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年轮书系：毛泽东、周恩来(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熊华源,廖心文,孟醒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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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年轮书系：毛泽东、周恩来(套装共2册)试读：

新中国的建立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而这一事件的领头人就是毛泽东。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毛泽东就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世纪伟人。

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京赶考”，开始谋划开国仪式。但毛泽东最初并没有进城，而是先在香山住了三个月。当时在香山的中央机关对外称“劳动大学”。据说，毛泽东曾拒绝住进中南海，说那是皇帝住的地方，“我不当皇帝”。实际上，在民国有一段时间，中南海还是人人可进的公园呢。

当时，中共中央召开各种会议以及毛泽东接见民主人士都在香山。

几个月后，毛泽东因为事务繁忙，从香山到城里两头跑，不仅牵扯极大的警卫力量，而且太过辛苦，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搬进了中南海。

这个时候，新政协筹备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毛泽东在50年代

早在1948年9月的时候，在最早解放的东北，就曾经准备成立新政协，还要宣布建立新中国。民主党派的领袖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已经从香港秘密抵达哈尔滨。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后，最积极的响应者。毛泽东当年在修改“五一口号”时，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与先期抵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领袖就召开新政协的协议草案进行了交流与修订，达成初步意见后，又将之向滞留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重量级人物征求意见，1948年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该协

议规定了新政协的性质、任务及人选：“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1948年11月29日，也就是《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正式公布仅仅4天后，平津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平津会战）也打响了。而在这一年的11月6日，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也开始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发出不久，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四十余人分三批先后到达东北的哈尔滨，只等全部人员聚齐就可以开会了。新政协还在筹备之中，淮海战役在1949年1月10日、平津战役在1月31日就先后胜利了。中共中央随之决定，将新政协会议改到北平，新国家的首都也定在了北平。

据记载，1949年6月1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都承担不同的任务，分别开展工作，但组员有交叉。

第一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名单。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常务委员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担任。组员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彭泽民、曹孟君、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聂荣臻、李立三、朱富胜、陈叔通、曾昭抡、许德珩、冯文彬、蔡畅、黄振声（黄鹤祯代）、罗叔章、天宝、陈其瑗等22人。

第二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即后来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和副秘书长周新民（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担任。组

员有林伯渠、李德全、施复亮（孙起孟代）、符定一、王绍鏊、郭冠杰、史良（张曼筠代）、郭春涛（吴茂荪代）、蒋光鼐（秦元邦代）、雷荣珂、易礼容、郑振铎、俞寰澄（酆云鹤代）、叶圣陶、沈兹九、李秀真、陈震中（葛志成代）、天宝、戴子良。

第三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代表）和民主教授代表许德珩担任。组员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严信民代）、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臣、彭德怀（罗瑞卿代）、朱学范、张晔、李烛尘、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罗隆基。

第四小组的任务是草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即后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张奚若代）担任。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阎宝航代）、林砺儒、林汉达、韩兆鹗、李章达（千家驹代）、王昆仑、李民欣、陈其尤、刘伯承（滕代远代）、丘金、石振明、俞寰澄（酆云鹤代）、张志让、谢雪红、张琴秋（不在北平时由沈兹九代）、聂维庆、汤桂芬（雷洁琼代）、朱德海、罗隆基。

第五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宣言（即后来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陈劭先担任。组员有梅龚彬（吕集义代）、楚图南、吴耀宗、丘哲、胡愈之、陈铭枢、蒋光鼐（秦元邦代）、黄鼎臣、杨耕田、李烛尘、洪深、胡乔木、邓裕志、乌兰夫（奎璧代）。

第六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指定，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叶剑英和筹备会常务委员、文化界民主人士代表沈雁冰担任。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后又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为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顾问，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为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顾问。

第一小组的工作因为牵扯到人事问题，最为复杂。

当时，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一共收到30份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

最后参加会议的有14个党派单位，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尚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民建）、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11个党派。无党派人士是作为一个派别位列党派之中的。

有两个党派并没有申请参加新政协，但

被安排与会了，这就是以许德珩为首的九三学社与以谢雪红为首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九三学社是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政治性学术团体，虽有政治主张但无政治纲领；台盟的成员均为台籍反国民党人士，其创始人谢雪红则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

此外，一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等，以“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等理由被拒绝参会。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它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其前身是中国农工社会党。1944年的时候，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分子私下举办座谈会，随后形成了两个党内小团体，即农工社和大众社。但到1945年，他们在国民党党务部门的逼迫下，不得不自行解体。1947年，主张国内和平的这两个派别，因为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涂炭生灵，重组为中国农工社会党。这一派别的构成主要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曾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一些人，如许闻天等；第二部分是曾参加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的一些成员，如邓昊明等；第三部分是从蒋介石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如贺耀祖、陈惕庐等。该党虽然没有被接受为参加新政协的一个党派，但这三部分的代表人物都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协。当时，因为该党的主张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张重合度较高，其成立后不久，就派出人员到香港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联系，要求作为民革的一部分。对此，朱蕴山代表民革表示了欢迎，但要求他们更改党的名称。1948年春，中国农工社会党改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之后，最终并未合并进民革。孙盟在中共中央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前，也曾派人到苏北联系中共党组织，之后又派人到香港同中共在港负责人取得联系。其领导层确有个别共产党员。但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孙盟只在口头上表示响应，并没有发表公开声明。第一

小组认为，孙盟虽有部分民主人士，对中国革命也做出过有益的贡献，甚至有些人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派别参加新政协。若有必要，可以邀请其个别代表人物参加。6月19日，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时，公开了第一小组的意见，并被大会接受。

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许闻天来北平面谈孙盟参与新政协事。

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就是李维汉，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居于领导地位。

许闻天到北平后，提交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工作节略》的简要报告。除介绍孙盟的组织经过和活动情况之外，并表示如孙盟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可考虑立即解散，但他希望中共能给予该盟同志以精神上的安慰。就此，李维汉同许闻天有了一次直接面谈，在建议孙盟自行结束的同时，提出其成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随后，孙盟中央及一些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在上海开会讨论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会议同意结束孙盟的活动。8月2日，孙盟在上海宣告解散。当时，新华社还播发了相关消息。

1949年9月下旬，许闻天、邓昊明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大一部分人转入了民革。

民社党革新派的全称是革新中国民主社会党。1946年11月，民社党党首张君劢等决定该党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并参加国民政府，导致内部分裂，一部分人离开组成了民社党革新派。1947年8月15日，民社党革新派在上海宣告成立，伍宪子任主席，沙彦楷为副主席。这些人的成分更加复杂，仅从其负责人来说，有的是英美派，还有军统分子和中统分子。从立场来说，有的既反蒋又反共，主张走第三条道路。

反蒋的民主人士也有，但属于极少数，如沙彦楷、汪世铭等。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民社党革新派本身又发生了分化。沙彦楷、汪世铭等以民社党革新派的名义公开发表文告，表示予以响应。1948年8月，因为政见不同，孙宝刚、罗坚白等被开除。该组织的主席伍宪子也随即宣布辞去主席之职，副主席沙彦楷任代理主席。1948年12月，该组织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宣称这一派别“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及生产劳动大众利益”，主张“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以地主、买办及贪污腐化集团为基础的南京反动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该党派的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虽有小的差异，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1949年6月中旬，汪世铭离开香港来到北平也就不奇怪了。在北平，汪世铭经李济深、章伯钧、陈叔通等致函周恩来和李维汉，并转交了《民主社会党党内斗争经过》和《告全党同志书》，提出要参加新政协。第一小组认真研究后提出，该党派最初成立时，成分就极其复杂，近几年又几经分裂，虽然民主分子在其中一直是中坚分子，但整体来说，仍不宜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其个别民主分子可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这个意见被新政协筹备会接受。

6月27日，李维汉与汪世铭直接会面，传达了以上意见，并建议他们的组织应考虑自行结束。除该组织中的民主人士代表人物由新政协筹备会邀请其以个人身份参会之外，另外的民主分子，在与民盟协商后，可以加入民盟。一些该组织内被错认为反动分子的人，可提出名单以助解决。汪世铭最后表示同意，并说已函告本组织暂停活动。

这次谈话后不久，以民社党革新派名义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被发现。这份文件对未被以党派邀请参加新政协表示了强烈不满。中共中央统战部就此询问了该组织的头面人物汪世铭、沙彦楷，这两人表示事先确不知情，并表示愿意公开发文

驳斥，相关事务由他们自行处置。

1949年9月，民社党革新派决定自行解散。其原来的领导人沙彦楷、汪世铭由新政协筹备会特邀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汪世铭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明了该组织成立以及解散的原因。他说：“三年前因为张君劢及其走狗们破坏旧的政协，破坏民主统一战线，厚颜无耻地参加了伪国大，参加了伪政府，为蒋介石反动政权帮凶”，“我们党内忠于民主与和平的同志们表示万分的愤慨，不能不起来反对他，打击他，所以才有革新的民主社会党的组织”，“但是我们内部存在着许多缺点，例如组织不健全，分子复杂，又没有严格的纪律，往往发生错误的言论与行动，招致恶劣的影响。”

另一个没有参加新政协的党派组织是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少年劳动党1945年成立于重庆，其负责人是安若定。安若定早年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1923年在上海大学组织孤星社，任社长兼总编辑，出版有《孤星》旬刊，来宣传三民主义。学术色彩浓重。陆续加入该组织的有中国合作经济研究会、中国崇实学社、中国幼幼协进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国乡村建设协会、中国民族素质改进会及国术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另有一些佛教人员和国民党人员加入。

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中国少年劳动党曾积极响应。1949年5月，在上海解放前夕，该党曾一度帮助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工作。几乎同时，该组织的安若定等人到北平积极活动，要求少年劳动党以党派身份参加新政协。为此，李维汉两次会见安若定。鉴于该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不仅松散，而且成员复杂，建议解散该组织。安若定与党内同志商议后决定自行解散。9月1日，该党发表《中国少年劳动党解散通告》和《中国少年劳动党解散声明并告全党同志

书》，内称该党“由于组织不严，分子不纯，对革命的贡献不多”，“现在人民解放事业已在中共正确领导下得到决定性的胜利，新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即将建立，把握现阶段的革命政治要求，本党已无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所以决定于9月1日宣告正式解散”。

新中国成立以后，安若定虽没有参加新政协，但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后又在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光复会虽然是一个历史较长的组织，但也没有被接纳为新政协的党派组织。

光复会于1904年成立于上海。当时会长为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太炎、陶成章等都是该组织的重要领袖人物。辛亥革命后，光复会与同盟会发生矛盾。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被蒋介石刺杀后，光复会解体。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光复会当年的老同志尹锐志、周亚卫夫妇等在重庆宣布光复会复会，尹锐志与周亚卫分任正、副会长。抗战胜利后，其总部由重庆转迁杭州。该组织成员除一些老光复会的会员及个别开明士绅外，多为失意政客及国民党的退伍军官。1947年，该会曾要求参加国民党立法委员选举，不仅遭拒绝，而且在其后更遭国民政府通令取缔。1948年5月26日，该会公开主张“建立一切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共同参加的建国联合政府”，并呼吁“任何政党（民主党派亦在内）不得私有军队”。1949年1月，光复会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并策动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实现地区和平，但因事密被泄，未能成功。1949年6月10日，光复会的领导人物周亚卫、裘振纲、沈田萃、童杭时等致电毛泽东称：“本会处于蒋党反动统治下，备受迫害，但仍尽力于民主事业。今浙江已告解放，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今后本会誓在中共领导下，为人民民主事业尽其绵薄，并愿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周亚卫于6月下旬即赴北平活动，曾获周恩来接见。

最后商谈的结果是，因光复会成分复杂，成员中民主分子很少，不能以党派名义参加新政协。

中国农民党于1946年在重庆成立，其主体是农业协进会中的部分人员，该党的主席为曾经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农业技术专家董时进。董时进在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时，曾加入民盟并任中委，可不久又退出另组中国农民党。该党宣称代表农民的利益，其成员中有一部分是农业技术专家及大学教授，另有少部分大地主等。1948年5月，该党三中全会修订后的政纲，提出四项主张：一、建立民主政治；二、促进经济发展；三、合理分配财富；四、消除一切战争。与其他党派的主张并没有多少差异，但在中共提出“五一口号”后，董时进却著文公开反对中共的土改政策，称中共的土改打乱了农村经济秩序。

随着中共的胜利形势日趋明朗，1949年1月，农民党发出公开宣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当年4月，董时进从香港派出代表到北平，提出农民党作为一个党派参加新政协，但毫无效果。5月17日，董时进亲来北平，并致函周恩来求见。在半个多月后的6月5日，作为其函件的回应，由李维汉出面约见了董时进。李维汉不客气地批评了董时进在1948年公开发表反对中共土地改革的文章，是要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农民的利益。他本人以及农民党的一贯言行，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李维汉明确表示，农民党参加新政协存在诸多困难，今后也不宜再搞，但其成员可以利用自身所具备的农业技术为人民政府提供帮助，为农业建设提供服务。董时进当时表示，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他也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为人民服务。

6月25日，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了《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

当年的12月12日，在上海的董时进上书中央人民政府主

席毛泽东，提出“江南无封建论”，中共应该修改土地改革政策并停止土改。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曾让人在上海散发反对土改的传单。他认为，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去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他还指责，当时中共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来源于莫须有的调查。他特别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并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各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

对于董时进的言行，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随即派人上门谈话予以制止。

1950年4月，董时进离开大陆，经香港转去了美国。

另一个被拒绝参加新政协的是中国民治党。该党1946年8月1日在上海成立，其主要成员是华侨洪门中人。该党从成立就活跃着国民党“CC”派与军统特务的影子。该党头面人物为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但其看出该党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不可能有所作为后，于1947年7月毅然退出。其后，该党的主要人物是赵昱（该党成立时的副主席）和张书城（该党成立时的组织部长）。赵昱是美洲华侨，早年曾帮助孙中山在海外筹款。张书城本系国民党员“CC”分子，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秘书长，1946年11月以个人身份出席

了国民党六大。在该党没能以党派身份参加国民党六大后，1947年2月，赵昱、杨天孚等又在“CC”派的支持下，与国民自由党、民生共进党等合组中间党联盟，不过是七拼八凑出来的所谓党派，为国民党的民主装点门面。

在1949年新政协召开前，民治党也派人来北平活动，要求取得党派合法地位，并以党派身份参加新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后，向该党当时的负责人任荣野、黄守中等明确表示，民治党不能列入民主党派，建议他们自行解散。之后，该党又寻求与同为华侨政党的致公党合并，被陈其尤等拒绝。新中国成立后，张书城等人纷纷去了美国，继续以民治党的名义活动。

平教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简称）是民国时期影响巨大的民间团体。1923年8月，平教会在北京成立。发起人为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夫人熊朱其慧、陶行知、黄炎培等。该会成立时，熊朱其慧、陶行知、张伯荃、蒋梦麟、张训钦、蔡廷锴、周作民、陈宝泉、周治春九人被选为董事。熊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

其后，平教会会址多次迁移。1927年迁往河北定县创办实验区。1937年抗战爆发后，平教会迁湖南长沙。1939年，又迁往四川巴县。

新中国成立前夕，平教会的主导人物晏阳初任命瞿菊农为平教会代总干事，魏永清代理乡村建设学院院长，他自己则从台湾去了美国。

平教会虽没能参加新政协第一次会议，但仍在1950年春向中央政府提出承认其合法地位问题，并要求取得新政协代表名额。为此，瞿菊农、孙则让来到北京，寻求黄炎培、张澜等的帮助。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调查研究之后，并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充分协商后，达成一致。平教会并无民主运动的历史，一直接受美国方面的经济支持，且被国民党政府所

利用，该组织应予解散。但此后，平教会并未主动解散。1950年12月2日，重庆市军管会宣布在其辖区的平教会解散，并派人接管平教会名下的事业机构。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还有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团体以及个人来北平活动，以争取参加新政协的合法地位或资格。以上几个团体，不仅人员成分复杂，而且组织目标与中共难有契合，其要求被新政协筹备会坚决拒绝。

各党派内部对于新政协代表的提名问题，也出现了不断的争执。救国会代表宋云彬在其日记中记述：“（7月18日）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衷，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驰，向衡老（沈钧儒）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7月25日）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三十年交情，宜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实际上事出有因。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在重庆的救国会领袖一致推举王造时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此信被认为有反苏倾向，错误全落在了王造时头上，结果王造时没能取得政协代表资格。

宋云彬日记同样提到了争取代表名额的庞荩青。“庞荩青聆衡老报告名单毕，大发牢骚，谓本人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云云。”沈钧儒则给庞讲了如下的故事：全国妇代会时，有关部门为刘清扬作了布置，选举委员她可得百票以上，她不知其事，擅自向代表们拉票，选举结果她得到一百数十票，在被选委员中名次很高，到了复选，支部把提前布置的百票全部抽走，结果她只剩下数十票，降为候补委员。沈钧老之所以讲这么个故事，言外之意就是名单必须经领导部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可得”，庞“恐未能了解也”。

黄炎培在日记中的记述与沈钧儒的说法高度契合。黄炎培写到，代表名单“取舍及先后完全以中共提出为凭”，民建内部多人反对提名冷遹（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7月与黄炎培等六人一起访问延安）任政协代表，但“潘汉年坚持，越反对越坚持，卒不敢有异议”。

而在嗣后成立新政府时，各党派在职务分配上也存在争执，最终由中共来仲裁。也就是说，只有中共居于真正的核心地位，从最初酝酿新政协开始这个地位就是确定了的，并不是哪个党派推举的结果，而是历史情势使然。

尽管民主党派中的部分人士对于中共的领导地位曾有异议，如民盟常委张东荪曾向毛泽东提出“新型民主”的主张，即仿照东欧国家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而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委陈铭枢提出：“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但最终并没有成为主流的声音。

主流的声音是“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1949年1月21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公开声明中的内容。

为什么是这种局面呢？刘少奇在1949年给斯大林的报告中给出了直接的原因：

它们的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例如所有民主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

民中是有些影响的，它们的党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系。在某（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分子。

当然，作为妥协，“在共产党领导下”并没有出现在《共同纲领》里，但在1954年写进了新宪法里。

新政协里有了八个民主党派，这中间也有一个变化过程。

新政协召开前，已经出现解散救国会的声音。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不久，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就并入了民革；救国会也宣布解散，其成员与民盟融合并掌握了领导权。救国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中共关系密切，这样的步骤在实际上也改变了民革、民盟的原有成分。当时，还有进一步合并民主党派的方案，民进的马叙伦等已被安排为民盟中常委，但合并方案又被临时中止，民进作为一个党派继续存在。这样，最初参加新政协的十一个民主党派就减少了三个，最终形成延续至今的八个民主党派格局。

八个民主党派格局的形成，与中共中央统战部《新政协的阵营》的综合报告高度相关。这个报告不仅分析了没能参加新政协的

党派组织及其领导人，而且分析了内定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及其领导人。

报告分析说，民盟中央常委的十一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数，左派分子仅占两个，但其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现在它的组织内部主要是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与无党派分子，三者之中都有左、中、右”。

该报告认为沈钧儒、史良、胡愈之（中共秘密党员）等领导的救国会，其“会员中进步分子占优势”。

章伯钧领导的农工民主党“上层多右派分子”，“民盟著名领袖除沈钧儒、章伯钧外，尚有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他们在民盟群众中的威信虽已降低，但仍成为右派及中派的中心。张澜与西南地方势力向来保有联系。罗隆基是亲美分子，主张联合政府中容许反对派。张东荪企图做民盟主席，拉拢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排斥沈钧儒、史良以至章伯钧”。据此，该报告建议对民盟“须采取改组中央常委、建立进步分子为主导的核心、容许共产党员在内等措施”加以改造。

对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这三个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党派，报告指出：

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以李济深为首的右派集团在政治上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不愿用新民主主义；希图结合资产阶级右翼，形成反对派，以防中共控制；主张保留蒋党“起义”部队的编制，以图收集残余的力量，并联络地方军阀，策动地方武装，从而培植其争夺领导权的资本……

谭平山（中共创始人之一）、王昆仑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比较进步的力量……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实际上是以李济深、蔡廷锴为中心的一个封建性小集团。

报告建议，应使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起积极作用”。

而民主建国会“其中下层中也有不少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及革命知识分子，但尚不能起决定作用。该会政治倾向一般代表产业界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黄炎培、章乃器为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统（中共创始人之一）曾经公开地主张中间路线与改良主义，章乃器于此，比施存统更来得坚决，他说‘在国共两条路外，自己要造第三条道路’。只在他们进入解放区后，言论见解，才有若干改变”。因此，对于民主建国会，“将只能以右派并力争中派居多，可以有个别的进步分子在代表团里面，但不可能单靠他们起积极作用。”“以马叙伦为首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其政治倾向，迄今为止是代表中等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其组成分子中有一批进步的文化人，这是使它左倾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实际上属我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与它相结合，推动它左倾。”

对于前身为美洲华侨洪门会党的致公党，该报告还追索了其领导人陈其尤与陈炯明的亲属关系（同属广东海丰陈氏家族。陈炯明是致公党创始人，首任总理。陈其尤曾任陈炯明的机要秘书），并揭示说其内部分子复杂，“实际上支持李济深的政治意图”，“该党带有极浓厚的封建性质，其主要的组成分子上层为封建官僚，下层有小部分流氓无产者”。

该报告的宗旨很明确，就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淘汰右派。

从刘少奇1949年7月访问苏联时给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思路。

刘少奇的报告说，现已组成的政协筹备会，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中共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

人，中间人士43人，中间人士中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中共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中共的领导地位。

即便如此，新政协仍然达到了中国民主从没有过的高度。从新政协的构成来看，除了中共的领袖人物之外，不仅吸纳了各民主党派，而且兼顾了各界的政治精英与社会贤达。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党外人士约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由此组成的新政权，完全是国共和谈要组成的联合政府，剔除国民党的现实版。

新政协代表共分五类，除党派代表外，还有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照顾到方方面面，达到“广泛团结”。

对于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如司徒美堂、江庸等老人，毛泽东更为重视，他不仅亲笔写信邀请，而且在会前晤面畅谈。

上层做事有里有面，但是大多数基层人士对待中共人士与对待民主人士往往是两种态度。1949年初春，沈钧儒拜访毛泽东后告辞出来，警卫员照例为客人拿起大衣，照顾

沈钧老穿上。警卫员自己个子高，也将大衣举得高，不去照顾沈钧儒个子矮，以至于沈钧老将两只胳膊伸到后面，却怎么也找不到袖筒。周恩来见状，并没有当面批评警卫员，而是赶紧接过大衣，俯身细心地服侍老人将大衣穿好。事后，周恩来问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我们的战士给客人穿大衣都不会？为什么给我们的首长服务没有这种情况？周恩来明白，这不是经验、技巧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态度问题。

有的司机去接民主人士开会，车到门前，要接的人正判断来车是否是来接自己的，可司机连招呼也不打，竟将车一溜烟开回去了。客人告辞上车，警卫员为客人关车门时，不顾民主人士年纪大、动作慢，头刚进去，屁股还未坐上去，警卫员却使劲推一把门，把客人硬生生撞进车里去。

如果说，这些警卫战士的行为只是因为难以理解中共高层的意图，而有些鲁莽的话，那么某些中共政协代表的话，则明显代表着一种“打江山坐江山”的倾向。当时，中共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内部上下级之间差别不大。对于那些民主人士所得到的待遇，就出现了如下议论：“人家大米加猪肉，又住北京饭店，我们是青菜加小米，住小房子……”

对此，毛泽东耐心解释：“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政协之中有些代表人物，代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动向和要求，我们不能代表。这些人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

刘少奇则直接提出要求：“我们共产党员是最先进的分子，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不讲代价的！不要因为自己劳苦功高，就不满意有些民主人士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

对于中共党内有人说，“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

毛泽东语气严肃：“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

发！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送到政协代表手中的文件，信封上都尊称“×××先生”。有的中共代表或工作人员对此颇有微词：革命成功了，“同志”怎么变成“先生”了？

周恩来解释说：“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

当时，各民主党派人士因为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很清楚新政协代表在新政权中的分量，他们认为，政协委员相当于上议院议员，政府委员相当于内阁成员。议员、阁员，都是国家层级的政治地位，有职有权。何况还要从这些人中产生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正、副部长等实权职位！故而对于新政协代表人选极为关注。吴奇伟、曾泽生、张轸、赵寿山、王世泰等起义将领，获得了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则是特邀代表。这让一些民主人士包括中共人士心头气结，这些以前的国民党大员，现在居然成了军队代表、特邀代表！一些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怎么争取都不能成为代表，一些血火中拼杀出胜利来的军队干部甚至都没有资格呢！这就是“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一说的来源。

这样的说法，也让这几位新政协代表倍感压力。一边被国民党骂为叛徒，另一边又遭到民主党派以及中共将领的反感。他们甚至顾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连中共的老朋友张治中也难免忐忑不安，为此还在家中请警卫战士们吃了一顿饭。

6月19日，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式上出现的一幕，

也让人倍感意外。在会议闭幕时，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敬！”有位民主人士，当即表示异议说：“不必了吧。”此话刚一出口，就点燃了一位农民代表的火气，他腾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们工人、农民，就认共产党、解放军！”

诸多看似不大的一些事情，表露出中共内的一些人士轻视民主人士的情绪，这引起了中共高层领导的警惕。

除了公开的批评与明确的要求之外，毛泽东还公开做出表率。9月23日，毛泽东、朱德特意设宴，请李济深、蔡廷锴等作陪，客人都是政协代表中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如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等，共26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宴会的目的就是请中共高级将领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与国民党将领握手言欢。

此次宴会之前的当日凌晨三时，毛泽东想到政协会议将于明日结束大会发言，于是特意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即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毛泽东向来重视让人讲话，不仅“党内要畅所欲言”，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要人家“有话就讲，有屁就放”。民主政治就包括发言权，人有话不讲不行。

毛泽东对民主人士的尊重并没有停留在让人有话就说上，还要考虑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地位。9月30日的政协大

会选举前，新政协中共党组书记与副书记周恩来、林伯渠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中共党员代表负责保证选举获得成功，特别要保证党外人士的得票数。毛泽东特意提醒党内同志：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作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

9月30日下午，政协大会选举结果公布，党外人士都顺利当选。

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六位副主席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副主席之中民主人士占50％。当时，宋庆龄的当选基本没有异议，但对另两位就有了争议。有人说，李济深原本就是个军阀，曾屠杀过共产党人，后来他虽然投身到民主运动中，但比较起来并不算早，凭什么选他当副主席？

周恩来解释说：

不要总是计较民主人士的错误。李济深先生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曾主动和中央苏区联络，当时如果不是中央领导的左倾，就能形成江西与福建的扩大割据，也许就不用长征。革命不革命，也是变化的。过去不革命的人现在革命了，就是进步，过去革命的人现在不准别人革命，就是落后。

有人说，当年蒋介石“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时，张澜是四川省“剿抚委员会”的委员长。张澜曾是朱德与罗瑞卿的老师，朱德向大家透露说：

别以为只有自己才是老革命。张澜老先生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代表，五四运动期间他办

报赞扬社会主义，他的儿子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张澜在四川确曾担任那个委员长，但他实际是利用那个身份在暗中掩护革命。事情要从两面看，当年四方面军实行了一些过火政策，给我们党的工作造成被动。

毛泽东评价张澜：老成谋国！

政协会议选举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民主人士占50％；政务委员15名，民主人士9名，占60％；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民主人士42名，占45％。这样的比例超过了许多民主人士的预期。

毛泽东曾说过，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

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仅这一点，毛泽东的胸襟及眼光，自非常人可比。

人事方面的安排或争执，只是新政协民主主流的小小波澜而已。实际上，这些真实存在的细微处，却反证了开国之初的民主气氛，一种国家未来蓬勃的新气象。

这一新气象的纲领性文件就是《共同纲领》的公布与实施。1949年9月29日在新政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它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明确表述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并规定了新国家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教育、外交等基本政策。

而《共同纲领》的核心就是新民主主义。早在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经开始描绘一个新国家的蓝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具体提出了建国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通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共商出的协议，来成立一个临时联合政

府；第二个步骤，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以待将来经过自由的无拘束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联合政府。不论是目前可以达成的临时联合政府，还是将来准备建立的正式联合政府，其联合的基础就是“民主的共同纲领”“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再次重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并将之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政治纲领”。

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邀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以及许德珩、吴晗等人，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在信中说，所要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决议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

5月1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亦已成熟。”

这意味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合作制定“共同纲领”已是水到渠成。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组织力量于1948年10月27日写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简称《中国纲领》）。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中粗看一遍后，便由中央办公厅分送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齐燕铭等人审阅，并征询意见。

这份草稿构成了后来《共同纲领》的基本框架。草稿规定，纲领的基本原则，即新政协各成员共同奋斗的准则，是新民主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出自人民大众，属于人民大众。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

权的构成，不采取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鼎立制，而采取人民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在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国有经济为全部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应定为全部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工业，争取若干年内使中国由农业国上升为工业国。此外，草稿规定，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等。

这份草稿经过新政协筹备会各方面人士共同修改后，形成了第二稿。两者的一个重要不同，体现在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上。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最初设想，是先召开新政协，然后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当时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中有人提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宣布：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此时，毛泽东已将“临时”二字删除，表明新的未来就在眼前，再不是一个临时性质的政权。

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对第二稿作了文字修改。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并选举出由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21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内政外交

的基本政策。这篇文章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构成了《共同纲领》的精神内核。

前面说过，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三小组是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拥有北京大学教授身份的许德珩任副组长，宦乡（著名报人、时任筹委会副秘书长）任秘书。

6月18日，该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第三小组成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共5个小组进行专门论证，并分别写出有关条文，以供起草者参考。会议还明确，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单位、各代表及第三小组各成员亦可提出自己的书面意见。

8月，《共同纲领》草案成型，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原来两稿名字中的“革命”二字不见了，这也是革命即将胜利，工作重心从全力打赢解放战争转变为全面建设一个新的国家的反映。

作为共同纲领核心的“新民主主义”，对于民主人士来说，也存在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

1948年下半年，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曾围绕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纲领，出现过争论。虽然大多数人赞成“新民主主义”，但还是有人主张用稍有差异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或者“人民民主主义”，干脆就用“民主主义”。当时，也有个别人拟出与中共讨价还价的新“纲领”。为此，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提出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向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解释一切问题。

1949年1月22日，到达东北解放区的55位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赞同中共的立场，愿意接受中共的领导。

这就为共同纲领的制定铺平了道路。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在这一天，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共同纲领》草案出来后，毛泽东多次审阅文稿。从9月3日至13日的十天时间里，毛泽东多次对草案进行修改。从留下的原稿看，改动处共有200多处。比如，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最后确定的是统一的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在民族政策方面，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共也赞同这个口号。那么是“萧规曹随”一如其旧，还是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采取新政策？最后经过广泛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

其中最难产的经济政策部分，多次修改，由毛泽东统筹各方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通过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9月3日，毛泽东在一张便条上写道：“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

当晚10点，胡乔木把赶印出的草案稿送到毛泽东案头。毛泽东立即动笔修改，在竖排标题的左侧加写“（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

9月5日晚，胡乔木将毛泽东修改后的草案稿拿去付印。很快，胡乔木又接到一张便条：“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毛泽东校对后，批示胡乔木：“即刻付印，一小时内交我。”

9月6日，毛泽东再次核校新出校样，并批示：“照此改

正，印成小册子1000本。”

9月7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把新印出的《共同纲领》草案稿分送新政协代表，并组织分组讨论。从9月10日晚9点起，直到次日早晨7点，在毛泽东处，周恩来、胡乔木等，连续10个小时共同讨论对《共同纲领》的修改，并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

9月11日，毛泽东在此次修改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8时左右送交周副主席，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1000份。”

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回忆当年说，《共同纲领》草案“是经过了筹备会多次的周详讨论的，在大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研讨，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在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这种民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慰的”。

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说：“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轮番地举行，保证了大家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了反复讨论，不厌求详；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代表中国各阶层利益，集合了各民主党派智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1949年9月29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被一致通过。

9月30日夜，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当时担任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孙起孟回忆说：“时间已近晚上9点，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举行了近800人的盛大宴会以示庆祝。这是一个大场面，毛主席坐在第一餐厅里，喜气洋洋。代表们纷纷下位向毛主席敬酒，先是工人、农民、青年代表和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们向毛主席敬酒；全体青年代表们起立敬酒，一杯又一杯，毛主席也就有敬必饮。”

毛泽东给孙起孟留下了“有敬必饮”的印象，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1949年8月进入中南海工作）披露了毛泽东大量饮酒却没有醉倒的原因。

宴会开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李福坤，交代王鹤滨一项任务，就是要找出一个好办法，不能让任何一位中央领导因为饮酒过量而醉倒。

这让王鹤滨犯了难，哪有什么预防和解酒的灵丹妙药啊！毛泽东倒是能喝点葡萄酒，但在这样兴奋的场合，难免不喝点茅台；周恩来的酒量大尽人皆知，但也难以抵挡那么多人敬酒；刘少奇酒量最小，几乎是沾酒就醉。要在800人的宴会上保证领导同志不醉酒，实在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没有什么秘方，只有从源头上下功夫。那

就是让中央领导在宴会上不喝酒，以白水代替白酒，以茶水代替葡萄酒。汪东兴和李福坤听了王鹤滨的想法，不敢擅自做主，就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了汇报。杨尚昆同意后，他们向几位中央领导的卫士长做了特殊布置，由他们“照顾”好各自服务的首长。

宴会开始后，毛泽东就喝了两杯茶水制作的“红葡萄酒”。他可能察觉了其中的“怪异”，但没有任何异样的表现。倒是周恩来皱起了眉头，秘书何谦赶忙做了解释，说是只有中共领导人喝的是“假酒”，并没有怠慢与会的客人。周恩来这才放下心来。酒量最小的刘少奇一反往常，竟破例与苏联客人频频举杯，让苏联人大为高兴。最有趣的是朱德总司令，他觉得喝“假酒”不过瘾，竟换上了真茅台……

实际上，担心醉酒似有多余，因为开国大典的时间在10月1日下午，即使醉酒，经过一个晚上和大半个白天，也会缓过来的。当然，考虑到开国大典之前，还有诸多事情要做，为保证“万无一失”，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

宴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兴奋得一夜未眠，只在10月1日中午前后勉强睡了两个小时。

10月1日早上六七点钟，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就开始向天安门广场集结。八点，天安门广场上已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中午，人们在广场上陆续午餐。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想象当年的情景，据《人民日报》记者金凤记载，游行群众中大部分人的午餐是自带的馒头和凉水，每个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算是节日优待。

另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李普在文章中写道：“上城楼的嘉宾们当时大都住在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下午两点，大家先一起去中南海勤政殿，交代一遍流程后，来到天安门。毛主席是第一个沿台阶走上城楼的领导人，朱老总紧随其后。那时还没有电梯，大家都是步行走上去的。”

上城楼时，也许意识到将要展开的是一个改天换地的仪式，领导人的表情都很严肃。这和早早到达广场，以及两点半已登上城楼的各界人士的兴奋心情似有很大的差异。

下午2点55分，当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时，现场30万群众包括城楼上的代表们立即沸腾起来，掌声雷动。

3点整，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为了能第一时间将毛泽东手里的公告登载在《人民日报》上，李普当时就站到了毛泽东身后。“当时毛主席显得很平静，稿子没有任何抖动。”李普回忆说。

读完公告，毛泽东手按电钮，随着国歌音乐声的响起，巨幅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缓缓升起。李普说，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的一句感慨让他记忆犹新：“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能看到这一天，就已经很满足了！”

李普拿到毛泽东宣读的公告后并没有马上离开。他还要等待其他领导人的讲话稿，“那天11个人的讲话中，陈毅老总的最短，只有5分钟；宋庆龄的讲稿先用英文打草稿，然后翻译成中文，很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领导人的讲话早就印出了文字稿，但仍需要在他们讲话后，根据其亲笔手稿，进行最后的

核对，以免遗漏任何小的改动。

李普回忆说：

我拿到毛主席宣读的公告后，看见打印稿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字条，上面是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共56名）名单。毛主席指着那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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