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燕琴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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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与旅游(21世纪创新系列教材)试读：
缩略说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
国际古迹遗址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简称ICOMOS。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世界遗产名录》，简称《名录》。《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简称《濒危名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自序世界遗产与品质生活“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去向何处？”苏格拉底的千年追问也是人类的终极追问。人生这趟旅程，意义是什么？苏格拉底在其墓碑上给出了他的答案，“认识你自己”。简简单单五个字，读懂却很难！真实的自己往往为层层的欲望所包裹。蛋糕与巧克力是孩子的梦，分数是学生的命根，玫瑰与钻戒是恋人的礼物；长大了，盼着有鼓鼓的钱包，大大的房子，高高的职位……欲望裹挟着生命，匆匆，又匆匆，冷落的是内心真正的需求。
孔子云：四十不惑，但那是过去，现在寿命延长了，世界也更纷繁了，人到四十似乎才刚刚开始对自我的探索。假期与年龄相仿的几个朋友聚会，“寻找自己”竟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关注，只是切入角度有异。A君是事业上的拼命三郎，人过四十，突然意识到让自己优秀的基因在这世上留存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于是开始谈婚论嫁；B君曾是打造SCI论文的高手，饱经了过度医疗之痛后，开始过一种简单而平淡的“有机”生活，现在的工作是为别人的论文做“嫁衣”，但却觉得快乐；C君是中国著名学府的博士，近年却信了佛，并从中体味到内心的宁静与充实；D女和F女分别在尝试阳台种菜和城市菜园，松土、播种、浇灌、除草、收获，回到土地，感受自然的韵律，也回归生命的本真。欲望的诱惑与真实的自我之间常常有太远的距离，需要依赖一种媒介，改变一种生活方式，以史鉴今，由外观内，方能有所突破，“世界遗产”以及“在路上的生活”无疑给了我们更多认识自己的机会。
保护世界遗产与构建个体品质生活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故2008年世界遗产保护杭州论坛将“世界遗产与品质生活”确立为主题。2012年国际古迹遗址日前夕，ICOMOS世界遗产工作组主席阿尔弗雷多·康迪谈到，“有一些遗产的意义及价值突破了国家之间的边界，破坏或失去它意味着整个人类的贫困”。这种“贫困”是人类精神的匮乏！人之一生，短暂而脆弱，容易为欲望所侵蚀。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走近它们，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滋养着我们，自然的力量救赎着我们，它们[1]“能够让人了解，我们内在的心灵，它静谧且美丽”。世界遗产开启了我们认识世界、发现“真我”的全部征程，旅途中很多人成就了全新的自己。
穿越欧亚大陆直抵澳大利亚的新婚旅程，造就了Lonely Planet创始人惠勒夫妇针对自助旅行者的“黄色圣经”事业。一次朝圣之旅彻底改变了年近四十的商人保罗·科埃略的生活，追随自己的内心，他[2]终于成长为拉丁美洲最具影响力的畅销书作家。中国小伙子于晓东在个人生活遭遇较大变故的时候，猛然发现自己一直走在亲友们认为最正确、最稳妥的光明之路上，可不知不觉却把真正的自我和曾经的梦想丢失在路上。于是美国落基之西的游荡式旅行成为了他寻找真实自我和重拾梦想的过程。
2010年初结束在夏威夷为期一年的访学回到国内，异域生活的冲击与远离惯常世事的思考，使我心中滋长起愈发强烈的冲动——循着自己的内心做些事情，于是开始每学期在中央民族大学开设“世界遗产与旅游”的通识课。回想该课程开设之初，挑战很大！朋友和学生都曾问我，“你要在这门课程中讲些什么”？现有的教材大多聚焦于世界遗产地的介绍，而这显然不能满足现在学生的需求。他们说，如果是这样，我上网“百度”一下，可能内容更多，顶多再看一些相关的Discovery（发现）或国家地理频道的纪录片，观感上也绝对一流。但我想，再丰富的网络资源，再好的纪录片，学生面对的都只是机器；在夏威夷大学旁听课程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如何还课堂以更多的“人情”！同期，对心理学的偏好以及对自身发展的关注，使我对该课程“讲些什么”的回答日渐明晰：借“旅游”（或称旅行更恰当）这一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深入挖掘每一世界遗产地所传达的突出意义、普遍价值及保护之道；将旅行的意义拓展为人生的意义，从世界遗产价值发现人生的价值，使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增旅行之兴趣，长世界之见识，更能从屹立千年、万年的遗产中对生活之道有所领悟。几轮讲下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告诉我，感觉收获很多，对生活有了新的思考，对人生有所启发，思维和眼界拓展了。有学生在新年贺卡中写道：我找到了“挚爱”的一门课程！在与学生的互动中，他们的见解也丰富着我的人生，我们一起，沐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快乐中。《世界遗产与旅游》教材的撰写，使我对整个课程有更为系统的思考。本教材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有关世界遗产的背景知识、基本理论以及世界遗产与旅游的关系；第二、三部分分别讲述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第四部分介绍两类特殊的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以及濒危遗产，并从濒危遗产的论题出发，进一步探讨世界遗产的保护之道，以及如何做世界遗产地负责任的旅游者。教材力求展现地球演化与人类发展进程中最美的景观，分十余大类论述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让学习者在美的享受中理解自然、社会与人生。教材重点介绍36处世界遗产地，及1处正在申请中的遗产地——新西兰特卡波镇星空自然保护区。每一遗产地的讲述包括基本信息、UNESCO评价、入选标准、遗产地详细介绍，以及相关案例讨论（电子版，见网站链接）等，通过多层次、多角度阐述，使学生欣赏世界遗产所具有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并从中体味人类的价值，洞察快乐生活之道。“找寻旅行的意义”、“发现你的幸福之地”是课程的两项常规作业，促使学生静下心来捕捉令自己感动的瞬间和地点，感悟生活之美，发现真实的自己（部分学生感悟见第16章）。
本教材编著过程中参考了大量论文、书籍、报纸、期刊等，引用文字在参考文献中尽可能详尽地进行了标注，所有图片的著作权者、出处在附录1集中列出，在此特向相关著作权者表示深深的感谢！特别是在国内首开“世界遗产”公选课程并撰写教材的北京大学晁华山教授，其开创性工作为本教材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材部分文字来自于笔者之前与北京林业大学张茵老师等合作编著的《旅游资源[3]学》一书，特向张茵老师致谢！资料庞杂，恐有挂一漏万之处，遗漏处向相关作者深表歉意！该教材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家人的理解和鼓励，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杨书澜主任、闵艳芸女士、魏冬峰女士的倾心帮助。文稿编写过程中，夏威夷大学的刘莉萍老师对世界遗产入选标准的翻译稿进行了校对，参与资料整理的学生有杨祖文（附录2内容整理）、王彦、卢绘存（部分入选标准初译）、梁悦庆、吴春美（1处世界遗产地初稿撰写）等，一些朋友无偿提供了世界遗产地的照片，在此一并致谢！
穿越历史千万年，世界遗产散发着不朽的光芒，在当今浮躁的社会氛围中，如何使之帮助我们安顿躁动的灵魂，探索才刚刚开始，欣慰的是已经在路上！不足之处还很多，我会继续努力，好的意见和建议可通过minzudaxue2005@so-hu.com的邮箱发送给我。希望可抛砖引玉，使《世界遗产与旅游》在未来成长为一门令老师和学生都有收获的课程！李燕琴2012年8月24日于博雅西园第一编世界遗产与旅游
每年夏天，尼罗河的泛滥虽会带来肥沃的土地，但同时也威胁着城市的发展与生命的安全。1954年，埃及政府决定修建阿斯旺水坝以获得防洪、发电和灌溉之利。水坝的修筑将形成一座长500千米、宽35千米的大蓄水湖，人工湖将淹没位于埃及与南方邻国之间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努比亚地区，也将改变努比亚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埃及与苏丹政府的请求下，1960年，UNESCO发起了一项超越了国家利益的拯救努比亚文物的国际行动。
抢救工程主要有两项：一是把阿布辛拜勒的两座岩体神庙迁至山顶的人工湖之上；二是把菲莱庙群从较低的岛上迁至位置较高的另一座岛上。阿布辛拜勒神庙规模庞大，迁移十分艰巨，整个神庙岩体被锯成大块，再运到山顶拼合（见图1-1）。1967年神庙在山顶新址落成。图1-1 拆解阿布辛拜勒神庙
大庙被切成807块，小庙被切成235块，每块重约二三十吨。石块用起重机谨慎吊运，运至贮石场按编号存放，然后再运至新址重新装配。装配时，正面的接缝全部用与石头同样颜色的灰浆补严实，几乎未留下任何切割过的痕迹；庙内装饰面却故意接缝明显，让游客与后人联想起神庙的搬迁。
为纪念这一拆迁工程，施工人员在新址地下埋放了1本古兰经、2张埃及报纸和一些埃及硬币以及搬迁过程的文件。1980年拯救努比亚文物的国际行动正式结束，期间专家们进行了四十多次大规模的挽救古迹活动，共耗资8000万美元，其中有一半集资于五十多个国家。1979年阿布辛拜勒至菲莱的努比亚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4]（见图1-2）。[5]图1-2 埃及阿布辛拜勒神庙（1979）
公元前1275年，古埃及最伟大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所建。其精妙之处是每年春分和秋分时节，阳光会穿过长长的甬道直接照射在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上，营造出举世无双的“日出奇观”。迁移后的神庙成功地保持了这一特色。有旅游者试图在现场寻找神庙搬动的痕迹，终以失败告终，不禁感叹“古人有古人的伟大，但现代人依旧让人惊叹”。
努比亚行动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对其他类似保护行动的促进，如挽救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考古遗迹、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等行动。
2009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在埃及召开国际会议纪念努比亚行动50周年。“这是第一场国际文物保护运动，也是一场规模空前、至今无与伦比的技术壮举……”，UNESCO表示：“迄今为止，这场独一无二的行动，为树立人类共同遗产的重要观念铺了一条坦途，从而巩固了1972年签署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6]（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这正是这场伟大运动所留给我们的经久不衰的遗产。”第1章 世界遗产
由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这一场国际保护运动被普遍视为一场规模空前、至今无与伦比的技术壮举……教科文组织呼吁拯救这些世界最灿烂、最悠久文明之一的壮美遗迹，让全世界人民感受到文化遗产的普遍重要意义。迄今为止，这场运动是这方面独一无二的行动，它为树立人类共同遗产的重要观念铺平了道路，从而巩固了1972年签署的《世界遗产公约》。——UNESCO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于“纪念努比亚运动50周年”大会上的致辞第一节 世界遗产定义与分类→什么是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图1-3 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
1960年，UNESCO发起的“国际保护行动”特别强调“人类共同的遗产”和“人类分担保护的责任”两个概念。不谋而合的是，6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中也出现了类似观念，认为自然是一种财富和遗产，对其的保护关系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未来。1965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上最早提出“世界遗产”的概念，认为它“关系所有世界公民的现实和未来的利益”。上述提案在1972年法国巴黎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得到响应，11月16日，UNESCO通过《世界遗产公约》，公约承诺“全人类同意为保护和守卫杰出财富与独特现象共同努力”。公约所约定的世界遗产特指：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而又无法替代的、为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财富，它包括亿万年地球史上、人类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自然奇观、人造工程、人与自然的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等。
世界遗产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全球最珍贵的地方”，是每一个民族在人类文明中的足迹，是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的源泉。北大学者俞孔坚将世界遗产比喻为民族的“身份证”。他认为，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都带有显著的民族特征。文化遗产是从文化意义上标识出一个民族的个性和历史记忆；自然遗产则是文化遗产的本源，因为文化本身是适应自然的过程、现象和格局发展而形成的，正是中国多样化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艺术和社会格局。与此同时，世界遗产也成为联结全人类的黄金纽带，在“国际保护行动”中，它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界线，践行了教科文组织“和平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间对话”的使命。
世界遗产被联合国界定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其定义应符合如下原则：（1）“禁止据为己有”，即共同遗产不是属于国家、私人的财产；（2）“非军事化”，即专门为和平目的加以利用，不带有侵略性；（3）“共同利益”，即对资源利用带来的福利属于所有国家，属于全人类（包括当代与后代）（欧斌等，2003）。
总之，“世界遗产”是一种特殊的遗产，有独特的评价标准和管理方式，其目的是服务于国际团结与协作，实现世界和平。世界遗产可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三大类型。截止到2012年7月，共有157个国家962处世界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745处，自然遗产188处，双重遗产29处（见表1-1）。表1-1 至2012年7月各地区世界遗产数
注：1.俄罗斯及高加索国家的世界遗产被计入欧洲的数量中。
2.乌布苏盆地为蒙古和俄罗斯共有的自然遗产，被计算到亚洲的数量中。
3.有1项位于主权有争议的耶路撒冷，由约旦代为申请列入。
1982年4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委员会（ICOMOS：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在突尼斯首次提出世界遗产日，并于次年11月在UNESCO第22届大会上得到批准，现已得到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2001年起，ICOMOS还为每年的这个日子设立一个主题，强调所关注的文化遗产诸多内容与层面中的一项，如2011年的主题为“文化遗产和水环境”。→文化遗产（Culture Heritage）“尼姆的圆形剧场和加德桥（Pont du Gard）带给法国的要远比它们让罗马人花费的多。”阿贝·格雷戈瓦（Abbé Grégoire）在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说过的这句话至今仍然有效。我们对遗产的投资将带来明显有益的回报。——ICOMOS法国国家委员会荣誉主席本杰明·穆顿
世界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古迹、建筑群和考古遗址三大类，它们都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人类学或科学等价值，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或是为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特殊的见证等。具体包括以下方面。（1）文物古迹（Monuments）：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碑雕和壁画、考古元素或结构、铭文、洞窟以及特殊联合体。（2）建筑群（Group of building）：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整体和谐或与所处景观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独立的或相互连接的建筑群。（3）遗址（Sites）：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的工程以及考古发掘所在地。
文化遗产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持续述说着人类的智能及活动的结晶。教科文组织提出世界遗产项目必须“加强所有人属于一个世界的感觉”，意在突出统一的“人类大家庭”的概念。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遗产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具有辩证关系：“文化遗产可以定义为由每个文化的过去传下来的物质符号的全体——无论艺术的还是象征的，因此是传给整个人类的。作为肯定和丰富文化特性的要素，文化遗产是人类经验的仓库。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是任何文化政策的基石。”
但由于特殊历史时代导致的局限性，这种美好愿望的实现却遇到[7]了阻碍。世界文化遗产定义受到《威尼斯宪章》中“历史建筑类文物”思想的影响，倾向保护“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文化”被更多理解为艺术产品和外部实践，注重的是“消逝的文明”及其代表性的纪念物、考古遗址、著名的建筑群等，而不是“深刻的、内在的、造成身份的思想、感情、理解和存在于世界上的方法”（转引自史晨暄，2008）；强调的是“凝固的历史”，而不是“活态的文化”。这种偏向导致了《世界遗产公约》实施后，欧洲文物类型遗产的大量列入，导致《名录》在地区间、遗产类型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并一直延续至今。
截止到1991年的《名录》中，欧洲及北美地区的世界遗产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约44%，见图1-4），而全部遗产中文化遗产所占比例更是高达72%。2012年，上述情况并无改观，如欧洲及北美地区的世界遗产占比高达48%，文化遗产的占比也上升为77%。图1-41991年和2012年世界遗产的地区分布
遗产数量在各国之间的不均衡分布阻碍了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遗产保护运动促进文化间平等、人类团结与世界和平的目标。UNESCO虽然承认了文化的相对性和历史的多线进化，但对文化体系的构建却极为褊狭，体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也反映出一种新理论提出与付诸实践之间的差距（史晨暄，2008）。
1994年世界遗产全球战略会议借鉴了人类学理论，提出人类历史不是“单独的文物”，而是由复杂和多维的文化共同构成。文化遗产的概念从这时开始放弃“纪念性建筑”视角，转向更加人类学的和全球的“世界不同文化的物质证据”的概念，一些特殊类型的文化遗产相继被提出，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自然遗产（Natural Heritage）：
不要碰它（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岁月已经为它留下了痕迹，人类只会破坏它……为你的孩子，孩子的孩子，还有比你晚来的人，好好保护它。——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3《世界遗产公约》给自然遗产的定义是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1）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2）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3）从科学、保存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
自然遗产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的历史见证。它们或以其纯粹的美令人震惊，如加拿大高耸的落基山脉、澳大利亚多彩的大堡礁或挪威瑰丽的峡湾；或以其雄伟广阔引发人无限遐想，如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边界咆哮的维多利亚瀑布、俄罗斯浩渺的贝加尔湖以及瑞士壮丽的阿雷奇冰川；还有一些地方以其珍贵而脆弱的生态系统而成为地球上的珍宝，如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又叫科隆群岛）、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等。总之，自然遗产无与伦比的特色使得它们成为了“无可取代的生命力及灵感源泉”。所以，从另一角度看，保护自然遗产也是在保护人类赖以延续的创造力和心灵的家园。北京市西南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显示（见图1-5），在人类的黎明时代，大自然就为人类提供了天然的居所，果腹的食物，避寒的衣物，甚至装扮的“饰品”，这里记载着人与自然最紧密的联系，也为“人为什么能在自然中获得快乐和灵感”提供了最佳的佐证。图1-5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987）
距今70万—20万年前，“北京人”生活于北京市西南48千米处的龙骨山。山地多为石灰岩，水力作用下形成的天然洞穴成为黎明时代人类的天然居所。“北京人”遗址上方，发现有距今3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遗址。洞内还挖掘出骨针、穿孔的骨坠、石珠串联而成的“项链”等，这足以证明他们已学会缝制兽皮衣服御寒，懂得从大自然中取材装扮自己，显示出人类原始的艺术萌芽。
但遗憾的是，“世界遗产”脱胎于“欧洲文物保护”的历史，使自然遗产一直无法在“世界遗产”的“大家庭”中与文化遗产“平起平坐”。如图1-6，截止到2011年6月，自然遗产加之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也只占到全部遗产数量的23%，而在1986年该比例还是28%。这种结构失衡，除可在“世界遗产”的渊源上寻找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如：其一，尽管伴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尊重自然的呼声愈来愈高，但“人类中心论”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其二，早期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完全割裂开来，且自然遗产概念狭窄，中后期开始注意到很多景观得益于文化与自然的共同作用，但作为“人与自然的联合作品”的文化景观却被归为文化遗产，这进一步加剧了《名录》中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不平衡。图1-62011年文化与自然遗产比例图→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Mixed Properties）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巨大问号的阴影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到哪儿去？——威廉·房龙
房龙说，人类是最晚出现，却是最早懂得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征服自然的动物。自从人从自然中“走出”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困惑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文化中人对自然的征服是最核心的主题，而东方文化中从未中断对“天人合一”理念的追求。中国著名哲学家贺麟在20世纪40年代将这种关系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客混一。在原始民族中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自然，也不知道什么叫人生。人类的个性均埋没在外界的自然中，没有自我意识的存在。
第二阶段，主客分离。自然与人生为对立面，二者互争主奴，不是人生征服自然，就是自然征服人生。进而人经由自己创造对立、征服对立而获得“成长”的机会，由草昧时期进入物质文明的阶段。
第三阶段，主客合一。经自然与人生的对立后，自然成为精神化的自然，人生成为自然化的人生。人成为最能了解自然的知己，自然在人的灵魂里愈发绽放光明。这可谓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境界。
由于《世界遗产公约》是一个西方文化主导的产物，因而从一开始世界遗产便带着深刻的西方传统哲学烙印：即人与自然的对立。《世界遗产公约》将遗产分为了文化和自然两大类，其界限泾渭分明，各有一套评价标准。只有那些同时符合两者认定标准的地方才有幸成为一类特殊的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该类遗产代表了“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兼具文化与自然特色，为最稀少的一种，至2012年全世界只有29处（见表1-2）。表1-22012年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列表①评价标准的含义见表1-4。
注：（i）（ii）（iii）（iv）（v）（vi）为文化遗产评价标准；（vii）（viii）（ix）（x）为自然遗产评价标准。
一方面，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记载了人与自然在地球之上共同创造的经典之作，见证了二者和谐相处的历史。如澳大利亚的卡卡杜国家公园（见图1-7）它是卡卡杜族的故土，有着适合各种动植物繁衍的理想环境，传承了世界上还存活着的最古老的文化。卡卡杜人的祖先至少在4万年前就已从东南亚迁来，而1972年以前，数百名土著人仍然在这里过着不为外界所知的石器时代群居的原始生活。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在这里却长久地定格下来，使我们得以重温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图1-7 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1981）
这是独一无二的考古和人种保护区，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州，四万多年以来，一直有人类在此居住。这里的石洞壁画、石刻以及考古遗址完整记录了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技能和生活方式，包括从史前狩猎采集者到如今仍在此生息的土著居民。这里还是各种生态系统共存的一个特例，包括潮坪、漫滩、低地和高原，为当地大量的珍稀动植物[8]提供了栖息之地。
另一方面，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出现加剧着文化与自然的对立。在各国实践中，有太多文化和自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遗产，要想把它们列入《名录》，就必须将其中的人文和自然因素人为地分离，否则申报时将无所适从，由此“文化”和“自然”被现实地推到了两个对立的极端。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一问题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之后直接导致了1992年“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的出现。→特殊类型的文化遗产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一）
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
在树荫下，在湖水边，
迎着微风起舞翩翩。
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
……
每当我躺在床上不眠，
或心神空茫，或默默沉思，
它们常在心灵中闪现，
那是孤独之中的福祉；
于是我的心便涨满幸福，
和水仙一同翩翩起舞。——选自英国湖畔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9]
英国湖区不仅有着绚丽的自然景色，更拥有丰厚的文化蕴藏，是英国人的心灵之乡。那里有史前的人类聚落遗址、罗马的堡垒、中世纪的修道院，而且还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基地。在湖区曾有不少英国著名诗人、作家长年在那里生活、创作。著名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曾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地方能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在光影的幻化之中，展示出如此壮观优美的景致。”湖区曾在1986年和1989年两次申报世界遗产，但是对于这样一种既有历史文化渊源，又有自然乡村风光，人文与自然密不可分，同时仍然不断有机演进的富有集合意象的遗产，在当时的操作指南中却找不到对应的提名标准。这对世界遗产的实践带来重大震动，刺激世界遗产委员会认真思考在世界遗产中应该如何纳入有人类影响的景观。
1992年第16届世界遗产大会终于通过了文化遗产标准的修订，谨慎增设了“文化景观”这一特殊类别并制定了相应标准，强调其为“人类和自然的共同作品”，从而架构起自然和人文之间的桥梁，同时也使遗产理念从精英、伟大、静止向平民、普通、动态方向发展。“景观（Landscape）”一词可追溯到公元500年的日耳曼—盎格鲁语系。“Landscaef”这个词被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带到英国，其原义是森林中清理出来的空地，上面有动物、小屋、田地和围栏，本质上是一种从森林和荒野中分离出来的农业景观。因此“景观”从一开始即指被文化过程赋予价值的人工作品。换句话说，景观本身是、而且始终是包含了人类意义和价值的文化架构。由此，文化景观恰好处在了自然和文化、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交界面上，它们代表了一种紧密的关系网络，而这种关系正是文化和种族认同感的本质所在。依据《欧洲景观公约》，景观是“人类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也是“个人和社会福祉的重要元素”。《世界遗产公约》提出，文化景观的选择应基于其自身突出而普遍的价值，划定的地理—文化区域要具有明确的代表性，体现出此类区域基本而独特的文化能力。在这里，土地被持久使用，景观的自然价值却得以提高，故保护文化景观也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文化景观的加入，丰富和完善了世界遗产概念的内涵。
世界遗产委员会颁布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10]作指南》将文化景观分为三大类型：（1）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
2009年，五台山继庐山之后成为我国第二个世界文化景观。五台山有着东亚乃至世界现存最庞大的佛教古建筑群。自东汉永平年间起，历代在此修造的寺庙鳞次栉比，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全方位见证了近两千年间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及其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历程。（2）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联系或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它又包括两种次类别：
一是残遗物（或化石）景观，代表一种过去某段时间已完结的进化过程，不管是突发的或是渐进的。它们之所以具有突出、普遍价值，还在于其显著特点依然体现在实物上。它们虽不完整，却真实地记载了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一段历史。
2004年入选世界遗产的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占地121967公顷，包括鄂尔浑河两岸辽阔的牧地与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考古遗迹群。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中的遗址都清楚地反映出游牧生活、游牧民族社会与管理和宗教中心的共生关联性，并且展现出鄂尔浑峡谷在中亚历史上的重要性。现在这片草原上仍有蒙古国的游牧民族在此放牧。峡谷内几处宗庙的遗址反映了当时的蒙古已经受到佛教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出现融合的趋势。
二是持续性景观，它在现代与传统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社会中，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作用，而且其自身演变过程仍在进行之中，同时又展示了历史上其演变发展的物证。图1-8 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1995）
两千年以来，伊富高山上的稻田一直是依山坡地形种植的。种植知识代代相传，神圣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使这里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体现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征服和融合。
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见图1-8）是世界最大的人造灌溉系统，它以悠久的历史、广袤的面积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技术而闻名世界。两千年来，当地伊富高部落的民众为了防止土壤流失，不辞辛劳地用一块块的岩石垒成一道道的堤坝，直至成为现在被美誉为“通往天堂的天梯”的稻米梯田。与此同时，伊富高人并未融入现代的主流社会，而是继续从事传统的农耕生活，仍保持自己的信仰。（3）关联性文化景观。这类景观列入《名录》，以其与自然、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其一般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第vi条，即“与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事件或者活的传统、理念、信仰、艺术及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因此该类文化遗产被认为不仅联系了自然和文化遗产，也在物质和非物质遗产间架起桥梁。原住民，特别是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原住民所处的文化景观多属于此类世界遗产。
1993年新西兰的汤加里罗国家公园（见图1-9）成为世界上第一处文化景观。公园包括3个著名的活火山：汤加里罗、恩奥鲁霍艾、鲁阿佩胡火山，这里原来归毛利族部落所有，毛利人视汤加里罗火山为圣地。1887年，毛利人为了维护山区的神圣，不让欧洲人把山分片出售，将3座火山献给国家。1894年新西兰政府将其辟为国家公园。图1-9 新西兰汤加里罗国家公园（1993）
1993年，汤加里罗成为第一处根据修改后的文化景观标准被列入《名录》的遗址。地处公园中心的群山对毛利人具有文化和宗教意义，象征着毛利人社会与外界环境的精神联系。公园里有活火山、死活山和不同层次的生态系统以及非常美丽的风景。
自1993年至今，共有66处世界遗产以文化景观类型入选《名录》。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文化景观的上升期”。这种上升是对20世纪60—70年代只注重伟大纪念物、考古遗址、著名建筑群和与财富名声相关联的历史场址的遗产观发起的挑战，也是对大众历史兴趣的进一步拓宽。
为了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维护更多样的地球，世界遗产近年对文化景观特别关注。2004年，ICOMOS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遗产景观的奈克提西宣言》指出，世界遗产中人和自然的分离关系极大地阻碍了遗产景观的观念，现在是时候让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贡献自己的价值了。
文化景观更好地表达了长久以来人与自然间的密切关系，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包括自然景观及其中的建筑物、人物、神话、宗教、仪式，甚至是动植物与饮食。故有学者认为，文化景观的增加有着取代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趋势。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对文明、文化和民族间对话的追求深深扎根于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及其各项计划和决议。增进对话以“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是教科文组织使命的核心。——UNESCO
为了增进文化间平等，加强人类团结，教科文组织强调文化遗产必须来自“每个文化”，也强调不同文化间相互促进的重要性。为此，教科文组织开展了“文化间对话之路”项目，包括丝绸之路、佛教之路、耶路撒冷信仰之路、奴隶之路、非洲钢铁之路及“两个世界接触500年”等，并逐渐衍生出世界遗产中的“文化线路”类型。和以往的世界遗产相比，文化线路注入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由重视静态遗产向同时重视动态遗产方向发展，由单个遗产向同时重视群体遗产方向发展。
2008年，ICOMOS第16次大会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被正式纳入《名录》的范畴。该宪章明确了文化线路的定义：
任何交通线路，无论是陆路、水路、还是其他类型，拥有清晰的物理界限和自身所具有的特定活力和历史功能为特征，以服务于一个特定的明确界定的目的，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它必须产生于并反映人类的相互往来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相互交流；它必须在时间上促进受影响文化间的交流，使它们在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上都反映出来；它必须要集中在一个与其存在于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相关联的动态系统中。图1-106处《名录》中的文化线路案例分布图
文化线路强调文化相互影响导致的交融性和多源性，有助于消解民族主义，建立人类团结。因此，文化线路类型从产生之始就获得教科文组织格外的重视。图1-10显示出最早进入《名录》的6条文化线路，诚如《文化线路宪章》所言，“文化线路构成了一个浓缩不同文化的文化遗产，这一遗产体现出不同文化中丰富的共同特点和价值体系，滋润并在整体价值上超越了这些文化”。
早期的文化线路中，法国到西班牙冈斯特拉的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最为有名，其分别在法国及西班牙境内被列入《名录》，相关建筑数百栋。该朝圣之路兴起于9世纪初期圣雅各布坟墓的发现；圣墓发现之后，该线路成为基督教第三条朝圣之路，对于促进伊比利亚半岛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3年，冈斯特拉的圣地亚哥朝圣之路作为第一条文化线路列入《名录》，其直接导致的主题研究会议“线路作为我们遗产的一部分”，推动了文化线路作为特殊类型列入《操作指南》。1998年，朝圣之路的法国部分被列入《名录》，从法国到圣地亚哥著名的线路有四条（见图1-11），分别由巴黎（Par-is）、亚勒（Arles）、维泽列（Vézelay）及勒普（Le Puy）起程。法国曾对四条朝圣路上的建筑作过普查，认定了约800处相关遗产，在法国则明确了71处遗产，包括了本身就是世界遗产的韦兹莱教堂及布尔日大教堂。图1-11 前往圣地亚哥之路（法国部分）
圣地亚哥之路已经超越了宗教本身的含义，《玩转地球》中提到，“游客在徒步前往圣地亚哥的漫长路途中在领略西班牙北部美丽的自然风光之外，同时能够感受到朝圣者虔诚的心”。一位踏上这条路的中国游客也感叹，它是人们对灵性的一种追求，虽然基本上没有人能坚持从起点走到终点，但是经历过的人们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在旅行越来越便捷的今天，很多地方太容易到达，这样的旅行似乎缺少了对一路上所看到的生命和信息的尊重。因此，无关乎宗教，一次长途的徒步旅行，放慢速度，成了人生的一种必要。
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线路类型的世界遗产资源尤其丰富。目前，丝绸之路、灵渠和京杭大运河已于2008年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
综上所述，世界遗产类型（见图1-12）的日益丰富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本质的探讨。地理环境为人类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多姿的舞台，人的“智慧”无论是以有形的建筑、聚落、遗址，抑或城镇、文化线路的方式留存，还是以无形的政治、经济、民族、技术、艺术的方式传承，除了可践行UNESCO的使命外，也为后来者探寻“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进而为每一个个体回到生活的本质，遵从自然人生，了悟生命的意义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图1-12 世界遗产类型关系图
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包括在世界遗产范畴内，它们是UNESCO的两项不同计划。第二节 世界遗产的申报与管理【延伸阅读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站在巴黎铁塔274米的第三层瞭望台往东望去，越过战神公园，拿破仑深造的皇家军事学院大门右前方，就是UNESCO的总部，也是世界遗产中心、世界遗产委员会所在地，全球自然及文化遗产数据都保存在总部大楼内。大楼呈“Y”形，故又名“三翼楼”。空中俯瞰，建筑群犹如汉语的“人”字，“人”字“相互支撑”的寓意与UNESCO追求“世界和平”的使命不谋而合。→世界遗产申报流程
根据UNESCO文件，如图1-13，世界遗产的申报需要完成以下步骤：（1）一个国家首先要签署《世界遗产公约》并保证保护该国的[11]文化和自然遗产，成为缔约国；（2）任何缔约国要把本土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出一个预备名单；（3）从预备名单中筛选要列入《名录》的遗产；（4）把填写好的提名表格寄给UNESCO世界遗产中心；（5）UNESCO世界遗产中心检查提名是否完全，并送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自然遗产）和ICOMOS（文化遗产）评审；（6）专家到现场评估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情况。按照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标准，IUCN和ICOMOS对上交的提名进行评审；（7）IUCN和ICOMOS提交评估报告；（8）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的7名成员审查提名评估报告，并向委员会提交推荐名单；（9）由21名成员组成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最终决定入选、推迟入选或淘汰的名单。图1-13 世界遗产的申报步骤
一般的世界遗产申报流程之外，也有特例，如1981年作为文化遗产列入《名录》的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墙（见图1-14），在《名录》中其名称的后面特别标注了“约旦提出”的字样，并被予以单列，没有归属在任何国家名下。图1-14 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1980）
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城，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在它的220多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中，有建于7世纪的著名岩石圆顶寺，其外墙装饰有许多美丽的几何图案和植物图案。三大宗教都认为耶路撒冷是亚伯拉罕的殉难地。哭墙分隔出代表三种不同宗教的部分，圣墓大教堂的复活大殿庇护着耶稣的墓地。
1980年第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约旦政府提出将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请求，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有关规定，一项世界遗产的产生，首先要由缔约国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一份申请。而约旦显然不符合这样的规定，但是考虑到耶路撒冷特殊的国际地位和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和宗教、文化方面的重要性，世界遗产中心接受了约旦的申报，并派出ICOMOS的专家，帮助申报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在1981年的第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进行审议时，虽然与会代表多少对由约旦政府提出的申报存在着一定的看法，但是在最后表决时还是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获得了通过。以色列由于是非缔约国，其参会的要求被拒绝。
为了对耶路撒冷这一跨国家、跨文化和跨宗教的重要城市的地位表示赞颂，并使该城成为各族人民之间和平与理解的中心，UNESCO推出了一个“信仰之路”项目，作为“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1991年出台的该项目由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平对话而获得了新的意义。教科文组织跨文化项目处主任杜杜·迪耶纳先生指出，该项目有可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新的机会，通过努力重新发现昔日这三个宗教之间所形成的那种盘根错节的关系，而对和平进程有所促进。
由于“世界遗产”头衔给所在国与所在区域带来的巨大效益，申请世界遗产越来越为各缔约国所重视，每年申报的国家和所报的项目越来越多。2002年6月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6届会议决定，今后审批世界遗产的条件将更严格，一个国家一次只能提出一处申请，尚没有世界遗产景点的国家将享有优先权。但是在2004年苏州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根据各国的意见，又作了修改，允许从2006年起，每个国家可以提交两项预备世界遗产，但其中必须至少有一项是自然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是政府间组织，成立于1976年11月，由21名成员组成，负责《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主要决定哪些遗产可以录入《名录》，对已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委员会成员每届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委员会内由7名成员构成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筹划委员会的工作。表1-3 最近10次世界遗产大会
世界遗产委员会承担4项主要任务：（1）在挑选录入《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时，负责对世界遗产的定义进行解释。在完成这项任务时，该委员会得到ICOMOS和IUCN的帮助；这两个组织仔细审查各缔约国对世界遗产的提名，并针对每一项提名写出评估报告。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也对该委员会提出建议，并提供文化遗产方面的培训。（2）审查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当遗产得不到恰当的处理和保护时，该委员会让缔约国采取特别性保护措施。（3）经过与有关缔约国协商，该委员会作出决定把濒危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以下简称《濒危名录》）。（4）管理世界遗产基金。对为保护遗产而申请援助的国家给予技术和财力援助。→世界遗产中心（World Heritage Center）
由于世界遗产逐年增多，日常事务工作日益繁重，1992年UNESCO正式设置了世界遗产中心，即“公约执行秘书处”，与教科文组织总部同在巴黎。该中心主旨在于协调UNESCO关于世界遗产的相关事宜，协助缔约国执行《世界遗产公约》，确保世界遗产始终受到公约的保护与管理。同时，世界遗产中心也需要筹备每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与世界遗产局的年会事宜，给准备提报《名录》的缔约国提供建议，协助需要国际援助的国家申请世界遗产基金，以及为遭遇威胁的遗产地提供紧急行动方案并记录其发展等。
此外，该中心也会举办技术工作营与座谈会，同时负责更新世界遗产的最新名录与数据库系统，发展出一些可以提升大众遗产保护认识的媒介，并持续关注世界遗产相关的公共议题。如1994年，中心与UNESCO联系学校项目网络（ASPNet：Associated Schools Project Network）发起了“年轻人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项目，激励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积极参与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并在世界遗产的保护中成为活跃的宣传者。后来在此工作基础上，UNESCO专门编写了相关教材——《世界遗产与年轻人》（见图1-15）。图1-15︽世界遗产与年轻人︾
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98年，中文版出版于2001年，至今已有多种文字版本。英文版的副标题是“To Know Cherish and Act”，中文意思是了解、珍惜和行动。启示年轻人要了解世界遗产、珍惜世界遗产并要切实落实到行动中去第三节 世界遗产的核心理念：原真性（Authenticity）与完整性（Integrity）
2000年8月4日，中国14位著名专家教授和院士联名发出紧急呼吁：立即停止泰山中天门—岱顶索道违规扩建工程，尽快拆除原有的建筑物，恢复岱顶植被，保护泰山这一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按国务院批准的有关规划，1983年建成运行的泰山中天门—岱顶的索道已期满，理应将索道及其相关建筑物全部拆除，恢复泰山的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但有关单位不仅没有拆除反而准备大规模扩建，设计增加5倍多的运量，增建11座支架。专家们认为，这将严重损害泰山的雄伟形象。——侯仁之，吴良镛，谢凝高等，2000
遗憾的是，专家的呼吁在媒体的力挺之下，仍以失败告终。2000年9月22日，泰山新索道又如期竣工交付使用。据统计，新索道仅一个站，就损坏岩石面积1.9万平方米。作为力阻这一工程的14名专家之一的谢凝高教授曾23次登临泰山，几十年来详尽的研究使他对泰山了如指掌。他感叹：“泰山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有眼不识泰山’！”谈到索道，他非常动情地说：“如果泰山是一个少女，这就好像在她的额头上砍了一刀。”
UNESCO早在1972年颁布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中就指出：“在生活条件加速变化的社会中，为人保存与其相称的生活环境，使之在其中接触到大自然和先辈一流的文明见证，这对人的平衡和发展十分重要。为此，应该使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把当代成就、昔日价值和自然之美纳入一个整体规划加以考虑。”可以说，保持世界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不仅是《世界遗产公约》的核心目标，也与人类整体的福利息息相关。遗产的原真性关乎人类的“记忆”，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理论力图维护人类“完整”的“根脉”。原真性、多样性、完整性犹如“土壤”中的养分，为栽培、滋养人类所不可或缺。
1997年版的《操作指南》第24条指出，一项文化遗产被提名列入《名录》时，委员会将认定其是否至少符合文化遗产的6条标准之一并检验其原真性。第44条指出，一项自然遗产在被提名列入《名录》时，委员会将认定其是否至少符合自然遗产的4条标准之一并检验其完整性。因此最初“原真性”的概念主要用于文化遗产，而“完整性”的概念则主要用于自然遗产。“原真性”概念最早出现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威尼斯宪章》充分表达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概念的内涵，即“最初的状态”与“当时的环境”。但世界不同文化区域对于什么是“原真的”，常常有着不同的想法。1992年日本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申报的法隆寺等木结构古建筑（见图1-16）在原真性检验中受到质疑——这些建筑在历史上经历了部分或全部的重建。日本认为当地的遗产保护方法延续了地方的文化文脉，重建是日本保护伦理的基础组成部分，不应该以西方或者欧洲的文脉进行评估，并为此召开了奈良会议来澄清自己的观点。奈良会议认为，原真性检验应该采纳更开放的、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法，关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及多种表达方式。会议通过的《奈良原真性文件》提出：“基于文化遗产的本质，它的文化文脉及其历时的演变，原真性判断可以联系到大量信息来源的价值。这些来源的方面可能包括形式和设计，材料和物质，使用和功能，传统和技术，位置和环境，精神和感觉，以及其他内在和外在因素。”上述内容在2005年《操作指南》修订时被全部采用。原真性概念的演变，回应了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文化间对话”的号召，并推动着遗产保护理论的持续发展。
完整性一词来源于拉丁词根，表示尚未被人扰动过的原始状态。1977年的《操作指南》中，完整性被阐释为：“应该意识到单独的地点可能不拥有最壮观或者突出的上述特征（即标准中描述的）。但是当这个地点被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同具有重要性的周边面貌的组合一起来看，整个地区可能被证明是一组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面貌的排列。”完整性主要用于评价自然遗产，如原始森林或野生生物区等。完整性原则既保证了世界遗产的价值，同时也为遗产的保护划定了原则性范围。当遗产地区内或周围受到不当的开发破坏而危及遗产的本质时，就是减损了完整性。例如一条新公路将一处名列世界自然遗产的国家公园一分为二时，这条公路即严重危害了遗产的完整性。图1-16 日本法隆寺地区的佛教建筑物（1993）
在奈良县的法隆寺地区，约有48座佛教建筑，其中有一些建于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这些木结构建筑杰作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们展现了中国佛教建筑与日本文化的艺术融合的历史，还在于它们标志着宗教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为修建这些建筑的时候正是中国佛教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时期。
由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疆界”逐渐被打破，完整性概念也开始应用于所有遗产，尤其是那些“活的遗产”，如大尺度的城镇和文化景观等。以文化景观为例，其完整性指不同阶段的历史证据、意义以及景观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维持完整并且可解读。2000年，《基于非洲文脉的真实性完整性的津巴布韦会议》进一步强调了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关联、文化与自然的关联、有形与无形元素的关联。2005年新版《操作指南》，不再将原真性检验置于文化遗产的判据下，不再将完整性条件置于自然遗产的判据下，而将二者一并归入“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判据下。自此，原真性与完整性逐步走向统一。第四节 世界遗产的评价标准：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突出的普遍价值”是世界遗产概念的核心，也是备受瞩目的世界遗产评选活动的标准和依据。“突出的普遍价值”承载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对全人类都很重要。遗产原本属于某一国家或个人，而世界遗产要获得一种国际性的认可，这并不容易。因此，从1977年颁布以来，《操作指南》几乎每年修订。现行的2005年版指南中，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概念阐释为：“突出的普遍价值意味着文化和/或自然的意义，它们如此特殊，以至于超越了民族界限，对全人类的当代和后代都有共同的重要性。因此，对这些遗产的永久保护，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社会具有最高的重要性。”
史晨暄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地探寻了“突出的普遍价值”标准的变化及其背后多元因素的影响。将标准修订的历程按发展规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6），为依靠文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教科文组织强调了文化的复杂性、决定性。标准由对单独的实例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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