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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2 09: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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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慧英, 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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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传

拉贝传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拉贝传/黄慧英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8ISBN 978-7-305-19110-7Ⅰ.①拉… Ⅱ.①黄… Ⅲ.①拉贝(Rabe, John1882-1949)传记 Ⅳ.①K835.167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2254号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出 版 人 金鑫荣书  名 拉贝传著  者 黄慧英责任编辑 王 静 官欣欣编辑热线 025-83686029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11.75 字数280千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IBSN 978-7-305-19110-7网址:http://www.njupco.com新浪微博:http://e.weibo.com/njupco官方微信号:njupress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目录

第一章 渡鸟的遐想 一 父爱遥远的童年二 铸造魂魄的青年时期

第二章 京津见闻 一 加盟西门子二 北京剪影三 中国医生

第三章 中国社会分析 一 中国人印象二 回扣现象三 土匪和警察四 中下层人民

第四章 卷入一战漩涡 一 中国政局二 卷入战争漩涡三 在中国对德宣战的日子里四 遣返回国五 动荡的故乡

第五章 中德复交的契机 一 再系中国情结二 赴任首都南京三 淳朴的入党动机四 理还乱的思乡情

第六章 日军进攻中国首都 一 北戴河惊闻爆炸声二 敌机飞临南京上空三 留在中国的德国人四 人格魅力五 特殊的结婚纪念日六 最后的“库特沃”

第七章 出任安全区主席 一 安全区的艰难组建二 寄希望于希特勒三 南京的“执行市长”四 “面子”与“生命”的困惑五 背信与绝望的时刻六 首都坠落深渊

第八章 南京的毁灭 一 目击中国军民的死亡之旅二 嗜血的“入城式”三 全城烈焰中的外交抗争四 20多万难民面临断炊五 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无人伤亡

第九章 来自祖国的困惑 一 难以割舍的中国情二 “进谏”希特勒元首三 1938——思想转折年四 生活在纳粹阴影下五 艰难的非纳粹化历程六 凄惨而又不乏关怀的晚年

附章 永远的回声 一 半个世纪的迷雾二 凯旋而归三 南京故居四 纪念感恩

后记第一章 渡鸟的遐想(1)一 父爱遥远的童年

很久很久以前,北欧国家丹麦的领土一度扩张到了易北河畔的大港——汉堡。

几百年前,有一支姓拉贝的家族,由丹麦迁往德国北部的荷尔斯泰因地区,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在古代北欧国家,“拉贝”这个姓有着吉祥、高尚之意,常常被授予建有功勋、等级高贵的家族。英文中,“拉贝”的意思是一种黑色巨鸟;德文中,“拉贝”的意思是“乌鸦”。在很多神话传说中,乌鸦被认为是一种神鸟,怀有高尚的情操,对爱情忠贞不二,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从丹麦迁徙而来的拉贝家族,安顿在德国北部,其中的一位成为农场主。这位农场主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约翰·拉贝的祖父。约翰的祖父娶妻生子,老大叫马库斯,就是约翰·拉贝的父亲,老二叫约翰尼。后来,妻子去世,他再婚,生下小儿子。他决定让小儿子成为农场的继承人,让14岁的马库斯和12岁的约翰尼到海轮上当水手谋生。

马库斯在海浪中摔打成长,经历了三次海难。前两次他奇迹般生还,最后一次,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因为他已筋疲力尽,在浪尖上随波沉浮。绝望中,马库斯的朋友冒死赶来,把他拖到一艘小船中,救了他一命。马库斯最终成为一名船长,有了固定的航线,长年往返于汉堡——美洲、汉堡——东亚的航线。他自然而然在出航起点——汉堡安了家,他的妻子安娜就是汉堡附近的小镇乌特深人。

1882年11月23日,面对海港的福尔塞村4号拉贝家,传出了一阵阵中气十足的啼哭声,听得出,这是一个健壮的男孩。他成了拉贝家族出生在汉堡的第一代。拉贝的出生地德国汉堡

孩子的父亲马库斯星夜兼程,从遥远的东方赶了回来。高举这个哭声嘹亮的男孩,他为孩子取名“约翰·拉贝”,家人都昵称孩子为“小约翰尼”。这是马库斯为了纪念那位同为水手的二弟,为儿子取了约翰尼的名字,弟弟去澳大利亚当水手时,改为了英国名“约翰”。

拉贝家的房顶上,有一只青铜制成的乌鸦。面对海港的福尔塞村中这排房子,曾经是一个货物仓库,属于一位姓“罗森”的富裕商人。这位商人将所有的钱投资在一个运输船队中,突然有一天船队失踪了,罗森面临破产。不过,幸运的是,后来那个已经失踪的运输船队又在某个地方出现了。

小约翰尼听说,家族为了纪念找到运输船队,请人在房子屋脊上放置了这只青铜乌鸦。乌鸦提起的右脚托着一个球,而约翰尼经常顽皮地提醒乌鸦说:“保持清醒,不要睡着了!当心那只球掉下去!”(2)

约翰尼说,找到“船队”的会不会就是我的一位祖辈呢?要不然“绝对没有必要在我出生的房子墙上挂一块大理石纪念碑。我也总是很容易从屋顶上那只‘乌鸦’的标志重又找到这个地方!今天我还惊(3)讶地回想到这所房子的墙壁足有一米厚。”

约翰尼在母亲安娜的严厉管教下成长。拉贝回忆说:“我的母亲过去和现在都十分能干。我要在此作详细描述,我肯定会挨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我必须还原其本来面目——她写一手‘十分漂亮’的字,她很喜欢打人!(亲爱的妈妈,请你原谅,因为这是真实的!)”(4)

安娜因为丈夫经常不在家,大部分时间不得不独自带小孩。她十分要强,认为不能因为父亲不在家,孩子就缺少教养。约翰尼5岁入私立小学,在那儿,他总是最优秀的。6岁时,父母把他送到了公立小学。由于生活在港口,童年的约翰尼常常泡在港湾中嬉水。安娜坚持说约翰尼学了3年游泳,赢了4次游泳比赛。

约翰尼从小就十分懂事。有一次,外祖父库伦对他说:“约翰尼,你到花园里去采一个胡萝卜吃,它们长得够大了,吃一个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当时,物资匮乏,生活艰苦,胡萝卜也属于稀罕之物。拉贝去了,但他发现胡萝卜都并不是很粗壮,太瘦小。拉贝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但他已懂得生活的艰辛,懂得要体谅大人的难处,他把它们又埋入泥土里,只采了一个较大的。事后他对外祖父说:“胡萝卜味道好极了,我已品尝过了。”

19世纪末的“霍乱年”(1892年),给少年拉贝和他的家庭造成了另一个沉重打击。那时城里几周内有两千多人死于这场流行病。拉贝和姐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要细心照料家中生病的人,拉贝的两个妹妹还是未能幸免。拉贝和姐姐最后也都患上了这个病,却奇迹般逃过了这一劫。

邻居的两个小姑娘也死于这场瘟疫,她们的姐姐道拉,后来成为了拉贝的妻子。这血的教训,使拉贝懂得了卫生设施的重要性。多年后在南京安全区中,他非常担心瘟疫的流行,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建起卫生设施。

约翰尼有许多童年好友,一位是汉堡哈根贝克动物园创始人哈根贝克的儿子,他经常去动物园看望这位朋友,一同玩耍;一位是他家旁边桑克特·米歇尔教堂司事的儿子,他们经常一起爬上教堂高高的塔顶,观看汉堡港来来往往的船只。约翰·拉贝童年常去玩耍的汉堡米歇尔大教堂

因为父亲的原因,约翰尼知道各种船只的名称,对它们的来历和历史如数家珍。这在男孩子中是件很荣耀的事,为此他赢得了无数钦佩的目光。几十年后,拉贝己成为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首都南京的代理人,他家客厅的摆设中还有好几艘名舰的模型。1997年,当年拉贝的助理员韩湘琳的儿子韩克宽说:“大约在南京大屠杀前,我还是一个孩子,我在拉贝家的客厅中被这些军舰迷住了,拉贝曾兴致勃勃地向我详细介绍过它们的名称及辉煌的战绩。可惜多年后,我已记不起这些军舰的名称了。”

在约翰尼心目中,船长父亲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断时续的梦境。梦境是那么缥缈,他多么希望父爱能触手可及啊!约翰尼常常扳着指头计算父亲航海的归期。每当归期临近,他就天天爬上教堂的塔顶,遥望港口穿梭来往的巨轮,凝神辨别声声汽笛中,可有父亲的海轮那独特的呼唤。

远航归来的父亲,会为心爱的儿子带回美洲原始森林中各种动物的皮毛、兽角,鸟类的美丽羽毛,或是遥远东方的工艺品,还有许多神奇故事……

外面精彩的世界让约翰尼充满了遐想,遐想伴随着他的童年日益生长,仿佛要溢出屋顶化为渡鸟飞翔到世界各地。少年拉贝每每望着屋顶上的乌鸦出神,它一只爪子抓着一个地球,昂首展翅遥望远方。这时他对这只青铜制成的鸟,有了新的理解,他对自己说:“这是一只渡鸟,它告诉我,拉贝将像善飞的鸟一样,游遍世界各地。”

约翰尼16岁时,船长父亲得了胃癌,提前退休了。父亲苍白瘦削,虚弱地躺在床上。这时,约翰尼有大量的时间同父亲交流了,但父亲已无法说话。这对于一个渴望父爱的少年来说,是多么残忍啊!不久,父亲就撒手西去了。当时孩子们都在场,拉贝一声不吭,忍受着极大的痛苦,看着父亲死在母亲的怀里,少年拉贝第一次领略到命运的冷酷无情。

父亲去世后,母亲安娜一改她严厉的形象。她感到孩子们是那么可怜,她温柔地安慰儿子和两个女儿,给他们更多的信任。

父亲的去世给了约翰尼很大的打击,他在一夜之间长大了。父亲留下一笔小小的遗产,足以维持他读到中学毕业,但家境现状迫使他放弃了幻想,通过中级考试后他就离开了学校,来到社会上谋生。他知道,自己必须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当了两年半的学徒,后来又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商行当了一年半的伙计。

母亲为拉贝去当学徒专门做了一套衣服,孩子们的所有衣服都是她自己缝制的。拉贝称:“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那套衣服,因为母亲给我做的衣服大多是公主式的袖子(双肩向上翻起折皱的式样),(5)使我感到很不自在。”

圣诞节前夕,著名的圣诞人物“汉堡阁下”来汉堡表演节目,轰动一时,刚刚辍学的拉贝很想去见识一下这位“女大力士”。他来到表演场地,但他没有钱买票进入帐篷,他徘徊在帐篷外,倾听着里面的喧闹和欢呼声,想到自己的处境,心中十分悲伤。一个高大的黑人手持长矛站在入口处,他几乎全身赤裸,仅在腰间缠了一块花布,在周围冰天雪地的环境中格外令人敬畏。拉贝问他:“你冷吗?”他反问说:“你的脸蛋冷吗?”拉贝摇头回答:“不。”他微笑着说:“你看,我还有块花布呢。”拉贝没有看成表演,但他从这名黑人身上,汲取到了一种力量,那就是,面对困境、面对生存的压力,永远保持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多年后,他常常把这一见闻讲给儿女们以及孙辈们听。

拉贝长期生活在北方,从小缺少父爱,母亲管束又严。在德国的北方,人们都习惯收敛自己的感情,严肃而拘谨,但家庭和北方环境对他性格的形成却无太大的影响。他有着南方人的幽默机智,热情奔放;又有着北方人的率真纯朴,嫉恶如仇。应当说,他身上这些品质的形成,受他的外祖父影响很大。

拉贝的外祖父库伦,是汉堡附近小镇乌特深的名人。镇上人人都喜欢他,他心灵手巧,热忱友好,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他是个铜铁匠,同时还是义务医生,小镇上的每家每户都留下过他忙碌的身影。每到节假日,小镇上挂满了喜气洋洋的灯笼,那都是他的手艺。

拉贝很喜欢这位老人,常常同母亲一起去看望他。有一次,库伦来到汉堡,他拉着拉贝的手登上一艘大船,在甲板上,拉贝骄傲地向老人介绍着船的名称和来历。但是老人并没有夸奖他,而是以导游的身份,很自豪地介绍起船上不起眼的索具和锚,最后他盯着索具说:“如果你能从航海的角度来设想这个索具的话……”拉贝惭愧极了,他懂得老人的意思:不要好大喜功,不要贪图虚荣,不要看不起平凡而渺小的东西,要实实在在做人。他回答外祖父说:“我明白了,它们虽然很普通,但它们同样很重要。”船上的一副目睹了这一幕,在一边称赞了他们,他夸库伦说得好,夸拉贝聪明懂事。二 铸造魂魄的青年时期

拉贝的家庭信奉基督教。拉贝在离家不远的桑克特·米歇尔教堂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

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在回答笔者有关拉贝的宗教观问题时说:“拉贝不是个经常去做礼拜的人。但我认为基督是他生命中内在的驱动力,在南京他经历了‘上帝会保佑你’这一过程。”“我和拉贝经常讨论基督教,15岁时,我经常带着疑问请教拉贝。他说:‘人们必须有宗教信仰,要不然与野兽无异。’所以我也坚信了基督教。我们用心学习马丁·路德的基本教义精神、‘十诫’和《旧约》的基本原则:就像爱自己一样全心地爱上帝和你周围的人。拉贝说:‘爱你的敌人。如果光爱你的朋友,那么有何价值?’”

这可能吗?但拉贝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从他的言行中,我们能看出,拉贝和纯粹的基督教徒是有区别的:他很少上教堂做礼拜;他有时甚至能拿上帝来开开玩笑。他在给《远东新闻报》编辑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6)了。”更确切地说,他对宗教教义的理解是内容更重于形式。从他的宗教观中,我们能感受到时代精神在他身上的投影和折射。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有著名的“泛神论”:“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康德道德哲学中爱的律令:“尽你可能对别人行善。”这些都成了他恪守的信条。对于拉贝,“上帝”这个概念就是追求真善美的无限过程,就是一切使人变得高贵善良的那些属性。

应该看到,他的宗教观、他的思想,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在世界历史车轮滚滚的进程中,18和19世纪交替之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德国,这一时代的特征是作为思想、概念和精神涌现出来的。德国的知识分子积极地从意识形态去探索反映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人的存在、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格的发展以及人的归宿和人类命运这些人道主义的哲学基本课题,也在哲学、音乐、建筑和文学中去创造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人的完善,这种精神对德国人民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康德颇像中国的孔子,他的哲学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德国人。他为人们确立了上顶天、下立地的两个万古极限:“我们头上的(7)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上限是闪烁在人类头顶星空的自然律;下限则是支配人们的良心、道德世界、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道德律。“把世界还给人,把人归还给自己。”这一人道主义的精髓,像一弯持久不落的新月,临照着苦难人生的荒漠大峡谷,沐浴、净化着无数的灵魂。

我们不能说这种影响对拉贝是直接的、明显的,但是潜在的氛围、观念,对人的影响会更深刻、更牢固。在潜移默化中转化成的潜意识,是渗透到一个人血肉里去的东西,那是立意、胸襟和魂魄的铸造。约翰·拉贝年轻时的照片

青年时期形成的人生观、世界观,必将在他人生的漫漫长途中投下清晰的剪影。我们可以在拉贝的人生之路上寻找到无数这样的投影,自由和人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这些人道主义的理想自始至终贯穿了他的一生。

随着思想的成熟,青年拉贝更向往在广阔的天地中翱翔。机会终于来了。因为他出众的表现,出口商行的老板推荐他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在洛伦索马贵斯的一家英国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享有盛名的大公司。

他在莫桑比克的这家英国公司得到了锤炼,国外的经历使他的视野更开阔,也更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他的求知欲更强了。他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语,同时他还自学了法语,他大量阅读,热衷于写作,开始记录自己的经历见闻。他从1920年开始记日记,此后一直没有间断,记下他的观察,记下他的所思所想。他爱好诗歌,除了大量阅读外,他自已也动手创作一些幽默诗句,直到过了中国人称为“知天命”的年龄,他还保持着摘抄警句格言的习惯。他还爱好画画,画了很多幽默画。他的日记里还有一些他自己设计的插图。他的日记、书信和谈话,以及他读过的书籍,都向我们披露了这位商人的求知欲。

在非洲,他像父亲一样,做生意之余,钻进迷宫一样的原始森林去探险,领略大自然的奥秘,将狩猎得来的珍稀动物制成标本,并搜寻各种鸟类的美丽羽毛。然而,1906年,他患了疟疾,不得不离开非洲回国。

回国不久,拉贝与道拉订了婚。

关于拉贝和道拉如何相识相恋,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说:“不要相信家中长辈讲的那些严肃部分。”事实上,他们俩可算是青梅竹马。拉贝家隔壁住着一名药剂师依米尔·塞格伯,他在玛尔堡和海得堡学习过,在仆人和孩子们中很有名,因为他制得一手好药,尤其是能制出一种上好的咳嗽糖浆,孩子们能轻松地像喝糖水一样吃下去。拉贝也同样喜欢这种咳嗽糖浆。

有一次,拉贝在大街上看到塞格伯家4岁的女孩哭得十分伤心,就上前问道:“道拉,你怎么啦?”小女孩指着阴沟抽泣不止。原来,她不小心把她的大理石人像掉到阴沟里去了。拉贝连忙安慰她,弯下腰费了很大劲,终于帮她把大理石人像从阴沟里取了出来。小女孩破涕为笑,她天真地仰起满是泪痕的小脸说:“谢谢你。”拉贝被她的可爱逗乐了,故意逗她说:“你怎么谢我啊?”小女孩仰起脸,想了一下,认真地说:“我长大了嫁给你。”这下,轮到拉贝脸红了,被弄得很不好意思。

事实上,拉贝与道拉的哥哥奥托自小便是好朋友。由于年纪相仿,信念相同,他们一起上舞蹈课,后来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橡树叶旅游者俱乐部”。有一次,道拉还穿了一套当时在年轻女子中十分少见的时髦衣裤,同他们一起骑着车去卢比克玩。

拉贝从非洲回来后,他俩的关系水到渠成,他为道拉戴上了订婚戒指。1909年拉贝夫妇结婚时合影

这时候,拉贝有了相当的阅历,身心都成熟定型了。他有着高大魁伟的身躯、宽阔的脑门,双目炯炯有神。他继承了父亲的急性子,率真纯朴,嫉恶如仇。他讲话富有节奏,语调高亢,极富感染力。他的感情异常丰富,幽默诙谐,浪漫善良,乐于助人,心肠软得同他的外表不相称。在德国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他喜爱文学艺术,虽受过的正规教育有限,没有什么专长造诣,却懂得欣赏,读上几首伤感诗,就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他同道拉有许多共鸣之处,欣赏、朗读诗歌是两人的共同爱好,互赠诗句也是他们交流感情的方式之一。婚后,甚至在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夫妇俩还时有诗句唱和,同时也把这美好的习惯传递给了孩子。道拉会弹钢琴,而拉贝喜爱音乐,两人很有琴瑟和谐的味道。

1908年,拉贝被雇主安排到中国北京工作。这时,在他心灵深处的一块芳草地,冒出了记忆的翠苗,童年时,父亲在那里撒下了许多美丽的种子。从父亲带回的美丽传说和精美艺术品中,他知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历史悠久,有优美、富含凝聚力的文化;有高雅的韵律诗、奇妙的绘画;有雄伟的建筑、精致的服装,还有其他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宝藏。他还知道,北京有闻名于世的万里长城,有金碧辉煌的帝王宫殿。能有一份工作,又能领略古老文化的神韵,着实让拉贝兴奋了一阵。

拉贝远渡重洋,来到了心仪已久的伟大东方古国。未婚妻道拉早已从拉贝那儿听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传奇介绍,向往之心由来已久。道拉是个很勇敢的女性,于次年9月独自旅行到中国。1909年10月25日,他们在北京举行了婚礼。她的观念是:一场婚姻中,只有一个人能有个性,另一个只能隐藏起自己的个性。实际上,道拉也是个有个(8)性的人,只是她为了丈夫而甘居幕后。

这次远行,拉贝和妻子,真像渡鸟一样,飞得那么高,又是那么远,时间又是那么久……(1) 本章内容依据对拉贝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访谈整理。(2) [德]托马斯·拉贝:《约翰·拉贝画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3) [德]托马斯·拉贝:《约翰·拉贝画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4) [德]托马斯·拉贝:《约翰·拉贝画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5) [德]托马斯·拉贝:《约翰·拉贝画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6) [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7) [德]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载《康德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8) 见拉贝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访谈。第二章 京津见闻一 加盟西门子

北京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在1927年之前,是中国政府的正式所在地,也是一个典型的“公使馆群”的游乐场。外国人在那里过着极度愉快的生活,白人得到了高度的尊重,在中国的生活费用极其低廉,所有特权阶级附带的权利和物质享受,白人都可以以很低的代价获得,他们分享着这座古都的宽阔和宁静。

商人拉贝是他们中的一员。1908年,拉贝来到中国北京经商,这座古老的城市很快就吸引了他。他的妻子道拉也很快就爱上了这座古城,唯一让他担忧的是生计的压力。

1911年的冬天,一场少见的大雪,纷纷扬扬飘了几天,北京城银装素裹。就在此时,拉贝又失业了。他踏着积雪,连日奔波在大街小巷,心境一如沿途的枯叶残雪,哪里是他的栖息之地?哪一盏温暖而明亮的灯光属于他?他不知道。在中国的两年半时间,拉贝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失业的打击。要在北京不多的德国公司中找到一席之地,是件不容易的事。尽管他不是一个生手,他在汉堡当过商业学徒,在非洲流浪工作了四年,有一定的经验,在中国也有两年多的工作阅历。可是,一切都还如漂泊的浮萍,在中国这块美丽而肥沃的土地上扎不下根来。其间,他也打过退堂鼓:是否返回德国?但每次他都咬牙坚持了下来,因为他和妻子道拉是那么地喜爱中国,喜爱北京,喜爱东方古老神秘的氛围。

他走进苏州胡同,来到一座青砖黑瓦的四合院前,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康采恩公司”——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办事处,白字黑底的招牌庄严肃穆。他在这块大牌子前驻留片刻,妻子道拉纯真的面容在他眼前晃动,他能想象到,她在家中翘首以待的神情。“啊!妻子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到一盏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温暖灯光。”他整整衣冠,清清嗓子,振作精神,走了进去。

几经周折,他终于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一位面目和善的老人,总工程师普弗策·罗伊特。他听完拉贝的自我介绍,抬眼打量着面前的小伙子:魁伟的身躯,宽阔的脑门,坚定的眼神,给人一种可信赖感,况且,他不是一个生手。他说:“这样吧,年轻人,我们需要一名会计兼文书,如果你不计较工资的微薄,不嫌弃活儿重的话,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拉贝喜出望外,他连连称谢,热泪从他的眼眶里抑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他被领到了一间堆满账册和文书的办公室,这就是他的会计室兼文书工作间,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抚慰着他整个身心,能在这里得到一间工作室,就如同有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了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

关于这段经历,他如实作了记录:“我并不是一个生手,但我知道什么叫‘失业’,我不羞于承认,当我在德国西门子北京分公司得到一个会计和文书的职位,可拿到微薄的工资,得到一间温暖的工作(1)室时,我和妻子激动得热泪盈眶。”

工作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这意味着他们能留在中国了。

到了西门子,拉贝才知道,这家大公司以等级森严、管理严格、竞争激烈著称。从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公司的等级,拉贝在西门子工作了整整25年,直到1937年南京沦陷前,他还从没有跟他的老板打过照面。关于这一点,他有过一段十分幽默的描述:尊敬的枢密大臣,我连一张您的照片也没有。尽管我曾

拥有一张您照得十分不错的照片,是从西门子报道里剪下来

的。十分遗憾的是,它却丢失了。我的中国厨子除了收集香

烟广告画外,还搜集名人照片,互相交换做生意。因为这个,

这张照片曾被偷走,因我强烈的抗议,后来照片又露了出来。

从这点来看,您,不能再被挂了起来了(谁在这事上朝坏处

想,谁就是傻瓜!)。

有人作了一首很美的诗,诗的开头说:

谁从来

没有在西门子呆过,

他就不会看到命运潜伏的危险,

他只得面临着这样的隐患!

诗的结尾也足以让人害怕:

然后,你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就更加体会到:“我的天啊!”

你陷得有多深!

拉贝并没有被吓着,他勤奋而努力地工作,很快就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尤其是得到了他顶头上司——总工程师普弗策·罗伊特先生的赞赏和器重。

第一件事是,拉贝作为会计,把公司大量的银行支票、账本、付款凭证、不完整的日记账本,以及普弗策为了头绪清楚写在白色裱糊墙上的数据整理得井井有条,编制了一个符合标准的簿记。完成这项工作后,普弗策的高兴劲儿绝不亚于拉贝,因为他承认,原来每月在账目结算上要花去好几百美元,头绪却还是那么繁杂混乱。从这时起,普弗策就视拉贝为公司商务中的一流专家,拉贝也十分珍视这份声誉。

第二件事是,拉贝作为文书,把普弗策大为烦恼的文件柜整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件柜。原来的所谓“文件柜”是一只皮质角沙发,每一封收到的信函都会被暂时放在沙发角上,一封摞一封,一叠叠整整齐齐,足有半米高。当上海总部或德国总部来电,涉及某份文件必须再读一遍后作答复时,就开始了艰苦的寻找工作,他们戏称为“鼹鼠行动”。普弗策从右边开始找,拉贝从左边找,当他们在沙发中央碰头两次后,普弗策就停了下来,不再有耐心像“鼹鼠”一样行动。拉贝出于礼貌就得继续找,如果要找的文件还没出现,就只好报告上海总部或德国总部说,未收到某某文件,因为北京的邮政业务“太糟了”,它可能在邮递途中丢失了。拉贝为此而痛下决心,花了许多时间整理出了一个真正的文件柜,有目录,有编号,彻底解决了普弗策的烦恼。

这两件工作,使拉贝的威望迅速上升,普弗策也有意栽培他,带他一起去订合同,这样普弗策就不必在结账时,为说明一个个数据而再跑一趟柏林。

拉贝与同事相处得都很好。他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乐于帮助人。他认为西门子的工程师们是十分能干的。有一次,轮到总工程师普弗策休假了,但总部指示他,在汽轮机正式运转以前,不要休假。普弗策苦着脸承认,他一辈子都没见过汽轮机,更不要说让它运转。而当时,真是活见鬼,他也真是倒霉,订购汽轮机时把启动器给忘了。发现了这个错误后,大家都吃了一惊,于是立即召集所有工程师和技术助手开会。安装工人弗兰茨·恩格斯说:“这不难,我们自己做一个小启动器。”恩格斯从隔壁木匠那里买来一口小型的中式棺材,为谨慎起见,又涂上了一层柏油,刷了两层漆,直到棺材完全防水,才被切割成一对漂亮的半月形铜刀具状。尽管一位英国总工程师强烈反对使用棺材,他发誓,若使用棺材的话,整个机房会毁于一旦。但恩格斯很善于应付周旋,英国工程师输了,恩格斯挽救了当时的困境。

南京大学德语教授张威廉在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专业后,进入北京西门子工作,他在1999年时接受笔者采访,他说:“拉贝和公司的中国人相处得尤其融洽,他很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其中有一位叫鲍家良的青年,在拉贝手下干会计,拉贝待他情同父子。”张教授告诉我,与拉贝情同父子的鲍家良已经去世,但他为我提供了鲍家良儿子的地址。鲍家良

鲍家良的儿子叫鲍学曾,是上海中央财经大学的退休教授。他父亲与拉贝是同事时,他还很小。但他清楚地记得,与拉贝一起工作的共有4个华人,跟拉贝相处得都很好。

1931年,拉贝到当时的首都南京主持西门子业务。两年后,张威廉也离开北京西门子到南京陆军大学任教。南京沦陷前,张威廉曾两次到拉贝住处看望拉贝。

拉贝认为中国人朴实,很聪明,他们甚至能解决西门子工程师们都感到棘手的难题。他举了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这种观点:有一天,他们收到了总部发来的一台仪表,组装好后,摆在走廊里准备测试,工程师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前,试图让它运转起来,都没有结果,即使是恩格斯先生也没有办法,他当时可是无所不能的全才。大家都情绪低落,气鼓鼓地去吃晚餐。那天,拉贝在办公室呆到很晚,正准备回家时,他看到一位公司的一名中国装配工用手指在拨弄仪表,他脸上兴奋喜悦的表情引起了拉贝的注意。拉贝走过去,中国装配工兴奋地指给他看,为方便运输,仪表指针上缠了一截透明的橡皮筋,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德国工程师们没有做到的事,中国的一个装配工做到了。

1913年,北京的西门子公司迁到了北京的灯市口。原来的公司设在苏州胡同,那是一个小巷子,遇到下雨天就很难通行。拉贝的私人住房也搬到了公司为他安排的一处住房里,就在代表处所在地点的后街,上班十分方便。

拉贝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勤奋,在西门子站稳了脚跟,很快就出任西门子北京分公司经理。1911年,拉贝等人费了很大劲,筹足了资金,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电讯台。南京的对应电讯台被军阀张勋破坏,他们又根据总部指示在上海另建了一个新电台。从那以后,一直到拉贝1938年回国,西门子一直享有中国海军使用西门子电讯台装备的垄断权。北京建立有轨电车的工程也由西门子公司负责供给有关设备。二 北京剪影

拉贝是那么满足地在古老的石头庭院过着宁静而富足的生活。生意之余,领略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他的一大爱好。逛逛博物馆、庙宇、宫殿、市场,他常常会在这里把印象之河中形成的“精美”“高雅”与实物划上等号:青铜器、玉雕、象牙、瓷器、漆器、绘画、书法卷轴、丝绸、挂毯,所有极其古老的一切,让人惊叹,让人赞不绝口。

他带着妻子,去周围的田野和乡村,爬附近葱绿的山坡,享受着北京生活中所有的幽趣和美丽。每年一部分时间,大风把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吹在他们身上,但是在其余的时间内,北京以其宽广而清澈的天空、绚丽的色彩,展示出无法形容的永恒和诱人之处。

拉贝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到古玩市场去。有着辉煌遗迹的古城,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现代商业的畸形丑陋还未触及它,工厂还未损毁其外貌,它是工匠和手艺人的乐园。古董和手工制品充满了市场,拉贝在那里收集了许多铜铸的佛像、瓷器和手工艺品。

这些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品一直跟随着他,从北京到天津,又从天津到南京,1937年又装运回德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它们给了他无限的安慰和美好的回忆。他把它们作为精神象征留给了子孙。1997年,他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来南京,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工艺品的照片,其中不乏有着淡雅花纹的瓷质大花瓶和瓷盘;一个红木的首饰箱,是他自己设计、请人制做的,上面雕刻了拉贝的名字,这是他献给妻子道拉的礼物。莱茵哈特夫人还向笔者展示了挂在她脖子上的一个铜铸小佛像,那是半个多世纪前外公的深情祝福。

拉贝对中国的古建筑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早在18世纪初,德国华肯巴特河上,就有一座比尔尼茨宫,那是德国模仿中国大屋顶元素的第一座建筑。到1773年,德国学者温赤(Lud wig A.Unger)出版了一本书,竭力推崇中国的园林建筑,那小桥流水、曲径斜坡,无一不呈曲线,组成生动多姿而又异常和谐的美。在德国乡村,拉贝曾见到过一些贵族建造的中国乡村别墅。现在,拉贝常常漫步中国古典园林之中,身临其境地细细品味欣赏这种幽凄曲折的建筑之美,心境一如德国文学家歌德那浪漫美丽的诗句:

我想说的就是赏心悦目的游苑,

依依不舍,无法离开。

那里有深谷和高丘……

宝塔、岩洞、草坪、山石和一线天……

处处皆芳草,地地有木樨……

搭起的渔舍和凉亭,

中国——哥特式的洞府、水榭和庭院。

每当有德国客人来,拉贝总要尽地主之谊,竭力推荐他们去参观北京的古典园林和古建筑,领略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有一次,德国西门子总部派来一位商业审计员胡戈·迪约尼斯先生,这是一位幽默的老先生。拉贝鼓励他去参观一下紫禁城。他们很幸运,一直进入到极少向游客开放的内层宫殿。整个宫殿里,只有他们两名游客,他们静静感受着建筑师想要唤起的印象:当人们穿过这些大厅,靠近皇帝的宝座,会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他们登上宽阔的阶梯,到了位于中心的建筑——金銮殿。站在金銮殿前的平台上,视野开阔,可以看到紫禁城里最后一个祥和、孤寂的宫殿全貌。

他们俩都默默无语,向四周眺望,各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拉贝并非第一次来,可是每次他都会被深深地震撼。突然,迪约尼斯先生从头上拿下他的黑色硬质皮帽,打破了沉默,他说:“拉贝先生,您知道最打动我的是什么吗?”“是什么?”“这一切都如此完美地对称,不像纽伦堡,这儿是高高的尖顶,那儿又是低低的尖顶。这一切是如此地匀称!”

拉贝微笑着回答:“您说出了一句经典之言。”他认为这位年老可爱的会计说得很有道理,说出了中国建筑的精妙所在。

拉贝喜爱中国,喜爱这种幽雅的生活。但是美丽的北京也有着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豪华的宫殿、精美的艺术品之外,更多的是贫穷和落后,以及简易的生活环境。但这并不影响拉贝对这座城市的钟爱。

拉贝碰到过许多近乎荒诞的传奇故事。有一次,在他公司所在的胡同里,竟溺死了一头驴。而看似荒诞的故事背后,其实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当时北京的道路基本上是土路。“无风三尺土,微雨满街泥。”北京排水系统百年淤塞,至清末已陷于瘫痪状态。清政府终于认识到北京年久失修,低洼不平的道路不能适应发展需要。他们提出“内政始于道路”,先后拨巨款,派亲信重臣肃亲王善耆督修街道。

拉贝记下了城市街道建设工程中一段稀奇的见闻:西门子北京办事处当时设在苏州胡同内,下雨天路很不好走,市政府为解决下雨天胡同里淤泥堆积问题,清洁道路,想出了一个主意,在胡同的一边挖了一条长长的深约一米的沟。挖出的硬土放在路的另一边,把淤泥填到沟里,那头可怜的驴就溺死在这条沟里。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拉贝信誓旦旦地说:“我可是亲眼看着驴活活溺死的。谁不相信,谁就要付出代价,夜晚没有灯光的胡同里,这样的事同样可能发生在路人身(2)上!”

他在北京还经历了一场令人谈“鼠”色变的鼠疫。那时,所有听说过鼠疫的人都相信,在一定距离内,病人的气息也可传播疾病,即使注射了疫苗,这样的病在4小时之后就可使人丧命。鼠疫是从哈尔滨传来的,渐渐在北京蔓延开来。在市区地图上,西门子所在的胡同被作为瘟疫嫌疑区用红笔标了出来,他们平静的工作和生活一下被打断了。普弗策和他的家人搬到了德国公使馆居住。拉贝的家也转移到了公使馆,拉贝和另两名职员留守在办公大楼里。每人都注射了疫苗,发烧到摄氏40度,难受得要命。他们准备好了充足的食品,呆在办公室里,严格禁止中国人进入西门子办公大楼。一天,办公大楼前突然人声嘈杂,一个警察请求进来打个电话。在拉贝他们看来,警察是不好拒绝的;他进来后立即给警察总局打电话:“我是警察某某某,我在西门子办公大楼,请求立即派一辆救护车来,毗邻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名瘟疫病人。”拉贝和其余人,包括警察,都戴上了口罩和鼻罩,如临大敌,站在大门口等着。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车上下来几名全副武装、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救护人员。警察带着他们冲进隔壁房子。一会儿,病人被架着塞进了救护车,如同一只令人厌恶的动物,等待他的命运就是送进隔离房间等死。

拉贝作为旁观者,注视着这一幕,不由摇头叹息说:“这做得太过分了!”病人是一名忠于职守的警察,曾为无数市民提供了帮助,可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帮助的时候,却没有人对他温情地伸出双手,哪怕是给他一些不起作用的安慰。

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上,拉贝和妻子道拉对此也比较满意。他们并不费力就融入了中国社会,当然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融入,中国淳朴的民风,使他们与中国人相处得十分友好。这期间,他们的一双儿女先后出生。中国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三 中国医生

拉贝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医术。他第一次听朋友介绍中国古老的针灸术,就十分惊讶。他的一位上了年纪的朋友、总工程师博尔科韦策先生,是静安府铁路桥的建筑师,向拉贝介绍了这么一件事。

他住在北京城北一座很大、原本属于某个蒙古王子的中国庭院里。主人通常只走大门,但是有一天,因为有些急事,他从佣人走的边门穿过,他惊讶地看到边门前停了一排汽车。他左右看了一下巷子,门只有这一个,客人们是谁?他们要拜访谁?他带着疑问返回屋子,叫来管家。管家回答得毫不含糊:“拜访厨师。”“拜访厨师?开着汽车的客人?”“是,厨师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医生!”

总工程师继续寻根问底,事实果真如此,厨师确实会针灸,是祖传的针灸术,同时,他又会烹饪。这样,他的收入颇丰。

拉贝问他:“后来呢?你允许他兼职吗?”“为什么不可以同时干两种职业呢?”博尔科韦策十分明智。他没有打扰厨师,而让他继续工作。

拉贝后来知道,几年来,厨师的儿子一直受雇于西门子天津分公司,是一个让人非常信赖的人。但他不相信针灸术,常说“那是老的、过时的玩意儿”。也是从那时起,拉贝开始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后来认识了一位中国医生,并且很信任他的医术。这名医生走街串巷,宣传他的技艺,看病每次只收约合50美分的诊费。他经过拉贝家门口,送上一封信。拉贝从管家手中接过这封信,信封上写着:“一位中国医生到了!”我刚到天津,还听不懂天津话(他来自南方,不会天津

方言)。我的知识和才能是一门新科学,它还不为他人所知。

如果您生病了,不要说您有何不舒服,伸出您的手,这样我

可以看见你的中指。然后,我会告诉您得了什么病。我收费

很少,只收取药费。若我医好了您,只有一个请求,请把我

的医术告诉其他人。(3)某某某医生

拉贝很感兴趣,让人把医生请进来。医生让拉贝的夫人把右手平放在桌上,取出一根银针,将拉贝夫人的中指置在针尖上,再把针尖弹回,反复多次。后来,医生开出了诊断:“阳气不能进,寒气出不去,用脑过度,心脏不好,消化不良。”

拉贝对医生的诊断结论十分满意,但他不动声色,试图为难他一下,坚持要求知道这种病的名称。医生从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指给他一个单词“神经痛”。拉贝笑了,满意地付给医生50美分。

拉贝后来和朋友普尼欧尔博士谈论中国医术,两人越谈越有兴致。这位博士意犹未尽,干脆作了一首《中国医生》的诗,把自己请中国医生为妻子治病的经历写了下来:

在中国,一个夜晚,

一位外国人的夫人病了。

丈夫内心摇摆不定,犹豫不决,

他应找哪个医生?

这里的医术很昏暗,

因为按照西方模式,

真正的医生在这里必须不露声色。

给我找一个医生——随便哪一个!

夫人的病情很不好,

她向丈夫哭诉她的疼痛——

我现在到底怎么办?

现在对医生有一个要求——

他应让人了解他医术的水平——

医治了多少病人,

就点燃多少只灯笼。

外国人跑过大街小巷,

发现了很多灯笼。

外国人心里的石头总算掉了下来,

急忙找到这个医生:

您一定医术高明——

没有您我怎么办?

医生很熟练,

他为女人解除了痛苦。

当危险已去,

外国人衷心地感谢他。

我要向您承认,

为什么我求助于您:

在您的房前我看到,

只有六只灯笼被点燃!

中国兄弟谦虚一笑:

还可能怎么样呢?(4)

我今晚才开始给人看病!(1)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2)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3)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4)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第三章 中国社会分析一 中国人印象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人幽默、婉约、含蓄,他认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是永远镇静的。在艺术上,中国人讲究美妙,中国的音乐优美而宁静,宁静得几乎只隐约可闻。在生活上,中国人讲究合理,他们不喜欢残酷的、强有力的人,也不喜欢不婉约的热情表现。在习惯于西方的喧哗之后,最初看不出中国人所寻求的效果,但是渐渐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美丽和尊严变得明显,因此,在中国住得最久的外国人是最爱中国的人。

罗素的观察太贴切了。许多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时间而同步增长的。对拉贝来说,也是如此。在中国生活得越久,对中国了解得越多,也就越是理解中国人。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久,对中国的爱也就越深。

在多年的中国生活中,拉贝通过对中国人的仔细观察,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和商业习惯都有了了解。他认为中国人善良、温和、礼貌、合群,对中国人身上许多外国人难以理解的东西,他都能用中国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也理解欣赏中国人的这些特点。他认为中国人最大的一个优点是祖先崇拜,他们重视家庭,家庭成员齐心协力,患难与共。部族和家庭是中国人统治的基础。但他又认为,随着中国政府权力的逐渐削弱,这种优势也在削弱。(1)父母的意志必须得到尊重,儿女的婚姻取决于父母的意愿,这点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当父母年迈不能劳动时,儿女们必须关心照料他们,谁养了许多孩子,谁就可以对未来放心,因为孩子是父母的生活保障。在北京,他亲眼看到一位老妇,因为认为儿子没有好好孝顺她,就手拉着她那儿子的辫子去找法官,头发花白的儿子乖乖地跟着母亲走。谁不尊敬父母和祖先,谁就会蒙受耻辱。

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让拉贝十分感慨,他认为这是中国凝聚力的表现,而这种为家庭牺牲的精神,有时达到极致,时常让拉贝觉得震撼,感到不可思议。由于对父母的尊敬,对家庭的关怀,以至于可以替一个

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去死。条件是只要杀人犯的家人向替代

者的家人提供经济方面的帮助,给予他的父母或妻子儿女较

好的生活条件,他就会心甘情愿承担起杀人犯的罪责。有关

于此的证明我不能出示,但我相信这样一个故事:义和团骚

乱之后,中国政府命令某一个省长,在某个确定时间内抓到

一个杀害某个欧洲人的凶手,并把他绳之以法。真正的杀人(2)

犯没有找到,却处决了一个付给了钱的替代者。

有些人为此评价中国人愚昧,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拉贝的朋友K先生也曾愤愤地这样评价过中国人。义和团起义时,K先生是德国占领军的上尉,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战争结束后,他辞职在北京开了一家商店,生意做得很好。他又在青岛开店,获得了一大笔财富,于是打算返回家乡养老,慢慢花掉他挣的金钱。回家之前,他来到北京打算买些珍品、稀罕之物带回家。说到做到,K先生在他的好管家、多年来忠实的中国佣人陪伴下来到了北京。K先生去了所有有名的老店,买了东西,然后他把买来的东西和一张德国亚洲银行几百美元的支票交给管家,叫他兑付支票后在银行等自己,因为K先生还想赶着去拜访一位朋友。中午12时整,K先生到了银行,被人告知,他的管家已兑付支票,拿着钱和他的珍宝溜之大吉了。开始,这位上尉先生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他忠诚善良的管家,为K先生他愿意赴汤蹈火,就这样逃走了。怎么办?送他去使馆警署!德国警察长T先生立刻赶到现场。K先生托付他说:“我的管家,立刻给我抓住那家伙,请与中国警方取得联系,我许诺奖金,请叫人搜查全城!”“上尉先生,可以告诉我那个中国人的名字吗?”“名字?当然!弗里茨!我从不问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我从不关心管家的家庭事务!”

警察在北京100万的居民中没有找到“弗里茨”。这令上尉很恼火。从那以后,他对中国的印象就糟糕透了。

但是,拉贝认为对中国人不能一概而论,这样的人在哪个国家都有。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中国人性格中刚毅勇敢的一面。义和团运动首领的死显示了中国人可以勇敢地面对死

亡。女皇(即慈禧太后,作者注)送去黄丝带、鸦片球或金

粉——执行了处死命令。最近,日本人炮轰上海,从闸北人英勇抵抗的斗争中也(3)

可以看到这一点。

他认为外国人若想弄明白中国人的特性,不可避免地要有较长一段时间呆在中国,便会对中国人产生不同的评价——温和、合群和朴实。他的看法常常与那些在这里短期逗留的同胞看法截然相反。

他的独特见解,源于他对中国人的深深同情,尤其是对下层劳动者。他们勤劳,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他甚至对中国人身上许多让外国人深恶痛绝的举动,如“回扣现象”,也表示了理解。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善良,他富于同情心,最根本的是他看到了中国社会不公正的症结。他熟谙社会底层,深知其间人们的苦难,尤其是心灵的悲惨状态。他以锐利的眼光,对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比较透彻的分析。二 回扣现象

经常有外国人与拉贝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的虚伪性。许多外国人认为最最难以容忍的中国人虚伪之处就是“回扣”。拉贝总是笑着回答:不必大惊小怪。中国与“回扣”现在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倘若哪个外国人对此惊惶失措,他就没有到过中国。一个英国人在香港的某个花园里自杀,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让远东跟它的虚伪见鬼去吧!”可是拉贝觉得,观察世界,是否可以换一个视角,换一个立场,寻找一下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如果这样,这名英国人就不会陷入这种可悲的境况。

拉贝第一次知道“回扣”也十分震惊。中国女皇慈禧太后身边的一个宦官找到拉贝,向他表明,若想做成某一笔生意,就得把账目记录比原价提高一倍。还有,那宦官的一个同行向拉贝表示,皇帝可能对鸡蛋大小的陶瓷绝缘体不感兴趣,而需要25厘米长的高压绝缘体。这东西用在了北京故宫的长廊,此后,拉贝每次参观故宫,美轮美奂的景色中,那高压绝缘体都让他难受。

拉贝震惊之余,开始去观察,这是否是普遍现象?然后他发现,所有的人都这么做!他问中国的一位买办,也是一位佛教徒,做那事时是如何跟自己的良心协调统一起来的。他得到了一个对生意人来讲唯一正确的答案:“尊敬的拉贝先生,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做生意!”目瞪口呆之后,拉贝还了解到,还有少数欧洲商人也加入了这支行列。拉贝的买办说:“这不奇怪,外国人刚到中国,原本黑白分明,后来便渐渐地入乡随俗了。”

拉贝说:“我绝对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于是我渐渐熟悉了‘回扣’这个概念,以至于只要家里的佣人把他购买的东西涨价不超过10%时,我还认为他是诚实的。当时,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但事实的确如此,人们得学会让步,要不就因为气极而生黄疸肝炎。我就曾患过此病。”回到德国,听说“回扣”的柏林人无不大吃一惊,用怪怪的眼光看着他,拉贝也只好忍受这种目光。拉贝认为,一个许多年都生活在遥远东方的德国人观察世界时,必须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问题,外面的生活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他不可能不受到全面彻底的影响。人们不得不容忍远东的这种虚伪性。对此,拉贝有自己的见解:你需要一些幽默,你要学会容忍,学会控制自我,以使

自己认识到:你是你,远东的虚伪、“回扣”与你毫不相

关。尽管你不能总是赞同你看到的、发生在你身边的不顺眼

的事。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但

是你可以作出一个好榜样来啊!重要的是,你可以保持你的

冷静,做到问心无愧,对别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客观

要求,也可闭上双眼!当人们看到百万美钞流进那些完全有

理由被送上绞刑架的人口袋里,而自己诚实挣钱,却生计困

顿(这可使一个年轻人消沉沮丧)时,这虽然是令人震惊

的,但,你是一个德国人,这点不能糊涂——我们可是来(4)

自一个被中国人称为“道德之国”(德国)的国度呀。

提到中国佣人,外国人会说:“他们卑鄙地榨取回扣!”当然,佣人都榨取回扣,这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这常常使人恼火。可是拉贝却能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观察,为中国人的这种行为做出解释。

中国佣人不把拿回扣看作是不诚实的行为,这与一些主人们的看法截然不同。对他们来说,拿回扣是一种本领,它需要智慧,苦力在这方面表现得太笨。而最主要的事实是:榨取回扣的佣人买来的东西总是比主人便宜。不管主人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这一点所有“知情者”都知道。因而中国人能容忍佣人拿“回扣”。而欧洲主人,则很少有人如我那样做到这一点。当然,我认为拿回扣不可太多,要在10%以内,就算诚实的。值得欣慰的是,“回扣”是根据主人的收入而变动的,当主人失去职位、经济拮据时,家中的佣人就不再拿回扣了。战争年代,一些德国家庭每月靠20—50美元救济金生活时,这(5)样的事并不少见。

那么,为什么佣人要拿“回扣”呢?人们各抒己见,是入不敷出?拉贝认为:

差不多所有的佣人或多或少要养活一个大家庭,而他们挣的钱又少得可怜,当一个苦力一个月能挣10美元,他就结婚。因此,当他采取某种方式来稍稍提高他的收入时,是可以理解的。社会贫困?也许!还有一部分遗传——传统和风气,因为拿回扣本来就不是偷窃,而是一种聪明的适应能力。此外,中国的佣人都知道,上流社会的主人们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塞满了自己的腰包,只不过更快,变得更(6)富有!

一位中国顾客对拉贝表示了他对能挣钱职位的羡慕:“我想得到你的职位后只做半年就够了!”他脑子里竟会有这样的念头!拉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在德国,有人对拉贝说:“中国人冷酷无情,在这样的人中间生活,您怎么能忍受?”

拉贝反驳了这种说法。他了解中国,尤其是社会底层。他了解他们的所爱、所恨、所欲、所求。他的观察可谓深入,他的见解可谓独特:“冷酷无情,人们可以这样认为。而我觉得,他们的神经比我们的坚强。用老的方式处决犯人,慢慢地把人勒死或五马分尸,的确很不符合人性。但据我所知,这常常只针对那些作恶多端、罪该万死的罪犯——现在往往不用这些方式。横行暴虐的兵痞、无所顾忌的暴民是残暴的,灭绝人性的,不管他们在哪里出现。在其他国家里也是如此。我常常看到,一个中国人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人受苦受难,与我们相比,他也在忍受苦难,却不像我们那样诉苦。坚强的意志使他们具有这样的能力。异族婚姻的孩子总是中国人,不管他们的父亲还是(7)母亲是外族人。有坚强意志的种族繁衍不息!”

他对中国人的评价是:外国人若想明白中国人的特性,不可避免地要有较长一段时间呆在中国,他对中国人便会产生不同的评价(8)——温和、合群和朴实。三 土匪和警察

德国的一位朋友在给拉贝的信中好奇地问道:“国内报纸所讲的中国土匪和强盗团伙是真的吗?”拉贝回答说:“真的,当然是真的!甚至有段时间更糟糕!”

民国时期,中国南北各省都有匪患,匪情触目惊心。其活动不仅遍及深山老林、江河湖泊、偏僻乡村,即使在繁华如上海这样的大城(9)市,也时有所闻。拉贝在中国生活多年,自然听说了不少。“那么,”他的朋友又问,“警察和政府又为此做了什么?”

拉贝把他所知的内幕进行了一番描述:(10)山东某地火车站被袭击,几个村庄被抢劫一空。为

了抓住这些强盗,宪兵队大量出动。枪声不断,通常是朝天

放的。他们一直推进到强盗们用小旗子标出的战线,然后掘

地三尺,挖出土匪们在那里埋藏的钱物。这些胆大包天的士

兵会分掉这笔钱,作为给土匪们的回报,他们再把土匪们做

梦也想要的弹药埋到坑里。宪兵队撤回,一一向天空鸣庆祝

礼炮。政府也得到了好消息,说强盗们被彻底驱赶,逃窜得(11)

无影无踪。

他的朋友常常目瞪口呆,像听天方夜谭似的表示怀疑。且不说拉贝所讲的“临城劫车案”中有多少人们渲染附会的成分,这件土匪绑架洋人的大案,确实暴露了官府、军队与土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拉贝会说:“这是事实,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或者您还不知道,一座世界性城市被一帮强盗、地痞恶霸控制着。”他所说的“世界性城市”,是指上海。拉贝因为业务关系,在西门子上海分公司也呆过一段时间,对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了解得比较清楚。就连西方的冒险家——受到中国人礼遇的白人,往往也得对上海的黑社会有所顾忌。三方恶霸控制了法租界,他们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

法国官方早已与他们达成了协议,串通一气。这些流氓恶霸

机构分支庞大,组织严密,有来自平民和军队中不同阶层的

参与者,他们肆无忌惮地做着违法、暴利的鸦片生意,霸占

了剧院和饭店。一次,著名演员梅兰芳冒险去一家不属于流

氓恶霸的剧院客串演出,那晚所有的观众被抢劫一空,无一

幸免。当法国领事不愿满足恶霸们的要求,他们就悄悄地派

了一个代表团到巴黎,要求把这个不服帖的领事调职。另一

位违背了他们指示的法国领事在为恶霸们举行的宴会后,中

毒身亡。恶霸们非常富有,在对他们有好处的事上,可以大

掏腰包,毫不吝啬。看看可怜的元帅吧,他拒绝向他们捐款,

就意味着胆敢跟他们不和平相处,在上海他的生命就会不安

全。在英租界也同样如此,两个恶霸操纵那里的一切。只有

在日租界,在日本人刚刚占领的那块地方没有恶霸流氓。日

本人同为亚洲人,更善于在中国人之间周旋应付,并且他们(12)

的军事力量要强大得多。

拉贝作为一个“知情的欧洲人”,常常看到这些离奇事物和冒险人物,他会有怎样的看法呢?他对朋友说,他认为,中国人几千年来逐渐养成的东方神秘,慢慢地影响、渗透了欧洲人。他认为可以在内心保持必要的距离,而在表面上,做到不动声色,在每一个犯罪者或者绅士面前,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像中国人那样养成习惯的神秘微笑,就可以处事泰然。他对这种东方的微笑作了个注释:佣人微笑着向你请假,因为他的母亲过世了。他微笑着,

礼节就是如此,因为他的悲伤不会打动你。也有非常不小心

的佣人,他想要放几天假,有时会让他母亲去世好几次。

(13)四 中下层人民

所有这些强盗般的特性就是整个中国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有朋友这样问。“不!谢天谢地,他们不是这样的!”拉贝回答说。为此,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军人、工人、农民都逐一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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