言：投资者
2009年1月20日，全美国的目光集中在华盛顿，在那里超过100万名欢呼的庆祝者聚集于国家广场，以见证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从全国各地鱼贯而来的支持者如此之多，几乎使华盛顿的人口在24小时里增加了一倍。在基本民主程序中，就职典礼一直都是最动人心弦的仪式，是权力的和平移交，而这一次格外鼓舞人心。从灵魂乐女王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到大提琴家马友友，这个国家最有名的标志性音乐家们奉献了令人喝彩的表演来纪念此时刻。各界名流显贵私下活动只求一座之位。群情如此激动狂热，使得民主党政治顾问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预测了一种长期的政治情况：民主党“将在此后四十年继续掌权”。
然而在2009年1月的最后一周里，在美国的另一边，另一种集会正在进行，那是一群用尽一切手段使选举结果失效的积极分子。在印第安韦尔斯，一座坐落于棕榈泉外围的加州沙漠小镇，沿着文艺复兴度假村植满棕榈的漫长车道缓慢驶过后，一个人在擦洗SUV。当侍者飞快过来搬拿行李时，步出车门走到路边的是一些美国最狂热的保守派。他们中的许多人代表了美国最具权势的牢不可破的商业利益。很难想象一幅比问候他们的画面更富裕的美好生活图景。头顶上，是一片明亮蔚蓝的天空。在远处，圣罗莎山麓自科切拉谷底拔地而起，险峻无比，创造出令人目眩神迷、色彩千变万化的幕景。视线所及之处尽是天鹅绒般的绿草地，朝着邻近的三十六洞高尔夫球场蜿蜒。几个有着人造沙滩的游泳池，被躺椅和挂上帘幕的私密亭台围绕。夜幕低垂，无数的蜡灯和提基火炬点亮了步道和花坛。
而在酒店晚宴厅里，气氛严峻，好像这些奢侈品只是在提醒聚集在这里的人群，他们的损失有多巨大。这周末在此胜地会面的客人们，包括了许多在小布什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最大赢家。他们中有身价亿万美元的商人，美国最大财富王朝的继承者，右翼媒体巨头，保守派官员，还有以漂亮手腕帮助资助人把持权柄的精明政客。这里也有雄辩的作家和出版人，他们就职的智库、支持团体和不计其数的出版物，正是由这些企业利益提供资金。尽管人物众多，最受尊敬的贵宾还是那些潜在的政治捐赠人——或如他们自己所称，“投资人”——他们的支票簿是完成手头项目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这群人周末聚集在此，并非是由知名反对党的领袖召集，而是经由一位普通公民：查尔斯·科赫。年已七十的他一头白发，但身体仍然年轻健壮，牢牢掌管着总部坐落于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的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ires）。这家公司由查尔斯的父亲弗雷德（Fred）建立，自弗雷德1967年离世后，查尔斯与兄弟大卫接掌并买下了另外两兄弟的股份，公司持续壮大至今。查尔斯和大卫——通常被称作科赫兄弟——几乎完全拥有他们领导下的美国第二大私营企业。他们拥有长达4000英里的油气管道，位于阿拉斯加、得克萨斯、明尼苏达州的炼油厂，佐治亚-太平洋（Georgia-Pacific）木材和造纸公司，以及煤炭、化工企业，他们还是商品期货的大宗交易者之一。公司的持续盈利也使两兄弟在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中排名第六、第七。2009年，他们各自拥有约140亿美元的财富。哥哥查尔斯是一位有不同寻常的目标、习惯于走自己的路的人。这个周末他想获得的，是使自己的保守派伙伴加入一项艰巨任务：阻止奥巴马政府实施美国民众投票支持的，而在他看来是灾难性的民主政策。
科赫兄弟以其财富规模，自然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但是许多年来，通过加入臭味相投的政治盟友的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小团体，其中不乏财富同样庞大到不可估量的人，他们进一步扩大了势力。这部分人希望利用财富来推动一套保守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政治，但目前为止都还处在政治边缘，1980年大卫·科赫代表自由意志党竞选美国副总统时，仅仅获得了1%的选票。当时，保守派代表人物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批评他们的观点是“无政府极权主义”（Anarcho-Totalitarianism）。
1980年科赫兄弟竞选失败，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美国的决定，而是开始改变投票方式。他们利用财力，采用其他方式将他们少数人的想法施加于多数人。在被选票击败后的几年里，他们倾注了数亿美元，暗中将他们的政治观点从美国政治生活的边缘移到中心。凭借与做投资生意时一样的远见与毅力，他们资助并建立了一套令人震撼的全国性政治机器。早在1976年，接受过工程师培训的查尔斯·科赫开始计划一项席卷全国的运动。作为约翰·伯奇会（John Birch Society）的前成员，他有一个激进的目标。1978年，他声称：“我们的运动必须摧毁盛行的国家主义模式。”
为此，科赫兄弟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而引人注目的思想斗争。他们资助看似毫无关联的智库与学术项目，促使宣传团体在全国政治辩论中发表他们的观点。他们雇佣说客将他们的利益推动到国会，招募工作人员建立人为的基层组织，为他们的运动提供基层的政治势力。另外，他们还资助法律团体和司法掮客在法庭上为他们的案件出力。最后，他们还增加了一个私人政治机器——其与共和党不相上下且可能将其纳入其中。许多行动被秘密掩藏，在台面上则伪装成慈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公众可以追踪的资金链留下。而正如他们的一位工作人员在2015年夸耀的，一个“充分整合的网络”逐渐建成了。
科赫兄弟思想无比坚定专一。他们也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身处一群由极其富裕、极端保守家族组成的小团体中。他们几十年来倾注资金，影响美国人的思想与选票，而且几乎没有被曝光。他们的认真发力开始于19世纪后半叶。除了科赫兄弟外，这个团体还包括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梅隆银行和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的继承人；哈里·布拉德利（Harry Bradley）和林德·布拉德利（Lynde Bradley），因国防合同而发家的中西部人；约翰·M. 奥林（John M.Olin），化学和军火公司巨头；科罗拉多州的酿酒业家族库尔斯（Coors）；还有密歇根州的德沃斯（DeVos）家族，安利销售帝国的创办人。每一位都互不相同，但他们一起形成了新一代慈善家，热衷于动用私人基金的数亿美元来改变美国政治的方向。
当这些投资人开始努力让美国按照他们信奉的路线改造时，他们的想法更可能被认为是边缘的。他们挑战二战后广泛接受的共识：积极政府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力量。相反，他们主张“有限政府”，大幅降低个人和企业税，最低限度的贫困人群福利，以及大量减少工业监管，尤其是在环保领域。他们声称自己由原则驱使，但立场却与个人经济利益无缝衔接。
借助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他们的观点开始获得更多推力。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仍被视作右翼的极端边缘，但是共和党和全国许多地区都在趋近他们的路线。传统观点往往认为，右倾者来自反对自由派开支计划的民意反弹。而还有一种较少被审视的解释是由于这一小群富豪投资人的影响。
当然，在美国政治中，两边的意识形态领域都由富有的资助人长期掌握着大到不成比例的权力。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一位为自由派组织和候选人出资的亿万富豪，经常被保守派点名批评。但是，科赫兄弟却专门设立了新标准。正如无党派监督组织公共诚信中心（Centerfor Public Integrity）的创始人查尔斯·路易斯（Charles Lewis）所说，“科赫兄弟处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没有人和他们一样花费如此之多，其突出的规模使他们与众不同。他们自有一套违反法律、操纵政治和混淆视听的方式。自从‘水门事件’后，我一直在华盛顿，而我未曾见过任何与此相似的东西。他们是我们时代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到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总统的时候，这对富豪兄弟的行动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通过说服范围更大、精心挑选的富有的保守派人和他们一起“投资”，实际上已经创造出一家私人政治银行。聚集在文艺复兴度假胜地的正是这群人。其中大多数人和科赫兄弟一样，拥有巨额的私人财富，他们不仅属于全国最富裕的那1%，甚至是更加精贵的0.1%或更高级别。按照大多数人的标准，他们无比成功。而奥巴马的当选则给了这群人当头一棒。
在此前共和党执政的八年里，这群保守派企业精英巩固了权力，在美国政府的监管与税收法规上积累了巨大影响力。这群人中的一部分挑剔布什总统还不够保守。但是在布什任期内，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形塑政策，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并且将新任民选总统视为他们既得利益的直接威胁。参与者们害怕他们正在见证的不只是共和党八年统治的过去，还是一种政治秩序的终结——他们相信这种秩序极大地造福了国家和他们自身。
在2008年的大选中，共和党人被彻底击败。民主党人不仅夺回了白宫，还在国会两院中均占多数。2008年大选是失望，更是彻底的溃败。“他们已经体无完肤，问题是能否幸存下来。”奥巴马总统的前副发言人比尔·伯顿（Bill Burton）回忆道。之后成了奥巴马高级顾问的自由派政治活动家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回忆说，选举后的初期，“有一种必胜的感觉，布什已经败北，他会成为胡佛，而奥巴马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并支配一切。那时的人们有一种钟摆开始晃动的感觉，一个崭新的进步时代已经开启。布什的民调支持度比尼克松还低！他的经济与外交政策已经宣告彻底失败。有一种‘我们怎么才能把事情搞砸’的感觉”。
保守派的政治危机感加剧，经济面临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令人晕眩的大跳水。奥巴马就职当天，因为怀疑这个国家的银行的生存力，股票市场大跌，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落5%以上，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4%。持续的经济衰退不仅使一些保守派的投资组合沦为废品，也将他们的信仰体系打为无用。作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保守主义（libertarian conservatism）的基本信条，市场绝对可靠的观念看起来愚昧无知。自由市场倡导者看到他们整个的意识形态运动危在旦夕，甚至一些共和党人成了怀疑者。例如两任布什政府的资深人士，退役将军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认为，“美国人期望生活中有更多的政府治理，而非更少”。《时代》杂志捕捉了这一时代思潮，在封面上饰以共和党大象，标题为“濒危物种”。
查尔斯·科赫本人描述奥巴马的当选有如末日，在早些时候的一月，他给公司的7万名员工发送了一封慷慨激昂的内部通信，信中断言美国面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繁荣的最严重损失”。因为担心联邦支出中的自由派复苏，他告诉员工，更多的政府项目和调控正是加剧经济衰退的错误方法。“是市场，而非政府，为经济增长提供最强劲动力，帮助我们摆脱那些困难时期。”他坚称。
奥巴马的就职演说是他最糟糕的梦魇。新上任的总统几乎“向政府调控最少、市场运作才最好”的观念宣战。“没有监管，市场可能失控。”奥巴马警告道。他还接着宣称，“只照顾富人的国家无法长富”，听起来似乎目标直指那些企业财阀，例如聚集在印第安韦尔斯的那群人。
正是不满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政治背景，查尔斯·科赫召集了一位保守党同伴——自称为“商业右派”（Mercantile Right）的克雷格·谢利（Craig Shirley）来夺回，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接管美国政治。奥巴马的当选让任务更加急迫，但聚集在印第安韦尔斯的那群人起初并不是为了科赫兄弟。从2003年起，查尔斯和弟弟大卫每年两次为保守派捐赠人悄悄组织类似的会面。这项活动一开始规模很小，但当0.01%顶层人士中的右派针对奥巴马的敌意建立起来后，它便迅速扩张。
他们向公众隐藏起了野心，除了最低法定财务公开之外，避免其他一切，而科赫兄弟在他们的圈子里将政治慈善事业描绘成一项位高任重者的高尚事业。“舍我们其谁？舍此时何时？”查尔斯·科赫转述了古希伯来学者希勒尔（Rabbi Hillel）的战斗动员，在一次捐赠人会议的邀请函里发问道。“很明显我们正在走向灾难”，后来科赫告诉保守派作家马修·康特奈提（Matthew Continetti），解释他的计划，力图聚集其他自由市场的热衷者，将他们组织成一个压力集团。2003年的第一次研讨会只吸引了15人。
一位因害怕报复而谢绝署名的科赫王国的前内部人士描述道，早期捐资人会议是争取其他人为其维护公司盈利的政治斗争埋单的精明手段。这些研讨会实质上是公司游说活动的延伸，由科赫员工任职并组织，总体上被视为公司项目。他还透露，对于科赫兄弟而言，格外重要的是从其他商界领袖那里取得对环境问题斗争的支持。科赫兄弟强烈反对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任何会损害他们化石燃料利益的措施。但突然间在2009年1月，这些狭隘的担忧显得无足轻重。奥巴马的当选激起了保守派商业精英的深刻忧虑，会议蜂起，他们成为政治抵制的中心。策划者们一头雾水。“突然间他们在引领游行队伍，”他说，“没有人预料到。”
到2009年，科赫兄弟成功将他们的政治会议从不稳固的自由市场交换会，扩展至开始吸引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人物。富商们大量涌去与有名有权者接触，譬如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和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和媒体名人也加入进来。“得到一张邀请函意味着你已经取得成功，”一名仍为科赫兄弟工作的人员解释道，“人们都想进入这个房间。”
峰会中募集的资金也越来越吸引眼球。更早的商人们为操纵美国政治也曾花费了庞大金额，但科赫会议的数额已经远远将过去甩在身后。正如《华盛顿邮报》丹·鲍尔兹（Dan Balz）观察的，“当年保险巨头兼慈善家W.克莱门特·斯通（W. Clement Stone）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1972年的竞选捐资200万美元，曾导致公众愤慨，引发的运动造就了‘水门事件’后竞选资金方面的改革”。算上通货膨胀，鲍尔兹估计斯通的20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1100万美元。相比之下，科赫兄弟及其朋友圈为2016年大选积累的政治资金预计高达8亿8900万美元，“水门事件”时期被认为极度腐败的金钱规模在它面前也不免相形见绌。
参与者的影响力，帮助提升了科赫兄弟的声誉，为他们极端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观点戴上了崭新而高尚的光环，而在过去诸多观点被远远排斥在主流之外。“我们不是一帮四处宣扬怪论的激进分子，”大卫·科赫语带骄傲地告诉康特奈提，“这群人中许多都非常成功，在他们的社群中举足轻重、受人尊敬！”
2009年1月的那次会议，也是奥巴马时期的第一次会议，究竟有谁参加，在度假地又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只能被部分地拼凑还原，因为客人名单正如科赫兄弟政商事务等诸多方面一样，都被秘密隐藏。曾为科赫兄弟工作的一名共和党竞选顾问谈及这个家族的政治活动时表示，“说他们低调作为根本是轻描淡写。他们分明在秘密行动”。
比如说，这个会议的参与者按照惯例被告诫销毁所有文件副本。“留意保护你的会议记录与材料”，一次会议的邀请函上提醒道。来宾被告知对新闻媒体三缄其口，也不要在网上发布任何关于会议的信息。精细的安全措施被执行，以确保参会人员及会议议程不受公众监督。参会者在报名时，被提醒经由科赫员工安排一切，而不要轻信度假地的员工，不过这些人的背景也都被科赫的安全人员调查清楚了。为了拦截闯入者和冒名者，所有正式聚会都需佩戴名牌，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相机及其他记录设备在会议开始前被收管。为了防止聚会期间被窃听，音频技术人员在四周放置了发射白噪声的扩音器，以针对任何不请自来的媒体或公众。不言自明的是，违背保密的下场是被之后的会议驱逐。当缺漏真的出现，科赫会发动一场紧张的长达一周的内部调查并阻塞泄密。尽管计划者的希望是这笔钱能对国家事务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峰会上募集的捐款及捐款人都不被公开披露。根据后来流出的记录，科氏工业特别项目的副总裁兼查尔斯·G.科赫慈善基金会副总裁凯文·金特里（Kevin Gentry），在一次峰会征集现金时向捐赠人保证，“我们能保障匿名”。
为了避免有人不理解这项事业的严肃性，查尔斯·科赫在一封邀请函中强调“阳光下的娱乐”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打高尔夫球和乘贡多拉船是下班后的好消遣，但早餐将早早开始。他提醒受邀者，“这是实干家的聚会”。
这群“实干家”中至少有18位亿万富豪加入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科赫兄弟组织的秘密反对活动。忽略只是百万富翁的参与者不计，这群与会的有钱人中有不少身价估计达数亿美元，仅18位知名亿万富豪截至2015年的财富总和就超过2140亿美元。事实上，有更多亿万富翁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间，匿名加入科赫策划的聚会，人数多过1982年《福布斯》开列美国400富豪榜时存在的亿万富翁。
科赫会议的参与者反映出国家经济不平等的普通加剧，已臻19世纪80年代镀金时代的水平。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变得如此悬殊，以至于1%的人口拥有35%的全国私人财产，将几乎1/4的收入据为己有，而25年前这个比例还只是9%。自由派批评家，例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同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担忧国家处在从民主政治走向财阀统治的危险之中，或许是更糟的寡头政治——像是俄罗斯，少数极有权力的商人迫使政府哺育他们而牺牲其他所有人。“我们正在走向的不仅是高度不平等社会，也是寡头统治的社会，一个继承财富的社会，”克鲁格曼警告道，“当一些人富有到可以有效收买政治制度时，政治制度将倾向于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寡头政治”（oligarchy）这一术语有煽动性，在惯于将此理解为和美国民主不相容的专制统治者的人们眼里，好像是种夸张。但是，越来越多声音开始认为美国是“公民寡头政治”（civil oligarchy），占人口极小部分的极富阶层可以利用极高的经济地位来推动一套政策优先服务于他们。西北大学专门从事寡头政治比较研究的教授杰弗瑞·温特斯（Jeffrey Winters）也是其中一员。他认为，美国的寡头们并不直接统治，而是利用财富来造就偏袒他们利益的政治结果。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左”倾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说，“财富造就权力，造就出的权力造就更多财富”。
多年来，美国经济学家倾向于轻视国内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性，声称不平等的加重仅仅是全球经济巨大变化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极端不平等将自然地平衡，潮涨之时所有船都将高升。自由市场倡导者的看法是，最重要的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正如保守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述：“一个社会把平等——结果平等——置于自由之前，最终的结果是既不平等也不自由……另一方面，把自由置于首位的社会，如同幸运的附加品，最终的结果是更好的自由与更好的平等。”
然而在新千年里，这一共识正开始分崩离析。越来越多研究政治与财富关系的学者认为，美国逐渐加剧的不平等是对经济与民主的双重威胁。巴黎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改变时代精神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警告，在没有政府积极干预的美国和其他地方，经济不平等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到一个地步，那时候目前占据世界经济份额越来越多的一小部分人口，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占有的，不仅是1/4或1/3，而可能多达全球财富的一半或更多。他预测，富人及其继承人的财富将以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回报率增长，创造出他所谓的“世袭资本主义”。他预测，这一力量将加剧富人与穷人间的鸿沟，达到类似于贵族统治的旧欧洲与香蕉共和国间差距的程度。
一些人认为，少数精英群体也在引发极端的政治党派偏见，因为他们的利益与议题和剩余人口面临的经济现实间失去联系。共和党人麦克·洛夫格伦（Mike Lofgren），用三十年时间观察富人利益如何与华盛顿的政策制定机构博弈，他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担任工作人员，公开反对他所称的富人的“分离”（secession）行为，他们“将自己与国家的公民生活割裂，除非能够从中获取不义之财，他们毫不关心社会福利”。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描述美国已经成了“赢者通吃”的国度，通过造就政治优势，经济不平等将使自身永存。如果是这样的话，科赫研讨会就提供了赢家的群像。
仅有一份完整的科赫峰会来宾名单在2010年6月的一次会议中被公之于众。就像阿斯特夫人（Mrs. Astor）的四百名流，根据谁有资格进入阿斯特家宴会厅，界定了19世纪末纽约社交界的上流阶层。科赫的捐资人名单描绘了一个富人社交小圈子：这群人大多是商人，极少数是女性，更少的则是非白人。虽然其中一些人是自己创业，但很多人热衷于保藏继承而来的巨额遗产。尽管被科赫峰会吸引的一致都是保守派，但这些人并非卡通片里有阴谋的老套的反面人物，他们意见分散，彼此在社会与国家问题上常有分歧。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是对政府监管与税收的反感，尤其是当它与他们的财富积累相抵牾时。毫不奇怪的是，与20世纪末相比，创造巨额财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与由铁路大亨和钢铁巨头统治的阿斯特时代，大量参会者来自金融领域。
奥巴马第一任期内亲自参加或派代表参与科赫峰会的知名金融人士中，包括了史蒂文·A.科恩（Steven A. Cohen）、保罗·辛格（Paul Singer），以及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他们可能都是有原则性的哲学保守派，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过也因私人原因害怕一个如奥巴马期望的更自信的联邦政府。
科恩创立的顶级对冲基金SAC资本咨询公司（SAC Capital Advisors），当时是紧张激烈的内幕交易刑事调查的焦点。检察官描述说，他的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公司，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吸引市场骗子的磁铁”。《福布斯》估计科恩的财富一度高达103亿美元，让他的支票簿成为可怕的政治武器。
保罗·辛格经营着利润丰厚的对冲基金艾略特管理公司（Elliott Management），《福布斯》估计他的财富达到19亿美元。因为其争议性的行为，批评者给他的公司取了“秃鹫基金”的绰号，它在经济衰退的国家折价购买不良债务，接着积极采取法律手段向资金短缺的国家施压，而这些国家原指望贷款会被谅解而非以利润回报。虽然辛格坚称他没有从穷中之穷的国家收购债务，但他的方法，尽管利润高昂，也引起了公众嘲笑和政府审查，甚至纽约的诸多小报也在跟腔。在辛格支持前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竞选后，2007年7月《纽约邮报》以“鲁迪的‘秃鹫’金主——从贫穷中攫金”为题报道。辛格将自己描述为戈德华特自由企业保守派，为推动自由市场思想慷慨解囊，但同时他的公司被曝光，在压榨几个极度赤贫政府的事务上寻求非常规政府协助。这种言行矛盾在科赫捐赠人网络的许多成员身上都有体现。
史蒂芬·施瓦茨曼，相较于辛格而言大体上并不算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卷入科赫的政治事业最初很可能是出于偶然。2000年，他花费3700万美元购置了位于公园大道740号、曾是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D. Rockefeller Jr.）居所的豪宅，三年后大卫·科赫也在这幢曼哈顿公寓中购买了一套房产。奥巴马当选后，施瓦茨曼某种程度上成为华尔街失控的典范。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在《巨富》（Plutocrats）一书中写道，2007年6月21日，他的非常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股票首次公开发售，“同一天美国富豪集团举办了社交聚会”。这一天结束时，施瓦茨曼出售了价值6亿7700万美元的股票，他手里还握有当时估值约78亿美元的额外股份。
施瓦茨曼惊人的大赚日给华盛顿留下了深刻而不完全正面的印象。不久后，民主党人开始批评附带权益（carried-interest）的税法漏洞以及其他帮助投资人聚敛财富的记账花招。在2008年的股市崩溃中，当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开始更多讨论华尔街改革时，像施瓦茨曼、科恩、辛格这些聚集到科赫研讨会的投资人们损失惨重。
科赫的主要投资人罗伯特·默瑟，一位利用复杂算法发财的古怪的计算机科学家，他运营的一家对冲基金也可能是政府的另一个目标。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在考虑向股票交易征税，而由他合作主持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在计算机驱动下频繁进行着大量交易。尽管熟悉默瑟想法的人坚持，他的政治行动与金钱利益是分开的，但默瑟有额外的反对政府的商业理由。国税局要求调查他的公司是否以不恰当的方式避免支付上亿美元的税款，而公司否认了这项指控。另外，就业法也让他头疼；三名家佣很快就控告他拒绝支付加班费，并且坚持认为他扣减工资的理由不公，被他视作违规的行为包括浴室洗发液少于1/3时没有替换。小报新闻讲述这起案件时不约而同地提到，此前默瑟在他位于纽约长岛的大厦中安装过一套精致的电动火车，还为此起诉一家玩具火车制造商200万美元的开价过高。2011年默瑟以1亿2500万美元的薪酬，排名当年《福布斯》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的第十六位。
活跃在科赫团体中的其他投资人也有其他法律问题。家得宝公司（Home Depot）的创始人亿万富翁肯·兰戈尼（Ken Langone），陷入了长期的法律战中，因为他在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薪酬委员会主席时，向他担任交易所负责人的朋友迪克·格拉索（Dick Grasso）支付了1亿3950万美元。数额如丑闻般大得过分，格拉索因此被迫辞职。据报道，兰戈尼对其批评者感到愤怒，他认为“要没有我们这些阔佬和我们提供的资助，全国的大学都要完蛋”。
另一名金融领域的科赫会常客理查德·斯特朗（Richard Strong），是共同基金斯特朗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在前纽约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调查其以不当定时交易给朋友家人牟利后，他被处以终身禁止进入金融业。斯特朗缴纳了6000万美元罚款并公开道歉。他的公司还额外支付了1亿1500万美元的相关罚款。但是斯特朗将公司资产卖给威尔斯·法戈（Wells Fargo）后，美联社报道其将成为“更加有钱的人”。
科赫峰会的许多参与者不仅是成功的商界领袖，也是逃税的精明领头人。例如科罗拉多石油和娱乐产业的亿万富翁、奎斯特电信公司的创办人菲利普·安舒茨（Philip Anschutz），2002年被《财富》杂志称为美国“最贪婪高管”。他在税务问题上有一番苦战，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解释他的税务问题。安舒茨是一位投资过一些圣经题材电影的保守基督徒，他通过使用所谓的预付可变的远期合同，试图避免缴纳2000年至2001年的资本利得税。2015年，《福布斯》估计安舒茨的财产约为118亿美元。这些合同允许像安舒茨这样的富有股东承诺在之后的某个日期给投资公司股份，以替代预先支付现金。因为股票不会马上转手，所以不必上缴资本利得税。根据《纽约时报》，安舒茨在2000年至2001年间，以名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股份为保证，通过证券公司帝杰（Donaldson，Lufkin & Jenrette）募集了3亿7500万美元。
最终，法院依据一定的法律细节，持反对安舒茨的立场。前《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凯·约翰斯顿（David Cay Johnston）写道，实际上法院裁定“与安舒茨交易略有不同的预付”将继续存在。“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问道，“为什么如今有人能享用现金收益而不用缴税呢？”约翰斯顿的结论是：“糟糕的真相是，美国有两套不同且不平等的所得税制度。一套制度面向超级富豪，例如安舒茨和他的妻子南希（Nancy），他们被允许推迟或避免为其投资收益交税，这是诸多税务把戏的其中一种。另一套则是针对不比巨富们有钱的人。”
一些捐助人家族曾明确有过税务犯罪的经历。总部位于密歇根的全球性传销帝国安利，其联合创办人理查德·德沃斯（Richard Devos）已经认罪，1982年他骗取了加拿大政府2200万美元的关税。德沃斯随后澄清这是一个误会，但记录显示，这家公司参与了一场欺骗加拿大当局的精心设计的骗局。他与他的合伙人杰·凡·安德尔（Jay Van Andel）被迫缴纳2000万美元罚款。《福布斯》估计德沃斯的财富高达57亿美元，这笔罚款不足挂齿。2009年，德沃斯的儿子迪克（Dick）与儿媳贝特西（Betsy）是科赫名单上的主要捐资人，并且因触犯俄亥俄州的竞选财务法而面临创纪录的5200万美元民事罚款。
能源巨头在科赫网络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中有不少也面临重大的政府监管与环境问题。经营“冶炼”工业、油、气和采矿业的往往是国内政府监管最直接的反对者，但他们又全都依靠政府许可、法规与税法，来帮助他们获得利益与公共土地。除了科赫自己以外，参与该团体的至少有12家油气公司的高管。总体而言，在避免政府采取任何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与削弱环保措施上，他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科尔宾·罗伯森（Corbin Robertson）是其中一名突出成员，其所在家族建立了价值十亿美元的石油公司，即昆塔纳能源资本（Quintana Resources Capital）。罗伯森在煤炭方面下重金，据报道，《福布斯》称其为“全国最大的私人贮藏——拥有储备量210亿吨”。有调查报告将罗伯森和几个政治团体联系在一起，这些团体与环保局控制燃煤排放污染物的努力相抗衡。颇为滑稽的是，其中一2个团体定名为“工厂需要二氧化碳”（Plants NeedCO）。（译者注：Plants有“工人”和“植物”两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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