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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2 12: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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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理查德·道金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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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进化的证据

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进化的证据试读:

前言

F O R E W O R D

证明进化的证据日益增多,并且空前有力;然而,与此矛盾的是,不了解情况的反对意见,也比我记忆中的多了许多。在本书中,我个人总结了证明“进化论”确实是一个事实的证据——进化“论”像科学中任何其他事实一样,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这不是我写的第一本关于进化的书,因此我有必要解释它的与众不同之处。这本书堪称是我本人著作中的“缺环”(missing link)。《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和《延伸的表现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这两本书,为大家熟知的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了新奇的视角,但是它们并没有讨论证明进化本身的证据。我接下来的三本书,则以不同的途径,试图辨别并化解妨碍读者理解进化的主要障碍。这些书,如《盲眼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伊甸园之河》(River Out of Eden)以及三之中我最钟爱的《攀登不可能的山峰》(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回答了诸如“半盲的眼睛有什么用”、“短小的翅膀有什么用”、“在大多数突变都有负面作用的情况下,自然选择是如何工作的”这类问题。然而再一次地,这三本书虽然(为读者)清除了(理解进化论的)障碍,但是并没有直接呈现“进化是一个事实”的实际证据。我最大的一本书《祖先的故事》[1](The Ancestor’s Tale)勾画了生命的整历程,用乔叟式漫游的方式,回溯时间来“寻祖”(ancestor-seeking),但是,这本书也只是预先认定了进化是符合事实的。

回顾这些书时,我意识到,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指出关于进化本身的证据,这是我需要弥补的一个重大鸿沟。2009年看来是一个好时机,这一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物种源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种源始》第一版)出版150周年。毫不奇怪,其他作者也想到了这一点。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一些优秀著作,特别是美国演化生物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的《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Why Evolution is True)。我对该书的高度评价发表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在线阅读请访问http://richarddawkins.net/article, 3594, Heat-the-Hornet, Richard-Dawkins)。

本书被我有远见的文稿代理人——兢兢业业的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暂定名为《只是一个理论》(Only a Theory)。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标题已被布朗大学生物学教授肯尼斯·米勒(Kenneth Miller)抢先用在了他那像书一样厚的庭审答辩中,这类著名的审判有时会决定科学教学大纲,而肯尼斯·米勒在那次审判中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无论如何,我始终都怀疑这个标题是否适合本书,因此当发现这个完美标题已经好端端地排入了另一个书架,我就不考虑用它了。几年前,一位匿名支持者赠送给我一件T恤,上面印有巴[2]纳姆式(Barnumesque)的口号——“进化,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小镇上唯一的游乐”。我不时穿着这件T恤去演讲,并以这句口号作为演讲题目,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它正是本书的理想书名,虽然全句太长了点。我将它缩短为“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只是一个理论”则恰好可以作为第一章的标题(要预防性地加一个问号,以防止神创论者的“征用”)。

我得到了许多人给予的各方面的帮助,包括迈克尔·尤德金(Michael Yudkin)、理查德·伦斯基(Richard Lenski)、乔治·奥斯特(George Oster)、卡罗林·庞德(Caroline Pond)、亨利·D·格力斯诺–迈尔(Henri D. Grissino-Mayer)、乔纳森·霍奇金(Jonathan Hodgkin)、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皮特·霍兰(Peter Holland)、沃尔特·乔伊斯(Walter Joyce)、王彦(Yan Wong)、威尔·阿特金森(Will Atkinson)、拉沙·梅农(Latha Menon)、克里斯托弗·格雷厄姆(Christopher Graham)、保拉·柯比(Paula Kirby)、丽莎·鲍尔(Lisa Bauer)、欧文·塞利(Owen Selly)、维克多·弗林(Victor Flynn)、凯伦·欧文斯(Karen Owens)、约翰·恩德勒(John Endler)、伊恩·道格拉斯–汉密尔顿(Iain Douglas-Hamilton)、希拉·李(Sheila Lee)、菲尔·洛德(Phil Lord)、克里斯蒂娜·德布莱兹(Christine DeBlase)和兰德·拉塞尔(Rand Russell)。萨莉·盖米纳拉(Sally Gaminare)、希拉里·雷德蒙(Hilary Redmon)以及他们各自在英国和美国的团队,都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最后阶段,科学期刊中报道了三次令人兴奋的新发现。每一次,我都胆怯地问,往书中一再加入新的发现,会不会干扰到有序而复杂的出版流程?在三次情况下,萨莉和希拉里都没有像普通出版人可能会做的那样,抱怨这最后一刻生出的混乱,而是毫无怨言地以极大的热情接受建议,愚公移山一般排除了困难,使本书得以出版。同样热情帮助我的还有吉莉恩·萨默斯凯尔斯(Gillian Somerscales),她以对文字的精通和敏锐的理解力对本书进行了编辑整理。

吾妻拉拉·沃德(Lalla Ward)则又一次地给了我无穷的鼓励、有益的文体批评和现代风格的建议。这本书的构思和写作开始于我担任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教授职位的最后几个月,完成于我退休之后。在卸下西蒙尼教授的头衔之际,自我们第一次重要的相遇14年(并出版了7本书)之后,我想再一次表达我对查尔斯的感激和欣赏。拉拉和我,祝愿我们和查尔斯的友谊地久天长。

这本书要献给乔什·蒂莫宁(Josh Timonen),并致谢他和他的团队;这个团队小而专注,最早建立起了“Richard Dawkins.net”网站。从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看出乔什是一位有创意的网站设计者,但这只是他惊人才能的冰山一角。乔什的创造天赋极为深厚,但如果用冰山一角来形容他,实不足以表现他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所贡献的丰富才艺,亦不足以反映他那温暖人心的幽默感。

[1] Chaucerian pilgrimage,杰弗雷·乔叟是英国著名诗人,这里的“漫游”是指模仿乔叟的杰出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写作。——编者注

[2] P.T. 巴纳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巡回演出团和马戏团老板。——编者注第一章只是一个理论?

设想,你是一位讲授罗马史和拉丁语的老师,急于向学生们传授你对古代世界怀有的满腔热情——包括奥维德(Ovid)的挽歌、贺拉斯(Horace)的颂歌、西塞罗(Cicero)的雄辩术中展示的强有力的拉丁语语法、布匿战争中的完美战术、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为将之道和后代君王的骄奢淫逸。这将是一项大工程,耗时持久,需要专注和投入。但与此同时,你发现自己宝贵的时间不断地被人侵夺,你班上学生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了别处——一群不学[1]无术的人(你作为拉丁文学者,会用ignorami这个词称呼他们)在大声嚷嚷。他们有强大的政治力和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在迫切地、不遗余力地试图劝服你那些可怜的学生,告诉他们——罗马人不曾存在过,从来没有过什么“罗马帝国”。整个世界只存在于“鲜活的记忆之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欧西坦语、罗曼什语——所有这些语言及其方言,都是各自独立地、自动发展而来的,它们没有所谓的祖先语言(如拉丁语)。这时候,你就不能再专注于做一名高雅的古典学者或教师了,你被迫分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防守后院,捍卫“罗马的确存在过”这一命题;对抗这种无知偏见的争辩,会令你精疲力竭、无暇他顾。如果争论尚有闲暇的话,你恐怕要大哭一场。

如果我幻想的这个“拉丁语教师”的例子太没有代表性,我再说个更现实的例子。假设,你是一位教近代历史的老师,但你关于“20世纪的欧洲”的讲座,被人联合抵制,遭到了强烈的质疑;或遭到了“大屠杀否认者”的打断(他们组织上有条理、经济上很充裕、政治上很强大)。同我前面虚构的“罗马否认者”不同,“大屠杀否认者”是确实存在的。这些“否认者”非常聒噪,善于混淆视听,惯于做出博学的样子。他们至少受到某一当代强国之总统的支持,他们中还至少包括一位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设想,你作为一位教授欧洲历史的老师,要不断地面对这些好斗之徒,他们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讲授“争议”,要求“平等地”对待“另一种历史”——说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只不过是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有预谋的杜撰。这时,顺应“潮流”的相对主义者插话说:没有绝对的真相,大屠杀的真实与否,完全是个人信念的事情;所有的观点都同样地确实,并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

现在的科学教师,所处境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当科学教师尝试着详细解释生物学的主要思想和基本原理,忠实地将生命世界还原于历史背景中(这意味着进化)探索并解释生命的本质时,他们被不断地打扰、妨碍、欺侮,甚至面临着失去工作的威胁。最起码,每一次他们的时间都会被浪费掉(一部分)。科学教师很可能收到来自学生家长的恐吓信,被迫忍受讽刺的嘲笑,并受到被洗脑的学生的近战围攻。他们还得用国家批准的教科书上课——这些书本被系统地删除了“进化”这个字眼,或者把“进化”改成了“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我们一度忍不住地笑谈——这是美国的特有现象。但现在,英国和欧洲的老师,也面临着同样的境况。部分是由于受到美国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课堂上信伊斯兰教的学生日益增多——这一方面是受了官方委员会致力于“文化多元主义”的教唆,以及害怕人们认为学校有种族歧视。

经常有人说,高级神职人员和神学家对进化不持异议,此言不谬。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高级神职人员在这一方面积极地支持科学家。这些通常都是实情,我通过切身的体验,了解到了这些情况。我曾两次与当时的英国圣公会牛津教区主教——现在的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es)大人进行过愉快的合作。2004年,我们曾在《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联合发表文章。文章末尾写道:“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进化是事实,是上帝最伟大的杰作之一。”这最后一句话是哈里斯写的。但我们都一致认同文章的其余部分。两年前,我和哈里斯主教共同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信的内容如下:尊敬的首相阁下:我们以科学家和主教的名义,写信表达我们对于盖茨黑

德市(Gateshead)艾曼纽城市技术学院(Emmanuel City

Technology College)的科学教学的担忧。进化论是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科学理论,能够在许多学科

中解释说明广泛的现象。它可以被提炼、证实,甚至能被更

重大的证据所改写。进化论并非像该学院发言人所主张的那

样,可以和《圣经》记述的创世论归入同一范畴、处于信仰

的位置,它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和目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学院现在教什么”这么简单。人

们日渐担忧,在新一代的模范宗教学校里应该教什么、怎么

教。我们认为,这些学校的课程,以及艾曼纽城市技术学院

的课程,需要得到严格管理,从而使有关科学和宗教研究的

各门学科得到恰如其分的尊重。您真诚的牛津主教理查德·哈里斯(The Rt Revd Richard

Harries),皇家学会会员戴维·艾登堡爵士(Sir David

Attenborough),圣奥尔本斯主教克里斯托弗·赫伯特(The

Rt Revd Christopher Herbert),英国皇家学会校长、牛津梅

勋爵(Lord May of Oxford),皇家学会会员、体育局局长约

翰·恩德比教授(John Enderby),赫里福德主教约翰·奥利

弗(The Rt Revd John Oliver),伯明翰主教马克·桑特(The Rt Revd Mark Santer),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尼尔·查

默斯爵士(Sir Neil Chalmers),南华主教托马斯·巴特勒(The Rt Revd Thomas Butler),皇家学会会员、皇家天文学

家马丁·里斯爵士(Sir Martin Rees),朴次茅斯主教肯尼斯·

史蒂文森(The Rt Revd Kenneth Stevenson),皇家学会会

员、皇家学会生物学秘书长帕特里克·贝特森教授(Patrick

Bateson),朴次茅斯罗马天主教会主教克里斯潘·霍利斯(Crispian Hollis),皇家学会会员查德·绍斯伍德爵士(Sir

Richard Southwood),体育局前局长、皇家学会会员弗朗西

斯·格雷厄姆–史密斯爵士(Sir Francis Graham-Smith),皇

家学会会员理查德·道金斯教授(Richard Dawkins)

我和哈里斯主教起草这封书信的时候很匆忙。据我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情形,我们征集签名时,所找到的人百分之百地签署了这封信。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主教,双方都没有提出异议。

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和教皇对进化都没有异议(但教皇可能对于“在古生物历程中,人类的灵魂是何时被注入体内的”这一问题,还有保留),受过教育的牧师和神学教授也是如此。这是一本有关“进化是事实”的正面证据的书,其意图并不是要反对宗教。我已经说过,反对宗教是另一件行头(T恤),不适合在这里穿。注意到进化之证据的主教和神学家,已经放弃了反对进化的无谓挣扎。有些人放弃得很勉强,而有些人则是积极主动地放弃的(如理查德·哈里斯)。除了那些闭目塞听的可怜人,所有人都被迫接受了进化的事实。他们也许会认为上帝着手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开始,之后就不再指导它未来的发展。他们也许认为:上帝首先创造出了宇宙,并在其诞生之时,致送了隆重的贺礼——一整套和谐的法则和物理常数,算好了要用来完成某些神秘莫测的目的,而我们人类在此过程中最终也会发挥作用。虽说思考透彻、理性的教会人员有的很勉强,有的比较欣然,但他们终究还是接受了进化的证据。

我们不应该自满地认为“因为主教和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接受了进化论,那么他们的信徒听众也就接受了进化论”。唉,正如我在附录里“立此存照”的那样:来自民意调查的大量证据与此相反——超过40%的美国民众否认人类是从其他动物进化而来,并认为人类(暗示所有生命)是在过去的一万年中由上帝创造的。这个比例在英国没有这么高,但比例之高,也令人担心。此种现象应当引起科学家们的忧虑,也应当引起教会的忧虑。因此,本书的出版是必要的。我将以“历史否认者”来指代进化的否定者。他们相信世界的历史只有几千年,而非几十亿年;他们相信人类曾和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重申一遍,这些人占了美国人口的40%甚至更多。在其他国家,这类数据有高有低,40%是个较为接近实际的平均数,我将不时地用“四成人”来指称这些“历史否认者”。

我们再反过来说一说开明的主教和神学家——如果他们在谴责“反科学”的无稽之谈时,能够再稍微努力一点儿,那就更好了。有许多布道士一边认同进化是真的,亚当和夏娃从不存在,一边愉快地走上讲坛,在布道中从道德或神学角度讲述亚当和夏娃,却从不提二者的虚妄——亚当和夏娃当然不曾存在过!如果遭受质疑,布道士会抗议说,自己讲的只是纯粹的“象征性”意义,也许是关乎“原罪”或纯真的“德性”的东西。他们也许会不太自然地说——显然,没有人会愚蠢到把他们的话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但是,布道士的信众们知道吗?坐在长椅上或跪在祈祷垫上的人们,要怎样才能知道经文的哪一段应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哪一段又该按“象征性意思”去理解呢?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信众来说,这种猜测真的很容易吗?大多数情况下,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们能体谅任何感到困惑的人。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请看本书附录。

主教大人,请您仔细考虑。牧师,请您小心一点!你们正在玩火,正在和即将到来的误解携手共舞——可以说。如果没有预先阻止,会注定产生这类误解。在公众场合讲话时,你们难道不应该更加注意言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为了免遭谴责,你们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反对已经极其广泛地存在着的大众误解,积极且热情地支持科学家和教师们吗?

本书也试图影响那些“历史否认者”。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武装那些本身不是“历史否认者”,但认识“历史否认者”(也许是他们的家人或教友)的人们——他们在同“历史否认者”争辩的时候,往往发现自己准备不足。

进化是事实。它超越了合理的、严肃的、理性的、全面的、明智的质疑,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进化的证据至少和大屠杀的证据一样强而有力(即使考虑到大屠杀有目击证人而进化没有)。实情很明显:我们是黑猩猩的亲戚、猴子的远亲、土豚和海牛的更远一点的亲戚,香蕉和芜菁再远一点的亲戚——只要愿意,这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进化倒不是说“非是真的不可”。它并非是不证自明地、同义反复地和显然地“是真切的”。曾有一段时间,大多数人(甚至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进化不是真的。它不是“非是真的不可”,但事实上,它是真的。我们明白这个,是因为日渐涌现的大量证据不断地支持它。“进化是一项事实”——本书将证明这一点。著名的科学家对此没有争议,不带偏见的读者读完本书后也不会质疑。

然而,为什么我们总是说“达尔文进化理论”呢?这看起来为那些神创论信徒、“历史否认者”和“四成人”带来了虚假的安慰——在他们看来,“理论”一词是一种让步,是送给他们的某种“礼物”或“胜利”。

[1] ignorami,意为无知的人、笨蛋。——编者注什么是“理论”?什么是“事实”?

只是一个理论?且让我们看一下“理论”到底是什么意思。《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给出了两条释义(实际上有更多的释义,但只有两条和本主题相关)。理论,释义1:用来解释一系列现象或事实的一种纲领、

思想体系或表述;经过观察和实验而被验证或确立的假说,

被提出来或被接受以解释公认的事实;对人们视为普遍的规

律、原则或所知、所见事物之起因的一种表述。理论,释义2:作为解释而被提出的假设;因此,仅仅

是假设、推测、猜想;关于事物的一个想法或一整套想法;

个人观点或见解。

很明显,这两个释义之间有很大差别。对我的“进化理论之问”的简短回答是:科学家用的是释义1,而神创论者选的是释义2(也许是恶意的,也许是真诚的)。释义1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心说,即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太阳公转这个理论。进化论完美地符合释义1。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的确是一种“纲领、思想体系或表述”。它确实解释了大量的“现象或事实”,是“经过观察和实验而被验证或确立的假说”;是被通达之士普遍认可为“普遍的规律、原则或所知、所见事物之起因的一种表述”。这当然与“仅仅是假设、推测、猜想”相差很大。科学家和神创论者在两种非常不同的意义上理解“理论”一词。而进化论和日心说这两种“理论”是同一意义的“理论”。二者都不需要如“只是一个理论”这般添加“只是”一词。

至于有人断言,进化从未得到过“证明”,我们只能说:科学家已经被“证明”这种意见“吓怕了”,被迫不去信任这一意见。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在科学上证明任何东西。数学家可以“证明”某些事物——根据某一严格的观点,数学家是唯一“能证明某种东西的人”。而科学家最多也就只能指出自己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未证伪某事。例如,甚至“月亮比太阳小”这样无可争辩的理论,也不能以令某些哲学家满意的方式(如证明勾股定理的方式)加以证明。然而,大量的证据如此强有力地支持着它,以至于除了书呆子学究之外,任何人否定其作为“事实”的地位,都会显得可笑。进化也是如此。进化是一项事实,正如巴黎是在北半球一样。[1]“尽管诡辩家统治城镇”,但是有些理论已经超越了“明智的质疑”的范围——我们将其称为“事实”。你越积极、越彻底地试图否定一个理论,如果该理论能幸运地经受住攻击而幸存下来,那么它就越靠近常识所乐于称为的“事实”。图1 “我还是要说,它只是一个理论。”

我可以继续使用“理论第1释义”和“理论第2释义”,但是,数字不容易记,我需要找一个替代的词语。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词语可以替代“理论第2释义”——“假说”。每个人都知道,“假说”是有待证实的初步想法。现在的进化已经摆脱了这种“试验性”,尽管在达尔文时代它还背着“试验性”的重负。“理论第1释义”更难找到替代词汇。如果就当“第2释义”不存在,那是最好的,直接使用“理论”一词将简单明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假说”一词,所以“第2释义”的存在令人困惑,非常多余。不幸的是,人们已广泛使用“理论”的第2释义,我们却不能立法加以禁止。因此,我打算在相当的、可原谅的自由度内,借鉴数学术语“定理”一词,来指代释义1。正如我们所见,事实上可能借用错了。但是我认为借用带来的好处将压倒造成困惑的风险。为了向被冒犯的数学家示好,我将把[2]theorem(定理)的拼写改成theorum(“定里”)。首先,让我解释一下数学界对“定理”这一定义的严格使用,同时澄清我先前的声明——严格来讲,只有数学家有资格来证明某一事物(律师尽管高薪且自负,但他们并没有这种资格)。

对于数学家来说,“证明”是一种逻辑论证,其结论是由公理必然地推导出来的。如果我们采用欧氏几何公理,如平行直线永不相交,那么勾股定理就必然是正确的。因此,试图通过测量几千个直角三角形,来找出一个推翻勾股定理的三角形,可以说是浪费时间。毕达哥拉斯学派证明了这一定理,并且任何人都能作出证明。那么这一定理就是正确的,到此为止了。数学家利用“证明”这一理念,区分开了“猜想”和“定理”,这和《牛津英语词典》对“理论”两个释义的区分有表面的相似之处。“猜想”是一个看似正确,但从未得到证明的“命题”。当它被证实以后,就会变成定理。一个著名的例子即“哥德巴赫猜想”,它声称任何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数学家们用大至3000万亿亿的全部偶数去验证,也没能推翻它。因此常识会乐于称之为“哥德巴赫事实”。然而,尽管悬赏的奖金丰厚,哥德巴赫猜想却从未得到过证明,数学家们也恰当地拒绝让它坐上“定理”的宝座。如果有人作出了证明,那么“哥德巴赫猜想”将会变成“哥德巴赫定理”,或者也许是“某某定理”。“某某”即那个作出证明的聪慧数学家。

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借用“哥德巴赫猜想”,来讽刺那些声称被外星人绑架的人。很偶然地,我收到了一封信,写信者和外星人有“联

系”。他们邀请我“向他们询问任何事情”。这么些年来,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问题小清单。请记住,外星人很先进。

所以,我问的问题有,“请简要证明费马大定理,或哥德巴

赫猜想”……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答案。另一方面,如

果我问些如“我们是否应该友好相处”之类的问题,就几乎

总是能得到答案。任何含糊的,特别是涉及传统的道德判断

的问题,这些外星人都非常乐意作出回应。但是问到具体的

事情,可以测试他们实际所知是否超过大多数人类所知的事

物,结果只得到无声的沉默。

费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是一个关于数字的命题,尚无人发现例外情况。1637年,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在一本古老的数学书的边缘写道:“(对此)我有一个真正了不起的证明……这个页边空白太窄了,写不下。”从此以后,证明这个定理一直是数学家苦苦寻求的一种“圣杯”。1995年,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终于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在此之前,一些数学家认为,它应该被称为一个“猜想”。鉴于怀尔斯的成功证明冗长而且复杂,并且是基于20世纪的先进方法和知识,所以,大多数数学家认为,(说实话)费马声称自己已经证明了这一定理,是搞错了。我讲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说明“猜想”和“定理”之间的差异。

正如我所说,我借用数学家的术语theorem(定理),但是拼写为theorum(定里)以区别于数学定理。进化论或日心说这类科学定里是符合《牛津英语词典》“第1释义”的理论。[它是]经过观察和实验而被验证或确立的假说,被提

出来或被接受以解释公认的事实;[它是]对人们视为普遍

的规律、原则或所知、所见的事物的起因的一种表述。

人们无法用证明数学定理的方式,证明一项科学定里,但是,常识仍将后者视为一项事实;在同样意义上,“地球是圆的,不是平的”这种理论是一个事实,绿色植物从太阳获得能量的理论,也是一个事实。上面这些都是科学定里:能够为巨大数量的证据所支持,被一切有教养的观察者所接受,是通常意义上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处理任何事实的时候,如果我们冥顽不化,那么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测量工具、我们解读事实的感觉器官,都可能仅仅是一个巨大骗局的受害者。正如罗素所说:“我们都可能是在5分钟之前才开始存在的——只要我们在5分钟之前被灌入了现成的记忆、袜子被磨出了破洞、头发被做成了需要修剪的样子。”罔顾现有的证据,而论断“进化绝对不是一个事实”需要造物主做出一场相似的骗局,而有神论者中,很少有人会采信这种观点。

现在,我们要查一下字典对“事实”的定义。下面是《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词典里还有许多释义,但这是相关的那一条):事实:真的发生的或实际上如此的事物;肯定具有为人

所知的性质的事物;即一个因实际观察或可信的证词而为人

所知的具体真相,相对于仅仅是推断、猜想或虚构的事物;

经验数据,和基于它可能得出的结论相区别。

请注意,如同科学定里,“事实”并没有像“已得证的数学定理”一样拥有严格地位(数学定理是由几个公理不可阻遏地推理出来的)。此外,“实际观察或可信的证词”也会犯可怕的错误,并且会在法庭上被高估。心理学实验已经提供给我们一些惊人的示范,这应该引起所有倾向于优先考虑“目击”证据的法官的担忧。心理学家丹尼尔·J.西蒙斯(Daniel J. Simons)教授在伊利诺伊大学做过一个著名实验。在一段时长25秒的影片里,站成一圈的6个年轻人彼此传递两个篮球。而我们观众作为实验对象观看影片。在传球、拍球的时候,球员们在圈里进进出出并改变位置,因此现场相当复杂。在看电影之前,我们被告知要执行一项小任务,来测试我们的观察能力——我们必须数出篮球被传递的总次数。在测试结束后,把结果正式写下来。但是——没有观众知道——这是声东击西,并不是真正的考验!

在放映了影片和收集了计数结果之后,实验者扔下了他的重磅炸弹——你们中有多少人看到了大猩猩?大部分观众顿时莫名惊诧,脸上一片迷茫。然后,实验者重新播放了影片,但这一次则告诉观众——他们不需要数出任何传球次数,只需轻松观看。令人惊讶的是,影片里有整整9秒的时间,一个穿着大猩猩套装的人,漫不经心地逛到球员围成的圆圈中心,停下来面对镜头,捶击胸口,似乎在轻蔑地挑衅那些目击证据。然后他与先前一样,若无其事地慢步走开(请看彩页8)。大猩猩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整整9秒——超过影片时长的1/3!然而大多数观众表示“完全没有见到”。他们会在法庭上发誓,说没有出现一个穿着大猩猩套装的人。他们会发誓,在全部的25秒钟内,他们已经以超乎平常的敏锐注意力进行观察(因为他们在数传球次数)。人们沿着这种思路,实施了许多实验,得出的结果与此相似。当观众最后面对真相时,其目瞪口呆的怀疑反应,在各个实验中也相似。目击证据、“真实的观察”、“经验数据”——所有都是(或至少可能是)完全不可靠的。当然,正是由于观察者的这种不可靠,舞台上的魔术师才能充分利用他们刻意的“分散注意力的技术”来表演魔术。

字典里对“事实”的定义提到“实际观察或可信的证词,相对于仅仅是推断的事物”。用“仅仅”这个表示轻蔑的词,是有点妄自尊大了。事实上,严谨的推理可以比实际观察更可靠,但是我们的直觉强烈地反对这一点。当我被告知自己未能看到西蒙斯的大猩猩时,我自己也是大吃了一惊,并坦言不敢相信大猩猩真的曾在那里出现过。在第二次观看影片后,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我应该再也不会被诱惑而无意间作出有偏见的目击证词,认为它强过间接的科学推理。所有的陪审团成员在退庭考虑判决之前,都应该看一看这部大猩猩影片,或其他类似的演示。所有的法官也应该看。

诚然,我们的推断一定要最终依靠感觉器官的观测。例如,我们要用眼睛去观察DNA(脱氧核糖核酸)测序机或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打印输出结果。但是,同我们的直觉相反的是:对某一可疑事件(如谋杀)的直接观察的可靠程度,不一定高于(符合证据推理链的)某一项间接观察(如一道血痕里的DNA)的可靠程度。搞错嫌犯身份更可能是由于直接目击证词(的错误),而非来源于DNA证据的间接推断。此外,顺便说一下,由于来自DNA的新证据的出现,有大量曾因目击证词而蒙冤入狱的人,得以无罪释放(有时是若干年后)。仅在得克萨斯州,自从DNA证据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之后,就有35个被判有罪之人被证明无罪。而这仅仅是那些仍然活着的人。鉴于得克萨斯州政府偏爱执行死刑[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担任州长的6年内,平均每两周就签署一次死刑批准令],我们不得不推测,如果DNA证据能够及时地为他们所用,被执行了死刑的人中,将有相当数量的人会被证明无罪。

这本书将严肃看待推理——不是单纯的推理,而是正确的科学推理,并且,我将用不可辩驳的推理,表明“进化是一个事实”。显然,我们无法直接目击绝大多数的“进化性改变”。“进化性改变”大多数发生在我们出生之前,并且通常在任何情况下,都发生得极其缓慢,以至于在人的一生中都看不出这种变化。这同样适用于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正不断发生的大陆板块漂移和分离,正如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的,这种“分离”对我们来说太缓慢了,我们根本注意不到。研究进化和大陆漂移这类事件的时候,我们所能凭借的,就是事件发生之后的推论,原因很明显——我们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出世的。但是请丝毫不要低估这种推论的说服力。现在,南美洲和非洲的缓慢漂移和分离已是普通语义上的“事实”。我们和豪猪、石榴拥有共同祖先这一“事实”也是如此。

我们类似于在犯罪事件发生后,来到现场的侦探。凶手的行为已经成为“历史”——看不到了。侦探不可能亲眼目睹实际犯罪。无论如何,大猩猩实验和其他同类实验,已经教导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侦探所拥有的,就是遗留下的蛛丝马迹,那里有大量东西值得相信。有脚印、指纹(时下还有DNA指纹)、血迹、信件、日记。造成世界目前这种面貌的,正是这些事物和这些历史,而非另外的事物和另外一种历史。

正如许多历史实例所呈现的那样,“理论”的两个字典释义之间的区别,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史上,theorum(定里)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是“纯粹”的假说。就像大陆漂移理论,一种思想在向着“定里’”或“不争的事实”这种地位艰难地一步一步前进时,甚至可能在起步时就深陷泥潭,广被嘲笑。这不是一个哲学难点。当然,人们过去曾普遍认可的一些信念已经被决定性地证伪了,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担心未来的证据将总是推翻我们目前的信念。除开其他因素,我们目前信念的“脆弱性”,取决于它们的证据有多强大。人们过去认为地球比太阳大,是因为他们的证据不足。现在我们用前所未有的证据,确切地表明了太阳比地球大得多,并且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方面的证据将永远不会被取代——这不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未被证伪的实验性假说”。我们目前对很多事情的信念可能会被推翻,但我们完全可以充满信心地列一张单子,写出永远不会被推翻的确定事实。“进化”和“日心说”可能曾经不在其列,但现在它们已经位列其中了。

生物学家经常区别开“进化的事实”(众生皆兄弟,都是堂/表亲)和“关于进化的推动力的理论”(通常指自然选择,也许和争鸣[3]性理论——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理论相对比)。但达尔文本人认为,两者都是实验性、假设性和猜想性的“理论”。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拥有的证据还不是非常令人信服,有名望的科学家仍然有可能怀疑进化论和自然选择。如今,已不再有可能对进化论本身提出异议,它已经成熟并成为一个理论(或曰显然得到支持的事实)——但是,“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驱动力”这一点仍可以商榷。

达尔文在其自传中解释,1838年,他是如何以阅读马尔萨斯[4](Malthus)的《人口论》(On Population)为乐,并且从中得到自然选择的灵感:“在这里,我终于得到了可行的工作原理。”对于达尔文而言,自然选择是一个假说,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达尔文认为进化本身也是如此。现在被我们称为“事实”的进化,在1838年是一个有待搜集证据的假说。到了达尔文发表《物种源始》的1859年,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据,把进化本身(不是自然选择)向“事实”的地位推进了很长的一段路。实际上,正是从假说到事实的提升,占据了达尔文巨著的大部分篇幅。这种提升仍在继续,今天,严肃的人们已不再对此有任何质疑。科学家至少非正式地称进化为事实。所有著名的生物学家都同意“自然选择是进化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某些生物学家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主张,认为这不是唯一的推动力)。即使自然选择不是进化唯一的推动力,我也尚未见到过一位严肃的生物学家,能够提出一种替代理论,取代以适应性进化(向着正面改进的演化)为巨大推力的自然选择理论。

在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我将证明,进化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并歌颂其惊人的力量、简洁和美妙。进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内部、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之间;它的工作成就,嵌在万古岩石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活足够长的时间,去察觉正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进化。有鉴于此,我们应重新审视“在事件发生后,来到案发现场并做出推理的侦探”这一比喻。推理可以帮助科学家解读进化,这要比曾在任何时代的任何法庭为犯罪定罪的目击者证言还要多,还要有说服力,更无可争议。超越合理的怀疑?合理的怀疑?这样说就太低估进化了。

[1] 这虽然不是我最喜欢的叶芝诗句,但用在这里很合适。

[2] 请参照decorum的发音来念theorum。

[3] 拉马克(Lamarck),法国生物学家。——编者注

[4] 牛津大学博士、著名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猜测,达尔文是受他哥哥伊拉斯谟(Erasmus)绝顶聪明的朋友、英国社会学家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影响。第二章狗、牛和白菜

为什么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间,才有一位“达尔文”抵达现场?是什么延迟了人类领悟这个简单、明了的思想?从表面上看,领会达尔文思想要比领会牛顿早其两百年提出的数学思想容易得多——或者其实是两千年前阿基米德提出的?人们为这种延迟找出了很多可能的理由。也许人们的头脑被发生“这等巨变”所要花费的绝对时间吓[1]住了,被我们现在所说地质的深邃时间(地质深时)和人的寿命之间的悬殊差别吓住了,被他们所试图理解的含义吓住了。也许是宗教的洗脑使我们倒退了。也许是生物器官(如眼睛)令人生畏的复杂性,给人们以“它们似乎是由工艺大师设计的”这种欺骗性假象。所有这些因素可能都起到了作用。不过,伟大且长寿的新达尔文主义综合论者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2005年去世,享年100岁)多次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上述猜测的怀疑。在迈尔看来,“罪犯”是现代名为“本质论”(essentialism)的古代哲学学说。“进化”的发现是被柏拉图[2]的“死亡之手”(the dead hand of Plato)耽误了。

[1] 深邃时间(geological deep time),指非常古老、地质尺度的时间,用于强调地球的古老,是针对神创论的几千年地球历史观而提出的。——编者注

[2] 这不是迈尔的用词,但表达了他的思想。柏拉图的流毒贻害(死亡之手)

对柏拉图来说,我们自认为看到的“事实”只是燃烧跳动的篝火投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子。柏拉图像其他希腊古典思想家一样,内心深处是一位几何学者。他认为每一个画在沙地上的三角形,都只是“本质三角形”的不完美投影。本质三角形的边,都是纯粹的欧几里得式线段——有长度,但没有宽度,被定义为无限窄,且平行时永不相交。本质三角形的内角和,确实等于两个直角的和,丝毫不差。画在沙地上的三角形则并非如此,但是沙地上的三角形对于柏拉图来说,只是理想的本质三角形的不稳定投影。

根据迈尔的说法,生物学深受其自身版本之“本质论”的困扰。“生物本质论”在看待貘、兔子、穿山甲和单峰骆驼时,就仿佛它们是三角形、菱形、抛物线或十二面体。我们看到的兔子,是完美的“本质兔子”的苍白投影。那只完美的、本质性的柏拉图式兔子(以及所有完美的几何图形)则高悬在理想空间的某处。有血有肉的兔子可能会因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变异总被看作是来自“完美兔性”(the ideal essence of rabbit)的偏差。

这幅图景是多么彻底地背离进化啊!柏拉图主义者将兔子的任何变化,都视为对“本质兔”的散乱偏离,并且,总是存在抗拒变化的阻力——仿佛所有现实的兔子和天上的“本质兔”都被无形的松紧绳拴在了一起。生命进化的观点则与上述图景完全相反——后代可以无限地脱离他们祖先的存在形式,并且每一次背离,都会成为未来变种的潜在祖先。甚至,达尔文“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的共同发现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干脆把自己的论文命名为《论变种无限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

如果有“标准兔”(standard rabbit),这个桂冠也仅仅表示一群真实、乱窜、跳跃、多变的兔子的钟形分布的中心,而且这个分布随着时间而变化。随着世代传承,将有可能逐渐出现不明确的一个时间点,在这个点,我们所说的兔子的“常态”会偏得很离谱,以至于需要一个不同的名字来命名它们。没有什么永恒的“兔性”(rabbitiness),也没有什么高悬在天空的“本质兔”,只有一群群毛茸茸的、长耳的、食粪的、胡须颤动的个体,在大小、形状、颜色和癖好方面,呈现某种统计分布。旧分布中偏在一隅的长耳兔,也许会发现自己在后来的地质时期成了新分布的中心。假定兔子的世代有足够庞大的代数,其祖先和后代的分布甚至会没有交集:祖先拥有的最长的耳朵,可能比后代中最短的耳朵还要短。正如另一位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说:事无定事,万物皆流。一亿年之后,我们可能很难相信后代动物曾有过“兔子”这种祖先;然而在进化过程中,种群中的主要类型与其上一代的典型类型和其下一代的典型类型之间,差别都不大。这种思想方式被迈尔称为“群体思想”(population thinking)。在迈尔看来,“群体思想”是本质论的对立面。根据迈尔的说法,达尔文之所以迟至这么不合理的时代才出现,是因为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因为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还是其他原因)都已把“本质论”刻进了我们的思想DNA中。

对于局限在柏拉图式视野里的头脑而言,一只兔子就是一只兔子,就是一只兔子而已。要提出“兔类是由统计平均物构成的浮云般的东西”,或者“今天的典型兔子可能不同于100万年前(或100万年后)的典型兔子”——这似乎违反了圈内禁忌。事实上,研究语言发展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儿童是天生的本质主义者。也许,儿童必须是本质主义者,才能够保持心智正常,用他们正在发展的心智将东西分门别类,并赋予每一类别一个独特的名称。难怪在《创世记》神话中,亚当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所有的动物取名。

在迈尔看来,难怪人类要一直等到19世纪,才等到了我们的达尔文。为了比较夸张地表达进化论是多么的“反本质论”,请做如下思考:在“群体思想”的进化观点中,每种动物都和另一种动物相联系,比如兔子和豹子通过一连串的中间型动物相联系——这些中间型动物的每一个都和紧挨它的另一个非常相似,以至于每一环都能和链中的“邻居”交配并生出可育的后代。这个观点最全面地违反了本质论的禁忌,并且它并不是一些局限于想象的、模糊的思想实验。按进化观点,的确存在一系列中间型动物,能把兔子和豹子联系起来——每一只都曾经生存和呼吸,在长长的、变动的连续统中,每一只都恰好地与其邻居一起归入同一个物种。事实上,系列中的每只个体都是上边邻居的后代,是下边邻居的亲代。然而,整个系列构成了从兔子到豹子的连续性桥梁——虽然后面我们将看到,从来都没有“兔豹”这种动物。从兔子到袋熊,从豹子到龙虾,从一个动物(或植物)到其他任何的动物(或植物)都有着相似的桥梁。也许你已经自己推出了为什么按这个进化性的世界观,必然产生这个惊人的结果,但还是让我一吐为快吧!我将把这称为“发卡弯思想实验”(hairpin thought experiment)。

以一只兔子——任意一只雌兔为例(任意地坚持使用雌性是为了方便,这不会影响我们的论证),把它的母亲紧挨着放在它旁边,祖母放在母亲的旁边,如此等等。时光回溯、回溯,回到亿万年前,构成了一条由雌兔组成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队列,每一只雌兔都被它的母亲和女儿夹在中间。我们沿着这条兔子队列,回溯时间,像将军阅兵一样,仔细检阅。随着我们的回溯,我们最终会发现,眼前经过的古代兔和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兔已有稍微的不同。但变化的速度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我们将不会注意到代际间的变化趋势。正如我们看不到手表上时针的走动,正如我们看不到一名儿童的成长——我们只能看到,后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少年,再往后成了一位成人。为什么我们注意不到从一代兔子到另一代兔子的变化?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任何100年中,当前兔子种群内的变异通常都大于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变异。因此,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比较母亲与女儿,或祖母与母亲,来辨别“时间之手”的运动,那么我们所能见的如此细微的差别,将会被跳跃在草地周围的兔子的亲友所淹没。

然而,当我们不知不觉地从时间通道持续回溯时,我们应该会遇[1]到外表越来越不像兔子,而越来越像鼩鼱的祖先(也不是非常像)。它们是我称之为“发卡弯生物”中的一类,其原因很明显,我接下来就会说明。这种动物是兔子和豹子最晚近的共同祖先(母系的,但是这并不重要)。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模样,但是遵循进化论,它肯定曾经存在。正如所有的动物那样,它是和它的女儿和母亲同一物种的成员。我们现在继续漫步,只是让“发卡”拐了一个弯,朝着时间前进的正方向走,以豹子为目标(在“发卡弯动物”许多不同的后裔中,我们将不断遇到岔路,这时我们一致选择最终能抵达豹子的那些岔路)。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每只“鼩鼱”一样的动物身后都跟着它的女儿。慢慢地,不知不觉中,“鼩鼱”们会经历中间型动物的阶段而发生变化。这些中间型动物也许不像任何现代动物,但是彼此之间则很相似,也许经历了大致类似白鼬的中间型动物,直到最终,在我们还没有注意到任何形式的突变的时候,我们就抵达了豹子。

关于这个思想实验,有几个方面必须说一下。首先,我们碰巧选择了从兔子到豹子的路径,但我要重申,我们也可以选择从豪猪到海豚、从袋鼠到长颈鹿,或从人到黑线鳕。重点是,任何两种动物之间都可以由一个“发卡路径”联系起来。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每个物种都和其他物种共有一个祖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从一个物种向后回溯,走到那个共同的祖先,然后转过一个发卡弯,向前走到其他物种。

其次,请注意,我们只是在谈论关于如何定位一个动物链,把一个现代动物连线到另一个现代动物。我们绝对没有把兔子演化成豹子。我想你可以说,我们在“反向进化”回到“发卡弯动物”,然后从这里“正向进化”成豹子。不幸的是,在后面章节中我们会看到,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现代物种不会演变成其他的现代物种——它们只是拥有共祖,彼此是堂/表兄弟而已。我们应当看到,这些解释同时也回答了那令人心烦的常见抱怨——“如果人类是从黑猩猩进化来的,为何周围仍有黑猩猩?”

再次,在从“发卡弯动物”向前进化的过程中,我们随意选择了能到达豹子的路径。这是进化史上的一条真实路径,但需要重复的重点是,我们选择性地忽略了众多的分岔点。我们本可以遵循着这些分岔点,演变出无数的其他终点——因为“发卡弯动物”不仅是兔子和豹子的远祖,也是大部分现代哺乳动物的远祖。

最后,我已经强调过的是,虽然处于发卡两端的兔子和豹子有根本且广泛的差异,但是沿着这条链联系它们的每一步都非常微小。沿着这条链的每一只个体,都和它链中的邻居相似,正如母女之间应有的相似。像我也曾提到的那样,链中比邻的母女比起周围种群的典型成员,要更加相似。

你可以看到,这个思想实验是如何驱动着马和马车,穿越了供奉着“柏拉图式理想型”的优雅的希腊神庙。你可以看到,如果迈尔的“人类已经被本质论深深地先入为主了”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他对于“为什么历史上我们发现进化如此难以消化”的想法,很可能也是正确的。“本质论”一词本身直到1945年才被发明出来,所以当年达尔文是无法使用这个词的。不过,达尔文对以“物种不变性”(immutability of species)形式存在的生物学版本质论,实在是太熟悉了,并且他的很多努力都是在集中火力打击“物种不变性”。事实上,在达尔文的一些著作中(其他著作所包含的要比《物种源始》来得多)你会完全明白他大概写的是什么——只要你能摆脱现代对进化的先入之见,记住达尔文的很大一部分读者将是“从未怀疑过物种不变性的本质论者”。达尔文在反对这种被信以为真的“不变性”时,有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武器,那就是来自驯化的证据。也正是驯化,将占据本章的其余部分。

[1] 一种体形细小,有点像长鼻鼠的哺乳纲动物。——编者注雕刻基因库

达尔文有大量关于动植物育种的知识。他会和养鸽人及农艺师亲[1]切交谈,也喜欢狗。《物种源始》第一章讲的都是家养的动植物品种,不仅如此,达尔文还就此主题写了一整本书——《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书中各章分别论述了狗、猫、马、驴、猪、牛、绵羊和山羊、兔、鸽子(占两章的篇幅,因为达尔文偏爱鸽子)、鸡,以及其他各种鸟类、植物,包括令人吃惊的大白菜。大白菜这种蔬菜,公然冒犯了本质论和物种不变性。野白菜(Brassica oleracea)是一种平凡的植物,看起来依稀像是家养白菜的瘦弱的“杂草版”。在短短的几百年中,农艺师们使用“选择性育种技术工具箱”中所装配的或精细或粗糙的刻刀,已经把相当普通的植物雕塑成和野生祖先大不相同、彼此间也有惊人差别的各种蔬菜,如西兰花、花椰菜、大头菜、甘蓝、抱子甘蓝、青菜、罗马花椰菜(romanescu)。当然,各种蔬菜仍然俗称白菜(cabbage)。

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狼(Canis lupus),它被“雕刻”成了两百多种家犬(Canis familiaris)。英国养犬俱乐部(the UK Kennel Club)认为这些品种是独立的,并且大量的品种受到谱系育种中“类似种族隔离的规则”的影响,彼此间在遗传上是隔离的。

顺便说一下,所有家犬的野生祖先似乎真的是狼,且仅仅是狼(虽然它的驯化可能分别发生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但进化论者并不是一直这样认为的。达尔文和他的许多同代人,都曾推测数种野生犬科动物(包括狼、豺)为家犬的祖系作出了贡献。诺贝尔奖得主、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狗的家世》(Man Meets Dog)中推动了以下观念的发展:家养的犬种分属两大类,一类来源于豺(大多数),另一类来源于狼(洛伦兹自己的最爱,也包括松狮犬)。洛伦兹似乎根本没有证据来证明他的二分法,凭借的只有他认为自己所见的不同品种在个性和特征方面的差异。此事一直没有定论,直到分子遗传证据出现,才解决了问题。现在已经没有疑问了——家犬的祖先根本不是豺。所有品种的狗,都是经过改变的狼,而不是豺、郊狼或狐狸。

对于驯化,我想引出的要点是它改变野生动物形状和行为的惊人力量,以及同样惊人的改变速度。育种家几乎像是泥塑师,有用不完的、可揉捏的黏土;或者像是挥舞着刻刀的雕刻家,一时兴起就能雕刻出狗、马、牛或白菜。我稍后将再回顾这一场景。与自然进化相关联的是:虽然(驯化)选择者是人类而非自然,但在其他方面,这一过程与自然进化完全相同。这也是达尔文会在《物种源始》的开篇突出强调驯化(家养)的原因。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人工选择理解进化的原理。通过自然选择也同样可以——自然选择只是变动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严格地说,育种家/雕塑家雕刻的不是狗或白菜的身体或形态,而是品种或物种的基因库。“基因库”的概念,在名为“新达尔文主义综合论”的知识体系中,居于中心。达尔文对此则闻所未闻。“基因库”不是达尔文智识世界的一部分,其实“基因”也不是。达尔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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