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淑惠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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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鸟试读：
第一章
记忆的印痕，是心灵的犁沟。
最初的记忆是故乡的天，故乡的地。天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大明镜。它大，大得无头无尾；它高，高得不可估量。地呢，实际上是山，猛地一看，一座一座的，像一个个尖尖的馒头，又像是扣着的窝窝壳。仔细一看，一座座山又都形象殊异，各具面孔。老祖先给每一块地都起了名字，最平坦的那一块平地叫坪上，略微平的叫微峁，以至崖凹、西峰、刘畔……到底是谁给土地起的名字呢？这连妈都不知道，推测下来，一定是上辈子的祖先了，他们一代一代地在故乡的土地上出生、繁衍……一代一代地走了。留给下一代的，还是和故土打交道的营生。啊，我贫瘠而荒凉的土地，我一脉相承的土地，我生生不息的土地……故乡，你叫我这么痴迷，这么沉醉，你和我是如此血肉相连，难舍难分。即便我远离了你，你的印痕也成为我心灵的犁沟。因为没有你，就没有我，是你孕育了我的躯体，成就了我的思想。尽管你很荒凉，但永远是我心灵的沃土。
人们总把我们陕北叫陕北高原。在我原始的思维中，原就是平的，就像关中大平原，就像长江中下游平原，就像松嫩平原……
很早很早以前，在洪荒时代，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海里沉淀着很厚很厚的沙。后来，大海在亿万年间逐年蒸发，最后干涸，留下了百里千里的细沙高原。它相对南边的关中平原，地势偏高。因多年的风化作用，形成了极细的沙质土层。而后又经过亿万年雨水的冲刷，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山包，一条条沟壑，一道道山川。我的故乡是陕北腹地，这里十分幽美，最初受冲刷小的地方形成了最高的山，不到几十里、百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山上人家。山上人家自然离天近，离水远，身在高处视野开阔。沟里人家住在底部，一道道沟渐行渐宽就出了沟岔。横着沟岔，有一条较大的河。
我的坪砚村在高高的山上。向东，一道沟五里路上有邻村玉家硷（ｊｉǎｎ，陕北地名用字），每隔四里一个村庄，一直到沟岔冯家洼。
向南下山五里的地方是邻村钟家沟，一直出去有三四个小村庄直到沟岔，横着的是小理河。向西下山五里是苗儿沟，一直出去又有四五个村庄，出了沟岔就是大理河。由西向东的大理河，由南向东的小理河，最后一齐汇入无定河。
由于地理位置的分布，我们那里就有山上人家、沟里人家、川道人家，还有城镇人家。山上人家羡慕沟里人家水石相连，沟里人家羡慕川道人家一马平川，川道人家羡慕城镇人家红火热闹。
由于年深日久的雨水冲刷，山越来越高，沟越来越深。后来，有的沟道就打了大坝，到了夏季暴雨导致水土流失特别严重，黄河里舀一杯水，百分之九十是泥沙。
据说，王士吉是我们的老祖先，当故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时，急流勇退隐居林下的王士吉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安插在远近相当的三个山头，所以就有了这三个自然村，一坪、二坪、三坪。一坪也叫中坪，地理位置居中，一坪与二坪的村后有块小盆地叫坪砚。它像一方平平的砚台，四周被山包围着，至今王士吉大人的碑仍高高地竖立在坪砚的北侧。由于风雨的剥蚀，碑上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文林郎王士吉于顺治六年”的镌刻字样。
我常常想，祖爷爷多么有胆有识，有远见呢！当初，这里多么荒僻呀，是不是虎狼出没，狐狸成群，野兔野鸡乱跑？最初没有路，祖爷爷带着几个儿子，是怎样踩出一条条路的？新安置一个家，什么都没有，是多么不容易。六七百年前，又没有帐篷，祖爷爷到这荒僻之地时是不是在野地露宿，是不是先挖一个小小的洞，像放柴的一米高的窑，来遮风挡雨呢？我有些替古人担忧。创业安居，无路的崎岖，无物的困扰，无水的烦恼，无人的孤寂，一个个的难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的祖先是多么了不起，多么果敢，多么能吃苦耐劳。我为有这样的祖先，心中充满了激动、感慨和自信。
一坪人家最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概有三十多户，二坪有二十来户，三坪有十多户。一坪的人忠厚、聪慧，二坪的人精明、灵醒，三坪的人既聪明又勤快。一坪有像我们家这样的先生门第；二坪有木匠和画工；三坪在清朝还有在朝廷里戴顶子的拔贡，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两位教书先生。那时，我刚记事，清明节三个自然村的人一同上坟。三个村的活动还有祈雨、庙祭、唱戏，三个村的人都很亲热，路上一旦遇见，就家长里短地攀谈问候，按辈尊称，互敬互让。
经过几百年的繁衍，三个自然村的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窑洞也不断弃旧建新，王士吉大人当年无论如何是想象不出今天的发展和变化的。但王士吉大人当年的宏图、理想、果敢、志气，至今还是被许多后人提及和敬佩。但凡有点儿文化，识得几个字的人，每到碑前都要仰头观看，那几百年风雨剥蚀的石头，是我们的祖先王士吉当年扎根荒山思想的化石。
父亲九岁时，爷爷就走了，我四岁时，父亲又走了。所以，有关爷爷的故事，都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四十五岁是正当壮年的时候，可是，爷爷抱着他未尽的理想和抱负，一头钻到了地下。
据说，爷爷当年下了决心要给四个儿子一人建一院地方，把四个儿子都供成文化人。每天天不明，他就起来，驮着水还要背一块老石头。爷爷留给了我们五孔窑洞，每一孔窑得多少石头呀！有多少石头就有多少血汗。高大的大门楼，下院草房驴圈都是石板盖顶，硷上和垴畔四周都是枣树，结鸭枣也结团枣。硷畔底下和远一点儿的地方，有果树和梨树，果是老果，梨有圆梨也有锤锤梨。
爷爷只活了四十五岁，但他一生中要做多少事情啊，尽管大门上没刻耕读传家的字样，但爷爷骨子里有耕读传家的思想。这思想是谁教他的呢？是先人王士吉吗？
尽管从母亲口里得知有关爷爷的故事只有寥寥几句，但爷爷的魂，已经深深扎进了我的心坎。当我们走在那条曲里拐弯的水路坡上，似乎就能看到爷爷辛苦劳动的模样。驮着水的驴四蹄蹬在陡陡的坡上，不停地喘着粗气，大汗淋漓的爷爷弯着腰吃力地边挪动步子边吆喝牲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思想使他不遗余力地奋斗着。
秋天，当我们吃着香甜的果子，水灵灵的梨和甜丝丝的枣子时，爷爷挥汗如雨，挖坑、浇水、施肥、剪枝的情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二伯和父亲是按照爷爷的意愿，从师范毕业了，成为彬彬有礼的先生。旧社会，先生家的规矩是比较严的，因为他们读了一些三从四德的书。母亲说，一天到晚，大门总是紧紧地关着，出来进去男多女少。村子里有什么红白事情和热闹，妇女们是不许看的。有一次，结婚的队伍正从我家硷畔上过，她们妯娌踮着脚，想探着头从墙头上看一看，二伯就大声地训斥道：“锣响一声墙头上，马叫一声房檐上。”她们吓得赶紧跑进窑去。
要想走出这个院子，只有回娘家时，娘家人来请了，拉着备着鞍子，鞍子上搭着红绿被褥的毛驴，媳妇骑上驴，才能一路风风光光地看看外面的世界。
尽管我知道关于爷爷的故事少之又少，旧社会的人也不曾留得一张照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爷爷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愈来愈高大，愈来愈丰满。我感到，爷爷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的人。农民的事业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土坷垃打交道。因为爷爷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也就非常热爱土地。他不断地置买土地，据说，坪上的百十垧地都是在他手中置买的。每天他兢兢业业地劳作，带着满足吃饭和休息。故乡的土地上东来西往，南去北归，都有他的脚印，空气中仍留有他的气息。
爷爷早已升天了，我为什么要想他呢？
那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本分、很正直、很能干的庄稼人。是他把勤劳朴实的特点传给了我们整个家族和后代，假设爷爷要是一个赌棍或是二流子，我们肯定会羞于想他的。
红红的太阳高高地挂着，慢慢地移动着。天蓝蓝的，蓝得高远，蓝得水灵，蓝得透彻，蓝得像美丽的蓝宝石。和天相辉映的是黄黄的土地。如果说，天是一位穿蓝褂褂的爷爷，那么，地就是一位穿黄褂褂的奶奶。因为我没有爷爷奶奶，就把天当爷爷，把地当奶奶。把天当爷爷不是我的先见。
妈说：“穿蓝布衫的是长眼睛的。这不是人吗？”还说，一个财主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吃瘾、穿瘾、住瘾、赌瘾都过过了，就一样没过过。
讲到关键处，妈也知道卖个关子：“你当他什么瘾没过过？”沉默片刻，我俩四目相对，妈才说：“他没过过官瘾，所以他想呀想，想起了用钱买官。说也怪，有个卖啥的，就有个买啥的。这一回有个买啥的，还真就有个卖啥的呢！老财主用八百两银子买了个连长，有屈有冤的呀就来告状，进了当院，就两腿一跪哭着大喊：‘青天的刘连长呀！’”
官是老爷，老爷是青天，天就是官，天管着所有要吃饭的人。六七月间，庄稼长得生机勃勃，人们兴高采烈地想着要丰收了。可有老年人就说：“打在囤里才算哩，要看老天爷给吃不给吃。”
果真有的时候，老天爷一不高兴，八月中旬就冻了，一地好庄稼可就收不上好颗粒了。老天爷多厉害呀！我幼小的心灵慢慢地对老天爷产生了无比敬畏之情。敬畏它，也热爱它。一清早，抬头一看天蓝蓝的，高高的，给人一种高深莫测，十分遥远又十分亲近的感觉。天边的朝霞无比绚丽，先看霞再看日出，看着看着就入了迷，有时，我就坐在硷畔上的红柳上面，有时坐在簸箕上面，两只手托着下巴，眼睛盯着远方蓝蓝的天空。我并不知道欣赏，只知道天很美，朝霞很美，晚霞很美，太阳也很美，以及山、水、鸟、树，大自然一切的一切都很美。直到逗我的六姐姐从侧面或后面呔的一声，才会把我惊醒。有时，就会有几个人笑我发呆，或是说，想什么呢？是想女婿吗？女婿是什么呢？我不知道。
大人很忙，他们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做，他们顾不上看天、特意品味那美丽清纯的自然，只有忙中偷闲，仰头时，才会感叹今天是个好天气。父亲威严得像一堵墙，一天到晚板着面孔。但是，父亲也有很多体贴子女的地方。比如，他见姐姐们整日整日地纺线，就会说：“把纺车扔了，上书房念书。”可是，那纺车怎么能扔呀，全家人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都得指望这捻子里一条一条的线织布呢。尽管父亲说是说，但到了晚上，父亲自己也在炕棱边搓捻子或是缠线、拐线。
大家都忙，只有我闲，我就坐在炕角看姐姐们一下一下地抽线。随着纺车嗡嗡的响声，一条细细均匀的线越抽越长，长到左手不可及的时候，左臂就扬高，右手反一拧那线就绕上了锭。那纺车一天到晚总是那嗡嗡的声音，纺线的人也总是那个动作。我看烦了，听腻了，就看窗棂上的窗花，红的公鸡，绿的猪，黄的老牛。再从小窗中间的那方玻璃上看院子里抖着翅膀高鸣的公鸡，边走边啄食的母鸡，步态蹒跚哼哼着的猪……累了我就趴在窗台上睡着了，睡醒了神情呆呆的，妈知道我饿了，便递来一块窝窝，串门的大婶子好奇地看着我说：“这女子都这么大了，看看，吃得挺好，我还以为活不了呢。”那是指我一岁多时，一直拉肚子。
大婶子矮矮的胖胖的，圆圆的脸慈眉善目，圆头每天都梳得规规矩矩。她从不大声笑，但满脸都是和气。她看看父亲，看看妈，看看正在纺线的两个姐姐，心满意足地走了，她是父亲的表姐，很关心我们家的。父亲和妈只管招呼着：“二姐，二姐坐。”她挪动着小脚迈出了门，边走边应承着，就慢慢地走了。家人望着她亲切的背影，还真有点儿舍不得呢！
妈长叹了一口气说：“楚楚，你的小命还是你大叔大婶救下的呀。生你的时候，月子里没啥吃，你大婶让你大叔每天送一筐白菜，我们就是用这白菜汤才养活了你。”
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造捻子缠线，妈在纳鞋底。她一边过来过去地拉着长长的麻绳，一边讲述着自己的身世：“苦菜花开心里黄，满月那天就没了娘。”外婆在妈满月那天就去世了。那时，外婆二十五岁，妈是她的第二个孩子。满月那天是三月十八，上午外婆便下地干活了，她觉得很热，便将棉衣换成了夹衣，到中午，就大出血要了命。当时没有大医院可救，只说是血迷。外婆走后，妈的那个六岁的哥哥整天坐在大门墩上哭，后来也生病死了。讲迷信的人说，是外婆把他寻走了。妈是让别人奶大的。妈只知道最后一个奶妈如何好，如何疼她，妈铭记着她奶妈的情意，在那些困难的年月里，她一分一角地积攒了一点儿钱，买了一件蓝卡其的衣料和一个红兜肚，领着大姐，去看了她的奶妈。母女一见有诉不完的亲情，她们整整说了一宿的话。
妈小时候离开奶妈后，就被送给她的亲姑做了养女，她姑性格不好，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有时偷偷地拧妈的大腿和胳膊。妈本来姓李，她姑家姓马，人们顺便就叫马李家，当她姑在家把她拧得大哭时，外边的大妈、三妈就说：“马李家太娇气，也不知她怎么了，就不停地哭。”有一次，当她们发现了妈身上的暗伤后，也就承认了弟媳的狠心。她们说：“还是她娘家亲侄女哩，就下得了那手！”
妈吃饭用的是一个油漆碗，热饭一烫，气味很难闻，妈不敢告诉凶神恶煞的姑姑。这是一个地主家的大四合院，三孔窑洞，一面围的是墙和大门。窑顶上还有小楼房，妈整天呆呆地坐在楼梯上发呆。有一次，一个小孩扑过来把她推倒，她从八十级台阶上摔到楼下。她姑看她摔伤了，还只管骂：“死女子！”
妈在她的亲姑家，不爱她的姑，反而爱她的姑夫。妈说，最开心的是姑夫叫她上学。姑夫见她饿了，就让她买油饼吃，买了不付现钱，记在账上。到了年底，油饼铺的人常逗妈：“马李家又吃下几吊的油饼钱。”
妈的姑家在街上，离五里路就是妈的家。有时妈也回家，她奶奶的性格和她姑一样，整天骂骂咧咧的。说妈是克星，妈回到家就经常缠在她二妈身边。妈偶尔也去另一个村里她的舅家，她外婆一见她就抹眼泪，那是想起她的女儿了。老家人都好把年轻的遗孤叫作眼泪滴子。妈说，她外婆家五孔石窑，穿廊挑石，穿廊上有鸽子，妈在外婆家敢与表哥、表妹争鸽蛋。
妈说，她也很想自己的母亲。有一次，她梦见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指引她到了一个又大又干净的院内。进得一孔窑，窑里干净得像一池水，炕上坐了一个又白又俊的年轻女人，正在绣花。白胡子老爷爷说：“你常说要见你的妈妈，这就是。”她一股劲儿地盯着她的妈妈，妈妈也盯着她，正当她满心委屈地要对妈妈诉说时，瞬间又醒了。她久久地回味着梦中的情景，那位白胡子爷爷真好，他一定是位神仙，他体谅没娘的孩子，就特意领着见了一回。
妈说，她上了两年私塾，听说街上有一家上学的女子，学开化了，就跟人走了。所以马家大院的十一个女子都停了学，再大一点儿就学针线、学绣花。
十九岁的那一年，经媒人介绍，她嫁给了我父亲。那时候，婚前谁也不见谁，一切婚前联络都由媒人跑，妈光听说了父亲的年龄和家中几口人，其他就一概不知了。外爷对她说：“我把你种在厚地里了。”结婚那天，她昏昏沉沉地坐在轿里，只觉得路很远很远，途中听轿旁一个年轻男人说：“这回还不知道四弟同意不同意哩。”妈说，她心里想，那我是同意了。可是她什么也不能说，只想想而已，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
原来父亲先娶了一房，那女的脸上有些小麻子，腿也微微有些瘸，父亲从来不愿与她说话，也不愿与她接触。据说，父亲从学校回来，晚上不进大门，夏天就把自己装在筒子（用白布做的睡袋防蚊子）里，睡在硷上。奶奶早上把大门一开，吓了一跳：“呀，硷上怎么有个白木棒？”等她知道是父亲，真真是打也不是，骂也不是。父亲的先房就那样孤孤单单地守了一年多，后来生病死了，她在冥冥之中做了我们一辈子的先妈。
等妈的盖头被掀起来，她和父亲才算是头次相见，互相都算看得过去。新婚宴尔，父亲只是对着麻油灯看书，威严的先生，高兴与否只在他的心中。
幸福是什么呀？有时候，幸福只是人的一种感觉，无论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你心情愉悦，身体舒畅，至少这一会儿就是你幸福的时候。我的幼年是很幸福的。我就像这只红眼睛、白茸茸的小兔一样，放到小木箱中，四面都有保卫它的围墙。我的围墙是用亲情筑垒成的。父亲、母亲、姐姐、哥哥都是我的围墙。我又瘦又小，前奔颅后马勺，只有一点点讨人喜欢的机灵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有时，大人们闲了也夸赞我的眼睛：“三女子真是长了一对好眼睛。”所以，我下意识地把眼睛睁得圆圆的，看遥远的蓝天、红红的太阳，看院子里枣树被风掀动着婆娑的姿影。
小窗格格上贴着窗花，那羊、鸡、猪的样子十分逼真，和院子里的相差无几。只是它们不会走，老站在那固定的地方，直到太阳把它们红的、绿的、紫的、黄的颜色一层一层地剥去，就又要过年了。
把花样用清水沾在一张白纸或是什么有字的纸上，然后放在冒着缕缕黑烟的煤油灯上熏，熏好的底样再拓在一沓有颜色的纸上，用尖尖的小剪一下一下地剪，下一年的窗花又成了，那全是姐姐的功夫。我的大姐手真巧，她十二岁那年就给我缝棉衣。老家人说，养女穿花鞋，养儿烧干柴，还说男娃不吃十年闲饭。真的，八九岁的男娃就上山砍柴、拦羊、挖猪草;而女娃呢，更是不吃十年闲饭，她们六七岁就照看弟弟妹妹，喂鸡烧火。我的大姐比我大十多岁，更是妈的左膀右臂。我们小时候，姐不光照看我们，还给我们喂吃的，做穿的，有时眼睛都熬得红红的，因为母亲要做地里的活，还要推碾滚磨。
呀，今天怎么不见大姐纺线了，我正在疑惑，大姐从门里进来了，手里拿了一块花布，多么好看的花布呀！粉红的底，就像院里的粉豆豆花（太阳花），红的、蓝的、绿的小星星似的簇拥在上面。我眼前顿时一亮，一骨碌从窗台上翻起身来，跑到炕棱边，拽着花布的一角，又是笑又是跳。花布平铺在炕上的一条旧棉毡上，画上了线，姐姐很快裁成了一件小衫子，然后盘腿坐在炕上，一针一线地缝起来。“姐姐给谁缝花布衫？”“给人家娃娃。”“人家娃娃在哪里？” “人家娃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她姐姐怎么不给她缝呢？” “她喜欢让我缝。”自打懂事以来，我就不曾穿过新衣服，心里十分嫉妒人家娃娃，一个劲儿地追问。我姐姐一看我那可怜样，便心软了就说：“那个娃娃一听姐姐给她缝花布衫，就会笑得咯咯咯的。那个娃娃跟你一样大，也要穿花衣裳，你站好，伸开两只手。”姐姐把正缝着的花布衫在我身上一比，我明白了，我高兴地在炕上蹦了两下，姐姐给我缝花布衫了，那欢快的声音，一直传出了门外。
因为去赶事，她才给我做了这么一件见人的衣服。姐姐缝好后，我就试着穿上新衣服，那感觉太新鲜了，我一时竟不知道手该放到何处，脸也不知该朝向何处，出了门扭扭捏捏地走着。二妈说：“看牛的。”三婶戏言道：“奔颅女宜打扮，擦上点银粉真好看。”五大婶说：“真是人凭衣衫马凭鞍呀。”二堂哥坐在炕棱边说：“过来，穿上新衣服再捞一次捞饭。”于是我习惯地将自己的两只小脚踩在他的两只大脚背上，两只小手塞进他的大手中。他扬起两条结实的腿，一起一落，升高落下。他嘴里说着“捞捞饭，打豆腐，干脑叫你二舅舅”的儿歌。这一刻，我只觉得自己不再是父亲说的那个“丑胡赖”了，也不是母亲叫的那个“奔颅女子”，我觉得，自己变成了院里的那一只红蝴蝶，在飞呀飞……
00我只知道我们这个村，一字排开的、参差不齐的一孔孔窑洞，是一户户人家。出了村头下水路坡，沟里有井子。井子前面的沟里有几块很大的石头，那是二姐领我洗衣服时才看到的，用手一摸，被太阳晒得烫烫的，上面很干净，把洗好的衣服晒上去，立马就干了。那么大的石头是谁放在那里的？他是怎么放到这里的呀？再往远是哪里呀？要赶事，要出门，穿新衣服，吃好的，看热闹，我多么有福气呀！
早晨洗了脸，姐姐用心地将我那撮细细的黄毛分成两半，扎成两个小辫，折上，扎成抓髻。二妈在一旁逗着：“抓髻扑来来，婆家不迎来。”父亲备好了毛驴，大大的鞍子上，又搭了一层被子。母亲今天也穿着净净的旧衣裤，头也梳得光光的，白白的四方脸焕发着光彩。她首先踩着门前的石床骑上毛驴，抱好了弟弟，用一根长长的带子把我绑在她的身后坐稳，然后我们便出发了。毛驴走开了，脖子上挂着铜铃，不紧不慢地响着，有节奏地响在晨曦笼罩的乡间小路上。坡崖上映着小毛驴的身影，映着母亲、弟弟和我的身影。我不停地摸我的抓髻，生怕它飞了一样。我不停地盯着身上穿的花布衫，心想，出门多好啊，只有出门才能穿这么好的花布衫。花布衫竟成了我全部的炫耀，似乎天地中有无数只眼睛在看着我。一个个寂寞的小山村，人们看见有个过路的都要站在硷畔上看，我好像在无声地告诉他们，看，我的花布衫多么好看呀！
我们到了一个叫苗儿沟的庄子，毛驴在沟底下走。高高的硷上，站着几个小孩看过路人，他们嘴里不知道在骂些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那个骂人的小孩。妈说：“楚寒不要动，两只手手抱着妈的腰。”驴似乎通人性，不愿听那孩子骂我们的话，四蹄交错走得飞快。
天近黄昏了，我们才到了外爷家。外面的世界真大呀，这一路都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庄子，我数也数不过来。外爷家在川道，一孔孔宽敞明亮的窑洞面川靠山。平展展的土地顺着东西方向无限延伸着，大理河水哗哗地昼夜向东奔流。川里的庄稼比我们山沟里的葱茏、茂盛，外爷家的硷畔底下是菜地，一畦畦的白菜、茄子、西红柿水灵灵的、嫩乎乎的，长势正欢。川道中央是一条大马路，偶尔有汽车嘟嘟地鸣叫着驶过。上川出产炭、食盐，运炭拉盐的生意人牵着驴赶着马来往在大道上。那些马头上顶着鲜红的缨子，脖子上拴着铜铃。丁零丁零清脆悦耳，十分动听。赶牲畜的甩着响鞭，有的坐在车边信口唱“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呀”的信天游。妈常说，她娘家是个“响铃炭马”的地方。我第一次来这里才细细体会到了“响铃炭马”的含意。
外爷家一线九孔窑，由三大门子分开，外爷家住在中间的三孔。进了大门，是一方小院，上了三层门台，正对着外爷的家门，是前后窑，一律的宝石炕棱，油漆炕围子，前窑还有暖阁，灶火炉台都是石板包装的。家里的陈设也很讲究，门箱夹柜、穿衣镜、木床。在二十世纪初，他们也属于小康之家，比起我们乡下的殷实之家要讲究得多。
外爷十分慈祥，深蓝色的大襟上衣干干净净，腰里总要勒一根宽宽的腰带，舅舅、妗子、表姐、表哥他们都非常会说话。一个全新的环境诱惑着我，我总是东瞧瞧西看看，看那油漆炕围子的各种图案，看墙上的四扇屏年画，外爷头头是道地给我讲拿米换鸡、鸡换牛的故事。
外爷家大门外边的电线杆子上还挂着一个四方红漆木匣，那木匣早晚会唱会说，我站在杆子下面，惊奇地盯那个木匣，不知它为什么会唱，大表哥就说：“那里边有个小人人在唱。”“那小人有多大？” “一寸大。”“那她怎么出来吃饭呀？”
初出门觉得很新鲜，过不了几天就想家了，想姐姐、哥哥，想家里的小米汤。我们乡下的水特别好，熬的米汤又甜又香。我常瞅着妈把绿豆和小米下进翻煎打滚的锅里，那豆和米就在开水里打着滚儿，汤过一会儿黄起来，最后熬成黏糊糊的小米稀饭。妈讲过一个傻媳妇的故事，说的是，婆婆问傻媳妇锅开了没有，傻媳妇说：“一颗豆豆上来了，一颗豆豆下去了。”这是真的呀，我不知道傻媳妇说的有什么不对。
妈熬的小米汤最好喝了，油乎乎的，香喷喷的，盛在碗里，凉一会儿，就会起一层皮子，像凉粉一样。先用筷子挑起一层皮子，一点儿都不烫，可是皮子底下的汤还是烧的。妈用小勺子一边搅一边吹着，还唱着：“东风凉西风凉，凉得楚寒站绵羊，绵羊挡在圪，楚寒回来吃糕糕。”在妈笑吟吟的歌谣中，我的肚子喝得像个大西瓜，好舒服，好痛快呀！
在外爷家住了几天，我就哼哼着。妈问我怎了，我说：“要吃咱家的绿豆米汤。”妗子便说：“乡山圪家快回去吧！敢情是绿豆米汤比这里的油糕八碗还香哩！”
妈常说：“有福的生在州城府县，没福的生在孤山旷野。”妈生在川道，长在城镇，但通过媒妁之约来到我们这个山乡圪。妈说，那是他的养父做主，认为乡里吃得好，再说，当时我家算是文风人家，有地有窑，日子殷实。
妈十八岁那年，娘家做了两个红顶箱，陪了一些绸缎衣物，六月十六响吹细打地娶进了我们家。一路上，她在轿里什么也看不见，进门背坐在炕头。等一切在闹哄哄中过去后，妈说，她一下子觉得掉进窖里。虽然姑母对她不好，但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她想子源的家，也想李峪的家。可是给谁说呢，父亲整日沉默寡言，大部分时间又不在家。她难过了，暗自流泪，偶尔被堂哥发现了，堂哥就会告诉大家，新媳妇又哭了。
妈结婚的时候，大伯有两个娃，大妈不在了，大伯急成神经病，两个堂哥一个四岁，一个一岁多。妈刚回过门后，就经管起大堂哥、二堂哥。晚上父亲搂着大堂哥，妈搂着二堂哥，父亲说，是他的大嫂临死时，嘱咐他要把两个侄子照看大。妈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妈说，自己是个没妈的孩子，就想着没妈的孩子可怜，妈整天给二堂哥擦屎擦尿，喂吃喂喝。
那时候，二妈有四个娃，二伯在县城关二小教书，父亲也在别的乡村教书。家里的地雇了两个人，一个十几口之家，碾磨、饭食、衣着，再加上喂猪、喂鸡，做不完的活一下子包围了妈。她每天天黑乎乎就起来，一直忙到黑。她从小没接触过农活，养母家是子源街首屈一指的大地主，米都是租户碾好送来的，所以她开始不会簸簸箕。二妈是个很尖刻的人，常常夺过她手中的簸箕，说：“光知道和男人睡觉。”妈不出声，眼泪一个劲儿地往肚里流。
十二年的大家庭生活过去后，就分家另吃了。父亲的工资是小米，把米驮回来，往笸箩里一倒，按人口分。大伯疯了三年病好了，续了弦。妈养育的两个侄儿对妈很有感情，二堂哥常坐在妈的膝前看她做针线活。有一次，他看着看着就说：“四妈，你长了个虎鼻子。”妈逗他说：“你那个猪八戒样还说人哩。”一句惹恼了三岁的二堂哥，他哭着说：“猪八戒耙（怕）你来来！”惹得众人都笑。妈有时到外爷家去，两个堂哥就一个劲儿地问：“四妈，你啥时候回来呀？”他们把妈当作最大的依靠。妈先后有了大姐、二姐，直到分家时，两个堂哥才随他们的继母过日子去了。
二妈和后大妈人都很厉害，她们自己瓮里的小米吃完了，就舀妈这边的，妈从来都不言传。父亲不在，妈没啥吃了，就捎话叫外爷来接她，到外爷家一住就是一年半载，回来时还得给后大妈、二妈拿一口袋干馍片。
再后来，大姐、二姐出嫁了，嫁妆都是妈做的。妈说，她一天要绱六双鞋。她的手真巧，十三四岁就开始学刺绣，她在娘家时那些绣品，二十多年后从包袱里拿出来，花草鲜艳夺目，蝴蝶栩栩如生。有枕头顶，有小孩兜、荷包。每嫁一个女儿，她都要做七八双绣花鞋，连同单衣棉衣，这一应的活儿就非妈莫属了。
第二章
大伯死了，二伯也被镇压了（原国民党），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年纪。我们这个家庭开始变得“阴盛阳衰”，爷爷留下的五孔石窑，年久失修，双层窑檐石被风蚀雨淋，一块块掉在地上，窑面和窑里的泥皮也剥落了。一进门窑里像老石壳。多年的柜桌、水柜、立柜等摆设失去了光泽，院墙也塌了，成了破墙烂窑，父亲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灰头土脸地应付着生计。
然而屋漏偏遭连阴雨，二妈不管大家吃水和种地的问题，私自让她的一个女婿把驴卖了，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白姓女婿从大门口把驴拉走，也不敢阻挡。二妈是个母老虎，父亲只有急得捶胸顿足，直喊日子怎么过呀，日子怎么过呀！妈在身边劝说也无济于事。新中国刚刚成立，婚姻自由，二堂嫂离了婚，后大妈走后，二堂嫂也走了，父亲的心病越来越重。这一年，北沙渠请他教书，他每天上完课后，就蹲在一个孤坟地。后来，同事看他神色不对，就把他送回来，妈千方百计地攒了一点儿钱，把他送到子源街看病，四十天回来后，不见有什么好转，只是他在表面上尽量稳定大家，心中却做着生死的决斗。他有时问妈：“我以后有个三长两短，你打算怎么办？”妈也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毛鬼神吓咋老家亲哩！”父亲又问：“你们每个人有几双鞋，囤里有几斗谷子，够不够吃上半年？”他还向母亲赔了小年里打她三次的不是。末了，就看看这个娃，看看那个娃，总像看不够。看得大家都着急哭了起来，他又安慰大家，说没事的。
全家人知道父亲不正常的心思后，都提心吊胆的，时常想着提防，可他又需要安静，就只有让堂哥陪他睡到另一孔窑里。这五孔窑，正中为中窑，两边叫前窑后窑，最边两孔叫前边窑、后边窑，父亲和哥哥当时是住在前窑的，我们姊妹四个和妈是住在前边窑的。
阴历七月七日，那是一个风清月明的好天气，也是牛郎和织女相逢的日子，夜静了，哥哥的一声尖叫把前边窑正在熟睡的妈和两个姐姐同时惊醒。原来十一岁的哥哥也很懂事了，他每晚睡觉都要紧紧地抱住父亲的胳膊。这一晚正当他进入梦乡时，不知是猫还是老鼠把放在炉台上的铜脸盆撞响了，他被惊醒后，看不见身边的父亲，他大叫一声：“四大！”紧接着跑出门外，隐隐约约见父亲吊在了大门上。
母亲和两个姐姐连衣裳也顾不得穿就跑出院子，姐姐又转身拿了一把剪子，等把父亲解下来时，他已断了气。新月如钩，清朗朗的天，暗幽幽的地，一家人大放悲声。那一晚前庄正开会，开会的人都赶来了，大家哀叹了半晌，看时候不早了，就说：“人已经停当了，准备后事吧！”
巨大的悲痛犹如晴天霹雳，把母亲、姐姐、哥哥都打蒙了，不到四岁的我，只知道父亲只会睡，不会坐，不会走，不会说话，不会再叫我“丑胡赖”了。
学校里送来了两担米的工资，学生也戴上了黑纱来致哀。
那几天左邻右舍和乡亲帮忙缝制老衣，穿衣入殓，两天后，取掉了父亲脸上的黄表纸，放进棺材抬走了。孝子把父亲送到坟里，母亲倚在大门边上，哭昏了……
父亲狠下了心，毅然决然地走了，带走了往日的温馨、欢乐和笑声，带走了全家人的依靠，使一个风清月明的七月初七夜，布满了阴霾，罩满了愁云。母亲的心悬在了空中，三十八岁的她，周围是五个可怜兮兮的儿女，“怎么办，怎么办？”随着一声声的叹息，眼泪如涌泉一般流出。她的心像掉在地上的一个青瓷盘子，完全粉碎了。
妈、大姐、二姐的眼睛红了、肿了、烂了，几个人围在碾盘边，用品清把眼睛点成了粉红色。大姐和二姐在坟地里哭累了，一站起来，就看见父亲的幻影，父亲还是穿着临走前的那种中式粗布衫子。一瞬间的幻觉，也能安慰一下她们伤痛的心灵，她们似乎觉得敬爱的父亲还在身边。
小米稀饭还是那么滚烫，还是那么黄亮，还是那么香喷喷的。可是，母亲再也不唱“东风凉西风凉”的喂饭曲了。
当剧烈的悲痛和哀伤，无比强烈的思念和诀别之情逐渐有所沉淀后，母亲慢慢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着、振作着。她和两个姐姐互相劝解、安慰，幼小的我更加乖了，只用两只懂事的眼睛看看妈，看看大姐、二姐。见她们慢慢地发呆，我就走到身边把小手塞进她们的手中，见她们面对冷了的饭也不端碗，我就一个个地往她们手中递筷子。有一天，我突然说：“妈，父亲不在了，我和楚季怎么长大呀？”一句话，又惹得妈和两个姐姐哭了一阵子。妈妈满是泪水的脸颊挨着我的脸，紧紧地抱着我，似乎要用她整个的身心来安慰我幼小的心灵。
父亲刚走的那两个夜晚，由于妈水米不沾牙，弟弟两个晚上就咬烂了她的乳头，大姐和二姐每天都要把他抱到二婶子家吃奶，二婶子住得离我们很远，她毅然地给比弟弟大一些的女儿断了奶。心地多么善良的二婶子呀！在那极端困难的时刻，她舍己为人。我们一家人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就那样风里雪里的，弟弟吃了半年奶，补偿二婶子的只是一件黑卡其的棉衣面子。后来，二婶子一直对弟弟很亲，总是季娃季娃地叫他，二三十年后，她老了，弟弟跪拜于灵前做了最后的道别。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知道妮的，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和我一样大的妮两三岁时的行动和神态，尽管妮就住在我们隔壁。妮端了一个洋瓷小碗从门里出来，两只小手在碗的两旁翘着，像是碗很烫的样子。我走近她，看到多半碗稠稠的钱钱饭，豇豆均匀地露着红灰的颜色。“我给你吹，噢妮娃，我给你打苍蝇，我给你吹。”妮娃只顾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不答我的话。姐姐在门前看见了，喊道：“楚寒快回来。”我看姐姐心情不好，老叫我出去耍，今天刚出来可又叫回去。
过了一会儿，妈揭开锅凉我们的稀糁糁饭，妈先舀一小碗凉在锅台上，用眼睛招呼我来吃。妈说：“楚寒，以后不要爱人家的饭，妈做饭，因稠做稀一点，宁叫‘稀溜溜’不叫‘断溜溜’，妈叫娃天天有饭吃！”从那以后，不光院子里谁吃饭，我都站得远远的或躲开，就是谁给东西，我也坚决不要。
只有当妮喊：“楚，我们耍迎媳妇来。”我才会跑过去。迎媳妇可好玩啦，满院及前村后湾的小孩都来了，我们两个人用手把成轿，我的右手握着左手腕，对方也是右手握着左手腕，然后面对面互相用左手握住对方的右手腕，一顶花轿就做成了。当新媳妇的更小的娃将两条腿分别放进两个“轿夫”的胸前。两个轿夫就边侧着走，边唱道：“哇呜哇咚咚喳，迎得个新媳妇背坐下。”就那样往返无数次，直到尽兴而散。
我们也玩弹杏核，吃子，讨绞绞，打远劲。打远劲是面对面相隔十多米站两排小孩，每排都把手紧紧地拉在一起，排中有人先喊：“打远劲，远劲开，叫某某快过来。”对面那排中被叫名字的那个小孩就远远地猛跑过来，任意把这一排中两个小孩拉着的手冲散，冲开了就拉一个人回去，冲不开了，就成了这排的人。最后哪边的人数壮大了，哪边就赢了。孩子们欢闹的笑声给小山村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春天、夏天，我和妮常手拉着手，说悄悄话，到果树下吃落果，吃青枣子，摘果花。当看见了蝴蝶就脱下衫子，唱着“蝉蝉蝉蝉落一落，姑娘姑娘捉一捉”。有时，抓住一只小草猴，玩一会儿，就互相告诫不敢害命，又放了；有时，在桑树上摘一片叶子，从三分之一处一折，两边再向中间一折，把叶根从指甲掏开的空隙中穿过来，从叶尖劈开至折叠处，一只花苞就做成了。手里上下摇着花苞，口里唱着“花苞花苞别抓鸡，明年二月给你吃个老草鸡”。
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我们山乡的孩子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妮的各种玩技都比我高，绞绞在她的手上可以变成面条、花手巾、猪槽子，虽然大家要说讨绞绞饿死鬼妖妖，踢毽子会饿死鬼扁扁，然而只要看见妮，就会争着与她玩。一个个溜圆溜圆的小石头子在她的眼前飞高落下，她手疾眼快，十分灵活，我扔上去就逮不住，永远是她的手下败将。
我跟姐姐们出门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能看外面的世界；不高兴的是，不能和我最亲密的小伙伴妮耍了，但高兴不高兴，都不能由我自己决定。这年秋天，已结婚的大姐先把我领到妗子家，正当她帮有肺结核病的妗子做针线活的时候，婆婆捎来话，说要到外地移民，让她回去，人家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姐姐就不能把我带到她家去。
妗子家离姐的婆家有七八十里路，由外爷把我们送到一个叫柳镇坪的地方，第二天，我们自己来到离姐婆家不到十里地的县城。三老姑家在这个县城，三老姑的二姑娘有一个儿子，已参加工作，他们早有话说，想收养一个闺女。姐姐就把我放在三老姑家。五岁的我隐隐约约地知道收养的缘由，心里非常难受。我想家想妈想山乡的一切，不愿给人做养女，尽管城里的老姑家居住环境比乡下好得多。老姑有一个不太大的院子，整天扫得干干净净，两孔窑里家具摆得满满当当，柜桌上有很高很大的蓝花瓷瓶，炕上铺着毛毯。三老姑六十来岁了，胖胖的，一个人看着这个院子，表叔是长征干部在外地工作。要收养我的那个二姑住得不远，她时常过来。
三老姑所住的扶苏山吃水很远，便雇人担水，那担水的人每天倒完一担水就在门后贴的一张麻纸上，按下一个食指印，计数领工钱。
新环境既新鲜又优越，每天饿不着肚子，耳边响着广播播出的歌声，迎面的墙上贴着小妹妹和哥哥抱着和平鸽的年画，但我仍有种被出卖了的感觉，想起就哭。三老姑把我领到一个叫花墙外的人家里串门，也把我带到热闹的地方，还是哄不下。有时，我闹着要回家，紧紧地抱着自己的一条围巾和一双鞋，哭呀哭，哭得伤心不已。被我叫作二姑的养母穿得整整齐齐，口里叼着纸烟，放下她手中的东西，从布提包里拿出好大的一个梨，递给我。为表示我的反抗，我接住那个梨后，又重重地扔到门背后。她又好笑又好气说：“死女子，我收养你，指望你给我扫地补袜子哩，你脾气倒蛮大。”我唯恐这位二姑要我，尽本事给她耍蛮，一听她说那些负气话，我心里倒轻松不少。二姑夫也来了，他一副干部模样，穿了一身蓝制服，用他那从不干重活的大手掌抚摸着我的头，和气地说：“不要哭，叫三爸，三爸给你买个新书包，拿三块钱报名上学。”一切的一切都诱惑不了我，我一听这话，哭得越来越凶。他们一片好心，膝前想有一个伶俐的小女儿，又尽了亲戚情谊，减轻母亲的负担。我哪领这些情，我只是妈的小女儿，哪怕妈只给我喝苦菜汤，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二姑看我泪流不止的样子，决然地说：“死女子，我不要你，我还嫌你麻烦哩，明天捎话，叫你家来人领回去。”二姑夫和二姑观点不同，他指着墙上抱和平鸽的小女孩逗我说：“你看，这个娃娃像不像你，我也买一只鸽子让你抱上照一张相。”他一边哄我，一边脱下外套洗脸，顺便抹下手表递给我看，要是在家我看到这种从没见过的东西会非常好奇，就一片破的黄色玻璃，我们都要在眼前轮流着看呢。可是这一会儿，我要抵挡一切诱惑。手里的表被我扔下炕，幸亏没打烂。二姑夫轻轻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火速跑过去，看了看，没摔坏，戴在了手腕上。
这一天，我跑了，跑到了大桥边，问过路的汽车司机，一坪怎么走。我准备自己回去，可把老姑给急死了，叫了几个人到处寻我。从此她便关了大门，我太小了，又够不上门闩，又抠不开老姑的手。
一天，正当我又抱着围巾和鞋哭的时候，哥哥来寻我了。这一下好像见到了救星，我心里多欢喜呀！
跟着十二岁的哥哥整整走了一天回到了家，多日不见妈，我又委屈地哭了起来。妈说：“以前说过那么个话，也没做过给人的打算，你姐姐既然把你放到那里了，也是三老姑家，老姑不会亏待你的，只是你哥不愿意，连学都不上了，给大姐写了信，说什么人口大事，闺女都能当家。”
长大后，我一直感激哥哥，当时十二岁的他就有那样的思想，我们相依为命，即使饥寒交迫，再苦再饿，我们感觉还是幸福的。“小妹妹，你叫啥？” “知道我叫小妹妹嘛，还问叫啥？”“那你承认我是你姐姐吗？”“我二姐给我梳头、教歌，你给我什么呢？”妗子家隔壁院里住着个年轻的女干部，大家都把她叫作“驻社的”。我每天都从墙角往她那孔窑里张望。那驻社的又齐整又俊，她会写字、唱歌，谈吐不凡、说话风趣。这天同坐在硷畔上的柳荫下乘凉，见她问我话，我便学得油腔滑调了。“我给你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她笑嘻嘻地站起来，走进办公室，我巴望她能给我一件好东西。她又走到我面前，两手仍然空空的。她让我闭上眼睛，说她要变一样好东西，我起先不肯，拉着她的衣襟，上上下下地搜索了一番，似乎觉得她左边袖筒里有纸卷似的东西，我好奇心迫切，只好闭上了眼睛，当她喊了声“一二三”，让我睁开眼睛时，一幅“除四害”的宣传画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看呀看呀看不够，过去，我只知道“半崖上有个黑鬼鬼，耍脚脚、弄腿腿，想吃个酸汤辣水水”，这说的是苍蝇。除了看见的和听说的苍蝇，还有这画下的如此逼真的苍蝇，令我大为惊奇。他怎么那么能行，顿时那画苍蝇的人比眼前这年轻的女干部更能行了。女干部看我喜欢那张宣传画，又逗我说：“我要把这张画送给一个叫小妹妹的人，不过，有一个条件，小妹妹要把‘苍蝇’两字写出来。”“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和妮耍的时候，在地上画面条、油馃、包子。别人能画苍蝇，我也能画，我本来不知道写与画的区分，情急之中尽把写当作画了。我将二姐、大表姐、小珍妹一个个推开，然后在那一片柳荫婆娑的土地上照着画上那只苍蝇，画头画身子再画翅膀。“怎么，我叫你写‘苍蝇’两个字，不是叫你画苍蝇。”那字又怎么写呢？有一个谜谜说的是“铺绵毡，撒黑豆，鸡不鹐狗不逗”，那是字的谜谜呀。村上大部分人都不识字，就自嘲：“不识字真可怜，拿上传单颠倒看。”大概为了不颠倒看，就记住一句“黑字白旮旯，四只腿腿都朝下”。想到这，我仔细地在那宣传画上寻找四条腿腿都朝下叫作字的东西，“灭”虽是两条腿腿，可这两条腿腿都是朝下的。我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灭”。那女干部和表姐又哈哈地笑了：“叫你写苍蝇两字，没叫你写灭呀！”“再别逗了，再别逗了，她连一个字也不认得。”还是二姐亲我，终于替我解了围。
那女干部说：“小妹妹，你要念书，要识字。”随后，她将宣传画上的字一一教给我，还教了一首叫《新中国》的歌。生活在新中国，真是幸福。
我长大了要是和女干部一样又会写又会唱，那该多好啊。
第二天，表姐要上学时，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她见我跟她，让我回去，我就躲在墙的拐角处，见她不看了，我又撵她，一直撵到了学校。舅舅的村里只有初级小学，一共三孔窑。表姐念的是七册，上课后，我从墙角绕到窗台底下。我的个子很低，还没有窗台高，就站在窗台下听老师领读课文：“走路想起毛主席，千斤担子不觉累；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炒菜添香味；半夜想起毛主席，睡到梦中笑醒来。”一节课下来，我记住了这些，下课了，我就跑到学校旁的龙王庙里，表姐和同学们撵到龙王庙逗我，问我听会了什么，我就把那一篇课文背给他们。大家都抢着给我教歌。
住在妗子家真好！川道里的景致丰富多彩，真叫人目不暇接。天近小晌午了，舅舅在菜地一遍一遍地催我回去，我就是不回去，光看那清凌凌的渠水缓缓地浇透一畦菜，再浇一畔菜，架上的菜豆角比我们乡下的水灵、鲜嫩，还有乡下没有的黄瓜、白菜、西红柿。我好奇地沿着水渠跑来跑去，直惹得舅舅喊我，尽管脸火辣辣的，我还是不肯回去，菜地飞来飞去的蜻蜓、蝴蝶都非常诱人。直到大表姐来说要下午到街上看戏去，我才乐颠颠地返回了家。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戏台叫作马台，马台在子源街的街尾。从来不曾看过大戏的我，深深地被那五光十色的戏装和手舞足蹈的表演迷住了。一根杆子上拴上线穗穗就变成了戏中的马，跟我们平时在院子里骑一根柳条当驴没什么区别，敢情那唱戏的是跟小孩学的。那马靴旁边有两个长耳朵，不停地动弹，我极力记住每个戏景，想等回家了告诉妈。
散戏了，我只顾想着剧中那些演员的动作和姿态，兴冲冲地往前走，从子源街到李峪还继续往前走，竟然把妗子、表姐、二姐忘得一干二净。宽宽的黄土马路上，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我站在路边远远的地方，等汽车一过又往回赶。正当我风风火火一个劲儿地往前走时，一个个子不太高的年轻人问道：“你是李正贤家的外甥女吗？你不敢往前走了，你舅家已经过了。”我扭头朝他手指的方向一望，可不是，舅家坐北朝南的窑，已在田野的斜后方。我转身，也不答那人的话，穿过田野回到了舅舅家。妗子她们都已到了家，一个个望着我，妗子说：“傻丫头，你直往下川走，是谁把你挡住的？”我用左右手的两个食指分别压住眼角，说有这样一个长眼角的人挡住的，大家都笑了，表姐说：“那是你二姐夫。”我有些不相信，但一看二姐红着脸很羞涩，我才确定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这一次跟着二姐去舅舅家，让我开了不少眼界，学会了唱歌，学会了课文，带了一张“除四害”的宣传画，又有了一个二姐夫。回到家我先把遇到的新鲜事告诉了母亲，又对好朋友妮炫耀了一番，然后到大婶家串门，也不由自主地告诉他们，我有一个二姐夫。大婶家有个四姐就问：“你二姐夫长得什么样子？”我就用两只手的食指分别压两个眼角，引来她们咯咯咯的一阵笑声。下次再问，我再做这一动作，再逗她们笑。
我出了一回门，回到家又和最亲密的小伙伴妮手拉着手，满山遍野地刨“麻麻盘”果馅，摘“毛迷迷”做狼尾巴，嘴上多了一些口头禅。
这天中午，哥哥上学没回来，我提着一个小汤罐和妮第一次到书房给哥哥送饭，路上碰见调皮鬼周蛋，非得让我们把罐里的高粱糁糁饭叫他喝上一口。我们起先不肯，后来看他挡着不让过，只好下策应对，声明只让他喝一口。他答应了，但喝的中间，他一下咕嘟咕嘟喝了四五口也不松手，急得我们硬掰他的手才脱了身，虽然饭被喝了点，但我们还是把饭送到了书房。
从家走到村子尽头，下了几拐几弯的水路坡，再上一个小坡，半山腰的书房院只有三孔土窑，一个个像炕桌一样大的书桌摆在土炕上，学生屁股下放个坐垫，趴在书桌上写字、念书。先生是三坪的一个个子高高的老头，叼着长长的旱烟锅，一口一口地吐着呛人的旱烟，吸完一锅，磕下烟灰，用三个指头再按上一撮子，继续吸。我站在哥哥身边，很讨厌他那根长烟杆，心想他要是把那烟杆放到没人的地方该多好啊！想着不愉快的事，我的身子不自觉地扭来扭去，碰得哥哥写不成毛笔字。他便说：“好，好，等着上完课，咱玩丢手绢。”有好耍的，我的兴致就高了。
终于开始玩丢手绢了，我和妮蹲在学生们中间，看外圈两个人跑，两人把手绢偷偷地丢在别人的背后，蹲的那人逮住外圈的同学让他唱歌。被逮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唱：“东方红，辈辈公鸡辈辈唱，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正当我聚精会神地听别人唱歌时，人家就逮住了我。大家都看着我，齐声让我唱歌：“王楚楚来一个，王楚楚来一个。”长烟杆先生也用目光鼓励我站起来，我浑身不自在，但心里又痒痒地想唱。在这静寂的山沟中，唱什么呢，二姐教的那个“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真好听，可是村上好多女孩都会唱，我要唱一个大家没听过的歌，才会让大家惊讶呢。我羞答答地站在了场内，两只手都不知搁在什么地方，大家鼓起又一阵掌声时，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唱道：“穿衣镜，插花瓶，大门里来个办公人，办公人真年轻，三妹子起来太活动。”这是表姐给我教的，当我歌声一落，场内一片笑声，把我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六岁的我根本不知道大家笑什么哩。我低着头瞅哥哥一眼，哥哥面红耳赤地看我一眼。
回到家一进门，哥哥向妈大发脾气，说是我丢了他的人，永远不要让我到书房去了。妈正在切酸菜，做每晚必吃的烩菜，她安慰了哥哥几句，并给哥哥解释说：“楚寒还小，不懂事，慢慢才能明白。”
再后来，妈就给我讲她过去的事情，比如，二外婆十一二岁时每次出门，头上就要顶一方红头巾，把脸盖起来，她念了两年的书，家长就不让念了，也是为了学规矩。至于我们，哪里都能去，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家境好一点儿的女孩也可以上学，可是妈再不让我唱那支歌，我再也没唱那支并不明白真正意思的歌。而且我的思想中从此种下了一些封建思想的幼芽，总体表现是尽量不跟男孩耍。我在心灵深处给妈有一个承诺，要做妈的懂规矩的好娃娃。
要唱小戏了，戏台就在庙对面，庙在村东边的山顶上，庙里有神像。庙的墙壁上画着龙和祥云，平时庙里静寂安详，这几天因一说唱小戏，把戏台搭在了庙的对面，庙的四周一下热闹了。上香的、看戏的人在庙院里进进出出，起戏的第一天上午吃完饭，我洗了脸梳了头，就兴致勃勃地约小伙伴去看戏。妈叮咛说到了庙院，更要规规矩矩，不要用手指神像。于是我便用耳语悄悄地告诉了最亲密的小伙伴妮，还告诉了晚和芹，绝不告诉周蛋和前村那几个坏小子，因为我们从他们门前过，他们都要平白无故地打我们。叫他们用手指神像，辱没神，神惩罚他们！内心的报复只有我自己知道，一大群山里没看过戏的孩子，被这次的小戏迷住了。大家喊着、叫着，手舞足蹈，听着震响整个村庄的铜锣声。大人陆陆续续地来了，依次在石头上、坡坎上坐定。一边招呼自家的孩子安静，一边认真地看起戏来。
那唱戏的人两手举着穿红着绿的戏偶，边舞边唱地出场了：“王家庄来王二娘，一二一，噢啊噢……”只见那王二娘，穿着红花袄，绿花裤，裤腿很宽，袄袖也很宽，脸盘儿白白的，脸蛋儿红红的。我想起舅舅叫我红饼子，便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蛋，觉得那王二娘的脸蛋比我的还红，甚至比村上那个叫起面饼子红板箱的媳妇的脸还红，比村里最俊的媳妇盖满庄都俊。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脸，细细的眉毛，眼角翘翘的，好看的眼珠和口唇不会动。她头上缠着黑色布飘带一直同头发连到大腿上，绿裤腿底下没有脚，腿是两根硬木杆杆。唱戏的人只前后左右地摇动那两根木杆杆，那戏偶就跳舞，用手撩头发。啊！多么神奇啊！这世上除了我们真人，还有穿着那么华丽的大戏人，还有这造型小巧的戏偶人，我的泥人又算什么呢？世界真好，让我一年年长见识，一年年开眼界。
几天的小戏，给我们寂静的小山庄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欢腾景象。阴历四月中旬，村庄四周山野里出土的禾苗在微风中摇动着，往戏台去的路上走着三三两两领儿带女的庄稼人，全村好像过喜事一样。每当散戏，我就拽着妈的衣襟，一个劲儿地追问戏偶是怎样做成的，唱戏的人住在哪里，他们从哪里买抹脸蛋的红颜色。妈背着弟弟，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我。
夜戏的牛皮影子里有一束呆光，牛皮影子像剪纸，只是比剪纸大、硬、厚。身子是扁平的，背后有两根细棍棍，戏子家撑着细棍在幕布上跳、跑、坐、睡、磕头，一把灵巧的小椅子，刻得花不棱登的。唱戏的那男人边晃悠牛皮影子边唱，他的声音细细的尖尖的，随着一声声铜锣和二胡声，他唱呀唱。我老盼那一束呆光快回去，那个男人却坐在了椅子上，跷起了二郎腿，唱个不停，大人们看着看着便发出一阵笑声和议论声，我还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呢。
男人们的旱烟锅在黑夜中映得红红的，抽完了一锅，就侧着身在石头上磕烟灰，年轻媳妇怀中的孩子嘤嘤地咂着奶水。夜戏连唱了三晚，后两夜还有孙猴、猪八戒、唐僧。
每当夜戏完了，天上的星星就会很亮，眨着眼，人们说说笑笑，走着小路回家。
唱完这台小戏的几天里，几月里，那台词都会成为放羊娃的口头禅，这座山上那座山上，时常都会听到：“呆光，快给老娘磕个头。”
我们场场不误地看完戏，这天上午，戏子家准备走了，我们看着他们整理完道具，打捆好箱子，意犹未尽地往家返。调皮的周蛋折了一根干草在我们头上扫，起先我们躲着走，他就一直撵，他边撵，嘴里边学着戏上的腔调唱：“王家庄来好婆娘，咿儿咿噢啊噢。”并且直冲着我叫“王二娘、王二娘”，这一下把我气急了。上次，他都挡着要吃我哥哥的饭，还有一次在垴畔上拉我们的棒棒，还有我们藏猫猫时就说：“点头点，猫游夜，游夜花，种芝麻，芝麻玲玲，核桃皮皮来张三去李四。”他干什么都好强，每次都想欺负人，见那根枯草在我头上晃来晃去，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抽了他一巴掌。没想到招来了更大的祸事，他抓了一根有拇指粗的柳条，直追着我急赤白脸地打来，他妈也在后面跟着助威,一直撵到我们家跟前。我妈在门口挡住他，他妈反而恶人先告状：“四先生家，你们先生死了，死女子都敢动手打我们周蛋，在这庄里，你提上四两棉花纺去，看谁敢欺负我们？”妈说：“娃娃们逗阵，拉开就算了。”周蛋狗仗人势，又用柳条不停地在我腿上抽，围着看的人都掉了泪。
他们走后，妈才拉起我，摸着我小腿上的一道道红印，伤心得直掉泪。妈说：“这没老子的娃娃，我都不舍得动他们一指头，楚寒以后看见周蛋，就躲着走。”
妈，多么可怜的妈，她现在有的是什么呀？是我们这几个娃娃，为了养活我们这几张要吃饭的嘴，妈将能卖的全卖了，娘家赔的两个红顶箱，现在孤零零地只剩一个了，那一个换了一斗黑豆。银镯子、银戒指也卖了，给大姐、二姐定亲时，妈没问人家要彩礼，按当时的风俗，每家拿五丈布，全是蓝单面卡，没穿一寸也都卖了，还有几棵树便宜卖了。现在这孔破旧的窑里，只有几个空空的裂了缝上着箍的大老瓮和纸囤囤，每个纸囤囤里只有一点现吃的糠窝窝面、高粱面。她最最珍贵的财富，不就是我们几个孩子吗？我们这孤儿寡母被人欺负了，只有灰溜溜地伤心。我看到妈那样难过，就发誓永远不给她惹是非了，可是从此，也就开始了我怯懦的人生。
我妈的确是太辛苦了，她每天上山下洼，打柴提水，推碾滚磨，家里样样都要亲自动手。农业社人家女人有时可以不去，由于家里没有男劳力，她每次都得去，有时忍着感冒头疼也要去。哥哥像个小大人，总是默默地帮她干活。
一天哥哥跟二堂哥上山砍柴，天气不好，黄风雾罩的。中午过后，也不见他们回来，妈就上垴畔看了一回又看一回，仍不见他们的人影，要去山里寻，又不知道他们走的是哪架山。妈只好心急火燎地等，一直到半后晌，堂哥才背着哥哥回来了。堂哥把满身满头灰尘、脸色煞白的哥哥放在前炕上告诉妈说，哥哥从两窑檐高的崖上跌下去了，由于身轻骨头没跌坏，只身上擦破了几处。妈吓坏了，眼泪汪汪的，用笤帚给哥哥扫身上的土，洗洗脸，拌了碗疙瘩汤让哥哥喝下去，然后叫哥哥躺下。她和二堂哥一同到跌跤那个崖下去叫魂。他们走时，妈叮咛我，要听见她的声音，就在门口答应。过了一个时辰，我隐隐约约地听见妈喊：“楚城回来了。”我赶紧答应：“回来了。”她喊一声，我答应一声。妈的声音越来越近，深秋的傍晚，在那个孤寂的破院上空，只有她虔诚、慈爱的声音和我稚嫩而细小的声音频频呼应。是的，在这个难觅温饱的家中，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到了门口，妈又摇着门闩连叫三声，然后跪在炕上取出叫魂用的红布，从头到脚给哥哥上魂，口里说着：“真魂绿马上了身，时时刻刻不离身，满年四季不离身。”
第二天，妈让哥哥再歇一天，什么都不要干，可是，懂事的哥哥歇不住，他用两个瓷罐去大沟担水，那瓷罐本身就很沉，再加上水，比人家用小铁桶担水还沉，可是我们既没有小铁桶，又没有小木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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