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仕强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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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试读：
前言
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东周王朝由于礼崩乐坏，制度开始动摇，社会呈现出十分动荡不安的状态。孔子立志行道，企求恢复天下的秩序与和平。他行道的目的，在于训练一批公正廉洁、忠勇爱民的行政人员，来推行古圣先贤的德政，实现为老百姓服务的目标。其具体的步骤，则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能够完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目标。这种以人为本、为政在人、以德化人的中道管理思想，归纳起来，有下述五个重要的原则。1．修身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应该以修身为本。能力较低的人，最起码要做到独善其身，尽量做好自律，自己约束自己的言行；能力高强的人，就应该推己及人，以求兼善天下。我们推行能者多劳的原则，必须以自己的智慧与道德为基础。因为一个人唯有既贤且能，才能受到大家的真诚拥戴。2．亲民
管理者的责任，在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并重。即一方面要促使被管理者不断提升自己的伦理道德水平；另一方面应该使被管理者获得必需的物质资料，以维持日常生活。管理者在职场中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品德来感化员工，同时在物质方面，最好不要和员工有太大的差距，这样的管理者才具有亲和力。3．守中
人在物质方面的享受，并没有止境。身体的欲望倾向是十分危险的。伦理道德的力量很精微，我们稍有疏失便会使之荡然无存。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为了避免发生错误，必须时时刻刻致力于守中，也就是寻找合理点，并坚持实践。“中”即合理，坚守合理便是守中，人人守中，目标才能够一致。4．中道
管理者由修身开始，谨慎守中以求亲民。这种修己安人的管理途径，即为中道。自尧帝以来，中华民族悉以中道为立国的根本，历代兴衰，也都是得中、失中的结果。五千年来，这个中道传统一脉相传，后人便称之为“道统”。我们讲求合天道而尊重人性，并且力求一以贯之，共同以天下太平为目标。5．和谐
孔子当年所说的“世界大同”，相当于现代的“地球村”概念。在西方霸道文化的影响下，19世纪英国殖民地布满天下，20世纪美国武力超强，自命为世界警察，这些都不符合21世纪的发展要求。只有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才能使世人真正感受到中道文化的和谐与可贵。因而促进世界大同，才是人类之福！
我们往昔将“中国”解释为“中原上国”，意思是世界中心、文化上乘，却使得其他民族敬畏、妒忌和羡慕，敢怒而不敢言。其结果便是一旦各国自强自立了，就不约而同地以中国为目标，全力进行打击。近几百年来，东西方的偏激政权无不尽力侵略中国，它们用鸦片使我们变弱，以分裂使我们变小。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神圣任务，便是端正中国人的观念。正本清源，中便是合理。凡事求合理，即为中庸之道，现代称为“合理主义”。追求合理的途径，便是中道。凡事讲求合理的国家，称为“中国”。因而，只有那些力求无一事不合理的人，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中国式管理，简称中道管理，说起来就是合理化管理。我们先在自己的国家实施中道管理，使其具有良好的效果，假以时日，自然可以改变外国人对我们的观感，不致再把“黄祸”放在心上而忐忑不安，也不至于再因中国的崛起而多方加以围堵。一旦世人普遍了解中道文化的可贵，世界大同的目标自然可以顺利达成。这绝对不是中华文化的向外侵略，而是中华文化的宽大包容性，使世界各地的文化在大同小异的原则下，受到合理的尊重，彼此兼容并蓄，和谐共存。地球村成为快乐的人间天堂，实在是指日可待的；各民族共同平天下，也显得并不困难。
中道管理，为什么可以整合、包容各种不同形式的管理呢？因为全世界的管理都在追求合理，只是所采用的方式不相同而已。我们古圣先贤，早已研发出一套十分特殊，却能够千古流传、天下通用的东西，那就是“仁、义、礼”的架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情、理、法”，并形成相当不一样的运作过程，所以才称为“中国式管理”或“中道管理”。这和一般人所说的合理化管理，是有很大不同的。
简要说来，中国式管理便是依循“仁、义、礼”的道理，以求得其中（合理）的中道管理，也就是“将现代化管理，妥善运用在中国社会，以求合理有效”，成为中国式的合理化管理，并和中华文化充分结合起来。“仁”引申为“安人之道”, “义”表现为“经权之道”, “礼”则演化为“絜矩之道”。组织的一切措施，都以“安人”为衡量目标。能安的才做；不能安的就不要做。原则确定后，视组织内外环境的变迁而持经达权（变），以求制宜，即为“与时俱进”，合乎“经权”的要求。在衡量及变通时，我们采取“絜矩”的道理，一切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在组织建立以后，管理逐渐制度化的时候，我们必须以“安人”为标准，采用“絜矩”的态度，树立合理的典章制度，作为组织成员共同遵循的常道，并且灵活运用“经权”（持经达变）的方法，获得变而能通的效果。依据这个简单明了的架构，我们建立了“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简称为中道管理M理论。
孔子主张人性可塑，否则教育全无功能。基于这种观念，我们归纳出M理论的三大要旨，简要说明如下。
1．人性可塑，员工是可能改变的
管理的条件是：安排良好的工作环境，形成良好的工作风气，把慎选而来的员工，都塑造成忠诚、肯干的优秀成员。管理者首先要以“患不安”（为什么不安）来测试员工，尽量找出他们不安的原因，并加以消除，从而使员工能够安心乐业。这种“安人之道”，是“仁”的精神，乃是中国式管理的衡量标准。凡事以“安”或“不安”来衡量，就比较容易找出“安人”的合理途径。
2．员工如果关心工作，就会用心地适时应变
管理的过程是：确立目标和标准（经），然后赋予员工应有的权限，使其在法令规章许可的范围之内权宜应变（权）。这种“经权之道”是“义”（合宜）的法则。组织成员应共同发挥“持经达权”的精神，适时地应变以求合理。我们发现只有在安人的情况下，员工这种应变得宜的能力才有充分发挥的可能。
3．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人，彼此都需要被尊重、被了解和被同情，非如此不得其安
管理的态度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组织成员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礼”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角色期待”。每个组织成员都应该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按照自己应有的角色期望，来好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便是合乎礼的表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彼此互信互谅，奠定互助合作的良好基础，才能够进一步以“絜矩之道”来促进协同一致的组织力量，并把组织的合力提升到最高的水平。
安人之道，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经权之道，是与时俱进的有效途径；而絜矩之道，则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三者简单明了，易知易行，完全符合重点管理的要旨，符合人性需求。我们运用起来，自然得心应手，丝毫都不会觉得困难。三者合一，即能合乎中道，无往而不利。
自古以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切冲突都起因于走偏道、走极端；所有的暴力，均由于泯灭人性。科技发展虽然能够打通山川的阻隔，却仍然难以跨越人类心理的鸿沟。西方的物质文明亟待我国的精神哲理来加以指导。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当然是安人之道的适时措施，但是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实际问题，则有待于絜矩之道的将心比心。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与时俱进的经权之道，诸如宏观调控，以及各种必要的政策，来加以规范和辅导。新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倡导，更是防止现代人欲望超越理智、情绪淹没理性的必要措施。中华民族在经济发展中提升自我的品德修养，在和谐中学会互助、分享，中道管理，当然普受世界的欢迎！第一章虚以控实导言
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我们的中国式管理，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思想体系呢？我向大家保证，一定有，但其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了解中国人对体系的概念，与西方人对体系的概念，在理解上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都喜欢采取西方的观点，来看待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所以显得很乱，而且很危险。为什么说很危险呢？因为学术界公认，全世界最早知道什么叫作整体概念的，是中华民族。西方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掌握整体概念。
我们现在很重视科学，可是大家看到“科学”这两个字以后，会有一种感想：“科”就有“分”的意思，即分门别类，专科，很少有人说是“全科”的意思。一位科学家是不一定能写诗的，诗人往往也不是科学家。所以，科学不能代表整体的学问，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
科学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是它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的威胁。大家有没有发现，人类最可笑的，就是每发明一样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是想让它来帮助人类的，但是发明出来以后，人类很不幸地就变成了它的奴隶。我们发明钞票，原本是为了方便交易使用的，但是我们现在都变成了钞票的奴隶；我们发明电脑，本来是想帮助人类减轻劳动压力的，但是现在的小孩子，整天沉湎于电脑游戏之中，都变成了电脑的奴隶；我们从事管理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好，但是现在许多人已经受到管理的约束，好像不听它就不对。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你看西方的很多科学家，研究到最后，他会信神，为什么？21世纪刚刚开始时，科学家就已经觉悟了，说科学应该受到相当的限制。科学家已经了解到，科学再这样盲目地发展下去，人类会灭亡，世界也会毁灭的。而且，他们也认识到科学发展是一条渐进路线，就是说科学只能到达真理的边缘，永远无法掌握真理。科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最起码科学不是一定能带给人类幸福的。因为在许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人们的自杀率往往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了解科学家会信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感觉到有一只隐隐约约的、看不见的手，但他们始终搞不清楚那只手是什么。
我相信许多人在做任何经营管理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是永远搞不清楚是什么。可见科学并不能概括全部的学问，所以人们就想到另外一个名词，叫作“哲学”。“哲学”这个名词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老实讲，当我们真正学习了西方完整的哲学体系之后，会感觉中国是没有哲学的。我们汉字中的“哲学”这两个字，是日本人把它创造出来的。在我们中国人还没有翻译之前，日本人用中国的汉字，去翻译西方的名词，就把西方的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后来中国人觉得好像也不错，于是我们就叫“哲学”，其实是大错。
西方的科学家是不太信服哲学的。虽然西方讲得很清楚，哲学是母亲，所有科学都是母亲的儿子，但是这些“儿子”长大以后，都翻脸不认“母亲”了。西方科学家认为科学才是实际的，而哲学是虚幻的。哲学这个老妈妈，抚养了这么多小孩子以后，自己却连一个传人都没有。所以，我们现代管理刚开始的时候，是从美国开发出来的，但那个时期正好是美国反“形而上”的时代，他们认为既然看不见的手不可知，就不要去管它，于是美国发展出一套有形的管理科学。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管理科学就遭遇了很大的冲击。我们都知道美国式管理是管理科学，它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发展的最高峰。可是突然间冒出一个日本来，大家如果仔细去了解，就会发现，日本人的管理方式和美国人的管理方式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的，例如日本人是终身雇佣的，美国人是随时跳槽的。美国人的观念就是：我在你这家公司，只要你两年不升迁我的话，就表示你不看重我，那我就要走人了；日本人是没有走的观念的，他在一家公司一待就是一辈子。美国人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上班是公司的时间，下班是个人的时间；日本人只有工作完没完的观念，从来没有什么上下班的观念。美国人有专业，日本人没有专业。你想想看，一个在一家公司待一辈子的人，他有什么专业？所以假如你跟日本人谈专业，他会觉得很可笑，可是你跟美国人讲什么都能做，他也会觉得挺奇怪。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管理只有一套，其实管理是各有一套。德国人不太讲管理，因为德国人是技术挂帅，他们认为只要技术好，其他的都不重要了，为什么一定要管理呢？我们不能说他们错，因为假如技术不好，管理再好也没有用。
为什么说中国人的思想是整全的呢？就是说我们把科学、哲学、宗教、文学等这些学科汇总起来，有了一门课，就一个字—道。西方人没有道，也不懂什么是道。所以真正要讲起来，中国只有一门学问，因此才叫作整全的学问，如果有好几门学问，那就是各有一偏。所以，我们慢慢会感觉到，科学是以偏概全的，可是道是整全的。
凡是整全的，它都有几个特色，其中之一就是不可言说，就是说永远说不清楚。西方人喜欢你讲得很清楚，现在的年轻人也常说“你给我讲清楚”，但一讲清楚，就偏离了道。老子当年讲得最清楚了，“道可道，非常道”，意思就是凡是能够说的道，都不是常道，常道是不可言说的，隐隐约约的，大概这样的，再说清楚就错了。所以很多人觉得中国人好像喜欢打马虎眼，其实不对，因为我们是有整体概念的。如果你讲得很清楚，就讲到一面去了。要讲整体的，那就只能讲得隐隐约约，含含糊糊，大而化之。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个“大而化之”到底好不好，大家要从不同的层次去领略。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人，当他要取得数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必须要通过一个口试。那天有一位口试委员就说要问他一个问题。这位年轻的博士候选人就很注意听，因为对他来讲，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个口试委员就问他：“一加一到底等不等于二？”这个问题对一个研究数学的人来讲，那简直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所以他就纳闷：怎么会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呢？其中一定有诈吧！于是他就站起来，花了20分钟的时间，写了满黑板的公式，来证明一加一不等于二。结果那个口试委员站起来说：“一加一就等于二，啰唆什么？”他就被pass掉了。努力了五年的学业，就如此泡汤了，这就是西方人的问题。
中国人去国外读书两三年，就拿到博士学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整体的概念。我本人不是数学博士，但如果有人问我上述问题，我保证能拿到博士学位，因为我会用纯中国式的回答。我说一加一通常是等于二的，但有时候它会不等于二。如果口试委员要我证明一加一等于二，我可以证明给他看；如果他要我证明一加一不等于二，我同样可以写满黑板的公式告诉他，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到底等不等于二？看情况。这样就可以拿到学位了。
但是现在年轻人很不习惯这样，“道可道，非常道”，说你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从现在开始应该注意，凡是对你讲得很清楚的事情，你都要特别小心。我们现在很信任信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每天股市收盘的时候，显示屏告诉你哪几只股票是涨的信息，是完全没有用的。当股票的涨跌趋势十分清楚的时候，这种信息对你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凡是不清楚的信息才是最管用的，清清楚楚的信息往往没有什么用，了不起是把它保存下来罢了。
所以，这就显出一个层次性来。越基层的人员，要越具体，越明白，越明确。但是到了高层，不一定要掌握很具体的东西。我常常讲，基层员工要计算一个数字，最好算到小数点后两三位才精确，但对于一个企业老总来讲，小数点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基层员工来讲，125600就是125600，不能变成12万，但是对一个企业老总来讲，十二三万就够了。因此全世界最适合当老板的，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不讲那么精确。
我并不是反对科学，只是想提醒大家，科学是不足的。但假如你想用哲学来取代科学，那更危险。因为哲学是虚的，科学再怎么说，它是实的。如果我们偏到实的，叫作“偏道”；偏到虚的，也叫作“偏道”。我们今天讲求的是中道，这是中国人最了不起的智慧。
我们中国最高层次的人是四个字—得道高人，但一个人要到达那么高的层次是不容易的。因此，很少有人能得到那个“道”。有知识的人，或是有技术、有专业的人，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那算不了什么，因为你没有得道嘛！所以我们经常问别人：“你知道吗？”你知什么呢？知“道”啊！既然道是整全的，道是不可分割的，哪有什么专业，哪有什么学科呢？
所以道是包括一切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就表现在这里。不管你有什么学问，只要你说得出来，都在“道”这个范围里面。道是没有端的，道有端就不叫道了，道是没有中间，也没有旁边的。一旦有旁边，就表示你这个系统很小。所以西方人所讲的整体，它是很小的；西方人所讲的系统，就是我这个系统和你那个系统不一样，可见系统也都是小系统。虽然西方也有一种学派叫作系统学派，但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就是因为它是小的系统。中国这个系统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系统是其大无外，大到没有外面；其小无内，小到没有里面的。这个系统就叫作“太极”。
我们中国人一直讲太极，讲了好几千年，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什么叫作“太”，其实它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一个是“大”，一个是“小”。中国人一说太极，一方面就是大极了，另一方面就是小极了。
道，是没有极端的。有“端”就表示很小，道是无边无际的，哪里有“端”呢？只要有“端”就有中间，但中国人向来不走中间路线。我们以前一直认为“中”就是中间路线，就是“骑墙派”的意思，那还得了。什么东西都是A加B除以二，都折中，那就完了。
许多人常说什么“不偏不倚之谓中”，我劝大家不要相信这一句话。我们中国有很好的东西，但是许多后人在没有完全搞懂的情况下，就开始妄加评论了。我们常常说“半桶水到处晃”，只会一招半式，他就要走江湖，所以这些人把我们的整个学术界搞得很乱。
中，是整全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变成合理。当它大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大；当它小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小；当它极端才合理的时候，中就代表极端。你看孟子讲：“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说虽然千万人都反对我，都用眼睛瞪着我，我照样去做。这是中国人的道德勇气。但现在许多中国人不是这样了，常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什么都不行，就变成孔子最讨厌的“乡愿”了。什么东西都走在中间，那是不可能长进的。投资总有风险性，那怎么办呢？投资一半就等于零，因此要么去冒险，要么就不投资了。
道是活的，要不然怎么叫道呢？“道”和“理”两个字，我们比较重视“道”，可是我们落实下来时，就说你讲不讲理。知不知“道”是一回事，讲不讲“理”又是另一回事，一个是虚的，一个是实的。“道”就是道理，所以真正的“道”，就是以虚控实，用虚的来掌控实的东西。
哲学是虚的，科学是实的。基层只有科学，所以对于基层来讲，管理就是一套技术，一套模式，一套规定，一套办法。但这不叫“道”，只能叫作“术”。因此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停留在操作的层面，这些人是没有“得道”的，甚至于说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管理，只会按照别人的规定去做。虽然做得很好，但他们只有“术”，没有“道”；他们只有实的，没有虚的。
再看高层管理人员，他整天坐在那里，只动脑筋，不具体操作。脑筋想了半天，也是虚的，因为想不出东西。但是不是这样的老总都应该被开除掉？其实不然。福特公司有一位老福特，他有一次视察产品线后，回来就对人事部门说，有一位管理人员坐在那里，抽着雪茄，把脚跷在桌子上，上班时间不工作，应该把他辞掉。人事官员就说这位员工是搞汽车设计的，今天看到的车子都是以前设计的产品，明年的车子都在图纸上，可是五年以后的车子连图纸都没有，都在他的脑子里面，如果把他辞掉了，公司以后怎么办？其实这种话，我们中国人很早就说过了，“无用之用，才是大用”，真正有用的就是看着没有用的东西。你看到很有用的，其实都是一些雕虫小技而已。
所以现在一定有人认为中国人反科学，中国人不科学，我不接受这种观念。假如所有公司的总裁都站在车床前去操作，这个公司不会有什么前途。我没有轻视技术的意思，但是总要有人不搞技术。我认为人生的努力，就是从搞技术，然后慢慢远离技术，这样你才更有价值。因此，人是从实的层次起步，慢慢要提升到虚的层次上来。吃饭当然很重要，但如果一天到晚都是为了吃饭，这个人还有什么出息？一个人二三十岁时，为了吃饭，工作有压力，不能想其他事情，这还情有可原。到了四五十岁，若整天还在忙着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个人注定没有出息。可见虚的层次比较高一点。
中道管理，没有边际，没有中间点，我们旨在找一个合理点。中道就是合理点，只要合理就是“中”。中庸之道是合理化主义，不是中间点，不是骑墙派，不是不敢走极端，我们首先应该把这个观念端正过来。否则的话，我们研究了半天，还是回到从前，就很糟糕了。
时代是循环往复的，历史会重演，但每一次都不可能一样。如果老是原地打转，人类就没有进步，没有未来。中道就是合理化，我们在整全之中，不要有成见，也不能有主见。成见太深，或主见太深的人，是很难当好管理者的。就事论事，就此时论此时，时空一改变，合理点就改变了。这样你才能够了解，为什么中国人有变有不变，但合理点是不会变的。这是外国人始终搞不清楚的地方。外国人要么就是变，要么就是不变，只有我们中国人有变有不变，变得好像没有变一样。你说没有变，我在变；你说变，我没有变。这样就叫作“道”。
中国人既然有一套思想体系，当然也有一套我们自己的理论—M理论。那有了体系以后，要不要运用？当然要运用了，不用就很虚。凡是进入观念，而没有实际动作，就是很虚的东西。所以哲学家到最后，大家也不太尊重他，总认为他在体系里面打转，只会在象牙塔里面走路。西方的哲学家，的确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中国的哲学家，自古以来就是走出去的。所以西方人看我们这个哲学体系，就说是不严谨的。我的看法是，不严谨才好，一严谨就把自己关起来了。我们的中国哲学，很早就变成了很通俗的礼仪，这就叫作虚以控实。所以我们是两边都要照顾到，否则也是一偏，就不叫中道。
凡是有所偏的，都不叫中道。我们的依据是大学之道。《大学》这本书，是世界上最好的管理哲学。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能超过它的。
东西方都讲做人做事的道理，事实上，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西方人分开来看，做人叫“人际关系”，做事叫“绩效管理”。中国人合起来：做人做事。没有一家公司，完全靠人际关系可以搞得很好的，可是我也不相信一家公司，可以完全是靠绩效搞好。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是整全的，不像西方人是支离破碎的。
假如在公司里，财务人员告诉你财务最重要，用财务来管理一切就可以了，市场人员说市场最重要，市场营销搞好就可以了，那都是偏道。总经理是不能偏的。所谓“总”，就是要站在最高点，全面掌握，全面照顾，不能偏财务或市场，一偏企业就完了。一个企业要成功，需要几百个理由，一个企业要失败，一个理由就够了。因此老总要全盘掌握，就应以虚控实，走上中道管理。
技术是分工的，分门别类的，各有所精，各有所专，这没有错。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基层是“得道高人”。很多人一学习，就钻到一个牛角尖里面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一个人先要上道，才会有办法摸索，才会知道，到你悟了就“得道”了。这“得道”不得了。今天所有做得很好，而且做得很长久的老总，都是得道之人。做好却不能长久，最后被抓去关进牢狱的人，也就是没有得道—得道之人是不会坐在牢房里面的。“得道”了，就表示你已经走上中道管理的道路了。“道”的体系是很大的，而且是不可能完全讲清楚的。道，是随时在变的，而且道有“常道”，就有“非常道”，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非常道”。“常道”在脑海里面，它是看不见的。如果一位老总连“常道”都没有，就跟基层一样了，整天坐在那里，随着潮流起起伏伏，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上，一个人赶不上潮流，他是不能前进的；一个人只能随着潮流走，他很快也会被淘汰掉。
我们虽然在潮流当中，却要成为中流砥柱：一方面顺应万变，一方面有自己的主张；一方面顺应市场，一方面要创造市场；一方面客户至上，一方面要教育客户。凡是一味顺着市场、顺着顾客的人，最后都将是面临失败的人。
人类很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把东西做出来以后，就开始没有办法去控制它，最后变成被它反掌握，反控制，那人类永远是奴隶，永远没有最高的尊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道管理的原因。
我认为我们首先不要骗人，不要骗自己。凡是说“眼睛看到才算是”的人，都是骗子。因为眼睛所能看到的很有限，太多东西是看不见的。如果亲耳听到的我们都相信，那就糟糕了。很多人就会专门骗你，只要你重视信息，就有很多人给你提供假信息；只要你相信数据，就有人造一大堆假数据来骗你；你相信穿西装的人，他就穿着西装来骗你。我们的“中道”是说我不会相信，也不会不相信，我看着办，好好斟酌一下，从各个方面来探讨，听听别人的看法，我怀疑他的看法为什么和我一样，更怀疑他为什么和我不一样，这样用“比较”两个字，会找到比较接近真理的东西。
社会发展变化基本没有公理，更谈不上真理，只有一些人为的规律。西方文化发展到最后，就是竞争。所以我们今天讲管理就是竞争，这个竞争的时代就是“偏道”。我们往往相信同业是竞争的，这很奇怪，难道同业不能互助吗？联合也是“偏道”，就是同业联合起来，然后共同去欺骗大众。同业应是既联合又竞争的。既联合又竞争，它就“中道”了。
西方文化强调竞争，最后就会分裂，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全世界的人都会抗争，然后人类就很不幸福。今天已经有职业抗争人了，他是专业的，就是没有得道，也不懂什么叫作道，所以他是不和谐的。这和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正好是相反的。我们要的是和谐，要的是融合。我们要的是大家好好商量。我们要的是把矛盾化解掉。我们是要避免冲突的。
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就建议大家，西方的管理科学是很实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术”来用，我不反对，但是你一定要有虚的东西。而虚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国的管理哲学，我们的道学。用我们中国的管理哲学来善用西方的管理科学，这样就正确了。
宇宙一定要和谐才能生生不息，只是西方人一直找不到这条道路而已。我们中国人很早就上道了，可惜现在许多人什么都在学美国。老实讲，20世纪不学美国，是很落伍的。但是21世纪还在学美国，结局会是很凄惨的。因为如果我们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别人的路，就会失去我们的“道”。中国人现在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智慧找回来，以我们的道学来善用现代化的管理，走自己的路，才会走出更加光明的未来。第一节虚以控实的道理
管理哲学是虚的，本身不代表什么，但它可以变成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所有科学都是从哲学中分出来的，所有分门别类的学科，它的总源头、最高点都是哲学。因此美国学工程的人，最后可以拿哲学博士学位，学医学的人，最后也可以拿哲学博士学位。任何科目发展到最高点，都会进入哲学的层次。但是我们提醒大家，中国道学强调的是要把虚和实兼顾并重，不能偏颇，然后加以合理地应用。我们用管理哲学来善用管理科学，这叫作“虚以控实”。一、庄子所说的一则寓言
在《庄子·秋水》中，有一则关于“动物、风和心比快”的寓言。其大概意思是：古代有一种多脚虫，用很多只脚在地上爬动。多脚虫看见蛇一只脚也没有，可是比自己爬得还要快，非常奇怪。于是多脚虫就问蛇：“我用这么多脚走路，还不如你没有脚走得快，这是什么道理？”蛇回答说：“我顺着天机而动，要脚做什么？”蛇自觉还不如风，对风说：“我用脊背和两胁走路，还像有脚的样子，现在你呼呼地从北海刮过来，又呼呼地吹入南海，却像没有形迹似的，为什么呢？”风回答说：“不错，我刮起来，可以从北海吹到南海，但是仍然比不上人，人用指头指我，我吹不过它所指的方向。”人的视力跑得比风还要快，而人的心思能够在刹那间越过时间、穿过空间，速度比视力（光线）更快，而其本身却是无形的。
思考分析
大家要从这则寓言中了解到，无形的才是最快速的，无形的才是最有力的，无形的才是机动性最高的。用无形的力量，来管制有形的物体，是最省力、最有效的。
管理所要求的是省力，所以偷懒不算罪过，因为科学就是让我们人类越来越偷懒。偷懒不是真正的懒，而是让我们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科学的原意，是不要让我们把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在那些天天在做而没有什么成效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有些事情让别人去做，我们才能够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无形的弹性最大，无形的能量最强。我们不要轻视这种看不见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的美国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善用工具的人。我们也都知道人应该善用工具，也都知道管理一定要运用现代化的设备、仪器和工具，我们都不反对。你单独地看那只多脚虫，会觉得它爬得很快。可是一旦碰到蛇的时候，多脚虫就很泄气，因为蛇比它爬得更快。但蛇是没有脚的，它没有工具，所以多脚虫就觉得很奇怪，自己工具这么齐全，设备这么现代化，怎么会效率不高呢？可是蛇说我快有什么用？我还有形，还在那里爬行，你看风，它一阵子就过去了，比我还快。所以蛇就觉得无形的比有形的实在高明得多。风又说我有什么快的？你看人手一指，我就永远超不过他这个方向。风还要吹，人手一指就可以了。手又说指有什么用？你看人心说变就变，还不用指，天底下还有什么比人心变得更快的？一个小时前说得好好的，一个小时后就全变了。人心无形无重，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
这一则寓言告诉我们，“有”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要完全相信“有”可以决定一切。换句话说，科学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完全依赖科学。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当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想到如果哪天停电，可能连家都回不去了。因为楼层太高，没有电梯你就很难爬上去，即使上去可能也下不来了。过分依赖科学，对人类来讲未必是很幸福的事情。二、管理有两个不同层次
任何管理思想，实际上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它的形上基础，一是它的形下理论。前者系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ideology），称为“管理哲学”（management philosophy）。后者为具体而明确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叫作“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管理哲学”是“虚”, “管理科学”是“实”。前者看不见、摸不着，后者却具体而明确。可是这具体而明确的“管理科学”，无法不受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管理哲学”的支配和控制，因为虚才能控实，谓之“以虚控实”。
管理哲学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它是无形的，你会感觉到它隐隐约约的存在。但它又是很具体的，好像你要一个人把他的人生理念、价值观、是非标准等说得很清楚，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自己感觉得出来。所以我们慢慢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中国人不太相信别人的话，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西方人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他很相信别人的话。西方人比较相信看得见的对象，我们中国人好像比较相信那种看不见的东西，从这里去琢磨，我们可以更容易了解这一点。管理科学是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它是有形的，是具体而明确的。
管理哲学形成管理者的“决策态度”，管理科学则形成管理者的“管理态度”，而“管理态度”乃是“决策态度”影响的结果。管理科学接受管理哲学的支配和控制，我们称之为“虚以控实”。因此，管理者所表现的“管理态度”，往往受制于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以致同样的一套管理制度和方法，由于管理者的理念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运作与效果。
你看一套制度，在这个工厂很有效，到了另一个工厂就变样。一位老总经营这家企业很有成效，把他调到另一家企业去，可能就不行了。所有制度没有变，产品没有变，组织没有变，人员没有变，只要换了老总，这家公司很快就不一样了。一个老总并没有做什么，机器不是他操作的，原料不是他采购的，产品也不是他包装的，但是他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这是很虚的东西。因此，有什么样的管理哲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效果。可见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我们要加以重视。
事实上，企业经营者凭着他的“管理意志”（the will to manage），决定一套“处理周遭事务的方法”，因而创造了“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美国有位管理学家，他告诉我们：“管理要跟文化相结合。”换一种说法就是，管理科学必须和管理哲学相结合，才能有效。三、管理哲学即管理之道
我们仅有管理哲学还远远不够，因为哲学和科学也是各有一偏的。虽然哲学的范畴已经比较广了，但是还没有系统那么大，哲学也常分为很多不同的派系。所以我们基本上把管理哲学称为管理之道。
管理哲学就是管理之道。“道”不是一个理论（theory），不能当作一个理论来看。“道”是“行走的道路”，亦即“所由”。管理界一切现象所由以存在、所由以生灭、所由以运行的，都称为管理之道。它具有两大使命：一是“清理观念”，研究“管理究竟是什么”（What is management），也就是促使管理者“从全局的眼光来看管理”。一是“指导行为”，研究“管理应该是什么”（What management ought to be），从指导的立场来检讨管理，明辨我们应该怎样管理。换句话说，管理哲学必先追究管理的“意义”（meaning），再评估其“价值”（value）。“管理之道”是中国人自己的名词，它是虚空的，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现代人称之为“经营理念”。其实，经营理念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严格来讲，应该叫管理哲学。所以管理哲学、经营理念、管理之道，其实都是同样的东西，都是很虚的。它存在于管理者的脑海里面，必须通过管理科学的运作，才有具体的事实。如果不通过实的管理科学，它是表现不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只有科学没有哲学的人，是“瞎子”，会动但他自己不会看路。相反的，只有哲学而没有科学的人，是“跛子”，他没有脚，自己不会动，行动十分不便。我们不愿意做跛子，也不愿意做瞎子，要做一个整全的人，所以一定要行之有道。这个道对我们来说是很整体的，很整全的，是不可分割的。
管理哲学通过选择、运用和批判管理科学，才得以显现功能。对于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和工具，你选择哪一种，完全由你的管理哲学来支配和决定。例如，公司可以规定员工上班都要打卡，而且处分很严格，也可以规定打卡不必那么认真，只要办好外面事情就可以了。业务员将事情做得让客户满意，就算晚一点回来再打卡，或不打卡直接回家都可以。你不能说这样做就不对，只要对公司很适合就可以。我们运用管理科学的时候，要批判，批判之后再选择，才能够调整。我们用得越好，就越有信心，用得不好时就开始怀疑了。所以很多中国企业的老板总有疑问：为什么西方的管理方式，来到我们中国就好像变样了？西方人运用就很有效，我们运用时就没有效了，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整体的文化，和西方是有很大出入的。
管理之道没有形体，却不是“空无所有”。其实改一个字就好了，它是“空无多有”。它不是什么东西，却能够形成任何东西。老子在“道”的不可说之中，提出了“有”与“无”两个观念，来说明“道”的两面性。《道德经》第一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所说的“无”，并不等于零，而是一种幽隐而未成形的潜在能力。管理者凭着这种“不见其形”的潜在能力，来下决心，做成“有”的决策。然后依据既定的决策，来选择和运用管理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无”和“有”既非对立，也不矛盾，它们是一贯的，连续的，表示管理者由理念向下落实而产生决策的一种活动过程。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有管理措施，都产生于管理者的决策（有），而决策则来自管理者心中的理念（无）。“无”的情况，牟宗三先生认为正是荀子所说的“虚一而静”，是一种无限妙用的心境。“虚”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心灵黏着固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方向上”，管理者具有开放的心灵，心里不存在任何偏见或成见，才会“虚”心听取同人的意见，接受同人的参与。“虚”则灵；心思黏着在某一特定的方向上，执意要如此做，那就不“虚”了，不“虚”则不灵。管理者的头脑不够灵光，做起决策来，是相当危险的。“一”是“纯一无杂”，管理者的脑海里，不能够存有那些乌七八糟的冲突、矛盾和纷杂，要把它们通通化掉，只剩下统一的目标和原则。保持方向的一致性，管理者才能够情绪不浮动地“静”下来，冷静地综合实际状况，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虚一而静，才能发挥无限的妙用。
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有一次去找一位老和尚，问什么叫管理。我们一般人听了会觉得很可笑，说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去问老和尚怎么管理，这不是笑话吗？因为老和尚似乎什么都不会，但其实他什么都通，这是很奇怪的。老和尚就在面前放一个茶杯，然后一直往茶杯里面倒水，直到水溢了出来。松下幸之助说：“水不是满了吗？”老和尚就说：“你知道水满了，就懂得什么叫经营管理了。”老和尚这句话是很虚的，但是松下幸之助领悟到了。茶杯不装任何东西的时候，这个茶杯才是有用的。茶杯一旦装了什么东西，它就没有用了。你的茶杯装了咖啡，看到很好喝的酒，想再倒酒就倒不进去了。同样，你的茶杯装了酒，看到很特殊的茶叶，也装不了了。
所以一个有成见、有主见的人，是学不到东西的。只有把脑筋放空，脑海空空的时候，才能装进新的东西。管理者能够不固执，便会十分谦虚地请教有关专家的意见，以冷静的态度，依据安人的目标，来达成正确而有效的决策。
岳飞当年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管理者“虚”心到无限的宽广，便可以无拘无束地运用，这种境界，道家称之为“无限妙用”，哲学界称为形上。形而上叫作“道”，形而下叫作“术”。管理哲学是“道”，管理科学就是“术”。
既然管理要和科学、文化相结合，我们就应注意自己的文化特色，这点非常重要。管理者以自己的一套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管理科学，结果都不相同。所以我不太相信一个管理者去学另外一家公司，把管理制度全盘搬过来，可以做得一样好。
管理者若想“以虚控实”，把管理科学应用得更有成效，首先要建立一套经营理念，进而从实践中获得无比的信心，确立自己的一套经营方式。四、M理论代表管理哲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管理教授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提出著名的X理论（Theory X）与相对的Y理论（Theory Y）之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学教授日裔美国人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建构了他的Z理论（Theory Z），有意把J理论留给日本式的管理，却并未明言，要把C理论保留下来，好让中国人也有一展身手的机会。
即使大内有此雅意，相信中国人也不肯接受，因为欧风东渐以来，一些打分数的人士，已经习惯于使用“A、B、C”代替原有的“甲、乙、丙”, C既含有丙等的意思，对于爱好面子的中国人而言，当然不屑一顾。
我们也不至于贸然打出A理论的招牌。长久以来，由于亲善和敬意，我们已经获得相当的默契，A理论的“美”名，无论如何是美国式管理的专利商标，这是中国人谦虚的美德，委实十分可爱。
然而，中国式管理总该有其理论依据，否则经常到处漫谈，岂非重蹈当年清谈误国的覆辙？好在孔子已经摸透了中国人谁也不服谁的性格，创立“述而不作”的谦和风度，并且以身作则，一再自认无知，宣称：“我并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我只是喜好古代圣哲留下来的知识，而勉力学得来的。”由于他的启示，历代先贤才不敢标榜自己的创见，他们委婉地将自己的智慧，点点滴滴地堆积在孔子、老子、庄子这几位大众心目中较具权威性的先师身上，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罕见的圣贤。正因为这种庄严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中华文化才能够“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得以“万变不离其宗”，成为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道统。反观近代中国人，企图打破三国时代王弼所描述“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传统法则，盲目学习西方“一人一说”的作风，各自标新立异，任意独树一帜的结果，徒然弄得“旧的打破了，新的建立不起来”的悲惨局面，便可证明孔子锐利的透视力，早就洞察“中国人最看不起中国人”，缺乏平心静气、客观交换意见的能耐。
中国近代法学家吴经熊先生说：“西方文明，可说是希腊精神的产物，在目前已发达到饱和状态，所以西方的好学深思之士，反而感觉不足，也就在这时，认识到东方的伟大。”他预言，东方的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禅”，已渗入到西方思想的前锋，将来又会反转来影响东方。他这一番话，虽然十分伤感，却是非常中肯。事实上，中国的管理哲学，唯有用英文书写，在国外（最好是美国）发表，获得彼邦人士的认同和肯定，中国人才会刮目相看，说起来令人觉得悲哀，却也无可奈何！要不然，为什么众多才俊，竟充满了“无力感”？
幸而傅高义（Ezra F-Vogel）的“日本第一”挑起了我们寻“根”的兴趣，在一片中国式管理的探索声中，唤醒我们：必须从道统的洪流中，建构出属于自己的理论。
我们不妨用M理论（Theory M）来代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为什么提出M理论？原因如下：（一）M是“管理”（management）的首字母，表示管理的思想体系。
有人认为不可能有统一的“管理之道”，就西方情况而言，确属事实。因为西方向来一人一说，A专家说是的时候，必定有B专家说非，这也是他们鼓励争辩的原因，彼此都是一偏之见，辩论起来，才会产生互补作用。中国人最重视本源，一切新的都要从旧的当中变出来；所有学术，无不源自《易经》，因此一脉相承，而且脉络分明。事实更证明：中国先哲所说的道理，大都历久弥新，有其颠扑不破的特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显然是存在的。（二）M是“中庸”（mean）的首字母，表示中国式管理，以中庸之道为合理的标准。
中庸之道的管理，亦即“中道管理”，就是现代所倡导的“合理化管理”。日本人竹添光鸿把“中庸”解释为“恰到好处”，朱子则认为：“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措施，假若能够无一瑕疵，那就“毫无缺点”，依现代眼光来看，中庸就是“合情、合理、合法”，非但可以适应环境，而且足以开创新的时代。中国式管理即为“中道管理”。（三）M是“人力”（manpower）的首字母，表示管理应该以人为本。
我们中国人是以人为本，西方是以事为中心。西方人是谈事情，不太管人；我们是以人为主，人才去做事。我们常讲，有人才有事，有人好办事，事在人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我们的重点始终在人上。（四）M是“心”（mind）的首字母，表示管理必须重视儒家心学的发扬。
管理就是心的互动。我们能不能团结一致，就是我的心能不能交给你，你的心能不能交给我。西方的管理一直重视手和脑，我们只重视心。做事情时，西方是注意努力不努力，我们强调有没有用心，是不太一样的。
什么叫“关心”？就是把他的“心”关起来了，他就跑不掉了。如果不将心比心，你很难抓住员工的心。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抓心的。一句话讲完了，人在那里，心不在那里，他在想自己家的事情，他在想未来去哪里，他根本不在乎他的工作，制度管得了他的身体管不了他的心。一个人心在那里，人一定在那里；人在这里，心不一定在这里。所以我们抓到重点，一下子就抓到他的心。但是我们今天受西方的影响太严重，常常讲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非常可怕。（五）M还是money（财务）、method（方法）、material（材料）、market（市场）、morale（士气）、management information（管理信息）、management philosophy（管理哲学）、management environment（管理环境）等词语的首字母，它可以把整个管理都包括进来。（六）M是管理资源（management resources）的首字母。
中国式管理重视人，也重视中庸之道，刚好都涵盖在内，尤其从M的字形看来，它更是四平八稳，左右均衡，十分切合“中”的特性。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当中，前三个、末三个都没有合适的，那么就从其中选取合用的一个，也合乎“中庸之道”。五、主要依据是大学之道
我们管理之道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就是大学之道。大学之道是古今中外最有价值的管理哲学。
我国先哲，从实践中体认“管理之道”，并且正名为“大学”。“大学”的最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亦即“管理的最高原理”。孙中山先生说它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得那样清楚”。从管理的取向来看，大学之道正好是“我们管理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更应该发扬光大的。《大学》首章，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第一要“明明德”，就是“明其明德”的意思。“明”即明白，“明德”指“能够明白道理的一种天赋本能”。禽兽、草木并没有这种明德，因此对一般动物讲道理，是永远讲不明白的。只有人类才有此明德，你对他讲道理，经过一段时间，他总会认同的。第一个“明”字为动词，可解释为“表明”“表彰”，或“发扬光大”，亦即把人本来具有的明德“刮垢磨光”，便是“修身”或“修己”。（一）管理以修己为起点，以安人为目标。管理的意义，便是修己安人的历程。《大学》所论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从内发扬到外”，教人由“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的管理哲学。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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