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戴伦·麦加维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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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试读：
前言
起初，这本书是我作为说唱歌手和专栏作者的业余项目，但它渐渐占据了我醒着的每时每刻，到最后，为了写完这本书，我不得不放下其他一切工作。写书花了我一年半的时间。2017年6月14日，在交稿期限的前两天，我刚醒来，就看到了西伦敦一幢塔楼发生火灾的消息。
和其他人一样，我被火灾的照片吓到了，为此深感震惊。那天上午，从格伦费尔大楼燃烧着的墙体中渐渐传出了更多消息。我们听说，在较高的楼层中，有人在被火焰吞噬之前不得不把年幼的孩童扔下楼去。我们还听到了英勇献身的故事，有人不顾自身安危跑进楼里，叫醒了还在睡觉的邻居。我不停地想象着，在已经死去的人们的口袋中，手机仍在响个不停。
那天的晚些时候，我们看到了当时知道自己将要死去的人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诀别信息。他们在如此无助的处境中依然勇敢面对一切，让我的眼中充满泪水。他们赖以生活、安睡的家被浓烟与火焰吞没，这些勇敢的人被困在其中，以非凡的尊严面对人生的最后时刻。我想起了我的儿子，想象着在那种情况下的抉择：要么把他扔出窗外，祈望他获得生存下去的渺茫希望；要么把他抱在怀中，直到烈火将我们吞噬。这样的抉择，光是想想就已经十分可怕了，但格伦费尔的居民们却不得不做出决定。
狂暴的烈焰从一间公寓中燃起，最终吞没了整座建筑，它并非起于某个人的蓄意破坏。这团火球不是恐怖袭击的结果。这次熊熊大火是一场原本可以阻止的灾难，是人为过错和大规模玩忽职守的结果。在这之前，英国已经因为一场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大选动荡不已，[1]在之后的几天里更是走到了骚乱的边缘。人们指责首相特蕾莎·梅在大火应对工作中领导不力。在受到格伦费尔当地居民的嘲笑奚落之后，她被簇拥着她的工作人员推进了汽车里。我们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在领导工作的真空中，深受重创的社区正在尝试着自发组织起来。基层政府机构为了应对危机疲于奔命，对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和统计死者数量等问题毫无头绪。基层机构和中央政府一样，连最基本的职能都无法承担。
由于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悲伤而愤怒的社区居民开始用猜测和指责来填补这个缺口。当人群为了表明自己的存在，聚集在肯辛顿-切尔西区议会总部之外的时候，官员们退回了幕后，躲进了属于他们的禁地，好让自己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就像这个社区中的种种权力机制一样。尽管有人称之为骚乱，但格伦费尔居民们的行为仍然堪称典范。火灾发生一周后，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幸存者们却依然睡在自己的汽车或公园里。
很大程度上，格伦费尔社区的声音被当局习惯性地忽视了。火灾的发生是一系列决策的后果，尤其是那些以节约开支为名的决定，当局对社区意见的忽视恰恰是那些决策能够落地的关键原因。他们选用了易燃性的外墙保护和隔热材料，致使致命的火灾迅速波及整个建筑。
建议采用的材料将带给这座建筑全新的外观，而且不会对附近地区及景观造成损害。由于这座建筑较高，南部毗邻的埃文代尔保护区及东部的拉德布鲁克保护区皆可看到这座建筑。大厦现状的改变尤其有助于改善临近区域对它的观感。据此，本提案将使相关保护区内外的景观水平有所提升。——格伦费尔大厦翻新《计划申请》，2014年
我感到自己与格伦费尔的居民紧紧相连。我了解高层住宅生活的喧嚣忙碌，阴暗潮湿的楼梯间，时常发生故障、散发着尿味和狗毛臭味的电梯，性情暴躁的门房，进出大楼时的紧张心情——尤其是夜间。我知道那种尽管高处窗外风景甚好，却和世界毫无联系的感受；知道那种尽管上下左右住了几百号人，却依然孤独的感受。但最重要的是，我理解你们的感受，尽管从好几英里之外就能看到你们的社区，尽管它是城市天际线上最显眼的特征，你们依旧感觉自己无足轻重。
格伦费尔大厦的社区和我熟悉的很多社区一样：被外界视为“贫困”地区，对外人和政府当局怀有病态的猜疑，他们固执地相信，因为掌权者不在乎“下层阶级”的关切，所以参与民主进程毫无意义。
真正让人难过的是这样一条新闻，多年来，当地居民一直在就格伦费尔大厦的安全问题提出警告。发生火灾那天中午，我找到了格伦费尔行动团体（Grenfell Action Group）的博客，里面发布了很多详细描述社区各种复杂问题的文章。我发现，居民们曾经特别提出过警示，防火措施的不足会导致火灾风险，而且他们早就对写着“留在原地”的防火指示提出了质疑，而火灾发生之后，这样的指示也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让人痛苦的是，这个博客之前就曾预言，只有在发生灾难性的人员伤亡之后，防火问题才会得到注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扇通向格伦费尔大厦，继而通向下层阶级生活的窗口打开了。无数报纸文章、新闻简报和电台节目试图反映高层住宅中的生活。这种生活被人忽视了那么久，如今突然每个人都开始对它心生好奇。但就大部分人而言，尽管他们心怀善意，这仍然只是一趟短暂的旅途。这是一趟在通向社区的窗口被关闭之前，在所有人渐渐将这扇窗口遗忘之前，在安全的距离之外观察高层住宅原住民的旅程。
从我记事以来，这种公共事件的进展模式就在我的社区中不断重演。因此，通过《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我想让感到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产生共鸣，让他们把这本书当成一种公共论坛，让人们听到他们的感受和关切。这本书的主题和其中探讨的问题显然和那些社区紧密相关，在类似格伦费尔的社区中，人们总是被自以为懂得更多的决策者们忽视——哪怕他们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我在书中探讨的问题也许能够作为背景，帮助人们理解格伦费尔大厦火灾引发的汹涌的愤怒，更关键的是，理解这种愤怒的诱因不仅仅是悲剧性的大火和死亡。在英国各地的贫困社区中，居民们忍受着健康、住房、教育等不同层次的贫困问题，而且实质上被隔绝于政治之外，我们能够在那些社区中感受到人们的愤怒。我们都已经对这种愤怒习以为常，除非局面有所改变。在《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中，我通过总结个人的经验、表达个人的政治观点，试图描述这种改变可能的方式。注释：[1]特蕾莎·梅（Theresa May），时任英国首相，于2016年7月13日就职，2019年6月7日辞去执政党保守党领导人一职，由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于7月24日接任首相职位。引言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写书的——或者说我一贯是这么认为的。“写书？”脑袋在肩头窃笑，“书到写时方恨少。”没错。尽管我总是着迷于字词，却没有养成阅读习惯。自学生时代起，字词的模样、声音和含义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小时候，我总是渴望加入大人的对话，总是为了扩充词汇量努力收集新的字词。据说，我才五岁的时候，就颇为早熟地纠正过妈妈混乱的语法，引得她大为光火。十岁时，我已经开始构思我最早的短篇小说，可想而知，从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故事《慈祥奶奶与蝙蝠侠》（Granny and Batman）当中借鉴颇多。
但我却不记得自己读过什么书。我只能记起自己偶尔拿起书本浏览几页，或是在书中翻找一些具体信息，比如土耳其的首都是哪个城市——可不是伊斯坦布尔哟。许多人曾描述过，一本改变人生的书燃起了他们的阅读激情，我的记忆里却没有那样的时刻，历历在目的反倒是在书本中的苦苦挣扎，在书本巨大的体积和繁多的字数面前的胆战心惊。光是想到书本之厚，就足以让我打退堂鼓了。
中学时，我凭借写作能力进入了最高级别的英语课程，但我总觉得文学难以理解。人们告诉我，我只是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本书，说我应该坚持下去。他们总是认为，我得像锻炼肌肉那样锻炼大脑，直到不再苦于阅读为止。私底下我十分讨厌这种建议——还有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和他们不同，我的看法是，一道看不见的藩篱隔开了我和文学，让我无法与之结缘。在学校中，我并不是唯一遇到这种难题的人，坚持读书的人才是例外。阅读在我们眼中不是消遣，更像是一种无法回避、必须苦苦忍受的麻烦。我和很多同学的区别在于，我渴望去读我拿起的每一本书。可是，让我气馁而后又不得不放弃的是，一翻开书，我就会发现自己绝不可能把它读完。
分量很轻的平装书小得诱人，经常用有趣的封面引诱我，但当我发现书中没有插图之后，总会立刻把它们放回架上。那些书里密密麻麻的文字让人眼花缭乱——一旦思索太久，就会让人像马上要搬家一般心生不安。细密的文字和窄小的段间距带给我一种不断加深的无力感。翻开《魔戒》没读几页，我就已经信心全无。总是有人向我讲述弗罗多著名的中土之征，我却羞于承认，自己总是在比尔博的宴会结束之前就已投降。
字号较大的精装书似乎读起来会轻松不少，但它们的厚度和重量却让我厌烦。为了让我拿到上高等英语课的资格，英语老师坚持要我去读约翰·欧文的《为欧文·米尼祈祷》并写一篇评论文章。他认为我有能力完成如此壮举（一本617页的小说），这实在令人欣慰，但他的体贴心意却不足以让我大胆向前。这是对我能力的误读，好比让婴儿去爬山。最后我们达成了妥协，选择了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因为作为一个剧本，它在纸上看起来不那么混乱。还有一点好处是，在耐心被磨光之前，我可以去看经由它改编的电影。
对我来说，“哈利·波特”系列之类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是万万难以接受的。假如我必须要和别人讨论短些的书，比如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或者安妮·范恩的《面粉娃娃》，只要稍稍读上一小段，我就能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足以假装读完了全书。
我依然在大量吸收新的字词，越来越多地把报纸作为学习渠道，但渐渐地，我开始通过聆听他人的谈话与讨论来获取本应来自书本的知识。正是因为这样，我对理解相反的观点产生了兴趣，开始反思自己和周围人们的信念，这样做有时候还会让他们很生气。
我更乐于以互动的方式接收信息。对我来说，讨论更有意思、更让人开心，不像阅读那样考验我的耐心。通过谈话和倾听，通过观察他人的说话方式，我掌握了一种能力，能够和不同类型的人就各种话题进行交流，甚至会让别人觉得我酷爱阅读。在很多同龄男性眼中，阅读，甚至包括学业上的任何成就，不是一种“娘炮”的姿态，就是上流人士和怪人的专利。假如“聪明”在我的中学所在社区的社交生活中更能为众人所接受，也许我会比较能接受阅读。
关于诗歌，我感受到的唯有挫败和困惑。这不只是因为晦涩的隐喻和古怪的标点，还和诗歌的题材有关。它们语言高雅，但似乎总是高高在上，对我不屑一顾。我怀疑，没有人能理解它们，能从中找到乐趣。我努力在其中寻找意义——或者说，努力想找出由课本所总结出的意义——但却对诗歌和诗人越发敌视和怀疑，就像我对阅读和阅读者心怀敌意一样。然而，在我的破坏性行为之下，潜藏着被拒绝、被排斥的委屈，还有失败引发的痛苦感受。书本的世界断然斥我于门外，让我在书本面前惶恐不安，尽管我对它们的主要成分——字词——很有兴趣。不知什么时候，我得出了结论，厚重的书本只属于那些上名牌学校、住奢华房屋、讲上流口音、吃精致料理的人。
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当然，在把这种观念融入我的身份认同之后，我需要为之找出一些说得通的解释。阅读或专心阅读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或者说我需要得到他人的协助才行，这些说辞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尤其是在我写作成绩不错的情况下。于是乎，因为我的固执，前有假装颇具才智的自负，后有连书都读不进的屈辱现实，我夹在中间进退维谷。
但我并不甘心接受现实，而是开始苦心编造浮夸的故事来当作解释。我无法读完一本书，这不是智力低下的标志，而是独立思想的证明。我读不进书，是因为那些别人要我去读、获得很高评价的书其实都是垃圾。我读不进书，是因为课本上写满了上层阶级自命不凡的废话，丝毫没有论及我所在的社区和我的经历。我渐渐相信，那些著作是强加于我的，而我的个人价值源自背诵和重复教师们关于文化的一系列只言片语，教师自己则借此登上了权威之位。
也许那些想法也包含着真相，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它们。它们的主要作用是让我不再关注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并不像我当初以为的那样代表着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想。可如果那时候你对我说这些，我会非常生气。因为读不进书和随之而来的被排斥感，我感到灰心丧气，因此接受了一套与几乎所有人、所有场所、所有事物相抵触的世界观。我一直是那么个样子，直到多年之后的那个早上，我带着醉意在警察局的拘留室里醒来，我才意识到，生活必须彻底改变不可了。
我读了很多书，不过读法往往跟你们不同。我怀疑，这会体现在我的思考和写作方式中。“我这种人不写书”的想法在耳中回响。也许我写下的只是些略有几分关联的牢骚，凑成了一本书的样子，就像装出一副读书人架势的我一样。在这里，我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包括我那不同寻常的阅读习惯。我努力想为像我这样读不进书的人而写作，解除他们拿起和放下这本书的心理压力，让他们可以不分前后顺序，随意阅读一个个片段，翻看独立的短小章节。与此同时，在思考、讲述和阅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忠于自我，充分地运用着我所掌握的词汇，运用着我在一生之中收集起来的字词。
我知道，关于贫困，早已有人写出伟大得多的书，只是我一本都没有读过罢了。[1]罪与罚
女士们穿着紫色上衣和灰色运动裤，排成一列走进表演艺术空间。大方自信的欢迎十分重要，要有眼神交流，要准备握手，如果被拒绝，还得小心翼翼、略为含蓄地接受事实。五个人都进来之后，刚刚和她们一起前来的那个高大魁梧、身穿制服的男人立刻锁上了大门。这里已经安全无虞，他十分满意地走进后边的控制室，与他的同事们会合。我邀请女士们来到白板前方，坐在围成一圈的座椅上。
深处监狱中央的表演艺术中心实属胜景，那是一座功能齐备的剧院、排练空间和表演场馆，可以办研习课和讨论会，也可以用来放电影。那里凉爽幽暗，和监狱里边只有灰白两色的其他部分反差强烈，让初到此处的人印象深刻。角落里摆着一些经过挑选的乐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把木吉他。在表演中心前方高于地面的小型舞台和房间中央上方，悬挂着多扬声器音响系统，再往上便是简单的照明设备。这里的设施和我见过的公共机构相比毫不逊色。这种用途和规格的设备一般要从外部租用，但想来，租用设备在这里并不现实。走进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是通过海关关口，就连这里的工作人员每天进出时都必须经过同样的安全检查。对于像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来说，这种体验意味着不安和恐惧——尤其是在你曾经跟警察和司法系统打过交道的情况下。这个压抑而且可能并不友善的环境给我带来了明显的紧张感，直到走进表演艺术空间之后才略有缓解。但必须承认，只要接连来几趟，你就能适应这里，不再觉出什么异样。我怀疑，大部分女士之所以要报名参加今天的说唱音乐研习课，只是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可以来到这里。表演艺术空间堪称“狱中绿洲”，如果这是监狱中你唯一可以拜访的地方，你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来的到底是不是监狱。
随便说了些话，对这里略做评论之后，我试着正式展开属于我的环节，尽管我对自己其实并不太有信心。“你们认为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问。我曾经在其他场合中发现，这个开场问题十分有效，看似空洞简单，却能一举多得。一方面，这个问题一下子解除了我的责任。这样做比较省事，因为我准备得并不充分。另一方面，我低估了在陌生观众面前被灯光迎面照射的惊恐。既准备不足，又觉得此事非我力所能及，连简单的开场白我都会忘掉。“我为什么会来这里？”这个问题为我争取了几分钟时间，让我可以稍整仪表、略定心神，又能掩盖我并不充分的准备和些许焦虑之情。除了避免我陷入窘境之外，它其实还有一种令我无比依赖的功能。人们一旦开始思考“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就有可能形成互动，帮助我更快地了解观众。通过观察这种互动，我可以更好地把握他们的个性特点、能力、沟通技巧和学习方式，还可以感受到这个群体内部的不同层次。运用这句话带来的机会，我可以准确感知他们对我的期望——如果真有什么期望的话。
这是一个关押了大约830名青少年罪犯的管教所，尽管里面的实际人数不止这么多。大部分犯人的年龄在十六到二十一岁之间，通常[2]被专业人士简称作YO，按照不同年龄和罪行分开关押。监狱里还有一批人处于“还押候审”状态，也就是说，他们尚未出庭受审，但法官认为他们不宜保释。监狱里其他人穿的都是深蓝色T恤，而这群人则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分，一般都是红色。除此之外，性犯罪者和受到“保护”的犯人也要和其他人隔离开。监狱基于安全考虑对他们采取保护措施，往往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威胁，或是自己觉得面临危险，或是已经被扣上了“二五仔”的帽子。出于种种原因，受到保护的犯人因为和性犯罪者关在一起，也被看成了“禽兽”“恋童癖”和“烂仔”。这里的人对“二五仔”和性犯罪者不加区分。很多年轻人把“不当二五仔”当作道德信条，有些人认为，向警方泄露导致他人被定罪的信息是最可耻的罪行。
很多年轻人因为持有毒品或在商店行窃等不太严重的罪行被判处短期徒刑，但由于监狱在押总人数稳步增长所导致的空间不足，他们会和罪行较重的暴力犯关在一起，后者当中有不少因为谋杀——或谋杀未遂——要服刑很久。暴力罪犯和非暴力罪犯的互相传授只会带来更多潜在的暴力行为，这在监狱的各个角落都十分严重。好笑的是，性犯罪者是监狱中最不好斗、最乐于合作的群体，和其他人的反差相当显著。
在这样的环境中，最不起眼的纷争都能迅速升级成爆发性事件。监狱原本的使命是惩罚和改造犯人，如今却成了社会中暴力问题最严重的场所。暴力无处不在，在这里住久了，你总会以某种方式被改变或扭曲，因此，人们往往会让自己很快适应暴力。有些人让自己变得[3]更加好斗、更加勇猛，有些人选择使用“安定”、海洛因之类的毒[4]品，最近还有些人开始服用“香料”。但是在犯人眼中，无所不在的暴力并不像只是偶尔参观监狱的人看来的那么值得大惊小怪。在很多犯人成长起来的社区和家庭中，同样弥漫着危险一触即发的可怕气氛，他们对频繁的暴行见怪不怪，像谈论天气那样轻松愉快地谈论着种种冲突。
几个月前，在监狱食堂里，因为一块吐司引发了一场冲突，有人脸上挨了一刀。在这种充满敌意的社交环境中，很多时候，暴力不仅仅是对蛮力的故意展示，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方式。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人在对峙中败下阵来，那些发觉他好欺负的人就会对他施以更多的威胁和攻击。因为一块吐司砍伤他人也许显得残忍、鲁莽和野蛮，但从一个扭曲的角度看，这样做也许可以防止未来更大的暴力威胁。如果一个人会因为一块吐司出手伤人，别人就不大可能去招惹他，这种逻辑在充满暴力的社群中根深蒂固，它对于生存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自尊和名誉的意义。事实上，自尊和逞能往往只是更深层次的生存本能在社交层面的延伸。即使不考虑暴力行为的背景，它也能发挥同样的功能。它既具备现实作用，又带有表演性质；既能吓退可能的挑衅者，又能消灭直接威胁。并不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认同暴力，但一旦踏入这里，就很难不被暴力文化裹挟。离开监狱的时候，人们往往比初来乍到时充满了更多暴力。吸毒问题同样如此，铁窗生活一朝开始，吸毒问题便不断恶化。
一般说来，女性犯人没那么暴力。因为苏格兰唯一的女子监狱康顿谷（Cornton Vale）的关闭，今天上午来参加研习课的这几位女士不久前刚刚移监至此。康顿谷监狱原本关押着约400名女性成年罪犯和少年犯，每年的开销达1200万英镑。2006年，那里有98%的犯人药物成瘾，80%存在精神问题，75%遭受过虐待。
这是一座旨在改造青少年的青少年罪犯管教所，但也是那些成年女性的新家——有些女犯已经有了孩子，他们在监狱之外靠亲戚和公共机构的照料过活。也许当她们之中的个别人被我的开放性问题难住，空洞地凝视半空时，想起的正是她们的子女。
诚然，过去我有过更精彩的亮相。我有时能够顺利打开局面，让人们沉浸在我的影响之中，可是今天我却发现，自我怀疑捆住了我的手脚，我能依稀感觉到，他们也同样在怀疑自我。我告诉他们，大家都没有义务回答“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个问题，但其实我很希望能有人响应。假如有人第一个去吃螃蟹，他的反应也许能让我知道一些和他有关的重要信息，并由此对整个群体有所了解。比如说，如果有人在说话之前先举手，根据环境的不同，这可能表明他们很有礼貌，或者愿意服从权威。如果有人在你问完问题前插话，这可能代表着他热情、自信，或者意味着现场规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当然，不能根据不同的初始反应做出过度推断。总是插话的人也许听力不佳，也可能存在学习障碍。我显然无法在思考过程中排除所有可能性，但可以在行动之前有所选择地关注头脑中产生的想法，它们描述了我观察的对象，同样也反映了我的倾向。
在监狱环境中引导讨论时，我尽力把各种形式的语言交流都当作有效沟通，至少我会在讨论的开始阶段这样做。不要过早地引入规则同样重要——尤其是在还没有摸清谈话对象的基本情况时。刚开始，我会努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融洽的关系，这样做有望让我更轻松地通过对话融入他们。我把他们视为有能动性的人，由此放大了成功的概率。“你认为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句话定下了双方协作的基调，同时也表明了我的意向。这些女性（总的来说还有监狱里的所有人）多数已经习惯于——甚至是适应了——接受能够对他们行使权力的权威人士发出的指令。这种做法只有在监狱中才是合理的，但权威人士往往会渐渐忘记积极倾听——倾听在他们眼中社会地位或专业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于是，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对象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当有人试图沟通两侧的时候，误解就会席卷而来。因此，不管人们身在鸿沟的哪一边，他们往往都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跟随自己所在的群体。
用提问作为研习课的开场，我向这个群体发出的信号是，原本的机制已经暂时中止，日常的权力流动已经被打断。我并不想得到所有人的答案，我想凭借在讲台上的身份让他们知道，没有他们的反馈，我什么都无法掌握。那些女性也许还会觉得，我的提问是对她们的经历与洞察力的认可。“你是个狂热的说唱歌手。”一个双臂上满是自残伤痕的女人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写歌。”另一个女人说。慢吞吞的语调表明，她服用过美沙酮或镇静剂。
通过一个个回答，对于在场的人，对于我在这里到底要做些什么，我开始有了越来越全面的了解。“是的。”在询问他们的姓名，用一段简短的说唱表演告诉他们一点我的背景信息之前，我回答道。这首叫作《跳跃》（Jump）的歌是专门为了快速融入群体而写的，这在和注意力涣散、自信心不足的人们合作时至关重要。他们越早感觉自己了解周围发生着什么，对我来说就越有利。他们越快觉得加入其中对自己有益，就越不会表现出厌恶或冷淡。他们越快被书本迷住，就越难把它扔开。
对于某种活动或任务的不安和恐惧，往往会表现为惰性或敌意。多年来，为了让人们沉浸其中，我找到了几个窍门。其一是说些表示肯定的话。每一段互动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借机对参与者的某些方面表示赞赏或认可。对他们原本就很出色的地方表示肯定，比如夸奖他们自身具有、无须从外界获取的技能或性格特征，这样做效果尤其好。如果你不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就更难中途退场。夸奖一个人的书法或幽默感，夸奖他有趣的言论和措辞，这些都很有帮助。如果那是个安静的人，那么也许他文了有趣的文身，也许穿着颜色搭配出彩的衣服，而这些东西代表着深度、内涵和值得赞许的个人能动性。在监狱的小世界中，任何小事都重于泰山，正如一块吐司能让人对你行凶，简单地交换善意也能改变别人某一天的状态。“你的字真工整。”
在你表示赞许的那一刻，不论你说了什么，对方都会本能地回避，像是在加深一种他们更加熟悉的否定：“我？字迹工整？算了吧。我很笨。我写不好。”
但如果用心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焕发出了神采，在以为你没注意的时候，他们会因为得到表扬而面露羞怯之色。如果那天他们心情不错，之后或许还会更加深入地琢磨你的赞许，敢于相信这些话的确是真的。这些小小的互动能够拉近你和参与者之间的距离，在群体中营造出培养互信所必需的氛围。
因为文化水平低、自信心不足等障碍，有些参与者难以接受进一步教育，他们往往——尽管不是全部——成长于对他们的能力不加认可和培养的环境，因此更难大胆冒险。对于这个群体而言，哪怕只是大声说话或表达观点都可能让他们惶恐不安，甚至畏缩不前。因此，要鼓励他们走出舒适圈，就必须能够凭直觉了解他们的需求。对于那些身陷囹圄的人来说，问题更加严重，他们的才华被压制、被奚落，或者反倒在不断的打击之下成了困窘和耻辱之源。这可能会导致一种掩盖自身弱点、强化“我很笨”的认知的趋势。如果一场研习课开头就拖沓乏味，人们便很难投入其中，认为错误在于他们和他们的才智缺陷——其实真正的问题出在像我这样准备不充分的主持人身上。认为自己不够聪明，这种基本信念往往表现为破坏性、对抗性或攻击性的态度，用咄咄逼人的行为来回避任何可能会显露他们的恐惧、缺陷或弱点的互动。
就这种研习课而言，我一般会用一首歌打开局面。《跳跃》是我的常用曲目之一。第一句歌词是：“在成长中，我不知道谁能信赖，透过校车窗口看着世界大千；口含糖块，学校不会让我心烦，只有上学才不会困在家庭中间。”
这首歌的歌词是自传性的，详细描述了我的学生时代和母亲的猝然离世。但我有意在歌词里填满了下层社区的意象和语言，提到了MD20/20和巴克法斯特（Buckfast）之类的酒，还有图帕克·夏库尔（Tupac Shakur）等说唱歌手。家庭破裂、遗弃、酗酒、丧亲之痛的主题，还有对中产阶级和执法机构的轻松嘲弄，不但能够让他们回忆起曾经的经历，更关键的是，还能确认那些经历的真实性。这首歌和他们所经历过的那种文化一样，被外界看作粗野、无礼、未经雕琢的东西，这首歌之所以会吸引他们，是因为其中体现了他们自身经历的丰富多彩；外界社会认为，他们的生活中有些东西是粗俗不堪、毫无可取之处的，这首歌却体现出了其中蕴含的诗意。
施行惩罚是国家的职责，而我的职责是，在可能会让他们丢掉性命的环境中，帮助他们表达人性。
不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其他以出身赤贫的人为主的场合中，在我说话的时候，人们总会频频打量我，想要找到表明我“信得过”和“可靠”的迹象。他们会观察我的说话方式，观察我使用的词语和方言特征。他们会本能地想要弄清楚，我所标榜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有多大差别。在这种环境下，真诚是衡量所有人的标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这种社群中，你极少能见到说着上流语言的上流人士像我这样做——除非他们被警卫人员紧紧包围着，或者是显示出某种形式的法律权威。来到这里工作的时候，人们经常会戴上自以为能够取悦囚犯的伪装，他们忘了，监狱里都是些在情绪上最相信直觉、最容易被操纵的人。
尽管这些人被关进监狱的原因五花八门，但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点，几乎可以判定，他们遭遇过会使他们走向犯罪的情感、心理、肉体或性方面的伤害。养育者的虐待或忽视似乎极易形成导致违法行为的萌芽因素：缺乏自尊、较低的教育水平、毒品滥用和社会排斥。
研习课快结束的时候，一位一直很安静的女性满不在乎地提到，她的父母和妹妹不久前都因为吃了街上买的假冒安定死掉了。尽管如此，她在监狱里还是继续嗑药。她是因为替男友顶罪而进监狱的。但在自己的公寓里杀死了最好的朋友之后不久，他便开始吸食海洛因，最后还是因此进了监狱。纠纷的起因是毒品。在和她的交流中，她反复讲着家人死去的故事，好像她总是不记得之前讲过同样的话。第四周，她哭了。她对我说，这是她进监狱之后第一次在他人面前流泪。通过这种方式，她让我知道了她对我的信任。当她开始抽泣的时候，其他女性就像爱护和支持她的家人一样安慰着她，她们当中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家人。
这座监狱里的很多人曾经多次犯罪。很多人被关在这里是罪有应得。很多人对无辜的守法公民犯下了应受惩处的罪行。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很容易让人忘掉那些罪行的受害者。认识到这一点固然很重要，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罪犯身上看到的那些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很多都有着明确的起因。除了精神病患者和犯罪狂，在这座监狱中随便找出一个人，回头看看他成为罪犯之前的某个时刻，你很可能会发现，曾经还是孩子的他们也是某种暴力的受害者。注释：[1]即“Crime and Punishment”。[2]青少年罪犯（Young Offender）的缩写。[3]即地西泮（Diazepam），镇静类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在各国受严格管制。“安定”（Valium）为其商品名。[4]即“Spice”，一种新型合成毒品。[1]暴力史
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对暴力威胁习以为常。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暴力威胁相比，暴力本身还更好受些。在你挨打或是被别人追赶的时候，身体的某些地方会失去知觉。在人们对你施暴的时候，身体会变得麻木，好像那不再是你的身体，暴力行为与你无关。除了身体麻木之外，情感反应也会变得迟钝。身体会进入一种自我保护状态，直到威胁解除。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愤怒的人总是容易疲劳。所以说，面对无法逃脱或无力反抗的暴力行为，忍耐的诀窍在于放弃抵抗，然后祈祷自己别受重伤。
暴力行为令人恐惧，但比持续的暴力威胁好受得多。如果暴力发生在家里，你在空气中都能嗅到它的气味。为了适应暴力威胁，你会变得过度警觉。这种敏感度大幅提升的状态能够在短期内帮你应对威胁，但它会在对暴力的长期恐惧中成为情绪的基础状态，让你难以放松心情、感受当下。
如果暴力或暴力威胁在家中长期存在，你很小就能学会怎么和暴力打交道。你会善于审视旁人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学会观察人们的语调，好去发现和制止可能的威胁。你会熟练掌握操控情绪的技巧，可以凭直觉感受到他人的需要和敏感点，通过行为上的相应调整来抑制施暴者的怒火。到最后，这些经过反复试错拼凑出来的生存策略就会成为本能。对于许多人来说，哪怕暴力威胁早已不复存在，这些本能也会完整地保留在性格之中。然而，这些策略只会暂时有效。更糟糕的是，为了满足施暴者的需求而扭曲自我，只会让导致过度警觉的那种恐惧持续下去。那种恐惧是对令人不安的预期感知，是暴力的前奏。这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方面，你不希望暴力发生；另一方面，你又知道暴力无法回避，还不如早来得好。
我在五岁左右经历过这么一件事，那时我们刚刚搬到波洛克的另一头。位于格拉斯哥南部的波洛克是所谓的贫民区，也是我长大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初，波洛克在全欧洲的社会剥夺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我们的新家是一座半独立的三居室住宅，屋子前后都有花园。我还记得，当时我躺在楼上的床上，因为起居室里的响声难以入睡。妈妈把别人请到家中，在楼下喝酒谈笑，还放着音乐。在下一段记忆里，我站在起居室门口，面前是一群宾客。我以为妈妈喝醉了，会同意我不去睡觉。我更喜欢喝了几杯酒之后的妈妈，酒精会让她放松和愉快许多，让她充满爱心。但那个晚上，她一杯都没喝。她让我回去睡觉，我跟她争辩了几句。也许因为我在她的客人面前出了风头，因为我让她感觉到了欺骗和愚弄，她的语调和姿态骤然改变，向我发出了最后通牒，让我回楼上去。我没有理她。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冲进厨房。她拉开了放着刀具的抽屉，拽出了一把长长的面包刀，刀上开着锯齿形的利刃。接着，她转身向我走来。我知道她喜怒无常，但却从未见过她这副模样。就在她从起居室走进客厅的前几秒，我跑出了房间，天真地走向楼梯。我尽可能快地胡乱往上爬去，她却离我越来越近。我无处可躲，只能跑回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身后的房门。门猛地弹开了，她还是冲了进来，紧握钢刀的她就像是梦魇中的恶魔。
如果我之前选择冲出大门该多好。片刻之前，她还显得十分愉悦，让我觉得有把握在客人面前平平安安地说服她。可是现在，我被困在自己房中，被她压在墙上，喉咙上还抵着一把刀。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眼中的憎恨。我还记得，我以为自己会被开膛破肚，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就在她举刀向我的脸刺来的时候，爸爸从后面拉开了她，把她推到房间的另一边，随后制服了她。一位客人拉着我，匆忙把我塞到了一辆车的后座上。
自那以后，我不记得妈妈或其他任何人提起过那个晚上。说实话，连我自己也忘了那件事，直到多年之后它突然闪现在脑海中。
这种经历带来的冲击很难量化，对人生的长期影响则更难衡量。我只能说，尽管这样的事在当时莫名其妙地显得稀松平常，但日后却在我对这个世界和世人的看法中留下了印迹。试想，如果在家里，在妈妈的照料下都不安全，你又怎么可能在别的地方放松警惕呢？
不论你遭遇的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暴力，这样的突发事件之后，你总还会心存一丝希望，以为施暴者会有所悔改。就算感觉不到改变，他们空洞的承诺也还是会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在那些时候，施暴者少有的脆弱、温柔和真诚显得那么动人，让人难以抵挡他们扭曲的逻辑。你会迫切希望赢得他们的爱，受到侵蚀的却是你自己的理智与安全。
暴力并非我家的常态，但妈妈的喜怒无常给我带来了持续的恐惧。有时候，就连感到难过或者害怕都会被当作罪过，给你招来麻烦。有一回，因为我一直在哭，她把我的自行车扔进了河里。她的醉酒、好斗和暴力冲动让作为儿子的我感到困惑，但在社区的大背景中却并不难理解。
在波洛克，暴力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哪怕只是去一趟街角的商店，都可能威胁到你的安全——还有自尊。从打打闹闹到真正的斗殴，在波洛克要考虑到不同程度的暴力威胁。从拳打脚踢到持刀伤害，那里还有令人恐惧的种种暴力行为。不变的唯有对侵害的永恒警戒和这种警戒不断提升的潜在可能性。
在那样的社区中，暴力威胁无处不在，哪怕在没有理由感到恐惧的时候，过度警惕的情感状态都会让你时刻关注周围的危险，让日常生活变得压力重重。在家庭之外，在学校里，暴力则更像是一种公开的展示。为了逃避暴力威胁，人们会转而去威胁别人，整个操场因此乱成了一锅粥，直到第一记拳头落下来为止。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街上，暴力威胁都会让你感受到一种最深切的恐惧。斗殴令人恐惧，充满危险。我很小就知道，暴力无从回避，我在暴力面前没有选择。因此，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机智地挑选对手。上小学时，我和一个男孩打了一架又一架，一直打到了别人没兴趣围观为止。由此，我赢得了尊重。
他家比我家离学校更近，所以我总得从他家门口走过，没法躲开他。我记得有一天，打斗带来的疲惫和恐惧让我的身体很不舒服。到家之后，我犯了个错误，跟妈妈讲了之前发生的事。她没有安慰我，而是拽着我外套的袖子，把我拖到他家门前，她要和他的妈妈当面对质，而我也许还得跟他再打一架——为了证明我没被吓倒。我记得她还在别的时候那么做过，有时对方比我年龄还大。还有一回，因为有个老师要我承认我没做过的事情，她直接冲进教室里面，向他发出警告。在他人面前流露恐惧似乎是导致她发怒的原因。承认恐惧近乎耻辱。也许是因为天真，我乐于相信，她对我的爱意味着我的恐惧和无助会让她苦恼，因此才会反应过度。但归根结底，报复欲才是她勃然大怒的首要原因，而以暴制暴是她解决问题的一贯方式。
我之所以能够克服对霸凌的恐惧，只是因为它在我对妈妈的恐惧面前相形见绌。妈妈去世之后，十几岁的我进入了中学，但各式各样的暴力威胁依然存在，甚至连个别老师都有暴力倾向。为了假装勇敢无畏，你需要进行大量的思考，还要投入很多精力，与此同时，面对每天从早到晚的种种潜在威胁，你还要不停地评估自己是否安全。
在别人事先选定的地方打架毫无意义，他们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场所。如果斗殴不可避免，我更担心自己因为先占上风而遭遇更大的风险，担心激起对方的极端行为，比如张口咬人或脚踢脑袋。每次打架的时候，我都担心受到伤害，而大多数对手并不受这种不安的牵累，因此独具优势。他们的心事和我妈妈一样。他们最害怕的是在社区中的其他人面前丢脸，所以总能占据先机。如果他们能够袒露心声的话，他们也会承认，打架是让人极度不快的。然而可悲的是，从对峙中抽身，或是承认自己不想打架，会给你带来更多羞辱和侵害。在充满暴力的社区中，悄悄地指挥着你的思考和行动的，正是这种对于羞辱、排斥和攻击的恐惧。注释：[1]即“A History of Violence”。[1]野性的呼唤
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表达自我并非易事，除非你要表达的是自己凶悍的那一面。其他形式的情感表达大多会受到压制，不是被人取笑，就是遭受暴力威胁。因此，在所谓的贫困社区中，成长是一种痛苦而压抑的体验。这种压抑感几乎影响着你所有表达自我的手段，导致几乎人人都打扮成一个模样、说着同样的话。假如你突破了当时大家所接受的规范，你就会在众人的围追堵截下疲于奔命。
如果你胆敢穿上不止两个口袋的裤子，你就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同样，如果你在对话中插入一些别致的用词，别人很快就会发现。我记得，那是一个夏日午后，老师把闹哄哄的同学们赶上校车，去参加每周一次的足球活动。上车两分钟之后就已经可以看出，男孩们不愿意用他人无法预料的方式行动。他们呼扇着鼻翼大喊大叫，一边扮成同性恋互相嬉闹，一边用“基佬”这个词来形容自身参照系之外的一切。而通过这些方式，我很早就“出柜”了。那天，班上有个女孩梳着动人的新发型，我随随便便地发表了一个评价。“嘿，瞧见尼古拉的新发型了吗？真他妈漂亮。”
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无可非议，但那种环境中有一套更受认可的说话方式。在人人都很好斗的同龄群体中，如果你有足够的胆量大声发言，最好事先在脑子里过一遍你要说的话，否则就可能招来一场冲突。幸运的是，对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当时的我已经形成本能，而且还能根据环境的不同随机应变。如果我站在教师休息室里，面对着掌握权威的成人，而且没有其他男生在场，我自然会说些入流的话，也许还会谈谈政治或时事。不知为何，和老师们对话时，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换一套说话方式。让他们知道我是个聪明的学生，这很重要。在讥讽与暴力威胁阴魂不散的学校里，出于安全考虑，才华是一种需要掩饰起来的特质。因此，如果炫耀才智的机会出现，我可不会轻易错过。
但这种方式并非对学校中所有的成人都适用。同门房或食堂服务员闲聊的时候，提起政治和时事可不是个好主意。不是因为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也许事实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他们并非谈论知识类话题的合适对象——或者说，我是这么认为的。
门房的主要专业特长是看门。除非你的问题与建筑有关，否则和他们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学校的门房是个大个子，用我们背后议论他的话说，是个胖子。他话不多，往往只有在提醒你做错了什么事的时候才会开口。他看上去郁郁寡欢，总是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们，他的出现会让我们很不舒服。他有时会面色阴沉地站在操场门口，有时会为了更换打碎的窗玻璃或是给暖气片放气，如同冰川运动一般在校园里缓缓穿行。其他时候，他会坐在大门边上的小屋里，啜饮一大杯茶，把长长的脸埋在小报后面。谁知道呢，也许他对政治感兴趣？也许他渴望参加地方议会选举？也许他是《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忠实订户，在报纸后面藏着杂志？但他的姿态似乎表明，他不打算跟我聊任何话题，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他有时甚至懒得放下报纸和人打招呼，只会咕哝一声，指指厕所钥匙。
食堂的服务员们则热情得多，而且幽默感十足。她们让午餐时间充满人情味，在供应餐食的时候，还会问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她们的社交技能远胜门房，但却完全不适合谈论任何话题。我发现，当你看到她们在做别的事的时候，比如逛商店和坐巴士，会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我觉得她们只是食堂服务员。有人认为，你可以跟除了老师之外的任何人学到任何知识，按照我当时的看法，这种观点荒谬至极，老师们拥有唯一一种值得掌握的知识。
很多时候，如果交谈的对象是女孩，另一种可能性就会敞开大门，因为在那种情境下，表现出自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女孩一般比同龄男孩更成熟，而且我能感觉到，很多女孩已经被男性的犹犹豫豫搞得精疲力竭。和女孩的对话让我有机会展露个性的另一面，从男性世界沉重的社交负担中暂时脱身。
但在开往足球场的校车上，身边坐满了雄性激素旺盛的男孩，那完全就是另一回事。
在车上，我不能做我自己，甚至都不能让人发现我在思考“做自己”的意义。我只是简单地对女生颇具魅力的发型表示欣赏，但这其实一点都不简单。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说那些话之前要小心斟酌。直接让“漂亮”这个词脱口而出可不行。如果不做一些迂回缓冲，其他男孩就会觉得太过刺耳。新的词语和想法会让他们高度警觉，根据场所和他们人数的不同，会引发种种无法预料的反应。我本能地知道，用“漂亮”这个词意味着冒险。所以，为了减弱它的冲击，我在前面加了一个比较粗俗、无礼的词。“嘿，瞧见尼古拉的新发型了吗？真他妈漂亮。”
我真的以为这个不被群体认可的词能侥幸过关吗？我的话音刚落，四周鸦雀无声。男孩们面面相觑，就像头一回看见大猩猩站在面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知道应该作何反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有所动作，但都因为怕被群体排斥而下不了行动的决心。也许有人同意我的评论，认为尼古拉的头发很漂亮，但他们却在寻找群体的信号，想知道这么认为是对是错。其他人也许认为这么说话很傻，应该奚落一番，但他们和别人一样，在表明立场前需要得到群体的首肯。似乎至少有一个男生不知道那个词的意思，要么是听错了，要么是从来没听过男生用这个词。尽管他们内心深处想要摆出一副硬汉形象，但在那一刻，他们都害怕流露真情实感，甚至害怕被人看穿这些内心活动。这种如影随形的恐惧正是他们在学校内外种种行为的起源。
这部荒诞剧每天都在上演，公开表达对异性的兴趣都会成为你被“指控”为同性恋的原因，好像这是种罪行。而且，如此荒谬地将你定罪的这群男孩只有在足球场和橄榄球场上打滚，在公共浴室里光着身子用毛巾互相抽打屁股的时候才会快活起来。然而，从1996年到2001年，这种傻事在学校中每天都举目可见。校车旅途总是很短暂，却让我感到极度的恐惧和厌恶。校车上的每一件事都像学校一样令人无比压抑。周围众人的社交预期时刻压迫着每一个人，就像我那次夸奖女孩漂亮的发型那样，连承认现实都成了激进的政治行动。“嘿，瞧见尼古拉的新发型了吗？真他妈漂亮。”“漂亮？”有人说道，“哈哈哈。他刚刚说了‘漂亮’。哈哈哈，哥们儿，你真是个基佬。”
奇怪的是，对我来说，这阵阵笑声听起来倒像是让人愉快的宽慰。如果你并未打算让人发笑，那么听到他们的笑声绝非乐事，但那一刻，决定我的感受的并非只是自尊。男孩们的集体大笑带着羞辱的意味，但这同样表明，他们又回到了被我陌生的思想搞得不知所措之前的那种状态之中。这种思想在我看来没什么了不起，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似乎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我对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但结局却各有不同：有时候，你会因为表现出聪明和机智，因为用一针见血的笑话击破了对手对你的贬低而赢得威信；你也可能陷入一场激烈的争斗，只是因为不被群体认可的只言片语，掀起了不断升级、无从退让的较量。在这样的社区中，如果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贬低和威胁，就会变得充满敌意乃至危险。
引起紧张局势的是“漂亮”这个词，还是它的言外之意？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词意味着对他们的某种期许？因为这种期许需要他们做出回应，他们为不知所措而感到了压力，或者是担心自己的反应会被群体排斥？因为这种期许要求他们做出展露内心的明确表态？还是因为不经意的嘲笑和不自觉的点头会暴露出不愿为人所知的激情、愚蠢的怪癖或隐秘的弱点？我也不知道准确答案。我只记得，尼古拉的头发是那么漂亮，我忍不住要不计后果地说出那句话。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有那样一位母亲，面对打击、侮辱和伤害，我的情感阈值早已高得可怜了。注释：[1]即“The Call of the Wild”。[1]西区绅士
十岁那年，妈妈离开了家。记得有一天，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妈妈和妹妹正站在门外，那时她们刚刚离开一两周。她们进屋待了一会儿，我还记得她和爸爸的争吵。后来，她带着妹妹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这不是父母第一次分手了。好笑的是，幼小的你会觉得这些事情是自己的错。也许是出于臆想和孩子气的自负，我以为只要自己变得更好，父母之间的分歧就能弥合。自那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经常见到妈妈。即使在与她见面的时候，相处的时光也总是支离破碎。这主要是因为她的醉意和对酒的执念。也许是因为我太过冷漠，又或许是因为不想让自己太过难受，那个年纪的事情总是容易淡忘。我记得，在她离开之后的那段短暂的“蜜月期”中，生活变得平静了许多。足球和摔跤给我和弟弟的关系带来了真正的改善。直到几年后升入中学，我才开始感受到这种遗弃的影响，那是一种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表现在许多方面，最严重的时候，会让人在生理上痛苦不堪。一开始，我害怕人们不喜欢我，担心危险迫在眉睫。我还渴求他人的关爱，因为这似乎能让不安全感稍稍缓解，哪怕他人只是对我略加关注，我都会对他们形成深深的情感依赖——对女孩尤其如此。可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失望，而且曾被妈妈遗弃，我总是非常担心被我所依恋的人伤害、背叛和抛弃。那个时候，被遗弃的影响太过强烈，我总是在各种关系中不断寻找要被对方抛弃的理由，自己却浑然不觉。我开始把强烈的不安全感与恋爱混为一谈。
痛苦的心理问题和始终充满攻击性的社会环境让我很难专心于学业。我的脑海中总是穿梭着和种种恐惧与不安有关的心理对话，我总是在心里预演着可能要进行的交谈，同时一遍又一遍地回放曾经的言语。似乎只有恐惧才能让我精神集中。学习因而变得十分艰难，对于我不太擅长的科目尤其如此。学校之所以会成为让人伤透脑筋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有太多其他同学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克鲁克斯顿城堡中学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按照设计，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作战地医院。谁又能想到，在那个冷战刚刚开始的时代，这所学校本身就会变成一片战场。学校得名于脚下的中世纪城堡领地，离操场大约五百码的克鲁克斯顿城堡是波洛克的制高点，周围还有一圈深深的护城河。作为历史遗迹的那座城堡保存得相当完好，但却没什么人去。这让我觉得十分可惜，因为从城堡高处眺望，可以饱览一片虽然缺陷明显，但还是颇为动人的风景。当然，欣赏的前提是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位于波洛克正中央的是一处朴实无华的购物场所，这就是1979年开业、约有半英里长的波洛克中心。商场里有连锁超市和不少大众品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大型布谷鸟钟，它每隔一刻钟就会奏响音乐，露出内部的机械装置，让一代又一代儿童为之着迷。钟下边是一片休息区，人们可以坐在那里吃饭、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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