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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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叹试读：
自序
一
我辞去院长职务之后，便披了一件深褐色的薄棉袄，独自消失在荒野大漠间整整十年，去寻找中华文化的关键性遗址。
当时交通还极其不便，这条路走得非常辛苦。总是一个人背着背包步行，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乡民就上前问路，却怎么也问不清楚。那年月，中国各地民众刚刚开始要去摆脱数百年贫困，谁也没有心思去想，在数百年贫困背后是否还蕴藏着数千年魂魄。
终于，我走下来了，还写成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与广大读者一起，梳理了中华文化的经络。
接下来的问题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悠久的文化，与人类的其他文化相比处于什么地位？长处在哪里？短处又在哪里？
在寻访中华文化遗址的十年间，我也曾反复想过这些问题，还读过不少对比性的文献。但是，我只相信实地考察，只相信文化现场，只相信废墟遗迹，只相信亲自到达。我已经染上了卢梭同样的毛病：“我只能行走，不行走时就无法思考。”我知道这种“只能”太狭隘了，但已经无法摆脱。对于一切未经实地考察所得出的文化结论，本不应该全然排斥，但我却很难信任。
因此，我把自己推进到了一个尴尬境地：要么今后只敢小声讲述中国文化，要么为了能够大声，不顾死活走遍全世界一切最重要的废墟。
我知道，后一种可能等于零。即便是人类历史上那几个著名的历险家，每次行走都有具体的专业目的，考察的范围也没有那么完整。怎么能够设想，先由一个中国学者把古文化的荒路全部走遍？
但是，恰恰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可能。就在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天意垂顾中国，香港凤凰卫视突然立下宏愿，要在全球观众面前行走数万公里，考察全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遗址，聘请我担任嘉宾主持。聘请我的理由，就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文化，呈现出了自身的伸展逻辑。
二
这个行程，需要穿越很多恐怖主义蔓延的地区，例如北非、中东、南亚，而且还必须贴地穿越。对此，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一个集团能作出安全的保证，包括美国和欧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在内。所以，多少年了，找不到有哪个国家派出过什么采访组做过类似的事，更不必说采访组里还躲着一个年纪不轻的学者。
感谢凤凰卫视为中国人抢得了独占鳌头的勇敢。但是，对于一路上会遇到什么，他们也没有把握。王纪言台长压根儿不相信我能够走完全程，不断地设想着我在沙漠边的哪个国家病倒了，送进当地医院，立即抢救，再通知我妻子赶去探视等等各种预案。他们还一再询问，对于这样一次凶吉未卜的行程，需要向我支付多少报酬。我说，这本是我梦想中的考察计划，应该由我来支付才对。
我把打算参加这次数万公里历险的决定，通知了妻子。我和妻子，心心相印，对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必讨论，只须通知。但这次她破例说，让她仔细想一想。妻子熟知国际政治和世界地图，这一点与其他表演艺术家很不一样。那一夜，她满脑子都是战壕、铁丝网、地雷、炸弹。终于，她同意了，但希望在那些最危险地段，由她陪着我。
临出发前，我和妻子一起，去与爸爸、妈妈告别，却又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不是怕他们阻止，而是怕他们担心。尤其是爸爸，如果知道我的去向，今后的时日，就会每天深埋在国际新闻的字里行间，出不来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年迈的妈妈像是接受了上天的暗示，神色诡秘地朝我妻子招招手，说要送给她一个特殊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我刚出生时穿的第一双鞋。妻子一下子跳了起来，两手捧起那双软软的小鞋子，低头问她：“妈妈，你当时有没有想过，那双肉团团的小脚，将会走遍全中国，走遍全世界？”
三
整个行程，是一个伟大的课程。
面对稀世的伟大，我只能竭力使自己平静，慢慢品咂。但是，当伟大牵连出越来越多的凶险，平静也就渐渐被惊惧所替代。
吉普车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我是这伙人里年龄最大的兄长，大家要从我的眼神里读取信心。我朝大家微微一笑，轻轻点头，然后，继续走向前方。前方的信息越来越吃紧：这里，恐怖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几十名外国旅客；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我这个人，越到最艰难的时刻越会迸发出最大的勇气，这大概是儿时在家乡虎狼山岭间独自夜行练下的“幼功”。此刻我面对着路边接连不断的颓壁残堡、幢幢黑影，对伙伴们说：“我们不装备武器，就像不戴头盔和手套，直接用自己的手，去抚摸一个个老人身上的累累伤痕。”
如此一路潜行，我来不及细看，更来不及细想，只能每天记一篇日记，通过卫星通讯发送到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让广大读者一起来体会。但在这样的险路之上，连记日记也非常困难。很多地方根本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渐渐也写了不少，我一张张地放在一个洗衣袋里，积成了厚厚一包。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段时，我把这包日记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又不时地把背包拉到身前，用双手抱着。晚上做梦，一次次都是抱着这个背包奔逃的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抢到了拿起来一看，却完全不认识黑森森的中国字，于是又向我追来……
四
这雪花般的纸页，终于变成了眼前的这本书。
从纽约发生“9·11事件”后的第二天开始，我不断收到海内外很多读者的来信、来电，肯定这本书较早地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最恐怖地区的所在，并忧心忡忡地发出了警告。韩国和日本快速地翻译了这本显然太厚的书，并把这件事说成是“亚洲人自己的发现”。
不久，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文明大会邀请我向世界各国代表，讲述那再也难以重复的数万公里。但是，我在演讲的开头就声明，我自己最看重的，不是发现了那数万公里，而是从那数万公里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
熟悉我文风的读者，也许会抱怨这本书的写法过于质朴，完全不讲究文采，那就请原谅了。执笔的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润饰和修改，过后我又对这种特殊的“写作状态”分外珍惜，舍不得多加改动。我想，匆促本是为文之忌，但是，如果这种匆促出自于一种万里恐怖中的生命重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这个版本与原来的版本有较大不同的地方，是最后部分。那是我走完全程之后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博克拉一个叫“鱼尾山屋”的旅馆中，对一路感受的整理。当时在火炉旁、烛光下写了不少，而每天要在各报连载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这次找出存稿，经过对比，对于已经发表的文字有所补充和替代。
我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思考，稍稍弥补了每天一边赶路一边写作的匆促。读者既然陪我走了惊心动魄的这一路，那么，最后也不妨在那个安静的地方一起坐下来，听我聊一会儿。世界屋脊下的炉火、烛光，实在太迷人了。
希腊
哀希腊
看到了爱琴海。浩大而不威严，温和而不柔媚，在海边炽热的阳光下只须借得几分云霭，立即凉意爽然。有一些简朴的房子，静静地围护着一个远古的海。
一个立着很多洁白石柱的巨大峭壁出现在海边。白色石柱被岩石一比，被大海一衬，显得精雅轻盈，十分年轻，但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遗迹。
在这些石柱开始屹立的时候，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几乎同时在东方思考。而这里的海边，则徘徊着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公元前五世纪的世界在整体上还十分荒昧，但如此耀眼的精神星座灿烂于一时，却使后世人类几乎永远地望尘莫及。这就是被称为“轴心时代”的神秘岁月。
现代世界上再嚣张、再霸道的那些国家，说起那个时代，也会谦卑起来。他们会突然明白自己的辈分，自己的幼稚。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越是看到长者的衰老就越是觊觎他们的家业和财宝。因此，哀老的长者总是各自躲在一隅，承受凄凉。
在现在世界留存的“轴心时代”遗迹中，眼前这个石柱群，显得特别壮观和完整。这对于同样拥有过“轴心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一见便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石柱群矗立在一个高台上，周围拦着绳子，远处有警卫，防止人们越绳而入。我与另一位主持人许戈辉小姐在拦绳外转着圈子抬头仰望，耳边飘来一位导游的片言只语：“石柱上刻有很多游人的名字，包括一位著名的英国诗人……”“拜伦！”我立即脱口而出。拜伦酷爱希腊文明，不仅到这里游历，而且还在希腊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参加过志愿队。我告诉许戈辉，拜伦在长诗《唐璜》中有一节写一位希腊行吟诗人自弹自唱，悲叹祖国拥有如此灿烂的文明而终于败落，十分动人。我还能记得其中一段的大致意思：祖国啊，此刻你在哪里？你美妙的诗情，怎么全然归于无声？你高贵的琴弦，怎么落到了我这样平庸的流浪者手中？
拜伦的祖国不是希腊，但他愿意把希腊看成自己的文化祖国。因此，自己也就成了接过希腊琴弦的流浪者。
文化祖国，这个概念与地域祖国、血缘祖国、政治祖国不同，是一个成熟的人对自己的精神故乡的主动选择。相比之下，地域祖国、血缘祖国、政治祖国往往是一种先天的被动接受。主动选择自己的文化祖国，选择的对象并不多，只能集中在一些德高望重而又神秘莫测的古文明之中。拜伦选择希腊是慎重的，我知道他经历了漫长的“认祖仪式”，因此深信他一定会到海神殿来参拜，并留下自己的名字。猜测引发了好奇，我和戈辉都想偷偷地越过拦绳去寻找，一再回头，只见警卫已对我们两人虎视眈眈。
同来的伙伴们看出了我们两人的意图，不知用什么花招引开了警卫，然后一挥手，我和戈辉就钻进去了。石柱很多，会是哪一柱？我灵机一动，心想如果拜伦刻了名，一定会有很多后人围着刻，因此只需找那个刻名最密的石柱。这很容易，一眼就可辨别，刻得最密的是右边第二柱，但这一柱上上下下全是名字，拜伦会在哪里？我虽然只见过他的半身胸像却猜测他的身材应该颀长，因此抬头在高处找，找了两遍没有找到。刚刚移动目光，猛然看见，在稍低处，正是他的刻名。
刻得那么低，可以想见他刻写时的心情。文化祖先在上，我必须低头刻写，如对神明。很多人都理解了拜伦的心情，也跟着他往低处刻，弯腰刻，跪着刻。因此在他刻名的周围，早已是密密层层一片热闹。
由拜伦的刻名，我想起了苏曼殊。这位诗僧把拜伦《唐璜》中写希腊行吟诗人的那一节，翻译成为中国旧体诗，取名《哀希腊》，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翻译的时间好像是一九〇九年，离今年正好九十年，翻译的地点是日本东京章太炎先生的寓所，章太炎曾为译诗润饰，另一位国学大师黄侃也动过笔。苏曼殊借着拜伦的声音哀悼中华文明，有些译句已充满激愤，如“我为希腊羞，我为希腊哭”。
苏曼殊、章太炎他们都没有来过希腊，但在本世纪初，他们已知道，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具有历史的可比性。同样的苍老，同样的伟大，同样的屈辱，同样的不甘。因此，他们在远远地哀悼希腊，其实在近近地感叹中国。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超越前人的眼光。
我们在世纪末来到这里，只是他们眼光的一种延续。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已不会像拜伦、苏曼殊那样痛心疾首。希腊文明早已奉献给全人类，以狭隘的国家观念来呼唤，反而降低了它。拜伦的原意，其实要宽广得多。
不管怎么说，我们来希腊的第一天就找到了大海，找到了神殿，找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找到了拜伦，并由此而引出了苏曼殊和中国，已经足够。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希腊雅典，夜宿Herodion旅馆
荷马的迈锡尼
回想希腊当初，几乎所有的学问家都风尘仆仆。他们行路，他们发现，他们思索，他们校正，这才构成生龙活虎的希腊文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从三十岁开始就长距离漫游，这才有后来的《历史》。
更引起我兴趣的是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他一生所走的路线与我们这次考察基本重合。从希腊出发，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他漫游的资金，是父亲留下来的遗产。等他回到希腊，父亲的遗产也基本耗尽。当时他所在的城邦对于子女挥霍父辈遗产是要问罪的，据说他在法庭上成功地为自己辩护，终于说服法官，免予处罚。
正是追随着这样的风范，我们这次考察的重点就不是图书馆、研究所、大学、博物馆，而是文明遗址的实地。
希腊文明的早期摇篮，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尤其是其中的迈锡尼（Mycenae）。迈锡尼的繁荣期比希腊早了一千年，它是一种野性十足的尚武文明，却也默默地滋养了希腊。
人们对迈锡尼的印象，大概都是从荷马史诗中获得的吧？那位无法形容的美女海伦，被特洛伊人从迈锡尼抢去，居然引起十年大战。
有一次元老院开会，白发苍苍的元老们觉得为一个女人打十年仗不值得，没想到就在这时海伦出现在他们面前，与会者全部惊艳，立即改口，说再打十年也应该。最后，大家知道，迈锡尼人以“木马计”取得了胜利。但胜利者刚刚凯旋就遭到篡权者的残酷杀害……这些情节，原以为是传说，却被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德国考古学家的发掘所部分证实。
这就一定要去了。
在荒凉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寻找迈锡尼，不能没有当地导游的帮助。找来一位，一问，她的名字也叫海伦。不过我们的这位海伦年岁已长，身材粗壮，说着让人困倦的嗡鼻子英语，大口抽着烟。与她搭档的司机是个壮汉，头发稀少，面容深刻，活像苏格拉底。
海伦和苏格拉底带我们越过刀切剑割般的科林斯运河，进入丘陵延绵的半岛。只见绿树遍野，人烟稀少，偶尔见到一个小村庄，总有几间朴拙的石头小屋挂着出租的招牌，但好像没有什么生意。
路实在太长了，太阳已经偏西，汽车终于停了，抬头一看，是一个傍山而筑的古剧场。对古剧场我当然有兴趣，但一路上我们已见了好几个，而海伦说，前面还有一个更美的。这使我们提起了警觉，连忙问：“迈锡尼呢，迈锡尼在哪里？”
海伦摇头说：“迈锡尼已经过了，那里一点也不好看。”她居然自作主张改变了我们的路线。后来才知，她接待过东方来的旅游团，到了迈锡尼都不愿爬山，只在山脚下看看，觉得没有意思，她也就悄悄取消了。
我们当然不答应。她只得叫苏格拉底把汽车调头，开回去。
迈锡尼遗址是一个三千三百年前的王城，占据了整整一座小石山。远远一看，只见满山坡的颓败城墙，一般游客以为已经一览无余，就不愿再攀登了。其实，它的第一魅力正在于路。而路，也是这座王城作为战争基地的最好验证。
路很隐秘，走近前去，才不断惊叹它那种躲躲藏藏的宽阔。我带头沿路登山，走着走着，突然一转弯，见到一个由巨石堆积出来的山门，仰头一望，巍峨极了。山门的门楣上是两头母狮的浮雕，这便是我们以前在很多画册中见到过的狮门。
山门石框的横竖之间有深凹的门臼，地下石材上有战车进出的辙印。当门一站，眼前立即出现当年战云密布、车马喧腾的气氛。
进得山门向上一拐，是两个皇族墓地。一个王城进门的第一风景就是坟墓，这种格局与中华文明有太大的差别，却准确地反映了一个穷兵黩武的王朝的荣誉结构。
迈锡尼王朝除了对外用兵之外，还热衷于宫廷谋杀。考古学家在墓廓里发现的尸体，例如用金叶包裹的两个婴儿和三具女尸等等，竟能证明荷马史诗里的许多残酷故事并非虚构。
从墓区向上攀登，石梯越来越诡秘，绕来绕去像是进入了一个立体的盘陀阵。当年这里埋藏了无数防御机巧，只等进城的敌兵付出沉重的代价。终于到了山顶，那是王宫，现在只留下了平整的基座。眼下山河茫茫，当年的统治者在这里盘算着更大的方略。
但是，在我看来，迈锡尼这座山头，活生生地堆垒出了一个早期文明的重大教训。那就是：不管是多么强悍的君主，多么成功的征战，多么机智的谋杀，到头来都是自我毁灭。不可一世的迈锡尼留下的遗址，为什么远比其他文明遗址单调和干涩？原因就在这里。
唯一让迈锡尼留名于世的人，不是君主，不是将军，不是刺客，也不是学者，而是一位诗人，而且，他已经失去视力。因此，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形式上的胜利者，只属于荷马。历史的最终所有者，多半都是手无寸铁的艺术家。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夜宿纳夫里亚（Nafpias）的King-Minos旅馆
闲散第一
离开迈锡尼后，半路投宿纳夫里亚，一个海滨小城。
此时的海水没有波浪，岸边全是钓鱼和闲坐的人，离岸几百米的水中，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座灰白石壁的古堡，斜阳照得它金光灼灼。回头一看，西边两座山上还各有一座古堡，比这座更美。赶紧登山去看，其中一座叫帕勒密地（Palamidi），很大，里边高高低低地筑造着炮台、岗楼、宫室、监狱，这是当年土耳其占领者建造的，现在空无一人。人们留下了它们，又淡然于它们，没把它们太当一回事。
但在当初，像希腊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长期被土耳其占领，只要略有文明记忆的人一定会非常痛苦。因为文明早已成为一种生态习惯，怎么能够忍受一种低劣的方式彻底替代？
但是希腊明白，占领早已结束，我们已经有了选择记忆的权利。于是，他们选择了优雅的古代，而不选择痛苦。在他们看来，纳夫里亚海滨的这些城堡，现在既然狰狞不再，那就让它成为景观，不拆不修，不捧不贬，不惊不咋，也不借着它们说多少历史、道多少沧桑。大家只在城堡之下，钓鱼、闲坐、看海。干净的痛苦一定会沉淀，沉淀成悠闲。
我到希腊才明白，悠闲，首先是摆脱历史的重压。由此产生对比，我们中国人悠闲不起来，不是物质条件不够，而是脑子里课题太多、使命太重。
以前我走遍意大利南北，一直惊叹意大利人的闲散，但是，在这里的一位中国外交家告诉我：论闲散，在欧洲，意大利只能排到第三。第一是希腊，第二是西班牙。
在意大利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几个外国人在一个机关窗口排队等着办事，而窗口内办事的先生却慢悠悠地走过两条街道喝咖啡去了，周围没有人产生异议。在希腊，每次吃饭都等得太久，只能去吃快餐，但快餐也要等上一个多小时。希腊人想：急什么？吃完，不也坐着聊天？
他们信奉那个大家都熟悉的寓言故事：一个人在鱼群如梭的海边钓鱼，钓到两条就收竿回家，外国游客问，为什么不多钓几条，他反问，多钓几条干什么。外国游客说，多钓可以卖钱，然后买船、买房、开店、投资……“然后呢？”他问。“然后你可以悠闲地晒着太阳在海边钓鱼了。”外国游客说。“这我现在已经做到。”他说。
既然走了一圈大循环还是回到原地，希腊人也就不去辛苦了。
这种生活方式也包含着诸多弊病。有很大一部分闲散走向了疲惫、慵懒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夜宿纳夫里亚（Nafpias）的King-Minos旅馆
永恒的坐标
终于来到了奥林匹亚。
无数苍老的巨石，全都从千年的颓弛或掩埋中踉跄走出，整整规规地排列在大道两旁。就像无数古代老将军们烟尘满面地站立着，接受现代人的检阅。
见到了宙斯神殿和希拉神殿，抬头仰望无数石柱，终于明白，健康是他们的宗教。
走进一个连环拱廊，便到了早期最重要的竞技场。跑道四周的观众看台是一个绿草茵茵的环形斜坡，能坐三四万人，中间有几个石座，那是主裁判和贵宾的席位。
实在忍不住，我在这条神圣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一圈。许戈辉在一旁起哄：“秋雨老师跑得不对，古代奥运选手比赛时全都一丝不挂！”
我说：“这要怪你们，当年这里没有女观众。”
确实，当年有很长时间是不准女性进入赛场的，要看，只能在很远的地方。据说，进门左侧背后的大山坡上，可让已婚女子观看，未婚女子只能在进门正前方一公里处的山头上远眺。
当年有一个母亲化装成男子进入赛场观看儿子比赛，得知儿子获得冠军后她一声惊呼露出女声，上前拥抱又露出女形。照理应该惩罚，但人们说，运动冠军一半是人一半是神，我们怎么能惩罚神的母亲？此端一开，渐渐女性可以入场观看比赛了。
把智力健康和肢体健康集合在一起，才是他们有关人的完整理想。我不止一次看到出土的古希腊哲人、贤者的全身雕像，大多是须发茂密，肌肉发达。身上只披一幅布，以别针和腰带固定，上身有一半袒露，赤着脚，偶尔有鞋。除了忧郁深思的眼神，其他与运动员没有太大的差别。
别的文明多多少少也有这两方面的提倡，但做起来常常顾此失彼。或追慕盲目之勇，或沉迷萎衰之学，很少两相熔铸。因此，奥林匹亚是永恒的人类坐标。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把太多的精力投注在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上，既缺少个体健全的标志，也缺少这方面的赛场。只有一些孤独的个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一九九九年十月二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林匹亚（Olympia），夜宿Europa旅馆
神殿铭言
今天起了个大早，去德尔斐（Delfi）。
在古代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希腊各邦国相信，小亚细亚的人相信，连西西里岛的人也相信，德尔斐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世界精神文化的中心。那儿硬是有一块石头，被看成是“地球的肚脐”（Omphalos）。
这个在今天并不为世人熟知的地名，为什么会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到了那里就明白了。德尔斐在山上，背景是更高的山壁，面对科林斯海湾，光凭这气势，在古代必然成为某种原始宗教的据点。
它原是大地女神吉斯（Gis）的奉礼地。公元前十二世纪末，从克里特岛传过来另一位更强大的神灵，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英俊而雄健，很快取代了大地女神，德尔斐也就成了他的圣地。从此以后，远近执政者凡要决定一件大事，总要到这里来向阿波罗求讨神谕。连一场大战要不要爆发，也由这里决定。既然阿波罗如此重要，各邦国也就尽力以金、银、象牙等等珍贵财物来供奉，结果，德尔斐的财力一时称雄。
讨神谕的手续是这样的：在特定的时节，选出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祭司，先到圣泉沐浴，再让她吸入殿中熏烧的月桂树的蒸气，她就能让阿波罗附身，用韵文写出神谕。
神谕大多是模棱两可的。史载，西亚的里底亚王不知该不该与波斯交战，来问神谕，神谕说，一旦交战，“一个大帝国将亡。”里底亚王大喜，随即用兵，结果大败，便来责问祭司，祭司解释说：“当初神谕所说的大帝国，正是您的国家。”
占卜问事，几乎是一切古人类群落的共同文化生态，我们华夏民族把这一过程清楚地镌刻在甲骨上。像德尔斐这样成为欧亚广阔地区的公用祭坛，在世界上却绝无仅有。
我想看看“地球的肚脐”，一问，搬到博物馆里去了。赶紧追到博物馆，进门就是它，一个不高的石礅，鼓形，上刻菱形花纹，但这已是公元之后的复制品。又想看看祭司沐浴的圣泉，回答说因被碎石堵塞，早已干涸。
其实，我知道，德尔斐在精神上很早就已干涸。当理性的雅典文明开始发出光芒，它的黯淡已经注定。它的最后湮灭是在罗马帝国禁止“异教”时期，但在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希腊的精神文化中心，已经移到了雅典。
这种转移，在德尔斐也有明显迹象。就在阿波罗神殿的外侧，刻有七位智者的铭言，其中一位叫塔列斯，他的铭言是：“人啊，认识你自己！”
这句话看似一般，但刻在神殿上，具有明显的挑战性质。它至少表明，已经有人对神谕很不信任。
该信任谁呢？照过去的惯例，换一个神。但这次要换的，居然是人。也不是神化的人，而是人自身。
那么，这句铭言就成了一个路标，指点着通向雅典的另一种文明。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希腊德尔斐，夜宿雅典Royal Olympic旅馆
我一定复活
早晨起来，想读几份昨天得到的资料。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原来发现巴特农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顶。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头仰望着它。
回想二十年前我在中国讲授古希腊戏剧史，不断地提到狄奥尼索斯剧场（Theatron Dionyssou），到这里才明白，那个剧场建在巴特农神殿的脚下，是“天上”、“人间”的中间部位。戏剧是天人之间的渡桥，而巴特农神殿则是最高主宰。设想那时的雅典，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又完满的所在！
怪不得，全世界介绍希腊的图片，如果只有一幅，一定是巴特农；如果有一本，那封面也必定是它。
希腊文明是在它的脚下一步步走出来的，但是，当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它还在。
它太气派、太美丽，后世的权势者们一个也放不过它，不会让它安静自处。
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了基督教堂；土耳其占领时期，它又成了回教堂；在十七世纪威尼斯军和土耳其军的战争中，它又成了土耳其军的火药库，火药库曾经爆炸，而威尼斯军又把它作为一个敌方据点进行猛烈炮轰。在一片真正的废墟中，十九世纪初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又把遗留的巴特农神殿精华部分的雕刻作品运到英国，至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摧残来自野蛮，也来自其他试图强加别人的文明。因此巴特农，既是文明延续的象征，也是文明受辱的象征。
本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天，德国法西斯还在统治着希腊，有两个希腊青年，徒手攀登巴特农神殿东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腊国旗。这事很为巴特农神殿争光，那两个青年当即被捕，几天后德国投降，他们成了英雄。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记得昨天傍晚我们离开巴特农神殿很晚，已经到了关门的时分，工作人员轮番用希腊语、英语和日语催我们离开，我们假装听不懂，依然如饥似渴地到处瞻望着，这倒是把这些工作人员感动了。他们突然想起，眼前可能就是当地报纸上反复报道过的那几个中国人？于是反倒是他们停下来看我们了。
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姑娘，标准的希腊美女，千年神殿由她们在卫护，苍老的柱石衬托着她们轻盈的身影。她们在山坡上施然而行，除了衣服，一切都像两千年前的女祭司。
终于不得不离开时，门口有人在发资料。当时拿了未及细看，现在翻出来一读，眼睛就离不开了。原来，一个组织、几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游客呼吁，把巴特农神殿的精华雕刻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请回来。
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
二、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才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构成前后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农是希腊文明的最高象征，也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文化遗产，英国可以不为希腊负责，却也要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负责……
真是义正辞严，令人动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中国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说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漠上拦住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一番。没想到这种想法受到很多年轻评论家的讪笑，有一位评论家说：“你辩得过人家博学的斯坦因吗？还是识相一点，趁早放行。”
我对别人的各种嘲弄都不会生气，但这次是真正难过了，因为事情已不是对我个人。
看到希腊向英国索要巴特农文物的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着回答国内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几条：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伦敦，而在中国，不要说中国学者，哪怕是中国农民也有权利拦住车队辩论几句；
二、我们也许缺少水平，但敦煌经文上写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难道他更具有读解能力？
三、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时，中国还发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考证出一个清晰的商代，主要是由中国学人合力完成的，并没有去请教斯坦因他们。所以中国人在当时也具备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但实在无法理解那些年轻评论家的谄媚。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纯西方化的立场，但是且慢，连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也不同意。
你看这份呼吁索回巴特农文物的资料还引述了希腊一位已故文化部长的话：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后回来，我一定复活。
这种令人鼻酸的声音，包含着一个文明古国最后的尊严。这位文化部长是位女士，叫曼考丽（Melina Mercouri）。发资料的组织把这段话写进了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腊雅典，夜宿Royal Olympic旅馆
伏羲睡了
从闹市一拐，立即进入一条树阴浓密的小街，才几十步之遥就安静得天老地荒，真让人惊奇。
我去访问雅典人文学院的比较哲学博士贝尼特（M.Benetatou）女士，一进门就约好，她讲希腊语，我讲汉语，由尹亚力先生翻译，用两种古老的语言对话，不再动用第三种语言。
她现在主要在研究和讲授易经、孔子、老子、庄子。我问她何时何地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的，她说是十几年前，在意大利。学的是东方哲学，从印度起步，落脚于中国，这是多数同行的惯例。
她立足于希腊古典哲学，对中国哲学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她认为希腊哲学的研究重心是知识，中国哲学的研究重心是人生，一开始研习，怎么也对不上口径。等时间长了，慢慢发现，先秦智者中，最符合国际哲学标准的是老子。
我感兴趣的是，希腊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哲学，她说极少。我说中国研究希腊哲学的人却很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知识界是常识。她说那是因为希腊哲学已成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而中国哲学还是内向的。
我问她，在她的希腊学生中，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多不多？她说越来越多，但又越来越趋向实用：学周易为了看风水，学道家为了练气功。
我说在中国也向来如此。兴盛的是术，寂寞的是道，因此就出现了学者的责任。但是，弘道的学者也永远是少数，历来都是由少数人维持着上层文明。
她深表赞同，给我递过来一杯鸡尾酒。
她以希腊的立场热爱中国与中国文化，认为这是“同龄人的爱，再老也理所当然”。
书架上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关中国的书，英文居多，也有中文。还有一些瓷器，瓶底上都标明是明代或清代的，但她说一定是假的，只是保存一种与中国有关的纪念。其实，依我的目光，她那个标明万历年间出品，写有《岳阳楼记》全文的瓷瓶，倒大半是真品，因此劝她不要随手送掉。她的书架上还供奉着几片从北京天坛、地坛捡的碎琉璃瓦，侍候得像国宝。“真是捡的？”我问。“真是捡的。”她回答得很诚恳。
让我一时难于接受的是，她养着两只小龟，一雌一雄，雌的一只居然取名“女娲”，雄的一只取名“伏羲”。她说自己特别喜欢它们，因此赐予最尊贵的名字。她把女娲小心翼翼地托在手掌上，爱怜万分地给我看，又认真地向我道歉：伏羲睡了。
问她女娲和伏羲是不是一对，她说：它们还小，等长大了由它们自己决定。现在让它们分开住，女娲住在贮藏室，伏羲则栖身卧室的床底下，男女授受不亲，儒家的规矩。
不管怎么说，在这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留下过脚印的地方，每天都会响起无数次甜蜜呼唤女娲和伏羲的声音。虽然在我听起来，实在有点不对劲。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希腊雅典，夜宿Royal Olympic旅馆
人类还非常无知
清晨四点半起床，赶早班飞机，去克里特岛。
这些天一直睡得太少，今天又起得那么早，一上飞机就睡着了。我在矇昽中感到眼前一片红光，勉强睁眼，却从飞机的窗口看到了爱琴海壮丽的日出。迷迷糊糊下了飞机，又上了汽车，过一会儿说是到了，下车几步才清醒：我们站在一个层楼交叠的古代宫殿遗址前面。
多数房子有四层，其中两层埋于地下。现在挖掘之后，猛一看恰似现代军事防空系统。但是，谁能相信，这个宫殿至迟建成于公元前十八世纪，距离今天已经整整三千七百多年！它湮灭于公元前十五世纪，也已有三千五百年。发现于本世纪的第一年，一九〇〇年。发现者是英国考古学家伊凡斯（Sir Arthur Evans），他的半身雕像，就竖立在宫殿门口。
说希腊的事，在时间上要用大概念。例如，经常要把公元前五世纪当作一个中点，害得我们这些天来已经不愿理会公元后的文化遗迹。但是一到克里特岛，时间概念还要狠狠地往前推，从公元前三十世纪说起，然后再一步步下伸到它的黄金时代，即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十五世纪，当时统称为米诺斯（Minos）王朝，米诺斯是统治者的头衔。米诺斯的所在地，叫克诺撒斯（Knossos），因此也叫克诺撒斯宫殿。
与想象中的古代王宫不同，这个宫殿中没有宏大的神殿，却有更多的人的气息。男女似乎也比较平等，也没有看到早期奴隶制社会森严界限的遗迹。我想，这应该与通达的海上商业有关。
置身于这个宫殿中，处处都能发现惊人的东西。例如，科学的排水系统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城市建筑学家前来观摩；粗细相嵌的陶制水管据说与本世纪瑞士申请的一项设计专利没有多少差别；单人浴缸的形态，即使放在今天巴黎的洁具商店里也不算过时；而细细勘察，当时有些浴缸里用的还是牛奶。还有，厕所的冲水设备，窗子的通风循环结构，都让人叹为观止。皇帝、皇后的住所紧靠，共同面对一个大厅，大厅有不同的楼梯进入他们各自的卧室。大厅一侧，又有他们各自独立的卫生间，皇后的卫生间里还附有化妆室。
如此先进的生活方式，居然发生在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诞生前的一千年？这真要让人产生一种天旋地转的时间大晕眩。
我们平日总以为人类的那些早期圣哲一定踩踏在荒昧的地平线上，谁知回溯远处的远处，却是一种时髦而精致的生活形态。种种细节都在微笑着反问我们：你们，是否还敢说“古代”和“现代”？
从出土的文物看，这里受埃及影响很大，也有一些小亚细亚的风格。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了古代欧、亚、非三大洲交流的聚散点，这也使希腊文明不能称之为一种完全自创的文明。但就欧洲而言，它是后世各种文明的共同祖先。
但是，严重的问题出来了——
那么早就出现在克里特岛上的这些人是谁？什么人种？来自何方？显然远不止是土著，那么，大部分是来自于埃及，还是亚洲，或是希腊本土？考古学家伊凡斯发现了一大堆被称之为“线形文字A”的资料，估计能解答这个问题，但这种文字一百年来始终未能破读。
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么一个显赫的王朝，这么一种成熟的文明，为什么在公元前十五世纪突然湮灭？
美国学者认为是由于岛北一百多公里处的桑托林火山爆发，火山灰六十多米厚，又引发海啸，海浪五十余米高，彻底毁灭了克里特岛。但另一些考古学家却发现，在火山爆发前，克里特岛已遭浩劫。至于何种浩劫，意见也有不同，有的说是内乱，有的说是外敌。
我本人倾向于火山爆发一说，理由之一是它湮灭得过于彻底，不像是战争原因；理由之二是我们看到的宫殿有一半在地下，掩埋它的应该是火山灰。
总之，欧洲文明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源头，但这个源头因何而来，由何而去，都不清楚。由此应该明白，人类其实还非常无知，连对自己文明的关键部位也完全茫然。
未知和无知并不是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对未知和无知的否认。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希腊克里特岛伊雷克利翁市（Ilraklion），夜宿Agapi Beach旅馆
挂过黑帆的大海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我一再来到海滩，脱下鞋袜，卷起裤腿，下到水里，长时间伫立。
海浪不大，却很凉，很快就把裤子打湿了。我还是站在那里，很久很久，想把这个岛体验得更真实一点，来摆脱神话般的虚幻。
荷马史诗《奥德赛》有记，克里特岛是一个被酒绿色的大海包围的最富裕的地方。但按荷马的年代，他也只是在转述一种遥远的传闻。当荷马也当作传闻的东西突然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眼前，我有点慌神。
昨天在克诺撒斯，我一个人在遗址反复徘徊。同去的伙伴也同样觉得这里的一切过于神奇，散在各个角落发呆，结果引起我们临时请来的一位导游的强烈不满。这位叫曼仑娜的中年女子对着我大声嚷嚷：“你们怎么啦，一个也不过来？我会给你们讲每一个房间的故事。我是这里最好的导游，你看我的同事，每一个都带着一大队人在讲解，而你们一个人也不听我讲，真让我害羞！”
我说：“曼仑娜，我们都有点兴奋，需要想一想。你先休息一会儿，有什么问题再问你，好吗？”“你们没听我讲解就兴奋？”曼仑娜不解。
我在徘徊时想得最多的是那个有关迷宫的故事，因为我眼前的一切太像一座大迷宫。
故事说，当初这个米诺斯宫殿里关了一个半人半牛的怪物，每年要雅典送去七对少男少女作为牺牲供奉。有个叫希萨斯（Theseus）的青年下决心要废除这个恶习，与父亲商量，准备混迹于少男少女之中上克里特岛，寻隙把怪物制服。
这件事情凶多吉少，父亲为儿子的英勇行为而骄傲，他与儿子约定，他会在海崖上时时眺望，如果有一条撑着白帆的小船出现在海面，证明事情已经成功；如果顺潮漂来的小船上挂的是黑帆，那就说明儿子已经死亡。
儿子在米诺斯宫殿里制服了怪物，但走不出迷宫一般的道路，而米诺斯王的女儿却看上了他，帮他出逃。谁料这对恋人漂流在大海的半途中，姑娘突然病亡，这位青年悲痛欲绝，忘了把船上的黑帆改挂白帆。
天天站在崖石上担惊受怕的父亲一见黑帆只知大事不好，立即跳海自尽，而这位父亲的名字就叫爱琴。
爱琴海的名字，难道来自这么一个英雄而又悲哀的故事？那么今天我在踩踏的，正是这个挂过黑帆的大海。
传说故事不可深信，但我在米诺斯王宫的壁画上确实见到了少男少女与牛搏斗的画面。我和许戈辉不约而同把这幅画临摹到了笔记本上。
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是另一个宏大的传说，那就是我在《山居笔记》中提到过的阿特兰提（Atlantic），即大西洲。说在一万多年前，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大西洋上还有一片辽阔的大陆，富庶发达，势盖天下，却突然在一次巨大的地震和海啸中沉没海底，不见踪影。大西洲失落之谜代代有人研究，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克里特岛就是大西洲的残余部分。
要真是如此，那么，克里特岛上出现早熟的文明也就顺理成章了。
再高的文明在自然暴力面前，也往往不堪一击。但它总有余绪，飘忽绵延，若断若连。今天的世界，就是凭着几丝余绪发展起来的。
这也让我们产生恐惧：今天的世界，会不会重复大西洲的命运？
大西洲淼不可寻，能够通过考古确知的是，克里特文明受到过
埃及
文明的重大影响。那么，让我们继续回溯。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上午在克里特岛，下午飞回雅典，夜飞埃及埃及巨大的问号
昨天深夜抵达开罗。在罗马时代，这条路线坐船需花几个月时间。很多载入史册的大事在此间发生，例如“埃及艳后”克里奥佩屈拉和罗马将军安东尼就在这个茫茫水域间生死仇恋、引颈盼望，被后人称为古代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
但是，就埃及而言，克里奥佩屈拉还年轻得不值一提。我们本为寻找希腊文化的源头而来，但是到了法老面前，连那些长髯飘飘的希腊哲人全都成了毛孩子。从希腊跨越到埃及，也就是把我们的考察重心从两千五百年前回溯到四千七百年前，相当于从中国的东周列国一下子推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开罗机场相当杂乱。我们所带的行李和设备需要全部打开检查。偷看不远处，一个胖胖的服装小商人在接受检查，几百件各种衣服摊了一个满地，全是皱巴巴的低劣品，检查人员居然在每件衣服的每个口袋里摸捏，至少已经摸捏了两三个小时了吧，但旁边还有一个大包刚刚被扯开。
许戈辉一遍又一遍地到那里徜徉，脸色似乎平静，眼中却露出强烈的烦躁。我说：“戈辉，我看出来了，如果我们的行李也被这样糟践，你没准会一头撞过去咬他们的手。”她大为惊讶，问：“咦，怎么被你看出来了？”
幸好没有发生让许戈辉撞头的事，埃及海关得知是中国人，挥挥手就放行了。刚过关，我们的五辆吉普车就迎了上来，从此它们的车轮将带着我们，去丈量几个文明故地间的漫漫长途。
找旅馆住下，埃及的旅馆一进去就碰到安全检查门，旁边站着警察。一出门，车里也钻进来一个带枪的警察，我们一下车他就紧紧跟随，一下子把气氛搞得相当紧张。
旅馆号称四星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招待所，我房里没地方写作，卫生间的洗澡设备也不能用。
被告知街上的饮食千万不可随意吃，但旅馆的饮食也很难入口。凡肉类都炸成极硬的焦黑色，又炸得很慢，一等好半天，等出来了刚一尝便愁云满面。选来选去，只能吃一种被我们称作“埃食”的面饼充饥。
旅馆所在的大片街区都相当落后，放眼没见到一幢好房子，路上拥挤而肮脏，商店里卖的基本上都是廉价品。后来发现整个开罗老城区基本都是如此，新城区要好得多，特别是尼罗河边的那一段相当讲究。但是，落后的老城区实在太大了。
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
雅典的现实生态已经够让人失望的了，但到了开罗，雅典就成了一个让人想念的文明世界。
到金字塔去的那条路修得还不错。走着走着，当脚下出现一片黄沙，身边出现几头骆驼，抬头一看，它们已在眼前。
大的有三座，小的若干座，还有那尊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雕像。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纯净的褐黄色，只有日光云影勾画出一层层明暗韵律。
人类真正的奇迹是超越环境的。不管周边生态多么落后，金字塔就是金字塔，让人一见之下忘记一切，忘记来路，忘记去处，忘记国别，忘记人种，只感到时间和空间在这里会合，力量和疑问在这里交战。
我站在最大的那座胡夫金字塔前恭敬仰望，心中排列着以前在书本里读到的有关它的一系列疑问——
考古学家断定它建造于四千七百多年前，按照简单的劳动量计算，光这一座，就需要十万工匠建造二十年。但这种计算是一种笨办法，根本还没有考虑一系列无法逾越的难题。例如，这些巨大的石块靠什么工具运来，又如何搬上去的？十万工匠二十年的开支，需要有多大的国力支撑？而这样的国力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又需要多大的人口基数来铺垫？那么，当时埃及的总人口是多少？地球的总人口是多少？
直到本世纪，很多国际间著名的工程师经过反复测量、思考、徘徊，断定这样的工程技术水平即使放到二十世纪，调动一切最先进的器械参与，也会遇到一大堆惊人的困难。那么，四五千年前的埃及人何以达到这个水平？而据一些地质学家断言，这个金字塔的年龄还要增加一倍，可能建造在一万年前！
我们现在经常引用的有关金字塔建造情景的描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考察埃及时的记述。这乍一看似乎具有权威性，但仔细一想，希罗多德来埃及考察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事，按最保守的估计，他看到的金字塔也已经建成一千二百多年，就像我们今天在谈论唐代。唐代留下了大量资料，而金字塔的资料，至少希罗多德没有发现。因此，他的推断也只是一种遥远的猜测。对于真正的建造目的、建造过程、建造方式，我们全然一无所知。
说是法老墓，但在这最大的金字塔里，又有谁见过法老遗体的木乃伊？而且，一次次挖洞进去，又有多少有关陵墓的证据？仍然只是猜测而已。
站在金字塔前，所有的人面对的，都是一连串巨大的问号。
不要草率地把问号删去，急急地换上感叹号或句号。人类文明史还远远没到可以爽然读解的时候，其中，疑问最多的是埃及文明。我们现在可以翻来覆去讲述的话语，其实都是近一个多世纪考古学家们在废墟间爬剔的结果，与早已毁灭和尚未爬剔出来的部分比，只是冰山一角。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上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
想念秦始皇
还是金字塔。
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以来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颠覆能量。至少，它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
本来也许能够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凯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
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〇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唯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秦始皇虽然也做过“焚书坑儒”的坏事，但他同时又统一了中国文字。这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使中国古代任何区域的历史不再因文字的无人解读而湮灭。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近代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时间才猜出几个，有的直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
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我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几个喜欢文言文的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象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
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
元气损耗
金字塔靠近地面的几层石方边缘，安坐着一对对来自世界各国的恋人。他们背靠伟大，背靠永恒，即使坐一坐，也像在发什么誓、许什么愿。
然后，他们跳下，重新回到世界各地。
金字塔边上的沙漠里有一条热闹的小街，居住着各种与旅游点有关的人。由此想起一些历史学家的判断：埃及最早的城市，就是金字塔建造者的工棚。那么，金字塔，是人类城市的召集人。
我们在这条小街上发现了一家中国餐馆，是内蒙古一位叫努哈·扈廷贵的先生开的。
我让他谈谈身处另一个文明故地的感受，他笑了，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埃及人把生命看得那样随便，随便得不可思议。”
他说，在这里，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二时下班，中间还要按常规喝一次红茶，吃一顿午餐，做一次礼拜，真正做事能有多少时间？
除了五分之一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一般人完全不在乎时间约定。再紧急的事，约好半小时见面，能在两小时内见到就很不容易了。找个工人修房子，如果把钱一次性付给他，第二天他多半不会来修理，花钱去了，等钱花完再来。连农民种地也很随意，由着性子胡乱种，好在尼罗河流域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总有收获，可以糊口。
我们也许不必嘲笑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使我困惑的只是：如果金字塔也是这个人种建造的，那么，他们的祖先曾经承受过天底下最繁重忙碌、最周密精确的长期劳役，难道，今天还在大喘气，一喘就回不过神来了？
我对扈先生说：“一个人的过度劳累会损耗元气，一种文明也是。”
埃及文明曾经不适度地靡费于内，又耗伤于外，元气耗尽，不得已最终选择了一种低消耗原则。也可称之为“低熵原则”，这是我在研究东方艺术的审美特征时启用过的一个概念。
这种低消耗原则听起来不错，到实地一看却让人瞠目结舌。开罗城有一个区域专门安放死人，为了让死人也能在另一个世界过日子，（这里筑有不少简陋的小房小街。现在，却有大量活着的穷人住在里边，真可谓生死与共。但不妙的是，其中又有大量的逃犯。
在正常的居住区里，很多砖楼都没有封顶，一束束钢筋密集地指向蓝天，但都不是新建筑，那些钢筋也早已锈烂。为什么那么多居民住在造了一半的房坯中呢？一问，说这里又不大下雨，能住就行，没盖完才说明是新房子，多气派。以后儿孙辈有钱再盖完，急什么？
他们不急，整个城市的景观却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让我们这些外国人都焦急了。
街上车如潮涌，却也有人骑着驴子漫步中间，手上还抱着两头羊。公共汽车开动时，前后两门都不关，只见一些头发花白的老者步履熟练地跳上跳下，更不必说年轻人了。
一个当地司机告诉我，如果路口没站警察，就不必理会红绿灯。万一见了警察也要看看他的级别，再决定要不要听他指挥。
我问：“你在车上，怎么判断他的级别？”“看胖瘦。”他说，“瘦的级别低，胖的级别高，远远一看就知道。”在埃及不能问路。不是埃及人态度不好，而是太好。我们至少已经试了十来次了吧，几乎每次都是一样。你不管问谁，他总是立即站住，表情诚恳，开始讲话。他首先会讲解你问的那个地方的所属区域，这时你会觉得说在点子上，耐心听下去；但他语气一转就说到了那个区域的风土特征和城建规划，你就会开始不耐烦，等他拐回来；然而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已经在介绍开罗的历史和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你决定逃离，但他的手已按在你的肩上，一再说埃及与中国是好兄弟……最后你以大动作强调事情的紧迫性，逼问那个地方究竟怎么走，他支吾几下终于表示，根本不知道。你举起手腕看表，被他整整讲掉了半个小时。
前几次我们都以为是遇到了喝醉酒的人，但一再重复就生疑了，很想弄清其间原因。一位埃及朋友说：“我们埃及人就是喜欢讲话，也善于讲话，所以在电视里看到你们中国官员讲话时还看着稿子，非常奇怪。埃及的部长只要一有机会讲话就兴奋莫名，滔滔不绝地讲得十分精彩。当然，也可能有一个根本原因，大家闲着没事，把讲话当消遣。”
也怪法老，他们什么话也没有留下，结果后代的口舌就彻底放松。一九九九年十月十日，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
中国回送什么
在沙丘旁，我正低头留心脚下的路，耳边传来一个招呼声：“你好！”
一听就是外国人讲的中文，却讲得相当好，不是好在发音，而是好在语调。一切语言，发音使人理解，语调给人亲切。我连忙抬起头，只见一位皮肤棕褐油亮、眼睛微凹有神的埃及青年站在眼前。
他叫哈姆迪（Hamdy），有一个中文名字叫王大力，在开罗学的中文，又到中国进修过。听说我们在这儿，赶来帮着做翻译，已经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你在中国哪个大学进修的？”我问。“安徽师范大学，不在省会合肥，在芜湖。”他回答。这使我兴奋起来，说：“我是安徽的女婿，知道吗？明天，我的妻子就从安徽赶到这里！”“知道，你的妻子非常有名。”他说，“我也差一点成了安徽女婿，女友是马鞍山的，后来由于宗教原因，她家里不同意。”
就这么几句，他的手已经搭在我的肩上了。
此后几天，我们都有点离不开他了。本来，每到一个参观点都会有导游讲解，王大力谦逊地躲在一边，不声不响。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导游多次回答仍不得要领，王大力忍不住轻声解释几句。谁料这几句解释既痛快又幽默，我们渐渐向他汇拢了，使得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埃及女导游渐渐被冷落在一边。她非常难过，说要控诉旅游公司，既然派出了她，为什么还要派来一个更强的。其实，王大力根本没受谁的支派，是自愿来的。
他非常热爱埃及文物，说小时候老师带他们到各地旅游，还见到不少横七竖八地杂陈在田野中的文物，谁也不重视，小学同学甚至还会拿起一块石头去砸一尊塑像的鼻子，不知道这尊塑像很可能已经三四千岁。普遍重视文物，是后来外国学者和游客带来的眼光。而他自己，则是在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路之后，才明白过来。
他盼望有更多的中国旅行者到埃及来。从最近几年看，台湾的有一些，大陆的还很少。在亚洲旅行者中，日本和韩国的最多，但他好像不太喜欢他们。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正领着我们参观萨拉丁古堡清真寺。入寺要脱鞋，每个人把鞋提在自己手上，坐在地毯上时要把那双鞋子底对底侧放，而不应把鞋底直接压在地毯上，因为这等于没有脱鞋。王大力远远瞟见一批韩国旅行者没有按这个规矩做，立即虎着脸站起身来，轻声对我们说：“我又要教训他们了。”然后用一串英语喝令他们改过来。“我，能够对刚刚出现在这里的中国大陆旅游者有点微词吗？”他想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这么问，还十分讲究地用了“微词”这个词。经鼓励，他一二三四脱口而出，像是憋了很久。“一、很少有人听导游讲解文物，只想购物、拍照；二、每天晚上精神十足，喝酒、打牌，第二天旅游时一脸困倦……”
他觉得，两种古老文明见面，不能让年轻的国家笑话。
说完，他轻松了，指了指萨拉丁古堡教堂一座小小的铁制钟楼，说：“这是法国人送的。我们埃及送给他们一个漂亮的方尖碑，竖立在他们的协和广场，他们算是还礼。但送来这么一个不像样子的东西，多么小气！我们后悔了，那个方尖碑应该送给中国。中国不会那么小气，也有接受的资格。”他说得很认真。
巴黎的协和广场我曾留连多时，顶尖镀金的埃及方尖碑印象尤深。当时曾想，发生了那么多大悲大喜的协和广场幸亏有了这座埃及古碑，把历史功过交付给了旷远的神秘。今天才知，此间还存在着对古碑故乡的不公平。
如果埃及真想把古碑送给同龄的中国，我们该回送什么？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
一路枪口
妻子今天早晨赶到了开罗。她这趟来得不容易，先从安徽飞到北京，住一夜，飞新加坡，在新加坡机场逗留九小时，飞迪拜，停一小时，再飞开罗，七转八弯，终于到了。
可以想象她没怎么睡过。但按照我们的计划，她必须一下飞机就上吉普，去七百八十公里之外的卢克索，需要再坐十四个小时的车。
在开罗，几乎没有人赞成我们坐吉普去卢克索。路太远，时间太长，最重要的是，一路上很不安全。
自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几个恐怖分子在卢克索杀害六十四名各国游客，埃及旅游业一败涂地。第二年游客只剩下以往年份的二十分之一，严重打击了埃及的经济收入和国际形象。为此，埃及政府不能不时时严阵以待。
从开罗到卢克索一路，要经过七个农业省，恐怖分子出没的可能极大。因此，去卢克索的绝大多数旅客只坐飞机。万不得已走陆路，不管是谁，都必须由警察保护。
七百多公里的长途，布满了岗楼和碉堡。一路上军容森森、枪支如林，像是在两个交战国的边防线上潜行。
刚离开开罗，就发现我们车队的头尾各出现了一辆警车，上面各坐十余名武装警察，全部枪口都从车壁枪洞里伸出，时时准备射击。
每过一段路都会遇到一个关卡，聚集了很多士兵，重新一辆辆登记车号，然后更换车队头尾的警车。换下来的警车上的士兵属于上一个路段，他们算是完成了任务，站在路边向我们招手告别。
警车换过几次之后，终于换上装甲车，顶部架着机枪，呼啸而行。
我们在沿途停下来上厕所、吃饭，警察和士兵立即把我们团团围住，不让恐怖分子有一丝一毫袭击我们的可能。我环视四周，穿黑军装的是特警部队，穿驼黄色军装的是公安部队，穿白色制服的是旅游警察，每个人都端着型号先进的枪支。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地方，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卫护旅游。但一想到法老的后代除了黑黝黝的枪口外别无选择，不禁心里一酸。其实，人家只想让异邦人士花点钱来看看祖先的坟墓和老庙罢了。
埃及朋友说，他们天天如此，而且对任何一批走陆路的外国旅游者都是如此。埃及百分之九十四是大沙漠，像样一点的地方就是沿尼罗河一长溜，而我们经过的一路正是这一长溜的大部分。因此，这样的武装方式几乎罩住了全国的主要部位，牵连着整个民族的神经。
任何杰出的文明不仅会使自己遭灾，还会给后代引祸，直到千年之后。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在装甲车的呼啸声中深深一叹。
妻子在一旁说：“难得那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目光都那么纯净。”
正说着，车队突然停住，士兵们端着枪前后奔跑，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那位在安徽师范大学进修过的埃及青年王大力今天也被我们请来同行，他的老家到了，叔叔还住在这里，想看一看。这把武装警察们忙坏了，以防发生什么意外。
五辆吉普车一拐就进了村，再加上装甲车、后卫车和那么多武装人员，从车上下来的又都是外国人，我说，村民会以为王大力当选了总统。
这个村其实全是王大力的本家，他叔叔有两个妻子，十三个孩子，再加上稍稍远一点的亲戚，总数不在三百人之下，全都蜂拥而出，却不知怎么欢迎。
村里好像还有“民团”之类的组织，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大爷一人端着一支猎枪围过来，阿拉伯长袍裹着他们硕大而衰老的身躯，白色的胡须与枪一配，有一种莫名的庄严。
警察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可能真会发生什么事，不断呼喊我们上路。装甲车、吉普车队浩浩荡荡又开动了。
此时夜色已深，撒哈拉大沙漠的风，有点凉意。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夜宿埃及南部，卢克索（Luxor）的Emilio旅馆
碧血黄沙
昨天从清晨到深夜，在装甲车的卫护下穿越的七个省都是农村。这么长的路途，只见过一家水泥厂，店铺也极少，真是千里土色、万古苍原。
当然也毋庸讳言，一路是无法掩饰的贫困。
今天一早，妻子被一种声音惊醒，仔细一听，判断是马蹄走在石路上，便起床撩窗帘，但只看了一眼就逃回来说：“街上空无一人，就像一下子闯进古代，有点怕人。”
卢克索的街市渐渐热闹起来了。我们所在的尼罗河东岸，在古代就被看作生活区，而西岸则是神灵和亡灵的世界，连活人也保持古朴生态。我们想去的地方，当然首选西岸，于是渡河。
先去哈特谢普索特（Hotshepsut）女王祀殿。它坐落在一个半环形山岙的底部，面对着尼罗河谷地。山岙与它全呈麦黄色，而远处的尼罗河谷地则蓝雾朦胧。用中国眼光一看，风水极佳。
女王是稀世美人，这在祀殿的凸刻壁画中一眼就可看出。然而为了表现出她的强劲威武，壁画又尽量让她靠近男性。
整个建筑分三层，一层比一层推进，到第三层已掘进到山壁里去了。每一层都以二十九个方正的石柱横向排开，中间有一个宽阔的坡道上下连接，既干净利落又气势恢宏，远远看去，极像一座构思新颖的现代建筑。
其实它屹立在此已经三千三百多年，当时的总建筑师叫森姆特，据说深深地爱恋着女王，把所有的爱都灌注到设计中了。女王对他的回报，是允许他死后可进帝王谷，这在当时是一个极高的待遇。今天看来，不管什么原因，这位建筑师有理由名垂千古，因为真正使这个地方游客如云的，不是女王，是他。
女王殿门口的广场，正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恐怖分子射杀大量游客的地方。歹徒们是从殿左的山坡上冲下来的，武器藏在白色的阿拉伯长袍底下，撩起就射击，刹那间一片碧血黄沙。今天，我们的五辆吉普车特地整齐地排列在当年游客倒下最多的地方，作为祭奠。
我抬头仰望殿左山坡，寻找歹徒们可能藏身的地方。只见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在半山快速攀登，仔细一看，竟是妻子。我连忙跟着爬上去，气喘吁吁地在半山腰里见到几个山洞，现在都围着铁丝网。转身俯视，广场上游客的聚散流动果然一清二楚。
许戈辉顺便问了广场边的一个摊贩老板生意如何，老板抱怨说：“自从那个事件之后生意不好，你们日本人有钱，买一点吧。”许戈辉连忙纠正，而且绝不讨价还价地买下了一条大头巾，裹在头上飘然而行。
接下来是去帝王谷，钻到一个个洞口里边去看历代帝王的陵墓。
陵墓中的雕刻壁画很值得一看。例如，有一幅壁画描绘一位帝王死后脱下冠冕，穿着凉鞋去拜见鹰头神，并交出了自己的权杖。接下来的一幅是，神接纳了他，于是他也可以像神一样赤脚不穿凉鞋了。手无权杖脚无鞋，他立即显得那么自如。看到这儿我笑了，他已经靠近中国的老庄哲学，却比老庄天真。
记得曾有一位历史学家断言，卢克索地区一度曾是地球上最豪华的首都所在。说“一度”，这是有可能的。如果把埃及历史划定为五千年，那么，起初的三千多年可说是法老时代，中心先在孟菲斯，后在底比斯，即现在的卢克索；接下来的一千年可说是希腊罗马化时代，中心在亚历山大港；最后一千年可说是阿拉伯时代，中心在开罗。
中心的转移，大多与外族入侵有关，而每次入侵的最大成果往往是混血。因此，不同的城市居住着不同的混血群落，纯粹的古埃及血统很难再找到了。现在的埃及人，只要问他来自何处，大体可猜测他的血统渊源。
卢克索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法老文明，但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是零星遗留罢了。遗留在血统之外，遗留在山石之间。
埃及的古文明，基本上已经遗失。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夜宿卢克索（Luxor）的Emilio旅馆
他们老泪纵横
卢克索的第一胜迹是尼罗河东岸的太阳神庙。许多国际旅客千辛万苦赶到这里，只为看它。
烈日下成排的公羊石雕、让人晕眩的石柱阵、石柱阵顶端神秘的落石……过去在电影中多次见过，现在就出现在眼前。
任何一个石柱只要单独出现在世界某个地方，都会成为万人瞻仰的擎天柱。我们试了一下，需要有十二个人伸直双手拉在一起，才能把一个柱子围住。而这样的柱子，在这里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森林。
每个石柱上都刻满了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与中国的象形文字全然不同，都是一个个具体物象，鸟、虫、鱼、人，十分写实。但把这些人人都能辨识的图像连在一起，却谁也不知意义。这是一种把世间万物召唤在一起进行神秘吟唱的话语系统，古埃及人驱使这种话语系统爬上石柱，试图与上天沟通。
世间实在有太多的疑难、太多的敬畏需要向上天呈送，于是立了一柱又一柱。与它们相比，希腊、罗马的那些廊柱都嫌小了，更不待说中国的殿柱、庙柱。
史载，三千多年前，每一个法老上任，都要到太阳神庙来朝拜，然后毕其一生，在这里留下自己的拓建。如此代代相续，太阳神庙的修建过程延续了一千多年。
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修建过程这么长，前期和晚期却没有明显区别，中间似乎并未出现过破旧立新式的大进化。
这正反映了埃及古文明的整体风貌：一来就成熟，临走还是它。这种不让我们了解生长过程的机体，让人害怕。
下午在尼罗河荡舟，许戈辉来回凝视着两岸的古迹问我：再过一千年，我们今天的文明也会有人来如此瞻仰吗？我说很难，除非遭遇巨大灾祸。
今天文明的最高原则是方便，使天下的一切变得易于把握和理解。这种方便原则与伟大原则处处相背，人类不可能为了伟大而舍弃方便。因此，这些古迹的魅力，永远不会被新的东西所替代。
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类和古迹就会遇到双向的悲怆：人类因无所敬仰而浅薄，古迹则因身后空虚而孤单。
忽然想起昨天傍晚离开帝王谷时在田野中见到的两尊塑像。高大而破残地坐着，高大得让人自卑，破残得面目全非，就像实在累坏了的老祖父，累得已经抽空了肌肤，而坐的姿势还保持着端庄。
它们身后早已空空荡荡。只有它们，留下了有关当时世界上最豪华都城底比斯的记忆。
我似乎听到两尊石像在喃喃而语：“他们都走了……”
据说这两尊石像雕的是一个人，阿蒙霍特帕（Amtonhotep）四世，但欧洲人却把它们叫做门农（Memnon）。门农在每天日出时分会说话，近似竖琴和琵琶弦断的声音。说话时，眼中还会涌出泪滴。后来罗马人前来整修了一次，门农就不再说话，只会流泪。
专家们说，石像发音是因为风入洞穴，每天流泪是露水所积。一修，把洞穴堵住了，也就没有声音了。
不管怎么解释，只会流泪，不再说话的巨大石像，非常感人。
它们见过太多，因此老泪纵横，不再说什么。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夜宿卢克索Emilio旅馆
封存的法老人
古埃及的生态遗迹，在卢克索被较多地保存。我把这种保存称之为“封存”。“封存”的第一原因是迁移。如果埃及的重心不迁移到亚历山大和开罗，而是继续保持于卢克索，那么，此地的古迹必然随着历史的进程改变自己的身份。越受新的统治者重视，情况就越糟糕。一次次的刷新，很可能是最根本的破坏。幸好重心迁移了，这里变成了边缘地带，反而有了“封存”的可能。“封存”的第二原因是墓葬。卢克索的多数遗迹在地下，虽然历来受到盗墓者的不断洗劫，但盗墓者毕竟不可能发现所有的洞穴，更不会改变墓道、浮雕、壁画。因此，墓葬中的保存总要比地上保存得好。这也使近几百年的考古学家们每次都有巨大收获。“封存”的第三原因是气候。尼罗河流域紧靠撒哈拉大沙漠，气候干燥，却又不暴热，一遇阴影便凉爽宜人，简直不知霉蚀为何物。以我所见，除了内外浩劫外，霉蚀是文物保存的最大敌人，例如中国南方很难保存远年遗迹，就与气候有关。“封存”的第四原因是材料。埃及的建筑材料以石料为主，石灰石、花岗石、雪花石铺天盖地，巨大、坚致、光洁，历千年而不颓弛。相比之下，中国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保存的时间就要短得多。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我在尼罗河西岸又看到了另一个更有趣的“封存”现象，那就是遗民。
西岸墓葬群周围生活着一批法老的后代，他们拒绝远地嫁娶，血缘稳定，生活简朴，思维单纯。据人类学家说，他们的外貌、身材还余留着法老时代的诸多特征，因此可称之为“法老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仍然从事着手工刻石，许多古庙的修复都与他们有关。不妨说，这批遗民自己首先被封存了，然后再由他们来封存遗迹。
他们近一千年来也信奉了伊斯兰教，往常可以听到西岸草树丛中传来浑厚的礼拜声。我曾经久久地看着工作时的他们。高瘦的个子，黝黑的脸，鼻子尖尖，满脸满手都是磨石的粉尘，他们使自己也成了古代雕塑。
我想，当年筑造金字塔的工匠，也是这样的吧？
突然，两具“雕塑”向我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用英文说：“你可以和我们一起拍照。”
我立即蹲在他们中间拍了照，他们又捡了两块漂亮的雪花石送给我。我想这应该付点钱，但他们拒绝了，其中年轻的一位腼腆地说：“如果有那种中国小礼物……”
他指的是清凉油。这种东西在中国到处都有又极其便宜，而在阿拉伯世界却被视为宝贝。即使在官员或警察手中塞上小小一盒，也能使一切逢凶化吉。可惜我事先不知道，没有带。据说，法老的后代不太在乎钱，他们生活圈子狭小，钱的用处也不大。他们喜欢清凉油的气味，一喜欢，又觉得什么病都能治了。
遥远而矜持的法老啊，中国山水草泽间的那一点点植物清香，居然能得到你们后代的如此信任，这真让我高兴。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夜宿卢克索Emilio旅馆
枯萎属于正常
离开卢克索向东，不久就进入了浩瀚的沙漠。这个沙漠叫东部沙漠，又名阿拉伯沙漠。
刚刚还在感叹古代遗迹的恢宏久远，没几步却跨进了杳无人烟的荒原，连个过渡也不给，让我一时显得十分慌张。
一切都停止了。没有了古代和现代，没有了文明和野蛮，只剩下一种惊讶：原来人类只活动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原来我们的历史只是游丝一缕，在赤地荒日的夹缝中飘荡。
眼前的非洲沙漠，积沙并不厚。一切高凸之处其实都是坚石，只不过上面敷了一层沙罢了。但是这些坚石从外面看完全没有棱角，与沙同色，与泥同状，累累团团地起伏着，只在顶部呈现出淡淡的黑褐色，使每一个起伏在色调上显得更加立体，一波波地涌向远处。
远处，除了地平线，什么也没有。
偶尔会出现一个奇迹：在寸草不生的沙砾中突然生出一棵树，亭亭如盖，碧绿无瑕，连一片叶子也没有枯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地下有一条细长的营养管道？但是，即使有也没有用，因为它还必须面对日夜的蒸发和剥夺，抗击骇人的孤独和寂寞。
由此联想，人类的一些文明发祥地也许正像这些树，在千百万个不可能中挣扎出了一个小可能。
有人对各大文明的一一枯萎疑惑不解。其实，不枯萎才是怪异的，而枯萎属于正常。
正这么想着，眼前的景象变了，黄昏开始来到。沙地渐渐蒙上了黯青色，而沙山上的阳光却变得越来越明亮。没过多久，色彩又变，一部分山头变成炉火色，一部分山头变成胭脂色。色块在一点点往顶部缩小，耀眼的成分已经消失，只剩下晚妆般的艳丽。
就在这时，我们走出了沙地丘陵，眼前平漠千顷。暮色已重，远处的层峦叠嶂全都朦胧在一种青紫色的烟霞中。此时天地间已经没有任何杂色，只有同一种色调在变换着光影浓淡。这种惊人的一致，使暮色都变得宏伟无比。
谁料，千顷平漠只让我们看了一会儿，车队蹿进了沙漠谷地，两边危岩高耸，峭拔狰狞。猛一看，就像是走进了烤焦了的黄山和庐山。天火收取了绿草青松、瀑布流云，只剩下赤露的筋骨在这儿堆积。
西天还留下一抹柔柔的淡彩，在山岩背脊上抚摸，而沙漠的明月，已朗朗在天。
我想，这一切都与人类文明没有什么关系。人类所做的，只是悄悄地找了一个适合自己居住的小环境，须知几步之外，便是万古沙漠。
文明太不容易，真该好好珍惜。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埃及东部古尔代盖（Hurghada），夜宿Pick Albatros旅馆
荒原沧海
我们现在落脚的地方叫Hurghada，翻翻随身带的世界地图册，找不到。只是由于昨天晚上在沙漠里行车，突然看到眼前一片大海，就停了下来。今天早晨一推窗，涌进满屋子清凉。
是红海？
果然是红海。沙漠与海水直接碰撞，中间没有任何泥滩，于是这里出现了真正的纯净。以水洗沙，以沙滤水，多少万年下来，不再留下一丝污痕。
由于实在太纯净了，海面蓝色的深浅正恰反映了海底的深浅。浅海处，一眼可见色彩斑斓的珊瑚礁，还有比珊瑚更艳丽的鱼群。海底也有峡谷，只见珊瑚礁猛地滑落于海底悬崖之下，当然也滑出了我们的视线。
那儿有多深？不知道，只见深渊上方飘动着灰色的沙雾，就像险峰顶端的云雾。
再往前又出现了高坡，海底生物的杂陈比人间最奢华的百花园还要光鲜，阳光透过水波摇曳着它们，真说得上姿色无限。
万丈汪洋直逼着百世干涸，纵天游弋紧贴着千古冷漠，竟然早已全部安排妥当，不需要人类指点。甚至，根本没有留出人的地位。
是的，以沙漠和大海的眼光，几千年来人类能有多少发展？尽管我们自以为热火朝天。
正想着，早已被夜幕笼罩着的海域间，影影绰绰走出几个水淋淋的人来，脚步踉跄、相扶相持、由小而大。刚要惊叹什么人如此勇敢又如此好水性，定睛一看竟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连最大的一个也没有超过十岁。他们是去游泳了？捕鱼了？采贝了？不知道，反正是划破夜色踩海而来。
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人类与自然厮磨的极致标志。他们一家很快进了自己的小木屋，不久，连灯光也熄灭了。于是海边不再有其他光亮。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埃及东部古尔代盖，夜宿Pick Albatros旅馆
西眺的终点
这些天，我多次在红海和苏伊士湾的西岸边站立，想着一个问题：中国人最早在什么时候，把目光投向这里？
首先想到的是一千九百年前的那位叫甘英的汉朝使者。当时专管西域事务的班超有一块长年的心病，觉得中国历来只与安息（今伊朗）做生意，而安息实际上只是一个中转站。西部应该还有很大的天地，我们为何不直接与他们做生意呢？于是派出甘英向西旅行，看看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甘英此行历尽艰辛，直到波斯湾才返回。他一路上处处打听，知道从波斯湾向西再走过一些国家，还会遇到一个大海。这大概就是我现在面前的红海了。
甘英听说，到了这个地方，一个真正的大帝国就在眼前。甘英出于多种理由把这个大帝国称为“大秦”，其实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红海边的埃及也已被罗马所占领，那么我想，甘英所知道的红海边的大帝国，大半就是埃及。
于是，从《后汉书》开始，中国人已朦胧地把这儿作为西眺的终点。
甘英回来之后，中国人西行还是很少。只知道唐代有一个叫杜环的军人被西域的军队俘虏后曾不断向西流浪，最后可能从地中海进入了北非。但这也只是从他杜撰的一些地名中猜测，是否真的到了非洲，完全没有把握。
由此想起梁启超先生在八十余年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代到乾隆末年，即十八世纪结束，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可称“世界之中国”，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梁启超先生的这种划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宏伟壮观，一扫中国传统史学的平庸思维，我很喜欢。
梁启超先生没有读到二十世纪新发现的一些中外交流史实，划分有些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是对的。十九世纪之后中国不得不与外部世界碰撞，首先碰撞到的也是亚洲之外一些比较年轻的国家，与希腊没有什么牵涉，更不待说埃及。
古代的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显然缺少交往。对于这件事，没有必要作负面评价。路实在太远，彼此很难抵达，两种文明自成保守系统，几乎不可能互相介入。
两个相安无事的远邻，彼此之间不知对方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好。要知道时，总会知道。这就像人际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何况是两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老君子。
不热络，也不容易破碎；不亲昵，也不容易失望。中国古代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交情不深，恩怨不大，这反而成了后来平和相处的基础。
不被过度热情或过度愤恨所扭曲，才是大文明的大气象。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开罗，夜宿Les 3 Pyamides旅馆
蚀骨的冷
埃及的一些朋友听说我们的历险考察只开了个头，离开埃及后还要进入中东、南亚、中亚等危险地区，吓了一大跳，执意要为我们壮行。昨天傍晚，在金字塔前举行了一个送别“中国英雄”的隆重仪式。他们觉得，我们这批人今后的命运必定是“九死一生”。
告别仪式后，我们在他们军队的监视下，穿越了苏伊士运河底下的隧道。
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和红海连到了一起，其实也就是把大西洋和印度洋连到了一起，在世界航运业有重要地位。埃及除了古迹之外，现代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这条运河和阿斯旺水坝，当然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我曾在两位外交官写的书上读到过苏伊士地区一位诗人的诗句：埃及，我的祖国，你留下的太少，失去的太多。我是你的儿子，要把你的心愿化作战歌。
诚恳而朴实的句子，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古代的失落和现代的失落毕竟是有情感联系的。世界上的许多纷争，除了现实利益外还有历史荣誉。一些文明古国即使口中不说，心里却十分在乎。
过河之后便是西奈半岛，这已经是亚洲的地面了。这个半岛也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话题，一九五六年被以色列占领，一九七三年埃及又试图夺回，几经拉锯终于归还了埃及。记得一九七三年那次战争，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对岸筑造的防线花了两亿多美元，加上运河的天然障碍，真说得上“固若金汤”，谁料埃及军队想出了用高压水龙头冲刷的绝招，防线土崩瓦解，听起来很是过瘾。
我们吃过午饭就开始在西奈半岛上穿行，直到晚上九时半才到达半岛南部的圣卡瑟琳镇住宿，走了四百七十公里。
这个半岛对埃及来说可称是国防前线，因此军营很多，但除此之外就人烟寥寥，整整几个小时我们几乎没见过一个人。岗楼上有机枪伸头，却见不到哨兵的脸。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小镇，不仅街上没人，而且连所有的楼房窗口也见不到一个人。偶尔见到一两个阳台上晾有衣服，才有人住的痕迹，但也可能晾了半年多了，主人没有回来。在这样的土地上行走，心里确实发毛。
月光下的沙漠有一种奇异的震撼力，背光处黑如静海，面光处一派灰银，却有一种蚀骨的冷。这种冷与温度无关，而是指光色和状态，因此更让人不寒而栗。这就像，一方坚冰之冷尚能感知，而一副冷眼冷脸，叫人怎么面对？
灼热的金字塔，竟由这么一片辽阔的冷土在前方卫护着。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埃及西奈半岛，夜宿El Wady El Mouguduss旅馆
海已枯而石未烂
在宗教的磨练期，荒凉是一个必需条件。在希伯来的宗教文化史上，有一个《出埃及记》的记载，说的是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在埃及逃荒的希伯来人不甘心被奴役而出走的壮举。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渡红海出埃及，来到的就是西奈半岛。
他们为了自立而选择荒漠，在西奈沙漠里整整流浪了四十年。最后来到西奈山下落脚，耶和华在那里授予摩西十条戒律，于是犹太教正式诞生。这说起来，也是三千多年前的事了。
再往后推一千多年，公元二世纪，各地的基督教徒为了逃避朝廷迫害也聚集到西奈山下，在这难于生存的环境中，淬炼信仰。
西奈山荒凉到什么程度？
好像被猛烈的海啸冲刷过，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海水，只剩下石天石地。或者，根本不是什么海啸，它原来就是海底，而海水不知突然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眼前的景象只能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海已枯而石未烂。
圣卡瑟琳修道院是非去不可的。它静静地安踞在西奈山的万丈峭壁下，近似一个石砌的小城堡。门道很小，有两层铁钉裹皮的门。
一进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紧凑而神圣的小天地。
教堂的门是公元六世纪的原物，没有动过。从教堂出来一拐，又看到了摩西坐过的井台和他与耶和华谈话的地方。与世界上其他教堂和修道院不同的是，这里处处直现出一千多年前的原始，歪斜而坚牢，简陋而光滑。
公元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城一位十六岁的贵族女儿信奉基督，当时的罗马总督逼她改信罗马拜神教，还派来五十位学者与她辩论。结果，五十位学者全部被她说服，皈依了基督，连总督的妻子也追随了她。总督大怒，将她杀害，这位殉教的少女就叫卡瑟琳。世界上以她名字命名的教堂和修道院有好几座，而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一座，公认为最老，也最有地位。
修道院里还有一个仅次于梵蒂冈的基督教真本图书馆。它曾经拥有一部公元四世纪的羊皮卷本《圣经》，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十九世纪曾被一名德国学者借去，没想到这名学者四年后就把它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获利十万英镑。我对文化盗贼分外敏感，觉得这个名为学者的人实在不是东西，估计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劣迹还会对修道院进行诬陷。修道院身处荒远，无以发言，只把他当年写的那张借据保留着，直到永远。
圣洁总会遇到卑劣，而卑劣又总是振振有词，千古皆然。
任何一个光明正大的宗教都拒绝卑劣，因此宗教和宗教之间必有对话的可能。这个修道院不仅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遗迹，也保留着伊斯兰教的圆顶，几乎是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在西奈半岛，下午赴以色列，夜宿埃拉特（Eilat）的Marinaclub旅馆
以色列、巴勒斯坦
所罗门石柱
从埃及到以色列确实不容易，我们在两国边关办手续，整整折腾了六个小时。倒也没有任何怨言，因为这是“出埃及”，如果轻而易举，反而觉得失重。
从荒凉的西奈半岛进入以色列，实在是对比强烈。埃拉特（Eilat）不仅美丽，而且现代，让人不敢相信自己刚刚从“海已枯而石未烂”的地方走出。
以色列的国土像一把锥子，埃拉特正好在锥子的顶端。经昨天晚上一觉酣睡，今天一早就匆忙北上，目标是将近三百公里外的耶路撒冷。但是，上路不久就停下了，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叫做“所罗门石柱”的所在。
所罗门（David Solomon）这个名字对我很有吸引力，他是犹太民族历史上堪称划时代的英雄大卫的小儿子。所罗门继承大卫统治希伯来王国，开创了犹太民族百世回味的黄金时代。那么，他的“石柱”是怎么回事？
走近一看，原来是所罗门时代的一个铜矿。铜矿正面山崖上，有几个天然岩柱。
我吃力地爬上岩柱边的陡坡向下俯瞰，一张幽远的历史年表在眼前翻卷。我想：犹太人也真是太不容易了。所罗门王朝辉煌于公元前十世纪，离现在已经足足有三千年了；如果再往前追索，希伯来人在亚伯拉罕（Abraham）的带领下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居阿拉伯沙漠，创造早期犹太文明，已经是三千八百年前的事了。连我们前几天提起过的摩西带领部属出埃及，也已有三千三百年。这也就是说，犹太人在公元十世纪之前，花了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把自己的故事演绎得非常壮丽。这故事里有感人的精神、决绝的举动和奢华的建设，绝不比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逊色。
他们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为了民族解放不惜一次次大迁移。不管走再远的路，只要落脚，就能快速创造出一个优于别人的生态。如果哪一天发现这种生态中还有被奴役的成分，那么，他们宁肯放弃，再一次选择流浪。
但是，真不知道命运为什么对这个民族如此不公，居然有那么多巨大的灾祸接二连三地降落在他们头上。驱逐、杀戮、奴役，怎么也摆脱不了。
我脚下，所罗门时代的繁华安然长眠，伟大的英雄们不知道自己身后居然会发生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公元前六世纪犹太王国遭巴比伦洗劫，数万人被押往巴比伦，成为历史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巴比伦之囚；
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罗马人一次次攻陷耶路撒冷，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宁肯集体自杀也不投降，剩下的只能逃亡异乡。但几乎到任何一个地方都遭到迫害，即便在罗马灭亡后的中世纪，犹太人的处境仍然骇人听闻；
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希特勒还在欧洲杀戮了六百万犹太人，仅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一九四三年就处死了二百五十万犹太人。这一血淋淋的史实，终于撼动了现代人的良知。
犹太人屡遭迫害的原因很多，但后来他们明白，没有祖国是一个重要因素。以色列是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多少血火情仇都在这里浓缩。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步都牵动着心头的一个大问题：人类，为什么如此对同类过不去？
犹太民族不大，但由于灾难和流浪，他们的身影远远超过了那些安居乐业的人群。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隐隐听到他们的歌声：啊，耶路撒冷！要是我忘了你，愿我的双手枯萎，不再弹琴；要是我忘了你，愿我的舌头僵硬，不再歌吟！
在全球的反犹狂潮中，倒是我们中国人表现出了一种貌似木讷的宽容和善良。从宋代朝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上海，都善待了犹太流浪者。结果，希伯来文融入了河南方言，又融入了上海口音，由黄河、长江负载着，流入大海，去呼唤遥远的亲人。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从埃拉特前往耶路撒冷
向谁争夺
四周是茫茫沙漠，但一个个种植棚却出现了，棚外滚动着遗落的香瓜和西红柿。不久见到了村庄，绿树茂密、鲜花明丽，但一看花树根部，仍然是灼灼黄沙。
我们钻进一个棚，主人要我们蹲下身来看他们种植的秘密。地下仍然是沙，有一根长长的水管沿根通过，每隔一小截就有一个滴水的喷口，加入了肥料的清水一滴不浪费地直输每棵植物。
由沙漠和沼泽组成的以色列，在自然资源上排在整个中东的后面。但短短几十年间，它的农业产品增加十六倍，不仅充分自足，而且大量出口欧洲。无数个欧洲家庭，每天都离不开来自以色列沙漠的果品和鲜花。
多年以来，中东地区战乱不断。大家不知说了多少话，生了多少气，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而且至今尚未看到停息的迹象。站在这里我想，以色列人在沙漠里拓展种植的奋斗，要比任何军事占领都更有意义。人类应该争夺的对象，是沙漠，而不是他人。
当人们终于懂得，笼罩荒原的不应该是战火而应该是暖棚，播洒沙漠的不应该是鲜血而应该是清泉，一切就走上正路了。
就我个人而言，实在有点好笑，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钦佩不已，因为它居然可以在敌方的眼皮底下把人家新研制的军用飞机和导弹整架、整批地偷出来，甚至一夜之间把对方的雷达站囫囵搬到自己一方，简直像神话一般。自从进入以色列以来，满街可以看到英姿飒爽的持枪士兵，男女都有。但是，只要看到街边那些不穿军装却又特别深沉的男人，或特别漂亮的女人，我都会多看几眼，心中暗暗猜测：“是摩萨德吗？”
人折腾人，人摆布人，人报复人，这种本事，几千年来也真被人类磨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划入文明发展史。如果不划入，许多智慧故事、历史事件便无处落脚；如果划入，文明和野蛮就会分不清界限。
其实，人折腾人的本事，要算中国最发达。但是如果今天要用最简明的线索来描绘中华文明，只要是正派的学者，一定会把这种本事搁置在一边。
我真想把中国的这种体验告诉以色列朋友，同时也告诉他们的对手。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从埃拉特前往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
年老的你
去耶路撒冷，有一半路要贴着死海而行。
死海是地球上最低的洼地，湖面低于海拔三百多米，湖深又是好几百米，基本上是地球的一个大裂痕。
水中所含盐分，是一般海水的六倍，鱼类无法生存，当然也不会有渔船，一片死寂，因此有了死海这个名字。
现在死海是以色列、约旦的边境所在，湖面各分其半，成了军事要地，更不会有其他船只，死得更加彻底。
但是，死海之美，也不可重复。
下午五时，我们来到了死海西岸的一个高坡。高坡西侧的绝壁把夕阳、晚霞全部遮住了，只留下东方已经升起的月亮。这时的死海，既要辉映晚霞，又要投影明月，本已非常奇丽，谁料它由于深陷低地，水汽无从发散，全然朦胧成了梦境。
一切物象都在比赛着淡，明月淡，水中的月影更淡。嵌在中间的山脉本应浓一点，却也变成一痕淡紫。从西边反射过来的霞光，在淡紫的外缘加了几分暖意。这样一来，水天之间一派寥廓，不再有物象，更不再有细节。我想，如果把东山魁夷最朦胧的山水画在它未干之时再用清水漂洗一次，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色。
这种景色，放在通向耶路撒冷的路边，再合适不过。
走完了死海，朝西一拐，方向正对耶路撒冷。这时，很多丘陵迎面奔来，一座又一座，脚下的道路也不断盘旋。夜色苍茫间只见老石斑驳，提醒你这条路从太远的历史延伸出来，切莫随意了。
世界上没有另一座城市遭受过这么多次的灾难。它曾毁灭过八次，即便已经成了废墟，毁城者还要用犁再铲一遍，不留下任何一丝痕迹。但它又一次次重建，终于又成了世界上被投注信仰最多的城市。
犹太教说，这是古代犹太王国的首都，也是他们的宗教圣殿所在；
基督教说，这是耶稣传教、牺牲、复活的地方，当然是无可替代的圣地；
伊斯兰教说，这是穆罕默德登天聆听真主安拉祝福和启示的圣城，因此有世界上第一等的清真寺。
三大宗教都把自己的精神终端集中到这里，它实在超重得气喘吁吁了。
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乘虚而入。于是，神圣的耶路撒冷，在现代又成为最大的是非之地。
有人说，在今天，世界的麻烦在中东，中东的麻烦在阿以，阿以的麻烦在耶路撒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耶路撒冷，我实在无法描述走近你时的心情。
也许，年老的你，最有资格嘲笑人类？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
神的花园
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巴勒斯坦管辖的杰里科。
刚出发就遇到了一位名叫阿蒙·雅各布（Armon Jacob）的历史学博士，以色列人，乐呵呵的满脸大胡子。他最想把此地的古今事迹介绍给外国人，于是便请他上了我们的车。
杰里科（Jericho），在《圣经》里称作耶利哥，阿拉伯的名称叫埃里哈（Ariha），在耶路撒冷北部四十五公里。这是整个巴勒斯坦发展较快的地方，但与以色列管辖的地区相比，生活方式的差别还是判若天壤。说实话，极度的贫困和混乱，让我们不好意思多看。
以前就知道，这里经常发生冲突。我们小心停车，慢慢下来，没想到转眼间街上的多数人都围过来观看。他们衣履不整、态度友善，但围观时间一长，却使我们隐隐感到一种巨大的不安。
在正常的生活环境里，人们见到外国人只是扫一眼罢了。如果大家都对任何陌生信号有一种超常的敏感，那一定是长期不安定的结果。而且，还会酿发新的不安定。
除了不大的市中心外，其他地方的房子，有很多只有门洞和窗洞，却没有门窗。看上去，这种房子就像睁着惶恐而委屈的眼，一直没合上。
雅各布不断催我们赶快离开。我们问他为什么，他用英语说：“人生苦短，为何要冒这个险？”
但奇怪的是，他作为以色列人，却与当地的巴勒斯坦警察关系友好，互相神色诡秘地打招呼。他对我们解释说：“我和这里的警察局长是朋友。民间其实并不对抗，比较麻烦的是双方的政治极端分子。”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在我看来，巴以冲突牵涉很广。政治家敏感于主权归属，文化人敏感于历史伦理，老百姓敏感于生态差异。其中，最根本的是生态差异，包括生命节奏、教育背景、风俗特点、卫生习惯、心理走向都不一样。在这一切的背后，又都潜藏着世代的自尊和委屈，因而必然产生麻烦。
即使只是生活习惯上的互相鄙视，甚至只鄙视在眼神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冲突。政治冲突、军事冲突都是对文化冲突的故意夸张，看起来很激烈，实际上反而比文化冲突更容易解决。我们现在都看到了，世界上很多曾经尖锐冲突的地方，现在都已经纷纷和解，原因是它们之间的文化生态能够沟通。但是以巴冲突至今没有看出和解的希望，再过多少年也不乐观。原因也恰恰是文化生态上的不可调和。
离城区不远，我们看到了杰里科古城遗址。考古证明，这座古城存在于公元前八千年，距今正好一万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
我下到一个考古坑里，仔细地看了一座观察塔的遗迹，心想早在一万年前人们已在骄傲地守望着这座城市了，而现在的城市竟然还那样破败和危险。
据《圣经》记载，古代犹太人渡红海、出埃及，从西奈沙漠进入约旦河流域，首先是攻克此城，才定居迦南（Canaan）地区的。有关攻克此城的故事，记得详尽、生动，读了很难忘记。
杰里科历来被称为“神的花园”，我也曾经在一些想当然的现代书籍中读到过对它出神入化的描绘。今天我站在它面前，说不出一句话。处在生态对抗和精神对抗的第一线，再悠久的历史也只能枯萎。这里现在很少有其他美丽，只有几丛从“神的花园”里遗落的花，在飞扬的尘土间，一年年花开花落，鲜艳了一万年。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从耶路撒冷继续向北，夜宿加里利湖（Sea of Galilee）畔的Nof Ginosar旅馆
每一步都面对孩子
告别杰里科之后往北，很快就到了大名鼎鼎的“约旦西河岸”。约旦河见不到水，河谷中心有一些绿色的植物，两边都是荒山野地。一道又一道的铁丝网连接着，一路上很少有正常生活的迹象。
铁丝网很细密，直封地底，连蛇也爬不过来。
路旁经常出现军车，士兵们见到我们这一溜吉普，都打招呼，以为又来了军事观察团。其实我们连车牌都来不及申请到，只怕被他们“观察”到什么。
前面有一个大关卡，我们再一次为车子的牌照悬起了心。几个军人要我们停车，很负责地把头伸进车窗，仔细地打量了一遍车内的情况，就放行了。他们检查了一切，唯独忘了看车牌。
于是，我们进入了戈兰高地。
高地先是堵在我们路东，一道长长的山壁，褐黄相间，偶有绿色。待到我们渐渐翻了上去，它就成了脚下高低起伏的坡地，有军营、炮车、坦克。很多地方挂着一块三角黄牌，写明有地雷，那儿就杂草丛生。
走着走着，我们已进入了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隔离区。这时天色已晚，遇到一个铁丝网重重翻卷的关口就过不去了。抬头一看，写着UN only，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哨所，过了关口就是叙利亚。
哨所上没见到有人影，我们很想拍摄这个关口，但光线太暗，只得把吉普车的前灯全部开亮，两台摄像机同时开动。这事想起来十分危险，如果隐蔽在什么地方的哨兵看到了这个景象又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没准会向我们开枪。
雅各布博士自信地摇头，说：“不会。这个关口的守卫者是奥地利官兵，现在一定喝醉了酒在睡觉。有一次我摸上岗楼还叫不醒他们，就顺手拿起他们的枪放了两枪，他们才醒。”
我们笑了，觉得雅各布一定在吹牛，因此，也没有为难他再次去摸哨放枪，只管趁着夜色下山，找旅馆睡了。
今天一早醒来，还是放不下戈兰高地，觉得昨天晚上黑森森的没看清什么，应该再去一次。
先到昨天晚上打亮车灯的那个关口，看见已经站着一位威武的哨兵。一问，果然是奥地利的，雅各布调皮地朝我们眨眨眼，意思是“我没吹牛吧”？但我们谁也没有问那位士兵，昨夜是否喝醉了。
然后我们登上一个高处，可以鸟瞰四周。眼下有一座被当代战火所毁灭的城市遗址，断垣残壁清晰可见，让一切当代人的目光都无法躲避。
我把目光移向远处，突然想到，北方丛山背后，应该是纪伯伦的家乡。
这位歌唱爱的诗人，我在十几岁时就着迷了。不知他的墓园，是否完好？
下了戈兰高地，我们一行又向西南奔驰，去拜谒耶稣的家乡拿撒勒（Nazareth）。
耶稣在伯利恒（Bethlehem）出生后随家逃往埃及，后又返回拿撒勒度过童年，长大后又在那里传教。拿撒勒有一座天主报喜教堂，纪念天使向圣母预告耶稣即将降生的消息。
这个教堂经过彻底重建，把古迹和现代融于一体。现代拿出来的，反而是不加雕饰的原始形态，来烘托精致斑驳的古迹。在爱的领域，古今、文野、高低，没有界限。
教堂门口出现了一队队前来参拜的小学生，穿着雪白的制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唱着悦耳的圣诗。让人眼睛一亮的是，老师是倒着身子步步后退的。她们用笑脸对着孩子，用背脊为孩子们开路，周围的人群也都为他们让出了一条道。
真不愿相信，这些天真可爱的生命迟早也要去承受民族纷争的苦难。
我想，上一代应该像这些老师，不是高举自己偏仄的口号让孩子们追随，而是反过来，每一步都面对孩子，步步后退。只要面对孩子，一切都好办了。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夜宿加里利湖畔Nof Ginosar旅馆
写三遍和平
今天去以色列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特拉维夫，半道上曾在两个地方停留。
先看到的是一座十字军的城堡。我爬上城墙，看到上方是城垛、箭孔，下方是饮战马的水槽，为防战马失蹄而凿下深深纹路的石板。再仔细看，发现城堡的建筑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罗马式的精致残柱。泥石裹住了破碎的辉煌，这就构成了深刻的象征，让人联想到，野蛮如何裹胁了文明。
我终于第一次看到了进攻性的城堡。此前看到过的一切城堡，都是防守型的。进攻性城堡的特点，一是小，可以快速建造，快速放弃；二是只驻扎兵马，没有正常居民；三是建造的材料大量取自于刚刚被毁的建筑，具有强烈的破坏色彩。
在中国，我至今没见过一个进攻性城堡。即便是万里长城，也只是坦荡荡的一堵单面外墙，筑在自家门口，不存在任何侵略含义。这已经是民族精神的象征造型，永久性地嘲笑着一拨拨幻想状态的“中国威胁论”。
第二个地方离特拉维夫很近，叫雅法（Yafo），一座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港口小城，它的名字曾出现在《圣经》中。
当初，所罗门王朝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所用木材就是经由雅法港口转运的。这座小城直到近代，还记录了一场大冲突、大驱逐、大迁徙。
一九〇九年，这座小城的犹太人都纷纷离开了，不得不到北部不远处去开辟新的居住地。由此可见他们当时与阿拉伯人冲突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这个新的居住地，就是今天举世闻名的特拉维夫。
那么，雅法和特拉维夫，构成了一部怨仇难解的“双城记”悲剧。
在雅法临海的圣彼得修道院近旁，我们发现了一条最动人的小街。起伏弯曲、层层叠叠，结构隐蔽，一看就知道是一些躲避战乱、又舍不得离开的居民搭建的。直到今天，一个个小门洞里还可找到雅致的小店铺、作坊和家庭式博物馆。你看，即便在恶潮般的动荡中，人们对寻常生活的渴求，仍然像血管般弯曲而强劲。
使一座伤残的城市慢慢复元的，并不是什么痛快的复仇计划，而是普通民众对寻常生活的渴求。
到特拉维夫的第一件事，去看拉宾广场。拉宾遇刺已整整四年，回想那时在遥远的中国，我和妻子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为他流过眼泪。
先找到特拉维夫政府大楼，登上他那天演讲的平台。然后顺着他那天的路线，朝东北方向的露天楼梯下楼，一共二十六级。楼梯底下，就是他倒下的地方。一个年轻的极端分子，永远切断了老人呼唤和平的声音。
这地方现在有一个三十平方米左右的黑色大理石祭坛，祭坛前的石碑上刻着：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
祭坛中央垒着大块的黑石，前方三个玻璃罩里，点着很多蜡烛。我们俯下身去，点烛、献花。以色列人默默地看着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做这样的事，还比较罕见。
遇刺地点北侧是一条小路，路边长长的墙上密密麻麻留着大量祭奠者的题词。由于太多太乱，当局正在用水龙头冲洗，以保持祭坛附近的整齐肃穆。
我对这些题词很感兴趣，便一把拉过妻子，来到水龙头还没有冲洗的最后一块墙上去辨读。冲洗邻墙的水珠已洒落在我们头上，我们不管，满脸湿漉漉地在希伯来文、阿拉伯文中间寻找英文，我一句句翻译给妻子听：我的儿子出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你倒下的那天，他现在已经知道你，并将生活在你带来的和平中。我们全家感激你……事件发生的那年我还不知道你倒下的意义，但这几年我明白了。这个国家需要你……生在你这样伟大的人物身旁，居然还有人与爱为敌，向你举枪，真是可耻……给和平一个机会吧……世界不会忘记……
妻子说，我们也写吧，尽管明天就可能被冲洗掉。
我说对，写。
于是我找了一个空白处，用大大的中文字写了三遍“和平”，然后签名，再用英文注明，我们来自中国。
在充满战争狂热的土地上，真正的英雄并不坐在坦克里，也不捧着炸药躲在街角，而是那些冒死呼唤和平的人。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夜宿Mercure旅馆
交缠的圣地
又回到了耶路撒冷。
一脚踏进旧城，浓浓的一个中世纪。
阴暗恐怖的城门，开启出无数巷道，狭小拥挤，小铺如麻。所有的人都被警告要密切注意安全，使我们对每一个弯曲、每一扇小门都心存疑惧。
脚下的路石经过千年磨砺，溜滑而又不平，四周弥漫的气味，仿佛来自悠远的洞窟。
不知走了多久，突然一片敞亮。眼前一个广场，广场那端便是著名的哭墙（Wailing Wall），犹太教的最高圣地。
这堵墙曾是犹太王国第二圣殿围墙的一部分，罗马人在毁城之时为了保存证据，故意留下。以后千年流落的犹太人一想到这堵墙，就悲愤难言。直到现代战争中，犹太士兵抵达这堵墙时仍然是号啕一片，我见过那些感人的照片。
靠近哭墙，男女必须分于两端，中间有栅栏隔开。
在墙跟前，无数的犹太人以头抵着墙石，左手握经书，右手扪胸口，诵经祈祷，身子微微摆动。念完一段，便用嘴亲吻墙石，然后向石缝里塞进一张早就写好的小纸条。纸条上写什么，别人不会知道，犹太人说这是寄给上帝的密信。于是我也学着他们，在祈祷之后寄了一封。
背后有歌声，扭头一看，是犹太人在给男孩子做“成人礼”，调子已经比较欢悦。于是，哭声、歌声、诵经声、叹息声全都汇于墙下，一个民族在这里倾吐一种压抑千年的心情。
哭墙的右侧有一条上坡路，刚攀登几步就见到了金光闪闪的巨大圆顶，这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叫金顶岩石清真寺，也简称为岩石圆顶（Dome of Rock）。它的对面，还有一座银顶清真寺。两寺均建于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军队征服耶路撒冷之后。
我们在金顶岩石清真寺门口脱下鞋子，恭恭敬敬地赤脚进入。只见巨大的顶穹华美精致、金碧辉煌，地上铺着厚厚的毛毯。
中间一个深褐色的围栏很高，踮脚一看，围的是一块灰白色的巨石。相传，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由此升天。
巨石下有一个洞窟，有楼梯可下，虔诚的穆斯林在里边礼拜。
伊斯兰教对耶路撒冷十分重视，有一个时期这是他们每天礼拜的方向。直到现在，这里仍然是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圣地。走出金顶岩石清真寺我环顾四周，发觉伊斯兰教的这个圣地，开阔、高爽、明朗，在全城之中得天独厚，犹太教的哭墙只在它的脚下。
两个宗教圣地正紧紧地交缠着，第三个宗教——基督教的圣地也盘旋出来了。盘旋的方式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相传耶稣被当局处死之前，曾背着十字架在这条路上游街示众。
目前正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荆杰先生熟悉这条路，热情地带领我们走了一遍。
先是耶稣被鞭打并被戴上荆冠的地方，然后是他背负十字架游街时几次跌倒的处所，每处都有纪念标记。相传在他游街的半道上曾在一个小街口遇到母亲玛丽亚，现在这个小街口有一个浮雕，浮雕中两人的眼神坦然而悲怆，凝然直视，让人感动。
最后，到了一个山坡，当年的刑场。从公元四世纪开始，这里建造了一个圣墓教堂。教堂入口处有一方耶稣的停尸石，赭白相间，被后人抚摸得如同檀木。两位年老的妇女跪在那里饮泣，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也都跪在两旁。
基督教把这条长长的小路称作悲哀之路（Via Dolorosa），也简称苦路。这条路在经历那么漫长的历史之后仍然不加任何现代修饰，老模老样地让人走一走，想一想。它平静而又强烈地告诉我们：无罪的耶稣被有罪的人们宣判为有罪，他就背起十字架，反替人们赎罪。
那么，这条路，几乎成了《圣经》的易读文本。
任何像样的宗教在创始之时总有一种清澈的悲剧意识，而在发展过程中又都因为民族问题而历尽艰辛，承受了巨大的委屈。
结果，谁都有千言万语，谁都又欲哭无声。
这种宗教悲情有多种走向。取其上者，在人类的意义上走向崇高；取其下者，在狭窄的意气中陷于争斗。
但是，如果让狭窄的意气争斗与宗教感情伴随在一起，事情就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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