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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2 07: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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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里夫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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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试读:

前言

我们的工业文明正处在十字路口。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生活方式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正日渐枯竭,那些靠化石燃料驱动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也运转乏力。随之而来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失业问题到了危险的地步。政府、企业、消费者都陷入了债务泥沼,各地生活水平骤然下降。多达10亿人口——相当于全部人口的近七分之一——面临饥饿,这是史无前例的。

更糟糕的是,以化石燃料为能源开展的工业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日渐明显。科学家们提醒说,地球温度和化学性质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变化,这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他们担心在本世纪末可能会有大量的动植物灭绝,这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才能确保一个更公正、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

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革命达到了顶峰,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全球危机。过去30年里,我一直在寻求一种使人类进入“后碳”时代的新模式。经过反复探索,我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能源系统会加深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依赖性,促进经济交流,有利于发展更加丰富、更加包容的社会关系。伴随而来的通信革命也成为组织和管理新能源系统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忽然明白通信和能源这种新的结合方式即将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世界。在新时代,数以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就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消息一样。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

过去16年,我在沃顿商学院担任资深讲师,所讲内容涉及科学、技术、经济以及社会的新趋势。在高级管理课程中我介绍过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期5周的高级管理课程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和企业主管人员意识到了他们在21世纪即将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很快传播到了各个管理层,也成了欧盟各国首脑口中的政治高频词。

从2000年起,欧盟开始积极推行大幅减少碳足迹的政策,以加速向可持续发展经济时代的转变。欧洲各国制定了目标和基准,重新部署了研发的重点,并且为了适应新型的经济发展出台了法规条例,公布了新标准。与欧洲各国相反,美国人正沉迷于追捧硅谷最新研发出来的电子产品和热门应用程序。拥有住房的美国人都在为不断上涨的房地产市场兴奋不已,殊不知这种繁荣只是次贷催生的假象。

在美国,很少有人关心石油峰值的预测,对于气候变化将导致恶果的警告以及显示我们的经济并不健康的众多迹象也置之不理。整个美国都沉浸在一种自足甚至是自满的情绪中。这让我们更加确信,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所以才有这么好的运气。

虽然在自己的国家,我却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1850年,霍勒斯·格里利曾明智地建议每个对社会不满的人“去西部吧,年轻人,去西部”,我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反而决定“反其道而行”。我漂洋过海去了欧洲,因为那里的人们还在非常认真地思索人类未来的蓝图。

我知道,看到这里,很多美国读者都会翻着白眼说:“得了吧。欧洲都日落西山了,完全生活在过去的世界里,那里就是个大型的博物馆。它是个不错的度假地,但是在当今的世界竞技场上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对手了。”

我并不是不知道欧洲自身有很多问题、瑕疵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同样会因为自己的不足而遭到他人的指责。在美国人自以为是地翘起尾巴前,我们应该知道稳居世界经济第一宝座的不是美国或中国,而是欧盟。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50个州的总和还要多。从全球范围看,虽然欧盟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它绝对不容小视。而且在全球众多政府中,只有欧盟在孜孜不倦地探寻人类未来生存能力的问题。

因此,我一路往东去了欧洲。过去10年里,我有五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欧盟国家度过,有时也穿梭于大西洋两岸,和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一道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

2006年,我开始与欧洲议会的高级官员共同起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计划。2007年5月,欧洲议会发布了一份正式书面声明,宣布把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长远的经济规划以及欧盟发展的路线图。目前,欧洲委员会的诸多机构及其成员国正在执行第三次工业革命路线图。

一年后,2008年10月,也就是在全球经济崩溃几周后,我的事务所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怎样把危机转化为机遇。80位来自世界一流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涉及可再生能源、建筑、房地产、信息技术、电力和公共事业、交通运输以及物流业。

出席会议的商业领袖和行业协会都认为今后不能再独善其身,并且承诺建立一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网络,与政府、本地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争取将世界经济过渡到分散布局的“后碳”时代。由飞利浦、施耐德电气、IBM、思科系统、阿希奥纳、西图、奥雅纳、艾德里安·史密斯–戈登·吉尔建筑设计事务所、Q-Cells等公司组成的团体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发展团体。目前,它正与城市、地区及国家政府合作,制定将其经济结构转化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的总体规划。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构想很快传播到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国家。2011年5月24日,经合组织第50届部长级周年会议在巴黎召开,34个成员国的首脑和政府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我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五大支柱经济计划。这是经合组织绿色经济发展规划的首次展示,将为未来的“后碳”产业提供模板。

本书将展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美好前景,揭开这种经济模式的神秘面纱,深入了解实施这项工程的开拓者们——政府首脑、首席执行官、社会企业家,以及非政府组织。我有幸与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一起设计欧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蓝图。这些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欧盟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巴罗佐,以及欧洲理事会的五位主席。

欧洲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值得美国学习吗?我认为是这样,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无论步履多么蹒跚,欧洲人至少在想办法应对化石燃料即将枯竭的现实;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人仍不接受化石燃料时代就要终结的事实,不愿承认曾造福于我们的经济模式目前正举步维艰。美国应该向欧洲学习,坦率承认并努力应对这一现实。

美国能做些什么呢?欧洲已经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构想,美国无疑应该在这方面更胜一筹。麦迪逊、好莱坞、硅谷均是这方面的佼佼者。美国之所以受人尊敬,不是因为它精湛的制造工艺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因为它清晰、准确地预见未来的非凡能力。如果美国人掌握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精髓,他们有能力迅速实现这一梦想。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大工业革命的最后篇章,它将为即将到来的合作世纪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4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创造无数的新商机和就业机会。这项工程的结束将标志着以勤劳、创业和大量使用劳动力为特征的200年商业传奇故事的结束;同时,它标志着以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集中式的经营活动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让位于以节点组织的扁平化权力。

乍一看,扁平化权力的概念似乎与历史上的权力概念相矛盾。毕竟,传统上权力是金字塔式地由上到下组织起来的。然而,今天,因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而释放的合作性权力将从根本上重构人类的关系。这种重构将是全方位的,对未来社会将有着深远的影响。

到21世纪中叶时,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将由智能代理人管理。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市民社会里,这会解放更多的人力来创造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成为21世纪下半叶的主导者。虽然商业对人类的生存仍必不可少,但它已不足以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如果能成功地满足下半个世纪人类的物质需要——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些出类拔萃的公司很可能成为下一段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和经济体制可能的特征、工作原理,预测未来40年它可能的轨迹,并探索社区和世界各国在执行这一计划时存在的困难和机遇。

21世纪中叶,人类能否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希望之所在。现在,我们已具备了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规划等条件。能否充分认识到实现这种经济的可能性,能否及时鼓起勇气向目标前进,这都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第一分 即将爆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一章 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危机:你一定不知道

早上5点,我一边在跑步机上跑步,一边听着有线电视上的早新闻。这时听到一个记者正兴奋地报道一个被称为“茶党”的新政治运动组织。我走下跑步机,不知道自己是否听错了,只看到屏幕上都是愤怒的中年美国人,他们举着黄色的小旗,上面写着“不要压迫”,小旗上全是蛇的图案;其他人对着摄像机镜头挥舞着小旗,这些小旗上印有“禁止随意征税”、“关闭边境”、“气候变化是骗局”等标语。由于民众在异口同声地喊口号,我很难听清记者在说什么,他似乎在说一件自发的与草根运动有关的事情,这个草根运动组织正像野火般掠过中心地带。他们抗议政府管得太多,自由主义者职业政治家只想着自己发财,不顾选民的利益。对刚才的所见所闻,我难以置信。我好像看到了40年前我组织的活动。这是偶然的巧合吗?1973年的波士顿油党

1973年12月16日,黎明时分,雪花开始飘落。迎着冰冷的寒风,我直奔波士顿市区的法纳尔厅。法纳尔厅曾经是激进分子诸如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瑟夫·沃伦等反抗英王乔治三世及其代理人的地方。这个代理人就是臭名昭著、遭人唾骂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当时波士顿已陷入缺油困境数周。由于许多加油站已无油可加,交通拥堵现象已经好几天没有出现了。因为很少有加油站可以加油,为了加满油,司机们要排队等候数个小时;即使能幸运地加上油,司机也会被飞涨的油价震惊。短短几周时间内,油价已经翻番,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而那个时候,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只要美国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只要美国能为民众大量生产他们买得起的汽车,那么,民众的反应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民众为美国赢得了尊重,使美国成为20世纪的全球超级大国。

民族自豪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了冲击。两个月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实施了石油禁运,以抗议美国政府在斋月战争中重新供应以色列军事装备的决定。石油冲击迅速波及全世界。到12月时,世界石油价格已从每桶3美元飙升到了11.65美元。恐慌弥漫着大街小巷。最初和最明显的征兆在社区加油站表现出来。许多美国人相信:石油巨头正肆意利用这一时机推高石油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波士顿和全美各地司机的情绪迅速恶化。这就是1973年12月16日波士顿码头示威事件的背景。

这一天正是著名的波士顿茶党200周年纪念日,波士顿倾茶事件激起了美国民众对英国统治的反抗。美国民众本来就不满英国对出口到美国的茶叶和其他产品征收新税,塞缪尔·亚当斯又激发了民众的这一不满,于是有些人就把茶叶等货物倾倒进了波士顿海港。“禁止随意征税”迅速成为激进派的口号。这次公开反抗英国统治的行动引起了英国和它的13个殖民地之间一系列的反应。1776年英属13个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英国的殖民统治结束了。

离周年纪念日还有数周的时候,反对石油巨头的愤怒情绪不断升温。许多美国人异常愤怒,他们认为他们正在遭受冷血的全球性大公司的价格欺诈,这些公司曾扬言破坏美国人的基本权利——使用廉价石油和汽车的权利。美国民众认为,这种权利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等权利一样,是他们最基本的权利。

那时,我28岁——一个19世纪60年代经历过反对越南战争和争取民权运动的年轻活动分子。一年前,我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民众200周年纪念委员会,我希望它能替代尼克松成立的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委员会。官方200周年纪念活动的目的是庆祝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200周年。

之所以想到这种庆祝方式,部分原因是我与我新左派运动中的同事渐行渐远。由于我在芝加哥南部的一个工人聚居区长大——这是个商人、修理工、警察、消防员和居住在芝加哥畜牧场、铁路站和附近钢铁厂的家庭组成的社区——因而,我的内心充满爱国精神。游客每天都能看到我的邻居们门前飘扬的美国国旗。在这儿,每天都是美国国旗日。

我在美国梦中长大,并深深为我们的开国元勋折服,因为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佩恩、乔治·华盛顿这些革命思想家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追求人权、自由与幸福的。

我的许多新左派朋友出身名门,在精英聚集的环境中长大。他们致力于追求社会正义、平等与和平,但他们也从国外革命斗争,特别是“二战”后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获取灵感。我记得在许多政治集会中,毛泽东、胡志明和切·格瓦拉的思想被用做行动指南并且激励无私奉献的行为。我对这些感到好奇,因为我所接受的教育使我一直相信:土生土长的美国革命者才是对过去两个世纪反殖民主义斗争最具有启迪意义的人。

对年青一代来讲,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重温激进派诺言的机会,特别是由于白宫的庆典——这个仪式由尼克松总统和一大批商业支持者监督——深深地根植于贵族特权而非某种意义上的经济与社会正义。而这种经济与社会正义与我们敬仰的开国元勋的追求更为一致。

我们的计划是把茶党的周年纪念变成对石油公司的抗议。但对于是否有人愿意走上大街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并没有把握。由于以前从未举行过抗议大石油公司的活动,所以,也就无法预测人们愿意做什么。由于雪越下越大,我开始担心到场的人数会很少。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反战抗议通常会安排在春天,因为那时可能有更多的人参加。事实上,要在寒冷的冬天召集人数众多的抗议活动,就是对经验丰富的活动家来讲也绝非易事。

当我到达法纳尔厅时,我呆住了:成千上万的人正列队在通往大楼的街道上!他们举着标语,挥舞着横幅,上面写着“石油公司赔偿”、“打倒石油巨头”、“美国独立战争万岁”等口号。而那些涌入大厅的人则异口同声地高呼:“控告埃克森!”

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号召抗议者把今天当做为“能源自立”而进行的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的开始。然后,我们走上街头,沿着200年前茶党走过的路线,向格里芬码头行进。沿途,数千波士顿市民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些市民包括学生、蓝领工人、中产阶级,甚至整个家庭的人。当我们到达码头时,萨拉达茶叶公司的船(原为娱乐用船)已停靠在码头,两万多抗议者在岸边同声高呼“打倒石油巨头”。抗议声淹没了精心策划的典礼。一队来自格洛斯特北部的渔船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直接驶向萨拉达茶叶公司的船,而联邦政府官员和当地的权贵们正在这艘船上等待官方典礼的开始。伴随着成千上万抗议者的欢呼声,一些渔民登上并占领了这艘船,爬上桅顶,然后把空油桶——而非装茶叶的箱子——扔进了河里。第二天,《纽约时报》和这个地区的其他报纸都详细报道了在波士顿所发生的一切,所配的标题是“1973年属于波士顿油党”。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

35年后,即2008年7月,世界市场的油价冲到创纪录的每桶147美元,而在7年前,每桶价格却低于24美元。2001年,我曾预测石油危机就要来临,油价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上升到每桶50美元。我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广泛质疑,甚至是嘲讽。“我们这一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石油行业人士、主流地质学家和经济学家如是说。不久,油价急速上升。2007年年中,当油价超过每桶70美元的时候,全球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开始攀升。理由很简单,在全球经济体系下,任何商业活动都与石油和化石能源息息相关。种植粮食需要化学肥料和杀虫剂,水泥、塑料等建筑材料的生产需要化石燃料,大部分药剂的制造也需要化石燃料。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穿的衣服也是由石油产品人工合成的。交通、电力、热能和光源也概莫能外。整个人类文明都建立在石炭纪储存的碳资源上。

关于人类的生存,我经常想,5万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如何评价人类历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他们很可能把我们归为化石燃料人,并把我们这个时期称为碳时代,如同我们把过去称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一样。

当油价超过每桶100美元时(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2个国家爆发了自发的抗议和骚乱——在墨西哥发生了玉米粉圆饼抗议,在亚洲爆发了大米骚乱。这都是因为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引起的。对全球各地政治骚乱的恐惧引发了人们对石油及食品相关问题的全球性讨论。目前,全球有40%的人每天的生活水平是2美元或更低,大宗商品价格的微小变动都意味着普遍的风险。2008年,大豆和大麦价格上涨了1倍,小麦上涨了2倍,大米上涨了4倍。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说,有10亿人将面临饥饿。

受急剧上升的油价影响,发达国家中产消费者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商店中日常用品的价格直线上升,汽油价格和电价扶摇直上,建筑材料、药剂、包装材料的价格也飞速上涨,当然,还可以列出很长的名单。到春末,价格已高得令人望而生畏,世界范围内的购买力急速下降。2008年7月,全球经济骤然减速。这次经济大地震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6天后,余震来临,金融市场崩溃。

政府首脑、商业领袖、经济学家们有义务找出造成世界经济动荡的真正原因。他们仍然认为,信用泡沫和政府债务与油价之间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处于石油世纪的衰退期。各国领导人如果仍然认为信用和债务危机仅仅是由于未能有效地监管市场,他们就不可能找出危机的根源并有效应对。

我把2008年7月发生的一切称为全球化的巅峰期。虽然这个世界仍有许多未知存在,但很明显的是,在一个极其依赖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经济体系里,就推动经济增长而言,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同时,我认为,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严峻现实,因为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否则,人类文明就有消失的危险。

全球化受阻的原因是人均石油占有量已达到了峰值,这不应该与“全球石油产量峰值”混淆。后者被称为哈伯特曲线,是石油地质学家用来表述石油产量到达顶点的术语。

M·金·哈伯特是一位地球物理学者,他从1956年就开始在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哈伯特在随后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论文中预测,大约在1965年到1970年之间,美国本土48个州的石油产量将达到峰值。他的预测遭到了同事的嘲讽。当时,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生产国,美国失去领先地位的想法让人难以想象,因而也就被置之不理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的预测是正确的。美国的石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峰值,随后进入了长期的下降通道。

在过去的40年里,地质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全球石油产量峰值什么时候到来。根据他们制作的模型,乐观者认为,峰值大约在2025~2035年来临;悲观者预计——包括世界上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地质学家——峰值会在2010~2020年来临。

国际能源署是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组织,在能源信息和预测方面,世界各国政府对其充满信任,该机构在《2010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中就已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原油产量在2006年可能就已达到峰值,当时每天的产量为7 000万桶。这一说法严重打击了国际石油市场,动摇了以原油为命脉的全球商业信心。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为了避免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需要保持每天不低于7 000万桶的石油生产量。而获得这些石油需要在未来的25年里投入8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这批资金要用来开采剩余的开采难度大的油田,开发已发现的还有些前景的油田,以及寻找那些开采难度更大的新油田。

我们关注的全球人均石油峰值,在1979年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期就已出现。英国石油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后来也被其他研究证实——得出结论说,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1979年就已达到了峰值。

当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飞速发展的时候——2007年,印度的增长率是9.6%,中国的增长率是14.2%——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石油时代,对石油的需求不可避免地推高了油价,导致油价高达每桶147美元,物价飞涨,消费能力下降,全球经济减速。2010年,全球经济缓慢回升,主要是恢复性增长。随着经济增长,油价在2010年年底涨至每桶90美元,经济增长再一次推高了油价。

2011年1月,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指出,经济增长与油价上涨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警告说,随着经济的复苏,“油价正进入一个危险区域”。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2010年,经合组织中34个最富裕国家的石油进口费用,从年初的2 000亿美元上涨到年底的7 900亿美元。2010年,欧盟的石油进口费用上涨了700亿美元,相当于希腊和葡萄牙两国的财政预算赤字;美国的支出增加了720亿美元。高油价使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0.5%。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处境甚至更糟,石油进口费用上涨了2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石油进口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接近2008年的水平,全球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对此,国际能源署公开表示了担忧:石油进口费用上涨正威胁经济复苏。

在国际能源署发表2010年公开报告的同一天,《金融时报》经济专栏作者马丁·沃尔夫撰写了有关中、印和西方国家在“人均产出”方面呈现趋同现象的文章。根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在20世纪70年代到2009年期间,与美国相比,中国人均产出比率从3%上升到了19%,而印度则从3%上升到了7%。沃尔夫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人均产出与日本“二战”后经济复苏时相当。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人均产出是美国的70%,1990年时则上升到90%。若中国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产出将达到美国的70%。但不同的是,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3倍,比美国和西欧的总和还要大。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在2010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仅在第二季度,新兴经济体的产出总量就比2005年年初高出41%,中国高出70%以上,印度高出55%以上。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如果经济总产出以本世纪前8年的速度增长,油价将会迅速反弹到每桶150美元,甚至更高,进而推高其他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导致购买力的再次下降和全球经济的崩溃。换言之,在油价达到每桶150美元左右的时候,所有试图恢复10年前那种经济增长势头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经济在恢复增长与崩溃之间反复。

反对者认为,油价上涨与供需矛盾的关系不大,而与投机商炒作关系更大。虽然投机商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为找到一桶石油,我们就要花费3.5桶石油的代价。这个现实决定了我们现在的状况和未来的前景。

如今,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加剧了石油需求不断上升与石油储备逐渐萎缩之间的矛盾。2011年年初,在这一地区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伊朗、也门、约旦、巴林,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统治了他们几十年的腐朽、专制政权,而在某些国家,这种政权甚至统治了几代人的时间。这些年轻人的反抗——使人想起西方20世纪60年代年轻人的反抗——象征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代际转变。

对年青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来说,他们正成为全球性社会中的一部分,成为脸谱网的忠实用户,原来的方式已变得不合时宜。重男轻女的思想、没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和长辈们的排外行为,与在社交媒体网络里长大的这一代格格不入。这一代人强调透明、合作、平等,标志着他们在观念上与前辈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由于厌倦了专制的统治和残暴的统治者,以及他们所生活的腐朽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恩赐而非价值成为惯例,统治者以民众日益增加的贫困为代价获得了富裕——年轻人正寻求变革。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他们就迫使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倒台,在利比亚发动内战,并且威胁到从约旦到巴林的政权。

在很大程度上,如果这个地区崩溃,石油将是重要原因。黑金成了黑色的诅咒,把中东变成了执政寡头控制下的资源社会。流淌的石油使酋长变成了亿万富翁,民众却由于福利微薄和受雇于政府而变得温顺听话。结果是,这些国家从来没有为建立一个健康、全面、创业型的经济或劳动人口而创造经济条件。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变得冷漠,他们的潜力从未被完全地开发出来。

有了勇气和自信,年轻人不再胆怯,他们勇敢地面对以往难以想象的结局。旧秩序开始动摇,进步正处于缓慢的发展过程中。旧宗法在下一个10年已不太可能继续统治这个地区,虽然它掌握了阿拉伯世界几代人的命运。

在中东,我们看到的是权力从等级化到扁平化的伟大变革。通过挑战大媒体集团,互联网一代开始共享音乐与信息;通过挑战独裁统治,他们正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在未来的几年中,中东的政治动荡将造成世界油价的波动。2011年年初,利比亚的政治动乱迫使其全国的油田关闭,结果是原油产量每天减少160万桶,油价上升到每桶120美元。石油分析家担心沙特阿拉伯或者伊朗也将会发生类似的石油生产中断,这将导致油价一夜之间上升20%~25%,从而严重破坏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

关注中东政治动荡的国际观察家认为,这个地区将很难恢复正常生产。历史上,独裁政府长时期地统治着社会精英并实行集权体制,石油时代的结束预示着独裁政府的末日,这并不是巧合。虽然中东地区年轻人的觉醒值得赞赏和支持,但石油危机后的几年,将有两个相关的现象出现:一个是总需求上升,它将把油价从每桶150美元推高到每桶200美元甚至更高;另一个是石油盛产国因政治动荡导致的生产中断,它将同样推高油价。华尔街崩溃

信用泡沫和金融危机是怎样把第二次工业革命推上穷途末路的呢?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再一次回溯到20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伴随着集中供电、石油时代、汽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初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架构在大萧条时期确立,并持续到“二战”结束。1956年,《州际公路法案》通过,它为汽车时代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了强大动力。州际高速公路网的建立——这在当时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和昂贵的公共工程项目——创造了空前的经济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此后不久,欧洲也开始了类似的公路建设项目,并带来了巨大的乘数效应。

州际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加速了公路建设商业化的发展,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搬迁到有新建州际高速公路出口的郊区。20世纪80年代,随着州际高速公路建设的完成,商业和房地产的繁荣达到了顶峰,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达到了顶峰。商业和房地产商的过度扩张,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随后,经济衰退的影响蔓延到全世界。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走下坡路,美国是怎样摆脱衰退并在20世纪90年代重振经济的呢?

美国经济的复苏主要建立在大量储蓄积累的基础上,这些积累来自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太平的几十年,当然,这几十年也伴随着创纪录的信贷与债务。美国变成了一个消费毫无节制的国家。然而,事实是新经济并没有创造出我们所花的这么多钱。在20世纪80年代,当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成熟阶段后,美国人的工资逐渐趋于平稳,然后开始下降。

人们对新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革命情有独钟,创新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加利福尼亚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干线、华盛顿495号州际高速公路,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园区,这些地方有可能成为高科技产地。媒体则更关注微软、苹果和美国在线服务公司等企业最近取得的新成就。不可否认,20世纪90年代的通信技术革命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并帮助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状况。但事实上,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本身并没有造就新的工业革命。要想产生新的工业革命,新通信技术必须和新能源体系结合,就像历史上的每次重大经济革新一样。新通信系统从来不会独立存在,它们是通过新能源系统管理流动性的机制。这为通信与能源相结合的基础建设奠定了基础,几十年后,它将确立新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

这里有个时机的问题。新通信技术与第一代电子通信技术有着根本的不同。电话、广播与电视是第一代通信技术的主要形式,这些技术用来管理经济和使经济市场化。这种经济的基础是化石能源,大量商业活动源于特定的能源体系。相比之下,第二代电子通信技术分布自然而理想,更适合管理分散式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与新能源相伴而来的扁平化的商业活动。新分布式通信技术需要再等20年才能与分散的能源结合,并为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新经济打下基础。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10年,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了整合。从一开始,这便是不合时宜的。虽然信息和通信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优化了操作实践,创造了新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这有可能延长传统工业模式的寿命,但它不可能完全发挥分布式通信的潜力,其阻力来自能源集中化的体制与商业基本结构的内在制约因素。

在没有出现新的强大的通信与能源经济模式前,我们以“二战”以来40年间积累的财富支撑经济增长。信用文化带来的信用透支,其作用如同一种使人易醉的物品。人们购物成瘾,消费变得更像集体炫富。我们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降低直至毁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速度,挥霍了一生积累的财富。

我们“成功”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家庭平均储蓄率约为8%;2000年时,家庭储蓄率已锐减到1%左右;2007年时,许多美国人已入不敷出。美国以自己的购买力支撑了全球经济,但我们不愿承认,这是以减少美国家庭储蓄为代价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人债台高筑,破产创历史新高。1994年,多达832 829人申请破产。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02年,破产人数飙升至1 577 651。然而,信用卡债务仍然在继续攀升。

正是在这段时间,银行开始推行第二个信用工具——次级抵押贷款,这一业务只需要很少或不需要现金支付。数百万美国人以此方式购买他们原本负担不起的房产。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经济。仅仅几年,在一些地区房价就已翻番。房主们把房产看做有利可图的投资。许多人把他们的新投资作为摇钱树,再次进行抵押,以获取两到三倍的资金偿付信用卡,继续疯狂购物。

2007年,房价暴跌,房地产泡沫破灭。数百万曾认为自己是富人的美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无法支付即将到期的抵押贷款的利息了,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屋数量暴涨。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它们乐意看到设计周密的庞氏骗局——也陷入了困境。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随后,美国国际集团面临倒闭的威胁。如果这一状况发生,将会使美国经济的其他部分和世界经济的很多部分面临下行风险。银行停止放贷。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规模的经济崩溃一触即发,美国政府被迫救助,向华尔街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7 000亿美元救助资金。救助的理由仅仅是这些机构“太大了,不能倒闭”。

但所谓的大萧条还是开始了,实际失业率逐月上升。到2009年年底,全美失业率已达10%(如果算上丧失信心的劳动者——放弃找工作而未计算在内和未充分就业的劳动者,这一数据将达到17.6%)。这意味着有近2 700万人失业和未充分就业。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失业率的最高水平。

奥巴马总统采取一揽子措施拯救银行系统,但对美国家庭却几乎没有任何作为。2008年,美国家庭累积债务逼近14万亿美元。为了理解美国家庭债务有多重,可以与以前比较:20年前,普通家庭债务是其收入的83%;10年前,这一比例上升到92%;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130%。经济学家们创造了一个新词“负储蓄”来反映美国家庭支出与收入方式的深刻变化。由于失业、未充分就业和负债,2010年有290万房主丧失抵押品赎回权。

更糟的是,2010年,家庭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100%;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家庭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65%。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消费者已不能用他们的购买力支撑全球化。

信用泡沫和金融危机不会凭空发生,它们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减速之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当时,郊区建设——建设州际高速公路网——达到顶峰,这意味着汽车时代和石油世纪已达到全盛期。

丰富、廉价的石油和汽车的结合,使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雄居世界第一。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却以疯狂购物的方式,在不到创造这些财富所需的一半时间里,花光了这些积蓄,其目的是人为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实体经济正处在下滑通道中。当储蓄花光后,我们又借了数万亿美元,以继续生活在无可匹敌的经济神话中。我们继续花着我们还没有挣来的钱。以上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为了获得美元,世界上数百万的人乐意提供商品和服务。

全球抢购风以及总产出的急剧上升,推升了对日益减少的石油的需求,并导致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引发了全球供应链中从谷物到汽油等物品价格的上涨。2008年7月,当石油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每桶147美元时,全球范围内的购买力崩溃终于发生了。60天后,由于大量借款未得到清偿,银行业停止了放贷,股市崩溃。全球化停滞了。

美国18年信贷宽松政策的结果是经济的失败。美国财政部门总负债1980年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在过去的27年里逐年上升,2007年时达到惊人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6%。由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银行、金融相互交织,这次信贷危机超越美国,席卷全球经济。更令人不安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2015年时将等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经济的未来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工业时代的熵账单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第二种债务远比第一种更加严重,更加难以偿还,并且现在正在源源不断地积累起来。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熵账单即将到期。近200年来,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推动了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向地球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阻止了太阳的热量从地球上空散去,导致地球温度灾难性的转变,继而会造成对未来生命的毁灭性打击。

2009年12月,192个国家的政府首脑聚集在哥本哈根,共同商讨应对人类面临的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由工业化引发的气候变化。2007年3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曾在巴黎发表了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报告,阐述问题的严峻性,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 500多名科学家参与了此项报告。这是15年中发表的第四份类似报告。

当我读到联合国发表的报告时,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这27年以来我一直误解的事情。我首次论及气候变化是在1980年出版的《熵》一书中,这本书第一次引起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在整个80年代里,我继续致力于促进公众对全球变暖引发的长期威胁的关注。

1981年,由超过100名众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立法服务机构未来国会交换所邀请我作了两次非正式的关于工业化引发的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热力学影响的讲座。据我所知,这是美国国会中最早的几次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

1988年,我所在的部门首次召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非政府机构成员,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我们成立了“全球温室网络”,召集了气候研究人员、环境保护组织以及经济发展专家,进行了10年之久的努力,推动有关气候变暖的讨论从学术走向公共政策领域。

虽然我早就意识到了全球变暖的紧迫性,但像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我仍然低估了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我没有正确地理解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正反馈。例如,由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地表温度升高,进而导致北极地区冰层融化,这样避免了热量从地球上消失。雪面覆盖的减少,意味着反射能力的丧失——白色反射热量,黑色吸收热量——地球散发的热量减少。反过来,这又提升了地球表面的温度,以正反馈的方式加速了雪的融化。现在,可以认为,当地球生物圈中其他突变引发它们自己的反馈回路时,这一反馈回路及其乘数效应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加可怕。

第四次联合国气候报告提醒我们:地球的化学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科学家告诉我们,到本世纪末,地球表面的温度有可能上升至少3摄氏度,气温会显著升高。虽然3摄氏度听起来不高,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幅度的上升使温度达到了300万年前的上新世的温度。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根据科学家的观点,仅仅1.5~3.5摄氏度的变化,就能导致动植物在不到100年内大量灭绝。这一观点意味着,将有最低20%、最高70%的物种灭绝。我们需要领会科学家们所说的事情的严重性。在最近的4.5亿年里,地球上已发生了五次物种灭绝事件。每次都是一个大毁灭,需要1 000万年才能恢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那么,地表温度的上升是怎样影响了生命的存亡呢?

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科学家们一直担心生态系统中树木的消失。人们可以想象,21世纪下半叶的时候,美国东北部地区气候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迈阿密的气候。人类能通过迁移适应气候变化,但树木不能。几千年来,不同种类的树木已经适应了某个地区相对稳定的气候。更重要的是,树木生长缓慢。因此,当温度在几十年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树木不可能快速迁移以适应气候的变化。这对地球生物的生存具有重大的影响。森林覆盖了地球表面的25%,森林是许多生物物种的栖息地,树木的突然消失会严重影响动物的生存。

哥斯达黎加的科学家注意到,在过去16年里,随着气温的上升,树木的生长速度在稳步下降。研究人员援引的世界各地的类似记录,使人们更加担心我们可能已处在大灭绝时期的早期阶段。

全球气温上升最重要的影响是水循环。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保水量将增加7%。这将导致水分布的根本变化,虽然降水强度会增加,但是降水时间会减少或频率会降低,结果就是更多的水灾和长期的干旱。生态系统已经适应了长期稳定的气候环境,由于不能迅速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和崩溃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温度上升半度后飓风强度带来的影响。2005年出版的《科学》杂志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四类和第五类风暴的数量已翻了一番。卡特里娜、丽塔、古斯塔和艾克等飓风为21世纪的人类敲响了警钟。

科学家们也预测了海平面的上升及海岸线的消失情况。一些小岛群,像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群岛、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将会彻底消失在海平面下。世界一些大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到2050年,一些山上的积雪可能会融化60%。超过六分之一的人类生活在山谷,靠雪水灌溉农田、冲洗卫生设备,以雪水作为饮用水。而要在40年里迁移近10亿人,这几乎是难以做到的。

科学家们尤其担忧北极地区。新的研究预测,到2050年时,夏季冰层覆盖面将会不超过75%。2008年8月,北极周围已有开阔的水域,这是至少12.5万年来第一次发生这种现象。

气候学家们最担忧的是难以预测的反馈回路,反馈回路会引起生物圈的巨大改变,导致地表温度大幅升高,而现有机制又无法预测。可以用20世纪前就存在的亚北极地区的永久冻土层的例子说明。这个地区的面积有法、德两个国家的大小,这里草原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就像一个时代文物密藏容器,这里的永久冻土层保存着大量有机物。科学家们说,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的有机物存量比世界所有热带雨林的存量都多。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提到了永久冻土层问题,并指出如果永久冻土层融化,将会引起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层,进而导致地球温度急剧上升,其水平将远高于现在的预测。但是,目前没有数据能够确认这一状况。

然而,最近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实地考察报告震惊了研究人员:由于温度上升,永久冻土层已经开始以令人惊愕的速度融化。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北极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警告说,在本世纪的某个时间,随着数量可观的冰层消失、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到大气中以及短短几十年温度的急剧上升,人类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人类将无法阻止这一生态系统的毁灭,地球上的生命将会消失。

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欧盟提议,到2050年,世界所有国家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制在450ppm。如果能达到这一目标,温度可能上升2摄氏度。尽管上升2摄氏度也将会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但人类仍然能够生存。不幸的是,其他国家不愿意采取哪怕最低限度的措施以避免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

另外,布鲁塞尔的建议意外地受到了质疑。美国政府气候学家、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所长詹姆斯·汉森在其小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果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制在450 ppm的话,那么欧盟对温度上升度数的推断就是错误的。汉森的研究小组指出,如果用冰芯作为样品测算,工业化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水平在65万年前就已超过了300ppm。当前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那时的水平,目前二氧化碳的水平是385ppm,并且还在快速上升。根据汉森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会在本世纪末或此后不久导致温度上升6摄氏度,并导致人类文明的消亡。汉森的结论如下:如果人类希望保存一个文明发展、适合居住的星球,依据古气候证据和当前变化的气候,需要将二氧化碳由当前的385ppm减至最多350ppm,但希望能减少更多。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愿意对碳排放水平为350ppm的地区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如汉森所说,这一排放水平是拯救人类文明所必需的。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争吵不断。政府间相互指责对方以地球的未来为筹码玩地缘政治游戏,并指责对方把短期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人类的生存利益。最后时刻,奥巴马总统未经宣布出席了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国家间的首脑会议——这一举动在国际外交会晤中似乎前所未闻。最终,各国没有就限制碳排放达成协议。总之,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尽管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但各国领导人却不能就拯救人类达成共识。

我们正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基于化石能源的世纪正成为过去,地球面临气候恶化的现实,但总体而言,人类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现实。相反,我们继续寄希望于寻找越来越少的石油和天然气,以此来维持如同吸毒成瘾般的生活。如果我们真的处于最危险的阶段,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努力避免这一困境。

2010年4月,墨西哥湾发生漏油事件,民众的反应很短视。一个英国租赁的石油钻井平台在深水区突然爆炸,事故中有11名工人死亡,断裂的管道有一英里,接近500万桶石油流入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愕然的公众接连几周眼睁睁地看着石油从管道裂缝中涌出,扩散成羽状带,杀死野生动物,破坏脆弱的栖息环境,甚至把墨西哥湾变成死海。环境灾难是人类痛苦的回忆,为了保持经济正常运行,我们乐于承担寻找化石能源所带来的风险,即使这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毁灭。

人们可能会认为,历史上最大的漏油事件和随之而来的生态毁灭将促使国民对石油依赖与漏油对环境的冲击进行辩论。没错,许多美国人愿意进行这样的辩论。民意调查发现,更多的美国人甚至指责英国石油公司的罪行,斥责政府在确保安全生产、避免事故方面的无能。事实上,更多的美国人并不赞成在墨西哥湾及其他地方进行石油勘探,他们更赞成购买,认为这是确保能源自立最好的方法。

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极力主张:“钻井,宝贝,钻井!”虽然这一口号遭到环保人士的嘲弄,但却得到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响应。在这次漏油事件前数周,甚至总统奥巴马——所谓的绿色总统——也呼吁解除长期禁止对沿东南大西洋海岸深水层海底石油勘探的做法。

佩林和奥巴马应该明白,这些在遥远地区进行的有潜在危险的石油勘探,从产量上看并没有多少价值。他们应该思考热点问题,比如,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开放部分阿拉斯加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东西海岸、东墨西哥湾和落基山脉进行石油勘探。根据美国石油研究所2011年的研究——这份研究涵盖了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到2030年,全美所有可能存在的石油储量也不过每天增加200万桶,低于目前消费量的10%。总之,增加少量石油对石油时代的终结没有太大的影响。

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时代即将结束,很多人并没有理解这一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明天石油就会枯竭。石油还会供应,但供应量会减少,价格会上升。由于石油的生产与定价都取决于单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能源自立的旗帜下独善其身。至于天然气,其全球状况与石油大体相似。

那么,中国的煤炭、加拿大的沥青砂、委内瑞拉的重油、美国的油页岩情况怎样呢?虽然储量相对丰富,但是这些能源开采费用高昂,并且这些能源比原油和传统天然气都要排放更多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如果我们转而使用这些污染性的能源以推迟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那么,急剧升高的全球气温将不可避免地主宰人类的命运。

核能怎么样呢?20世纪80年代,自1979年宾夕法尼亚三里岛核事故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大多数国家停止了修建核电站。不幸的是,人们的记忆经常是短暂的。近年,核工业开始重新启动。通过对气候变化的争论,人们认为,相对于化石能源来讲,核能是一个可替代的选择,因为它不产生二氧化碳,某种程度上可作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措施。

核能从来就不是清洁的能源。放射性物质和核废料对人类的健康、对生物和环境都是严重的威胁。2011年,日本地震和海啸引发的福岛核泄漏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地震,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推迟了筹建新核电厂的计划,降低了对这项20世纪技术的期待。

引用前总统克林顿顾问詹姆斯·卡维尔的著名口号:“关键是经济,笨蛋!”这千真万确!但是,我们仍然错误地认为,我们的经济困境源于过度依赖中东石油(事实上,加拿大是美国石油最大的供应商)和过度严格的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事实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茶党运动

美国人意识到,在美国,有些事情正变得越来越糟,经济正被侵蚀,生活方式正被颠覆。2009年,随着茶党运动的壮大,这种意识有了公开的表现,基层民众反对管得太多的政府,反对官僚政治,反对过重的税负。

有近50万茶党党员对《美国契约》进行了在线投票,他们认为,有10项议程应被优先考虑。议程中的第二项——在“保护美国宪法”之后——是反对就二氧化碳排放量设定上限和就限制二氧化碳进行贸易立法。他们认为,同样应优先考虑的是批准“为减少对不稳定国家能源的依赖而进行的储量勘探……”

当我第一次听到茶党运动和它的议程的时候,就像在波士顿大街上遭受神秘惩罚,我深感震惊,并且远比37年前在波士顿油党大会上所受震惊更强烈。与把空油桶扔进波士顿湾抗议石油公司的政策并齐声高喊“打倒大石油公司”不同,新口号“钻井,宝贝,钻井!”正变得越来越响亮。

茶党活动家以及数百万美国人有理由担忧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仅仅是他们在担忧,全世界的家庭也一样恐慌。然而,由于石油本身就面临困境,所以,开采石油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危机。现实是,以石油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正逐渐衰退,永不会再回到其巅峰状态。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应该做什么?”要想让人们重新工作,遏制气候恶化,从废墟上拯救人类文明,我们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新的经济构想,并且需要务实的策略,以完成这一伟大目标。第二章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构想

经济是一种有关信任的游戏。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商业交往和贸易活动是靠黄金或者白银来维持的,但是,在现实中,它却总是以一种更为重要的资源——公众的信任为依托来运作的。这就意味着,当公众的信任足够时,经济就会繁荣,未来就有保障;反之,经济就会衰退,前景就会暗淡。

美国没有转机了吗?似乎每次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总会爆发激烈的争吵,人们相互抱怨,相互推诿责任,重复着冷漠与伤害,想当然地沉浸于过去的美好时光,神化伟大的一代,美化充满爱心、爱好和平的“60后”,毁谤自那以后时代的人。这些人不仅包括自私、拥有过多权利的“70后”及其之后的几代人,也包括肤浅、亢进、发狂的千禧世代。正如孩子们所说的,一个过分沉湎于过去、不停抱怨当下、对未来没有信心的民族,现在到了振作起来的时候了。

奥巴马之所以能够顺利入主白宫,部分原因是在那一非常时刻,他提振了美国的民族精神,使他们摆脱了绝望的情绪,重拾了“我们能做得更好”的美国理想。奥巴马总统使美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感受到了希望,这种希望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能”。

遗憾的是,在这位刚上任的年轻总统熟悉白宫事务之前,他已经丢掉了以往总统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优点——使美国民众相信前途会更加光明的能力。公平地说,在我与政府领导人打交道时,这种现象已屡见不鲜。几乎每一任总统上任之初都对未来雄心勃勃,但这种雄心往往会逐渐消失在对日常琐事的处理过程中。

上任第一天,奥巴马总统就立即着手解决美国经济复苏的相关问题。奥巴马政府将经济复苏问题与国内所面临的其他两大问题——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奥巴马总统开始谈论绿色经济的前景以及该产业如何能够为美国带来成千上万的新企业和就业机会。

虽然这一想法得到许多国会议员的赞同与支持,但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经济计划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究其原因,用小布什总统的话来说就是政府已经丧失了“洞察事物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因为美国需要削减公共开支以及减少政府赤字。

每当奥巴马总统提到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时,他总能列出一长串其政府将要实施或建议的项目方案和具体措施的名单。这些方案的确有资金支持。如联邦政府已经投入116亿美元用于提高能源效率、65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建设、44亿美元用于电网的现代化完善工作、20亿美元用于提高插电式动力车和燃料电池动力车的电池技术。此外,奥巴马总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参观国内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公园、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工厂,以及专注于测试电动汽车的公司等,这些都证明了他为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然而,奥巴马总统缺少宏伟的构想,摆在美国民众面前的只是一堆试验性计划和被搁置的项目,没有一项能够作为说明美国经济前景光明的有力证据。美国目前正被众多陷入僵局的项目所困,这些项目白白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效果和作用。

在总统选举期间,奥巴马的激情曾感染了美国民众,使民众对美国的明天充满了希望。但如今,他突然变身为华盛顿政策专家,不遗余力地到处为美国最新的科技突破进行宣传。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缺乏将各项技术整合到一起从而使美国摆脱困境的根本性方案。假如奥巴马对下一次工业革命的潜在动力有比较明确的了解和认识的话,也许他当初向美国民众兜售的会是针对美国未来所提出的全面的经济振兴方案。

2002年,欧盟也曾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当布鲁塞尔试图为欧盟寻找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案时,它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虽然具体措施、计划众多,却缺乏将各种方案整合到一起的行之有效的全面规划。

制定全面规划的前提是要明白:历史上新型通信技术与新型能源系统的结合,预示着重大的经济转型时代的来临。这是因为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而更为复杂的文明需要以先进的新型通信技术为媒介来对其进行处理和整合。因此,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从而大大减轻了时间和空间对人们更加多样化的经济交流的限制。当这些系统的发展落实到位以后,经济活动呈现正态分布曲线,即先上升达到顶点,经历一段时间停滞之后进入衰退期,该阶段的衰退规律由通信与能源矩阵所建立的乘数效应决定。

根据一般的经济学知识,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基础设施是充当经济活动基础的静态模块。然而从更深层面上来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通信技术和能源的有机结合,用以开创一种具有活力的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通信技术充当中枢神经系统,对经济有机体进行监管、协调和处理;与此同时,能源起到血液的作用,为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提供养料,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行和繁荣。因此,基础设施就像是一种生命系统,把越来越多的人纳入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中。

印刷业中蒸汽动力技术的引入使新闻媒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一跃成为主要信息传播工具。带有油墨辊的蒸汽印刷机,以及之后的轮转印刷机和莱诺铸排机,不仅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印刷成本。以报纸、杂志以及书籍等形式出现的印刷材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大街小巷,促进了历史上第一次公众文化普及运动的产生。1830~1890年期间,在两大洲出现的公立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劳动力人才,他们具有文字读写能力,能够对以煤炭为动力的蒸汽铁路以及工厂经济进行系统的管理和操作。

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电信技术与燃油内燃机的结合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工厂的电气化迎来了批量工业制成品时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汽车的出现。亨利·福特对T型汽油动力汽车的大量生产,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们卖掉马车换上汽车。为了满足人们对燃料持续增长的需求,新型石油工业加紧开采原料,从而促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产油大国。

不到20年,美国各地遍布水泥公路,美国人也因此开始迁移,在几年前还是偏远乡村的土地上重新安家。电话,以及随后出现的收音机和电视机,重塑了人们的生活,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信息网络,使人们从此踏进了石油经济和汽车时代。

如今,我们正处在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相融合的时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21世纪到来之际,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实现在家庭、办公区域以及工厂中自助生产绿色能源的梦想。此外,正如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任意创建属于个人的信息并分享一样,任何一个能源生产者都能够将所生产的能源通过一种外部网格式的智能型分布式电力系统与他人分享。

分布式技术的应用,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能够在互联网上分享音乐,导致唱片公司销售收入跌至冰点,甚至低于10年前的水平,这时唱片公司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技术的威力所在。分散式合作技术使得维基百科取代《大英百科全书》,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权威性的开放式网络百科全书。同样的,报业也忽视了分散式技术所带来的“博客世界”的影响力,现在许多刊物要么停刊,要么将其所保留的大部分业务职能转移到互联网上。尽管如此,分散式技术所带来的影响还远远不只这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也将对21世纪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塑造了自上而下的结构,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绿色科技正逐渐打破这一传统,使社会向合作和分散关系发展。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正经历深刻的转型,原有的纵向权力等级结构正向扁平化方向发展。

正如历史上任何其他的通信、能源基础设施一样,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种支柱必须同时存在,否则其基础便不会牢固。因为五种支柱是靠相互间的联系而发挥作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柱包括以下五个:(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将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3)在每一栋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4)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成千上万的建筑物能够就地生产出少量的能源,这些能源多余的部分既可以被电网回收,也可以被各大洲之间通过联网而共享);(5)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这种电动车所需要的电可以通过洲与洲之间共享的电网平台进行买卖。

2010年秋天,欧盟的发展使得其对整合以上这五大支柱的需要变得愈加迫切。一份欧盟委员会的解密文件显示,在2010年至2020年间,欧盟需要花费1万亿欧元用于更新电网系统,以使其与可再生能源流相适应。这份内部文件还显示“欧洲依然缺乏使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在同等水平竞争的基础设施”。

欧盟希望到2020年,绿色能源可以生产出三分之一的电力。这就意味着电网必须经过数字化以及智能化处理,从而能够储存足够的间歇式可再生能源,以满足成千上万的地方能源生产商的用电需求。

诚然,当间歇式可再生能源的总量超过电力总量的15%时,在欧盟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快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大部分电能将会因此而丢失。同样的道理,用激励性措施来鼓励欧盟内部的建筑和房地产行业将数百万建筑大楼改变成微型发电厂,这一做法也十分重要,这样能够就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并且将多余的电力送回智能电网。只有以上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欧盟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绿色电力,用以驱动已经准备投入市场的插电式电动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如果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这五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的发展出现滞后,那么其他的支柱也会因此而发展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自身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欧盟在21世纪之初就为自身发展设定了两个目标:一是向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型社会转型,二是将欧洲建设成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典范。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意味着从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向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型。时代的转型并非易事,人们应该记得,欧洲和美国经济模式由木质燃料到煤炭蒸汽技术的成功转型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将煤炭和蒸汽火车技术转向石油、电能和汽车经济也同样如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定时期内,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转型是可能的。

找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宏伟构想并不容易。找到构想只是开始,我相信每个创新者都明白这一点。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这一构想论述清楚。好的构想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构想的内容不但会得到自我加强,而且会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常常会给创新者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我的构想是:网络通信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相融合。它引出我的构想内容,那就是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就像一次特别的旅行,前方总有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寻找绿色能源

在2020年前,由可再生能源提供20%的电力,这一问题曾在2000~2001年引发欧洲内部的激烈讨论。这意味着2030年前,30%的电力将会来源于绿色能源。支柱一,也就是可再生能源提供20%的电力,已成为一项基准。

几年以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如今由传统发电技术向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过渡会这样迅速。由于传统的化石燃料以及铀燃料的储量逐渐降低,导致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持续攀升。使用传统能源所付出的代价还包括其燃烧过程中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这对地球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受新技术突破、及早采用新技术以及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新型绿色能源的价格持续下降。光伏发电的成本有望以每年8%的速度下降,使得发电成本每8年可降低一半。如果全球用电量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到2012年,光伏发电将会在整个欧洲市场达到电网平价(电网平价是指使用替代性能源发电所消耗的成本与使用传统化石燃料或核能发电的成本相当,或者更低)。

传统化石能源成本不断上扬,可再生能源成本不断下降,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巨变,从而催生了21世纪的新型经济范式。

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商业价值不断升高,不禁使人联想到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用户的急剧增长。20世纪70年代末期,个人电脑第一次引入大众市场。截至2008年,个人电脑的数量已超过10亿台。与此类似的是,到2010年,互联网用户数量在此前的10年内增加了一倍,达到20亿。如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装置正沿着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用户增长的轨迹继续向前发展。

尽管如此,传统能源产业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其雄厚的财力能帮助这些企业对政府能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因此,政府每年会对传统能源产业实施补贴以及其他优惠政策,对新绿色能源产业来说,这无疑是不公平的。虽然石油、煤炭、天然气以及核能等产业勉强承认人们对绿色能源的需求正在上升,但它们依然认为新型绿色产业太脆弱,不具备支撑全球经济运行的能力。但是,它们的观点经不起考验。

科学家指出,太阳光线一个小时的照射所产生的能量足以支撑全球经济运行一整年。以欧盟为例,约40%的屋顶以及所有建筑物15%的表面都适合安装光伏发电设备。欧洲光伏工业协会预测,在所有适合的建筑物表面安装光伏发电装置能够产生1.5万亿瓦特的电能,能满足欧盟所需电量总数的40%。

2007年,《科学美国人》的一项研究称,研究人员估算,如果能将美国西南地区太阳照射中的2.5%转化成电能,这些能量将与美国2006年全国用电量相当。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依此标准,这一地区能提供美国全国用电量的69%,到2050年时,能提供全国用电量的35%。

在太阳能利用方面,欧洲独占鳌头。2009年,欧洲提供的光伏太阳能占世界总量的78%,遥遥领先于日本、美国和中国。

2009年,欧盟的风力发电量超过其他能源的发电量,占新能源总发电量的38%。这项产业目前在欧盟各国内共有20万工人,发电量占总电量的4.8%。预计在2020年之前,风力发电将为欧洲市场提供17%的电量,并在2030年之前提升到35%,那时,产业内劳动力总数则会增至50万人。

美国有相当充足的风力资源,足以满足全国数倍之需。2010年10月,谷歌和好能源金融公司宣布了一项计划,决定投入50亿美元建造一条水下电力传输线路,主要用于沿岸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至北部的新泽西州长达350英里的风力发电厂。新的风力传输干线将增加东部各州的沿岸风力发电设施,提高绿色能源在混合能源中的比重。

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关于全球风能的研究预计,利用地球上现有风能的20%,所提供的电力将是当今世界所用电量的7倍。在城市及其郊区,由于数以万计的家庭住宅、办公场所以及工业企业将需要更多的电力,大楼附近风力涡轮机的发电量将极可能于10年内成为绿色的风力发电市场中成长最快的一部分。像美国西南风电这样的公司可以提供小型风力涡轮机,从而为每个家庭生产占其总需求25%~30%的电量。每台风力涡轮机价格仅在1.5万~1.8万美元之间,只需要7年就可以收回成本。工业专家认为,潜在发电量主要集中于小型水力发电厂。这些经济上可行的发电厂分散在欧洲各地,可以产生每年147太瓦小时的电量。在英国,根据政府能源部的数据,未来小型水力发电可以为85万户家庭提供电力。

在美国,水力发电量占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75%。美国电力研究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预计到2025年,由大型堤坝、微型水力发电机以及潮汐所产生的发电量将达到2.3万兆瓦。

地热是地球蕴藏丰富但未被开发的绿色能源的典型代表。地球内部的温度高达4 000摄氏度以上,地热通过流动的方式被送到地球表面。欧洲地热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和法国,其他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地热储量也相当丰富。

在美国,地表下两英里以内的地热能源足以为全美国提供其所需要的能源长达3万年之久。在2005~2010年间,全球所安装的地热能装置增加了20%。然而,在39个可以用地热能为整个国家提供全部能源的国家中,只有9个国家提升了设备容量。

虽然美国在开发地热能设备总量上领先(其发电厂的发电量达到了3 086兆瓦),但仍有很大的潜力。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只要持续15年,每年有3亿~4亿美元的投资,地热能就能在美国的电力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麻省理工学院专题研究小组预测,如果有同样长时间的8亿~10亿美元的公共或私人投资,地热能可以于2050年之前生产出超过10万兆瓦的商业用电。

生物能源是新兴绿色能源结构中的最后一个领域,它包括油料作物、林业废弃物以及城市垃圾。在绿色能源家族中,生物能源是最有争议的一类。世界生物能源协会曾发表声明指出:“到2050年,世界生物能源将能够完全满足全球对能源的需求。”美国电力研究院的布赖恩·汉尼根认同生物能源将在绿色能源的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但同时他认为,以现在的经济数据分析,到2050年,生物能源仅仅能满足全球20%的能源需求量。尽管如此,这一数字仍十分可观。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仅美国一个国家,每年有大约3 900万吨的作物残茬没有得到利用,这些被浪费掉的资源倘若用于绿色能源发电,将能满足新英格兰所有家庭的用电量。

我们必须考虑生物能源生产的制约性因素。比如,用未成熟的玉米生产生物乙醇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这是因为种植玉米以及生产运输乙醇所付出的成本,要超过最终产品——生物乙醇的价值。

利用农作物和森林残留物发电所产生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1)这一过程中所占用的土地和水资源,如果用于生产食物和纤维,产量会更大;(2)生物燃料的焚烧导致全球温室效应加剧;(3)加工以及输送电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在应用生物燃料的领域中,最有发展前景的是将城市废弃物转化成电力和热力这一技术。仅在2010年一年,全球就产生了近17亿吨的城市固态废弃物。其中有5亿吨废弃物被填埋,只有2亿吨被用来发电。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绿色能源这一领域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由该领域产生的大约98%的电力来自对垃圾以及废渣提取燃料的焚烧,这一过程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如产生有毒气体等。剩下的2%的电力则来源于相对安全的热能以及生物处理技术。

派克咨询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随着地方政府以及商业机构对新型、清洁转化技术的采用,到2016年,全球热能以及生物废物处理技术的市场收入将会由2010年的37亿美元上升到136亿美元。

将所有绿色能源联网的能力取决于商业的扩展性。为加快这一进程,各国政府正加紧实施各种鼓励企业向绿色能源产业转型的政策。现在,有超过50个国家、州以及省开始实施“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将绿色电力卖给电网,政府的这项政策将对其进行奖励,其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上网电价补贴”政策通过给早期进入该市场的商家提供丰厚的奖励,从而为太阳能发电以及风力发电打开商业之门。

在过去的几年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为人们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例如,2003年,德国的传统能源产业(如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铀燃料)为民众提供了26万个就业机会。到2007年,可再生能源产业为德国提供了249 300个就业机会。尽管如此,在主要能源消费量中可再生能源仅占不到10%。换句话说,消耗不到10%的可再生能源产生的能量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几乎相当于消耗其他所有能源所提供的就业机会。

另一个快速向可再生能源体系转移的例子是西班牙。在西班牙,可再生能源公司有1 027家,提供超过18.8万个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就业机会,这相当于传统能源产业所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5倍。

即便美国不出台“上网电价补贴”政策,可再生能源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传统能源领域的就业机会则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过去10年,仅在风力发电领域,就创造了超过8万个就业机会,这一数字是美国有史以来煤矿开采行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的总和。风力发电在美国能源生产中仅占1.9%,而煤炭行业则占44.5%以上。1.9亿发电厂

欧洲的未来系于绿色能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收集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以及生物能源。最初的尝试是去那些阳光充裕的地方,比如欧洲南部和地中海区域,并且建设大型的太阳能发电园区来收集能源。同样,去风力最充足的地方,比如爱尔兰海岸以及其他风力地带去获取风能,去挪威和瑞典获取水能等。

对于习惯于在有限地点集中获取化石能源的能源公司以及煤气电力公司来说——更不用说银行和政府部门,如能积极采用新能源,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以太阳能为主的大型发电园区以及风力发电厂开始在欧洲能源丰富的地方涌现。

在2006年左右,一些能源企业家、政策分析家、非政府组织以及政治家对新能源的简单评论将围绕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讨论推向了深入。虽然太阳照射强度不一,但是太阳光确实照射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虽然风力频率不一,但是风也确实吹过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无论我们走在哪里,地下都有一个滚热的地热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垃圾。在农业地区,有大片的庄稼和森林。而在那些人口聚集的海岸,波浪和潮汐每天都会出现。住在山谷里的人们靠从冰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发电。换句话说,与那些只能在世界某些地区发现的化石能源和核能等稀缺能源不同,可再生能源到处都是。这种现实让我同事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果可再生能源分布广泛并以不同的比例和频率分布于世界各地,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集中在某一点收集呢?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方式过时了,这种思维方式是基于20世纪关于化石能源的经验的。尽管我们当中并没有人反对大型风力发电厂和太阳能发电园区——我甚至认为它们对过渡到一个后碳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至关重要,但我们开始相信仅仅这些是不够的。

如果可再生能源随处都有,那么,应该怎么收集呢?2007年年初,欧洲议会能源和气候变化委员会正在为下一步能源安全以及全球变暖问题准备报告,我接到了欧洲议会可再生能源问题专家克劳德·图尔梅斯的电话。他敦促我努力将建筑工业纳入进来,因为他知道我与欧洲以及美国的一些主要以可持续发展计划为宗旨的建筑公司有接触,并且曾针对将大楼转换为小型电厂作过一些报告。他提醒我,在整体经济中,建筑业不容忽视,并且是欧盟国家中的最大雇主之一,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克劳德认为,建筑业可能是大型能源公司的重要伙伴和平衡者,这个行业之前一直在阻挠欧洲委员会及各成员国制定绿色法律以及可持续发展政策。

如果说“关键是经济,笨蛋”,那么就是建筑业引发了商业活动并且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欧盟各成员国现在约有1.9亿栋楼,而每一栋楼都是一个潜在的小型发电厂,它能吸收可再生能源——照射到楼顶的太阳能、墙外的风能、从房子里排出的污水、楼房下面的热能等。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区、经济公寓、街区、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工厂,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城郊大片地产以及工业区繁荣的话,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会将每一个现存的大楼转变成一个两用的住所——住房和微型发电厂。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二个支柱。

现在,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正与可再生能源公司联合,将大楼转变成小型发电厂,就地收集绿色能源,为整栋楼房供电。

菲多利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卡萨格兰德的工厂就是这些新一代小型发电厂中的一家,它的理念是“零排放”。工厂利用太阳能聚光器产生的电来炸制薯条。在西班牙的阿拉贡,通用公司的生产装备顶端装有一个1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机,产生出可以供4 600个家庭使用的电量。最初7 800万美元的投资将会在10年内收回成本,在这之后发电的成本将几乎为零。在法国,建筑业巨头布依格公司则更进一步,它在巴黎郊区创建了一个先进的综合商业办公区,这个地区收集的电能不仅能供自己使用,甚至还有节余。家庭居民也可以将他们自己的房子改成小型发电厂,只要提前交付6万美元定金,就可以在自己的房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这些电池板能生产出足够的电力,满足房子所需的电能。如果有剩余,则可以卖给电厂,投资回收期为4~10年。

从现在起25年内,数百万的建筑——家庭住房、办公场所、大型商场、工业技术园区——将会一物两用:既可作为发电厂,也可以作为住所。接下来的30年,商业和居住用房大规模转变成发电厂将引发建筑业的繁荣——创造出数以万计的新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同时,也会对其他行业产生乘数效应。

那么,在地区层面上情况怎样呢?仅以英国为例,卡梅伦政府预计,单是将全国2 600万家庭装上能有效利用能源的隔热装置,并且使他们用上更加清洁高效的能源一项,就可以创造多达2.5万个就业机会。

将楼房转变为微型发电厂,会创造大量商业机会和数百万的就业机会。以建筑和房地产行业为例。2008年,我的全球政策研究团队开始与西西里大区主席拉法埃莱·隆巴尔多商讨如何将这一地区改造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模式。按照西欧的标准,西西里地区的500万居民是相对贫穷的,但是那里的日照却很充裕。一项有关这个地区的研究表明,今后20年,只需把6%的屋顶装上太阳能板,这个地区就可以产生1 000兆瓦的电量——完全能满足西西里地区三分之一居民的用电需求。同一研究显示,当地有超过3.6万家中小型建筑公司、建筑事务所以及工程公司都有能力完成这项工程。改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模式后,在未来20年内,这一模式将为中小企业和家庭创造出40亿~50亿欧元的市场价值,并将产生350亿欧元的额外回报。

意大利的税收返还政策为这一进程提供了重要动力,它是通过为市民承担5%电费的方式实现。至今为止,申请安装太阳能供电系统的大多数是大型光伏发电厂,申请分散式发电项目的很少。但是,如果政府能为中小企业和业主提供资金来帮助安装这种太阳能装置的话,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绿色抵押贷款同样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银行和其他贷款公司可以以较低利率为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企业和业主提供贷款。假设平均8~9年可以收回成本,企业和业主抵押贷款20年,那么,在还完贷款后的11~12年里,所发电量完全由自己支配。每个月节约的电费可以用来偿还贷款,这是降低利率的基础。房屋兼做电厂,这反过来也促进了房屋增值。一些银行已经开始提供绿色特别抵押贷款,在未来的几年中,绿色抵押贷款很有可能带来抵押贷款业务的重组,促进世界各国建筑业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看提升能源利用率、使用可再生能源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能源资源组织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汉斯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就业创造分析模型,来分析2009~2030年的电力部门,数据来源于15个单独的案例。这个模型将多个变量纳入其中,比如,电力系统中其他部门在向高效能、可再生能源行业转移时减少的岗位,因消费增加而创造的间接就业机会,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经济行为带来的乘数效应等。这项研究预测:如果将年发电量增长率减半,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达到30%,那么,2030年就能增加约40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将整体标准提高至40%——世界上一些地区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已经达到60%,2030年时,将有更多的国家对此有更高的标准——那么在美国净增加的就业机会将超过550万个。

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的,这些新增就业机会只将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可再生能源和将建筑转化成微型发电站——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来对待,它与能量储存、分布式智能网的建立、交通工具改用插电式电动车和燃料电池无关。通过比较发现,上述模型的预测与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实现20年就业增长非常相似,当时处于20世纪80年代末,互联网还没有发明出来。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个支柱都相互关联时,便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枢纽系统,它能显著提高能源利用率,并创造数以万计的商业和就业机会。

在大型能源公司统治经济领域长达一个世纪以后——且不说它们对政府的政策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一个新的倡导民主分配能源的计划出台。这个计划将通过创建数以百万计的微型能源企业来实现。正如一位观察员评论的,这是“权力属于人民”的体现。阳光不会一直明媚,风力不会一直充裕

尽管可再生能源总量多、清洁、让我们得以生存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但它们也存在一定问题。太阳不会一直照耀,风不会一直吹拂,或者即使有风,也可能不是我们需要的那一种。可再生能源多半是间歇式供应的,而传统能源虽然有限且造成污染,却能提供稳定的供给。

2002年5月,我与当时的欧洲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在华盛顿的欧盟使馆里进行了短暂的交流。我向他坦承了自己的想法:我对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达到20%这一目标的实现十分担忧,这意味着欧洲三分之一的电力将依靠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不稳定的能源来供应。我说:“我来描述这样一幅画面:现在是2020年,欧洲已经实现了这一能源目标。在6月中旬——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欧洲大部分地区上空的云层遮住了阳光,时间长达数周。不幸的是,同时还没有风。如果这还不够,再加上气候变化带来发电区地下水位下降导致干旱,全欧洲都没有电了。我们该怎么办?”

普罗迪虽然是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两次担任意大利总理,又是欧洲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但却十分谦虚平和。他用手托着下巴,似乎在思考我说的话,然后把问题又抛给了我:“有什么建议吗?”“是的,”我说,“我们需要尽快投资,对储存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进行研究。否则,我们将无法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没有一定规模的储存,我们可能会遇到困难。”(8年以后,比尔·盖茨再次提到类似想法,认为划算可靠的储存技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是一个关键因素。)

电力和公共事业公司抱怨说,当电网中有15%~20%甚至更大的比例来自可再生能源时,电网供电就会受到天气影响,我们将面临着周期性断电、限电的状况。有一些前景较好的技术,包括流电池、飞轮、电容器、水泵等。我一直在研究这几种不同的技术,最近得出结论:虽然我提出了不同的储存方法,但氢气由于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很有可能成为解决长期储存介质问题的关键。

长久以来,作为后碳时代的制胜法宝,氢气备受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推崇。这是宇宙中最轻、最多的气体,并且是恒星的组成成分,包含不止一种碳原子。地球上到处都能找到氢,但在自然界中,它不是以独立的形态存在的,而是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其他能源之中,比如,煤炭、石油、天然气中。事实上,大部分用于商业和工业的氢气是从天然气中提取的。氢气也可以从水中分解出来。大家都知道高中化学课的电解实验,将阴阳两个电极放置在具有更好传导性的电解液中,当直流电通过时,氢气便会在负极释放出来,氧气在正极释放出来。关键的问题是,从无碳的光、风、氢、地热等能源中产生电、再用这些电去分解水中的氢气、氧气,是否是个划算的选择。

我提醒普罗迪说,宇航员在太空中以氢为燃料绕地球飞行已近50年,是将其拿回地球用做可再生能源储存介质的时候了。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阳光照射到太阳能电池板上时,会产生电能,其中大部分用于给建筑物供电。如果电能出现了盈余,便可以用做储备能源。如果太阳光不好,氢气便可以再提取出来用于发电。普罗迪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对氢知之甚多,他的哥哥维托里奥是一位世界级的核物理学家,也是欧洲议会成员之一。我和维托里奥成了好朋友。在对议员和企业界有关将氢用做可再生能源储存介质的工作原理和好处这方面知识的普及上,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在接下来几周的会议里,我向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提交了一份关于利用氢作为可再生能源储存介质可行性的战略备忘录,普罗迪随即在2003年6月布鲁塞尔会议上宣布了一项价值20亿欧元的氢能源研究方案,这项由欧盟委员会授权通过的方案旨在为欧洲今后实行氢能源经济奠定基础。在开幕会致辞中,普罗迪总理阐述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中,采用氢能源作为储存介质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必须明确是什么在推动欧洲氢能项目的发展。我们一直倡导,到本世纪中叶,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稳步迈向全面整合的氢能经济,正是这一目标在推动着欧洲氢能项目的发展。”至此,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三个支柱已经落实到位。

2006年,我就同一问题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准备了第二份备忘录,建议德国政府批准实施氢能研究发展方案。结果,默克尔总理同意了我的建议,并为优化新型存储技术投入了大量资金。第二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宣布了价值74亿欧元的公私合营计划,这就是囊括整个欧洲氢能的研究发展以及相应部署的联合技术行动草案。

包括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建立、建筑物载能以及以氢的方式部分储能在内的三大支柱,引出了第四个支柱,那就是将由数以百万计的建筑物生产、存储的能源传输到整个欧洲的途径。能源互联网

截至2005年,尽管智能电网的创建已经开始为人们带来物质上的回报,但人们始终没有找到把这一方法融入欧盟或其成员国的途径。IBM公司、思科系统、西门子以及通用公司都跃跃欲试,期望把智能电网变成能够运输电力的新型高速公路。由此,电力输送网络将会转变成信息能源网络,使得数以百万计自助生产能源的人们能够通过对等网络的方式分享彼此的剩余能源。这种智能型能源网络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家庭、办公室、工厂、交通工具以及物流等无时无刻不相互影响,分享信息资源。智能公用网络系统还与天气的变化相关联,使得电流以及室内温度会随着天气状况的改变和用户的需要而改变。此外,这种智能网络还能够根据家用电器用电量的多少来进行自我调节,如果整个电路达到峰值,软件就会进行相应的调节以避免出现电网超负荷的情况,举个例子,为节能省电,洗衣机每到一定的负荷量便会跳过一次清洗周期。

由于电网电流在一天24小时内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每栋大厦中分布在数字仪表上的实时信息会采用动态定价的形式,以便消费者能够根据价格变动自动调整用电量。此外,能够接受用电调整的消费者将会享受相应的优惠。与此同时,动态定价也将促使能源生产商们把握回收电流的最佳时机。

最近,美国政府划拨资金发展全国智能电网。这些资金将被用来安装数字电表、高压输电传感器以及发展实现高科技电力分配的能源储存技术。这将使现有的电网转变为互联网式电网。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城市公共服务能源公司、科罗拉多州博得市的艾克赛尔公共事业公司、加利福尼亚的南太平洋电气公司、森普拉能源公司、南爱迪生电力公司将在今后的几年间架设部分智能电网。

智能电网是新兴经济的支柱。正如互联网创造了数以百计的商业机会和数百万的就业机会,智能电网会带来同样的辉煌。只不过“它将比互联网大100或者1 000倍”,思科公司副总裁玛丽·哈塔尔指出,虽然有一些家庭已经接入互联网,但是还有一些没有接入网络。由于每个家庭都连接了电网,因此所有家庭都有可能通过电网连接起来。

20年来,许多政府和全球企业的领导人问我:“你对运用‘软性’可再生能源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对能源的需求有什么期待?”政府以及能源与公共事业行业的老一代的领导者,如同当年唱片业巨头们面对文件共享的挑战时一样,没有意识到分散式能源能够改变能源本质的潜力。

第二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以往影响经济的因素,从分布集中的传统化石燃料以及铀能源向分散式的新型可再生能源转移。如今,人类已掌握了一种先进的软件技术,能够帮助相应的企业与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小型台式电脑相连接。一旦成功连接,这种扁平化技术的威力将大大超越世界上最大的集成式超级电脑。

与之相似,互联网式电网已经应用到一些地区,改变了传统输电网的模式。当数以百万计的建筑实时收集可再生能源,以氢的形式储存剩余能源,并通过智能互联电网将电力与其他几百万人共享,由此产生的电力使集中式核电与火电站都相形见绌。

荷兰电工材料协会曾为电网智能化联盟——一个由美国信息技术、能源、公共事业企业、学界、风险投资者组成的智能电网联合体——进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只需投入160亿美元以鼓励全国电网智能化,就可以带动640亿美元的项目投资并创造28万个就业机会。智能电网对其他四个经济支柱产业的增长十分重要,它的实施将为可再生能源行业、建筑业和房地产市场、氢能源储存工业、电气运输部门创造几千万个新就业机会,因为它们都依赖于智能电网为其提供平台。但是,与欧洲委员会所期望的通过智能电网计划创造的就业数相比,这一估计数字还是较小。欧洲委员会预计通过公共与私人部门1万亿欧元的投资,未来10年间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建设分布式智能电网网络。

今天的分布式智能电网的概念已经不是大多数主要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刚开始讨论智能公共事业网络时所设想的模样了。它们早先的观点是建立集中式的智能电网。这些公司预见到通过智能仪表和传感器的应用将现有的电网数字化,使公共事业公司能够实现包括实时电流量监控在内的远程收集信息。它的目的是提高电流在电网中的输送效率,降低维护费用,并且更精确地了解用户用电量。它们的计划是改良性的,而非根本性的创造。正如我所知道的,关于使用互联网技术革新电网使其成为相互连通的信息能源网的讨论寥寥无几,而这样做将能够使数百万人自主创造可再生能源并与他人分享电能。

2005年,IBM公司在德国的主管们开始就未来智能电网应用的可能与我进行沟通。我已经在沃顿商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教育课程以及与苏格兰能源、辛那杰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等公共事业企业的座谈会上,深入讨论了将传统电网转变为可分享能源的互动网络的可能性。智能电网就是我2002年出版的《氢能源经济》一书的中心主题。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讨论这件事情的人。艾默里·洛文斯许多年来一直提倡这一观念,并且拥有很多能源与公共事业领域的追随者。

早在2001年,美国电力研究所在它的报告“未来展望”中评述道:“分散式能源生产的发展可能会采取与计算机产业发展极为相似的路线。大型主机电能已经让位于小型化、在地理上分散分布的台式和笔记本电脑,它们相互连接、充分整合,成为一个极富弹性的网络。在电力行业中,集中式电厂仍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更加需要更小、更清洁、分散化的发电厂,能源储存技术将支持它们的发展。对这样一个系统,最基本的要求是先进的电子控制技术,对于控制、处理由如此复杂的互联系统所带来的海量的信息与能源流通,它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IBM的伙计们让我接触到了吉多·巴特尔斯,他是一个一直致力于在全球推广IBM智能公共事业网络概念的荷兰人。吉多也是电网智能化联盟的主席,这个联盟是由信息技术、能源及公共事业公司所组成的财团,它与美国能源部合作以推动智能电网发展。对于IBM的未来,我和吉多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IBM的首要动力是以传统的、中央集中管理的方式来改革现有电网。通过微电网将能源连通并回售给输电网的观念,虽然被公认为是IBM智能公共事业网络的一项潜在功能,但现在还不是它成为新型经济观核心的最佳时机——虽然IBM明确表达了下一步将会进军第三次工业革命。巴特尔斯和艾伦·舒尔理解真正的分布式智能电网的潜力,并与全球客户合作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个叫皮尔·纳布厄斯的荷兰人——他是荷兰电工材料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也开始谈论双向信息化能源网的优点。纳布厄斯在欧盟的地位与巴特尔斯相同——领导着欧洲智能电网技术平台。如同美国的电网智能化联盟,欧洲智能电网技术平台是由信息技术、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所组成的,它与欧盟合作,致力于推动欧洲大陆的智能电网建设。纳布厄斯强烈呼吁建立能够将数千个小型电厂产生的电流汇集并输送的能源互联网。

纳布厄斯意识到了欧洲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他们的美国同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在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中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这些公司在长达一个世纪里无法与那些依靠化石能源发电的能源巨头们相提并论。但是,新一代的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了地方市政当局、各个地区、中型企业、合作社以及业主们对利用微电网自己生产可再生能源的浓厚兴趣,认为这将是一个重塑他们企业地位的好机会。他们设想为能源和公共事业公司注入新的功能,并且在他们传统的能源供应者与输送管理者的角色之外,推行这一新的商业形式。为什么不利用智能公共事业网络来更好地管理从利用化石燃料或核能的集中式电站所输出的电流,并且利用全新的智能电网的输送功能来汇集、传输来自数千微型电站的电力呢?换句话说,从电流单向管理转变为双向管理。

在新的环境下,公司将放弃一些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电力输送和供给控制方式,转而成为一个拥有数以千计的小型能源生产者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新的方案中,能源类的公共事业公司将变得更加重要。一个公共事业公司将会成为一名信息能源网络的管理者。它将迅速从能源销售者转变为服务提供商,利用专业技术来管理其他人所生产的能源。因此,未来的公共事业公司将与客户一道共同管理整个价值链的能源利用,就像IBM这样的信息技术公司帮助客户管理他们的信息一样。潜在的新兴商机将最终超越它们的传统业务——单纯的销售电力。

这些后起之秀们从一个不可能之处为他们的观念找到了动力源泉。2006年,欧盟负责竞争政策的专员内莉·克勒斯向能源和公共事业行业传达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对电力市场撤销管制的决定,促使许多国有能源与公共事业巨头将它们的电网跨越国界并开始收购规模较小的公司。欧洲委员会担忧,少数能源与公共事业巨头通过垄断能源的供给与输送来控制其他公司进入该行业的途径。克勒斯向那些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宣战了。从那一刻起,企业被要求将输电网络业务从能源供应业务中分离出来,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不允许它们同时拥有能源供给与输送能源的传输线路。克勒斯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欧洲委员会的意图,她说:“所有问题中真正令人关切的,是输电基础设施与供给业务混业经营的市场结构。对所有网络行业来说,这都是令人担忧的。在这些行业中,重复建设基础设施的耗费是很大的。重要网络设施的所有者和运营者经常与那些需要进入相同网络设施的公司竞争。我们能希望那样的混业公司完全公平地对待它们的竞争者吗?它们的自身利益将不会让它们那样做。该行业的调查已经表明,新的竞争者往往缺乏进入网络的有效途径,这些网络的运营商被指控为它们的附属公司提供便利。”克勒斯用一种非常个人的口吻说:“我非常欢迎推行完全的结构性分业经营(也就是说将供给与销售业务从垄断性基础设施业务中分离出来)。”

竞争政策专员的行为并非毫无目的,它是更大规模的共同行动的一部分,它希望能够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新兴绿色分散能源提供机会。整个欧洲都流传着许多传闻,说那些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使得当地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向电网出售电力变得很困难。当面对欧盟支持发展地方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法规时,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蓄意阻挠的政策失去了效果。

就欧洲而言,克勒斯说:“显而易见,自由化进程的目标是保障新的公司可以进军市场并获得发展,其目的是促使企业进行竞争,从而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选择,例如,绿色能源。”

德国和法国政府很快便向克勒斯表达了它们的不满。这两个国家都是欧洲能源和公共事业巨头的大本营,比如,在德国有意昂集团和莱茵集团,在法国有法国电力公司。媒体和公众所不知道的是,在如此光鲜外表的背后是地狱之门徐徐开启,而政府的一些部门就是推手。

2006年3月,即克勒斯在议员竞选活动中公开提出分类计价时,德国第四大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巴登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克拉森邀请我去他的公司发表演讲,听众是公司员工以及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能源与公共事业转型有关的客户。尽管巴登能源公司是法国电力公司持股45%的公司(法国电力公司的核能产量占法国核能产量的78%),克拉森仍然选择了可再生能源的年代分布这一主题。三个月后,他邀请我去德国的海尔布隆市参观公司总部。演讲大厅里约有500名员工,当我讲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景后,克拉森走上了台。令大多数员工感到惊讶的是,克拉森说能源市场正在改变,巴登公司也一样,因为员工们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即化石燃料和核能源应该通过自上而下的集中模式管理。他声称,巴登公司会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前沿,在新的分散式能源时代承担领导责任。他迅速得出结论说,虽然旧能源和商业模式还没有退出市场,但巴登公司需要给新能源和新的经营模式留出空间。

到2008年年初,欧洲的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正步履蹒跚地迈向新能源时代,包括爱尔兰的国家公路收费公司和苏格兰能源集团。甚至像大型能源集团德国意昂这样的旧模式拥护者,也在重新思考它们的未来。

2008年3月,我受意昂集团的邀请,在鹿特丹与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内斯·泰森进行了讨论,这个马拉松式的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当我见到他时,他如同传统德国商业领袖的代表,一副严肃的表情,穿着传统的黑色套装。事实上,他非常热情。泰森认为,在未来几十年,欧洲需要所有的能源来满足其需求,包括化石能源、核能源,甚至可再生能源。但他并没有提及分散式能源。

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大约40岁的英国男士,在我说话时他一直在泰森的耳边低语。讨论结束后,他站起来自我介绍说,他叫肯顿·布拉德伯里,是意昂集团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和未来战略规划的副总裁。他说,公司正在关注包括智能电网、微产能、分散式能源等在内的议题。他渴望知道更多,特别是关于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与建筑公司合作开发的智能建筑,这种建筑可以用做小型发电厂并将产生的电回输到输电网。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通过邮件、电话进行沟通与交流。我也让我们对策小组的其他人与他保持联系,包括IBM公司的吉多·巴特尔斯、荷兰电工材料协会的皮尔·纳布厄斯、飞利浦的首席执行官鲁迪·普罗沃斯特。几个月后,肯顿·布拉德伯里在意昂集团董事会上介绍了一些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中可能出现的新商业机会。

记得我曾提到过,新的一代公司高管迫切希望在不抛弃原有商业计划的前提下将公司转型为新的商业模式,这样他们就可以充当顾问,与客户一起管理能源,正如IBM公司和其他信息技术公司管理信息一样。令人关注的是,我听说意昂集团在2008年秋季陷入了严重衰退,他们曾以IBM公司的断裂性变革模式为案例,考察了向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转型时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

IBM公司已经成为工商管理硕士课堂教学中的经典案例,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一个专注销售电脑的企业成功转向以服务为主的模式。当时,IBM公司意识到,仅靠销售电脑所得利润已非常少。那时,亚洲的一些公司已经可以生产质量过硬,而价格却很低廉的同类型产品。这使IBM公司看到,仅仅依靠销售电脑产品本身必将导致收益降低。

IBM公司首席执行官路易斯·郭士纳预见到了公司内部潜在的危机,并开始着手创立一种新型的商业运作模式。为此,他做的第一步是明确IBM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管理流动的信息”。在弄清楚这一点后,这个20世纪技术行业的巨人开始转而向新领域发展。它通过向其他公司出售专业咨询服务来更好地对本公司的技术信息进行整合和管理。受IBM公司的影响,相关领域的许多公司都开始在领导层设置信息主管一职。

对专注于能源效用的企业来说,“能源管理”就是这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对于它们的客户而言,最希望从企业获得的是关于如何高效、节能地使用能源系统的建议。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这些企业用于能源的支出甚至要高于劳动力方面的支出,因此该行业的主题就是节约能源。

德国意昂集团和其他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怎样从以出售产品为主的模式向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新商业模式转型呢(这种新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和创建使用更少电子的程序)?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这样的一个过程,即旧的商业模式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淘汰,而同时企业也可以使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这对能源和公共事业公司部门新领导人的管理技能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IBM公司在智能电网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两种设想,分别是针对美国的改良型模式和针对欧洲的创新型模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IBM的初衷是要建设一种超级电网,这一想法很明显出自改良型思维,它的具体实施方案是将电网数字化从而提高其工作效率,为能源企业和公共事业公司提供及时的信息,以帮助这些企业优化其自身的运作和管理。

2007年上半年,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商业运作新模式深深吸引了欧盟国家以及众多的商业团体,IBM公司也开始着手对其运营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IBM公司决定为欧盟提供分布式智能效用网络的技术支持。曾经有一位商业分析人士向我透露,由于欧盟本身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分散式模式更适合欧盟的进一步发展。除欧盟以外,IBM公司为美国和北美地区提供怎样的技术方案呢?答案不言而喻,是集中式超级电网系统。

迄今为止,大部分美国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对于引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商业模式持保留态度。美国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游说集团的重要人物、爱迪生电力研究院的埃德·莱格对这个问题直言不讳:“我们反对缩小我们商业规模的行为。所有投资人拥有的公司都是在集中管理模式下建成的。爱迪生曾说过:你有个大型发电厂……分散式发电会使此情此景一去不复返。”

不论选择建设哪种模式的电网——美国的集中、自上而下模式,或者欧洲的分散、合作模式——都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行业观察家预计,从2010年到2030年,美国需要花费大约1.5万亿美元才能将目前的电网改造成智能电网。如果美国的这些电网是单向而非双向的,那么美国将失去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将失去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与运输系统相结合

最后一个支柱是运输,它是整个体系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迈进所不可缺少的。建筑物转变成小型发电厂和创建能源互联网,使这些基础设施可以为插电式电动车、氢燃料电池车提供动力。插电式电动车已在2011年投入生产。美国政府已经投资24亿美元,旨在将新一代电动车推向市场,还将为电动车购买者提供7 500美元的税收优惠,以鼓励人们购买新型电动车。

插电式电动车正在能源与运输界掀起一场巨大的变革。几百年以来,汽车产业与石油公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同过去的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一样。现在这种关系正慢慢变得松弛。在过去的一年里,主要的汽车生产商和电力能源公司、公共事业公司已签署协议,将为21世纪的插电式运输工具创造新的基础设施。

电力公司正忙于在高速公路、停车场、车库和商场安装充电设备,以便为新型电动车提供电力。通用汽车公司正与公共事业公司合作,包括爱迪生电力研究院、纽约能源局,以及东北公共事业公司。在柏林,戴姆勒和德国第二大能源公司莱茵集团合作开发了一个项目——用于给斯玛特和梅赛德斯车在德国首都充电。丰田与法国最大的电力公司法国电力集团合作,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充电站,服务于插电式汽车。

小型公司如航空环境公司、库伦科技公司、依考泰乐公司等已经进军电力驱动车的充电市场,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伊顿电气集团则带着自己的电力汽车充电站准备加入这场竞争。虽然这些公司建议政府对大部分需要3 000~5 000美元才能运营的充电站进行投资,但是,它们现在也开始紧盯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当地市场,这些公司希望未来数百万的电动车购买者也将为购买它们的充电站而支付1 000美元。当电动车大规模投放市场时,电力充电市场的利润预计在2013年将由现在的6 900万美元迅速上升至13亿美元。

据柏亚天管理咨询公司2010年的研究报告,到2020年,全球范围内与电动车相关的行业的产值将达到3 000亿美元,将创造10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经过努力,美国汽车制造商将创造27.5万个就业机会。

到2030年,插电式电动车的充电站和氢能源燃料电动车会普及全球,将为主电网的输电、送电提供分散式的基础设施。据预测,到2040年,75%的轻型汽车将由电力驱动。

当我们把插电式汽车和氢燃料汽车看做潜在的发电厂时,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提供的分散式电能数量将是巨大的。一般的电动车处于非行驶状态的时间大约是96%,这时,它可以接入交互式电网,为电网回输电能。这种绿色能源为完全由电或燃料驱动的汽车提供的电能是美国全国电网电能存量的4倍。只需把25%的电能回输到电网——当电力价格居高不下时——它就可以代替全国所有的常规发电厂。

在插电式电动车和氢燃料电池车市场上,汽车公司陷入了激烈的竞争;在汽车行业内部,也有一个激烈的争论:一方支持插电式电动车,另一方认为,插电式电动车只是一种向氢燃料驱动车的过渡产品。大多数汽车公司作了两手准备,戴姆勒汽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投资方特别看好燃料电池车的前景。让我们看看我初次听到的戴姆勒汽车公司的计划。

我曾问过默克尔总理的经济顾问基恩斯·魏德曼,总理是否愿意举办宴会,邀请德国十几家重要企业的领导者共进晚餐,讨论德国绿色能源的前景,特别是德国在世界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几个星期前,全球金融系统刚刚崩溃,因而,晚宴的气氛很压抑。傍晚时分,一位工作人员急急忙忙走进房间,在总理耳边低语了几声。她停下谈话,告诉大家美国众议院刚刚否决了布什总统的一揽子经济紧急援助计划。大家都在怀疑她刚才所说事情的真实性,我能看得出,他们在考虑美国国会的否决票对自己公司的影响。

为了缓解阴郁的气氛、激发大家的乐观情绪,默克尔总理转向戴姆勒汽车公司总裁迪特尔·泽金博士,询问他们公司未来的计划。迪特尔·泽金博士说,公司正在对汽车工业实施改革,打算在2015年大规模生产氢燃料电池车。根据他的说法,从内燃机车到燃料电池车的转变,将成为德国经济变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

正如其他人的反应一样,默克尔也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虽然我们知道戴姆勒汽车公司正和其他公司合作关于电力和燃料电池车的项目,但从公司总裁口中说出他们公司正向这个目标努力,这还是第一次。这正如美国人所说的:把未来带到现在。

默克尔快速地扫视了一下大家的反应,当经过我时,她短暂地停留了一下。记得我早在2006年就让她向德国政府提交关于氢能源研究项目的建议,她当时采纳了我的建议。迪特尔·泽金博士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公司的未来寄希望于氢能源的决定似乎预示着,在这个曾因内燃机而发起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新经济时代即将开始。

在2009年9月,戴姆勒公司与其他七个行业伙伴——巴登能源集团、林德公司、奥地利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道达尔公司、瓦腾福能源公司、国家氢能与燃料电池组织建立了一个横跨德国的燃料电池站点网络,为2015年大规模引入燃料电池交通工具作好市场准备。

戴姆勒的计划能否成功仍需拭目以待。不论我们选择以电驱动的方式,还是以燃料电池驱动的方式,甚或二者结合的方式,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石油驱动内燃机车已经落伍了。我们的孩子们驾驶的汽车将是清洁、无噪音、智能化的,这些汽车与扁平化、分散式、合作化的交互网络连接在一起。仅这一个事实就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向新经济纪元过渡的时期。

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创立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这种体系由建筑装载、部分地以氢的形式储存、通过智能网络分配、由插件连接,并且是零排放。整个系统是交互式的、整体的、无缝的。这种互联性正在为跨行业关系创造新的机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服务于其他传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商业伙伴。

要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我们现有经济生活方式的影响,需要考虑过去20年中由互联网革命导致的深刻变革。就像早期的印刷技术一样,信息和沟通的民主化也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本质和社交关系。现在,我们能想象得到由于网络技术的主导,能源的民主化对于整个社会可能造成的冲击。第三次工业革命与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世界上有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每天不足两美元的生活标准度日,并且,大多数家庭仍然用不上电。因为没有电,他们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一个重要的可以使他们摆脱贫困的方法就是拥有稳定且能用得起的环保电能。没有电,任何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作为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们的生活的起点,能源的民主化和电力的普遍接入是必不可少的。小额贷款的扩展产生的微小力量正改变着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为众多穷人改善经济状况带来了希望。

我们会有一些大的飞跃吗?对于由五大支柱构成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人们已经有了整体的理解,但仍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阻碍着它的正常发展。谁来做行业先锋

这次会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这个领域没有先驱。讨论时,大家的目光集中在戴姆勒公司负责集团调研和高级工程的副总裁赫伯特·科勒身上。坐在赫伯特·科勒旁边的荷兰电工材料协会首席执行官皮尔·纳布厄斯脱口而出:“我们是被引导者。”大家的目光投向主持会议的欧洲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观看他的反应。他停了一下,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随后,会议室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科勒表达的是大家共有的挫折感。与会的都是世界主要企业的代表,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的公司正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走出,踏上新的商业纪元的旅程;他们每个人也都是刚刚明白怎样将个人的追求融入更大的经济发展图景中去。他们都想壮大自己,深刻地意识到了确保快速进入市场的重要性。

2006年12月6日,我就请巴罗佐召集这个会议。我建议说,就如何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同时也是最成功的发展模式而言,召集欧美这些主要企业的领导者开会,听听他们的想法是非常有益的。

巴罗佐的议程非常复杂。在他的领导下,欧盟正为在2020年之前实现20–20–20模式而作准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这个方案将使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欧盟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该方案要求:在2020年之前,温室气体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在同一年实现能源效率提高20%;同样也是在2020年,要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增加20%。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德国总理默克尔随后将召集其他欧盟成员为这一远大的目标而努力。

欧盟也负有履行里斯本议程的责任——里斯本议程是2002年3月由欧盟各国首脑在里斯本达成的协议,其目标是把欧盟建设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欧盟曾一度领导世界经济。正如先前所提到的,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高于美国,而且现在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也高于美国。可是,仍然有一种担心,认为欧盟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正在觉醒的亚洲巨人中国和印度。

欧盟把自己定位为世界上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但它能在完成气候变化指标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吗?不仅在成员国内,而且在欧盟委员会内,这个似乎自相矛盾的方案正面临着持续的压力。

与会者将要告诉巴罗佐“是的,我们能”,而这又与“没有行业先驱”相矛盾。这种状况改变了会议的走向。

由戈特利布·戴姆勒和卡尔·本茨创建的戴姆勒公司,曾首先成功地把内燃机技术运用到汽车上,现在则要通过首先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氢能源汽车来再次引领汽车制造行业。戴姆勒公司在几年间已经有效地测试了燃料电池车,在研发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事实上,戴姆勒公司的氢气动力客车(其他公司也有)已经作为欧洲清洁交通项目的一部分在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柏林、马德里及其他一些城市投入运营。这个项目由欧盟首先发起,旨在用只消耗纯净水和热能的零排放的交通工具来代替燃油驱动的交通工具。

像与会的其他公司一样,戴姆勒公司的难题也是推广。整个欧洲清洁交通项目的客车目前的订单只有47辆,订单数量少导致每辆车的生产成本高达100万欧元。如同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推广的项目一样,欧洲清洁交通项目是一个先行者。政府推崇这样有吸引力的项目,是因为政府不需要花很多钱就能够确保市场规模。事实上,赫伯特·科勒要表达的意思是:到了决定是全力以赴还是索性放弃的时候了。他意识到,唯一可以有效推动这场交通业革命进入消费者市场的方法就是首先让政府大量采购,把一笔相当可观的公共资金用于为公众大量购买这种交通工具。早期的由政府领导的大规模采购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也可以为进入一个更大的市场创造足够的优势。40辆客车是不能够改变什么的。

与会的其他人都有类似的故事可以分享。他们对是不是先驱不感兴趣,他们都急于发起一场经济革命,但在现实中却都遇到了难题,甚至是绝望——他们突破性的技术和产品可能在几十年中乃至永远无人问津。筒仓效应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欧盟是否打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和确保能源安全,同时,把欧盟建成21世纪世界一流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欧洲委员会建立了一些部门和机构来鼓励发挥筒仓的积极效应,即项目与工程自主、独立,与其他部门和机构的工作完全隔离。这个现象并非布鲁塞尔独有。事实上,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很常见。由于筒仓思维没能在各部门和机构间发挥其积极性,政府降低了寻找协同优势和制订整体计划提高社会总体福利的预期。筒仓思维不可避免地导致先行项目的孤立。

巴罗佐和欧盟委员会的委员们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现在正努力促进各机构间的联合。这在贪恋权力、明哲保身的官僚体制中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这也会导致我所说的“总干事困境”——在一些部长级或国家元首批准的重要计划往下级部门传达的时候,其重要性、分量会变得越来越小,视野、范围都变得越来越狭窄,最终,它们陷入无数的诸如报告、研究和评估等琐事中。

我们和巴罗佐共同赴会,准备讨论怎样保持领先和如何解决筒仓效应的问题。其中,有几位成员积极地参与了欧盟科技建设平台的工作。这个平台是欧盟正式的关于公共/私人部门的研究倡议,它由主要企业和关键部门的代表组成,它的任务是推荐新项目,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

克劳德·朗格莱是法国建筑业巨头布依格公司的工程师,也是欧洲建设纲领的主要参与成员之一。如先前提到的,皮尔·纳布厄斯是荷兰电工材料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也是欧洲智能电网和由信息技术和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组成的欧盟科技平台的现任主席。他们两位都向巴罗佐指出,虽然欧洲36个技术平台间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合作,但现在它们之间鲜有交流。我们只保留了36个平台中的13个。因为每个科技平台的使命对于彼此的成功都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想设置综合性方案以引导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些平台就需要进行整合。其中包括建设技术平台、智能电网平台、各种可再生能源平台、氢能和燃料电池平台、欧洲公路与铁路交通平台和可持续化学平台。综合起来看,这些平台代表了科技、工业和新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的某些部门。巴罗佐回应说:“进行整合吧,促进它们间的相互交流,然后,我们看看情况会怎样。”于是,我们立刻行动起来。2007年春天,我们召开了几次会议,就这13个平台间可能存在的合作进行讨论。

巴罗佐正尝试着将它们联合起来。但是,欧盟及各国政府并不重视绿色试行项目,深陷筒仓困境,并且毫无突破,其中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他们并不清楚“突破”意味着什么。绿色试行项目之所以无法推行是因为缺少一个令人信服的构想,这个构想将向人们讲述新经济革命的情况,并解释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科技和商业模式是怎样融入更大规模的战略中去的。与会的商业领袖展望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他们希望能够说服巴罗佐,抓住机遇,带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盟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发。

在同年的早些时候,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发的基础就已经打好了。要使欧盟进行如此规模的变革——改变欧洲大陆经济的产业结构,开创新经济时代,就必须依靠德国这一欧洲经济引擎的支持。在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之后的几个月内,她就邀请我去柏林与一位德国顶尖的经济学家针对如何增加就业、如何促进21世纪德国经济的繁荣等问题进行讨论。我以询问默克尔总理问题切入阐述自己的看法,我问的问题是:“在一个严重依赖能源的时代,面对以能源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你会怎样发展德国经济、欧盟经济,或者进一步讲,发展全球经济?”(在世界石油市场上,油价已经不断上涨,2008年7月,油价突破每桶147美元。)接下来,我描绘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景,并表达了我对德国将在新经济时代引领潮流的坚定信念。

在正式的讨论之后,我们休息了一下,然后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我知道,默克尔总理之前曾任科尔总理时期政府的环境部长,而且她是一位专业的物理学家。她完全明白分散式、合作性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内涵,同时她也意识到了背后巨大的商业机遇。默克尔总理对德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感兴趣,我问她个中缘由,本以为她是出于经济考量,希望当时出口额位居第一的德国引领变革,继续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但她却将话题从经济转移到政治上来。她说道:“杰里米,你还是需要多了解一些德国的历史和政治。我们是一个联邦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都是由地区推动的,联邦政府只是一个媒介。我们的职责就是寻求一致并促进区域间合作以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式和合作性的性质,恰好符合德国政治的特点。”

总理的热情是变革的重要因素,尤其因为我之前提到过的,默克尔将会在2007年1月担任为期6个月的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在她作为主席期间,欧盟成员国的首脑必须就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定。

我不得不说明,当时默克尔政府的执政联盟伙伴是社会民主党,他们同样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怀有很高的热情,并且将在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0–20标准能否在欧洲理事会上通过一事上起到很大作用。设定改善气候变暖目标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环境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在促成其他26国的环境部长达成一致上尤其活跃。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将确保欧盟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也认同既定的改善气候变暖的标准。尽管绿党不是政府合作的一部分,但该党在德国政治中扮演先知性的角色已逾20年。它警告环境变暖带来的危害,提出向后碳时代转变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以目前德国政治的发展来看,在默克尔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期间,各方都支持促成20–20–20协定并推动欧盟成为全球实现新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环境日程的主导力量。欧洲议会认可第三次工业革命

默克尔任期内的欧洲理事会关注的重点是气候变化和能源自立问题,另外,为了实现20–20–20协定,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措施也是他们思考的问题之一。21世纪绿色经济在欧洲的前景在布鲁塞尔政治走廊和成员国内广泛传播。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布鲁塞尔举办了一系列战略研讨会。这些会议旨在将欧洲议会的目光吸引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上去并为欧盟制定应对策略。乔·雷诺是欧洲社会党的领袖,也是议会中最受尊敬的资深成员,当时还是宪法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由他起草宣言。议会中热衷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核心人物、绿党领袖克劳德·图尔梅斯,以及代表布鲁塞尔的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安吉洛·孔索利也参与了宣言起草。一旦正式的宣言在议会通过,就将由欧盟立法机构制订欧洲长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稳定计划。

起草的宣言很难在欧洲议会获得通过,只有少数几个通过了。根据欧洲议会的规定和程序,我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争取必要的多数支持(起草的宣言必须在90天内获得通过)。我们小组决定重点寻求党派领袖和主要议会委员会主席的支持,这在充满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和难以应对的政治联盟的立法部门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了确保获得足够的票数,雷诺召集了五位声誉很高的议员,其中有欧洲人民党的安德斯·维克曼、自由党的维托里奥·普罗迪、社会党的齐塔·古尔毛伊、绿党的克劳德·图尔梅斯、左翼党派的翁贝托·圭多尼。他们分别代表了议会中的五个集团。由于大家不辞劳苦的工作——特别要提到孔索利先生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才能获得欧洲议会主席汉斯格特·珀特林的认可。同时,我们还获得了一些重要委员会主席的支持,其中包括来自具有影响力的工业研究及能源委员会的安格利卡·妮布勒尔、环境委员会的主席卡尔海因茨·弗洛伦兹、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吉多·萨科尼等人的支持。2007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正式宣言,该宣言将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任务交付给了欧盟27国的立法部门。议会对新经济愿景的强烈支持向世界其他地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已经走上了新经济之路。

在德国即将卸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最后几周内,德国政府让我在埃森市向27国的环境部长作重要演讲,向他们展示配合20–20–20标准一起执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战略。我告诉部长们,欧盟需要的不是遏制气候变化计划或能源计划,只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计划才能带领欧洲,期望更高一些的话,带领世界在2050年达到零碳排放,进入后碳时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许多环境部长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只有少数几个仍然拘泥于纯粹的环保政策,几乎没有认识到由此可以扩大经济主动权。新经济系统的五大支柱

上面所列五个支柱组成了新经济系统的基础,这一系统将把我们带向绿色环保的未来。

以下五点应列入清单之中:变燃烧碳基化石燃料的结构为使用可再生新能源的结构;重新认识构成世界的一砖一瓦,将每一处建筑转变成能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的迷你能量采集器;将氢和其他可储存能源储存在建筑里,利用社会全部的基础设施来储藏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并保证有持久可依赖的环保能源供应;利用网络通信科技把电网转变为智能通用网络,从而让上百万的人可以把周围建筑产生的电能输送到电网中去,在开放的环境中实现与他人的资源共享,其工作原理就像信息在网络上产生和传播一样;改变由汽车、公交车、卡车、火车等构成的全球运输模式,使之成为由插电式和燃料电池型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运输工具构成的交通运输网。在全国和州际建立充电站,人们可以在充电站买卖电能。

把这五部分结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科技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应急系统,它的价值和功能和其中的组成部分截然不同,换句话说,这五部分之间的协同作用树立了一个新经济的范例,它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中,欧洲比美国、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走得更远,但我仍然不希望让大家认为德国正全速前进。事实正与之相反,它还处在起步阶段,商业圈、公民社会和政治走廊逐渐对欧洲的新道路产生兴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或已经踏上了征途。不过至少人们已经有了意向,变革正在酝酿,尽管谁都不能保证欧盟将会坚定方向,很可能变革最终不能推行或是退回原点。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能确定哪个国家将会站在机遇之门前,带领世界进入新纪元。

人类的发展停滞是可以避免的,历史上有很多强大的国家顷刻崩塌、前途光明的社会实验遭遇失败、美好的愿景最终破灭的事例,但这次有所不同。我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灭绝的危险,这种事情是半个世纪前人类从未想过的。

大规模摧毁性武器的扩散同迫近的气候危机一起推动事态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这并非由于我们所知的人类文明的衰亡,而是因为人类物种的灭亡。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可以铲除社会病毒的灵丹妙药,也不是能带我们进入极乐世界的鸦片,它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它是一个可能带领我们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的实用经济计划。除此之外,我至今还未找到其他可供我们选择的方案。第三章 世界大趋势:第三次工业革命从理论到实践

2008年9月是有记录以来的第十二个比较炎热的夏天。气候学家记录下来高温值,并警告说这是全球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又一个预兆。这里实时的气候变化比科学家预期的早了一个多世纪。

天气并不是唯一一个升温的事件。7月,石油价格达到了每桶147美元的峰值,恐惧蔓延到全球,购买力随之下降。60天之后,在次贷市场坏账影响下惨遭损失的美国银行业冻结了贷款,使得华尔街陷入了停顿状态。

全球经济何去何从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还有未来吗?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一次的情况与之前不同。权威评论员和政治领导人开始使用经济萧条来形容这次危机。尽管并没有出现商业大亨们跳楼的情况,但是股票市场一直在下挫,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失业者沦落街头靠卖苹果糊口的情形。

但是,当他们说“这次不同”时又是什么意思呢?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们愿意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来讨论危机的性质这样无关紧要的问题,却不愿意或没能力透过表面现象找到事情本质所在。如果他们找到了事情的本质,他们将会看到真实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今,虽然人们能够接受谈论“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甚至成了一种时尚,但是,要指责整个经济时代的错误,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一旦讨论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这类讨论也被无限期地搁置了。

我经常接触的许多全球性公司和政界人士并不愿承认第二次工业革命行将结束,相反,他们认可传统的看法,认为是由于管理、货币或财政政策的失败导致了如今令人失望的时代。尽管如此,他们感觉20世纪以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业化生活方式的顶峰已经过去,正在显示出衰老和走下坡路的迹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在极力推动一种新的,甚至激进的经济观点,即假如把这些政策以恰当的方式组合起来,那将会是革命性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

我联系过马克·卡索,他是华盛顿建筑行业圆桌会议的主席,对华盛顿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建筑行业圆桌会议是由美国建筑行业的100位首席执行官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精英同业公会。早在2007年10月,马克就邀请我去开曼群岛在该组织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当时,美国正在风传欧盟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马克认为他的成员对于重组全球建筑行业,将数百万栋建筑转化为小型发电厂来现场收集再生能源将会很感兴趣。许多美国公司正在考虑采取与欧洲同行相同的道路,并要亲身体验一下。我和马克约定要保持联络。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第二年,我又被邀请参与讨论。这次会议过后,我们开始讨论是否有可能把与我的研究所合作的相关领域的其他公司和建筑公司联合起来。然而,直到2008年夏天,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下跌,能源价格达到了最高值,金融市场处于敏感期,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可以以此为契机把很多萧条的公司(这些公司涉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中的一个或者多个)联合起来,面对面地讨论我们是否有可能组合成一个集团来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展望并制订一个针对欧洲、美国和世界的计划。马克同意把他的行业工会进行合并。

10月24日,来自全球80个公司和行业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管们聚集在华盛顿市中心城市俱乐部会议室,开了一天的会议。我们迅速地作好了前期准备,让大家围成一圈,这样方便大家进行自我介绍,同时要求大家谈谈他们的公司或者行业协会为什么来参会,以及他们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自我介绍结束时,我们已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共识。

经济危机为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机会。我们的个人努力并不会迅速形成规模,因为我们的努力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这不利于人们释放全部的潜能。我们不能单干。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组成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前景。组合成一个整体是关键,但结果会怎样呢?我们并不确定。我们同意称自己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首席执行官圆桌组织,并且寻求和政府对话,共同推进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12月,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议的一个代表团和京特·费尔霍伊根进行了会谈,京特·费尔霍伊根是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和企业与工业部专员。我们的代表团由一些重要的人物组成,包括全球最大的光电子公司Q-Cells的首席执行官安东·米尔纳、世界第一大建筑公司西图的董事长拉尔夫·彼得森以及世界上主流的可再生能源公司安迅能能源公司的董事长卡门·贝塞里尔。

当巴罗佐的欧盟委员会提出气候变化议案时,京特·费尔霍伊根一直抱有怀疑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全球变暖对地球构成了切切实实的威胁,相反,他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他警告欧盟必须制定出一种针对全球变暖的方法来推进商业发展和减缓全球变暖,并且不能向任何目标妥协。京特·费尔霍伊根和我在过去几年曾共同出席过几个公共论坛,私下也会偶尔见面。他对以五大支柱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既能够保持欧盟内部经济活跃、又能够保持欧盟全球竞争力很感兴趣。在我们的全球首席执行官圆桌组织的代表举办的正式午餐会和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宣称他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持。我们同意我们的研究小组可以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策略提出建议,并跟欧洲委员会进行协商。我们在国际舞台的第一次试验是成功的,这有助于坚定我们团队的信心。

但是,除了能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优点上外,我们脑海里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我们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发展规划。我们后来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奇怪的是,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这是美国的第七大城市。

我刚刚在得克萨斯达拉斯举办的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会议上作了一个演讲。那时是2008年3月,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状态,听众都是些在美国经营抵押贷款业务的人。当我说到一些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恶化的负面消息时,气氛是很压抑的。当我说到可以把住房和商业地产转为商住两用——住房也可以成为发电厂时,我希望他们的精神能振作起来。我告诉这些与会的人,把现存建筑改造成微型电厂将会振兴工业,创造出建筑业的春天,并且在接下来的20年促进房地产股票的升值。

然而,在金融危机如同海啸一般肆虐抵押贷款产业时,大多数与会代表们所思所想的可能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以及如何防止他们的公司倒闭。我走下讲台的时候,心里还存着一丝希望,希望我已经播下了一些种子,以后可能会生根发芽。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听完我的报告后,心情非常沉重,甚至难以承受。

演讲结束后,我正在同几位重要的嘉宾交谈,突然一位女士走到我的面前,向我介绍她自己。她的名字是奥萝拉·盖斯,她是CPS能源公司的主席。CPS能源公司是圣安东尼奥市的一家市政电力和天然气公共事业公司。她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景和欧洲的产业动态给了她很大的启发,问我是否能够在她们公司将于6月份举行的年度董事会上就这一议题发表演讲。我欣然接受。

参加6月份董事会年度例会的有CPS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有市政府的官员,有商界代表,也有民间社团的负责人。圣安东尼奥市已经充分作好了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准备。该市市长菲尔·哈德伯格已经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使圣安东尼奥市成为得克萨斯州最好的绿色城市,圣安东尼奥市的定位是在实现可持续的低碳发展道路上成为一个全国领先的城市。盖斯希望我同市领导者们的会谈能够为绿色发展议程赢得更多的支持。

这次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一丝不情愿的味道。毕竟,提出美好的愿景是一回事,而推动CPS公司以及整个圣安东尼奥市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因为美国国内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这方面的工作。我和奥萝拉·盖斯在她最喜欢的一家兼具美国风格和墨西哥风格的餐馆坐下来,品尝玛格丽特鸡尾酒。我对她说:“奥萝拉,我有个想法。请让我给你描述一下第三次工业革命未来的前景。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请告诉你的董事会成员,让他们收拾好包裹,准备好护照,并作好安排,乘飞机前往西班牙,我在欧洲的同事安吉洛·孔索利会陪同你们在西班牙国内进行考察。你们会见到一些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头的公司的高管,考察一流的太阳能和风能设施、餐馆零排放的建筑物和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园区。”对于我的提议,她考虑了几天。经过与董事会成员的磋商之后,她表示了同意。

2008年11月,我们前往西班牙考察,但这次考察绝非轻松的度假之旅。孔索利安排CPS的董事会成员每天考察14个小时。他们同西班牙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市政官员和社区团体举行了洽谈。这次西班牙之行接近尾声的时候,虽然董事们都十分疲惫,但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转变,这次考察堪称转变之旅。他们似乎能够看到和触摸到未来。

过了几个星期,我的研究所同CPS公司以及圣安东尼奥市政厅签署了一份咨询合同,为该市制定一份总体规划,以期将其转变成北美大陆上首个发展后碳经济的城市。为世界制定总体规划

2009年4月,我们在圣安东尼奥市设立了第一个工作室,筹备制定总体规划的事务。我们的团队都是由高水平的专家组成的,这些专家来自世界各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列的公司,比如IBM公司、飞利浦公司、施耐德公司、通用电气、美国西图公司、德国西门子、德国Q-Cells公司、加拿大水吉能公司、荷兰电工材料协会等。我们的全球政策制定小组的专家包括艾伦·劳埃德,他是加利福尼亚州环境保护局的前局长,现任国际清洁运输理事会理事长,还有通用汽车公司氢动力汽车研发项目的前主任拜伦·麦考密克。此外,我们的工作团队还包括全球知名的绿色产业设计公司和城市规划公司,比如意大利的博埃里工作室、西班牙的安迅能以及云九工作室。坐在桌子另一端的是一组同样备受尊重的专家,包括工程师、市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市长办公室的代表和CPS能源公司的管理团队。

我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议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使命。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我们的政策团队将会为摩纳哥亲王阿尔伯特二世和摩纳哥公国制定总体规划、为罗马市市长阿雷马诺以及这个城市制定总体规划、为荷兰乌特勒支省的省长沃特·德琼以及该省制定总体规划。这三份总体规划在我们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到。

我想向你介绍一下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以及我们学到的经验,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先作个说明。这些总体规划都是正在制定过程中,而且都是处在不断的探索之中。我们目前共有四个绿色经济发展方案。但是我们每天依然在学习新的思想,同新的人士进行联系,不断思考过去的方案是否正确合理,并不断反思我们的预定目标。制定总体规划事宜的负责人尼古拉·伊斯利经常说,负责制定总体规划事务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一般,虽然旅途中充满了刺激和惊喜,但是也需要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思想上的重新定位。作规划的目的是为新的经济时代创造基础设施以及一个容易操作的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牢记一些金融方面的事务,比如制定可靠的投资回报时间表。伊斯利经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遍遍地研究我们的全球工作团队以及与我们合作的政治机构提供的大量数据和报告,目的就是找出可行的途径来落实工作计划。因此,实际情况是,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一个巨大的课堂里,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不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总体规划是基于生存空间的新的革命性理念。我曾经在前面提到,当能源机制和新的通信媒介并存的时候,空间导向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德国心理学家们称之为格式塔转换。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垂直的、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分散的郊区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线性的外延式发展。

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团队正在制定总体规划,以期将现有的城市和郊区空间纳入封闭的生物空间内。我们想象存在数以千计的生物地区,每个这样的地区都是一个点,而得益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能源、通信和运输系统,这些点被连接成一个网络,覆盖多个大陆。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现有的城市和郊区发展模式将会在21世纪下半叶继续存在。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的基础设施正在吞噬着大量的化石能源,向大气层中排放着大量的二氧化碳。在美国,楼房消耗了将近50.1%的能源以及74.5%的电力,由此排放的温室气体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49.1%。

2007年,我们充分了解了人类居住地问题的严重程度。那年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联合国有史以来首次发布了《世界城市状态报告(2008~2009)》。根据这份报告提供的信息,大多数的人类都生活在城市中,而且很多是在人口超过1 000万的超级大城市及其郊区。我们已经变成了“城市人类”。

几百万人聚集在一起,以垂直的方式层层叠加在巨大的城市或郊区楼房里,这还是一个新现象。500年前,地球上的每个人在一生中平均会遇到1 000个人。今天,对于纽约市的居民而言,在他家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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