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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门太守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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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英雄记.鼎足成三分试读：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二十三日，汉末时代最具传奇性和影响的人物曹操病逝于洛阳。

次月，曹操的儿子曹丕继位为魏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曹丕上任后，立即展示出与父亲曹操的治理内政上的许多不同，在文治与武功方面，曹操大概更侧重于后者，而曹丕想改变这种状况。

就在曹丕继位魏王的当月，他颁布命令降低税赋，这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举措。之前，在汉献帝建安初年曹操曾在所颁布的《屯田令》中规定，如果用官家的牛耕田，收成官家得60%，百姓得40%（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如果用的是私家的牛，收成双方对半分，这种租税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是在当时特殊条件下做出的规定，其后曹魏方面不断降低税赋征收标准，但对百姓而言负担仍然沉重。

曹丕在继位后颁布的首份赋税征收命令中规定：“关口、津道是用来通商旅的，池塘、苑囿是用来抵御灾荒的，设置禁规、加重税收都不是便民的办法，现在要清除有关禁令，减轻关津税收，税率一律定为10%（皆复什一）。”

汉初曾实行过“三十税一”，后来把“十五税一”作为长期执行的征税标准，现在的“什一”也就是“十税一”虽然较之有所提高，但与汉献帝建安初年的标准相比也大为降低了。

连年战乱，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为支持战争，各地又加重了税赋，适当地降低税率、减轻百姓负担不仅能赢得民心，而且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减赋税惠及的是百姓，对于官员，曹丕也有安抚措施，他下令对诸侯王将相以下百官进行赏赐，最多的达到10000斛粮食、1000匹帛，还有大量金银，按品秩不同人人有份（各有差等）。

如同当年刘备攻入成都后大赏群下一样，曹丕的这次赏赐也算得上大手笔，不仅赏赐给大家许多金钱，更有数量很大的实物，这比钱更实惠。

这项措施惠及各级公务人员，自然皆大欢喜。

那些已经不在了的文臣和将领，无法享受这样的赏赐，曹丕也没有忘记他们。故去的那些老臣，名气大一些、生前地位较高的人自不必说，像荀彧等人他们的子弟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甚至那些名气和影响小一些的老臣，家属子弟难免照顾不周，但对此曹丕都有相应的安排。

曹丕下令表彰已故老臣们的功绩，包括尚书仆射毛玠、奉常王修、凉茂、郎中令袁涣、少府谢奂、万潜、中尉徐奕、国渊，等等。曹丕下令表彰他们忠直在朝、履蹈仁义，征召他们的子弟担任公职（其皆拜子男为郎中）。

这项措施也深得人心，让大家感到曹丕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跟着他干，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以上两项措施分别赢得了民心和官心，曹丕在政治上还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是针对宦官的。

20多年前，一群大宦官被消灭了，宦官干政的痼疾被清除，但那次消灭的是宦官篡权而不是宦官制度本身，有帝王就有内宫，有内宫就少不了宦官，从汉室到魏宫，其实一直都有宦官的存在。

为避免宦官重新崛起，曹丕下令宦官担任的最高职务不得超过诸署令，诸署指的是后宫里负责服务的太官、御府、尚方、中藏府等机构，诸署令是他们的负责人，这些部门的日常工作只是打扫打扫卫生、保管保管东西、负责饮食起居这些事，不涉及政务和军务。

为把这项政策传之后世子孙永远铭记，曹丕命人把它刻在金属板上，藏在保管重要档案图册的石室里（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除了推出这些重要改革措施，曹丕还加紧了自己的人事布局。

在军队方面，曹丕主要依赖的还是“诸夏侯曹”，其中夏侯惇担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曹仁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在他们之下，曹洪担任卫将军，曹真担任镇西将军，曹休担任镇南将军。

此外还有一个骠骑将军，介于大将军和车骑将军之间，也可以算全国武装部队的副总司令，曹操生前已给了孙权。

在这次任命里，曹洪的地位似乎有所降低，论资历和战功他应该在夏侯惇和曹仁之上，但曹丕很不喜欢他。

几年前，还在曹丕刚被册立为太子时，因为手下的人一下子多了，平时想给大家发点儿福利，手头上就有些紧，曹操管得很严，曹丕只得另想别的办法，曹洪很富有，有一次曹丕开口向这位叔叔借几百匹绢（尝从洪贷绢百匹），但曹洪却不给。

曹丕是个记仇的人，这件事就记在了心里（常恨之），所以曹洪只当上了挂虚衔的卫将军，即便如此，曹丕的气仍然没有消。

后来，曹洪的门客犯法，曹洪因为连带责任被抓入狱，曹丕抓住机会竟然要判曹洪死刑（下狱当死）。大家觉得曹洪有点儿冤，但曹丕意志很坚决，群臣吓得不敢说话。

曹真跟曹洪的关系也不好，曹真有些顾虑地对曹丕说：“您今天要杀曹洪，他肯定会认为是我陷害的。”

曹丕让他不要担心：“我自然会处理好，你不必多虑。”

眼看曹洪命将不保，卞太后急了，找到曹丕一顿怒斥：“没有曹子廉，咱们能有今天吗？”

但曹丕仍不肯放过曹洪，还是想杀他。

这时曹丕的皇后是郭氏，曹丕对她很宠爱，从来言听计从。

卞太后把郭皇后找来，吓唬她：“曹洪今天要是死了，我明天就让皇帝废了你这个皇后！”

郭氏害怕了，多次为曹洪求情。

这样曹洪才保住一条命，改为免官削爵，卫将军当不成了。“魏王国”的文官系列，首先应该是三公，与汉朝的三公设置有所不同，“魏王国”的三公指的是太尉、相国和御史大夫。

曹丕任命太中大夫贾诩为魏国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魏国相国，大理王朗为魏国御史大夫。

华歆、王朗一向被认为是大名士，与田畴、邴原那样的名士相比，他们的政治热情更高，在一系列重要事件中他们都“经受住了考验”，对曹魏的忠诚可以放心。至于贾诩，虽然有过往的恩恩怨怨，但他是个聪明人，居高位却从不介入任何政治纷争，以腿疾为由平时也很少外出，也是可以让人放心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在曹丕被册立为太子的过程中，贾诩曾出过大力。

荀彧、崔琰、荀攸以及郭嘉等人已离开人世，目前资格比较老的还有程昱，这次他没有步入魏国“三公”的行列，与早年在兖州期间他曾以人肉干（人脯）充当军粮有关，这被认为触动了人伦的底线，受到舆论的诟病。以程昱的资历和贡献，按理说应超过上面这几个人，却只能担任卫尉这样低一级的职务。

至于陈群、司马懿、吴质等人，虽然他们与曹丕关系更为亲密，是曹丕身边的核心智囊，但他们的资历还浅，需要进一步培养。

经过这一系列仁政和内部调整，曹丕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

曹丕初即位魏王，濊貊、扶馀单于、焉耆、于阗王等少数民族部落便纷纷遣使奉献，曹丕特别高兴。到了五月，叛乱的鲜卑部族首领，关中地区冯翊一带的山贼郑甘、王照，以及卢水地区的胡人首领等纷纷率众投降。

曹丕高兴地拿着降书示于众人道：“前面有人建议我讨伐鲜卑，我没听，鲜卑不战而降；又有人建议我在今年秋天讨伐卢水的胡人，我也没听，胡人现在也投降了。当年魏武侯一谋应验，有自得之色，李悝因此讥笑他。我今天说这个并不是自以为得意，而是说坐在这里等他们归降，功劳远远大于动刀动兵啊（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

曹丕不仅高兴，而且有点自矜。

岂不知，现在的局面，一半靠运气，一半还是吃父亲的老本。曹操在世时，一面逐鹿中原，一面重视边疆地区的开拓，或怀柔，或武力，使西部、北部大多数少数民族部落都臣服。

曹丕下令，对投降的山贼和部族首领皆封为列侯。

万国来朝，众叛归降，不仅解决了实际问题，而且都预示着好兆头。◎刘备也来示好

孟达投降后，曹丕听说他是个人才，很想见见他，就下令让新城郡太守孟达来洛阳相见。

这也是一次考验，如果对曹魏不忠，就不敢来。

孟达来了，与曹丕相见，曹丕跟他聊了聊，发现他不仅一表人才，而且说话办事有法有度，十分喜欢，让他跟自己同乘一辆车出行（甚器爱之，引与同辇）。

有人对这个孟达却不怎么看好，刘晔对司马懿说：“我觉得孟达此人喜好反复，不值得信任！”

司马懿也挺讨厌孟达，他认为：“新城郡西接蜀汉，东连孙吴，是我曹魏前沿要地，交给孟达确实不妥。”

二人一商量，觉得这不是小事，就一同面见曹丕，陈述利害，希望另派大将前往。

但是，孟达给曹丕留下的印象实在太好，曹丕压根不相信孟达将来会反。曹丕认为孟达在上庸一带经营多年，如果轻易换将，反而不利于稳定，新城郡虽为要冲，但背面即为魏国大军，应该不会生变。

曹丕是个爱恨分明的人，恨谁就会恨得要死，一旦被他盯上就算完了，但他要是喜欢一个人也会喜欢得要命，给予无条件的信任，找机会就提拔，孟达是曹丕喜欢的人。

陈群、司马懿仍不断向曹丕进言，认为孟达并不可靠，这倒不能全归于陈群、司马懿心眼小，想想也是，孟达跟刘璋又叛刘璋，跟刘备又叛刘备，短短不过几年已经换了三个东家。

职场里把爱跳槽的人称为“跳蚤”，不管你本事再大、学历再高，你平均一两年就换一家公司，那对你的第一印象就会大打折扣，大概在陈群和司马懿的眼里孟达就是一只“跳蚤”。

但曹丕不这么看，他认为孟达很有本事，而且“政治可靠”。

曹丕听了很多质疑孟达的声音，仍坚定地说：“我敢担保孟达没有问题（吾保其无他）！”

魏王亲自为一个人担保，谁还能再说什么？曹丕担心这些议论会让孟达不安，还专门给孟达写过一封信让他不要介意。

在这封信中，曹丕写道：“过去伊尹离开商朝归顺周朝，百里奚离开虞国来到秦国，乐毅有感于皮囊装尸之故从燕国脱身到了赵国，还有汉朝的王遵，他也很理解得失进退的选择，知道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上面这些人都留于丹青、史册。你姿容、才貌出众，才气、度量超群（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也一定能在史册上留下美名！“现在你愿意像鱼一样在水中自由地生活，我感到欣慰快乐，我常向西边眺望，思念之情如同对老朋友那样（虚心西望，依依若旧），提起笔来给你写信，欢悦之情也随之而来。“之前，虞卿到了赵国很快就得到了相位，陈平归顺汉朝一见面就与皇帝同乘一车，我和你的感情超过了这些（孤今于卿，情过于往）。现在我让人给你送去御用的马匹，以表明我对你的敬重和喜欢！”

曹丕是写文章的高手，但把信写到这种程度，也不能说他只是矫情，他真的很欣赏孟达，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曹丕对孟达的评价是元帅级的人物（将帅之才），还是做丞相的料（卿相之器）。上面的信中他提到了虞卿，此人名叫虞庆，是战国时的一名游说之士，受到赵孝成王的器重，一到赵国就被授予上卿之位，佩相印。曹丕似乎暗示孟达，他在曹魏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既然孟达这么有才能，刘备和诸葛亮怎么就没有发现从而更加重用呢？

其实，孟达的才干很多只是表面的，他这个人很有气场，尤其有辩才（进见闲雅，才辩过人），刘晔干脆评价他只不过是凭借一些小聪明、爱玩心计罢了（恃才好术）。

这样的评价或许有些苛刻，但大体没错。

结果，曹丕让孟达回了新城郡，继续在那里坐镇。

曹丕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形势的判断。最近以来，刘备可谓连走背运，荆州丢了，三郡也丢了，刘备可控制的地盘大幅缩水，实力已不如孙权，更无法与大魏相比，曹丕觉得孟达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确实，待在成都的刘备近来心情确实很低落，不仅地盘接连丢失，而且身边的重要干部也有多人相继离去：不仅关羽死了、刘封被杀、孟达和糜芳、傅士仁等人投降，而且“汉中国”秘书长（尚书令）法正、后将军黄忠也在这个时候先后去世。

黄忠是汉中之战的头号功臣，他的死让刘备刚刚拜封的“四方将军”顿时少了一半，而法正的死给刘备的打击更大，甚至不亚于关羽。

庞统死后刘备视法正为首席智囊（谋主），言听计从，信赖有加，汉中之役充分展示了法正的奇谋，但天妒英才，法正居然这么早就死了。

法正是如何死的史书记载不详，应该是健康方面出了问题，不过有一件事对法正可能会造成一定打击，那就是孟达的投降。大家都知道他和孟达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孟达赴任也是他力荐的结果，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法正心里肯定在难过之外还有许多愧疚。

法正死后刘备得重新为自己选一个秘书长，最后他选的是刘巴。尽管他不太喜欢这个人，但刘巴在解决益州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让刘备见识了他治政理财方面的才干，打仗靠猛将，过日子就得靠这样会理家的能人，所以刘备还是选择了他。

刘巴平时清廉节俭，不贪财（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又因为自己在刘备阵营里没有根基，担心受到猜疑，所以说话做事都很谨慎，喜欢清静，平时没有私交，和大家在一起不是公事不说（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

有能力，又不多事，这是老板最喜欢的职业经理人。

诸葛亮就喜欢这样的人，所以他对刘巴一向很欣赏，刘备任命刘巴做尚书令想必也有诸葛亮大力举荐的原因，刘巴上任后，事实上成为诸葛亮最重要的助手。

这时，从洛阳传来消息，说曹操死了。

刘备跟曹操斗了几乎半辈子，虽然是敌人，但也算是老朋友了，刘备觉得还是应该有所表示。

同时，刘备现在跟孙权已彻底翻脸，下一步还要斗争下去，曹魏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刘备不喜欢过去的老曹，跟现在的小曹既没有交情也没有感情，但还是想跟他套套近乎。

刘备派人带上自己的书信和丧礼前去吊唁，有一部史书记载，刘备派的这个人叫韩冉，职务是刘备手下的一名处长（掾），但是他却未能完成使命。

韩冉走到荆州，进入曹魏控制的地盘就被曹魏的荆州刺史扣了下来，刺史请示曹丕如何处置，曹丕回复很干脆：不要来了，也别让他回去，杀了。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是来吊丧的？曹丕不仅不厚道，简直不地道。而且，曹丕此举明显缺乏政治远见，荆州出现变局后三方正处在微妙时刻，孙权得了便宜惴惴不安，刘备咬牙切齿势在复仇，在战略上对曹魏来说正是最有利的时机，聪明的做法是继续激化孙刘两家的矛盾，他们来示好一律欢迎，让双方都觉得自己是他们的朋友，这样他们之间打起来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刘备派特使前来吊唁，分明是在试探新魏王的态度，现在特使被杀了，于情、于理、于战略利益都不符，如果真是这样的，曹丕的政治智商就差得太远了。

史书上还有另一种记载，说韩冉的职务是军谋掾，相当于参谋处长，刘备送去的丧礼里有益州的特产蜀锦（并贡锦布），韩冉领命后没有走荆州，走的是上庸这条路线，但韩冉到上庸，就借口有病不走了，住在了上庸。

此时的上庸已是曹魏的地盘，不过负责人还是孟达，想必韩冉过去也认识，后来韩冉在孟达派人保护下到了洛阳，呈上了刘备的信和礼物。

曹丕接见了韩冉，并对刘备派人来吊唁表示感谢（有诏报答以引致之），韩冉回去复命，带回了曹丕的回信（备得报书）。

对比以上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后一种或许更靠谱。◎给孙权来个下马威

关羽死后，对曹魏来说，襄阳、樊城的危机表面上已化解，但曹魏在整个荆州以及南阳郡一带的基础被彻底破坏，曹魏这边有许多人认为樊城、襄阳缺少后援支持，无法在此长期据守（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

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上次关羽突然北伐致使曹军大溃有关。在一部分曹军将领看来，襄阳、樊城的后援补给线太长，如果敌人突然动手，援军以及粮食补给都很迟缓，很有可能再次导致“水淹七军”的惨败。

负责镇守襄阳的曹仁便持这种意见，他多次请求放弃襄阳和樊城，将战线收缩到南阳郡内的宛县一带。

对此，司马懿等人认为不可：“孙权刚刚击破关羽，现在是他急于向我们结好的时候（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然不敢与我们为敌。襄阳处在水陆之冲，是御敌的要害之地，不可放弃。”

曹丕虽然觉得司马懿等人说得不无道理，但曹仁那边回撤的意愿也很强。曹丕与父亲曹操不一样，他得管曹仁叫叔父，尽管内心里不太情愿，曹丕还是尊重了曹仁的想法，下令回撤。

曹仁于是对樊城、襄阳两座城池搞了次大破坏（遂焚弃二城），之后主动将主力后撤几百里，回到宛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市一带。

但奇怪的事发生了，曹军主力虽然后撤，孙权的人马却不来占领这些唾手可得的地盘。诚如司马懿等人分析的那样，孙权不敢两面开战，不敢在此时得罪曹魏，襄阳、樊城即使白给他也不要。

然而襄阳、樊城已遭曹仁等人毁灭性破坏，再移防回去已不可能。曹操花了十几年时间苦心经营的荆州防线就这样白白抛弃了，曹丕没听司马懿等人的建议，非常后悔（悔之）。

这个时候，对曹魏来说的确是战略上最主动的时期。

曹魏的综合实力本来就比孙权、刘备强，是一强对二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二弱”还不能搞好团结，自己先打上来，“一强”岂不更强了？

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曹丕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对孙权和刘备都有所放缓，接受他们的示好，让他们对自己这一边都放下心来，这样他们就会打起来。

但曹丕似乎没有这样的打算，也许开局太顺利，在曹丕的眼中大概不必如此复杂，继魏王位后不久，曹丕发布过一份亲笔手令，里面写道“以此而推论，西南万里之域，刘备和孙权有谁会死守呢（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看意思他并没有把刘备、孙权放在眼里，准备把二人一块收拾了。

所以，尽管孙权这边频频示好，曹丕仍然认为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六月，曹丕下令调集军队，准备南征孙权。

之所以先打孙权，可能在曹丕看来孙权更强大，所以要优先“照顾”，先把孙权解决了，或者孙权带头服软，那刘备更不在话下了。

出征前，曹丕在邺县城以东举行了一次阅兵仪式（治兵于东郊），魏王国公卿大臣全部参加，曹丕坐着华盖车检阅部队，之后还举行了军事演习，一切都按照战场环境鸣金击鼓操行。

但有人认为不妥，度支中郎将霍性劝谏说此时不可用兵，他提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应柔道自守，外不与人争，对内修好自己（且当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时机成熟时自然抗威虎卧、功业可成。

霍性其人不详，只知道他是关中人，此时站出来反对用兵，或许跟他的职责所在有关。霍性担任度支中郎将，“度支”指的是财赋的统计和支配，这个职务是管财政税收的，在曹魏是经济部部长（大司农）的属官。

不久前，曹丕接连推出多项措施，惠及百姓及百官，却苦了搞经济工作的官员，降税免赋，财政收入大减，又大发奖金，魏国的国库恐怕已经吃不消了，而这时大举兴兵，经济压力可想而知，所以霍性反对。

但曹丕不那么想，我去打孙权，你跳出来阻挠，什么意思？难道你是孙权派来的卧底？不管是不是，曹丕盛怒之下命情报部门把霍性抓起来审查（遣刺奸就考），后来竟然把霍性杀了。

杀谏臣历来是帝王忌讳的事，霍性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如果只是因为提意见而被杀，刚继位的曹丕将给文武官员和天下百姓一个什么观感呢？

大概想到了这些，曹丕后悔了，下令释放霍性，但晚了一步，霍性已经被杀。

为了消除此事件的负面影响，曹丕马上发布了一道命令：“过去轩辕设明台议政，放勋设衢室用于征问，这都是广泛征求意见的具体措施。今后百官以及各有关部门都要按照职守极尽规谏之责，无论将领率阵军法还是朝士明达制度、牧守审理政事、缙绅统考六艺，所有意见我都将认真审察考虑（吾将兼览焉）。”

轩辕是黄帝，他设有明台；放勋是尧帝，他设有衢室。除此之外还有舜帝设立的旌旗、大禹在城中建鼓、商汤设刑庭，这些都是听取意见、广为纳谏的举措。

曹丕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多批评，但霍性的人头已经在那里了，谁还敢多说什么？

曹丕率大军南下，但刚刚就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几个月的夏侯惇此时却病逝了。

这不仅有些不吉利，对曹丕来说更是一大损失，曹丕以献帝的名义谥夏侯惇为忠侯，由他的儿子夏侯充继嗣。

曹丕与夏侯惇的几个儿子关系都很好，想让他们都有爵位（欲使子孙毕侯），于是从夏侯惇的食邑中分出1000户赐给其他子孙，夏侯惇的7个儿子和2个孙子都成为关内侯，夏侯惇的弟弟夏侯廉及其子夏侯楙也被封为列侯。

夏侯惇生前以大将军的身份镇守寿春，是曹魏东线战场的统帅，他死后曹丕命曹休接替。

曹休升任东部战区司令（征东将军），兼任扬州刺史，进封安阳乡侯。

之后大军继续前进，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七月到达谯县。

谯县是曹操、曹丕的老家，自曹操以来似乎已形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次南征江东都要路过谯县，并在此停留一下，之前曹丕也曾随南征的大军在谯县住过一段时间，他还在谯县的一所旧居里种过几株甘蔗。

这一次对曹丕来说有所不同，这是他第一次以魏王的身份重返故乡，曹丕下令宴请六军将士及父老百姓，这场规模盛大的宴会在谯县城东举行，宴会上还有乐队演奏以及百戏表演。

喝得高兴时，曹丕还下了道命令：“先王都喜爱所生之地，因为礼不忘其本。谯县是霸王之邦，帝王从此而出（真人本出），现在免除谯县两年的租税。”

谯县百姓大悦，地方三老以及官民代表一齐为曹丕上寿，宴会一直到晚上才结束。

次日，曹丕又亲自到谯县城外的曹氏宗族墓祭祀。

曹丕看来也是个性情中人，喜欢杀伐，也喜欢大封大赏。负责财政的官员已经上疏劝谏，此时国家财政已经面临一些困难，在此情况下大吃大喝就不说了，免除谯县两年租税的做法也显得太随意。

在江东这边，孙权听说曹丕兴师问罪来了，很紧张。

孙权正忙着对付刘备，现在他万不能开辟新的战场，孙权这时候大概也反思了一下，发现自己也许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曹操在世时他派过梁寓去表示自己的臣服，曹操还以朝廷的名义升他为骠骑将军，又让他兼任了荆州牧，他以为与北方的关系暂时没问题了，但是他错了，因为那时老曹当家，现在主事的是小曹。

孙权大概才突然发现，自从小曹上位后他还没有过什么表示，人家能不给你脸色吗？孙权不敢再怠慢，马上派人带着东西向曹丕奉献（孙权遣使奉献），这一次派的是谁、送去哪些东西史书未做记载。

曹丕其实并不想真打，他只想给孙权一个下马威，既然孙权服软，曹丕满意了，下令撤军。◎又一则神秘预言

降服了孙权，魏王曹丕的个人威望又提高了一层。

有人觉得，新魏王在很多方面的确显示出不一般，在他的领导下，天下统一指日可待。

于是，有人希望曹丕不仅仅是个魏王，地位也要如同威望一样更进一步，成为一位真龙天子，在这种强烈的氛围“感召”下，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三月，沛国谯县报告说，有人发现了“黄龙”。

龙是古人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对神力的崇拜而创造出的能呼风唤雨又法力无边的神异生物，它其实是不存在的。但古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不仅坚定地认为龙的存在，而且赋予其一些特殊的含义，其中黄龙的寓意更不一般。

传说，当年鲧治水失败后死不瞑目，尸身三年不腐。尧担心鲧的尸身会异变，于是派勇士用锋利的吴刀把鲧的尸身剖开，但没料到鲧的怨气蕴积在腹中，化成一条黄色的龙。这条黄龙后来又变形为人，这就是鲧的儿子禹（鲧死，三岁入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

据史书记载，如果哪里发现了龙，一般只有目击报告，从来没有捕获过。通常情况下这种目击会让地方官员吓得要命，因为人间的龙已经有一位了，就住在皇宫里，是当今天子。你这里又出现一条龙，是要来抢天下的吗？

但谯县发现黄龙的事却被逐级报了上来，大家觉得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开始这件事倒没有引起曹丕的注意，过了几天有个人来求见，才把这件事重新提起。

这个人名叫殷登，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是魏郡人。

殷登求见，是来报告一件事。45年前，即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谯县也发现过“黄龙”，时任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扬这是什么征兆。单扬说这个地方以后会有王者出现，50年之内此地还会有“黄龙”再现。

殷登说，桥玄和单扬说这些话时他正好在场，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件事。现在不到50年“黄龙”果然再现于谯县，这是天命即将应验，他认为事关重大，不能不报告。

这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因为当事人只剩下了殷登，他说有，别人不好反驳什么。

有与没有，其实并不取决于当事人，而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搁在曹操，听到这些没有凭据的话肯定会置之不理，如果再折腾就会让有关部门对当事人来个诫勉谈话什么的。

可曹丕好这口，一听说就来了兴趣，不仅亲自召见了殷登，而且对他进行了夸奖，称殷登为笃老，说他对占卜之术很有研究，能深谙天命之道（服膺占术，记识天道），最后还赏赐他300斛粮食。

这件事传了出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聪明人看到了其中的暗示，投机分子则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一个月后，冀州刺史部渤海郡饶安县也报告说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这次不是黄龙，而是白色的野鸡（白雉）。

野鸡多为赤铜色或深绿色，白色野鸡非常罕见。从现代生物学的观点看，白色的野鸡称白羽山鸡，是久负盛名的珍禽，只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和中国西部一些地方，在人很难接近、多山的地区繁衍。由于比较罕见，所以古代以白雉为祥瑞，古人认为在位的帝王很有德行，受到四方爱戴，白雉就会出现（王者德流四表，则白雉见），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曾献白雉以贺。

与黄龙不同，白色的野鸡虽然难得，但也兴许会真的捉到，这一次饶安县那边估计真的捉住了白雉，所以曹丕特别高兴，下令免除饶安县全县一年的田租，又赐给白雉发现地的100户人家牛肉和酒，让大家痛饮三天。

消息传出，各地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一时间各种类似的报告纷至沓来，有的说发现了大虫，有的说发现了麒麟，等等。

这些东西古人称为“祥瑞”，就是吉祥的征兆，被认为是表达天意、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古代“祥瑞”种类很多，大体分为五个等级，嘉瑞最高，其次是大瑞、上瑞、中瑞、下瑞。

黄龙、麒麟属于嘉瑞层级，白雉为上瑞，它们平时是不大出现的，现在不仅出现了，还大量涌现。

作为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太史丞许芝马上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长文 ，从“理论”上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总结。许芝的这份上书读起来虽然枯燥，却下了十足的功夫，单就查阅典籍史料这一点来说，没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吃苦的精神也是难以做到的。

许芝从《易传》中找出以下几句话：

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

初六，履霜，阴始凝也。

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厥应圣人受命。

圣人清净行中正，贤人福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

这些话都比较难懂，大意是用来解释当时报告上来的黄龙、大虫、麒麟等异象的，是说这些异象都是上天所降新帝王将要产生的强烈征兆（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

有人或许认为许芝在“学术造假”，哪能这么巧，《易传》里刚好就有这些如此“切题”的话？其实不然，许芝尽管想拍马屁，但也不敢临时捏造，这些话绝对出现在《易传》里。《易传》不是《易经》，它是为《易经》做的注释解读，指的不是某一部书，而是一类书。这种书在当时多如牛毛，要找出几句刚好能用上的话也不难，只是得做大量的资料查阅工作，在没有计算机辅助搜索的情况下，这项工作确实非常耗费精力。

经过许芝的“理论总结”，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现在已经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但许芝的工作并没有完结，虽然天将易世，为什么一定是曹魏呢？许芝还要继续从“理论”上进行阐释。

许芝通过查阅古籍，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又找出几句话：

汉以魏，魏以征。

代赤者魏公子。

汉以许昌失天下。

这几句话无疑更有分量了，直接点了题。

汉朝将被魏朝取代，新的天子是“魏公子”，汉朝将在许昌这个地方终结，这些话的意思，就不用再去做解释了。

这些话也不是许芝的捏造，在海量的谶纬书籍中，这些话只是文字上的巧合，通过断章取义拿来一用罢了。

然而，要形成定论只有这些还不够。

作为当时最著名的关于易代的预言，“代汉者，当涂高”这句更有影响力，当年袁术称帝就用它来作为依据，由于它的影响力太大，要取代刘汉，不能绕过它。

这句话的出处一般公认的是《春秋谶》，这部书早已失传，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这些都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单从书名就可以判断出这部书的性质：它属于“谶书”这一类，是用来为《春秋》做谶的，应该成书于谶纬这类书兴盛的秦至汉初。

这句神秘预言第一次被正史提及是汉武帝时期。一次，汉武帝刘彻临行黄河和汾河，兴致一起，命人在船上设宴，君臣一边赏河景一边开怀痛饮，汉武帝上过太学，被称为“文化程度”最高的皇帝之一，他现场作了一首《秋风辞》。辞成，当场奏唱，大家听了挺高兴，说领导你写得真好、真棒，一片赞美之声。

这时汉武帝突然话题一转，对大家说：“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别看咱们现在挺乐呵，可我们汉朝也有“六七之厄”，到42代的时候江山就不在了，那时候“代汉者，当涂高”。

也就是说，早在汉武帝时就已经有了这句神秘预言，把它与“六七之厄”相提并论，一般对这类负面信息帝王身边人都尽可能予以屏蔽，不让领导听到、看到而烦心，汉武帝熟知这句预言，这说明它在当时已经相当流行了。

见领导不高兴，群臣纷纷进言相劝，汉武帝也觉得这话跟眼下的风景不太协调，于是说自己喝多了（吾醉言耳）。

汉武帝一直到死都没能弄清楚这句预言的具体所指，一直到西汉灭亡，王莽建立了所谓的新朝，这句预言仍然是个谜。

王莽走的是禅让的路子，他上过太学，文化程度很高，同时还是谶纬学的爱好者，为了代汉他也搞了一堆谶纬当作依据。但奇怪的是却没有提到这句话，也许是他研究了半天发现自己跟这句话无论怎样都扯不上关系吧。

如果王莽成功，新朝得以延续，“代汉者，当涂高”就会成为一句过气的预言或一个笑话被大家遗忘。但王莽失败了，汉朝宗室刘秀建立的新朝廷仍称汉朝，王莽的新朝不被世人承认，汉朝仍然继续，这反而成为“代汉者，当涂高”这句预言的反向注脚，大家对它更加坚信了。

王莽派到蜀地当太守的公孙述是个大野心家，他也对谶纬学深信不疑，他翻了不少谶纬书，找到了“废昌帝，立公孙”“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等几句话，还认为自己的手相与众不同，有龙兴之瑞，所以动了做皇帝的念头。

公孙述很搞笑，他觉得自己找到的这些依据虽然“铁证如山”，但更希望大家都支持他，所以多次给刘秀这边写信，希望说服众人拥立他为皇帝。

对于公孙述发起的这些“谶纬战”刘秀很反感，决定予以回击。刘秀给公孙述写了封回信，说你说的那些不对，“废昌帝，立公孙”指的是人家汉宣帝；至于你说的手相问题，据我所知王莽的手相更好，他为何失败？你说的不行，我给你说一个，“代汉者，当涂高”听说过没？

公孙述当然听说过，但他搞不清其含意，于是虚心向刘秀请教。刘秀说，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说的是有资格取代汉室的是个姓当涂、个子很高的人，你小子长得那矬样，个儿高吗？

刘秀还挺客气，在给公孙述的信封上写着“公孙皇帝”，但公孙述拒不答复，他索性直接称帝，后被东汉朝廷消灭。

在东汉一朝，开始还比较消停，大家几乎把这句神秘预言忘了，但天下一有动荡的征兆，这句预言便会再次被提及。

董卓死的时候，有个女巫找到董卓的旧部李傕，对他说“涂高”就是他，这个女巫的理解是，“当涂”是在路上，在路上又特别高的自然是阙了，“阙”与“傕”同音，“当涂高”指的就是李傕。

这个解释当然比较勉强，加上李傕还算聪明，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听听也就拉倒了。

不过，有人相信这个解释，之前提到过的下邳人阙宣就是这么理解的，他认为“当涂”就指的是他姓的“阙”，既然天命所归，索性大干一场博个富贵。初平四年（193年），阙宣在徐州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要和刘汉王朝争天下，后这个伪皇帝被陶谦杀了。

至于袁术，之前已经说过，认为他的表字“公路”与“当涂”意思相同，“代汉者”指的是他。

现在，许芝必须向世人说清楚“当涂高”与曹丕之间是什么关系，好在谶纬学也是许芝的强项，他提出了新的解释。

许芝首先从朝廷档案里翻出一份上书，是前白马县令李云所上，里面有一句“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在没有前后文的情况下看这句话有点儿不知所云，但又似乎暗示许县与“涂高”有关。

李云上这份书是在汉桓帝时，距今已经好几十年了，当时朝廷还没有迁都到许县，许县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县城，谁也看不出它会成为天下政治的中心。说未来的帝王将昌盛于许县，许县有汉献帝，但说的肯定不是他，那么只有曹魏了，是曹魏帮助汉献帝在许县立的足。

接着许芝对“涂高”的字意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宫殿祠庙前面通常都建有两个高大的台子，台上有楼观，在两台之间留有空缺的地方，所以这种建筑称“双阙”，它们都很高大，而“魏”字的意思就是高大，《周礼》有“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淮南子》有“魏阙之高”，可见道路两边高大的东西就是魏（当道而高大者魏）。

至此，许芝完成了这次艰难考证，结语是曹魏将取代汉室（魏当代汉）。他的说法充满了牵强附会，但大家都认为在对“当涂高”所做的各种解释里，许芝的这个版本水平最高。◎二十次劝，十九次让

尽管有“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出面进行解释，但仍然不够完美，如果再有更具分量的人物出来说话，那就更好了。

这个人随后也有了，竟然是曾割据汉中的一方诸侯张鲁。

张鲁的分量当然够，但他自从归附曹魏后便在史书上销声匿迹了，多数人认为他死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他于此时“现身说法”，是通过左中郎将李伏转述的。

李伏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曾在汉中供过职，曾是张鲁的手下。李伏上书说，当年在汉中他认识了凉州人姜合，当时他客居汉中，此人精通谶纬之学，在关西一带很有声望。

有一次，姜合对李伏说：“你将来一定要拜魏公，因为未来能安定天下的是魏公子曹丕曹子桓（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这是神灵的嘱命，顺应天时，也与谶言相符。”

李伏把这些话告诉了张鲁，张鲁又把姜合叫来，向他询问这些话的出处，姜合说出自孔子留下的神秘预言书《玉版》，该书专讲帝王的兴衰更替，可以预知百代之多（天子历数，虽百世可知），张鲁听完深信不疑。

张鲁虽然沉湎于道术，但从来不敢有易世自代的想法，原因与此有很大关系。刘备进入益州后张鲁与部下讨论未来出路，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追随刘备，张鲁不同意。

张鲁生气地对手下人说：“宁愿做魏公的奴隶，也不做刘备的宾客（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

李伏在上书中说，张鲁说这番话时他就在场，据他观察张鲁说的时候言辞恳切，完全发自内心（言发恻痛，诚有由然），说明他对姜合的话完全信服。

汉中内附后姜合到了邺县居住，可惜已经病故。李伏说他曾把姜合的预言跟一些亲近的人多次讲过，只是时机未到，怕不合时宜，所以没有公开，现在看到祥瑞频现，日月已至，上天有命，故而讲了出来。

张鲁死了，姜合死了，当事人只剩下李伏，这又是一件查无可查的事，但李伏的上书也引起了曹丕的注意。

曹丕下令把李伏的上书予以公布，赞扬说：“德行浅薄的人体会不了这么深、这么细致。只是说的这些我不敢当啊（未敢当也），所有这一切都是先王的神明所致，并非凡人所能达到的啊！”

显然，曹丕对易代的个人态度已经昭然若揭，连这个都看不出来的话智商真的有问题，围绕改朝换代所做的舆论宣传达到了最高潮。

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十月，曹丕来到曲蠡。

曲蠡在许县东南，离许县不远，但曹丕没有去许县的打算，而是在那里住了下来。

在许县的汉献帝刘协知道，人家这是亲自逼上门来了。

汉献帝在许县召集群臣公卿讨论，认为众望已归曹魏，愿意以禅位的方式把皇位让给曹丕。此时他的身边已经没有荀彧、孔融那样的汉臣，听说他愿意让位，不少人估计顿感轻松，作为这个傀儡朝廷的官员，他们一直过着两边不讨好的日子，现在终于要结束了。

看到没人反对，汉献帝刘协只好下诏：“我在位已经32年了，正遇天下动荡之时，幸赖祖宗之灵才危而复存。然而我仰瞻天文、俯察民心，无不看到刘氏的气数已尽，天命将归于曹氏（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前魏王已经树起了神武之绩，现魏王又光曜明德以应天下期待，这是历数的昭显和明证，应该相信。大道的运行天下为公，要选贤才与能人，唐尧没有传位给他的亲生儿子因而名播无穷，我对此十分羡慕，现追继尧典，禅位给魏王。”

汉献帝来到高庙，祭祀之后派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皇帝的玉玺前往曲蠡，要求禅位。但曹丕表示推辞，认为自己是个薄德的人，难以承继大位。

汉献帝再次派人前来提出请求，曹丕再次推辞。

前后去了三次，被曹丕推辞了三次。

无论是“魏王国”官员，还是汉朝廷的大臣，对曹丕的做法都心知肚明，知道魏王这是要看看外面如何议论以及群臣的反应。

于是，大家像约好了一般，纷纷上书，劝说曹丕接受献帝的禅让，但是上一次，就被曹丕推让一次。

这些上书通常由几个或十几个大臣联名所上，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劝曹丕接受禅让，但写法上又不能雷同，所以大家都绞尽了脑汁，使用了最华美的辞藻，篇幅一般都比较长，引经据典、言辞一个比一个恳切。对于这些枯燥的文章曹丕却看得很认真，很仔细，每一道上书都亲自回复。

在一份回复里曹丕说，初听禅让之事，我的心感到了颤抖，手也发抖，连笔都拿不动（心栗手悼，书不成字）。

在另一份回复里曹丕说，现在百姓箪瓢屡空，面有菜色，连粗布的衣服也穿不完整。他们如此受难，都是我德行薄、能力差所致，哪里还敢再称帝？

曹丕甚至还说过一些狠话：“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的志向已定，是大家无法夺去的（吾之斯志，岂可夺哉）？”

无论“民意”如何强大，曹丕就是不答应。劝进表累计递进去了19次，被曹丕驳回了19次。

大家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看戏的不累，演戏的人累啊，再好看的戏也得谢幕，真要把演戏的人累死不成？

有人找足智多谋的贾诩出主意，贾诩建议由献帝下令筑一座受禅台，准备好相应典仪，到时候逼魏王就范，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献帝也同意。

受禅台选在离许县不远的一个名叫繁阳的小镇，选这里也许与它的名字有关，繁阳寓意着兴旺。此地位于今河南省许昌市西南，为漯河市临颍县的繁城镇。

受禅台很快建成，台高3层，每层27级，总高3丈多，虽算不上高大巍峨，但在一马平川的许县近郊也是很显眼的建筑了。

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十月二十八日，受禅仪式在受禅台举行，这一次曹丕没有再拒绝。

汉献帝刘协、魏王曹丕以及文武公卿400多人齐集繁阳镇，另外还有匈奴、单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各国的使节以及10多万将士，大家在这里共同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受禅仪式上，曹丕登台拜谢汉献帝，之后接受臣民及使节的朝贺。

再后，曹丕以新天子的身份祭天地、五岳、四渎，改国号为魏，更年号为黄初。

曹丕是魏朝的首任皇帝，他死后庙号为文帝，为便于阅读，本书在以下直接称之为魏文帝。

绵延400余年的大汉王朝终于结束了，它不仅在中间被分为两段，而且在最后的数十年里陷入分崩离析，皇帝长期成为傀儡，政权成为摆设，这一次改朝易代确实是“天命所归”。

魏文帝曹丕下诏改繁阳镇为繁昌县，并刻石立碑来纪念这场禅让的盛事。碑石共刻了两块，一块是“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一块是“受禅表碑”。“受禅表碑”碑文22行，每行49字，“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正面22行，背面10行，每行也是49字。两碑记述了汉献帝刘协禅位于魏文帝曹丕的经过，歌颂了禅让的千古美德，颂扬了曹丕齐光日月、材兼三级，有尧舜之姿、伯禹之劳、殷汤之略、周武之明，特别强调了曹丕是在公卿将士们多次请求之下，经过回思千虑、一再推让才接受禅让的。

这两块碑石十分有名，据唐代刘禹锡考证，该碑由王朗撰文、梁鹄书写、钟繇刻字。王朗时任御史大夫，他撰写的碑文文采非凡、气势磅礴，增一字显多、去一字则损，是蔡邕之后名气最大的碑铭高手。梁鹄的书法连曹操都爱不释手，他的字凝重遒劲、气度雍容。钟繇不仅是书法家和曹魏重臣，也是刻碑名家。以上三位顶尖高手联袂出场，使这两块石碑被认为文表绝、书法绝、镌刻绝，称“三绝碑”。

更为难得的是，经历1800多年的风风雨雨，“三绝碑”仍得以保存。它们如今存放于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的汉献帝庙内。◎失意者的背影

公元220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曹操死于这一年，曹丕在这一年里先成为魏王，后成为魏朝的皇帝。

这一年有了建安、延康、黄初三个年号，其中十一月之后就属于黄初元年了。

魏文帝曹丕下诏追尊祖父曹嵩为太皇帝，追尊父亲曹操为武皇帝，尊母亲卞氏为皇太后，同时以洛阳为正式国都，于十二月初营建皇宫，当月便驾临洛阳宫。

对于退位的汉献帝刘协，魏文帝曹丕下诏分河内郡山阳县一万户奉邑给他，封他为山阳公，刘协的四个儿子被封为列侯。汉室所有的诸侯王一律降为崇德侯，宗室原被封为列侯的一律降为关中侯。

这个安排还算过得去，是对刘协主动禅让的回报，也是对内心里仍然忠于汉室的那些人的一些安慰。

曹丕还规定，山阳公在封地内可以使用汉朝的正朔，也就是不必采用黄初的年号以及相应的历法，所以建安作为年号并没有完全消失，刘协在山阳又用了14年。

除此之外，山阳公还享受一些其他特权，比如上书言事可以不称“臣”，可以在封地内用天子的礼仪郊祭天地，京城举行重大祭祀仪式时可以分到祭肉（致胙），这个意思是指今后仍可以参加曹魏朝廷举行的重大祭祀活动。

曹操的次女曹节当了献帝七年的皇后，此次被降为山阳公夫人，与曹宪、曹华两个妹妹一同随刘协去了山阳县。

临行前，曹丕派人去要皇后的玉玺，曹节很生气，不给。前后去了多次，曹节最后把来人唤进亲自斥责，又把玉玺扔在地上（以玺抵轩下）。

曹节流着泪说：“老天不会保佑你的（天不祚尔）！”

山阳公刘协死于曹魏青龙二年（234年），时年54岁，这一年诸葛亮去世，也是54岁。

刘协去世后仍以汉朝天子的礼仪安葬，陵墓称禅陵，位于今河南省修武县方庄镇古汉村，距云台山风景区不远。东汉皇帝的陵墓都在洛阳附近，只有刘协的陵墓孤零零地位于豫北。河南省许昌市张潘乡有一座愍陵，也称汉献帝陵，其实是衣冠冢。刘协在许昌前后待了25年，这是本地人为纪念他而修建的。

山阳公夫人曹节又过了27年才去世，她的另外两个妹妹情况不详。

曹节的那些哥哥和弟弟的情况也不乐观，曹丕当了皇帝，对其他的兄弟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曹丕下诏，将曹植、曹彰等这些兄弟分散遣送到各地，理由是他们都有各自的封地，现在应该到那里去（就国）。为了加强对这些兄弟的控制，曹丕还专门给每个人派去一名特别员（监国谒者），负责监督封国的情况，发现问题可以直接向曹丕报告。

此时的曹植已完全失去了政治上的野心，他已彻底臣服，别人上劝进表，他也上了一份，曹丕让他们就国，他乖乖去了自己的封地平原国。

曹植是曹丕重点监控的人，派去监督曹植的人名叫灌均，此人为迎合曹丕，对曹植一直严密控制。

灌均后来曾上表密奏，说曹植酒后行为不端，还劫持威胁朝廷特派员（醉酒悖慢，劫威使者）。有关部门随即上报请求治曹植的罪，曹丕本想给予严惩，后在太后的干预下仅做贬爵为安乡侯的处罚。

为防止被天下人议论，曹丕还特意下诏说：“曹植是我一母同胞的兄弟，我对天下都无所不容，何况曹植呢？骨肉之亲哪里舍得杀害？所以予以改封。”

兄弟二人的关系显然已经恶化到很严重的程度，在野史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曹丕称帝后对曹植仍心怀忌恨，有一次命曹植在七步之内写出一首诗，如作不出来就将行大法处死。

但曹植不等其话音落下，便应声而出：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诗又被小说家演化为只有四句的《七步诗》，知名度很高。不过，考虑史实会发现，曹丕称帝后他们兄弟二人见面次数极为有限，曹丕拿作诗这种小把戏为难诗才横溢的弟弟，于情、于理、于客观情况都不大可能。

被贬后曹植很快又被改封为鄄城侯、鄄城王，一直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遇事无不小心谨慎。

有一次，曹植奉诏入京，快走到洛阳时突然内心里感到了无名的惊惧，就丢下随行人员骑马微行入京，他偷偷地去见了大姐清河长公主，想让她带着自己到哥哥面前请罪。

曹植不见了，关吏不敢怠慢马上报告，曹丕派人沿着来京的路线搜寻，没有找到。太后听说后认为曹植自杀了，在曹丕面前痛哭。过了一阵曹植散着头发、光着脚并且自行背负刑具来了（科头锧，徒跣诣阙下），太后才转悲为喜。

曹植后来又被改封为雍丘王、东阿王，不仅有人监管，而且封地也变来变去，日子很不好过。

曹丕另一个弟弟曹彰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曹植是个文人，而曹彰是个武将，曹丕对曹彰的防范和忌惮更甚。曹操在时封曹彰为鄢陵侯，曹丕称帝后晋升他为公爵，这个爵位在曹植等人之上。

曹彰本以为自己与其他兄弟不同，他带过兵，对国家有用，所以应该另有安排，但诏书下来他也跟兄弟们一样就国（当随例），曹彰很不高兴。

鄢陵这个地方也不好，属经济落后地区（鄢陵瘠薄），曹彰想改为中牟，这里不仅经济发达而且离洛阳不远，曹丕答应了，封他为中牟王，但不久就改封为任城王。曹植奉诏入京的那一次曹彰大概也来了，但他却莫名其妙地暴死在洛阳。

有野史说，曹丕邀曹彰在卞太后那里下棋，一边下一边吃枣，曹丕把毒药弄在枣蒂中，自己只吃没毒的，曹彰不知道结果中毒。卞太后拿水想救他，曹丕早已密令左右把瓶罐都毁了，卞太后急得只能光着脚跑到井边想去取水（太后徒跣趋井），可水还是没打上来，过了一会儿曹彰就死了。

这个记载也不足信，曹彰是不是曹丕杀的先不论，即使是，曹丕杀个人也不必费这么大的事，更不会当着母亲的面，这个记载与《七步诗》一样都属于杜撰。

不过，曹丕称帝后，曹彰、曹植以及其他几位宗室的处境确实很不好，遣散出京、一再迁封，内部又有人监视，这日子连普通人都不如。

曹丕刻意打压曹氏宗室，源于那场夺嫡之争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也是对所谓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只是这样的防范有矫枉过正的一面。

宗室的作用其实有两面性，既是政治上的潜在对手，但他们也是皇权的有力维护者，关键在于如何处置和把握，应在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趋利避害才是上策。

曹丕对宗室采取一味防范和打压的办法，视他们为洪水猛兽，固然规避了因此可能产生的风险，但也浪费了这一笔政治资源。◎曹丕的权力班底

但总的来说，魏朝初建时还是一派万象更新的局面。

魏文帝曹丕也花了很多精力来进行他的人事布局，这也是一项大工程，让曹丕忙了好几个月。“曹统区”原来大体有三套机构并存：许县的汉朝廷，邺县的魏王府和丞相府。刘汉朝廷此时已不复存在，在迁都许县的初期，朝廷的三公、九卿虽为备员，但人员尚满，张俭、杨彪、赵岐、孔融、陈纪、赵温等人列名其中，他们或者海内宿儒，或为“几世几公”的世族大家。荀彧长期担任尚书令，他兢兢业业，居间调停于许县和邺县之间，让朝廷各项礼仪典制得以保全。但上面这一批人或病死，或被杀，或免官，曹操担任丞相后三公即不再设，九卿也只剩下一两个人。

魏王府和丞相府则人才济济，他们大都跟随曹操治国理家，南征北战，奠定了大魏的基业。但是，魏朝建立之后这两个机构也随之消失，新的朝廷要建立，需要把魏王府和丞相府里的数百名品秩百石以上的各级各类官员重新进行定位。

魏文帝决定，撤销丞相恢复三公，朝廷内外朝机构的设立延续东汉体制办理。丞相本因人而设，是对抗皇权的需要，新朝廷不再设丞相，这并不让人意外。

东汉的三公指的是太尉、司徒和司空，三公之上还可设太傅、大司徒等，这些是非正式名号，大都属荣誉性职务，暂可不考虑。

三公是群臣的领袖，必须众望所归，人选须恰当。论名望，目前在世士人之中第一个当数杨彪了，曹丕派人去请杨彪出任三公，但杨彪此时正因儿子杨修被杀之事而心有余悸。

杨彪不想再出来做事，推辞道：“我曾为汉室三公，未建尺寸之功，如果再为魏臣，于国而言并不是什么可称道的事。”

杨彪辞意坚决，曹丕虽然遗憾，但知道无法勉强，于是改拜杨彪为光禄大夫，这是个临时设立的荣誉职务，品秩2000石，与九卿相当。

曹丕还赐给杨彪延年杖、冯几，特许他上朝时可以穿单衣、戴皮弁帽，站位仅次于三公，并于杨府门前设行马，置吏卒警卫，以示优崇。

杨彪后来于84岁时病逝。

杨彪以下，名望不差上下的倒有好几位，适合担任三公的至少有五个人：钟繇、程昱、华歆、王朗、贾诩。

这五位，不仅名望高，而且久随曹魏，政治上完全靠得住。其中钟繇、程昱追随曹操时间最长，他们屡建奇功，是能武又能文的重臣；华歆、王朗在社会上声望颇高，也是先世名臣；贾诩智慧过人，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深为曹操所佩服的人，在曹丕立太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公之中太尉最重要，主兵事，华歆、王朗是纯粹的文臣，太尉一职只能从钟繇、程昱和贾诩三人中产生。论资历、威望，钟繇是太尉的不二人选，但是前几年发生了一次谋反事件，影响颇大，时任魏国相国钟繇因渎职而坐免，曹丕即王位时才复起为魏国大理寺卿，这对他出任三公很不利。

贾诩屡出奇策，立下伟功，对曹家亦忠心耿耿，但他毕竟出身于凉州军阀，当年董卓被杀，凉州军人惊慌失措即将一哄而散，是他的一策让大家重新聚合，使献帝再次蒙难，又一次千里大逃亡，险些丢了性命。这件事至今时有人提起，对贾诩诟病颇多，贾诩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又是极聪明的人，知道自己非曹家旧臣，虽为曹家父子所重，但行事极为低调，平时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

只剩下一个程昱，但还是之前的“人脯”事件，在儒家看来这无异于禽兽，程昱长期受到诟病，出任三公有损魏朝形象。平衡再三，魏文帝下诏以贾诩为太尉，以华歆为司徒，以王朗为司空。

魏文帝对三公的人选格外满意，一次罢朝后对左右说：“这三位，都是一代之伟人，后世恐怕再难找出来了！”

程昱出任九卿之一的卫尉，负责保卫工作，他80岁时去世，是曹魏的寿星之一。他生前终未能位列三公，死后追赠车骑将军。

钟繇还继续发挥他的特长，任九卿之一的廷尉，负责司法工作。这位大书法家也以高寿去世，死时79岁，死后被追赠为太傅。

除程昱、钟繇外，魏文帝又以董昭、和洽等人为九卿，组成了强大的朝廷班底。

魏朝的政治新秀司马懿、陈群等人没有出现在三公、九卿的名单之中，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的资历还不够。

资历不够，不影响他们担当大任，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新朝廷中的影响力。其实，上面这些三公和九卿都不是曹丕人事布局中的重点，他的重点是尚书台。

尚书台为汉武帝所首创，其名义上是九卿之一少府卿属下的一个机构，长官称为尚书令，副长官称为尚书左、右仆射，下设尚书若干，尚书令的品秩仅1000石，仅介于县令和太守之间，而尚书仆射、尚书的品秩更低。

但这个机构直接服务于皇帝本人，权力很大，是朝廷的秘书处，尚书令相当于朝廷的秘书长。所以，有人把三公、九卿称为“外朝”，把尚书台称为“内朝”。

这才是魏文帝各项重大决策以及执行的核心机构，魏文帝诏令，桓阶任尚书令，陈群、邢颙为左、右仆射，司马懿、陈矫、卫觊、崔林、杜畿五人为尚书。

论工作能力，这班子人足够强大，陈群、司马懿不必说，其他几位也都是干臣。他们有的长期在中枢任职，熟悉各项事务，有的曾在地方任太守、国相，久经历练。

桓阶是曹操生前十分信任和器重的人，在夺嫡之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曹丕一边，曹丕对此深为感激，所以委以重任。

但桓阶身体不好，上任的第二年便去世了，陈群接任了尚书令，邢颙升任左仆射，司马懿升任右仆射。又过了一年，邢颙改任司隶校尉，司马懿升任左仆射，杜畿升任右仆射。

这段时间，陈群和司马懿一直主持着魏文帝身边的办事机构。因尚书台官署在宫禁之内，尚书台亦被称为台阁，其机构也越来越庞大，人员也越来越多，魏朝的一切行政事务、人事管理皆出尚出台，作为朝廷的正、副秘书长，陈群和司马懿虽然品秩不高，但权力极大。

在武将方面，曹仁以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的身份为武将之首，这个职务原来是汉朝的，现在自然过渡到魏朝，军职不变。

曹洪仍居其下，为卫将军，但他只是挂个名。

以下是四方将军，即前、后、左、右将军，魏文帝右分别任命了张辽、张郃、徐晃、朱灵。他们四位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一代名将，为曹魏大业连年征战，肝脑涂地，屡建殊功。

典韦、许褚战死了，不然轮不到朱灵，还有一位本应是四方将军中的第一位，但兵败降敌，关羽被杀后，又被“接管”到了孙吴，他就是于禁。

此外，“诸夏侯曹”中的第二代也成长得很快，曹真、曹休以及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夏侯威，侄子夏侯尚，还有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楙等一批年轻将领纷纷脱颖而出，迅速走向前台，即将从父辈们手中接过曹魏的兵权。

曹真此时担任西部战区副司令（镇西将军），坐镇关中一带，他随后成为曹魏西线作战的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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