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忆抗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汪新 主编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烽火忆抗战试读：

20年前征集出版的抗日战争口述史料合集《烽火忆抗战》，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得以重新再版，以追念先烈史迹、铭记历史鉴戒，实乃盛事、幸事。

因工作关系笔者参与负责了20年前《烽火忆抗战》征文活动及其出版工作，这次《烽火忆抗战》一书再版，出版单位邀我写篇序言，思忖再三，想抛出我的一篇旧文聊以代序并借以引玉，希望就目前海峡两岸史界仍存不小争议的抗日战争由谁领导的问题提出浅见，也借此为抗战胜利70周年庆典纪念的热潮再添一朵小小的浪花。

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在两大层次上展开：一个是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得以发动和坚持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何种力量实行领导；另一个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进程由何种力量实施领导、如何领导。以上两大层次的问题就构成了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权问题的基本内涵。

一、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发动和坚持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图谋有一个日益显露的过程。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斗争对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一个酝酿、发起和形成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拥有极广泛成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迅速做出了强烈反应。相继提出发动“民族的革命战争”和“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主张，倡议发动和进行全民族一致的民族反侵略战争。虽然此时由于认识和历史的局限，中共此时倡议组成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战线，其拟议参加对象还仅仅限于将国民党及其军队的下层成员包括在内，但“民族革命战争”口号的提出，毕竟朝着建立举国一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紧迫形势，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在这一宣言中，中共倡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参加对象范围已经涵盖到国民党及其军队系统的上层成员。1931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经宋庆龄等签名公布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述两文件的公开发表，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中共加快了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筹划步骤。

然而，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成，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发表和同年底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向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全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发出的，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伟大号召，很快在全国人民中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同年12月，中共中央刚刚结束长征后不久，针对急剧变化着的国内外形势，在对《八一宣言》予以认可的同时，决定召开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加速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策略。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共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步骤是自瓦窑堡会议之后才得以加速实施和组织展开的。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中，国民党是握有全国政权，拥有数百万军队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有相当的力量。因之，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在加速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不能不把对国民党的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中国共产党先后经过几条秘密渠道，开始了与国民党商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继而共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谈判协商。其针对国民党的公开政治口号也由反蒋抗日依次调整为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与此同时，中共经过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和杨虎城达成了以共同抗日为宗旨的“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这一时期，中共还积极发动领导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使自己的抗日救亡主张在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广泛传播，并获得了民主党派等中间党派和团体的赞同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有力且有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条件日益成熟，最终通过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基于民族大义而发动的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平，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嗣后，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制造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广大腹地大举进攻之际，以国民党方面正式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重要文告的形式，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宣告正式形成。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中华民族抗日反侵略战争随即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发动，并坚持了八年之久，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首倡及政治领导作用，不能不影响到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抗战中具有的地位和作用。诚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员广泛，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存在着极大不平衡的复杂环境下，在抗日战争阶段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实际上取得，以及继续保持自己在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特殊形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并在民族抗战中发挥领导作用，仍然要靠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以及扎扎实实地努力工作。

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中共始终把握住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正如前面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就历史地形成并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拥有最广泛成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共倡议奔走、折冲呼号下才得以建立的。然而，随着国民党成为这一统一战线的成员之后，由中国社会阶级力量两端强中间弱的客观现实所决定，在统一战线中的确存在着一个谁吸引谁和领导权归于谁手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历史地形成了它的倡导者和领导者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它从此可以自然而然不经过艰苦努力就可以维持住其领导者的历史地位。面对其时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均大大超过中共，又因其阶级私利决定时时想在抗战发动后削弱和“溶化”中共的国民党，正如周恩来所说：“领导权要用力量去争，因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如同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起大革命统一战线之时一样，中共面临着与自己竞争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强大对手，但此时的中共与大革命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进步，经过遵义会议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地走向全面成熟，从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初就在领导权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终使自己在抗战时期民族斗争为主要矛盾，又有阶级斗争存在的复杂环境下，能够从中国具体国情条件出发，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正确的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从而保证自己能够始终牢牢把握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舵轮，不仅率领中国人民发动和坚持了抗日战争，更把日后对日抗战的胜利引向了人民的胜利。

中共是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其领导作用的呢？

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前夕，在1937年5月于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十分清醒地提出并初步论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从四个方面去实现对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领导。即：提出政治口号，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和中国共产党本身队伍的发展等四个方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本着上述思路成功地实现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成员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提出自己的政治口号方面。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彻底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这一纲领下，根据抗日战争不同阶段上的具体形势，中共又向全国人民分别提出具体的政治口号，使全国人民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这里仅举两例，一是当德国特使陶德曼于1937—1938年之交斡旋中日“和平”之时，中国共产党及时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反对妥协投降、收复东三省等一切失地、争取抗战彻底胜利等动员全国人民的政治口号和奋斗目标。二是在抗战中后期，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进步，中国共产党在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发动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适时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口号和奋斗目标。上述政治口号的提出，均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动员和组织作用，获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绝大多数成员的热烈响应。

在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方面。可以说在民族抗战的整个过程中，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彻底抗战的纲领主张，共产党人始终表现了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模范作用。抗战发动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很快即挺进敌占区，发动和团结敌后广大人民群众独立开辟了敌后战场，吸引大批敌军于自己周围，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从而模范地实施了全面抗战的路线。而中共及其广大党员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所创造的无数不怕牺牲坚持斗争敢于斗争的业绩，更充分展现了中共在实施彻底抗战的路线时所具有的模范作用。这种模范作用不能不使共产党人成为全国人民引以效仿的楷模，不能不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威信。

在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了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领导权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实际，并通过一系列正确的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成功地使自己保持了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进而对同盟者实行领导。抗日战争期间，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中共的依靠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拥护减租减息的开明士绅，基本上不是被动地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和在敌后根据地范围内的组织领导；只有拥有相当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民党，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要同盟者，必须赖有中共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才能保证它有条件地或者是并非自觉自愿地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例如，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从属于这一原则之下的“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由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坚持了自己的全面抗战、彻底抗战的纲领路线，从而保证自己能在全国人民面前独立举起自己的旗帜，使全国人民始终明确奋斗的方向。由于有了上述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也就使中共能够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保持适当关系，促使其接受自己的政治领导。例如，在对抗战到底含义的诠释上，抗战之初国民党一度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之前态势作为抗战到底的界限，甚至一度还以此作为同日本接洽媾和的条件之一。但中共对此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以打到鸭绿江边恢复东三省等一切失地作为抗战到底的界限。这一对抗战到底的理解和定义为全国人民拥护，为统一战线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所赞同，国民党最终也只好予以接受。再比如国民党曾在抗战期间先后制造了三次严重反共摩擦，意欲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中共本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所进行的政治军事反击下，国民党不得不将其反共行为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并仍然留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之中。这些例子都充分表明了由于中共政策策略的正确，使其与主要同盟者国民党保持了适当的关系，从而也就保证了国民党有条件、有限度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

毛泽东阐述的中国共产党要想保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必须做到的第四个方面是“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一般说党所实施的领导基本上分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两大方面，与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政权执政党的历史条件大为不同的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中共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有时候是统一的，例如在中共独立开辟和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内。有时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又是相对独立的，例如对主要是活动在大后方的各中间党派乃至对国民党来说，中共对他们主要是实行政治领导。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下，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都不是截然分开、毫无关联的，而是有着辩证的联系的，那就是党要实行领导就必须有力量，就必须有自己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组织上都能够实施领导的力量凭依。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力量凭依就是不断发展着的进步势力，就是不断发展着的、中共独立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至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四个方面的分别侧重和相互关系如何，不难看出前三个方面侧重论述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领导作用，最后的第四个方面则是侧重论述组织上的领导保证和领导作用。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一句话，中共的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基础和凭依，而政治领导是组织领导的延伸和扩展。

毛泽东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提出了上述四方面思想。中国共产党随后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发展进步、团结中间、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正是依据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所存在着的中共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相统一及不相统一两种情况提出和制定的。也正是因为有了以上一系列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思想、工作原则、路线策略和方针，并能将其坚决贯彻实施，才使中国共产党终其整个抗战时期都牢牢把握并有力地实现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中日战争战局比较稳定的时机，及时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延安整风，这一举措极大地加强了中共全党的思想统一，极大地严明了党的纪律，极大地改善了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领导的主观条件，因而也就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

三、结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

那么，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这点出发，是否可以简单导引出国民党没有领导抗日战争的结论呢？答案是否定的。考虑到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为主，而民族斗争又同阶级斗争并存交织的复杂背景，考虑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成员广泛复杂的政治现实，考虑到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双方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这一突出特点，同时也考虑到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和战场形势。显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和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来说毫无疑问地始终握于中共之手，这是第一层次。在这同时，在第二个层次上就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来说，的确又存在着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并行存在着的领导，因为国共两党对抗战的领导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同一性，以及现实政治中的一致性，这就形成了一种“共同”领导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两个层次上理解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权问题的全部含义。

以下我们着重在第二层次上分析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来看。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双方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这是因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亦是中国社会阶级力量两头强、中间弱的物化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后，尽管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改称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但国共两个政权、两支军队的实质并无改变。国共两党对对方政权和对方军队这种政治现实的相互承认，实际上已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能够达成的必要条件。这样，在民族抗战发动之初也就仍然保留着国共两党并行的领导系统，而在全民族反侵略战争得以发动的条件下，两条领导系统自然而然地也将导致各自独立且并行存在的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这种对战争的领导均限于各自领导系统覆盖的范围之内，并且在战争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再从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形成两个战场的实际进程看。抗日战争发动之后，在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条领导系统的领导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形成了敌后和正面两个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以敌后游击战争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为作战形式的敌后战场。在持久战和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在全国最终开辟出拥有1亿人口，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也发展到拥有12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并使敌后战场牵制了侵华日军总兵力的60％和伪军的95％以上。在八年抗战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共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当之无愧地是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充分反映出所谓中共“游而不击”论调的苍白无力。很明显，日本侵略军意欲“确保强化治安”的敌后绝非是鲜花遍地的伊甸园，如果真要是“游而不击”，那么人民武装非但不能发展而且根本就不能在敌后生根坚持。敌后抗日战场是打出来的，是抗日抗出来的，这是不争也是抹杀不了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与敌后抗日战场相呼应、相配合，在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因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所决定，也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尽管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抗战期间先后发动了三次严重反共摩擦，但国民党终究始终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也就使以国民党正规军与日军作为交战对象的正面战场始终坚持存续下来。抗战期间，国民党正规军先后进行了台儿庄、忻口、南昌、随枣、长沙（三次）、枣宜、上高、中条山，以及派遣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等重大战役。在1938年底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正面战场一直较稳定地抗击了日军侵华总兵力的40％和伪军的5％左右（这一比例随抗战的各个具体时间有所增多或减少），对于抗击日本侵略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敌后和正面两大战场的存在就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上证明了始终并行存在着的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

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浅表层次，台湾地区有些史家从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一直是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这一点出发，认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应该只属于国民党，并据此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抗日战争的领导政党之外，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浅表层面。须知，抗日战争大大不同于近代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民族反侵略战争，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等。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一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反侵略战争，更重要的它还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特殊阶段，因而它具有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双重性质。正是因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也就决定着它不能不比近代中国在此之前的一切民族反侵略战争具有“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正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双重性质，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能无原则地附和、追随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参加或进行一场片面的、压制民众的民族反侵略战争。倘若如此，不仅违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而且还违背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因为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压迫人民、压制民众和民主运动，并时时动摇妥协，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有可能将抗日战争引向失败。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如欲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方向（在当时，这表现在中共采取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敌后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全国支持和领导民主宪政运动等一系列军事、经济和政治举措上），确保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就不能不坚持自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不能不坚持自己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独立的领导权。这不仅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阶级利益，而且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大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最终将抗日战争引向了人民胜利的结局。

既然国共两党分别用片面和全面两条抗战路线指导，并分别经过两条领导系统领导着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的抗日战争，国民党并时时想用片面的抗战路线去影响乃至取消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样，国共两党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便不能不存在一种互相“吸引”、互相“斗争”的关系。

又因为国民党掌握着中央政权和数百万的军队，所以这种“吸引”和“斗争”便主要表现为国民党对中共的限制和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国民党限制的形式。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倾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才使自己未受国民党种种限制所左右，保证了自己彻底动员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贯彻实施，并获得了除国民党外的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员广泛理解，从而就在维系自己独立领导敌后抗日战争的同时，也使自己始终牢牢把握住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并使这一领导权置于可靠的组织和物质基础之上。

必须指出，人们不能仅仅是看到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具有互相斗争的一面，更要看到这两种领导具有同一性的一面，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统一战线工作策略的内在依据。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尽管存在着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但诚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毛泽东的这段话极为深刻地指出了国共两党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所具有的同一性的一面，这种同一性也就决定了在现实政治中，国共两党在抵御外侮上的一致性。

正是上述同一性和一致性才使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内在地具有互相配合、互相依存的战略关系。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使侵华日军不能倾全力用兵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而正面战场的维持存续，也终使侵华日军不能不始终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战，这也就给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此，我们也要指出，坚持敌后抗战的机会并非只是偏赐于中国共产党的，只是因为中共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才使抗战之初中共领导的数量虽少、质量极高的人民军队迅速与敌后人民结合起来，很快开辟出拥有广大地域的敌后抗日战场。相反，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留在敌后的几十万武装却立脚不住相继退出敌后，两相对比，不能不明显地比较出国共两条抗战路线及相应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孰优孰劣。但是，只要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大战场都是在为打倒一个共同的民族敌人而战，一起构成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区并坚持到迎来抗战最后胜利。从这一角度上我们便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共同领导了中国抗日战争，尽管这种“共同领导”是通过分别领导两大战场共同对敌作战的形式而存在和表现的。还必须指出的是，国共两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上述“共同领导”的关系，绝不是那种可以用数学简单描述的“五五开”或者“四六开”的直观关系。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和始终保持住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由于中共独立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战略作用的日益增大，中国共产党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无可置疑地具有主要作用的领导地位。尽管中国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具有中央执政地位，但因其在片面抗战路线制约下正面战场抗敌比重的日益下降，以及它对大后方人民、大后方民主民生运动的压制，这些就决定了它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领导作用日益下降的必然结果。

末了，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笔者还想寄语台湾地区的史家和政治家，那就是任何能经受住历史检验的严谨历史结论，一定是产生在对历史事实进行去伪存真的缜密研究分析之上。我们绝不能再用那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去硬套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去再做那些无意义的攻讦文字。在国人切盼复兴、中华亟谋腾飞的今天，两岸史学工作者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那就是认真发掘更多的确凿史料，科学总结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历史，抚平历史的伤痕，纠正人们的偏见，给海峡两岸民众以正确的情绪和舆论导向，为两岸学术界的交流切磋增添更多的祥和气氛，从而以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去加速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中最凶残、最野蛮的一个。它侵略中国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苦难最大。

19世纪中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很快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野心蓄谋已久。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亲自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侵华的政策纲领。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奏章”中公然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军国主义图谋从侵占我东北开始，进而达到吞并全中国，独霸亚洲，企图和德、意法西斯重新瓜分世界。

早在1874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出兵入侵我国领土台湾；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成为国际强盗侵略中国的主力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出兵山东等；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当时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使中华民族陷入了严重的存亡危机之中。

其时，在中华大地上，炮声隆隆，烽烟滚滚，到处是累累弹孔，斑斑血迹；不少山川、良田变为“无人区”；“万人坑”里埋着无数中国人的尸骨；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地拿活人做细菌武器的试验，把无辜的百姓当作练刺杀的靶子……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随即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1933年又侵占了我国热河。不久，日军即开进山海关，直逼华北。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此后，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使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战争浩劫和灾难。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所到之处，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家破人亡。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制造的大小惨案，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血腥大屠杀。被屠杀的总人数在30万人以上。日本侵略军在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后，疯狂地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频繁地进行“扫荡”“蚕食”“清乡”。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批人民群众在日军的大“扫荡”中被杀害。仅1942年5月冀中的大“扫荡”中，被日军杀害的群众就有5万多人；日军在河北定县北瞳村用毒气毒死坑道内的抗日军民800余人；在东北哈尔滨的平房区，日本侵略军建立了占地达30平方公里的“731部队”，这是专门用中国人做实验的特种细菌部队。在这所人间地狱里，设有拿活人做实验的一整套设施：制造细菌武器的车间、试验场地、专用飞机、监狱、处理被害人尸体的焚尸炉。据不完全统计，在这里有上万人在细菌实验中被杀害。在长期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还对我沦陷区的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他们采用种种欺骗手段，强征、抓捕了大批中国人当劳工，从事各种苦役。这些劳工在苦役中许多人被残害而死，仅在东北地区惨死的中国劳工就达200万人以上。在劳工苦役中最为悲惨的是矿工。日本侵略者强迫劳工下到毫无安全保证的矿井挖煤，矿井内经常出现坑体倒塌、瓦斯爆炸等事故。日本侵略者将死难的劳工扔到旷野、山沟里，天长日久，在劳工集中服苦役的地方，就形成了许许多多的“万人坑”。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仅在我国东北新发现的“万人坑”就有60余处。

在日军侵华期间，中国人民遭受了日本法西斯种种暴行和摧残，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我锦绣中华大地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中国930余座城市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被破坏的工厂约有3800余家。中国军民在这场战争中伤亡总人数达3500万，其中死亡2254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

日军侵华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本专题所收的10余篇文章，从不同的方面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作者多是当年日军暴行的直接受害者和目睹人，他们当中有当年的抗日干部、战士、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儿童少年，还有当年直接参与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侵略者的自我揭露和反省。他们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都是日本侵略者侵华暴行的历史见证。这些记载虽只是侵华日军制造的无数惨案和所犯罪行之一瞥，但这每一篇文章中的血泪控诉，都是对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的深刻揭露。日军血洗锦西下五家子村王俊德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节节溃退。日军横行无阻，仅4个月时间就侵占了整个东北，对中国人民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我抗日爱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日军守备队长佐藤、副队长井上正光，在锦西县缸窑岭（距锦西县城70公里）成立了守备队和讨伐队，以“剿匪”为名，在缸窑岭一带，大肆镇压搜捕抗日的中国人，设下秘密杀人机关，群众称之为“屠杀所”。凡是被抓去的无辜的中国人，都遭严刑拷打，审讯逼供，要他们说出抗日爱国群众。还设有惨无人道的刑具，叫“滚人炉”，就是把铁板烧得通红，硬逼着被抓去的无辜群众光着脚在上面踩，光着身子在上面滚。日军守备队长佐藤、副队长井上正光，杀害中国人后，还要剖腹掏心，用油炸着吃，他们以此狂欢作乐，还吃人的脑子，说这是高级营养品。屠杀多少人难以数计。这种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事件，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

缸窑岭一带爱国群众，不堪忍受这奇耻大辱，怒不可遏，坚决不当亡国奴，缸窑岭下五家等地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抗击日军。

1922年以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一心想称霸全国，逐鹿中原，把东北各地防军调到关内，地方防务空虚，为防止土匪骚扰，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都纷纷自己买枪保家护身。当时锦西县政府于1928年4月也提出成立民团，规定凡有土地1垧以上的农户都必须买枪1支，无钱购买者可联户购买。到1931年锦西全境内，群众手中有万余支枪，这些武装群众就是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

下五家子村位于缸窑岭北4公里处，北与朝阳根德营子接壤，村西是一片大河套。1935年3月15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锦西县日伪警察局的日本指导官平间。率领讨伐队长佐藤，汉奸曹荣轩等100多人，爬上了下五家子东沟的搭腰山，向下五家子“围剿”。当地群众早有提防，集聚大东沟屯里的尹少明、绍连起、刘国儒、姜生等许多抗日群众，预先埋伏好，敌人进入包围圈后，即予以迎头痛击。平间弃马逃掉，险些丧命，村民生擒讨伐队员5人，打伤17人，缴获步枪5支。之后敌人贼心不死，又曾三次带人进犯下五家子，均被我抗日群众击败。

日军对我抗日群众的反抗恨之入骨，恼羞成怒，伺机报复。积极网络汉奸密探，多方刺探情报，搜捕我抗日群众。由于当地汉奸告密，日军扣压了抗日积极分子姜佐周、杨树祯、张臣，对他们严刑拷打，威逼供出抗击过日军的爱国群众，可是他们宁死不屈。敌人一无所得，其阴谋未能得逞。

下五家子的群众对日军的侵犯早有所提防。他们白天在地里干活，夜间宿在山沟里、地窨子里，用分散、隐蔽的方法防范日军。于是日本守备队长佐藤和副队长井上正光变换了手法，大搞欺骗宣传，麻痹下五家子群众。讲什么“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大日本皇军”是为救中国人民而来的，是帮助建立“王道乐土”等谎言。还带来两名医生给病人看病，还给小孩带来许多糖果、玩具，企图用这些小恩小惠的手段来笼络人心。日军同时指使密探阻拦群众外迁，对已搬出的人家，则骗其迁回本村，说什么既往不咎。当时已近寒冬腊月，夜晚寒冷。经过一段欺骗的宣传，人们陆续迁回，日军见时机已到，便下毒手，开始进行血腥的大屠杀。

1935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夜黑沉沉的，飘着雪花，预示着下五家子的人们将有一场大的灾难降临。

日伪锦西县警察局日本指导官平间带保安队长汉奸曹荣轩及缸窑岭的所有日军，包围了下五家子，封锁了所有村口、要道、高地。接着由翻译领着日军挨家挨户叫起正在沉睡的群众。以开会为名，先把一百多名青壮年男子赶到西河套，并把押回屯的姜佐周、杨树祯、张臣3人推出来，叫他们说出谁是抗日的，这3名爱国群众至死不说，当场被杀。敌人把这一百多名青壮年用绳子、裤带、腿带捆绑起来，用3挺机枪同时扫射，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和敌人搏斗着，人们互相用自己的身体，依偎着、拥抱着、掩护着亲人，有的妇女被打死了，双手还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人们成排地倒下，顷刻间，西河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敌人怕漏掉活人，又多次“复查”，发现蠕动和呻吟的就补枪补刀。之后，为消尸灭迹，把死尸浇上汽油放火烧毁。

在村内的日军也同时下手，把老人、妇女、儿童用刺刀刺死。刘昌的老婆正在分娩，婴儿刚刚哇哇降生，日军闯进屋里，立即把大人刺死，把婴儿摔死，从外地请来的接生婆，也未幸免而被杀害。接着，日军又用火烧毁全村的房屋，顿时全村成了一片火海。这场烧杀持续了3个小时，余火燃烧两天多。全村84户，400多口人，除串亲外出和在枪口下挣脱幸免者外，共被杀害378口，全村400多间房屋全被烧毁。村内村外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门庭院落只剩下残垣断壁，村子成了一片焦土废墟，悲惨之状目不忍睹。

当时在杀人场上和村内逃出的仅11人。

白金祥，在西河套敌人机枪扫射时，他预先倒在地下，被打死的人压在他的身上。敌人复查时，用手提他的腰带子，他趁势起身推倒敌人，跑出杀人场，日军用枪没打上他。他跑回到家中，见熊熊烈火在燃烧，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被杀死在院中枣树旁，母亲倒在院当中，肠子露在外面，还没有断气，听到儿子呼喊妈的叫声，但她心里明白嘴里说不出话来，用手比划着叫儿子快跑。白金祥眼含热泪从后院越墙逃走。

刘国珍（女，当时已出嫁），回娘家第二天就赶上了这场浩劫。她眼见兄嫂和侄儿们惨遭杀害，悲愤交加，操起一把菜刀冲出门外，日军在后面紧紧追赶，她穿过浓烟烈火，钻进一座小庙里，日军用刺刀往庙里乱捅，她躲在庙门口的犄角，因庙门很小未扎着她，日军就抱来一捆干材堵住庙门放了一把火，狂笑着走开。刘国珍手握菜刀，忍受烟火的熏烤，等着外边的烧杀声消失了，她才悄悄地出来。她跑回家一看，18口亲人，全部惨死在血泊中，只有她算拣了一条命。

刘明善，全家7口人躲在屋里，有6口人被刺死了。当日军端刺刀向他刺来时，他猛一躲闪，划破了前衣襟，另一个日本兵向他后心刺去，他又一闪刺伤了右肋。他怀着满腔怒火和敌人搏斗起来，全身挨了7刀。他趁机抓住敌人的枪管，又猛力一推，飞出一脚把敌人踢倒在火堆里。然后飞步冲出家门，这才逃出虎口。

刘勤，从西河套杀人场跑出来，日军在后边紧追，他一下跳进附近的一口井里，敌人赶到后立即向井里开枪，当时他沉在井里，没等他漂出水面时日军打死了早藏在井内的刘明恩，刘勤才幸免于难。

刘治中，当时13岁，日军把他同6个孩子绑在树上放火烧，点着火后，日军就离开了。他挣开绳子，又解开了那6个孩子身上的绳子，一起逃走，跑到半道，敌人追了上来，把那6个孩子全部刺死，他机智地躲在两家房子中间的胡同里，才逃脱日军的魔掌。

刘国廷，藏在秫秸堆里，日军把秫秸用火点着了，他忍着被火烧的疼痛，纹丝不动，等日军离去，他才从秫秸堆里爬出来，衣服烧没了，脸烧伤了，光着身子逃走了，后来得到救治后也还是满脸伤疤。

刘国凡，当时9岁，随母亲跑到山坡上，其母为掩护他而中弹牺牲，他被压在其母身下得以活命。

贾芦氏，被日军打昏后，又苏醒过来，得以幸存。

吕振江的妻子，负伤后从北山坡跑掉了。

杨宝玉，当时8岁，被敌人打伤腿后，爬到乱草棚中，保住了性命。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日军在1935年11月16日屠杀下五家子村378名爱国同胞的罪行，我们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惨遭日军杀害的爱国同胞永垂不朽！我所经历的南京大屠杀唐光谱

我叫唐光谱，原籍江苏阜宁，在南京北郊六合县竹镇街上居住已40多年。1937年，我才19岁，亲身经历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惨剧，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年，我在国民党教导总队第三营营部当勤务兵。随部开赴上海战场，驻守江湾。11月上旬开始退回南京。我们回南京不到1个月，日军又进攻南京了。12月12日，日军攻入中华门后，南京各部队突围的突围，撤退的撤退，场面混乱不堪。我和同部队的5个人与部队失去联系后，即随人流向下关方向奔逃，其中有个叫唐鹤程的，是盐城人，与我至好，故相约结伴逃命，至死不离。当我们来到挹江门外时，城门口被人流堵得水泄不通。有的人在拥挤时被绊倒，人们就从他身上踩过去，再也起不来了。看到这情况，我们6个人相互用绑腿把彼此的手臂绑在一起，相约如果谁倒了，两边的人就把他拉起来。就这样，我们6个人一道硬挤出了挹江门。

下关江边人头济济，大街小巷水泄不通，望着眼前的大江，人们不知往何处逃是好，我们也随着人流盲目乱跑。这时，有一个当大官的，骑着大马，冲进人群中，用话筒高喊：“……弟兄们，要活命，跟本人冲！”乱兵们看到有当官的指挥，也就镇定些了。那个当官的叫轻、重机枪在前开路，步兵随后，往上新河方向奔逃。当大量溃兵奔到上新河桥时，桥窄人多，很多人都挤不过去。我和唐鹤程没有挤过桥，其他4个人也和我们挤散了，不知去向。我俩没法，只得跟着没来得及过桥的散兵，沿着长江向龙潭、镇江方向跑。

我们利用高高的芦苇做隐蔽，在江边芦苇滩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奔逃，当我们逃到一座桥前，日本人已在离桥不远的城墙上架了几挺机枪，把桥封锁住了。许多想冲过桥的人，都被打死在桥头、桥尾，血流满地。我们乘敌人扫射停歇的片刻，冲过桥，往燕子矶跑。到了燕子矶街上，已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找到一块厚厚的肉案板，两人使尽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把它抬到江边，放在水里，想扶着它渡到江北去。可是我们累得精疲力尽，案板还是在南岸边转溜，没办法，只得又回到燕子矶。

天黑了，杀人的枪声越来越近，我俩没命地跑上山，蹲在坑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天还没亮日本兵搜山时发现我们，把我们押至街心的一个空场地里，背靠背、手臂对手臂地绑起来。此时，场地上已站满了像我们一样被绑着的人，而且还有许多人陆续被日军赶到场上，捆绑起来。后来，我俩随着这一大群人，被赶到幕府山原国民党教导总队野营训练的临时营房里。这所临时营房共有七八排，全是竹泥结构的棚子，里而塞满了被抓来的人。我们被关在里面，连饭也不给吃，到了第三天，才给喝水。敌人稍不如意就开枪杀人。到了第五天，我们被饿得肚皮贴着脊背，都只剩一口气了。很明白，敌人要把我们活活地饿死，有不少大胆的人，认为饿死不如拼命，就暗中商定以放火为号，各房的人一起冲出去。那天晚上，有人烧着了竹屋。火光一起，各屋的人都一起向外冲去。当大家推倒营房竹围时，见竹围外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沟，人们急忙跳下沟，泅水或涉水逃命。可是，沟外却是一堵绝壁，大家都傻了眼。这时，敌人的机枪向人群扫来，血把沟里的水染得通红。逃命的人又被押回房里。因为房子被烧掉了不少，只得人靠人、人挨人地挤着，像塞入罐头一样，透气都十分困难。

第六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敌人就把我们赶到院子里，把所有的人臂弯对臂弯地用布条捆绑起来。等到全部人都绑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然后，敌人用刺刀逼着这一大群人排成队，向老虎山方向走去。当时，人们已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敌人在队伍两侧，看谁走慢了，就给谁一刺刀。走了十多里，天已经黑了，敌人改道把我们赶到上燕门离江滩不远的空场地。六天六夜没有进食，又走了许多路，一停脚步，大家就瘫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一时间，场地上黑压压地坐了不知多少人。

虽然如此，求生的欲望使人们觉察到敌人要集体屠杀。我们相互用牙咬开伙伴的结头，准备逃命。人们还没有全部把结头咬开，四面探照灯亮了，漆黑的夜一下亮得使人头发昏。接着，江面上两艘轮船上的几挺机关枪和三面高地上的机关枪，一齐疯狂地向人群扫射过来。大屠杀开始了！

枪声一响，我和唐鹤程赶忙趴在地上。只听见许多人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随着枪声、口号声，许多人纷纷中弹倒下，尸体把我们压在底层，他们的鲜血染透了我的衣裳。我憋着气，动也不敢动。20多分钟过去，枪声停息，我战战兢兢地摸着唐鹤程，拉拉他，低声问：“你怎么样，受伤没有？”他说：“没有，你呢？”话音未落，机枪声又响了起来，我伏在死人堆里，一动也不敢动。等到第二天扫射停止，我发现唐鹤程一点动静也没有，就紧张起来。我用力摇他，他还是不动。当我摸到他头部时，才发觉他头上中了一弹，鲜血直往外涌，我连忙缩进死人堆里……

过了许久，听不到枪响了，我想：要赶紧离开这里，才得活命。我慢慢地、轻轻地从死尸中探出头来。前头尸体七横八竖，挡住了我。我想：向前爬，敌人一定会发觉，就用脚钩住后面的尸体，慢慢地一点一点向后缩，缩到了死尸堆边，我再也不敢动了。

探照灯早已熄灭，黑沉沉的夜，淹没了大屠杀惨绝人寰的现场，江水哗哗，真像凄惨的哭声。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听到敌人收拾东西的声音，接着便是他们走的声音，汽船也突突地开走了，我才大着胆慢慢地连走带爬，向下游走了十几里。我爬到一个窑洞边，只见窑洞口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被敌人杀害的同胞。我也顾不得许多，爬进了能避风的窑洞里。

迷迷糊糊地等到天亮，又迷迷糊糊地待到中午。当我看到一艘小船向窑洞方向摇来时，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当小船靠岸时，才看见船上有一老一少，都是中国人。原来，他们是南岸的人，为躲日本人才到对岸八卦洲去的，现在趁敌人巡逻船不在，过江来装牛草。我立即跑出窑洞，奔向船头，请求老人家救我一命。老人见我满身是血，一脸惊惶，赶紧让我藏在船舱里，用稻草盖好，冒风险把我带到八卦洲。

后来，几经凶险和周折，我才到了六合县竹镇，定居下来。（吴燕整理）侵略者的血债胡昭衡

在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浏览我半个世纪前写的日记，它们是当年历史的真实记录……

1938年3月11日

因我358旅、359旅4个团兵力的强大攻势，占领苛岚县城的日军于10日弃城逃走，本日我随七一七团追击敌军至三井镇。在镇上我看到了一些用木柴没有烧化的敌兵尸体和敌军遗弃的成群受伤的骆驼。牲畜惨叫声，骨焦肉糊的臭味，硝烟气息，满地钢盔、铁盒、绷带、血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的战场景象。心里颇有些不舒服，但当我看到村中一位老奶奶声嘶力竭地痛哭，身边躺着她家那还未发育成人的姑娘——遭日军强奸后又被野蛮屠杀的尸体，以及为保护妹妹也被打死的小伙子，我的心完全被愤怒之火燃烧起来。我转过头，对着正急步行进的战士队列，抓住时机开展战时鼓动工作。我对战士们高喊：“同志们，快赶上去。替这位老奶奶报仇！”接着，又与几位宣传人员齐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正在这时贺龙师长出现在我们眼前，以前我从未在这样近的距离内观察过他，贺师长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留着威严的短胡，手里提着马鞭子，后面是束装精悍的警卫员。当我们正唱到，“把他消灭！把他消灭！……”时，贺师长用马鞭向敌人化尸场一指，非常威武果断地大声对战士们说：“对！就像这样消灭他们！他们不是人，是群野兽。”转脸又向着我们命令：“把敌人写的反动标语涂掉，写上我们的抗日口号。字，要写得让老百姓认得。”

贺师长的话使我与战士们心中燃烧着的仇恨和杀敌的欲望更强烈了。

1938年3月28日

我358旅于昨日克服绅池，我们旅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今早奉命进城。天啊，这哪里还是人间景象？血水坑里泡的是被日军屠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投进井里的也是我们同胞被害的尸体；被害者有的断舌挖眼，有的破胸拖肠，赤身露体的妇女还被截乳毁阴，显然是奸污后遭惨杀；有的婴儿被刺刀挑死，脑浆涂地；可怜一位老太太，干瘪的乳房头上还拴着小铜铃。据说这是日军为取乐，一面玩弄青年妇女，一面让这位“祖母”裸体“跳舞”时拴上的。日军恶贯满盈的罪行，真是惨不忍睹。

侵略者欠下我们军民的血海深仇一定要报，我们一定用战斗的胜利来向侵略者索还血债。日机对延安的轰炸曹慕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向中国的全面进攻，不久，华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沦陷于敌手，日本占领了山西省的太原市和同蒲铁路，沿线建筑了几个飞机场，可以直接轰炸延安。

从1937年秋天开始，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师生，在延安城外，大规模挖窑洞。一方面扩大校舍，以便更多地接收学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原来抗大的校舍大部分在延安城内，小部分在延安城东关的清凉山下。1938年窑洞挖好之后，逐渐向外迁移，搬到北门外和东门外的几个山沟里。听中央首长做报告、讲大课等大型集会，也都在这山沟里进行，上级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可是日本飞机迟迟未到，大家在思想上有些麻痹了，结果吃了大亏。

1938年1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悲剧终于发生了，当时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担任第一队的队长。第二大队驻地在柳树店，位于延安城东大约5公里处，上午9点钟左右，我正在队部召开一次会议，有指导员和各区队长参加，准备检查一下各学员班的内务卫生状况。忽然一阵嗡嗡的沉重声音，自空际传来。

我们把会议停下，赶快到室外的高坡上瞭望，第一批日本飞机15架，自东向西，直扑延安城，接着就看见飞机抛下一连串的炸弹，形状像黑色的棒槌，临空而降。立刻使延安城处于灾难之中，黑烟冲天，火光四射，轰隆！轰隆！连续的爆炸声，冲击着耳鼓，撕裂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肺。

因为是星期天，行人熙熙攘攘，特别是西山（凤凰山）脚下的新华书店一带，购物的人很多，热闹非凡。拉警报的时候，飞机已经到了延安城上空，炸弹很快就落地了，许多人是在炸弹爆炸后才知道遭受空袭，来不及隐蔽。

第一批飞机刚投完了炸弹，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每批都是15架，持续轰炸没有喘息和救护的机会。延安属于不设防城市，当时的防空力量很薄弱，不但没有高射炮，而且没有高射机枪，只有步兵作战的重机枪来对付成群结队的大批飞机。日本人有恃无恐，飞机飞得很低，投弹的命中率很高，数十枚重磅炸弹，投掷在小小的延安城里，顷刻间房屋倒塌，四处起火，到处断垣残壁，尸横街头。伤者乱爬乱喊，哀声震天，惨不忍睹。

大轰炸持续了1个多小时，才解除警报。我们随即参加了上级组织的抢救队伍，开进延安城。这座古城的外貌呈矩形，南北长约3里，东西宽不足2里，西城墙偎依凤凰山，所以没有西门，东城墙濒临延水河，有两个东门。从南门到北门的笔直大街，两个东门向西山的横贯大街是全城的主干。主干大街两旁到处是尸体，横七竖八暴露街头，有的被压在倒塌的建筑物下。西山脚下的新华书店附近尸体最多，鲜血在街上横流。轻伤员向城外跑，被炸断腿脚的人向外爬，重伤员不能动了，只能哭喊呻吟。

延安当时缺乏交通工具，不但没有汽车，而且没有马车，老百姓的驴车也寥寥无几。伤员靠人背，尸体靠人抬，工作量太大，我们整整忙乎了大半天才基本上清理完现场。

陈云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部长，他们机关当时尚未搬迁，住在西山半腰的若干孔黄土窑洞里，大轰炸的时候，西山脚下是重灾区，陈云同志的窑洞也遭轰炸，但窑洞没有完全倒塌，敞着一个缺口，因而幸免于难。但是组织部的招待所，住着许多过往干部，有一孔窑洞全部塌坍，里面有数十人，埋葬在数丈深的黄土堆中，呼吸窒息，等到挖出来的时候，早已断气，尸体僵硬。

抗大第七大队的大队长徐德操同志，戎马一生，爬过雪山草地，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后才找了对象，刚刚结婚。他的爱人张放同志，是从北平跑到延安进了抗大的一名女学生，端庄秀丽，一表人才，精通音律，能歌善舞，唱一口优美动听的京剧，经常在大型集会上表演节目，着实令人喜爱。星期六晚上刚刚结婚，度过“洞房花烛夜”，第二天早饭后，夫妻俩高高兴兴上街，去买些东西，哪里料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日本飞机投掷的炸弹，夺去了这位新婚妻子的性命。徐德操同志悲痛万分，眼睛都哭肿了，事后买了一具棺木，把爱人埋葬在宝塔山下，立了一块石碑，上写：“亡妻张放之墓”。我们这些熟悉徐德操同志的战友，经常路过这里，每次都在墓旁伫立良久，凭吊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学友。怀念死去的战友，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就使我们不能忘，激发我们消灭日军的决心。日机对延安的大轰炸，已过去50余年，当时延安被炸的惨象，还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余悸犹存。

第一次大轰炸之后，日军仍然不断对延安实施空袭，但由于延安军民已有了防空准备，我们很少损失。吃一堑长一智，当时延安城里的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和居民全部搬迁到城外了，留下一座空城和破砖烂瓦。城外各山头的黄土窑洞也挖得更深了，几个窑洞之间，增加了人行通道。万一某孔窑洞被炸弹封闭，人员经过通道，可以从其他窑洞出来，保证了居住安全。

事物都有两面性，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变成好事。1939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民全体动员起来，上山开荒，成千上万人的队伍一齐上阵。从哪儿弄到农具呢？延安缺少钢铁，大家想起了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皮，都是优质钢材，正好为我们利用。地面上的炸弹皮早拣完了，于是挖炸弹坑，掘地数丈深，翻遍黄土，寻找炸弹皮。我们抗大的每一个队，都找到炸弹皮数百公斤，满足了制造农具的需要。

日本飞机的炸弹威力很大，但是也有少数炸弹落地后未爆炸。我自己带领学员，亲自在清凉山北面的土坡上，顺坑挖出了一个完整的没有引爆的炸弹，长2米多，直径40余厘米。这个庞然大物，完好无损，虽然在土里埋了很久，而且钢筒表面的油漆没有脱落，拭去尘土后油光锃亮。我们请军事工业局派技术人员轻轻地卸下引信，经过仔细研究，引信装置内部有人做了手脚，故意使它不能引爆。从此联想到日本兵工厂的工人阶级中，也有共产党员，他们反对战争，反对侵略中国，在炸弹的引信装置中搞了鬼，使其不能爆炸，尽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国际义务。

这个完整炸弹里面，掏出了许多黄色炸药，用它可以做染料。那个优质钢铸成的外壳，用处更大了，我们无偿地捐赠给军事工业局，送进了自己的兵工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