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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2 23: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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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潜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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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家族

顾维钧家族试读:

前言

纵观中华民族走过的漫长历史行程,以家庭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家族或宗族,当是其中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始自西周以下数千年间,著姓望族有如绵绵瓜瓞、传承不绝。曾有当代评论家把家族比作一种“人间序数”,精辟地论述说:“家”只是“族”的一分子,“族”又只是社会的一分子,它们都统一在一个叫作“国”的范畴里。这是人世间最繁博也最伟大的一种秩序数。家庭→家族→社会组织→国家,这么简单的排列,却包含着无上的哲理与深广的情愫,包含着人世间斑驳陆离的种种。这是一个神秘而秩序井然的磁场结构,家是个体的人的磁场,族是家的磁场,这些大大小小的磁场又那么神奇地吸附在“国家”这个巨大无比的磁场之内。

毫无疑问,“国”与“家”,如藤连瓜、似水融乳,彼此连体同构,不可分割。因此,家族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不仅仅是代代相传的血脉延伸,流淌着个体生命在成长的岁月里不可避免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更应该是生生不息的历史剪影,传递着家族群体在薪火传承中无以超脱的时代冲击、社会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个个家族,几乎就是一部浓缩别裁的历史话本。

本书以顾维钧家族为选题,顾名思义,旨在以顾氏家族的人物为视域、为载体、为场景,通过再现家族三代主要成员的人生道路,包括理想抱负、事业成就、境遇命运、子弟教育、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情况,全方位地反映其家族的兴衰起落,揭示百年社会的嬗变历程。

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稍识中国近代史的大陆读者对于顾维钧恐怕大多不甚了了。教科书里或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偶有所论,也多有失公允。学术界给予客观全面的评价,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从此开创了近代以来敢于抗争的先例。这位站在列强霸权的国际论坛上第一次敢说“不”的中国代表,就是顾维钧。此后,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大凡有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和重大的国际会议,无不留下了他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身影。自20世纪90年代末电影《我的1919》得以公映——此为中国电影为民国外交家宣传的开端,顾维钧的形象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也使他成了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

个人离不开社会。所以,知其人必须论其世,必须放宽历史的视界,重返晚清到民国的历史现场。

试想,始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面对远隔重洋、持暴叩关而入的西方列强,处于举步蹒跚状态的清王朝茫然失措,最终不堪一击地败下阵来,从此门户洞开,以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租地造屋、传教自由为基本内容的条约制度,便利了外国侵略势力从沿海沿江向内陆腹地步步深入,把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泱泱大国强行拉入近代门槛的同时,又推向了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深渊。

试想,处多灾多难之世,多少仁人志士怀忧国忧民之心,抱自强自立之志,在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叹中审时度势,徐筹对策,以忧愤交集的心灵喋血饮恨、趔趄而行。于是,从“师夷制夷”发其端,始而有顺乎变局、惨淡经营军事和民用企业的洋务新政;继有倡君主立宪、谋保国保种的戊戌维新;再则有高扬民主共和、掀翻皇座结束帝制的辛亥革命。期间,自然不乏交织了义愤激进的农民风暴,前有“奉天讨胡”的太平天国起义,后有仇洋排外的义和团运动。

要而言之,一部中国近现代编年史,满载着丧权辱国的伤痛,铭刻着救亡图存的奋勉,展现在后世面前的,是一幅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更是从屈辱走向新生的悲壮画卷。这一充满新陈代谢的过渡时代、转型社会,无疑构成了顾维钧及其家族所依托的深刻历史背景。

以顾维钧为中轴,将顾氏家族做上下两代延伸,前后跨度上百年,大体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历程交相伴生演进。

其父顾溶一代,生于19世纪中叶嘉定古城的仕宦首户之家,因世道变乱而家道离乱,孤儿寡母饱尝人间苦辛。但在慈母督教下长大的顾溶,适逢招商局带来好运气,走上经商之路,他后来仕途亨通,历任苏松太兵备道财政主管、广东驻沪官银号总办、大清邮传部上海交通银行总裁,自有一段坎坷的人生境遇与时代休戚相关。

既已发家致富,如何绵世泽而振家声,也就有了顾溶的良苦用心所系。

在传统社会里,“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唯俭与勤。”诸如此类的楹联话语,从来就在族中长者耳提面命、族中晚辈耳濡目染之中,成为不证自明的行为和道德准则。所以,身为父亲的顾溶,既有此后秉承祖训、捐建义庄之举,更有在先迎师训子、望子成龙之想。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子弟读书做官,登第入仕,才有可能巩固家族的社会地位,保持家族的世代绵延。

然而,时移世易,观念更化。急剧递嬗的百年历史中,百年家族的精神风貌,既有传承,又有变异。

顾维钧一代,际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今中西大交会”的历史大背景,身处上海滩开埠通商的特定地域环境,伴随欧风美雨袭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经过半个多世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诸层面的渐次展开和深入,如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输导入华,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世风变动,新潮涌起,大势所趋下的清末社会,西学愈来愈成为读书人的大课题,一代新人随之氤氲化育。有幸栉沐了西学教育的顾维钧,更在留学热潮的鼓荡下远赴大洋彼岸。由此,其人生轨迹不可能再墨守成规,而是辟出了一条别开生面的经世从政、外交救国之道。

为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所铸就,为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潮流所润泽,也为其特殊的成长道路所规范。学成归国的顾维钧,以其忧患弥深的民族意识、放眼世界的国际视野、勇于任事的献身精神、清廉自律的人格魅力以及超越政派的处世原则,竭诚报国之心、竭尽经世之才。这分经世品格,既与传统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思想一脉相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拓展了新的时代特色。在此基础上迈开人生前程,建立经世事业,不仅使他出类拔萃,饮誉国际外交界几近半个世纪,也给他的家族带来了休戚与共的社会影响和馨香久远的历史底蕴。

代际流动,薪火传续。

试看其女顾菊珍一代,概与顾维钧为弱国争外交的艰难历程不无关联。在后来山重水复的历史迷雾中,顾维钧一度陷入黯淡失色的苦境,以致最后不得不为晚年生计而忧心。濡染之间,儿女们自当不无感触,也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人生选择,子不承父业,也就在所难免。但有儿女们对父亲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女儿顾菊珍又意外地成全了乃父心愿,成为活跃于现代国际舞台的女中豪杰,更传承了父辈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如此,纵然今日的顾氏家族成员大都星云海外,仍一样地弥散着历久不灭的韵味。

据说,晚年的顾维钧有一次绘了一幅画,随手落款“亭林顾氏”,夫人不禁问他:“怎么能这样写呢?”顾维钧道:“为啥不可以呢?亭林就是嘉定,顾氏就是我顾维钧啊!”夫人又说:“谁知道亭林就是嘉定,嘉定顾氏多着呢。”且听顾维钧如何应答:“嘉定顾氏唯我是焉。”那神情、那语气,是好一派自信。

如此看来,循着一代外交家的足迹和心迹,由此及彼,由小及大,可以走进沧桑几更的百年家族,走进风云激荡的百年历史。2017年2月20日第一章仕宦首户 时移世易一、水光塔影

烟雨江南,朦胧迷离。

出上海西北,沿沪宁高速公路行程15里许,是融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嘉定工业区,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高新科技密集的现代化企业扑面而来。与此相对应,走进嘉定老城保护区,感觉深处,空气中弥漫着千年的余韵,水雾里飘散着百年的旧情,历经千百年的岁月浸润和风雨荡涤,分明传递出悠远而绵长的历史品位。

这是一个人文氤氲的江南水乡古城,一块由特定的地域环境和特定的时代氛围交织而成的浓重深厚的社会历史土壤。

来到占地约有34万平方米的老城保留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在城中心的法华塔。法华塔始建于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又名金沙塔,俗称文笔峰,寓祈求科举中试之意。塔呈楼阁式方形七级,高40.83米,几经历代修缮,至今仍依河傍街地屹立着古老挺拔的身姿,成为嘉定境内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坐落在东大街的秋霞圃,建于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由龚氏、沈氏、金氏等明代私家园林和邑庙(城隍庙)合并而成,古朴典雅,小巧玲珑,与不远处的汇龙潭公园,均在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列。

以州桥为中心的嘉定老城区,因了现代化城市建设规划所需,已有不少拆建和改造,但曾经的风貌仍依稀可辨,曾经的风情仍隐约可感。特别是往西门大街去,仍有一段保存相对完好的街巷,散发着古色古香的历史文化气息。

西大街是嘉定护城河外的一条老街,西起侯黄桥,东至西门吊桥,一条总长900多米、打磨光滑的“弹硌路”,称得上是嘉定区历史最悠久、风貌最本真,也是仅存的最后一条老街。这里,民居临河而筑,青灰色的墙壁、屋脊连片伸展。练祁河斜贯古城,由西向东缓缓流淌,至法华塔下与南北向的横沥河纵横交汇。沿河两岸,间跨着高义桥、众善桥、太平永安桥、登龙桥、普济桥、登瀛桥、青云桥、德富桥、永宁桥等一座座年代久远的单拱石桥;保存着一些古街弄、古寺庙、古城楼、古亭馆,并且还有一大批历史名人的世家宅第。

片帆屡卷暂停船,东望微茫接巨川。

几簇人家烟水外,数声渔唱夕阳边。

雁知黍熟呼群下,鸥为晴沙傍母眠。

银鲙丝莼今正美,且拼一醉曲江天。

宋人吴惟信的《泊舟练祁》诗句,描绘的正是夕阳映照下的练祁风光。粼粼波光,巍巍塔影,仿佛正诉说着被历史风尘所湮没了的往事岁月,它默默地提醒着人们,岁月如流,流水不尽,江南,不只是今日的江南;嘉定,也不只是今日的嘉定……

一个百年家族的最初生成背景,不妨就让我们在此余光斑驳的投影里去做历史的追寻。“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嘉定(古称疁城),1218年(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置县,以年号为名,县署设于练祁市(今嘉定镇)。自明清到民国,一直隶属江苏省管辖。这里东近大海,南接吴淞江,北枕浏河口,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境内气候湿润,河湖交错,素有舟楫之利,通海之便,物产丰饶,货畅其流。伴随宋、金对峙并宋室南渡的历史大动荡,北方士族为避免兵乱战祸,纷纷南迁,由他们带来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包括嘉定在内的江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嘉定当地经济以农为本,自明代起形成了“棉九稻一”的格局。境内植棉织布,民间机杼之声相闻,促进了家庭手工业和集市贸易的兴盛,南翔、安亭、黄渡、外冈、娄塘、钱门塘等众多市镇,作为土布贸易集散中心,布庄林立,徽商丛集。据万历《嘉定县志》称:“商贾贩鬻,近至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其用至广,而利亦至饶。”可见当时商贸往来活跃之盛。明清时期,嘉定与周边的常熟、吴县等地有“苏布名重四方”之誉。

优越的经济条件,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从南宋嘉定年间置县起,首任嘉定知县高衍孙在县治南一里创县学、置学田;随后,龚天定在城内拱星桥建北府书院。入元代后,学正王子昭助学捐田2700余亩,瞿懋、林畴创办义塾。历宋元明清数百年,嘉定一地随着社会经济的渐趋繁荣,带动了文化教育的兴盛。

史载,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文学家归有光(号震川先生)从家乡昆山迁居安亭,讲学论道13年,吸引了远近士子争相趋从。所谓“隆庆(1567—1572)之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归有光之真传也”。流风所播,影响深远。明正德、嘉靖年间,朱鹤以刀代笔,以竹当纸,融雕镂玉石之技和书画之法为一体,始创风格独特的嘉定派竹刻,其子朱缨、孙朱稚征师承家法,刻竹艺术更是名闻全国,世称“嘉定三朱”。以此,明清两代嘉定刻竹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史籍著录就有130人之多。明万历、天启年间,寓居西城近50年的程嘉燧,与唐时升、李流芳、娄坚等邑中名士相与交往,唱和无间,以诗文书画声著海内,有“嘉定四先生”之称。此间,曾师从上海徐光启,后来官至兵部职方主事的孙元化,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既撰写了《泰西算要》《西学杂著》《几何体论》等数学专著,同时有《西法神机》《经武全书》,介绍研制西式火器的办法战术,并协助乃师和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成为中国早期推动西学东渐的先驱代表。

时至明末,感于朝政腐败,国事堪忧,各地党社纷起。江南一带,继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无锡顾宪成等创办著名的东林书院后,一时文士翕然风向。崇祯初年,松江陈子龙等组成幾社,此后太仓张溥、张采兄弟汇合大江南北社集,统归于复社,期与四方之士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受此影响,当时为苏州府所属的嘉定,也是社集不断,如黄淳耀组织直言社,关注时事,主张以学救时。逮至明清鼎革之际,侯峒曾和黄淳耀率义兵抗击清军,宁死不屈,“嘉定三屠”的酷烈惨祸,凸显了本地民风之刚毅。遭此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文士殉难,家族流散,但仍有陆元辅等嘉定“六君子”,以诗文负有盛名。

迭经世事嬗变,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嘉定再现人文蔚起的景象。以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嘉定文士,在极盛一时的乾嘉汉学中独树一帜。他们受汉学吴派代表惠栋之教泽,恪守尊崇汉儒宗旨,钻研经史之学,形成阵容可观的吴派学者群体。

王鸣盛(1722—1797)幼从长洲沈德潜学诗,后又师从惠栋问经义。1754年(乾隆十九年)中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出为福建乡试主考官、光禄寺卿。丁忧回籍后不复出仕,里居三十多年。其间“日烈经史诗古文自娱,撰述等身,弟子著录数百人”。其传世名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广征博引,校勘考核,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等方面考订尤详。钱大昕(1728—1804)自小受祖父辈熏陶,勤奋好学,有神童之誉。少时与王鸣盛同学于紫阳书院,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少詹事、广东学政。1775年(乾隆四十年)奔父丧而归,从此绝意仕进,先后主讲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达24年之久,门下弟子达两千多人。钱氏视野宽阔,博涉多通,《廿二史考异》是他穷毕生精力的代表作。所著《十驾斋养新录》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公推“一代儒宗”。不仅如此,钱大昕和钱大昭兄弟,以及从子钱塘、钱坫、钱东、钱垣、钱绎、钱侗,还有儿子钱东壁、钱东塾,一门群从,兄弟子侄皆治古学,时有“嘉定九钱”之称,成为当时吴中著名的经学世家。

光绪《嘉定县志》就此赞曰:“王光禄(鸣盛)、钱少詹(大昕)两先生崛起于乾嘉之间,人伦师表,履蹈粹然,博大闳深,海内宗仰,为一代儒者冠冕。后之学者仰承轨躅,无不以潜研经义、躬行实践为宗。”该志卷八《风俗》也说:“乾隆以后,宗仰钱、王,通经学古,穷达一节,即朴遫无文,亦复束修自好。”所有这些,都对嘉定及其周边地带的人文涵化产生了广泛效应。据不完全统计,自元至正年间(1341—1368),至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见诸史籍的书画名家就有290多人,仅清乾隆年间就不下百人。综观明清两代,嘉定县中试进士180名,举人530名,可谓科第不绝、儒风不衰,素有“教化之邦”之美誉。

迄今位于法华塔南首的孔庙,1219年(南宋嘉定十二年)创建,自清同治年间清丈庙基占地26.5亩,规制崇宏,甲于他邑,殿堂门庑,雄伟壮观,素有“吴中第一”之称。孔庙门前,“兴贤”“仰高”和“育才”三座石柱牌坊,依次排列在由东向西的通道上,掩映于苍松翠柏间,潜移默化间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而历代文人学士的努力,更是点点滴滴地滋养着这里代代相传的人文风尚。

及至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后上海开埠通商,嘉定以近水楼台的地理位置,得风气之先,开始了在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行程中新的时代动向。《白虎通·宗族篇》称: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爰,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这一由血缘纽带维系起来的宗法性组织,始终是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石。由一个男性先祖的子孙团聚而成的家族,因其趋同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心态,形成了稳固并往往超越朝代的社会实体。宋明以后,随着家族制度的日趋完善,因血缘纽带而形成的族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深刻的作用,如清代康熙帝在颁发的《圣谕广训》中要求: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这里集中说明了宗族士绅在道德教化、社区稳定方面应尽的职责。

可以说,正是在世代积淀的历史人文传统濡染下,到明清时期,嘉定县城及四周乡镇,涌现出了许多世泽绵延、显称于世的知名家族。数百年间,全县逐渐形成了龚氏、张氏、钱氏、王氏、徐氏、黄氏、程氏、周氏、时氏、封氏、秦氏、廖氏、童氏、浦氏、顾氏等相对稳定的著姓望族。他们建祠堂、修家谱、制族规、置族田,以此达到“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以收族”的目的,血缘关系的亲和力,稳固地灌输、传导着各自不辱家声、不堕门风的价值信念,维护并滋养世代延传的精神基因。

起自元代,迄于今日,见诸于著录和留存于世的嘉定望族家谱不下50种。据民国《望仙桥乡志稿·艺文》的《杨氏族谱序》称:

吾邑僻处海滨,自宋高宗南渡,扈臣民多卜宅焉,故疁饶甲族。然溯其先,黄姑村之龚氏,练祁市之孙氏,以及崖冈里之杨氏,科目仕宦,延及累世,其为邑之望也,由来久矣。

资料显示,除了宋室南渡时纷纷南迁的北方“新族”之外,还有原来定居疁地的土著“旧族”,两者共同构成了嘉定一地的著姓望族群。至明代中叶以后,县西南的乡镇望族就有傅氏、瞿氏、黄氏,其中以沈氏尤为著。至于邑城之龚氏、徐氏、唐氏、娄氏,南翔之张氏、李氏、王氏,安亭之张氏,娄塘之唐氏,罗店之全氏,大场之严氏,均为一方名族。有学者就明清嘉定家族文化类型及族群加以分析,认为可以归为学术师儒之家、文学艺术之家、忠烈节义之家等三类。三种类型虽有区分,但有其共性所在,就是都以教化起家,以道义兴族,以术业和技艺传承,由此相沿成习。另有专家据上海地区族谱、家乘等谱牒资料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明清时期该地区所有的望族几乎都是由科甲起家的官僚缙绅、乡绅等封建士大夫支撑,而其家世与出身,大致归纳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二是出身于文化世族之家;三是由务农耕读起家;四是经商、行医和手工业工人等劳动者起家。反观嘉定各望族的实际情况,大体不外乎于此。

当然,这些聚族而居的知名家族,宋元以后流寓入境的还是占有一定的比例,如龚氏、陆氏、杨氏、姚氏、秦氏、唐氏等族姓;而大多则是明清两朝由安徽、江苏诸县及福建、浙江等地迁来,迁徙原因或因经商移民,或因贬官隐居,或因为官定居,或因联姻迁居,或因兵祸避居。

顾维钧祖籍嘉定。

因此,考察以他为核心的这一百年家族承先启后之系脉,沿波溯源,还得从他生于斯、长于斯,安身立命于斯的祖辈父辈说起。二、嘉定顾氏

到目前为止,由于史料缺考,有关顾维钧祖辈、父辈的生平行状,我们几乎知之甚少,难得其详;再往上溯其高祖、曾祖辈,更是无从考索。在此,只能据以极其有限的资料,探得一些斑斑点点的历史留痕。

顾氏乃江东大家。明末清初昆山籍著名学者顾炎武(号亭林先生)在他的《顾氏谱系考》中,有过“江东无二顾”的说法。据说,顾氏自东汉以后播迁吴地繁衍发展,大多散居在苏州、松江等府县境内。

嘉定顾维钧一脉系何时何地迁居于此,虽无族谱考实,但民国年间纂修的《嘉定县续志》辑有《嘉定顾氏承裕义庄碑记》一文,无疑为后人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脉络。录之如下:

昔钱公辅记范文正义田,尝曰: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公固一代伟人。而义田者,公之初志,即其忠义、事业、功名之所由大也。士君子苟饶资财,而途人其族,属宗法收族,古谊荡然,亦人心世道之忧矣。

余友顾君晴川,名溶。其先系出吴丞相雍之后。君之高祖在扬,昆山诸生,始迁居嘉定之西郭。曾祖讳廷珍,祖讳汇淮。父讳晋恩,并好施重义,有文正之志而未逮也。庚申遭难,家产无存。继母邹太夫人守节抚孤,教养周至。临没,以祖父遗命付君,君受之,弗敢忘。及壮经商,垂三十年,节衣缩食,稍稍赢羡,乃建庄祠于西郭之阳,真祭田,又设族学,以课族中子弟,割膏腴产,以赡族人贫乏者,寒有衣,饥有食,疾病有医药,子女有婚嫁,生有养,死有葬,尽人世营治资给之道,灿然备具,而无遗憾。捐田凡二千三百二十亩有奇,名之曰:承裕义庄,其规模闳远,条理井然,有足称者,岂非去文正之世未远?又生于其乡,故闻风而兴起者欤?

余尝谓:古者井田,制民之产,所入皆足以自给,故其时无甚贫甚富之民。自井田废,而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矣。良法既坏于数千载之前,万不能以再复而有。可以校其敝者,唯在睦姻任恤,裒多益寡,以教以养,相为调剂而已。文正义田之举,惠止于一族,身为将相,岂欲以此市名哉?诚欲使天下则而效之,由各亲其亲,以进于不独亲其亲,庶大同之治可冀也。吾故曰:义田者,文正之初志,即其忠义、事业、功名之所由大也。今君足下履朝端家,不受禄入,独能志先人之志,而行文正之行,使其出为时用,先忧后乐,当必更有可述者。余文虽不及钱公辅,犹乐为记之,以为顾氏之子姓劝云。

这篇碑文,由前任清朝两江总督、后来辞官寓居上海的袁树勋写于1911年(宣统三年)。碑文记述了顾维钧之父顾溶捐建义庄的概况,笔下虽不无溢美之词,但还是反映了一些家族的基本史实。

嘉定顾维钧一脉,先世出自东吴名臣顾雍之后。顾雍(168—243),三国时吴国重臣、政治家。字元叹,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幼时拜蔡邕为师,学习音乐和书法,才思敏捷,艺业精进。后官至吴国丞相,任职近19年,以国为重,为官自持,明察秋毫,多进良言,能对文武将吏量才而用,使之各尽其职,任上颇多政绩,后世子孙散居于苏州城乡繁衍生息,遂为江南望族。

清代中期,昆山诸生顾在扬来嘉定西门外钱门塘村定居,是为顾维钧家族的始迁祖。此后历高祖顾廷珍、曾祖顾汇淮,至其祖父顾晋恩一辈,已是嘉定城内的一户官宦人家、著姓望族。由碑文可见,至其父顾溶继承先祖遗愿,捐建承裕义庄的行为,反映出顾氏家族具有乐善好施的流风余韵。

说起义庄,是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的宗族共同体。始自1050年(宋皇祐二年),范仲淹在苏州首创全国最早的范氏义庄起,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清代,政府出于维护地方社会利益和致力社会救济事业考虑,倡导家族行为,要求族人以同宗同祖而相亲相爱,所谓“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毋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联,喜则相庆以结其绸缪,戚则相怜以通缓急”。把兴建祠堂、设立家塾、置办义田、纂修族谱作为维持强化宗族的要务。由此,有清一代,“义庄设普天下”。江南各地义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更是独步全国。

明清时期的嘉定西门,已有众多家学渊源深厚、文化系统承续,并为地方所认同的名门世家,如黄氏、顾氏、唐氏、吴氏等,成为著姓大族集聚的区域。这些家族由耕读起家,因诗书传家,读书立品,崇德尚礼,扶贫济困,仗义行善,成为引人注目的区域文化风景。换言之,这些家族以读书立学为职志,透过家教、家学、家风等因素,始终追求书香门第的文化定位,追求人文教化的精神凝聚,重视家族的品行修养与文化传承,累世相传,代有闻人,保持了家族持久延续的发展后劲,也影响着一方水土的文化风尚。

据时人记述,清代乾隆时期,昆山顾氏就有设立义庄之举。顾在扬移居嘉定后,子孙繁衍传续,至少在顾汇淮一辈,同样抱有修建义庄的心愿。力所不逮之余,便告诫家人遗命子孙。至顾汇淮之子顾晋恩,好施重义,却因遭兵乱,以至家产无存,有志而未逮。至顾晋恩之子顾溶,在家道离乱中长大,走上经商治生、发财致富之路,历30多年之艰辛,重振家业。随后秉承祖、父遗命,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嘉定城西门外练祁河南(今西下塘街赵泾西)筹建承裕义庄,由巡抚瑞徵题名批准立案,并在次年落成,坊额题“乐善好施”四字。义庄捐田产2320亩,置庄屋两所,折合白银两万多两,设有宗祠、族学,土地收入除少部分用于保障祭祀、族学的费用开支,大部分则用于帮扶贫寒的顾氏族人、亲戚故旧以及周边乡邻。

这一赈济族人、惠及邻里的家族行为,传承了仁义为怀、济世利群的世代家风,重振了顾氏家族的地方威望。

如今嘉定西门外西下塘街,遗存着依河而建的顾氏宗祠遗址。雕梁画栋已然不复往日,但依旧可见主人当年的富足与风光。宗祠原为三进院落,占地约800平方米,砖木混合结构,平房与楼房相间,街南一开间,二进深;街北五开间,三进深,可称错落有致的江南院落建筑。保留至今的厚德堂则是其中的第二进,内有水桥、水井,除临街平房被改造为楼房外,其余基本保存了原状。虽说破败不堪,但屋檐下的雕花板、地面所铺的青砖连环金钱花饰,依稀可辨。恍惚间,似能令人感受到顾家曾经的历史变迁。

可以肯定,到了顾维钧祖父顾晋恩这一辈,作为嘉定城里的仕宦首户,顾家无疑还是地方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一支望族。三、家道离乱中

光绪年间的《嘉定县志》称:“往时风尚朴实,民以本富,尤崇尚诗礼。教训子孙,保世宜家,鲜有一再传而破败随之者。”其实,历代世家望族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与注重塑造自身良好的家风家训密不可分,也与风云变幻的社会变迁、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不幸的是,自顾在扬迁居嘉定起,历经顾廷珍、顾汇淮、顾晋恩三代经营的嘉定首富,到了顾晋恩这一代上,却因遭遇兵燹而偏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家道顿然中衰。

世事难料,祸从天降,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了这个幸福的家庭。

1851年(咸丰元年),由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金田起事,从广西一路北上,以规模空前的席卷之势,于1853年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太平军所到之处,以豪门富室为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当烽火势不可当地在江南大地蔓延开去,显赫有名的顾家焉有不受冲击之理?

大概在1860年(咸丰十年)的春天,忠王李秀成从天京出发,率太平军东征,攻克苏州,建立苏福省。部将赖文广东进昆山、太仓之后,逼近嘉定县境,从西门攻入,此后一二年里又频频出入于西门,西门成了太平军与清兵和洋枪队激战的主战场。战火波及之处,生灵涂炭,数百名市民丧生,西门一带的护国寺西部、普济寺、折漕报功祠等古建筑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名门望族的深宅大院也遭焚毁,民房损毁达十之七八。一句“壬戌癸亥(按:1862—1863年),人嗥鬼喊”的流传民谣,描述了当时民不聊生的悲惨情状。

一时间,“吴中士民流离迁徙,以上海一隅为避秦之桃源”。当地许多世家大族和一般平民,携资偕眷,纷纷逃往独立于战火之外的上海。可顾晋恩还未来得及准备,就和他的几个小兄弟遭了绑架和监禁。据说,只有交出全部家产才能保证生还,为保身家性命,家里人不得不把土地和房产抵押了,把珠宝等贵重物品变卖了,以求放人。人总算放了回来,可遭此突兀打击,原先身体就虚弱的顾晋恩因过度的惊恐、忧虑,不久后郁愤病逝,其他几个兄弟也因伤势严重,接二连三地死去了。

本来家境富裕的顾家,转眼间变成了家破人亡的落难贫民。剩下来的孤儿寡母,又当何以为生、何以为继?

个体生命需要顽强地延伸,家族血脉需要持久地绵衍。后人难以想象,在此家难困苦的境遇面前,作为顾家的媳妇邹氏,开始了她为苦撑门楣、重振家业而历尽艰辛、饱经苦难的后半生。

这位坚强的女性,便是顾溶的继母、顾维钧的祖母。

邹氏出身于乡绅家庭,10多岁就嫁到了顾家,她大概绝没有想到,经此变乱,丈夫死了,自己成了年轻的寡妇,留下8岁的儿子顾溶,还有襁褓中的女儿,一个好端端的大户人家就此败落。

眼看左邻右舍纷纷弃家出逃,嘉定是肯定不能久留了。邹氏忍着丧夫之痛,只得拖儿带女,昼伏夜行地直奔邻近的上海,设法投靠亲戚谋生。据说,避难路上的第三天,因为追兵正紧,邹氏一咬牙,忍痛把女儿扔在了路边的小河沟里,只带上儿子赶路。安顿下来后的一段时间,她对女儿十分牵挂,后悔当初的狠心。于是鼓起勇气,顺着原路挨家挨户地打听,终于在一对好心的农家夫妇家里找回了自己的孩子。

此后,邹氏不得不独自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孩子们年尚幼小,浑不解事,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她做针线活挣的那一点钱。为了维持家用,也为了供儿子上学读书,她没日没夜地不停编织和刺绣,昏暗的豆油灯几乎一直从黄昏迎来黎明。

这种艰难苦况,前后持续了将近10年之久。直到儿子14岁那年去了一家京广洋杂货店做伙计,食宿可以自理,邹氏的负担得以稍稍减轻了些,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在这期间,她督促独生子励志苦学,以望其成。

一路艰难,终于挺了过来。忆起幼时经历的境况,顾维钧曾由衷地感叹:

谈谈我童年时的家庭情况和环境,或许有助于理解我的成长过程和形成我品质性格的某些影响。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外,只是在轮船来到上海时每周回家二三次。因此,祖母成了公认的一家之主。

在孙子顾维钧的印象里,祖母为人正直,严于律己,小心谨慎,全家事务都由她老人家掌管。老人一生讲求实际,勤勉俭朴,一直把生活简朴、辛勤劳动和勤俭持家视作不可或缺的美德。即使晚年家境比较富裕时,她仍然珍惜这些传统美德,经常以此教诲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

就像《安吴四种》的作者包世臣曾经说过:“史册所载知名氏,率多成贤母之手。盖其计门户者深,鞠育以正,孩提浸渍,柔巽善人而易化也。”在中国,母教传统古来有之。自唐宋以来,更有不少圣贤豪杰秉承慈训,卓然自立。顾氏后代深受母教之惠,艰难困苦中保持着奋发振拔的精神。

童年的记忆,孩提的经历,是一笔终身受用的情感储备,始终会潜在而持久地影响一个人的感知。在顾维钧后来的立身处世中,我们可以找到他祖母的影子。四、时来又运转

顾维钧家族的振衰起敝,开始于父亲顾溶在上海滩上筚路蓝缕的创业。

有关顾溶生平,现存一篇《清荣禄大夫从一品封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嘉定顾公墓志铭》的拓片文字,出自近代著名文学家樊增祥之手。樊增祥(1846—1931),湖北恩施人,曾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后避居沪上,后来出任北洋政府参政院参政,铭文写于1917年顾溶去世之后。

据该铭文所示,自先祖来嘉定落地生根,顾氏经过三代打拼,落户在练祁河畔西大街生活,成为“仁里择邻,福门昌后,代有隐德,世为名宗”的“仕宦首户”。1856年(咸丰六年)出生的顾溶,字晴川,系顾晋恩的第四个儿子。

身为儒绅世家子,顾溶从小资禀明达,性行笃淳。已届学龄之年,濡染着崇尚科第绵世泽、振家声的传统世风,正当恪守传承世代家训,读书受业,博取功名,步追“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始料未及的是,一场毁灭性的劫难,改变了他既定的成长道路。

父亲遭乱军绑票,家里的巨额资产被洗劫一空,老宅房屋也化为一片瓦砾。幼年丧父,顾溶不得不与母亲邹氏相依为命。靠着太夫人含辛茹苦的养育,一贫如洗中好不容易把儿子抚养长大,个中饱尝之苦辛一如铭文的浓墨重彩:

以公簪绂承华,诗书绍泽,即玉堂金马直清秘而翔天衢,犹拾芥耳。乃体屈蠖伸龙之恉,用杀含冰茹蘖之悲。木本水源,远则感念田家之荆树;机声灯影,近则怆言洪阁之卷葹。遂焉攻著作于计然,托生涯于货殖。

正是赖以继母邹太夫人“守节抚孤,教养周至”的努力,在经风沐雨的艰难生活中多有锤炼,顾溶才走上了一条经商治生、由商界跃入政界的非凡创业路。

14岁那年,为了贴补贫寒的家境,顾溶不得不放弃学业,到上海的一家杂货店做学徒,凭着少小生活的磨难,造就了孝亲纯厚、刻苦勤奋的坚毅品质。转眼间弱冠之年已过,也很快成了婚。过后几年,得以进了由朱葆三在上海南市新开河开办的一家著名五金店。

朱葆三(1848—1926),名佩珍,浙江定海人,一生兴办实业涉及五金、钢铁、航运、金融、纺织、水泥、造纸、榨油、保险等领域。1897年参与创办中国通商银行,辛亥革命期间出任沪军督府财政总长。曾先后担任中华商业银行董事、董事长,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总经理,浙江地方银行董事,成为清末民初上海金融、实业界声名赫赫的传奇式的领袖人物。

巧合的是,早年朱葆三来上海闯荡,也在14岁的时候去了一家五金店谋生当学徒,靠着自己的机敏和勤奋,数年后升任总账房兼营业主任,无奈因店主病故,不久关门歇业。1878年(光绪四年),朱葆三自立门户,用多年积攒的钱相继开设了“慎裕”五金店、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就在“慎裕”挂牌没多久,通过朋友介绍,精通账务、明智忠信的顾溶被他聘为总账房。此后,顾溶全权掌管账务,独当一面,待人接物,严把财务关,凡店里银钱进出从无差错,很快成了朱葆三的得力助手,五金店顾客盈门,生意日益红火。

那二年里,夫妇俩吃苦耐劳,辛勤持家,自1881年(光绪七年)生下长子顾维新之后,膝下又陆续添了次子顾维炳及一个女儿。时至1888年1月29日,光绪十三年农历十二月十七,伴着一声清脆而响亮的啼哭,一个小生命又呱呱坠地,来到了顾家。

那一刻,望着眼前依偎在妻子蒋福安怀里的男婴,顾溶心里涌动着一番不寻常的滋味。妻子更是充满怜爱地注视着这个活泼可爱的小生命,看着看着,泪眼双流,不由得把孩子搂得更紧。夫妇俩相视的目光碰到了一起,那神情里分明透着一份歉疚、一份感动。

要说一个婴儿的出生,本属寻常之事。之所以说不寻常,原来,这是个父母曾经并不指望出世的小生命。说来也许不足为怪。当时,顾家上有年迈的太老夫人,兼有长期寄住在顾家的岳母大人,以及三个年幼的孩子需要养育。有顾溶在五金店谋得财务总管一职,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也有基本保障。但对年过而立的顾溶夫妇来讲,面临的现实生活压力毕竟还是不小。

偏在这时,妻子蒋福安又怀孕在身,虽然人丁兴旺,可全家的生活更是难上加难了。迫于无奈,夫妇俩商议堕胎,指望服用某种茶水而流产,不知怎的,所谓的偏方却不见其效。小生命在母体内一天天地发育健全,似乎显出了特别顽强的生命力。

也许,这是个吉祥的征兆。夫妇俩相互安慰着,一同呵护起这个让他们惊异的小生命快快降生。

一如窗外的残冬过后,春天的脚步正悄然而来。说来还真有些凑巧,未过多长时间,顾家的生活真的出现了转机。

此后,得了岳父家的一位老友帮助,顾溶又在官办招商局的一条轮船上找到了一份帮账(会计)工作。仅仅几个月的收入积蓄,就使全家有条件搬进了上海麦根路(今太兴路)一幢较大的石库门房子里;而且,家里重新雇用了一名厨娘和一名女仆。此后,顾溶又从事起了海上航运的经营业务,家里的经济状况因此明显好转,说不上大富大贵,但较之以前,毕竟有了比较富裕优越的生活条件。

于是,当全家大小告别了困苦的日子,当这一顽强的小生命又恰逢其时地降生在这所新宅,在顾家长辈颇有些宿命论的传统眼光里,似乎有理由相信,正是这个小生命的出世,才让顾家交上了好运。

这个被顾家看好的小生命,就是顾维钧,因他之上除了两个哥哥之外,还有一个姐姐。照了传统宗法女不列子嗣的观念,他被理所当然地称为“顾家三少爷了”。

与其说是因为这个小男婴给顾家带来了好运,还不如把它当作一个幽默的笑话而已。贫困中奋发,逆境中自强,从来就是贫寒之家振家声、换门庭的强大精神动力。

如今,依靠了祖母的言传身教,依靠了母亲的辛勤持家,当然更离不开父亲历经磨难的艰苦创业,才使一个趋于破落的家庭有了起色,并开始振兴起来。由前述墓志铭所示,顾溶的人生确实有了所谓的“时来运转”。

年三十七,见器于武进盛公宣怀,不次擢之。而轮船招商局益蒸然有起色:钱幏布,货山积兮亿廛;蜀麻吴盐,舟风行者万斛。中华徽志,照初日之大旗;元干襟怀,破长风之巨浪。舶贾省其越俎,海王恧以让权。漏卮塞,利孔堵。十载重洋,贤劳至矣。

1892年(光绪十八年),顾溶正值37岁,那年因得到了盛宣怀的赏识和提携,得以进入轮船招商局任职,辅佐其海外贸易事业。

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10月由李鸿章在上海筹办,目的在于“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翌年1月招商集股,正式成立,并暂借官款以应急需,成为洋务派兴办的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家企业,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成立之初只有轮船6艘,1876年增至11艘,及至1877年以222万银两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产业后,扩大经营,拥有轮船33艘及码头、仓库等资产,初具规模。该局总办设上海,分局设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菲律宾、新加坡等处,资本共计420余万两。其间,主要从事沿海与内河航运,每年净利达30万两左右,被李鸿章称为“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洋务运动后期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有政治权势的大企业家。1872年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1885年升任督办。1875—1893年间,历任湖北开采煤铁督办、电报总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督办。此间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盛宣怀在任督办期间,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在华轮船公司,联为一体,设法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挤垮尚未立足的招商局。面对中外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中方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举措予以回击,结果旗昌公司反遭破产,太古、怡和等公司也不得不在1877年、1883年、1889年与招商局先后三次签订“齐价合同”,招商局最终扭亏为盈,从而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益。

此后,招商局更是迫切需要精明干练、熟悉海关和航运业务的人才。际会因缘,以顾溶多年投身于海上航海的生涯,熟悉国际经济与金融制度,不失为合适人选。在这之后,轮船招商局的海内外贸易日趋蒸蒸日上,并在海外市场占据了相当的份额。顾溶以聪慧的经营和管理才能,尽到了一份责任。

此番置身于轮船招商局的人生阅历,不仅为顾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理财经验,也为他积聚了广泛的人脉、良好的信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顾溶又获得了袁树勋的器重。袁树勋(1847—1915),字海观,湖南湘潭人。1891年由南汇县调任上海知县,随后仕途步步高升,先后出任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两广总督。1900年在任苏松太道时,袁树勋奉朝廷之命办理庚子赔款,款项由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做付款担保。当时清政府责令各通商口岸将关税中的赔款部分交由上海道台暂行保管,再由上海海关统一赔付。因上海道台衙门并无专门的理财机构,这些钱只能交给上海各大钱庄托管。由于钱庄拆息较官息高,且保管的款项数量巨大,争相要求拆款因此成了各钱庄的竞逐目标。与袁树勋有莫逆之交的朱葆三,最终掌握了这笔巨款拆放到上海钱庄的管理权,并推荐老友顾溶出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兼银库出纳,从中获取的中间差额,当是一笔普通商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利润。在此期间,顾溶深得朱葆三、袁树勋信赖,协助参与其事,自然也能分享这笔丰厚拆息带来的好处。“拳匪作,两宫西狩,沪为京饷绾毂,湘潭袁公树勋,时官苏松太道,雅重公,辟掌支应,卓著劳勚。”碑文三言两语的略述,说的正是此事。

此后,在袁树勋的关照下,顾溶先后入其苏松太道员、山东巡抚幕,协助征收和转运钱粮、办理赈济等事务。凭了自身不辞劳苦的辅助之功,加之承蒙袁树勋、盛宣怀的不断保举,顾溶多次获清廷恩赐,晋升为直隶候补道员,加二品衔。此后出任广东驻沪官银号总办,最终成为邮传部上海交通银行第三任总办。

公固操夷、惠,行比闵、曾。转漕则绩懋关中,遗粟则仁宣河内,而又习贸迁于瀛壖,熟奇赢于海市。主币辅币,圭臬精琦之篇;良货恶货,胝沫亚丹之论。五洲圜法,类别则品殊;万国金融,理宏则学邃。故能十官九登泉府,一岁而再转外台也。

做事看能力,做人靠格局。上引碑文虽不无溢美之词,但也可以看出,顾溶以明智忠信的为人操行、熟谙金融的业务水平,先后得朱葆三、盛宣怀、袁树勋等贵人一路相助,知人善任。这无疑为嘉定顾氏家族的振兴和腾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拓展出了广阔的前景。

所以,当后来外婆和母亲把这一家世告诉顾维钧时,在顾维钧的眼里,更是记取了祖、父辈在因时变迁的家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此后,无论身在何处,父亲的墓志铭拓片一直被顾维钧珍藏着。

不过往后看,这个最初不该出世的小生命,在他逐步迈开的人生道路上,应了时代的感召和社会的激荡,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无可置疑地为个人,也为整个家庭,更为国家带来了荣光和显耀。

那么,顾维钧出生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人所共知,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殖民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而封闭的大门,从此,外来侵略势力从沿海向内陆腹地步步深入。在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几经较量后一次次败下阵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事接连不断。

急剧变幻的时势,给中国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震撼性的巨大刺激,迫使人们从“天朝上国”的神话殿堂里渐次觉醒,开始改变对外部世界的传统看法。1844年,扬州黄钧宰率先提出“变局”观念。稍后,郭嵩焘、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也随之提出“古今之变局”的观点,类似的看法在时人诗文中屡见不鲜。李鸿章则在呈交朝廷的奏疏中更明确表述了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著名命题。前所未有的变局观几乎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先知共同的认识。因此,在外患迫临的变局面前,如何应付、如何处变,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满怀忧患,迫切思考的时代新课题。

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从南到北,自东到西,一切已显得极度不平静。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激活了每一个有志于经邦治国、建功立业者的忧患心魂,救亡图存、御侮图强的时代主题,成为他们前呼后应,相继相续,激荡于心胸,付诸于行动的主旋律。

就在顾维钧出生前的近半个世纪内,有赖于道(光)咸(丰)年间经世派代表魏源、林则徐等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倡导,揭开学习西方的序幕。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统治集团里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开明官僚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开展洋务事业,引进西学西技,在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着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此外兴办京师同文馆和各地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与译介军事科技书籍等,使早期“师夷长技”的思想得到了一定范围的实践。

不过,就在顾维钧出生的1888年,中法战争的弥漫硝烟刚刚过去三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当年10月,南国士子康有为以忧愤之心从广州赶往北京,以布衣身份上书光绪皇帝,指出:“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面临列强环伺的严重处境,痛陈“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疾呼“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

照此看来,有幸来到世上的小生命,虽然因家境的好转而衣食无愁,但处多灾多难的时代,又岂能所思无忧?随着年事的增长,顾维钧将注定与这个时代结下不解之缘。第二章新旧递嬗 雏鹰展翅一、父子两代间

自从顾溶在轮船招商局谋职,并协助朱葆三掌管上海钱庄赔款拆放起,原本并不宽裕的家境大大地得到了改善。历经父辈之苦辛,顾家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至此,较之父亲少小时的生活,顾维钧和他的哥哥、姊妹,无疑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了。

望子成龙,乃天下为人父母者之常情。以是之故,几乎白手起家的顾溶夫妇,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也为了顾家的未来,对儿子当然所怀者大,所望者深,所教者严。在父亲的心目中,小生命似乎一开始便有了方向。

顾维钧刚满3岁,乃父就把他和二哥维炳送进了一家私塾读书。孺子幼童,说读书,大抵不过念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增广贤文》之类启蒙读物,内容不外乎“诱之诗歌,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灌输些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儒家伦理思想。

这里的气氛是宽松而自由的。塾师朱先生是个屡试不第、落魄穷困的书生,对于自己的20多名学生,似乎也颇多因势利导、顺其天性的做法,孩子们嬉闹玩耍,乐在其中。在这些不超过15岁的黄齿小儿中间,顾维钧要算是最小的一个了。

在老师眼里,顾维钧既爱念书,也爱娱乐。别看他小小年纪,却坚持天天上学,即使刮风下雨,也从不耽误。至于在校游戏,什么踢毽子、制弓箭、放风筝等,他也样样有份;有时还会突发奇想地做些小发明小玩意之类。节假日,他会帮着母亲和姐姐剪纸,做做各种纸灯笼,碰到难题了,会偷偷地溜到附近的城隍庙,跟手艺人学上几招。当然,让他特别入迷的还是临摹书画,包括古今书法家写的格言、诗词名句,包括著名国画家的山水、花卉、翎毛画,学起来饶有兴趣。孩提时的这份爱好,一直保持到了他的晚年。此外,他又被各式各样的乐器所吸引,演奏乐器成了他又一个嗜好。

不知不觉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悄悄流逝,成为遥远的梦。

看着老三维钧如此地天真而顽皮,活泼而机灵,顾溶别有了一番心事,他知道,得为儿子的前程早做准备。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刚满11岁的顾维钧已面临着自己的人生选择。就在新年刚过,寒假快要结束之前,顾溶在儿子面前郑重其事地宣布了自己的计划。一条由父亲安排的人生之路,明确地摆在了顾维钧面前:

他说我正在长大成人,应该集中精力于中国经书和八股文章,为参加科举做好准备。他有一位知名的朋友,这位朋友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请了一位杰出的学者当家庭教师,教他的子女,他愿意让我和他们一起念书。这个家馆三天后就要开学,我必须做好准备。消息来得这样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我反对他的意见并和他争论,但毫无用处。第三天,他做好一切准备,并且没有像平常那样早晨七点半去上海兵备道衙门上班,而是留在家里执行为我安排的新计划。

殊不知,出此计划,自有父亲的深意所在。

自隋唐以来逐渐确立并完备的科举制度,历朝历代为选拔官吏、士子进阶的定制,绵延一千多年,在读书人中间形成了唯有科举入仕方为正途的价值观念。时至清代,虽然科举取士制已弊窦丛生,但是,“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换句话说,读书人仍以科举为正途,此外别无其他选择。科举制度下,各地公私学校皆以教人科举入仕为鹄的,政府官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至于遍及城乡的私塾、家馆,正是应付科举的预备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在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传统中国人看来,读书为官,跻身仕途,正是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生,吸引无数士人痴迷追求。

事实上,对于渴望出人头地的家族来说,只有鼓励子弟读书登第,出仕为官,直至代有高官显宦,才能提高家族声望,光宗耀祖无过于此。而且世代簪缨,书香传家,这对保持望族名门的经久不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江南向为人文渊薮,从秀才、举人到进士的科举晋级,名额有限,竞争激烈。对大部分科考士人而言,中选机会渺茫,蹭蹬场屋,皓首穷经终不第者不在少数。

因此,只有自幼稚之时起,一心一意埋首于四书、五经,熟谙八股制艺,才有可能实现金榜题名的美梦,才有可能给整个家族带来无比的荣耀。在此根深蒂固的社会风气熏染下,这又何尝不是顾溶所殷殷瞩望的?他为儿子指定的,正是这样一条通过科举入仕而光耀家族之途。

那么,当时只有11岁的顾维钧,可能体会到乃父的良苦用心?

也许是因为尚处年幼,也许是因为多年的私塾受学,多少让顾维钧滋长了一种自由的习性,要他在此当口理解父亲的用意,显然有些不切实际。可父命难违,他只得独自去面对新的环境。

结果怎样呢?还是看看他体验了一天后的印象:

我发现除我之外,还有四个学生。他们是那位官员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一个侄女。书房很大,但气氛沉闷。老师总盯着我们。我们每个人背四书的时候,他不厌其烦地听每个细节。午饭是送到书房来的,他和学生一起用饭。饭菜很好,但我吃得不多,一切都显得异常,又不如意。老师严厉而无情,其他学生呆板而拘谨,和我在原来那个私塾里所习惯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照。

有此印象,顾维钧还能在此适应?天性顽强、执拗的他,看来是父亲无法规范的了,父子之间的争执终于不可避免。

但是,由不得儿子怎样辩解,父亲还是执意把他往家馆送。那么,只有逃跑,去姑母家,去姑婆家,实在跑不了,干脆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一个穷追不舍,一个东躲西藏,这可如何是好?

为了息事宁人,还是母亲蒋福安出来替儿子打圆场了。

人说母爱是盲目的。但听母亲一番劝言,也自有一番道理。母亲看得很清楚,自从老二维炳、老三维钧去了私塾念书,确实很有进步,特别是老三,即使遇上雨雪天气,也不曾听从她的劝告待在家里,总是非常乐意地坚持着上学。倒是老二,一会儿说头痛,一会儿又说疲乏,似乎推托着不太情愿。因此,现在老三不顾父亲的愿望,绝不是因为怕艰苦,也不是没有志气,虽然蒋福安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这样,但她相信准有他充分的理由:

在母亲看来,我是命里注定要在世界上做一番大事业的,所以不应该强迫我干某一件事情,或者到一个我坚决不愿去的地方念书。随着我年纪大一些,我或许能较好地懂得什么对我和我的未来真有好处。因此,为什么父亲不可以像我要求的那样,让我回到原来那个私塾再念一年,然后看看我在求学方面愿意怎么办。

出自夫人此番不无说服力的话语,顾溶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想想也是,这孩子似乎天生与众不同。看来,还是顺其心愿,由他自己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父亲一脸无奈地默认了。

都说“知子者莫如父”,到底还是母子更连心呢。此后的事实证明,儿子未来的人生道路、事业成就,确实印证了母亲蒋福安的预见。

不过,这里话得说回来。发生在父子之间的这次对峙,未必就是顾维钧与父亲思想观念上的根本对立。那时,顾维钧终究还是个充满稚气的孩子,不是连他自己也承认:“我乐意在朱先生的私塾念书,并曾认为当然要长期念下去,直到参加科举,求取功名。”可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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