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瑞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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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十二）试读：
卷首语
人类始终生活在历史的投影里。
这投影，既非上帝恩赐，也不是什么神袛做的手脚，而是源自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那个重要特征——记忆。
历史的投影有远有近，远的如原始祖先迈向文明的渺然足迹，近的如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时间之流，不舍昼夜，不仅把已经发生的，而且终将把正在发生的以及行将发生的一切，都裹挟而去，统统融入历史的投影。
最早意识到这投影价值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他老人家一句“温故而知新”，虽平白如话，却如醍醐灌顶。
历史既是人类活动的归宿，更是面向未来的智慧之源。
谈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表述则更加直截了当，他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主编 刘瑞琳
特稿
战后东北之争（下）
白先勇一项改变历史的军事命令——第二次停战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开始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军事方面，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提出在大陆与共军作战所犯的错误。蒋中正本人也终于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对他在1946年6月6日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影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
蒋中正在这里把最后国军在东北失败，四十七万精锐尽丧敌手，完全归咎于他自己颁发的那道第二次停战令，这是很严重的说法。蒋氏这段检讨相当坦率而沉痛，这在蒋氏言论中，并不多见。如此重大而牵动全局的一项决定，蒋氏当时到底是在何种客观状况及主观心态下而做成的呢？这个问题值得仔细研究推敲。
首先是蒋中正究竟是在何时下决心命令国军先锋部队停止追击的。1946年5月23日，蒋中正偕我父亲等人飞莅沈阳，当天国军正进占长春，蒋氏到东北，亲眼看到国军士气如虹，并得知林彪部队溃不成军，而且苏联态度又有改变，信心大增。如果他在南京时对国军是否应该进军长春继续往北推进有所疑虑，此刻他已没有顾忌了。5月25日，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
可见这时蒋对哈尔滨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清楚，而且有决心要命令杜聿明部队往哈尔滨挺进占领。一直到5月30日蒋离开长春飞往北平，其间即使他心中已经开始考虑何时下停战令的问题，显然也并未告诉我父亲或杜聿明等人，否则我父亲及杜聿明在沈阳或长春一定会向蒋力争继续北进占领哈尔滨了。事实上5月30日这一天，蒋还接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陷电”：“文今晨携钧座函译文及三妹函交马使，谈二小时，马谓钧座意甚恳切，可希望作为解决之根据，渠即将召周恩来谈，告以渠之意见。（一）交通即设法恢复；（二）美方对于若干事件保有决定之权；（三）‘共军’应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以上三点，应由‘共方’接受，除此外，无法调停……”
可见马歇尔也同意蒋的看法，共军应退出哈尔滨及齐齐哈尔。按理说蒋中正下令国军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更加有理可据了。不过马歇尔的意思是要由他本人与周恩来谈判来达成共军撤出哈、齐，这说明至少他也承认了共军占领哈、齐是不合法的。
可是就在飞返南京的前一天，6月2日，蒋中正在北平突然下令停战。虽然停战令6月6日才正式宣布，但6月2日显然已经通知东北行营。蒋氏在这短短两三天内独排众议，不采纳东北杜聿明诸将领以及我父亲的建议，进攻哈尔滨，而做出此一重大决定。尤可异者，蒋氏不待返南京后，与他最亲信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人开会商议，远在北平便独断决定下令停战，而且返南京后第二天即6月4日，马上径自向马歇尔宣布6月6日起主动停战十五天。到底是何种原因促使蒋中正仓猝间做出如此影响大局的停战决定？
多年来，国民党官方的说法，以及蒋中正本人记载的言论显示，1946年6月6日蒋中正宣布这道第二次停战令，是由于马歇尔特使的压力。有的美国学者也倾向这种看法。马歇尔对蒋中正所施的压力的确很大，三番四次威胁要退出调停切断美援。为了安抚马歇尔而下令停战，这是原因之一。
1946年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至4月18日才重回中国。这期间，因苏联红军开始撤退，共军乘机进占中长线上沈阳以北的诸大城市，东北国共两军的冲突乃日趋尖锐。马歇尔抵达重庆当天，4月18日，共军打入长春。马歇尔见东北战事扩大，大为震惊。因此，他返华第一要务便是要调停东北战争，将他惨淡经营而成的1月10日第一次停战令，扩展到东北。但当时共军处处占上风，接着又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周恩来在谈判桌上姿态甚高，马歇尔虽然明知共军进占长春属违反停战协定，但马与周交涉共方撤军，迄无结果。他唯一能使劲的地方，便是向蒋中正施压，要国军让步。4月23日，蒋氏与马歇尔会谈后，在日记中记载：“马歇尔氏于谈话中，全用压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对东北问题再作让步。”马歇尔咄咄逼人之势，蒋氏深有所感，但当时“四平街会战”已进行得如火如荼，蒋早已布署停当，要与共军一决胜负，当然不可能一时屈服于马歇尔的要求。马甚感不耐，翌日与蒋再会面，对中央政府党政军的种种不是，竟肆意攻击起来，“声色俱厉”，蒋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宽予容忍，不与计较”。当初马歇尔使华，主要任务之一即是处理东北危机，而今东北苏联红军撤出后，情况反而恶化，国共军队大打出手，马歇尔个人声誉固然大受打击，而东北战争，可能引发国共全面内战，更教马歇尔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频频向蒋中正施压，以致言辞失礼，正也显示他夹在国共之间，调停一筹莫展，内心挫败之深。
蒋中正于5月23日飞往沈阳，他离开南京前告诉马歇尔：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东北军事长官之报告，国军或已向长春挺进，他亲自前往沈阳，以控该地局势。这当然是托辞，父亲19日返南京已向蒋氏报告东北战况详情了。蒋于5月25日给宋子文函中，承认他之所以来沈阳，就是要避开马歇尔的纠缠。但马歇尔并没有放松，一直电蒋催逼他下令国军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停止前进攻击”。此时中共四平兵败，乃发动宣传猛烈攻击马歇尔包庇国民党，扩大东北战事，中共目的当然在促使马歇尔逼蒋停战。马歇尔这时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尤其蒋飞沈阳，乘的是马歇尔座机，于是中共更有借口攻击蒋赴东北督战系出于马歇尔的指使。马歇尔大为窘迫，被逼得上无线电广播，公开呼吁蒋中正下令停战，以便撇清中共对他的指控。5月31日，蒋中正已到达北平，马歇尔还追电过去：“鄙人兹特重向钧座声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本人之调处急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
马歇尔此刻已显得气急败坏，语近威胁，有意退出调停了。6月4日，当蒋中正返南京会见马歇尔，告之决定6月6日颁布停战令时，马歇尔欣喜之情，可以想见，很可能他会认为，他向蒋中正不断施压，终于奏效。
那么，蒋中正果真是完全屈服于马歇尔压力而颁发第二次停战令的吗？恐怕也并不尽然。
首先，马歇尔来华调停之初，汲汲于催促蒋中正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又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第一次停战协定，在蒋看来，马歇尔所作所为皆有利于中共，对国民党政府则为害甚烈。因此，一开始，蒋中正对马歇尔来华调停，便有所排拒，心生警惕。他在日记中，对马歇尔的批评，坦率、中肯，对马歇尔调停所产生的害处认识得也很清楚。早在1946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蒋对马歇尔便这样批评：“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
他审阅了马所提“临时政府组织法”后，感慨道：“此为‘共党’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自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
蒋甚且认为，听从马歇尔会召来“亡国之祸”，所以自我警惕，要有“定见”，这是很重的话。第二天开“政协会议”，蒋看见马歇尔被中共周恩来、民盟罗隆基等人包围，对中国国情又“隔阂异甚”，蒋担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不禁“‘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史迪威是马歇尔的老部下，甚得马器重，“史迪威事件”后，马歇尔对蒋中正难免不生成见。他到中国后，蒋看见他言行之间，竟处处偏向中共，与史迪威当年同出一辙，难怪蒋“忧心悄悄”，生怕“史迪威事件”重演，损害中美关系。在蒋看来，马歇尔专以妥协中共为能事，简直“完全为‘共党’宣传所迷惑矣”。蒋的说法，也不无道理，3月初，马歇尔竟亲自跑到延安去巡视，受到中共盛大欢迎，毛泽东见机向马歇尔建言：“解决国共军事冲突之关键，端在美国立即停止对华军事援助。”后来，马歇尔果然切断对国军军援八个月之久。
马歇尔返美国述职后回重庆，当时东北国共两军已经打得不可开交，马歇尔仍主张对中共采取妥协。蒋中正认为马“只求暂时不发生战争，即视为调停成功，而于我国之实际利害成败，则毫未计及”，乃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马歇尔毫不为所动，两天后即4月21日，竟呈送蒋备忘录一份，拟以美军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马认为，这样美国军官得以训练中共部队，以利国共两军之整编。幸亏马歇尔这个打算魏德迈早已悄悄告诉蒋中正了，否则马歇尔这个建议的震惊效应恐怕更加巨大。4月28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他对马歇尔的观察：“近察马歇尔氏之心理及其态度，乃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惟‘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心理，竟至如此！”
这里，蒋氏认为马歇尔已经着了中共的迷，完全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失去调停的能力了。而且马歇尔对国军毫无信心，认为国军在东北绝无摧毁共军的能力。“四平街会战”，国军打了大胜仗，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已往北边撤退，可是马歇尔硬是不信，向宋子文表示反对国军进占长春。蒋中正这次真的光了火，5月24日，在沈阳所记的日记中，把马歇尔狠狠地批了一顿：“马歇尔不问我国之利害祸福如何，亦不顾其国政策之能否实现，而惟以其个人之功利成败是图，一意对‘共党’迁就，以致扬汤止沸，劳而无功。近闻马歇尔向子文表示，对我军进占长春，甚不赞同。此乃其一贯之错误政策，无足为异，此时惟有竭尽吾人之心力，以至诚感之，以促其觉悟耳！”
四平兵败，中共中央震动，为了挽救颓势，周恩来向马歇尔表示希望停战和谈。5月27日，蒋中正看到马歇尔转来周恩来致马的备忘录，记道：“周恩来之奸谋狡计，自在意中，而马歇尔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只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战，俾其个人任务，得以迅速达成，而不顾我国脉民命之存亡绝续，为可慨也！”
由此可见，蒋对马歇尔充作国共内战调停人之短处之局限，有相当清楚的认识：马歇尔昧于中国国情，迷惑于中共的宣传，对中共一味妥协迁就，只管个人调停得失，置国民党政府存亡于不顾，而且对东北战况根本不清楚。蒋氏并曾自我警惕，听从马歇尔的调停，可能招致亡国之祸。蒋氏既有此等认识，更了解中共战败求和是“奸谋狡计”，而在1946年6月初短短数日，竟会完全屈服于马歇尔的压力，而做出影响东北全局的停战决定，似乎于理不合。试观其后蒋与马的关系，第二次停战令终止以后，关内国共两军，反而大打起来，全面内战开始。蒋不顾马歇尔退出调停的威胁，于当年10月毅然下令进军内蒙重镇张家口，因此触怒马歇尔，切断对国军美援八个月。由此可见，蒋氏指挥国军进退，自有主见，不一定那么容易受马歇尔左右。因此，1946年6月6日蒋中正仓促间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应该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与动机。
蒋中正在《苏俄在中国》中，特别辟一章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其中有一节是：“我们自信太过……”蒋氏承认由于“自信太过”，“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他举例1927年清党及1934年第五次“围剿”成功，对共党“残余部队，不作最后的追剿，且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在先前检讨“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蒋氏自己说明他下第二次停战令的理由：“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巨深之余，苟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定等诺言，仍可予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
接着蒋氏沉痛检讨：“这不仅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蒋中正于5月23日飞沈阳后，得到前方报告，发觉共军大败，严重性出他意料之外，他在沈阳那几天亲自指挥国军追击，连连得手，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往北溃逃。5月24日，他函马歇尔，由宋美龄执笔，提出对中共停战和谈条件，比先前严苛甚多，而且口气强硬，几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败方招降了。因此，蒋中正于6月2日在北平遽然下令停战很可能是基于下面的原因与动机：
蒋中正确实认为共军“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决无再起可能”。他于6月2日返南京前下令国军停止追击，一方面可以安抚马歇尔，缓和美方压力，同时还留了一着活棋，6月7日，在停战令生效的同一天，他电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内附复马歇尔信：“即在东北，国军有行动自由，及政府在东北接收政权，不受阻碍。若共军再有攻击，即予反攻。再共军恐难就范，故仍须准备进攻。”蒋氏显然并不相信共军会遵守停战协定，但同时他却认为，下令停战后，国军仍旧有能力，随时可以再进攻。
事后看来，1946年6月初，东北林彪部队经“四平街会战”兵败，损失惨重，已失去战斗能力，可以说是其在整个东北战争中，最虚弱的一刻，而国军四平大胜，新一军在陆空联合作战的威力下，势如破竹，直追过松花江岸，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也是国军士气最高昂的时分。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国军亦最有利，苏联斯大林玩两面外交，看见共军在四平会战中节节败退，已认为东北战争国军一定会赢，乃于5月6日通过蒋经国邀请蒋中正访苏。国军进占长春后，苏联态度转变更大，向国民政府示好，表明不会支援共军了。至于美国方面，亦承认共军进占长春、哈尔滨，是破坏马歇尔促成的停战条约，因此国军师出有名。而且此时关内国共战争还没有全面展开，国军在东北可以集中力量“剿共”。因此，国共两军在东北一决胜负，1946年6月初，是国军占尽优势的关键时刻，这个良机一失，国军便再无赢得东北的可能。
蒋中正当时对东北局势显然作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考虑到骤然下令停战，对国军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如他检讨中自云，由于“自信太过”，对共军产生了轻敌心理，以为林彪部队，“决无再起可能”，乃贸然下令停战。第二次停战令下达的时机，完全违反军事原则。《曹刿论战》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两军对垒，往往是一场比较士气高下、意志力强弱的决战。正当国军一鼓作气，往北挺进，眼看胜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对当时将士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从这道第二次停战令开始。
毛泽东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差点输掉整个东北，但蒋中正下令国军停止追击，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把东北彻底失去了。很可能，国共内战的胜负，在1946年6月初，已经决定。父亲的憾恨
1956年5月2日，父亲在台湾上书蒋中正一封密函，其中有这样一段：“抗战胜利后林匪彪窜扰东北得苏俄接济占据东北战略要点——四平街国军久攻不下职奉钧座命令前往四平督师三日而攻克之当时我统帅部曾获谍报苏军约六千潜留长春故密令国军不准渡辽河职当时身临前敌关于匪情比较清楚故本上级指挥官企图曾独断下令严饬杜总司令聿明率部越过辽河追击攻占长春吉林匪所部死伤惨重溃不成军确已失去战斗能力若照职原定计划继续穷追本可将其消灭于东北境内以免该匪后来在东北接受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五十万人之优良装备为我第一劲敌同时我可将东北国军精锐调进关内形成重点使用剿匪军事或可改观无奈马歇尔将军受匪共欺蒙左袒毛匪强迫东北国军停止追击遂使林匪坐大反噬养虎遗患往事追忆真令人痛心疾首者也。”
同年12月，蒋中正的《苏俄在中国》出版，这时距“四平街会战”已有十年。蒋中正与父亲，两位“四平街会战”的主事者，在十年后，各自追忆起这一段国共斗争的历史关键，同感“痛心疾首”。蒋氏悔恨当初错下第二次停战令，父亲则痛惜蒋中正未能及时采纳他的建议，彻底消灭东北共军，以致林彪部队坐大反噬。
父亲一向冷静沉着，喜怒轻易不形于色，但不止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晚年在台湾，每提起这一段往事时，犹自扼腕顿足，憾恨之情，溢于言表。我很少看见父亲论事如此激动，即使论到“徐蚌会战”——另一个与他纠葛甚深的战役，他也没有像谈到“四平街会战”时如此痛心惋慨。“四平街会战”，最终竟功亏一篑，一着棋错，满盘皆输，这是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到他晚年亦常引以为憾的一件恨事。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替父亲做口述历史访问，从1963年起，共访问了一百二十八次，共五十二万言，可惜还未及谈到国共内战，1966年，父亲遽然逝世。因此，来不及论到1946年的“四平街会战”，但即使如此，父亲的“访问记录”中，竟有四处提到这一个他始终未能释怀的战役。1952年1月，国民党主要军事首长在台北县林口校阅军队，由左至右为何应钦、白崇禧、孙立人、陈诚。
综观父亲有关“四平街会战”的言论，可以归纳成几个要点：（一）父亲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首败在军事，而军事失败，又以“四平街会战”没有彻底剿灭共军，而让林彪部队坐大反噬，“养虎遗患”，最为关键。在这点上，父亲与蒋中正看法相同，皆认为“四平街会战”功亏一篑，不仅影响东北得失，甚至决定整个内战的胜负。（二）父亲亦不便点明蒋中正下停战令之错误，而归咎于马歇尔的压力及其对中共认识不清。但父亲接着说：“当然我们在大陆之失败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总是不行的。”言下之意，也认为蒋当初不应过分依靠美国，受马歇尔左右。父亲曾向蒋建议，如马歇尔责怪，可以将继续追击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父亲一再向蒋中正请命，让他留在东北，完成彻底剿灭林彪部队的计划，蒋始终不许，强令父亲返南京。所以父亲反复说蒋主席“硬”、“一定”要他回南京就任国防部部长。父亲大概对这件事始终是耿耿于怀的。（四）父亲不仅力主乘胜追击林彪溃败部队，攻下哈尔滨、佳木斯、满洲里等北满主要城市，父亲更建议清除东北共军后，马上组织三百万民团以巩固确保地方治安，再抽调五个美式械备师，到关内帮助北平行营在华北“剿共”。（五）父亲往东北督战，四平街攻下后，父亲下令继续进攻长春，杜聿明出示中央命令，因得密报长春潜伏有六千苏联红军，令国军不准越过辽河。父亲判断林彪部队已经溃败，应乘胜追击，乃独断下令，严饬杜聿明继续追击，往长春挺进，并连夜飞返南京向蒋中正报告事情经过。这一段史实，在杜聿明的回忆《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一文中，并没有记载，读杜文，令人得到的印象是四平街攻下后，杜聿明要下令进攻长春，反而是父亲迟疑不决，杜极力说服父亲，父亲才同意追击。我记得父亲对当时的情况曾有这样说法：他的确三番四次询问杜聿明，国军是否有把握攻下长春，当杜保证有把握后，父亲乃下令进攻，并对杜说，在南京中央方面，由他去负责。杜文中完全没有提六千苏联红军潜伏长春，中央下令国军不可越过辽河之事。既然父亲于1956年上呈蒋中正的密函中，郑重提起这段历史，尤其突出他“独断下令”的事实，蒋应完全了解当初情形，当以父亲的说法可信。杜聿明的回忆文章是被俘后在大陆所写的，他隐去这一段，而且颠倒了一些事实，可能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但对杜聿明这篇文章，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多所引用，所以应该澄清其错误的地方。事实上当初父亲见机独断下令追击，十分重要，因此国军攻克四平后，才得以马上继续追击，在公主岭赶上林彪部队，将之击散。对中央的命令，杜聿明不敢违抗，但父亲是蒋中正特派到东北督战的大员，才有独断行事的可能。
父亲于5月19日连夜返南京向蒋中正报告四平街战况后，便于5月23日急着赶回东北。父亲在“访问记录”所载，似乎是蒋临时起意要与父亲一同赴沈阳的，但既有宋美龄、张嘉璈等人偕往，可见蒋在那两三日内已经决定要亲自赴东北主持大计的了。他曾在给宋子文的函中说过，他去东北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避开马歇尔逼他停战的压力。事实上他赴东北亲自指挥国军追击，反而更坐实马歇尔说他有意拖延停战的指责。其实当初的上策应该是，既然父亲往东北督战已获大胜，理该再让父亲独自重返沈阳继续主持国军北进攻击计划，蒋自己留在南京与马歇尔周旋，试观日后蒋能让马歇尔八上庐山，为了调停疲于奔命，他在南京再应付马歇尔两三个星期，应该不成问题，正如父亲所提，可以将责任推到他的身上。蒋与我父亲同赴沈阳后，父亲又数度向蒋请命，希望留在东北，完成肃清共军的任务，如果蒋允许父亲所求，东北的情况应该完全不同。
苏联撤军后，在“四平街会战”国共双方展开主力大战，东北的问题已由国际外交转成以军事为主了。这时，东北的军事主持人地位日显重要。持平而论，杜聿明在国军将领中，算是相当杰出的一位将领，后来因为东北战争失败，徐蚌会战全军覆没，而遭到各种攻击，且被美国人在“白皮书”中斥为“庸将”，但他的老上司关麟征说了公道话，他称赞杜聿明精明强干，“论学术能力，均不失为是一个好将领”。但他也认为杜作战经验不足，指挥大兵团与共军作战的经验尤其不足：“一个只能挑一百斤的人，却要他去挑一千斤，这又焉能不垮不倒？”中共方面既然打出共军中第一张王牌林彪来，国军也应该推出一位与林彪旗鼓相当的将领与之对抗。而且杜聿明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因派系不同（熊为政学系），意见相左，杜时时受掣于熊。如果父亲能留在东北主持军事大计，这些都不成问题了。父亲是国防部部长，职位高于熊式辉，而且北伐时，父亲任东部军前敌总指挥，指挥过熊。如果让父亲坐镇东北，指挥杜聿明下面廖耀湘、陈明仁、孙立人这些国军中的虎将，以当时国军之气势及军备优势，“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的可能性极大。
军事平定后，父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治理东北的计划，那就是：“编三百万民团，自动保卫地方。”父亲本来就反对战后贸然裁军，尤其反对解散各地方游击队及伪满军。父亲这项组织民团的计划，一定会将东北地区的游击部队及伪满军统统收编。后来陈诚下令解散东北三十万伪军，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投到林彪部下，共军如虎添翼，是后来共军在东北得胜的主要因素之一。父亲在30年代治理广西时，便以训练广西民团著名。父亲又当过八年军训部部长，练兵有丰富经验。如果让父亲在东北组织训练一支三百万的民团，这些民兵深入东北各地农村，保卫地方，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队，将是一股劲敌。而且共军干部下乡展开土改，组织农民，也将遭遇这些民兵的抵抗。父亲计划中的三百万的民团，将是稳定东北的一股重要力量。后来东北国军渐渐被孤立，最后困守在几个大城，被共军包围吃掉，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东北的行政系统未能够组织动员东北人民，辅助国军。军事与行政系统，各行其事，不能相辅相成。父亲建议组织民团，是颇有远见的一项计划。
父亲下一步计划是，东北情况稳定后，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重点使用，入关帮助北平行营打华北聂荣臻部下的共军，父亲认为，如此“戡乱大局或可改观”。
当然，这一切假设端看蒋中正当时是否愿意让父亲留在东北主持大计，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李宗仁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看法：“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划策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必将共军主力摧毁。当时负责东北军事指挥的杜聿明虽同意白氏的主张，但未敢专断，陈明仁则认为战事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应立即挥军穷追，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复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前敌将领得此复电，无不顿足浩叹，白崇禧亦颓然而返。“其时纵是嫡系将领如陈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辉，均不了解蒋先生何以不许乘胜追击，任林彪所部安然脱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数而暗笑。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蒋先生就有这样忌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
李宗仁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可能有偏颇，论述细节也有错误的地方，但他认为蒋中正对父亲有所顾忌，不愿意授权父亲在东北主掌大局，是极有可能的。这又牵涉蒋氏与父亲多年来一贯错综复杂的关系模式了。蒋氏相信父亲的军事才能，所以才会派他去东北督战，处理危机，但一旦父亲在东北指挥蒋氏最心爱的黄埔系王牌军得心应手，打了大胜仗后，还想留下来，总揽东北大权，这恐怕就不是蒋氏心甘情愿的了。蒋极重视东北，所以才会派他至为亲信但才能胆识皆属平庸的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对他忠贞不贰的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熊、杜等人对蒋自然言从计听，不敢有所违抗。而父亲就不那么好驾驭了。父亲“独断下令”进军长春，是有违中央蒋中正的命令的。父亲返南京向蒋报告下令进军长春这件事时，蒋“当场不置可否”，“很沉重的样子”，“‘唔！’‘唔！’连声”，蒋这些反应似乎有点不悦，他对父亲一向敢作敢为的独断作风，恐怕并不很欣赏。蒋不放心让我父亲一个人回转东北去继续指挥，所以才与我父亲同往沈阳，而且将指挥军队的大权拿了过来，亲自指挥国军北进。由父亲的“访问记录”中看来，父亲自与蒋中正同赴东北后，东北的军事大计，他似乎就无权做主了。父亲在长春向蒋请命，希望留在东北，继续指挥国军北进，蒋吩咐父亲：“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蒋的言外之意是否在告诉父亲：东北的军事已有杜聿明负责，不必你越俎代庖了。1958年，白崇禧将军到台北松山机场接女儿白先智，图为父女俩的合影。
1947年夏秋之交，林彪部队早已坐大反噬采取攻势，几度南下攻打四平、吉林、长春，东北国共双方形势优劣逆转，熊式辉在东北人士攻击下，势在必撤。蒋中正一度有意要李宗仁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因李宗仁先前曾向蒋请假赴美就医，当时蒋的方案是：李宗仁调任后，先派父亲代理东北行辕主任两个月，以便李赴美就医。李宗仁以东北形势仍照当时法甚难挽回，固辞不就，因而改派参谋总长陈诚就任。94当时蒋中正一定已经看出当初没有接纳我父亲的请求，让我父亲在东北彻底“剿共”的错误，希望我父亲再度出马挽救东北局面。陈诚上任后，共军一连发动攻势，国军吃了几个大败仗，使吉林、长春、四平街完全陷于孤立。父亲看见东北形势急速恶化，乃向蒋中正建议：应及早放弃吉林、长春，而将东北国军主力集中于沈阳以南，打通营口及锦州之线，使国军补给不致中断，而进攻退守，亦可运用自如。但蒋氏又未接纳，翌年，东北各孤立据点遂为共军各个击破，最后四十七万国军精锐尽丧敌手。1948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政府颁给父亲“二等宝鼎勋章”，褒奖父亲：“抗战甫告胜利，‘共匪’盘踞东北蔓延滋长，杜总司令聿明所部奉令剿伐四平街林彪匪部，旋于三十五年冬衔命亲赴前线督师，一举扫荡四平街匪军，继进军长春吉林，余匪望风披靡，溃不成军，于卅七年元旦奉颁二等宝鼎勋章。”
这枚迟来的勋章，事后看来，对父亲几乎是一种讽刺。蒋中正终于认清父亲在“四平街会战”立功的重要性了，但已太迟。
父亲在1956年上蒋中正的密函中，形容当年在东北没有追击林彪部队，任其坐大反噬，是“养虎遗患”，其为患之烈，恐怕没有人比父亲体验得更深刻、更痛切了。林彪在“四平街会战”战败后，尝到惨痛教训，利用停战得以喘息的机会，马上改弦更张，以哈尔滨、佳木斯等地为根据地，重新整军练兵。1946年年底共军已增至三十六万，1947年夏季攻势前后，增至五十万，而至1948年冬“辽沈决战”前，因收编伪满军，暴增至一百多万。“辽沈决战”中，林彪部队将国军四十七万最精锐的军队全部吞噬，缴获国军美式军备两千辆卡车、一百五十辆装甲车、七十六辆坦克车，还有数量庞大的枪枝弹药。得到这些美式优良军备，林彪的部队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支强大无敌百万之众的“四野”了。“辽沈决战”后林彪统率“四野”迅速入关攻打平津，傅作义不战而降，1949年1月31日林彪军队入北平。4月，林彪率部沿平汉路南下，当时他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兼华中局书记”。同时，父亲亦任职“华中剿匪总司令”，坐镇武汉，与林彪再度交锋。三年前“四平街会战”，林彪是父亲手下败将，而今卷土重来，而且刚刚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其气势自不可同日而语，而国军“徐蚌会战”惨败，六十万大军覆没，共军渡江，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军士气已经全面崩溃。父亲在华中的守军约二十五万人，此时又因蒋中正下野，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军饷困难，而且黄埔系的将领如宋希濂辈，骄兵悍将，竟不听指挥。此时，父亲左支右绌，情况至为窘迫，自然无法抵挡林彪强势部队的进攻，5月17日武汉失陷。父亲率军入湖南，节节抵抗，7月，因程潜、陈明仁投共，长沙陷落，父亲的军队退守衡阳，在衡阳附近青树坪父亲布下埋伏，林彪五万军队中了陷阱，大败而退。这便是国军的“青树坪大捷”，也是“徐蚌会战”后国军最后的一次胜利。但共军攻势，终不可挡，林彪部队直下粤、桂，10月14日占广州。父亲率领他的几个广西子弟兵团回家乡作最后抵抗，但此时早已军心涣散兵无斗志了。11月22日桂林陷落，12月4日，南宁失守，父亲撤离大陆，飞往海南岛，手下全军覆没。翌年4月，林彪部队攻占海南，大陆易手。
父亲身经北伐抗日，屡克强敌，赢得诸葛盛名，但最后竟败在林彪手里。如果当初“四平街会战”，蒋中正肯接纳父亲建议，彻底消灭林彪部队，而这一场惨痛失败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父亲追忆这段历史，能不“痛心疾首”？1948年冬，东北最后决战是由蒋中正亲临指挥的，他眼看着林彪部队将他最心爱的数十万国军精锐一一吞噬，他心中的感受恐怕与父亲一样痛切，所以才会得出他亲自颁发的第二次停战令是“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的结论来。结论
东北战争的胜负，对整体内战的影响是有决定性的。首先国军方面在东北被困住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战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本来就很大，东北战争的消耗，火上加油，是促使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之一。又因四五十万最精锐的国军困守东北，华北的军队不敷使用，防务空虚，等到林彪部队一入关，华北守军便无法抵挡，平津遂告陷落。东北战略经济地位如此重要，而国军又全力以赴，必欲得之，最后竟全军尽没。东北战争的失败，对当时全体国军军心士气震撼至剧，遂发生骨牌效应，林彪大军一入关，也就是国军全面崩溃的开始。林彪部队能够长驱直入山海关，一直打到海南岛，席卷大陆，成为国军第一号劲敌，亦就是国军东北败守的结果。“四平街会战”后，约有四个月东北国共军之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个期间，如果东北行营能够励精图治，以政治辅助军事，组织民众，建立地方势力，如父亲所建议，组编三百万民团，以保地方，如此亡羊补牢，最后国共两军开战时，国军或许不致陷于孤立，而被共军各个击破。当然这些措施的首要条件就要看东北行营是否领导有方，组织健全了。
而答案又是否定的。
历来检讨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文献，国共双方多有论述。在国民党方面，尤其是东北人士，大都认为东北行营的领导人一开始便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战后东北军事、政治、外交各种情况复杂，领导东北行营的人选，或在军事上应是一位能够运筹帷幄、精通韬略而又声威服众的上将人材，或在政治上能够号召东北人民、唤起群众、组织群众的领袖人物，或在外交上通晓国际事务，尤其能对付俄共、能知进退的外交家。这样的人选，本来难寻，而蒋中正却偏偏选中了政学系要角的熊式辉。熊氏本身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被讥为“不文不武”。熊氏虽然出身保定及日本陆大，早年参加北伐，但并无显赫战功，在国军中声望不高，东北黄埔系的将领并不服他。尤其他亲自指挥五十二军之第二十五师攻打本溪，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这是他唯一一次亲自指挥的战役，却栽了跟斗，杜聿明等对其颇为鄙夷。政治上，熊氏除了就任十年江西省主席，亦无过人政绩，尤其对东北人民，完全缺乏号召力。抗战期间，熊氏曾出任军事代表团团长，派驻美国，熊氏英语不精，与国务院甚少接触，后又因公开演讲指责美国未实践援华诺言，引起美国政府不快。当时，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蒋中正面前还曾告了熊一状。熊氏的外交才干，由此可见。后来在东北应付苏联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亦一筹莫展。据说当初是由于政学系领袖张群的大力推荐，熊式辉才得到东北行营主任的职位。国民党内政学、黄埔、CC的派系斗争，又在东北重演，熊式辉对黄埔系的“天子门生”既无法控制，又排斥搞党务的CC人员。于是弄得党、政、军三驾马车，各不相属。熊式辉在东北主政近两年，在这段关键时刻，奠基工作没有做好，所以才给予共产党可乘之机。连在江西受过他照顾的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也批评熊“头脑顽固”，“认为他是一个老官僚”。当时中央党务特派员、东北人士齐世英，亦遭到熊的排挤。他对熊有这样的批评：“我看熊式辉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聪明，善耍把戏，对东北根本不了解。那时中央调到东北的军队，除孙立人而外都是骄兵悍将，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熊又不能与杜聿明、孙立人合作。中央派到东北去的文武官员骄奢淫逸，看到东北太肥，贪赃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对东北人还有点对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声载道。”
东北情况恶化，熊式辉穷于应付，受到东北人士猛烈攻击因而求去。陈诚继任，意气至豪，声言不许共军有第六次攻势。陈雷厉风行，极思有所作为，然“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失军心民心”。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死守四平街有功，国民政府颁以最高青天白日勋章。但陈明仁却以大豆案被陈诚撤职查办，据说陈明仁返南京焚掉将军服，声言要去国府路摆摊贩卖青天白日勋章。陈明仁立大功而遭惩罚，对当时军心打击甚大。在陈诚任内，1947年共军发动秋、冬攻势，国军一连大败，损失十万人，陈诚下台。1948年4月间，南京开国民代表大会，东北代表群情激愤，要求蒋中正主席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谢国人。
陈诚在参谋总长任内所做影响极大的一件事，便是解散东北三十万伪满军。共军将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收编后，如虎添翼。论者多以为战后不收编东北伪满军善加利用，是国民党一大失策。东北人士多持此论，例如曾为东北国大代表的于斌主教，便有这一段十分沉痛的检讨：“我们在大陆的失败，始于东北的失败，而东北的失败则非纯国军在战场的失败，实为接收失败。日本窃据东北十四年，曾训练不少伪军，其在日本控制时，固为伪军，当其回到祖国时，则为爱国青年，在光复之初，一心等待收编，为国效力，结果却大部为‘共匪’裹胁而去，本已被国军击溃的林彪匪部，得此补充力量，加以苏俄移交之日军装备，短期内即汇聚成一大股有力‘匪军’，数量远过国军，人少力分之国军，纵勇敢善战，至此已无能为力。东北失败后，‘匪军’源源入关，遂导致整个大陆的沦陷……”
东北籍立法委员齐世英也有同样的结论：“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据说一直到现在，湖广一带的地方官不少是东北人，都是第四野战军的。我们的人自己不用给人用，说来实在痛心。”
1948年2月，卫立煌临危受命勉强上阵，但东北大势已难挽回。而卫立煌与蒋中正对于东北国军的战略又有严重的分歧，卫主守，蒋主攻。1948年秋，最后“辽沈决战”林彪大军南下，至“锦州之役”，蒋中正亲往东北指挥，下达命令，卫立煌竟拒抗不从，两人发生矛盾，上级意见不一致，前线指挥官无所适从。先是，10月14日，锦州陷落，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范汉杰以下七万人被俘。蒋中正严令卫立煌反攻，但卫认为锦州已陷，派军往救，恐有被共军围歼的危险，两人曾为攻或守发生争执，最后终于派廖耀湘兵团由沈阳西进，但旋即廖兵团被围，十余万人覆没。同时被围困半年的长春亦因滇军第六十军倒戈，10月27日，另一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以下六万余人被俘。11月2日，沈阳不守，卫立煌出走，东北全部尽入共军之手。
1946年初夏的“四平街会战”对整个东北战争的影响是如此之巨，但历来深入研究这一战役前因后果的专著却少之又少。探其原因，国民党方面由于四平之役下停战令是蒋中正本人铸成的大错，不便深究。当年参加过东北战争的国军将领如赵家骧等人写回忆录时，这段历史也只能点到为止。至于被俘的国军将领如杜聿明等，又有了另一种顾忌，对于共军的惨败情况，不能照实写，只好曲笔带过。在中共方面，“四平街会战”事实上是国共内战中头一等大败仗，当然不愿多加宣扬，提到四平兵败、林彪部队溃逃的情形，一律用“主动撤退”遮掩。只有许多年后，像罗荣桓等人的回忆录才偶尔说几句真话。至于国军当时没有进占哈尔滨，中共的说法通称国军已无力进攻，事实上彼时毛泽东已下令撤守哈尔滨。
至于外国学者，对“四平街会战”的来龙去脉及其重大意义有深刻了解的，亦属凤毛麟角。美国学者列文教授（Steven I．Levine）对战后东北问题颇有研究，他的专书《胜利的锤炼场》（The Anvil of Victory）探讨中共东北局如何惨淡经营、在东北赢得最后胜利的过程。但他论到“四平街会战”，对林彪部队溃败的实况，了解并不深入，因而得出即使国军拿下哈尔滨也“不太可能逼退或歼灭善于闪躲的共军”之结论来。李格中校（Robert B．Rigg）当时是美国大使馆武官助理，他曾在东北目击“四平街会战”经过，后来他将东北战争的历史写成《中国红军》（Red China’ s Fighting Hordes）一书，此书常被外国学者引用。李格虽然认识到“四平街会战”的重要性，并认为1946年6月6日的停战令“不仅是东北战争亦是整个内战的转折点”，但他也误以为林彪部队能够“主动”撤离四平、长春，从容北退。当初美国政府对东北四平一役的情报的确有误，难怪马歇尔硬是不肯相信国军已将共军主力击溃的事实。其他外国学者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对“四平街会战”有清楚认识的并不多，连具有权威性的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其中“民国史：1912—1949”论述到东北战争这一段，对国军在四平一役得胜的军事意义，也大大地低估了。美国学者中，对“四平街会战”比较有见解的，迄今似乎只有两位。一位是卫特塞（Carroll R．Wetzel），他的博士论文《虎口余生：林彪及东北四野军》（From the Jaws of Defeat：Lin Piao and the Fourth Field Army in Manchuria）对“四平街会战”的前因后果有相当详尽的论述，但此论文成于70年代初，中共方面许多资料如毛泽东及林彪之间的密电尚未公之于世，所以对于共军的溃败实况尚未能深入探讨。另一位是吉林教授（Donald G．Gillin），除了撰写专文《蒋介石与马歇尔：1946年四平街之灾祸》（Chiang Kai-shek and Marshall：The Catastrophes of Szeping-Chieh，1946）论述这段历史外，他在编选张嘉璈日记《东北最后的机会》（Last Chance in Manchuria）的长序中，对“四平街会战”的得失，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他如此结论：“国军停止追击，未继续进占哈尔滨，显示东北蒋氏的军队从此江河日下。虽然数月后战事又起而且持续两年，东北国军再也无法重获1946年初夏他们享有的优势。最后，那个夏天在该地所发生的事（指蒋氏下令停战），不仅令国军在东北失去一次军事胜利的机会，最后并致使国军在中国全盘溃败。”（全文完）
风物
秋日寻谭
简杨一10月的一天，朋友和我驱车离开长沙，朝浏阳开去。
虽然已是秋天了，但高速公路两旁云蒸霞蔚，澄澈如玉的小河倒映着农田、山丘、房舍，气候和北国的春天无异。目及之处，晨光闪烁，阡陌纵横，一片宁静。一百多年前的这里，想必一定更有桃花源境的气氛吧。可恰恰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因国势危弱，大批知识分子忧心如焚，为保国保脉纷纷挺身而出。谭嗣同和他的朋友们率先在浏阳县内小试新政。那些试验起初就像几块小石落入了死寂的水中，但谁也没有想到，随之而来的圈圈涟漪却久久不散，先是在湖南省内激起了剧烈的浪花，接着震荡了全国各地，最后又在北京掀起了惊涛巨浪。
行到浏阳县城，路上宁静的田园风光渐渐消失。闹市区内繁忙异常。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和装璜光灿的商店，我虽然没有惊呼，但已禁不住向朋友问道：这是浏阳吗，怎么和长沙一样热闹？朋友解释说，浏阳曾是湖南省有名的穷县，但近年来经济腾飞，富了起来。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富裕，朋友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浏阳人很有宣传天份，一些普通土产一经他们推销就变得闻名遐迩，像白酒、西瓜、板栗、枣……
枣？我疑惑地问，庆幸自己这次前来不是为了买枣。但我不怀疑浏阳人的能力。行知合一，敢为天下之先，这几乎就是浏阳人甚至湖南人的著名个性。
北正街上行人攘攘，商铺林立。朋友把车速放慢，摇下车窗，不断向路人打听谭嗣同的故居在哪儿。这条街不很长，但车打了两个来回，我们还是找不到著名的谭嗣同故居。最后朋友把车靠在了路边。我们几乎每走二十步就会向路人打听，在“快了”、“前面”和“那边”的指点下，来到了一个街心公园前。
公园不大，空无一人，好像繁忙的北正街和北正街上的人都已经遗忘了它。花草织就的浓绿，蔓延着一直伸到一面墙下。墙是青砖砌的，在两扇紧锁的木门之间，有一个雕花的木窗。墙森严高岸，像切割整齐的峭壁，可门窗却不相宜地窄小。里面是一座民宅，屋檐廊角高高地挑出，映着湛蓝的天空。宅子看去古意盎然，但有的地方很新，修葺的白灰在砖缝中依稀可见。
我们绕过花园朝前拐去，一下就看见了一座木楼。它被分成了三部分，中间是写着“谭嗣同故居”的暗红门楼，两侧各是一个商店，正卖着眼镜和菊花石等亮晶晶的东西。挂着巨匾的谭氏故居像一个巨人那样肃穆地站着，两个小商店却像穿着花花绿绿的小丑，朝它使劲挤了过来。二
迈入谭嗣同故居的门槛，空气一下变得清凉而通爽。阳光从大厅深处的门口穿入，露出后面青砖铺就的庭院的一角，也照亮了深邃静谧的大厅。虽只和闹市相隔几米，我却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踏入了另一个时代。
谭嗣同的塑像迎面伫立。那是一张我早已非常熟悉的面孔，宽阔的前额，深陷的眼眶，紧闭的双唇，聪慧，刚毅，沉着。面对他，我心中还是不由一震。
这是一座具有南方风格的木式建筑，漆色暗红，雕花精致，梁木高挑，透露着古朴和庄重。谭家世代书香，宅院经过几代人的呵护，到谭嗣同的父亲时期臻于完美。谭父名继洵，字敬甫，是道光年间举人、咸丰年间进士，曾任甘肃按察使、布政使和湖北巡抚等要职。由于他曾为高官，这座古宅被当地人称为“大夫第”。
早晨10点钟的故居内，只有我和朋友两人。厅内陈设简单，家具疏落，墙壁上古木的纹路仍很清晰，闪着幽红的微光。我们默默地走着，从大厅、院子、厅次，又走到谭嗣同的卧室、书房。在他的书房中，一盏木制的灯台在书桌上孤然而立，桌后是红漆的书格，立着他读过的很多书和他自己的著作。
谭嗣同，字复生，1865年生于北京，十三岁那年才第一次回到浏阳。在这座古宅之中，他曾和兄弟姐妹相处得亲密无间，和夫人李闰度过了聚少离多的生活，也曾和志同道合的师长同学相互砥砺。在他三十四年短暂的生命中，浏阳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
和戊戌变革中那个人们都很熟悉的他相比，浏阳的谭嗣同似乎有些平常，甚至出人意料。比如，他在北京时住在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书斋叫莽苍苍斋，意寓高远无我，胸怀宽广。在这里的书斋却从浏阳著名的菊花石起意，用它“温而镇，野而文”的特点为自况，叫石菊影庐。
浏阳生活中的谭嗣同，在很多地方让我觉得陌生，也让我感到亲切。他敬父母爱手足，和父亲的政治观点大相异趣，但侍亲甚重，曾备受庶母的虐待，却心地光明，对庶母所生的子女关爱依然。他的责任心很重，自两位兄长逝世后，便承当起了养育遗孤的重任。他爱词章，诗意雄奇开阔，刚劲雄浑，自成一家。他爱篆刻，曾刻下过“芬芳悱恻”、“勇猛精进”、“学书不成去学剑，学剑又不成”等表现他力求日新的印章。还喜欢钻研佛理，是个能进得去放得开的人，曾经写过这样的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念不如少一念。人生如梦幻，天地尽虚空。平时勤学道，病时不怕死。想到来生，则现在草草光阴，无不可处之境，真无一事足劳我之心思者。”爱漫游，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十年间，由于他父亲特殊的位置和他自己的人生际遇，谭嗣同游历了十多个省，用他自己的话说，“合数都八万余里”。也爱交游，朋友中有文人、政治家，也有侠客和普通人，他们让他对社会的各个层面有了具体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和义侠王正谊即“大刀王五”等江湖朋友的深交，让他和一般中国文人相比，多了一种“任侠”的能舍生取义的人生态度。他还爱读书深思，融汇贯通，比如那本著名的《仁学》，就是他“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后写成的。他在成为历史巨人之前，便具备了巨人的素质，只需一个契机，就会完成从平凡到卓越的飞跃。
他还爱剑术，嗜弹琴，有过一琴一剑。剑是短剑，叫凤矩，琴是古琴，叫崩霆。剑魄琴魂，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凤矩剑伴他考察过天下风土，结识了英雄豪杰，崩霆琴则让他保持着精神世界的高傲和寂寞。每当夜深人静，他不是舞剑便是弹琴，这座古宅的上空就曾回响过古琴那凄清而孤远的声音，庭院中也闪动过他那剑气凛冽的英姿。
在安静的庭院内，有一扇木门紧紧锁着。从那儿出去，就能走到我们先前看到的街心公园。那里曾经是谭家的花园。在如今那长满灌木和花草的园中，一百多年前，伫立过两棵高达六丈的梧桐树。在1881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浏阳城中电闪雷鸣，园中的一棵梧桐被劈倒了。谭嗣同就用它的残枝制成了两把古琴，一叫雷残，一叫崩霆。与很多名琴相比，这两把琴的名字意境奇异悲壮，如同谭嗣同一生的写照。在雷残琴上，他写下了这样一首琴铭：“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枝折皮骨腐，纵作良才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在崩霆琴上，他也写下了这样的琴铭：“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
他最喜欢弹奏古琴，崩霆也最得他的爱护。也许是因为在中国的古乐器中，没有哪一种像古琴那样最能象征士人的精神境界吧。古琴音出天籁，生于人心，淡若无为，意存高远。人生际遇，国事兴衰，草木荣枯，季节变幻，山色晦暝，一切都可以在简单的七根弦上表现出来。他就是在琴中寻找自己并寄托精神的。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耻辱让他从舒适生活中猛然惊醒，自号壮飞，从此“雕虫小技，壮士不为”，将贵公子的琴心剑气化作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虑。三
从他的书房出来，我回到厅次。右手第一个房间的门旁，写着“李闰卧室”几个字。想起谭嗣同位于宅子深处的卧室，我不由惊奇身为谭嗣同夫人的李闰为什么会住在这里。讲解员简单地说道，在谭嗣同牺牲后李闰很悲哀，谭父为了减轻她的痛苦，就让她搬到这里了。
卧室内，一张木床和几件简单的家具萧然而立。木床上那些精致的雕花，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光却没有多少磨损，象征男欢女爱的花草虫鱼依然跃跃如生。
李闰是浏阳名士之女，十八岁时嫁给了比她大一岁的谭嗣同。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深感国势飘摇，开始致力于新政。起初只是在浏阳一县小试，办算学馆，传授西方科学知识，赈济灾民，后来受到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重用，又到长沙推广新政。1898年，光绪帝颁布国是诏，决心全力改革。谭嗣同经御前大学士徐致靖推荐，被任命为四品章京行走。
随后，他离开浏阳前往长沙，临行为李闰写下了《戊戌北上留别内子》：
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氏为婚，在癸末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今生结此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或许是因为新政艰难前途未卜，心中充满不测，也或许是多年来的漫游和致力变革的生活让他对聚少离多的婚姻感到愧疚。他通往北京的路一开始便不顺利，刚到长沙就大病一场。从5月离开浏阳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他写给李氏的信有十多封。与人们印象里大马金刀的形象不同，他在给李氏的信中细致关心，谆谆嘱咐，儿女情长处比比皆是。在谈到长沙一病时，他说：“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到武昌后又寄书：“父亲慈心，更甚于昔，亦甚惦念我等，曾问我家眷到底在何处住好。我对云：暂在浏阳住甚好，若浏阳不安靖，即可令其来署中住。大人身以为然……”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就在北京殉难了。
噩耗传到浏阳时，已是深秋。只有三十三岁的李闰无比悲痛，常在夜深人静时痛哭。七十多岁的谭继洵也十分难过，有次走到她和谭嗣同的卧室窗外说：“七嫂，你不要如此悲伤，我也同样难受，但老七（谭嗣同排行第七）将来的声名一定会在我之上。”李闰是翰林的女儿，出入都十分知礼。因《礼记》有曰“寡妇不夜哭”，她知道自己逾礼了，便向公公表示自己今后再也不会那样。为了减轻她的悲痛，谭父让她搬出了先前的卧室，住到了厅次右边的这一间。半年之后，哀惧交加的谭继洵也离开了人间。一系列的变故，却让李闰从悲痛中振作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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