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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3 01: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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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亚平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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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史第一卷:封建帝国时代(公元1500年以前)

德国通史第一卷:封建帝国时代(公元1500年以前)试读:

前言

中所说,这只是“一本简明通史”,内容较为单薄。此外,该书在结构布局方面同样突出厚今薄古。全书12章,古代中世纪直至18世纪末以前,只有一章篇幅,而纳粹统治时期短短的十几年历史却用了四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编撰和出版进入了全新阶段。2002年,丁建弘撰写的《德国通史》出版。这是我国德国通史类著作中的一部高水平之作。全书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为主线,叙述了从史前古代日耳曼人到1990年两德统一的德国历史。或许限于篇幅之故,该著作叙述内容依然集中于政治史,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着墨不多。2005年吴友法、邢来顺所著《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出版。该著作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将德意志国家的兴衰及其原因作为关注点。它叙述了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到20世纪末的德国历史,主要笔墨放在近代以来德国的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历史,古代中世纪部分比较单薄,涉及领域也不够全面。2014年郑寅达推出了最新力作《德国史》。全书论述了从远古到默克尔政府执政为止的德国历史。该书对以往那种过于偏重近现代史的结构布局有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且对德国历史发展的时段性把握比较到位。从叙述取向看,大政治史仍然占据主要容量,但各章中已经融入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上述德国通史类著述,在向我国民众介绍、传播德国历史知识和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都为篇幅较小的单卷本,且多数突出“厚今薄古”,涉及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大政治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内容简略,无法较充分地展示悠悠千载的德国历史和文化。

此外,业已出版的相关著述对于德国历史的最新国际编撰取向关注度不够,叙述视角主要囿于政治史和民族国家史,对于地区史和全球史视阈下德国历史发展的释读和回应不足。然而,诚如相关德国学者所言,毕竟“几百年来德国史对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划定了一条不断变动的、不总明显的界限”,因此,德国历史“不能同全欧洲的历史分开”,人们不能再把它“引回‘民族史’的狭(峡)谷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各民族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德国本身也已经没有“再像19和20世纪经常那样打上”“民族骄傲的烙印”。这些新变化,显然无法单纯地从德国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而应该把它置于“新的欧洲和全球结构背景下”加以释读。

鉴于以上状况,很有必要编撰一部全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这部新的多卷本通史应该紧跟世界史学术前沿,吸纳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欧洲文明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审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探讨这种独特历史发展的内生性原因和外激性因素,关注这种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在塑造德意志文明过程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从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在叙述内容上应该打破传统的“政治通史”模式,尽可能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时间布局相对均衡地覆盖从古代直至21世纪初,进而能更全面深入地再现德意志历史进程。此外,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的撰写应该体现“经世”功能,从中国人的关注视角去考察德意志文明在欧洲和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探究德意志民族活力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审视这一民族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供鉴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教建设。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就是基于这些考虑之上。二

综观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发展,既整合于大欧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的节奏之中,也有其独特的律动,而且这种律动时常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节拍。因此,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将立足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关注主线,释读始于古代原始日耳曼语族部落、止于21世纪初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历史,时段上囊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德国;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的大政治史外,还加大了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注力度,力求较充分和全面地展示一千多年德国历史发展的多彩性和独特性。

到公元150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叙述从远古到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主要涉及辉煌的封建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有欧洲历史发展的共性特征,是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的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已经初露端倪,可谓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发端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国家完成了从法兰克帝国的裂变中形成为德意志王国政治实体的进程,并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由于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公元962年仿照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为“罗马人皇帝”,德国统治者也成了古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起初就孕育着对王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家形成初期确立的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使王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各部落公爵和领地主教得以利用选举权而进一步扩大权势;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德意志最高统治者“罗马人皇帝”的头衔都表明了德国统治者对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的追求。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皇帝忙于对外征战,无暇顾及国内事务,领地封建主于是趁机加强自己的独立性。由此带来的是德意志皇权的衰弱和领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而塑造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政治联邦主义形态。结果,到中世纪后期近代初期,当英、法等国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时,德国却仍然蹒跚于教俗领地诸侯割据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是德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涉及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近代早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独特道路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发展呈现三大明显特征:其一,由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在政治割据的基础上又注入了“信仰分裂”的元素,引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这种宗教信仰因素因皇权与领地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而进一步被放大。一大批皈依新教的诸侯在“教随国定”的原则下成了政教合一的首领,他们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邦国的国家化因此得到发展,独立性继续加强。“三十年战争”既是德国宗教信仰冲突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德国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后一次努力。其二,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威斯特法伦和约》不仅确立了领地诸侯对皇权的最终胜利,同时也使法国、瑞典等国大规模介入德国事务。德国问题全面国际化。从此,若无外国的干涉,“就不能再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其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副产品,“普通人起义”(农民战争)的失败,则不仅使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而且使德国农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排除出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深刻影响到德国日后的历史发展。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这一时期属于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中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进一步凸显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国与西欧各国一样,经历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并且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涤荡。与此同时,它无论在君主专制、启蒙运动,还是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方面,都呈现独特的历史形态的演进。在政治上,由于皇权衰微,一些强大的领地邦君成为自己领地内的全权统治者。因此,在法国等国呈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德国却变成了邦君专制,到18世纪中期以后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开明专制,其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最具典型。在思想文化方面,德国既合拍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又展示出个性化的启蒙运动特点。它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南北两派,而且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元素,以适应建立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需要。更有甚者,作为对于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反动和对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回应,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张扬情感和个性、强调回归历史和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方面,德国也没有遵循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在法国革命等外力因素的刺激下,采用“上层革命”的改革方式,通过解放农民和全面实施营业自由原则等,废除封建因素,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和平地移植到德国,渐进式地实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对接。德国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近代独特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从1815年到1918年的约一个世纪,属于德国以独特方式全面迈入“现代”社会的近代晚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顶峰阶段。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通过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与法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传统统治阶级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而保障自身传统利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统治者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是典型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在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方面,传统统治阶级也展示了适时而进、操控时局的特征。1848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在确保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注入选举制、议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既保证了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满足了资产阶级建立宪政国家的愿望。在经济领域,通过工业革命,德国采用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快速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的超越,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工业化也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由于独特历史原因和现实动因,德国成为世界上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先河者。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也呈现极其活跃的状态。德国不仅成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和教育强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多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整个19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将德国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主要思想根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在短短的27年中,德国如过山车般经历了从“最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和右翼极权主义的第三帝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属于德国现代史范畴,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在与西方文明的适应、冲突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阶段。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可谓这种危机和畸变的产物。

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直接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产物。因此,德国民众在感情上不太认同这一共和国。与此同时,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迎合并仿照西方国家,甚至在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设计方面“青胜于蓝”,超过西方国家,也使习惯于传统德意志“秩序”的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在适应西方政治体制和坚持德意志独特历史传统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就成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一共和国因此也被称为是“不受爱戴的”、“带有即兴民主政治”色彩的“保守派的共和国”。结果,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它却在固守德意志传统和抵制西方文明的心态之下,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夹击之中,仅存在14年就归于失败。

1933年,希特勒打着抵制西方民主、坚持德意志传统和富国强兵的旗帜,夺取政权,德国历史进入第三帝国时期。第三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它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表现为政治上领袖原则之下的党国一体,经济上全面干预和控制之下的“统制经济”或叫“总体战争经济”,以及文化上纳粹“世界观”严厉控制之下的文化荒漠化。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同时也偏离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它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适应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体现。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充军备,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图谋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为此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将德国和世界带入战争灾难之中。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再次战败,德国法西斯走向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历了盟国分区占领、分裂的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等三个阶段。它们属于当代德国的历史范畴,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塑时期,也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新形势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德国在1949年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两个德国的人民忍受着民族分裂的痛苦,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

战后联邦德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却没有照搬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成功地进行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莱茵模式。联邦德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政治方面,在吸收外来民主并结合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出于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沉痛反思,一方面突出“争论的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保护不同言论和观点;另一方面强调“防卫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一机制通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得以确定。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实行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区别于纯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一方面确立“市场”核心地位,将经济活力置于市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特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健全劳动制度,形成同舟共济的劳资关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由此实现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对接。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推行“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主义(kultureller Pluralismus),在保持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既是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独裁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德国文化联邦主义传统的承继。莱茵模式使联邦德国在战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局面。

1990年,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分裂长达40余年的德国人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统一。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实行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德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以上各个时段的德国历史发展,一方面共振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更大程度上散发的是自身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取向。每个时期的德国历史之间有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内在有机联系,具有无法割裂的连续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悠悠千载的德意志文明,铺垫出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本书是多位学者合作的产物。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积淀、研究重点和文风的差异,加之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长,人名、地名众多,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显然无法做到全书在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此外,因水平有限,全书必定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国通史丛书”总主编钱乘旦教授在本书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指导,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深表谢忱,也感谢各卷编辑付出的辛劳。邢来顺2017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前言

今天的德国地处中欧,中欧地区地貌形态多姿多彩,平原、低地、丘陵以及高原错落有致,大小湖泊星罗棋布,自南向北的莱茵河以及自西向东的多瑙河纵横交错,多条蜿蜒的支流不仅滋润着广袤的平原和丘陵,而且还构成了得天独厚的水系网络。随着第四季冰川期的结束以及气候的变暖,吸引了外来人口迁徙至此,开启了中欧地区的农耕拉坦诺文化。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4世纪之交,受亚欧大陆匈奴人迁徙的挤压,日耳曼人从西里西亚沿多瑙河逆流而上,逐渐地在莱茵河右岸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定居下来,形成了日耳曼人的文化。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以莱茵河为界在其西岸设立了大高卢行省,把东岸视为大日耳曼行省。罗马人按照自己的行政机制统治和管理着大高卢行省,推行罗马化,将其划分了多个行省,建立了元老院和总督制;改变了原有的经济结构,通过土地制度在社会中划分了公民和非自由人的界限,确立了奴隶制,为治理社会实施罗马人的习惯法。

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穷兵黩武对外扩张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也引发了帝国的全面危机。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人则因为受匈奴人西迁的挤压越过莱茵河、多瑙河开始了持续几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为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压上最后一根稻草,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覆灭。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多个部落王国,为在中欧和西欧地区创建一个新的时代打开了大门。创立这个新时代的是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用军事力量在高卢地区站住了脚,通过皈依基督教缓和了与罗马贵族以及当地居民的矛盾和冲突。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实行自身的行政制度,建立以扈从制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模式,保留马尔克的社会组织机制,但在经济结构上则采纳罗马的大地产制,在延续日耳曼人习惯法的同时也吸收罗马法的要素和法律原则。日耳曼人的社会因素与罗马人的经济模式通过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构建出中世纪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于法兰克王国,土地分封制度把原有的军事贵族转化为土地贵族。为加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融合强化社会的基督教化,一方面,法兰克的君王接受并实践基督教教会提出的“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另一方面,给予教会和修道院大量的土地以及经济特许权和司法审判权,培植出同样以土地为基础的教会贵族。教俗贵族是封建政治体制中的两大政治支柱。6世纪以后开始的大拓荒运动加速恢复农业生产,同时也最终确立庄园制,庄园制的经营方式改变了罗马帝国时期的经济关系。

社会经济的增长增强法兰克王国的国力,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成功抵御阿拉伯人的入侵,同时也刺激了君王对外扩张、恢复罗马大帝国的野心,并最终促成罗马教皇为法兰克的国王查理戴上罗马帝国的皇冠,进一步实践“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查理大帝创办的宫廷学校这一教育体制培养了需要的人才。加洛林的文艺复兴恢复古希腊流传下来的自由七艺,确立拉丁语在整个西欧社会中为官方语言,保证教会对教育和文化的垄断,中世纪的西欧有了以拉丁语为语言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文化。

法兰克王(帝)国因继承法的习俗导致其多次分分合合,最终通过《凡尔登条约》分解为东西两个法兰克王国,又因各自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有着不同的发展途径。东法兰克地区是查理大帝后征服的地区,日耳曼人世族家族的势力比较大,这些家族或通过武力或通过联姻兼并领地,在王国内形成实力雄厚的五大公国。在东法兰克地区,日耳曼人社会因素的影响存留得比较长久,封建化的程度较弱于西法兰克地区,采邑制和庄园制的发展程度也都不如西法兰克王国,相对西部地区而言社会中的依附者也有限。9世纪末,匈牙利人试图入侵东法兰克王国,五大公国的公爵们为抵御外敌联合起来,在他们中间推举出一位国王,这标志着德意志王国的诞生。

德意志王国从诞生时起就确立了国王选举制的政治传统,国王选举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极大地限制了王权的集权;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王国的分裂,废除法兰克人由诸子分治的王位继承习俗。作为德意志王国历史上第一个唯一的王位继承人,奥托在初登王位时就表现出重建罗马大帝国的雄图壮志,把对外扩张作为其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针,在所扩张地区推行政教二元的施政措施,同时与罗马教会建立和睦的关系,用武力出兵意大利保卫教皇的安全换取了教皇为其加冕为德意志的皇帝。奥托大帝的继任者们继承他的意大利政策,但却忽略了在德意志本土的统治,德意志的教俗贵族乘机增强自身政治势力,他们掌握领地内的司法和经济大权,这就为萨利尔家族的改朝提供了政治契机。

德意志王国的领地制保留了日耳曼人马尔克的社会机制,农民大多以马尔克的形式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地租的形态决定他们是自由农民还是非自由农民的法律地位。10世纪末期开始的第二次大拓荒运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活跃。手工业和商业是中世纪城市复苏的经济基础,市场是城市的经济中心,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享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中欧地区四通八达的水系网络为远程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交通运输条件,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13世纪的德意志与西欧其他地区一样,在常态的拓荒运动的带动下,农业生产以及对土地的经营方式都有革命性的进步,也活跃城市的经济,大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市中生活着自由的市民,他们自愿组成自治的行会,订立契约和规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城市的自治。城市的市场是连接城乡之间的重要经济桥梁,农产品进入商品流通轨道后改变了农业的经营方式,不仅地租的形态有所变化,而且促进农业专门生产区的形成,城市成为区域性经济的中心。

奥托时期开始的经济复苏带动文化和艺术的繁荣,社会的基督教化进一步加强,修道院开办的学校吸收世俗贵族子弟接受古典文化教育,教堂建筑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自奥托大帝时期起,教会和修道院就是德意志王室施政的一大政治支柱,君王在给予修道院和教会特许权的同时,也牢牢地掌控对修道院院长和主教及大主教的授职权。萨利尔王朝不仅延续了这一教会政策,而且还把这一政策延伸到罗马教会,染指教皇的任免。为此,萨利尔王朝的君主们积极支持修道院和罗马教会的改革。然而,罗马教会通过改革提升其宗教权威,不甘受世俗君权的摆布,激化罗马教会与德意志皇帝之间的矛盾,酿成公开的对峙,引发对主教授职权的争斗。罗马教会与德意志反皇帝的贵族们联合起来,以对君王处以绝罚、另立新王的策略,迫使德意志皇帝不得不妥协,走上卡诺萨之路。

主教授职权之争改变了德意志政治力量的格局,也改变了皇权和教权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贵族在其领地的权势以及对帝国事务的影响力。与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极大地限制了德意志君主的集权,与教皇妥协签订的《沃尔姆斯协议》不仅没有改善政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加剧了君权与诸侯之间的对立。诸侯利用选举国王的权利推举对各自有利的国王候选人,导致王位更替的乱象不断,甚至为英、法国王觊觎德意志的王位提供了机会。施陶芬王朝依靠新的政治力量,重新划分帝国内的公爵和伯爵领地,将其封授给皇帝的支持者,给予他们各种特许权,改变贵族社会的结构。诸侯获得的新的特许权成为邦国制形成的政治保证。邦国制是德意志王(皇)权走向集权的一个重要障碍,加剧了德意志在政治上的分裂,邦君诸侯为了自身的利益经常与教皇以及英法国王结盟,一再选举对立派国王进行抗衡,多次出现两王并立的政治局面,甚至出现无政府的“大空位”时期。为克服政治局面的这种混乱,德意志的大诸侯们相互妥协达成一致,确立了七大选侯制度。然而,选侯制度不仅没有避免两王并立的现象,反而更加剧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选侯的政治势力更强大。邦国制延缓了德意志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

政治上分裂的邦国制造成多个政治中心,对经济结构的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市民阶层因为在经济上起到的主导性地位提升其政治上的影响。然而,邦国制的确立为商业活动设下了重重障碍,首先是关卡林立,其次是缺少统一的货币体系。为了克服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利因素,有着商业往来的城市联合起来结为城市同盟,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汉萨城市。城市同盟并没有消除统一市场的障碍,反而更加剧了帝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成为邦国制政体不应被忽略的一个经济基础。

在西欧大拓荒运动中延续了2个世纪之久的东进运动不仅开垦了东部的荒原,同时也对德意志的农业结构的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土地的经营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为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新形成的贸易区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德意志的封建主为吸引当地的农民在东部地区拓垦,给予他们拓荒自由民的身份,此后又因为土地的持有权和用益权的改变使两者之间的法律身份越来越模糊。货币地租松动了农民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庄园制因此而解体,租赁土地的迈尔(Meier或Maier,拉丁语为Maior或villicius,意为管理人、承租人)成为新的富裕农民。14世纪中叶,肆虐西欧的黑死病为德意志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人口大量死亡,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几乎停滞。黑死病之后,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土地所有权大转移,庄园制彻底瓦解。黑死病之后农业的巨变加速了农产品进入国际贸易的领域,粮食的国际贸易刺激了大地产的发展,在德意志帝国的东部地区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农民的徭役和赋税加重,激化了农村中的社会矛盾。在胡斯战争的影响下,农民的反抗越演越烈,并自发组织起了带子鞋会。各地先后爆发的农民反抗最终酿成了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

农业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变化对城市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业生产为手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是推行包买商制度的先决条件,包买商制度在城市中培植了一个富有的市民群体,富裕市民扩大其经营范围,有了最初的大贸易商行。在这些富裕市民中一枝独秀的是富格尔家族,他们不仅经营商业而且还从事银行业,涉足采矿业、纺织业等实体经济,同时还赞助德意志的文艺复兴。城市是西欧中世纪两次文艺复兴的栖息地,异端运动的兴起、对古典经典的翻译、罗马法的研究以及经院哲学的争辩打破了中世纪在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上的各种禁忌。中世纪的大学为社会培养出法学、宗教和政治等各领域的精英,在大学中涌现出一大批人文主义学者,他们根据自己在社会中的实践提出新的宗教观念和政治理论,在他们的推动下,德意志帝国进行了迈向政治现代化的帝国改革,为马丁·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做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

德意志中世纪历史的轨迹有着自身发展的特点,无法建立统一政治体制的邦国制虽然阻碍了德意志走上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延缓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但此后在这种政治体制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却对近代西欧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本卷作者 王亚平2016年12月于天津第一编远古和古代时期的德意志地区第一章地处中欧的德意志

与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区域比较而言,受第四季冰川期影响的中欧地区人类的最初痕迹显现得比较晚,其文明开始得也比较晚,石器时代的进程比较漫长。中石器时期,随着冰川期的逐渐结束,气候发生变化,外来人先后迁移至此,他们带来原住地的原始农业文明,在中欧地区开始了犁文化。青铜器时代,居住在中欧地区的主要是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伊利里亚人,他们共同构成印度日耳曼语族。其中凯尔特人是中欧地区的主要居民,已经开始有目的地耕种土地,承载着拉坦诺文化。

公元前400年前后,日耳曼人从西里西亚沿多瑙河逆流而上挤压凯尔特人,逐渐在所居住地区实现日耳曼化。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罗马人盘踞西欧地区。公元纪元年前后,罗马人在西欧设立大高卢省,并在此之外划定大日耳曼尼亚省,以此为基础推行罗马化,中欧地区的原始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3世纪的罗马帝国发生了全面危机,莱茵河右岸的一些日耳曼部族越过莱茵河进入罗马帝国,与罗马人有了较为密切的往来。4世纪中叶,受匈奴人西迁的挤压,更多的日耳曼部族越过莱茵河、多瑙河,由此拉开欧洲历史上持续几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的帷幕。日耳曼人的迁徙加速罗马帝国的覆灭,进入中欧、西欧的日耳曼人建立多个日耳曼部落王国。第一节远古年代的中欧一、史前史

今天的德国地处欧洲的中部,其地形自北向南呈梯形上行,最北端的低地上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北海海岸的湿地与泥沼地、粘土台地混杂。由南向北注入北海的莱茵河和威悉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向东流入奥地利的多瑙河、源自捷克边境流贯德国的易北河以及美因河等一些支流河流,在德国的北部冲击出一个蜿蜒起伏的广袤平原,肥沃的土地一直向南延伸到中部的高地地区。在德国心脏地区的中部高地有矿藏资源丰富的哈尔茨山脉、森林茂密的黑森林山脉、土壤贫瘠但盛产葡萄的莱茵页岩山区。最南端是属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巴伐利亚高原、阿尔高伊、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在这些高原山区中点缀着风景秀丽的博登湖、柯尼希湖等诸多的湖泊。

中欧地处大西洋和东部大陆性气候之间凉爽的西风带地区,因此冬、夏两季很少有持续的极端气候,温度也很少大起大落,气温常年适中,而且降雨充沛。

19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们在欧洲北部地区偶然发掘出人类的遗骸和文物,引发对该地区远古时代的极大兴趣,他们根据所发现的地区文物勾勒出一个“北方文化圈”(nordischer Kulturkreis),这个文化圈的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的丹麦,以及德国境内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梅克伦堡、阿尔特马克。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学者们借助地质学采用的年轮年代学和碳—14年代确定法的科学方法,对相继不断发掘出来的考古文物进行时间排序,提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这三个时代概念,建立起了一个三时期的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以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考古学和人种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学科的学者们把有机物逐渐演化的观念应用在对考古文物的研究上,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有关史前史(Die Prhistorie)的研究成为历史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部分。有关史前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任何文字的原始资料,因此主要是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的依据是出土的考古文物,同时这也与古生物学领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把这些非历史学的研究与历史学的一些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用文字描述出史前史的历史画面。

石器时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进化过程,与亚洲、北非比较而言,中欧地区中石器时代以及原始农业文明都出现得比较晚,这是因为中石器时期的北欧洲依然处于冰河期,迄今已发现的考古文物零零星星,有的甚至还保持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风格。根据这些考古发现推论,欧洲中部地区最早有人类生存的痕迹是在大约公元前50万年前。1907年考古学家们首次在今天海德尔堡市附近发现人类的下颚骨化石,经过考古鉴定确定属于一种直立人的遗骸,并将其称为海德尔堡种(Homoheidelbergensis)。海德尔堡种具有直立人的特征,头骨扁平,骨壁厚,眶上脊粗壮。也许为防备野兽的袭击,海德尔堡人居住在山洞或者岩洞里。此外,考古学家们还在沙夫豪森附近的克斯勒尔发现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大约属于旧石器时代,他们通过对克斯勒尔洞穴地层的研究,推测在这个年代生存的人类狩猎的猎物主要是驯鹿和雪兔,此外还有一些鸟类,捕鱼和采集野果也是海德尔堡人获得食物的途径。但是,考古学家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力的考古证据证明海德尔堡人已经在使用火。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自此之后人类的遗迹又销声匿迹,直至40万年之后,才又显现出人类生存过的遗迹。1856年,考古学家们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尼安德山谷中发现一种古人形态的遗骸,经考古鉴定这些古人类大约生存于公元前10万—公元前3.5万年期间,考古学家将其称为尼安德人(Ne and ertaler)。尼安德人是一种新智人,其头颅比较长,身材也颀长,与今天的欧洲人更为接近。尼安德人以群体的方式集体生活,为保护自己而相互依赖。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们还在这个古人类遗骸的附近发现了火灰层和动物的遗骨,这似乎可以证明尼安德人已经学会使用火,并且会制作简单的石制工具,如手斧、尖状的器具等,从这些石制工具的形状来看,可能多是用来防御野兽的武器。

由于缺少文字和文物的史料作为支撑,很难较详细地描述史前史阶段人类社会的状况。尽管如此,在迄今为止发现的一些岩洞的石刻画、简练刻画的小雕像、明显精心安置的遗骸以及对地层的考察等,似乎都可以说明,旧石器晚期生存在这里的人类已经群居在一起。德国考古学家在对汉堡附近杜芬赛地层进行考察时发现,这里的地层覆盖了很厚的一层坚果壳,类似榛子这样的坚果是植物性食物,这种坚果壳与覆盖的桦树皮混合在一起,说明这里曾经是人群的定居地。他们在容易获得可食性植物的地区定居,通过采集、狩猎、捕鱼等途径获得食物。原始时代的人类既要防御大自然气候对其生存的影响,也要防御来自凶猛野兽的威胁,为了生存相互依赖而群居在一起,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原始的群居社会中,人们有了共同的思维和思想,由此产生狩猎巫术、崇拜生殖等最原始的宗教形式。考古学家们在荷尔斯泰因发现一个池塘遗址,池塘堤岸的一端有两根木桩,一根木桩上有驯鹿的头颅,另一根木桩则明显是人的形象,根据宗教学的一些理论似乎可以说明,这表明原始狩猎巫术的一种宗教观念。另一方面,在已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安葬地遗迹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的遗骸是很有规律地被安置在一起,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对死亡有所思考。二、犁文化的开始

中石器时期,中欧地区的气候依然还处冰川期的后期,地质环境以及植物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气候影响,随着冰川期的结束,气候的变化,桦树、松树、橡树、枞树、椴树、山毛榉等一些适应温带气候的植物群先后在中欧出现。宜人的气候、茂盛的森林、充足的水系,这些都吸引着人类迁移至此居留。

考古学家们根据对已经出土的陶器的考证推测,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来自南方、西方和北方的移民相继进入中欧地区。迄今出土的最古老的新石器的考古文物是在多瑙河流域地区出土的带状纹陶器(Bandkeramik)。考古学家们把这种陶器的制作工艺与东南欧和近东文明的出土文物进行比对研究,研究表明,多瑙河地区出土的陶器与尼德兰地区出土的陶器有很多相似之处,说明在这个历史年代已经有外来的移民进入中欧地区。在此之后的晚些年代,一些小区域范围内出土陶器的制作风格又有了新的特点,可见各个区域的外来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带来形态各异的外来文化,对当地产生了极为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迁入中欧的移民自然会带来原居住地原始农业文明的文化,德国学者将其称为“犁文化”(Pflugkultur)。出土于新石器时期的一副木质牛轭表明,在农业生产中已经开始使用耕牛。可以说,这种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原始农业文明,是随着犁文化的进入开始发展起来的。在对发掘出来的陶土器皿碎片上的印迹以及对土层进行研究后证实,犁文化时期的中欧地区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黍等,一些野生的果树如苹果树等逐渐转变为人工栽培,同时还出现饲养牛、羊、猪等的原始畜牧业,捕鱼无疑也是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项经济活动。

与农业文明同时发生的是固定居民点的形成。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期中欧的居住地多是在多瑙河沿岸。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流,发源于今天德国西南部的黑林山,自西向东流入黑海,它有众多的支流延伸到今天的瑞士、波兰、意大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捷克以及斯洛文尼亚、摩尔多瓦等国家。多瑙河如同一条天然的大道,那些来自近东和东南欧的移民从多瑙河下游逆流而上,移居到多瑙河的中游和上游地区。在阿尔卑斯山的峡谷里,以及在勃艮第的隘口、那慕尔、泽斯特、施滕达尔、皮里茨、格劳登茨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居留地遗址。在这些居留地遗址中发现的带状纹陶器都惊人的相似,并且沿多瑙河中游的支流一直到欧洲北海沿岸的低地地区也都发现了具有这种特征的出土陶器,可以看出多瑙河文化(Donaukultur)呈现出来的动态性,这也与这个时期外来移民的迁入情况极为吻合。

中欧文化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结论主要是根据当地考古发掘的巨石墓判断出来的,发源于今天瑞士境内的莱茵河是西欧移民进入中欧的通道。莱茵河自南向北纵贯今天的德国,并且还流经今天的奥地利、列支敦士登、法国,在今天荷兰的鹿特丹注入北海,其支流四通八达,像一张大网一样在中欧构成一个庞大的水系。考古学家们在莱茵河的水系区域内不断发现和发掘出类似于史前的巨石柱、长条形的石棺和巨石墓,这些似乎都在向人们证明当时这里已经是一个并不封闭的社会。在今天瑞典的南部、丹麦以及德国北部发现的巨石墓也表明移民从北部的迁入,这也为“中欧北方文化区”(das nordische Kulturgebietin Mitteleuropa)这一概念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在对这些居留地遗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德国的考古学家们发明了一种“居留地考古观察法”(Die siedlungs - archologische Betrachungsweise),根据这种方法推断出新石器时代人们定居的生活方式。那个时代的人们建造了一种立柱式住房,住房约有6—7米宽、30—40米长的空间,有垂直的墙面和一种双坡的屋顶。这种住宅多是单间的房屋,若干单间房屋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居民点——村庄,村庄周边围着篱笆,显然是用来防御野兽或者是外来入侵者的攻击。被圈围起来的村庄的遗迹显示,共同居住在一起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劳动,正如恩格斯对劳动的评价,“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为共同的劳动有了共同的意志,也是这种共同的劳动促进了社会共同体(Gemeinde)的形成,有了部落形式的社会共同体。部落的社会共同体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形态,通过共同体内的共同劳动保证生存的必需条件。显而易见,社会共同体因为劳动程度的强弱存在着社会的分工,男子承担种地、饲养牲畜等需要很强体力的劳动,妇女则多从事碾磨、种植园地、采集野果、纺线织布等力所能及的家务性的劳作,最简单的社会分工也开始显现,有了专门制作石器和专门制作陶器的手工业者(Handwerker)。家务性的劳作以及单间的房屋遗址都说明,在新石器时期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细胞。随着“犁文化”的开始,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家族或氏族联盟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犁文化带来的原始农业文明的开端与狩猎采集式原始社会的终结在新石器时期同时发生,根据迄今为止在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器物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者的共存。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这个时期的安葬习俗,了解这个历史时期中欧居民的宗教观念。在狩猎采集式原始社会中就已经有了的相信灵魂的宗教观念,在犁文化时期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来,那些手足被捆缚的遗骸显然并不是随意摆放,陪葬的陶制器皿和工具也说明人们有了关于另一个世界的遐想。墓穴中出土的鸣器、乐器以及陶土制造的面具等则是狩猎人举行巫术时不可缺少的祭祀用的器物,可见巫术同样也是原始宗教信仰中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德国的历史学家们以此为依据得出这样的结论:“犁文化进入欧洲所具有的形态以一个极长的发展过程为前提,在此过程中各种完全不同的崇拜均得到发展。”

在已经发现的考古文物中尚没有发现文字文物。19世纪初期,欧洲的语言学家们通过把欧洲的语言与最古老的文字语言印度语进行比较,确定了印度日耳曼语族的语言学的概念。学者们从印度日耳曼语族的基础语言中还原原始民族的文化景象,与中欧地区的游牧生活状态和耕作知识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与“桩上建筑物”(Pfahlbauten)的考古发现以及“犁文化”也有很多吻合之处。三、进入青铜器文化

与犁文化一样,青铜器文化也随着外来移民一起进入中欧地区。新石器晚期(约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800年)被称为“钟形杯人”(Glockenbecherleute)的移民进入中欧,带来“钟形杯文化”。钟形杯文化的发源地在与比利牛斯山相邻的伊比利亚半岛,承载这种文化的是从事狩猎和捕鱼以及饲养牲畜的游牧民族。伊比利亚半岛有包括铁矿在内的丰富的矿藏资源,因此钟形杯人较早使用铁质的战斧。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欧洲相当大的范围内都出现只葬单人的单人墓穴(Einzelgrber),这种墓穴或是单个出现,或是成群出现。在男子的墓穴遗址中通常都会发掘出来用作工具或者武器的战斧,故被称为战斧人(Streitaxtleute)的单人墓。在单人墓穴中发掘出来的战斧不仅有石头打造的,也有制作精致的铜斧。可见,这些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战斧人为中欧输入了铜制品和铁制品。在萨克森、图林根以及德意志南部地区发现的单人墓穴中,与战斧同时被挖掘出来的还有双耳陶罐以及一些杯具,说明这些身为勇士的战斧人不仅善战并且喜酒。因为这些用陶土制作的器皿上通常带有用绳子压出来的几何形图案的纹络,因此考古学家将其称之为“绳纹陶器”(Schnurkeramik)。

这种单人墓分布的地域很广,几乎涵盖整个中欧,并扩展至斯堪的纳维亚以及不列颠和爱尔兰。然而,在发现单人墓的区域内则极少发现居留地的遗迹,这似乎不太符合游牧民族流动的文化特性。欧洲的历史学家们根据已经发现的单人墓的地域范围,勾勒出游牧民族进入中欧的线路图:他们从东部越过萨勒河,横穿日德兰半岛进入北方巨石文化圈(der nordisch - megalitische Kreis)。制作绳纹陶器人群的单人墓不仅出现在地域较为广阔的哈雷地区,而且在索尔兹伯里也发现了钟形杯人的单人墓穴。不仅如此,在莱茵河下游、法兰克的侏罗山脉以及劳厄山脉也都出现了战斧人的单人墓遗址。

在这些已发现的单人墓中还偶尔发现有其他的陪葬物,如弓、箭筒、作为装饰品的金手镯等。这似乎又可以说明发掘出单人墓的地域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在一些单人墓穴的墓壁上还发现了带柄的战斧、弓箭手以及弓和箭筒的装饰壁画。这些装饰品和装饰壁画说明,在单人墓中安葬的应该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首领。在瑞典基维克发现的一块墓板上刻有赛马和战车的图画,甚至还有许多车辆并排而立、驭手挽着缰绳的场景。游牧民族频繁迁徙寻找适宜生存的地方,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各部落相互之间因争夺居住地而进行的战争,率领兵士集体猎取猎物以及共同防范野兽的攻击,所有这些都促使在共同生活的群体中必然要产生出领袖式的人物,形成有首领的部族。由于缺少必要的文字史料,学者们只能依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为这些部族命名。

19世纪初,欧洲的语言学家们通过对现代语言的比较,认定欧洲语言和亚洲部分地区的语言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提出印度日耳曼语族人的概念。他们认为,在太古时代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有着共同的语族,印度人是最东部的一支,日耳曼人(Germanen)是最西部的一支,因此这个语族被称之为印度日耳曼语族。这些原始语言提供的地理、植物和动物的概念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相互印证,反证了语言学家们得出的论断。在整个印度日耳曼语族中,虽然各个语言本身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着十分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印度最古老的文学著作《梨俱吠陀》和古希腊最古老的文学著作《荷马史诗》中都有类似的描述,即武器是用一定数量的牛进行交换。再如,无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的印度日耳曼语族的原始人都把羊作为原始祭祀的主要牲畜祭品,而牲畜的这个名词几乎都是从羊毛皮的单词中派生而来的。语言学家提出的印度日耳曼语族的概念也被历史学家们引入历史学领域,与日耳曼民族的概念融合在一起。

中欧地区青铜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根据语言学提出的印度日耳曼语族是由诸分支组成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历史学家们推论这三个区域分别是属于印度日耳曼语族中的三个分支,即:分布在北欧和中欧的日耳曼人、分布在高卢和北意大利的凯尔特人(Kelten)以及分布希腊西北部的北伊利亚人(Nordillyrien)。约公元前2000年初的新石器时期,由于气候环境因素的差异,以及人们生存活动的不同,在欧洲同时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上出现了以原始的商品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希腊城邦的文明形态,而在欧洲北部则是长期存在着的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游牧文明的形态。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并没有各自封闭,两个文明地区的人们相互之间有着经常性的商业往来。

凯尔特人生活在中欧的西部地区,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今天法国境内的塞纳河、德国境内的莱茵河和多瑙河下游地区出现,在漫长的新石器时期经历了几次大的迁徙。19世纪中期,考古学家们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哈尔施塔特发掘出2000多座墓葬以及史前史时期的盐矿遗址。这些墓葬的安葬方式极具特点,墓穴中没有遗骸而是盛装骨灰的坛子,考古学者将其称之为骨灰坛墓穴(Urnengrabe),并且以遗址发掘地命名哈尔施塔特文化(Hallstattkultur)。哈尔施塔特文化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属于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凯尔特人,所涵盖的区域范围很大,从今天法国境内北部的马恩河流域一直延伸至喀尔巴阡山。这些已经发掘出来的墓穴中的陪葬品中有陶器、金属器具,与欧洲其他地区同时期发现的文物有很大的同一性,也有着明显地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可以推论,凯尔特人占据着从巴伐利亚到波希米亚地区,由此掌控着莱茵河、塞纳河、罗纳河以及多瑙河的水系,通过与希腊人通商有了一些青铜、陶土之类的器皿。凯尔特人雄踞中欧相当长的时间,在今天瑞士纳沙泰尔湖北岸的拉坦诺出土的文物表明,直至公元前5世纪,凯尔特人依然主宰着中欧地区,尽管其出土的文物与哈尔施塔特文化时期出土的文物有着明显的差异。拉坦诺文化(La - Tène - Kultur)时期出土的文物中有带着装饰剑鞘的铁剑、武士佩剑用的铁链、宽刃的重型矛头,镶有铁制浮雕和支座的木盾,还有铁制的剪子,等等。不仅如此,在这些出土文物中还有来自于意大利中部坎特鲁斯坎人(Etruskan)制作的青铜器。在已经发掘的更晚一些年代的墓穴中还有铁镰、长柄大镰、斧、锯、锤等铁制器具。

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公元前700年开始的拉坦诺文化标志着中欧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因为在这个时期有了用铜和锡混合炼制的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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