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领讲述：川军抗战(热血山河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热血山河丛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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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讲述：川军抗战(热血山河系列)试读：

刘湘

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到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 1889年生，又名元勋，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

● 1937年7月10日，电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一致抗日。

●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拟调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14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刘湘任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

● 1937年10月，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率部从川东沿江东下，经湖北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地境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

● 1937年11月22日，刘湘乘船到南京，下令所部各军、师堵击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向浙江境内侵犯的日军。

● 1937年12月30日，专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唐式遵接任。

● 1938年1月20日，病逝于汉口。

刘湘出川抗战前后

1931年2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1933年3月又任命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令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六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江西中央红军长征到川黔边境时，国民党中央电召刘湘赴京会商川政，中央提出：（一）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二）将原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改为川康绥靖主任公署，由刘湘任主任；（三）派康泽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长，中央派10个师的兵力入川，协助刘湘堵截红军。刘湘承诺川军堵截红军，但坚决拒绝派军入川。几经争执，最后只好接受中央派参谋团入川。

1935年1月，以贺国光为主任、康泽为政训处长、叶维为副处长的参谋团率领别动队到达重庆。同年2月由刘湘任省主席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康泽、叶维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正副政训处长。他们在四川各专员公署设政训室，由别动队队员任政训室主任。康泽原为全国禁烟委员会缉私室主任，现将其缉私总队调来四川，在全川各水陆要道设置缉私专员，形成一整套侦察机构。6月蒋介石来川，在川康绥靖公署召集川军将领讲话，宣布川军要裁减1/5，并在成都北较场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吸收川军编余军官6000余人入校受训。8月至9月，蒋介石在峨眉主持军官训练团，调训川军各级军官和团警干部。10月，又将参谋团扩大为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并成立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所有国省两税悉数解存中央银行重庆分行联合金库。还要省政府迁成都，把四川门户重庆让出来。由此，国民党中央势力骎骎渗入四川。刘湘遂改变其以往拥蒋反共的政治态度。

1934年初夏，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等1700多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次年，5月下旬，黄子谷回川（黄曾任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岷江大学校长，为邓部师长黄隐的胞弟），通过各种关系向川军各将领及社会人士广泛宣传宋庆龄等的抗日主张，建议刘湘等以团结抗日为重，与各方面加强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派张曙时来川，张即约其老友、川中知名人士傅春吾入川（傅是刘湘高级幕僚乔毅夫、马嗣良的老师，与刘湘亦有旧）。张商得傅的同意，以傅的名义给刘湘写了一封长信，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日前景，劝刘团结抗日力量，反对不抗日的人，建议刘将省政府迁成都，摆脱外来干扰。刘接信后，即派甘绩镛为代表会傅，约傅面谈，对这封信所谈各点表示赞同并请傅今后多予指教。

1935年夏，刘湘派张斯可到泰山会晤冯玉祥将军，向冯请教应付当前时局的方略，要求冯派人帮助整训部队。冯乃派高兴亚、汪导予、李荫枫三人。高在北平遇到郭秉毅，邀其返川。他们来川后，刘湘极表欢迎。此后，刘又派王干青为代表去延安，征询时局意见，并将省政府迁到成都。

四川政治中心移到成都后，刘即放手开展统一军政的工作：召开各军将领会议，彻底取消防区制，地方行政官吏，由省统一任命；统一币制；减轻粮税，改一年八征为一年四征；聘请汪导予、李荫枫、郭秉毅三人为他办二十一军教导队，训练抗日骨干；办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军官研究班，对在峨眉军训团受过训的军官进行抗日教育。以后，刘又扩大他原来的“武德学友会”，并在其中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武德励进会”，聘高兴亚为高等顾问，汪导予、李荫枫、郭秉毅为顾问。委张龄九为武德励进会秘书处长，郭秉毅为副处长和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与国民党在川的各种特务组织暗中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刘还支持车耀先等办《大声周刊》；又以高兴亚为国民军训会主任，张秀熟为副主任，向青年灌输抗日思想。

1937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川康军队人数太多，应予缩编。于6月28日发表川康整军委员会人选，何应钦为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各军师长及行营总参议夏斗寅等19人为委员。7月6日，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举行开幕典礼。7月8日，何应钦宣布七七事变发生。与会川军将领当即表示请缨抗战，并表示愿在刘湘统率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9日，何应钦提出整军方案，与大家商定，限在一月之内各军整编完毕，即散会。

7月10日刘湘返成都即电呈中央，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团结一致，抗击敌寇。然后召集其主要幕僚绥署参谋长傅常、总参议钟体乾、顾问张斯可、高级参谋乔毅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商量整军及出兵抗战的问题。大家认为，整军应以团结抗战、减少摩擦为原则，各军原有番号不变，内部自行调整。出兵问题俟请示中央后再定。14日，刘又通电全国谓：日军侵略绝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敌一拼。

7月25日，刘令绥署直辖各军师长，在3日内返回原防，遵令整军。

8月，中共中央派张曙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与刘湘接触；不久，又派罗世文为中央正式代表，与刘湘联系。

8月7日，刘湘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成都各界有5000余人前往机场送行。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向刘呈递了“请愿书”，刘当即表示竭诚接受，并发表书面谈话略谓：“今日之局势，舍抗战外，别无他途。此次进京，当将此意，陈诸当道”；“个人愿以身许国，成败利钝早置之度外”；“各界同仁及民众救国抗敌热情，定将转达中枢，决不有负殷望”。同日，成都举行了约10万人的盛大集会，请求中央立即发动全民抗战，保卫国土，收复失地，肃清汉奸。

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刘湘慷慨陈词，力主全国团结一致对外，并表示抗战局面开展后，四川的人力物力都可贡献国家。会后，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到刘湘住地会晤，就抗战问题交换意见。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川军为二路预备军，辖两个纵队，并发表刘湘为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担任平汉铁路方面的作战任务。

8月18日，刘湘约集邓锡侯、孙震、李家钰、刘文辉商谈整军和出川抗战问题。经协商决定：绥署直辖的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三个军各出两个师，邓锡侯、孙震部各出两个师，李家钰部出一个师。共11个师出川抗战。走时又增加绥署一个直辖师，两个直辖旅，李家钰军全部。赓即刘湘组成第二路预备军和司令长官部：

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 刘湘

副司令长官 邓锡侯

第一纵队司令 邓锡侯（兼）

副司令 孙震

第二纵队司令 唐式遵

副司令 潘文华

第一纵队辖三个军：

第四十一军军长 孙震（兼）

第四十五军军长 邓锡侯（兼）

第四十七军军长 李家钰

第二纵队下辖三个军：

第二十一军军长 唐式遵（兼）

第二十三军军长 潘文华（兼）

第四十四军军长 王缵绪

独立第一四四师师长 郭勋祺

独立第十三旅旅长 田钟毅

独立第十四旅旅长 周绍轩

司令长官部：

参谋长 傅常

副参谋长 余中英

秘书长 郭春涛

参谋处长 周从化

秘书处长 喻疑光

经理处长 刘航琛

交通处长 乐述言

副官处长 陈杰

侍从室主任 胡尚武

侍从室副主任 曾伟澜

兵站总监 魏军藩

第一纵队军事联络组长 王海平 乔诚

第二纵队军事联络组长 李御良

9月1日，刘湘决定川军出川抗战部队第一纵队由川北道出发，第二纵队由川东道出发，限各部在10月中旬到达指定地点。

此次川军出川抗战经费460万元，国民党中央指定由四川自筹。刘湘令省财政厅长兼二路预备军经理处长刘航琛赴渝筹集，刘于9月15日如数筹足，分别拨发给各开拔部队。

刘湘在组成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部后，即派余中英为长官部驻汉口办事处参谋长，陈松云为副官处长。此时又派余中英率领观战组，到上海前线观战，吸取与日军作战的经验。

10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为副司令长官。改任邓锡侯为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刘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

刘湘命令东路的第一四八师陈万仞率部先行，其余各师徒步到达重庆搭轮船，随第一四八师之后，陆续开往汉口补充武器装备，再乘火车到指定地点集中。殊10月中旬第一四八师刚到汉口，即接到由武昌行营转来蒋介石手谕，将二十三集团军拨归第一战区战斗序列，由程潜司令长官指挥，部队随到随上火车，开赴新乡、卫辉一带候命。唐式遵闻讯，同参谋长刘熙鉴于10月25日赶往郑州，程命唐将总部设在郑州。一四八师开往新乡至汤阴一线阻击日军，打了一仗后，正奉命跟进，忽奉蒋的命令将该集团军调往浙江、江苏、安徽一带，参加拱卫京畿的外围战。

刘湘命令北路四十一军孙震部先行，第四十五军次之，第四十七军在后。第四十一军的一二二师王志远旅，徒步到达宝鸡，改乘火车到西安，原定在西安补充武器装备，然后向郑州集中。哪知火车刚到西安车站，忽接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蒋介石手谕：命令原车东开。王志远当即去找先派到西安的四十一军参谋长章雨初，由章去问蒋鼎文：原定在西安换武器装备，再向郑州集中，听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指挥，怎么叫我们原车东开？蒋鼎文说，请示后再答复。军事联络组长王海平、乔诚得知，也去询问，蒋鼎文答称：委员长来电，改变指挥系统，二十二集团军划入第二战区序列，受阎锡山司令长官指挥。10月22日孙震赶到西安，部队已过黄河，孙即转飞太原。邓锡侯随后亦赶到西安，只留住一日，亦到太原去了。第四十五军由陈书农、陈离陆续带往山西。第四十七军由李家钰率领到达西安后，行营亦转达蒋介石的命令，一部分开往山西长治、长子受卫立煌指挥，一部分开往河南新乡受程潜指挥。至此，出川的两个集团军，全部脱离七战区建制。

刘湘在成都得知两个集团军都调离了建制，心急如焚，急于赶赴前方，要求归还建制，在南京筹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由他统一指挥，担任一个战区的作战任务。于是召集绥署参谋长傅常、总参议钟体乾、顾问张斯可、高级参谋乔毅夫、参谋处长周从化、省政府保安处长王陵基、省府秘书长邓汉祥、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等，商量亲自出川督师问题。因为这时刘湘确实有病，穿鞋都弯不下腰去，所以一致劝他留川养病，由参谋长傅常代行司令长官之职，到前方去代为提出归还建制的要求和主持一切。但刘湘去意坚决，他把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交钟体乾代行，四川省政府主席交邓汉祥代行，保安司令交王陵基代行，并由傅常、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邓汉祥等组成绥省联合办公厅，军政大事由联合办公商量解决。刘还嘱咐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要迅速扩编部队补充已出川的空缺；催促周均时、沈芷仁等迅速将向欧洲购买的枪炮弹药器械运回；令所属四川的兵工厂、炮弹厂赶造枪弹；命袁筱如、宋襄成扩大教导总队，训练下级军官，以便补充前方。

刘湘11月9日乘飞机到汉口，将长官部驻汉口办事处高级人员带在身边，改乘轮船东下，在芜湖停留慰问勉励由此上岸东开的川军部队，12日到达南京。连日向蒋请示筹组第七战区长官部和联系指挥所属部队等问题，均无确切答复。刘又拟具一份万言书，详陈如何发展四川经济，加强军备等问题，亦无答复。刘在南京尽量设法与其部队联系。能打电话的通话，不能打电话的派人去接头。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移驻重庆办公。刘湘立即发电“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同时刘向蒋介石请求，将川军两个集团调集拢来，由刘指挥负责保卫南京，仍未得到明确答复。刘在南京不仅见蒋介石难，就是见何应钦亦难。只有孔祥熙、张群等人与之应酬。11月28日，刘的吐血病复发，在医护人员照料下当即转到汉口万国医院治疗。

刘湘到汉口后，经过短期治疗，吐血病即稳定下来，精神逐渐好转。侍从人员扶着他，已能在病院小花园内散步晒太阳。每天除与代行日常工作的傅常和中将参赞黄秋侠谈话外，还能看前后方来的重要信电，接见少数亲近人员。从12月上旬起，开始会见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和社会贤达，当时董必武、张澜、沈钧儒等，都曾到医院慰问，并畅谈抗日大计。王昆仑也曾到医院同刘谈及国民党的宪兵特务与八路军后勤人员及宣传人员发生摩擦的情况。刘当面托王代笔写了一篇建议书送呈蒋介石，希望即时解决和防止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并希望加强团结，加强对抗日军队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检查总结过去一段时间内，抗战的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建议加强后方建设和军备，为长期抗战奠定基础。国民政府经济部副部长黄季陆（四川人）到医院看望他，他很关心经济方面的事情，多所询问。黄对他在病中尚如此关心国家大事，既惊且佩。他对爱国青年亦相当关怀。东北流亡到汉口的学生，通过川康通讯社随行记者王少礼的介绍，会见刘湘，得到刘的支助。后来又支持组织“武汉市旅外川人抗日剧团”，宣传抗日。

在上述这段期间，由于山西战场逐步缩小，日军从津浦铁路南北两头向徐州推进。蒋令邓锡侯率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和四十五军到鲁南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一个师留山西长治、长子，一个师留平汉路新乡护路。12月12日，邓锡侯在去徐州之前，请假到陕西临潼华清池休息两天，事前电邀王海平、乔诚前往等候。我们三人在“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住过的那间屋子里交谈。邓向我们说：川军出川以后，好像没娘的孩子，被人东支西舞，弄得东一块西一块，实在不是个办法。请你们辛苦一趟，到汉口面报甫澄兄（刘湘字），请他向蒋介石委员长力争，无论如何要把川军集中起来使用，我们一定听从他的指挥。川军出了川才感到大家格外亲热，死，我们都愿意死在一起……说得非常沉痛恳切。第二天我们送走邓锡侯后，回到西安。由于部队大部东调，我们的办事处亦推进到郑州。不久，李家钰和他的参谋长魏孝宽，邓锡侯派的参谋长朱瑛先后来到郑州，再次向王海平和我说，希望你们赶快到汉口去向刘司令长官转报，务必请求将川军调还建制，统一指挥。12月20日左右，王海平和我乘火车到汉口，当天我们就向傅常和黄秋侠详细报告了二十二集团军方面的情况。又一天，刘的侍从室主任胡尚武打电话，要我们速去见刘。我们把部队调动情况和邓锡侯、李家钰的参谋长的原话向刘报告后，刘头微低，眼下视，思索片刻才说：“你们回去代我问候晋康（邓锡侯号）、德操（孙震号）、其相（李家钰号）。他们的情况和苦衷我很清楚，希望他们各自保重，要注意掌握好自己的部队。集中使用问题是大家的心愿，已经请求过了，还要继续请求，大家一定要相互关照，有什么事情仍由你们互通消息。”

1938年元旦，武昌行营送来一个《日日命令》，上面有一条说：“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所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勿庸再兼，着由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唐式遵升充。”此事刘事前毫无所知，深感突然。

1月13日上午，冯玉祥来访，谈了两个多小时，刘精神很好，大谈其团结抗日和建设四川的雄心壮志。下午1点后，何应钦来访，又谈了一个多小时。何走后不久，刘就吐了半痰盂血，从此昏迷过去。拖到1938年1月20日下午8时，刘湘就气绝于汉口万国医院。刘临终没有遗言。第二天清理遗物时，在两抽柜上发现一张纸条，是刘亲笔写的两句古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不知何时所写。刘湘刚一闭眼，蒋介石当晚召集孔祥熙、何应钦、张群、陈诚、康泽等在武昌开会。次日即明令撤销第七战区和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在汉口各报发表治川方针。这一做法，激起留川将领特别是中层干部的强烈反对。当时，刘湘搞的“武德励进会”召开紧急会议，举王陵基代会长（原是刘湘自兼会长），并决议没有“武德励进会”的命令，所有部队不准调动。1月25日由王陵基、潘文华、钟体乾、张再、乔毅夫以及郭昌明等师旅长数十人联名通电拒绝张群来川。1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在新任四川省主席未到任以前，省政暂由省府秘书长邓汉祥代理，川康绥靖主任，暂由总参议钟体乾代理”，以缓和舆情。随后又陆续发表邓锡侯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为副主任兼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该部在大巴山布防）；王缵绪为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4月又令王代理四川省主席，但该集团军留川部队得开赴鄂东北）；王陵基为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克日出川抗战，至此川事暂告一段落。

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

中国民族为谋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此盖我全国民众蕴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今者，自卢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已经开始；而日本更乘时攻我上海，长江、珠江、黄河流域各大都市，更不断遭其飞机之袭击。我前方将士，奋不顾身，与敌作殊死战，连日南北各路，纷电告捷。而后方民众，或则组织后援，或则踊跃输将，亦均有一心一德、誓复国仇之概。

默察此次战事，中日双方均为生死关头，而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厥为最后之胜利。目前斗争形势，不过与敌人搏斗于寝门；必须尽力驱逐于大门之外，使禹域神州，无彼踪迹，不平条约，尽付摧毁，然后中国民族之自由独立可达，而总理国民革命之目的可少告完成也。惟是艰苦繁难之工作，必须集四万万人之人力财力以共赴。而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藏之足为战争资源，亦为世界所公认。故在此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担荷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各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各界奉公人员与文化知识分子，更应集中精力，分配部门，一致努力于后方民众之组织训练与战时管理建设诸工作。

我农工商各界广大民众，为组织中华民国之主要分子，尤应认清责任及民族解放与民族抗战之不可分割，敌忾同仇，毁家纾难，在国家统一指挥下，整齐步调，严整阵容，在整个民族解放战线上作最前进之先锋，在实际战事上为前方之后盾。如此军民一心，上下共济，含国家民族无（之？）意识，掷身家性命于脑外，只知抗敌是目前唯一的中心，只知抗敌解放中国唯一的坦道，排除一切歪曲的认识，克服一切事实的障碍，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则最后胜利终必属我民族，而抗战始于斯时告其完成。

湘忝主军民，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中央领导之下，为民族救亡抗战而效命。年来经纬万端，一切计划皆集中于抗敌。睹我七千万同胞抗敌情绪之高亢激昂与其意识之坚决，所以领导提挈之者，唯恐落后。今战幕已启，正吾人躬行实践之时，是非诚伪，正于斯时判决。我各界人士尚不及时奋然兴起，平日空言高论之谓何？务即摩顶放踵，贡献民族斗争。湘倘或不忠实于抗战，愿受民众之弃绝；抑或各界人士反暴弃退缩，湘亦执法以绳其后。须知国家民族之生命系于此时，非可再容吾人之瞻顾与假借也。至敌我长短，政府知彼知己，早经分析；连日前方战报，亦已予吾人以事实上之证明。

总之，我民族为自己生命及世界人类公理与正义而奋斗，势逼处此，虽赤手空拳，犹当与彼飞机重炮一角，何况我优势正多，前途利钝，只系于吾人今后决心与努力之程度若何。我各界人士，其共兴起；我各界人士，其共懔之哉！

邓锡侯

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之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

● 1889年生，字晋康，四川营山县人。

● 1937年8月，任第二路预备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一纵队司令。9月任第四军团军团长。

● 1937年10月，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率军出川抗日，在山西对日作战。

● 1938年初，率部参加徐州会战。

● 1938年3月，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负责川康军务，协调各派、稳定后方、保证前线供给。

● 1964年3月30日，病逝于成都。

回忆邓锡侯先生事略

我的丈夫邓锡侯字晋康，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回龙场一农家，姐弟两人，父母甚为疼爱。不幸四岁丧父，八岁丧母，锡侯即由舅母文氏抚养。他从小聪明，反应快，爱动脑子，故文氏节衣缩食，一定要让他读书。他幼时读私塾，一贯勤奋好学，尊重老师，孝顺长辈，深得私塾老师李铁樵喜欢。当时，习武气氛浓厚，恰好清廷在成都开办陆军小学堂，以培养陆军骨干，建立新军。他便在乡绅甘某的支援下，从营山走到成都报考被录取，毕业后升送南京陆军中学堂，后又升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毕业后，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即回川参加新军，在第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民国建立后，他在川军第四师刘存厚部任职，实现从军报国的愿望。袁护国　结交朱德

1915年，锡侯已在川军刘存厚部任营长，适蔡锷起兵反袁入川，刘在川南响应，与蔡率领的滇黔军一起，同袁世凯的北洋军曹锟、张敬尧等部作战。泸（州）纳（溪）战役时，他奉命守马鞍山，时年26岁，血气方刚，身先士卒，作战勇敢，击败了北洋军的进攻，受到护国军总司令蔡锷的当面嘉奖。在此期间，朱德率部随蔡军回到四川，两人一见如故，十分亲热，又都是川北人，家乡紧邻，同为青年军官，志趣相投，十分要好。川战中逐步成为地方实力派

反袁斗争结束后，锡侯升任川军第二师舒云衢旅第五团团长，驻防成都北较场。1918年，升任独立第五旅旅长，驻防眉山、彭山、仁寿一带。这时他已有发展私有武力的意图，特在眉山开办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将各团营军官调来训练，培植亲信。1920年又升任第三师师长，驻防新都、广汉一带。不久，北洋政府任命他为四川省长，后又改任四川清乡督办。1925年后，他已拥有人枪3万，其防区辖松潘、理县、茂汶、华阳、彭县、郫县、灌县、金堂、新都、广汉等地区。1927年，他易帜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这时其部队已扩充到114个团，编为5个师，17个混成旅，另有炮兵等特种部队。从此，锡侯羽毛丰满，成为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之一。出川抗日 南畔村遇险

1933年，刘湘、刘文辉交战，刘文辉败退西康，四川各军由刘湘统管。1937年，抗日军兴，锡侯出于义愤，与川军将领刘湘、李家钰、杨森、孙震（德操）等先后通电，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出川抗日，蒋任命刘湘为第二预备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不久，他改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亲率第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三个军由北路出川抗日。他的部队共有两个军（四十五、九十五），四十五军由他自兼军长（后为陈书农）带领出川抗日；九十五军由黄隐（逸民）任军长，留守成都，军部设在华兴街，这个军就是后来起义的基本队伍。锡侯出川临行前对我说：“我走了……放心，这回是去打日本人，不打倒它，大家都不安宁！”语气十分坚定，我说：“何必你亲自去嘛？”他愤然说：“我是总司令，不亲自上前线，何以对国人，对士兵，对川中父老？！”1937年11月6日，在山西前线太原附近的南畔村，由于阎锡山已撤退的消息未通知他，致使他陷入敌包围。突围时，邓乘马坠入沟内，烂泥齐胸，三个士兵跳入沟内将他救起，脚受伤不能走动，由士兵和副官背着冲出重围，后经卫队和八路军游击队掩护才脱险，一路上吃喂军马的胡豆充饥，受尽艰辛。后来在右脚小腿处还留下伤痕，所以每年11月6日这天，全家都要在西门百花潭康庄别墅的船房内举行宴会，以示纪念。重逢老友朱德 同八路军友好相处

锡侯脱险后，奉命在山西洪洞县整顿部队，总部设在该县同心花店，恰好八路军总部也在县城东关外一个村庄，两军相距甚近。他与老友朱总久别重逢，格外亲切，想当年青春年少，如今快50岁的人啰，感慨万分。特别是他此次满腔热忱率部出川抗战，阎锡山等不给补充，川军衣物单薄，武器装备窳劣，在娘子关等地作战中死伤惨重，使他看清了国民党中央军对地方军的歧视态度。南畔村遇险，已使他认清了国民党内部的倾轧实质。而与朱总的交往中，他认识了八路军是抗日和爱护人民的军队，从而增强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抗日的决心。从此，锡侯经常与朱总司令会晤、交谈，从中接受了不少进步思想，懂得了许多道理。他还多次请朱总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游击战术，向官兵训话，使川军将士大受启发，增强了抗日杀敌的信心。丁玲女士还率领文工团为川军演出节目，八路军与川军还经常开展联欢活动，增强了两军的团结和友谊。事后，他奉命调往鲁南参加保卫徐州和台儿庄战役，临行时，朱总赠他战马一匹，以示永不下马，抗日到底。他曾派部属张鹏翼等到延安“抗大”学习。奉命回川安定后方

1938年1月，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病逝后，刘的某些部属就想争夺他空出的两个位子：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但蒋介石却任命锡侯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而绥署文武官员都是刘湘的旧部，担心他当了主任会丢了饭碗，于是又有人掀起反邓继任。在此严重情况下，他以大局为重，表示继任后要以“公、诚、信、和”四字为准则，对待刘湘部属，并召集原绥署处长以上官员训话说：“蒋委员长调我回川续任绥署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绝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他说到做到，既树立了威信，也安定了人心，对巩固后方做出了贡献。1941年，他领衔组织“四川党政军民前线川军慰问团”自兼团长，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其次，他在调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地方实力派系之间的意见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费了不少心血，这对维持抗战大后方基本安定的局面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使四川的兵员、武器和粮食，不断补充前线，支援抗战也做出了贡献。与共产党接触

锡侯除了在抗日前线与朱总司令交往外，还与别的中共领导人接触，受益不浅。1937年他率军刚抵山西前线，连山西军用作战地图都没有，正在焦急时，周恩来将军亲自带来了平型关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送给他，他大为感动地说：“患难见知己。”从此对周恩来十分敬重。抗战期间，周恩来有一次路过四川，他特命交际科长马某以私人客人的身份送周一程，以保安全。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协开会，周总理还问及马某的近况。1938年，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路过成都，特先看望锡侯。他即在庆云西街公馆内接见并宴请了他们，谈话从下午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谈至9点多钟方散。第二天，还专门把他们安置在沙利文饭店（今市政协），一切食宿由他付款。1939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路过成都，也会见了他，彭对抗日形势的分析，增强了他的抗日信心。此外，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也曾派人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中共四川党的领导罗世文等也奉命对他做过工作。潘大逵先生也与他深有交往。联合川康地方势力

蒋介石对川康地方势力一贯分化、瓦解，锡侯是明白的。特别是出川抗战后，又亲身经历了地方军受歧视的滋味，在与八路军接触中又体会到团结友谊、互相支持的重要。因此，他的思想逐渐开阔、明朗起来。返川后，即与刘文辉、潘文华等川康地方实力派人物联成一气，互相配合。1938年六七月间，他与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秘密订立了川、滇、康三省秘密协定，加强了各方团结，1948年后，在与蒋介石心腹王陵基的斗争中，邓、刘、潘三方又更进一步与辛亥元老熊克武、但懋辛加强联系，并组织“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熊老任主任，邓任副主任，团结川、康、渝各界人士与王陵基对抗。邓、刘、潘在这些斗争中，逐渐明白只有联合、团结才有力量，这与周恩来电示要刘、邓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待机行动的精神是一致的。周的电示，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为以后联名在川西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邓锡侯出川抗战和安定后方的点滴见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掠夺我国土，残杀我同胞，激起全国亿万军民无比愤慨，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开展，强烈要求国民党迅速同共产党实现合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抗击侵略者。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

李家钰

8月18日，刘湘召集川军将领商定，准备出兵11个师：刘湘六个师，邓锡侯、孙震各两个师，李家钰一个师。继李家钰决定全军两个师都出动，驻贵州的川军杨森亦愿率全军两师开赴前线，于是出川抗战的川军实际增为14个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二预备军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一纵队司令，唐式遵为第二纵队司令，由刘湘统一指挥。

9月5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在成都市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全体出川抗战部队官兵代表及各界民众代表和大、中学生约计万人参加大会。刘湘、邓锡侯、孙震、唐式遵、潘文华诸将领及尹仲锡、张澜、徐申甫、陈益廷、刘豫波等著名人士均出席。会场上悬挂着“欢送出川将士奋勇杀敌！”“欢送出川将士收复失地！”“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巨幅横标，充满庄严、肃穆、悲壮、激昂的气氛。大会由抗敌后援会常委陈炳光主持。张澜先生致词时，对日本帝国主义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日寇发动侵略战争不得人心，不能持久，利于速战，我们则利于持久战，鼓励川军要有坚持长期抗战的决心，发挥冲锋陷阵、吃苦耐劳的特长，奋勇当先，杀敌致果，夺取最后胜利。刘湘讲话时略谓：军人御侮救国，为应尽天职，川军今得献身疆场，为民族存亡而战，洗掉过去私斗（内战）的耻辱，是很光荣的。邓锡侯致词时，语气坚决，态度鲜明，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他开头就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20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藉以酬报四川人民。”接着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的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最后他沉痛地说：“我们出川抗战，要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更希望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如此前仆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台下群众为他的激情壮语所鼓动，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继邓之后，唐式遵也表示，川军应当自勉，努力杀敌，发扬昔日之光荣。抱定必死决心，以报国家！要求后方人民一致总动员，为前方补给作好充分准备。最后胜利，终会属于我们。三位将领的讲话，都表现出刚毅不屈的坚强意志和视死如归的报国决心，使在场将士热血沸腾，人人振奋。后由中下级军官营连排长代表公推李召南致答谢词，他谈到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时，语极沉痛，表示了誓复国土，不成功便成仁，为民族解放战死沙场的决心。民众代表方面，大学生邓名芳（女）和实验小学年仅10岁的小朋友杨照明都致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词，尤其邓名芳表示誓和全中国两万万女同胞一起拿起枪杆，踏着出征将士的热血，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时全场群众都为他们的激烈讲话所鼓舞，增强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恨，一齐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抗战，收复失地！”的口号。大会还向抗战部队将士赠送锦旗：司令长官赠“秉钺鹰扬”旗，军长赠“为国干城”旗，师长赠“抗敌先锋”旗。四川大学向出征将士赠送毛巾2000张，妇女后援会赠手巾250打。话剧团当场演出《保卫卢沟桥》，话剧闭幕，散会。

欢送会后，唐式遵司令将东胜街沙利文饭店（现市政协会址）的房产，捐作抗战经费。陈炳光代表抗敌后援会表示钦佩和敬意，房产契约交中央银行经理杨孝慈暂时保存，俟专案报请省府核夺。唐司令的实际行动，受到军民热烈赞扬。邓锡侯司令召集四十五军驻蓉的出川抗战官兵作了动员训话，勉励所部爱国御侮，特别强调军人天职是保卫国土，出川抗战急如星火，要立即奔赴前线杀敌。众官兵聆训后，极为振奋，一致要求立即出发。

不久，蒋介石适应当时战局需要，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河南许昌。邓锡侯、孙震分别被任命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正副总司令，辖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一二四师（师长税梯青代），四十五军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四十七军一〇四师（师长李青廷）、一七八师（师长李宗坊）共六个师。全体部队沿川陕公路经宝鸡到西安整补后，再到许昌集结待命。因各军在川驻地分散，不能集中，邓锡侯命令四十七军李家钰部，从西昌驻地出发，径赴西安，其余四十一、四十五两军由原驻地出发北上。

当时四川交通不便，车辆缺乏，出川部队只有徒步行军，到达宝鸡才能改乘火车。大部队行军，每天行程只能走60至80华里，从成都附近出发约需30天才能到达宝鸡，再转乘火车到西安，共需一个月零几天，行进相当迟缓。而这一个月中前方敌情变化极大。9月12日，平绥战事激烈，敌寇猛扑晋北。9月18日，大同就告陷落，晋北战事吃紧。所幸9月26日，适我英勇的八路军在平型关首告大捷，敌寇凶焰稍挫。但10月初，西北战场最高指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军事失利，导致南口失守，敌人几度进犯娘子关，并进窥晋东各口，于是晋东晋北，连日皆发生激战，战局趋于恶化。驰援晋东 南畔村遇险

1937年10月，二十二集团军先头部队一二七师陶凯旅及一二二师王志远旅刚抵西安，即奉蒋介石急电，以娘子关吃紧，命令该集团军立即开赴山西，改受第二战区阎锡山长官指挥。陶、王两旅鉴于军情紧急，不敢休整，星夜兼程开赴山西，增援娘子关。此时四十七军李家钰部才到宝鸡，奉蒋介石电令开赴河南，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当即驰往中条山一带作战。

当时已入冬季，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川军士兵尚着单衣短裤，赤足草履，因战局风云突变，来不及等待配发装备，将士一心杀敌报国，服从调动，毫无怨言，冒霜雪，越潼关，渡黄河，入山西，奔赴前线，途中无一退缩，无一逃亡，其艰苦卓绝的精神，杀敌报国的雄心，实堪钦佩。

10月22日，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偕同四十一军副军长董宋珩及周镜吾（孙震部参谋长）、王席儒（邓的副官）、欧阳××（孙的副官）一行六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直飞西安。陕西绥靖主任蒋鼎文设宴为之洗尘，下榻西京招待所。邓即与南京军令部长白崇禧通电话，请速配发装备。白崇禧答：“委座调兄部火速驰援山西，装备在山西配发。”邓锡侯只好令饬后到部队，不必等配发装备，星夜赶往山西增援。邓又与阎锡山长官通了电话后，即偕同孙震、董宋珩及随员搭乘火车赶到潼关渡过黄河。

其时战局非常紧张，黄河边已成兵山一座，输送部队极为繁忙，秩序很乱。潼关警备司令樊崧甫为防止士兵逃亡，坚定军心，规定任何部队只准渡过去，不准渡回，违令者斩，他本人手提马刀，坐镇河边，监督部队过河。

邓锡侯一行过河后，阎锡山长官已派有装甲专车在站口迎候，车上配备一连武装保护，同时派有一位上校联络参谋负责接待联系工作。邓等乘坐专车沿同浦路北上，到达太原时，已是10月30日深夜了。

这时敌寇已夺回忻口，北由大同沿同浦路向南进犯，东自娘子关沿正太路向西进逼，越过盘石、岩会，乱流进犯平定，我军死守阳泉、寿阳一带。阎锡山长官坐镇太原，指挥晋北军事，副长官黄绍竑在寿阳支撑晋东危局，形势极为严重。邓锡侯、孙震偕同高参李鸿涛、副官王席儒、译电室主任郭开铭，于11月1日晨，去长官公署见阎锡山请示机宜。阎以晋东危急，决定改调四十五军一二七师陶凯旅及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王志远旅支援晋东，并亲自陪同邓、孙两位司令参观太原钢铁厂，这个钢厂设在地下，地面上只能看见烟囱，看不见厂房。又参观了城防工事，构筑也异常坚固。当晚12时，邓、孙及随从人员即乘装甲专车到寿阳马首村，总司令部便设在该村，并到寿阳见副长官黄绍竑决定行动部署。当即命令陶凯和王志远两旅布置在寿阳、阳泉，由副长官黄绍竑指挥，协同友军堵击敌寇。

当时川军武器窳劣，步兵只有一支步枪和两颗手榴弹，而且步枪种类又极复杂，有成都、重庆和湖北汉阳几处兵工厂造的。口径也不一致，有七九口径的，也有八六口径的。极少数连队配备有很少的八二迫击炮和马克沁式、三十节式的机关枪，大多数连队全是步枪。如此劣势的武器与日寇机械化部队的现代武器飞机、大炮和坦克作战，怎能抵挡得住。川军健儿完全凭着满腔爱国热忱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与强敌鏖战，故伤亡特别惨重。一二二师王志远旅在阳泉与日寇激战了半天，因伤亡过重，被迫撤退。一二七师陶凯旅在寿阳担负掩护友军任务，备极艰巨，由于张鹏翼营陷入敌阵，下落不明，也只有后撤。

11月5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丁玲同志带了十几名士兵，乘马来到马首村总司令部，要会邓总司令。因朱总司令和士兵一样装束，背斗笠、穿草鞋，门卫不识，要等通报，朱才出示名片，门卫飞报。邓锡侯立派副官王席儒跑步出迎，他也急忙趋出。邓和朱在20余年前护国战役中就已结识，本是故人，见面特别亲切。朱总司令向邓说明，现在情况严重，太原危急，他接到电话，阎锡山已离太原，由傅作义留守，特来通知，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回援太原，嘱邓赶快准备。又说：“火车不通了，装甲专车不要了，你只能骑马走。”临分别时，朱向邓说：“时间紧迫，我先出发，你随后赶来。”

邓锡侯鉴于战局突变，即同孙震、陈离等会商决定，命令部队火速回援太原。邓先行，孙随后赶来。当由王文拔团送来几匹战马，并派兵一连护送，由连长陈纠桓率领，雇用向导带路前行。然后是副官王席儒、高参李鸿涛、译电室主任郭开铭、副官邓石民骑马依次行进。孙震又加派一个手枪排殿后，以策安全。中途王席儒发现路边有一纸盒盖子，上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前方，注有外国文字，当命士兵拾起转呈邓总司令，邓看后不解而扔掉，命令部队继续前进。11月6日将要到达太原南畔村时，还没有察觉该村已被日寇占领，因向导是一个汉奸，一直把他们引到村子前面，才发觉村内已用包谷秆堆成工事，隐约见有人影晃动，正惊疑间，突然枪炮声大作。邓锡侯恐怕是友军误会，还急喊不要还枪。而对方枪炮射击更猛，陈纠桓连长急命部队散开卧倒准备还击。王席儒座马被打死，他摔下马来；李鸿涛座马也被击毙，左足负伤。邓即下令还击掩护后撤。在忙乱中，王席儒率同手枪排保护邓策马冲出敌人枪炮火力圈外，向太谷方向撤走，敌人碉堡上的迫击炮弹如泼雨般地射击。撤退途中过一壕沟，邓锡侯纵马跃过，殊马失前蹄，被掀入道左泥淖中，淖深，直陷过腹部，形势万分危急。王席儒冒死冲过火网，将邓扶出泥淖，背负背上疾走，敌炮弹纷落左右，机枪射程幸已不及。此时手枪排士兵伤亡过半，仅余数人护送邓总司令前行。

邓等一行脱险后，至一村落，时已深夜，该村败瓦残垣，空无一人，当系遭受敌机轰炸，呈现一片荒凉景象。邓及随从士兵，只有忍着饥饿在民房土炕上蹲了一夜，直到天明。不期孙震副总司令和王志远旅亦撤退到此，孙震当向邓总司令自责保护不力，邓抚慰之。以后每年11月6日，邓都以这一天作为他抗日遇险纪念日，以示永远不忘日寇侵华的仇恨。

郭开铭等是在南畔村遇险时走散的随从人员，第二天也就跟上来了。于是部队继续往太谷方向进发。殊前哨侦察回报，太谷已被日寇占领，无法前进，只得绕道转向榆次。11月9日太原发生巷战，同月10日陷落。由于战局急剧恶化，二十二集团军乃转移到洪洞县城，此时由四川陆续出发的四十一军和四十五军部队才陆续齐集洪洞附近，一面在山西韩侯岭、安泽、沁源、长治之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积极整训部队，待命反攻。

前在寿阳担任掩护友军撤退的张鹏翼营，因陷在敌人占领区内，与总部失掉联系。他们在敌占区受到八路军游击队的掩护，提供给养和医药，白天潜伏，晚上护送，辗转回到洪洞，全营官兵和枪支完好无损，归还建制。我军官兵看到张鹏翼营能在敌占区安全回来的事实，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深为信服，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以后，邓派张鹏翼等到延安学习。

二十二集团军总部驻洪洞县同心花店，八路军总司令部驻洪洞县东关外八九里远的一个村庄。从此邓锡侯经常与朱总司令会晤，曾多次请朱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游击战术，聆训军官受到教育；士兵看到八路军战士与当地人民群众水乳交融，表现出军爱民、民爱军的动人景象，也深受影响。丁玲同志率领的文工团每天进城，举行文娱晚会，为二十二集团军演出不少鼓舞士气的精彩节目，愈增强了川军的抗战爱国激情。八路军和川军还经常开展联欢活动，两军官兵团结合作得比较好。保卫徐州 转战鲁南

1937年12月，山东韩复榘弃守津浦路北段，急需调部队前往防守，巩固徐州外围。蒋介石电令二十二集团军由山西洪洞开赴徐州，改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邓锡侯受命率领四十一、四十五两军经陇海路前往徐州。1938年元旦，邓锡侯、孙震到达徐州，受到李宗仁长官热情欢迎。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驻徐州近郊高堤湾，旋奉命指挥所部沿津浦路北上，向两下店兖州方面前进，布置防御阵地阻敌南下。

当时，李宗仁长官下达的作战任务是：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应在春节前推进到临城，以四十一军防守津浦路沿线各要点，向韩庄推进，并将一二二师王铭章部和一二四师吕康旅结集滕县附近，在城内构筑坚固工事，准备固守；以四十五军沿津浦路两侧择要据守，配合四十一军作战，令一二五师由界河向泗水之敌出击，一二七师在微山湖东向太平场方向前进，牵制敌人。

当我军部队从山西出发进入山东地区时，邓总司令指示全军说，这是孔孟礼义之乡，从上到下，都要相互告诫，必须尊重当地人民风俗习惯。因为山东非常重视“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民间内室视为禁区，不容外人进出。故严禁我部官兵进入民间内室。由于军纪严明，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密切了军民关系，以致在侦察敌情和部队后勤工作方面，都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合作，为以后对敌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部一二五师七十六团在一次战役中，奉命突击两下店的战略据点，在当地民众帮助下，侦知日寇两下店兵力布置情况后，该团决定组织敢死队，采取夜袭近战，遂动员民众星夜赶制马刀备用。在铸造完成，执行战斗任务时，夜间忽降大雪，派参加敢死队的第一营陈仕俊、第二营陈隆光率部先后突入敌阵，士兵全用马刀及手榴弹，与敌人拼搏。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命令士兵将棉衣反穿（因里布是白色，与雪相似），麻痹敌人。是役，完全是白刃血战，敌我双方伤亡奇重，敌不支后撤，我军占领砖房。战斗结束，该团两个营，只剩200多人，阵亡和负伤将士500人左右。战场上抢运伤员，都是民众主动冒雪进行，不要报酬。第一营营长陈仕俊因负伤，送到微山湖治疗。这次战斗，虽终伤亡甚重，但光荣地完成了任务，鼓舞了士气，增强了胜利信心。

最激动人心的是滕县之役，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孤城喋血，全师就义，以身殉国。这些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是我们川军的最大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由于川军在鲁南浴血抗战，打击了日寇的凶焰，迟滞了日寇板垣师团的前进，为尔后台儿庄会战赢得时间，才有震惊中外“台儿庄大捷”的辉煌胜利。

这次在山东境内作战，能够取得较好战果，首先是本军学习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密切了军民关系，得到合作。其次是部队由本集团军邓、孙两位总司令统一指挥，不受任何牵制，所以打得灵活，打得顽强。而在山西晋东作战时，是由副长官黄绍竑直接指挥，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即仓促应战，到一团就用一团的兵力，因而处处陷于被动，未能发挥全集团军战斗作用。

邓锡侯曾在山东白沙河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训话时说过：“我军在山西作战时，阎锡山说我们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武器不好，虽是事实，只怪没有给我们配备新武器；作战不力，就不是事实，我集团军官兵伤亡3000多人，连我本人在南畔村也几乎死于敌人炮火之下，能说作战不力吗？这是他对川军的诬蔑。”安定后方 支援前线

1938年1月20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病逝后，四川军政界形成群龙无首的局面，刘湘旧部都有保持自己实力和争权夺位的企图。当蒋介石明令发表张群为四川省主席时，即遭到刘湘部属和地方政客的激烈反对，掀起轩然大波，四川政局一度出现紊乱局面。为此蒋介石于2月上旬在汉口召见邓锡侯征询安定川局的意见。邓认为川局紊乱，主要是刘湘旧部引起，若能对刘部重要人物王缵绪、王陵基、潘文华等人表示倚重，畀以重任，使其心安，并将他们留川的部队编成几个集团军交其统率指挥，既可充实前线兵力，又满足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同时建议继续保留川康绥靖公署，协助省府动员四川的人力物力，征兵征粮支援前方，并统驭留川部队，巩固四川后方。俟局面稳定之后，再由张群出主川政，是会得到各方支持的。蒋介石采纳了邓的建议，先发表邓为重庆行营副主任，3月10日又发表邓为川康绥靖主任。并决定以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兼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为四川省保安司令兼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为川康绥靖副主任。邓锡侯自拟电稿命译电室主任郭开铭译发给成都留守的参谋长马毓智，嘱其同二王和潘等留川将领磋商，他们感到各有出路，复电赞同。以后蒋介石才分别正式任命，川局始告平定。邓锡侯在汉口会议后，即飞回四川，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交副总司令孙震代理。

这时川康绥靖主任公署的文武官员，都是刘湘的旧部，担心邓当了主任他们会被撤换，于是又有人酝酿反邓。邓锡侯以安定川局，支持长期抗战为重，表示要以“公诚和信”四字，对待刘湘部属，决不谋求私利。建议以七战区长官部副参谋长余中英为川康绥靖公署副参谋长，以调和折中各方面的意见。并召集原绥署处长级以上的官员谈话说：“蒋委员长调我回川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马毓智）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他说到做到，表里如一，既树立了威信，也安定了人心。

对征兵工作，邓锡侯极为重视，强调既要坚决完成任务，又不准骚扰人民。如某次中江县征兵，经办人员抽签舞弊，引起民变围城。重庆行营电令川康绥署和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派兵抚剿，安定后方，恢复秩序。省主席王缵绪邀功心切，即派保安处副处长王元晖率保安一团，从广汉直趋中江，竟命令部队先剿后抚，击溃叛民，再安善良，致使一些无辜的人民冤死于枪弹之下。邓则一反所为，派疏散区参谋长奉伯常和绥署高参吴克仇（中江人），率兵一营（周育南营）前往中江黄鹿镇，执行先抚后剿的命令，不准任意杀人。奉伯常等在执行任务时，先大力宣传，驱散多数被胁从的群众，然后才对少数顽抗到底的土匪加以剿办，按照邓的指示办事，未打一枪，未杀一人，就平息了叛乱。

邓锡侯一向以国家民族为重，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他的旧部李家钰早年跋扈骄横，不受节制，但是出川抗战殉国后，在成都举行隆重追悼会时，邓锡侯在会上沉痛地说：“李其相（家钰）是我旧属，也是我率领出川抗战的四十七军军长。他过去在四川做过一些对不起川人的事，但他出川抗战是积极的，对日作战是英勇的，部队所到之处军民关系极好，尤其长治巷战，保国保民，卓著功勋，早为中央嘉奖。他愿为民族战争牺牲，是下了决心的，他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男儿欲报国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这是何等英雄气概！他的阵亡，是四川军民的光荣，也是四川军人学习的好榜样。”

1941年邓锡侯领衔组织“四川党政军民前线川军慰问团”自兼团长，赴前线慰劳川军，激励士气，坚定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他对当时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及进步团体的爱国行动，总是热心支持。如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要求绥署邓主任督饬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迅速出兵加入会战时，邓立即复电赞同。不久，二王即先后率部出川抗战。

邓锡侯在担任川康绥靖主任期间，虽未再度亲临前线，但在调和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实力派系之间的意见，使抗战大后方能够长期维持基本安定的局面，是费了不少心血的。同时在困难条件下，使四川的兵员、武器和粮秣不断补充前线，支援抗战，功绩也很显著。李家钰

男儿欲报国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

● 1890年生，字其相，四川省蒲江人。

● 1937年7月，任陆军第四十七军军长，所部编入第二十二集团军，率部出川赴晋抗日。

● 1938年春，率部参加长治保卫战。

● 1939年2月，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 1939年冬，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率部转战于山西、河南等地。

● 1940—1944年春，李家钰部担负河南陕县、渑池、灵宝、阌乡一带黄河防务。

● 1944年5月21日，率部掩护友军后撤中，遭遇日军伏击牺牲。

李家钰将军事略

李将军，讳家钰，字其相，四川省蒲江县人，汉族，1890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出生于蒲江大兴乡一富农家庭。有兄弟四人，长兄为前母所生，他与三弟注东、四弟家英三人为后母所生。李于1909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四期，1911年毕业后，适逢辛亥革命，参加了推翻帝制的斗争。1912年，升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学习。1913年春，反对袁世凯的走狗四川都督胡景伊，与同学愤然离开学校，夏季赴南京，入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参加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的癸丑讨袁之役，加入柏文蔚组织的将校团参加上海“龙华之役”，很为出力。1914年返川，继续插队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三期，1915年毕业后，分配到川军第四师刘存厚部队。

1915年袁世凯卖国称帝，护国军兴，李家钰随刘部参加讨袁的“泸纳战争”，于马鞍山之役，击溃北洋军曹锟、张敬尧等旅，战绩卓著，晋升营长。以后他在历次战役中，均以英勇善战著称，遂由川军第三师邓锡侯部的第十二团团长、第六旅旅长，屡迁至第二十八军第一师师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等职。曾统辖三个师，四个混成旅，共有步兵22个团；划遂宁、乐至、安岳、潼南、简阳、华阳等县及蓬溪县之一部为其防区。人事经理全部独立，与邓锡侯仅保持形式上的上下级关系。

1933年，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鄂入川，在嘉陵江左岸建立“川陕省苏维埃”革命政权，解放被压迫人民。蒋介石勾结指挥一切反动军阀大举“剿共”，1933年7月7日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分路进攻红军。李家钰被刘湘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参加围攻红军的战争。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经粤、桂、湘、黔入川，1935年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继续挥师北上抗日。此时，送走了红军的蒋介石乘机囊括四川的军政权力，大肆裁遣川军。原有20余团的“四川边防军”因与红军作战已溃不成军，被蒋介石缩编为两旅四团制的一个师，李家钰被任命为一〇四师的中将师长，指定驻防西昌及大凉山一带。蒋介石为了牵制西康的刘文辉，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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