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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3 02: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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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海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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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学发展导览(2010)

图书情报学发展导览(2010)试读:

前言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图书情报事业亦然。跟踪图书情报事业的最新发展,站在图书情报学科的前沿,是每一个图书情报工作者、研究者乃至学习者的愿望。然而,图书情报学最新发展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大多数读者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一一阅读,也难以做出筛选。为了让更多的人更容易、更快捷地了解图书情报学的最新研究动态、研究内容和研究进展,我们自2013年早春起,开始了《图书情报学发展导览》的编写工作。该书为年度出版物,每年一册,连续出版。《图书情报学发展导览(2010)》,主要介绍2010年全国图书情报领域公开发表、出版的重要研究成果。

书稿的编纂,先按学科的分支领域进行分类,二级类目以下的具体成果信息基本上以时间的先后为序。每一种成果的介绍,一般包括书(篇)名、作者、出版单位(期刊名称)、出版时间(年、期)、结构及主要内容等,字数一般控制在300~500字。

书稿的编写工作得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黄芳、张瑞平、张志成、胡永志、陈永魁、吴鑫海、程万强、渠源、崔总理、张勋、程博、陶丽等同学的鼎力相助,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也特别感谢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耿明斋名誉院长、王明钦书记、宋丙涛院长、高保中副院长和左辞波副院长的关心与支持!感谢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孟骞主任、汤爽主任、可新芝老师的帮助!当然本书的竣稿出版更离不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们的认真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学识水平所限,本书在体例、选目和文字加工等方面难免有疏漏和欠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赵海江2013年中秋节于河南大学金明园第一章图书馆学第一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图书馆学教育

公共图书馆公平服务所蕴含的法律价值 刘学平,《图书馆》,2010年第1期。本文为“总-分”结构。在“总”的部分,作者指出公平服务对图书馆的重要意义,以及国内21 世纪以来对公平服务问题研究的局限性:这些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服务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法学分析不够深入。作者进一步指出本文旨在对公共图书馆公平服务所蕴含的法律价值进行探讨。“分”的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公共图书馆公平服务在法律视野内的研究背景、公共图书馆公平服务的法律界定、公共图书馆产权的公共性决定其服务的公平性、公共图书馆公平服务所蕴含的法律价值四方面内容。作者指出,随着法律的普及,政府开始重视图书馆立法工作与公共图书馆公平服务,法律视野内的公共图书馆公平服务,其理念蕴含法律对于弱势群体乃至全体公民的关怀。公共图书馆的特性是公共性,从法律角度看,这一点决定着其产权的公共性,进而决定了其服务的公平性。公共图书馆公平服务所蕴含的法律价值包括公民的人权价值、自由价值、效率价值、秩序价值以及公平服务的发展价值和公共图书馆的首要利益诉求价值。

历史变迁与时代驱动:图书馆精神之考量 廖连生,《山东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1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文章开头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盲目崇拜技术而忽略人文精神的现象,为此图书馆界对图书馆人文精神进行了热烈而有效的探讨。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图书馆人文精神发展的现实意义。正文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分析了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内涵;第二部分从“历史时空”的角度介绍了国内外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历史变迁;第三部分从“时代驱动”的角度分析了图书馆人文精神建设的新特点。作者指出,图书馆人文精神即图书馆在工作实践中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作者认为,图书馆人文精神在先进技术的支撑和多元理念的推动下,呈现以下新特点:一是用户集资源使用者和创造者于一身;二是基于开放存取,更体现了“自由、免费”的人文理念;三是新的服务模式不断涌现;四是“长尾”理论对传统思维进行了挑战。文章结束语指出,人文精神的潜移默化与“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并非短期就能实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和提高自身的服务来体现图书馆的人文精神气息。大力发扬人文精神,铸造图书馆的人文品格,是当代图书馆人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也是使图书馆精神惠及全社会的必经之路。

地区图书馆联盟中读者权利管理的思考 王丽,《现代情报》,2010年第1期。本文为“总-分”结构。“总”的部分指出,图书馆联盟是解决网络环境中信息数量骤增与现实中图书馆收藏能力有限的矛盾,以便以有限的收藏能力满足用户无限的需求,通过互惠互利实现资源共享的一种运作模式。“分”的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依次阐述了图书馆联盟的定义、读者权利、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权利管理、完善地区图书馆联盟读者权利的管理手段四个层次的内容。作者认为,建立地区图书馆联盟的目的是资源共享,开放服务是高校图书馆选择合作与共享模式的核心理念,读者权利是读者自由地享有图书情报机构提供的各种服务,以获取文献信息的权利。应当通过制定合理的、可行的规则,使图书馆联盟中的读者权利得到保护。对于完善地区图书馆联盟读者权利管理,作者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构建尊重知识、相互信任、鼓励知识共享的图书馆联盟文化;二是拓宽图书馆联盟的服务领域;三是加强高校图书馆的权利管理,在满足学校的教学和科研需求的同时,使校外的读者在高校图书馆获取信息的权利也能得到保障。

论专业认同感与图书馆学教育的关系 古南辉,《图书馆论坛》,2010年第1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文章开头简单概述了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性,指出其专业认同度低的现状。“分”的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图书馆学教育研究概述、图书馆学教育低落的原因、专业认同感调查及其综合分析四个层次的内容。总括全文,作者通过对近十年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领域研究文献的探讨,发现其都忽视了学生是专业教育主体这一问题。通过对专业认同感的调查分析,作者认为,专业认同感与主体反身性对图书馆学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今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变革中,不仅要优化课程设置,而且要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并帮助其树立正向专业意识,从而在教与学的交互过程中逐渐振兴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论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中的专门研究方法 徐跃权、杨玉麟,《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1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引言部分指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思路。正文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我国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起源、专门研究方法的第一层含义和专门研究方法的第二层含义三部分内容。作者首先用历史的方法还原专门研究方法在图书馆学和科学方法论两个层次领域中存在的两种不同含义。就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就是一门专门研究方法。其次运用逻辑方法推导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主体、理论空间和理论架构,描绘出其具体理论形态和总体理论图景,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文章还具体剖析了移植带来的逻辑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内涵概念不清、外延狭窄以及不能构成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主体等问题。作者认为,图书馆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对本学科的发展具有根本的推动作用。文章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进一步指出,对于图书馆学来说,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创新是学科方法论建设的主要途径,它的进一步发展将成为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图书馆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媒体舆情的监察与分析服务 张正,《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1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引言部分提出图书馆对于地方政府媒体舆情监察与分析的重要性,并指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其一,地方政府对媒体舆情掌控的需求分析。作者先是指出什么是媒体舆情。所谓媒体舆情,就是通过媒体这一载体,以报道新闻时事和事件为形式所反映出来的舆情动态。然后从政府进行科学决策需要掌握媒体舆情,以及了解媒体舆情、帮助政府掌握舆论主导权两个层面进行了论述。其二,图书馆为地方政府开展媒体舆情监察与分析服务的实践。作者认为,图书馆作为一个信息服务机构,本身也有为地方发展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包括为领导决策提供信息服务的职能,凭借其拥有的丰富的各类新闻报刊和网络信息资源,在开展媒体舆情监察与分析服务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作者结合广州大学图书馆为地方政府开展媒体舆情信息服务的具体实践,从建立媒体舆情信息开发服务系统、完善媒体舆情采集分析工作机制、开展个性化的客户信息服务三个方面论述了图书馆媒体舆情监察与分析服务体系的构建与运作。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图书馆权利冲突走向权利双赢的法理研究 王江、暴国霞,《图书馆学研究》,2010年第1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文章开头指出本文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图书馆权利冲突的释义,以及图书馆权利冲突的化解——走向和谐、实现双赢两个层次的内容。作者指出,图书馆界对权利的解析,由于视角不同而呈现两种态势:一种强调读者权利,另一种呼吁馆员权利,且往往把两种权利置于对立之中进行阐述,进而加深了现实中图书馆两主体的矛盾。本文从法学视角,对图书馆权利冲突进行分析,提出构建和谐图书馆、解决图书馆权利冲突,应该遵循和谐发展和利益衡量原则,这是实现馆员和读者权利双赢以及今后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结尾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日后对权利冲突的更深层次的探讨,对于国家制定较为完善的图书馆立法和图书馆事业走上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图书馆理念与我国图书馆法治土壤的培植 程雪艳,《图书馆》,2010年第1期。本文为纵深推论式结构,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一,图书馆法的发展进程;其二,现代图书馆理念的萌芽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其三,如何培植图书馆法治土壤。作者认为,虽然2009年《公共图书馆法》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是立法进程却很缓慢,主要是因为我国还缺乏适合图书馆法生存与发展的图书馆法治土壤,现代图书馆理念不能深入人心,从而造成普通公众对图书馆的疏远和陌生。因此,我国应该广泛宣传、积极深化现代图书馆理念,努力培植图书馆法治土壤,从而为我国图书馆法的制定与实施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知识论对图书馆立法者的影响 郑江艳、类延村,《图书馆》,2010年第1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其中“分”的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知识与无知的辩证、知识社会中图书馆立法者品性的探讨和图书馆立法者在图书馆立法中的问题意识三部分内容。文章结尾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总括全文,作者认为,知识社会的显著标志是知识能够迅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作为知识积累载体中枢的图书馆,是人类获得社会知识和信息的重要途径。目前人们获取知识过程中的主要外在障碍是图书馆制度构造中的非系统性和分散化问题,图书馆立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在知识社会,我国图书馆的立法者必须针对我国的法治生成机制,在知识社会的宏观环境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法律体系,同时把立法者的内在品性与图书馆立法的基本理念纳入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总体法律体系之中,以使我国的图书馆立法不仅能体现专业性立法的特征,而且能体现完备中国整个法律体系的特质。

公共图书馆立法应明确保护读者隐私权 胡洁、滕静静,《图书馆》,2010年第1期。本文为“总-分”结构,“总”的部分指出研究公共图书馆立法应明确保护读者隐私权问题的背景。“分”的部分(文章正文)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隐私权与读者隐私权、当前国内外对读者隐私权的保护(包括法律保护和行业政策保护)、《公共图书馆法》应该明确规定对读者隐私权的保护、对《公共图书馆法》保护读者隐私权的法条建议四个层次的内容。作者认为,随着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和读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读者隐私权问题已成为目前图书馆管理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对其进行保护已成为各国图书馆界的共识,但我国由于立法环境以及图书馆行业规范等各种因素,在读者隐私权保护问题上起步较晚,相关法律还不完善。因此,2008年底文化部正式启动的《公共图书馆法》应该规定读者享有隐私权,不仅要明确图书馆在保护读者隐私权方面应尽的义务,而且要明确侵犯读者隐私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能够确认和细化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升华与补充现有图书馆职业伦理道德,促进数字图书馆健康发展。

解读《图书馆服务宣言》中的公共服务理念 郭海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2期。本文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图书馆服务宣言》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图书馆公共服务理念的内涵、图书馆公共服务理念的实现三部分内容。作者指出,《图书馆服务宣言》是图书馆公共服务的实践纲领,标志着中国图书馆核心价值理念的成熟,体现了“服务平等、信息公平、利益全民、教育教化”的图书馆公共服务理念。此外,本文还为图书馆公共服务理念的实现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和指导:一是正确定位图书馆的公共服务功能;二是普遍推行平等的公共服务原则;三是全面提供深入的公共服务内容;四是合理建设共享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关于公共图书馆立法及其支撑研究 李国新,《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2期。本文为“分-总”结构。其中“分”的部分为横向分论式结构,主要对《公共图书馆法》启动与支撑研究的进程、支撑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关于立“大法”与立“小法”、 关于国家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四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工作的启动始于2008年11月,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国家图书馆牵头,其进行的支撑研究共涉及11个专题,为图书馆立法提供了思想、理论、学术及方案等方面的支撑。关于立“大法”还是立“小法”的问题,是围绕图书馆立法争论的问题之一。对于《公共图书馆法》是否涉及国家图书馆,业内的看法不一,立法实践也尚无定论。文章余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指出法律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局限性,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图书馆人仍应暂时搁置争议,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以积极、负责、理性的态度参与和推动立法进程。

论图书馆精神(之二):图书馆精神的整体性——纪念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发表203周年 余昌俊,《图书馆》,2010年第2期。本文为“总-分”结构。文章开头概括阐述了图书馆精神,指出本文主要探讨图书馆精神的整体性。“分”的部分为横向分论式结构,主要包括感觉的爱、知性的爱、理性的爱和四爱精神四部分内容。作者认为,图书馆精神就是图书馆“四爱”精神:爱校、爱馆、爱书、爱读者。图书馆“四爱”精神又可以称为图书馆伦理精神,是建设和发展图书馆伦理性存在的重要力量。图书馆精神的整体性则由感觉的爱、知性的爱、理性的爱三大主要环节构成:肤浅的认识将会形成浑然一体的感觉之爱;片面的认识将会形成残而不全的知性之爱;而全面、深刻、真实的认识才能形成完满的理性之爱。理性的爱虽然出现在图书馆领域的时间较晚,但它在诱导或指导图书馆精神的建设与发展方面完全应当甚至必须逻辑在先地作为第一性的东西。

图书馆权利的界定 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2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文章开头指出,近年来,图书馆权利已经成为图书馆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主要探讨图书馆权利的界定问题。“分”的部分为横向分论式结构。首先,概括了目前我国大陆关于“图书馆权利”定义的三类主要观点:民众权利论、图书馆员权利论以及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其次,指出中文“图书馆权利”一词来源于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权利法案》中“Library Bill of Rights”的翻译,并从《图书馆权利法案》的内容、美国图书馆协会有关智识自由的定义以及美国图书馆协会智识自由办公室的使命三个方面对图书馆权利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最后,简练地界定了图书馆权利的定义:图书馆权利是指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

实践:图书馆哲学的切入点和落脚点 周秀泉、罗振津,《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本文为“总-分”结构。在“总”的部分,作者分析了图书馆哲学未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实践是图书馆哲学的切入点与落脚点。“分”的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图书馆实践演绎着图书馆哲学。该部分介绍了演绎着图书馆哲学的一些在图书馆实践中发生的变化(如“原始型”到“现代化”之变、“专业”和“非专业”之变、从“图书馆馆员”到“学科馆员”的出现)。二是实践需要图书馆哲学的指导。该部分分析了在“图书馆人”这一图书馆哲学最基本问题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重点探讨了“破坏性背离”现象,指出它背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会影响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实践是图书馆哲学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该部分提出我们应该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不回避问题的原则,以实践为图书馆哲学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去探讨和研究图书馆最敏感、最基本、最前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国外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研究述评 王素芳,《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3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文章开头指出,在西方公共图书馆创建至今的百余年历史中,为社会底层人群或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贯穿于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各个时期。其间,该领域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本文主要对国外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的研究进行述评。正文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作者首先分析了弱势群体和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的相关概念及其历史演变概况,其次梳理了对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的研究所历经的几次话语体系更迭:一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公共图书馆为劳工阶级服务阶段;二是20世纪60~80年代的以弱势群体为核心的社区图书馆运动与图书馆社会责任大讨论阶段;三是20世纪90年代信息贫穷、数字鸿沟和管理主义话语体系下的图书馆服务阶段;四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反社会排斥与促进社会包容和谐话语体系下的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阶段。文章结尾对全文做出总结。作者认为,研究话语体系的变化能够反映图书馆实践领域研究焦点的变更,但是话语体系的更迭却没有改变其反映问题的本质。提倡和实践图书馆服务的平等获取与包容性,努力为社会底层人群或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一直是欧美公共图书馆发展各个时期的宗旨。此外,作者还指出,弱势群体服务和政治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有关弱势群体问题,与其说是一个服务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

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历程与启示 刘陆军,《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3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文章开头指出,图书馆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它的兴衰历来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主要研究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历程与启示。正文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分析了图书馆服务新农村的历程,并总结了各个阶段新农村建设的思想、状况与问题及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根据我党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发展情况,作者把图书馆服务新型农村建设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萌芽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改革开放初期),该阶段存在图书馆服务的作用有限、只重服务的普及不重提高的问题;二是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该阶段新农村建设对图书馆的需求呈多元化,但农村地区公共财政却出现了问题;三是巩固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该阶段存在新形势下图书馆的服务创新乏力、重图书支援而轻馆舍建设的问题;四是提高阶段(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至今),该阶段出现了图书馆间的规划与协调问题日益突出、图书馆造血机能缺乏、“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作者认为,由于每个阶段的时代背景不同,图书馆工作的重心也不尽相同。通过研究图书馆服务的历程,作者总结出以下启示:一是我国的图书馆事业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二是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应与时俱进;三是图书馆建制向农村延伸必须有法律保障。在文章结尾,作者进一步肯定了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在服务新农村中所起的作用。

图书馆开发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法律障碍研究 王玉林,《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3期。本文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网络信息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相关基本概念、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实践活动的普遍开展、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法律障碍及其清除的策略建议。作者认为,目前许多图书馆已经在开展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实践活动,然而由于行政法风险、著作权风险以及图书馆法律规定不一所造成的“差别待遇”等法律障碍的限制,这项工作的开展并不十分顺利。通过对障碍的分析研究,作者发现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清除这些法律障碍:一是建立网络信息资源的呈缴制度来解决其长期保存问题;二是修改著作权法以扩大图书馆合理使用的权限和范围;三是完善图书馆立法从而为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扫除障碍。

提升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思考——基于CSSCI的实证分析 苏新宁,《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4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引言部分概述了一些学者关于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基本观点,并指出本文基于CSSCI的实证分析对提升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进行探讨。正文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根据CSSCI的引证数据分析了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特征,并指出目前国内图书情报学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结语部分介绍了图书情报学科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及未来展望。总括全文,通过分析,作者发现,目前国内的图书情报学论文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理论研究成果缺乏、跨机构跨地区合作研究不够、引用文献偏少、引用外文文献比例较低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为提升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作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学科间合作、加强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扩大学科成果的应用领域、推出学科精品之作扩大社会影响、提升论文的学术性等。

图书馆学情报学经典著作选读 祁延莉、夏汇川选编,海洋出版社,2010年4月。丛书名为“21世纪图书馆学”(第三辑),丘东江主编。本书共五章,分别摘选了在国外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较大影响且至今仍具有一定研究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五部英文经典著作的重要篇章。该书主要涉及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基础理论、自动标引、信息组织以及图书馆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旨在引领图书馆信息服务人员和相关专业的学生了解与掌握经典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开阔他们的专业视野,并提高他们的英文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文化权利·图书馆权利·读者权利 尚丽维,《图书馆》,2010年第4期。本文为“分-总”结构。其中“分”的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文化权利、图书馆权利和读者权利三部分内容。总括全文,作者认为,文化权利即人们通过文化活动获得利益的权利,有个体性文化权利和集体性文化权利之分。图书馆权利则是一种集体权利,旨在捍卫个人的知识自由权利。无论从法规还是行政规章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图书馆中规定的读者权利都不够全面。读者权利的具体内容则能够从已有宪法或者法律规定中推定出来。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图书馆权利与读者权利是文化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图书馆范围内,具有集体性权利属性的文化权利与图书馆权利的最终目的是捍卫个体性的读者权利。文化权利为读者权利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图书馆权利为读者权利提供了制度基础。

关于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理论分歧与融通的对话 章燕华、叶鹰,《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4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引言部分指出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区别与联系,并指出本文主要以对话形式对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理论分歧与融通做一探讨。正文部分为横向分论式结构,主要对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从理论分歧与融通两方面进行宏观层面的分析讨论。作者认为,其理论分歧主要体现在资源起始属性、服务理念、资源组织原则等方面。而“资源-技术-服务”轴心趋同则为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融通奠定了重要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资源的趋同和共享、数字化支持技术的一致及服务的拓展和深化等。基于此,作者提出,对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研究理应正视差异,融通轴心,而这也是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共同发展的一种策略。文章结尾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制度保障研究 王素芳、于良芝、邱冠华、李超平、高文华、屈义华,《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4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前言部分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地方政府出资兴建和运行的图书馆之外,出现了很多由其他资金来源支撑的、面向普通大众的图书借阅组织,本文主要研究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制度保障问题。正文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运用文献调研、案例研究以及政策文本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当前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现状、现行法规对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规定以及国外社会力量办馆概况及其制度保障的现状进行了探讨,然后基于此讨论了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制度保障的相关问题。结尾部分对全文做出总结。总括全文,作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活动按其性质可分为公益性与半公益性图书馆举办、对政府办图书馆事业的捐赠与支持活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图书馆举办三种类型。现有的国内图书馆法规对社会力量办馆的规定比较笼统,对上述不同性质的活动没有加以区分。而从国外立法经验来看,规范对象很少涉及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图书馆,大多为公益性图书馆。为此,本研究对公共图书馆立法提出若干原则建议。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争鸣六十年——一个“非本质说”的视角 马恒通、高珉,《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4期。文章开头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决定图书馆学学科的研究内容、体系结构、学科性质及相关学科等的首要问题。本文主要从“非本质说”的视角对我国60年来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概况进行综述。正文部分为横向分论式结构,主要介绍了个案视域中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诸“非本质说”与争鸣,以及集中评论视域中的上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诸“非本质说”两个层次的内容。作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与进展,产生了近百种“对象说”。本文将其近似分为“非本质说”和“近似本质说”两大类,并从“非本质说”的视角,综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个案视域”和“集中评论视域”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代表性观点及其争鸣概况。最后对全文做出总结。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学者由于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分别提出了“要素说”“规律说”“层次说”“关系说”“系统说”“互动说”“活动说”“图书馆说”等。尽管“非本质说”并未真正探寻到“图书馆学对象”,但不能低估它的价值,因为“近似本质说”的发展和深化正是受到了“非本质说”的启发。每一种“对象说”的出现与争鸣,都促进并深化了人们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认识,这不仅能推动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和逐步完善,而且能有效地促进我国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繁荣和进步。

新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与展望 赵益民、柯平,《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年第4期。本文为“总-分”结构。文章开头指出“十一五”文化规划以来我国一些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研究视角及其主要研究内容,并指出本文探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脉络与由此呈现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分”的部分为横纵结合——复合式结构。其中,面向相关文化机构的外部比较、面向相关类型图书馆的内部横向比较和面向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内部纵向比较三部分为横向分论式,这三部分与第四部分——基于比较研究的问题分析与发展构想构成纵深推论式结构,整个正文部分为横向分论式与纵深推论式两种结构模式的有机结合。本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图书馆事业经历了起伏渐进的发展历程。作者选取平均发展速度、系统构成比重等指标,从我国公共图书馆系统内外的相关组织发展、事业内部要素的纵向演进历程和横向现状格局等角度进行综合比较剖析。基于此,作者提出公共图书馆未来的事业发展应该在外部环境层面上优化合作竞争机制,在系统结构层面上科学建构均衡体系,在系统功能层面上创新规划职能结构,在资源保障层面上开辟多元运作模式。

论图书馆本质的哲学解构与建构 许跃权,《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5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其中“分”的部分为横向分论式结构,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论述了图书馆本质的哲学解构与建构。作者运用本体论与价值论汇集了历史上关于图书馆本质的不同观点,然后对这些观点加以聚类,得出了图书馆的八种主要本质,进而分别解构每类本质,分析其逻辑方法的利弊得失。总括全文,作者得出结论:图书馆不存在抽象的本质,只存在现实的、具体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图书馆的本质是其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本质上讲,图书馆本质的辩证逻辑表达式是一个方程,而历史上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每种观点都只不过是这个方程的一个具体的近似的解。

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明对图书馆事业政策影响研究 范兴坤,《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5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文章开头指出,本文主要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明对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影响进行研究。正文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阐述了专制社会政治文化和中国古代藏书事业政策、西方宪政政治文化和“中华民国”的图书馆事业政策、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图书馆事业政策以及政治文明建设影响图书馆事业的方式四个层次的内容。作者通过对我国三个历史时期政治文明建设与图书馆事业政策的比较研究,得出政治文明是影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其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影响图书馆的理念,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制度理念和政策形成的客观性以及执行的连续性受到影响,使图书馆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二是影响图书馆学的研究,使其过度强调图书馆学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价值;三是影响分类、目录、著录等的科学性和专业技术性;四是影响图书馆的服务工作,造成服务政治化;五是影响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少有使用的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图书挤占了大量资源,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且为读者所需的图书却不能正常采购;六是影响图书馆发展资源的投入,使政府对图书馆资源的投入不足。作者还指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在社会政治文化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指导作用的环境下,倘若狭隘地强调政治在图书馆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就会对图书馆事业产生多种负面影响;反之,公平、开放的政治文化则更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文章结尾,作者指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推动和图书馆事业建设思想的解放,近年来我国制定的图书馆事业政策更加适合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我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正在得到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更加稳定的环境和更为广阔的空间。

美国图书馆基金会资助图书馆发展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 刘兹恒、朱荀,《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5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其中“分”的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首先分析和梳理了美国图书馆基金会发展的原动力和助动力;其次分别以盖茨基金会图书馆项目、卡内基图书馆基金会以及健华图书馆联盟等为案例,分析了美国慈善基金会资助图书馆建设的持续性机制,如挑选合适的合作伙伴、与当地政府合作以及签订协议来明确各自责任等;最后指出美国图书馆基金会发展的先进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作者认为,宗教文化、互助文化、回馈文化等美国慈善文化传统是美国图书馆基金会的原动力,而对捐赠者的税收激励、对慈善组织最低支出的规定以及对慈善组织的外部监督等政府管理措施则为其提供了助动力。图书馆基金会对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推作用,而我国基层图书馆却面临政府投入不足、覆盖有限的现状,因此我国应当充分借鉴美国的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扶持和利用图书馆基金会发展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一是政府应出台合理的税收激励政策;二是构建切实可行的专业化的图书馆基金运作机制,确保受资助图书馆的持续运行;三是图书馆行业内出台相应激励措施,促使图书馆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

高校图书馆为政府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尝试 游战洪,《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5期。本文为纵深推论式结构。首先探讨了高校图书馆为政府提供信息服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非专业的检索人员不一定能准确把握检索策略和检索词,进而直接影响文献检索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二是很难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三是有关馆员还要克服跨学科跨专业的难题,并参与实地调研。其次以搜集的中国金融大案及要案的经验为例,探讨了编目分类在为政府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图书馆员撰写政府信息服务分析报告的必要性。最后针对如何更有效地利用高校图书馆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提出了以下具体建议:一是进行科学分类,为政府提供数量众多、全面且准确的信息资源;二是不断更新积累资源,形成良性循环,创建权威品牌;三是馆员应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眼光,不仅要做到急政府之所急,而且要做到未雨绸缪,急政府之所未急;四是将为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与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相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五是建议政府机关设立专业信息主管岗位并聘请资深信息顾问。

数字时代图书馆立法问题的几点思考 赵立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年第5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其中“分”的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数字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法律问题、我国现行适用数字图书馆的法律框架、数字时代图书馆立法的必要性与建议三部分内容。总括全文,作者认为,数字化信息资源共享是数字时代图书馆的主要特点,但是现代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却经常与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矛盾,数字图书馆应注意从以下八个方面规避侵权:馆藏文献数字化过程、自建数据库过程、购买和使用数据库过程、网络资源本地化过程、网络文献传递服务过程、网络链接导航服务过程、电子阅览室服务过程、参考咨询服务过程。因此,我国有必要通过立法明确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制定合理使用的原则性判断标准,重视图书馆现代服务特点并为其营造宽松的法律环境,从而促进数字图书馆的健康发展。

丹麦图书馆法的立法进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肖书铭、傅文奇,《图书馆建设》,2010年第6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其中“分”的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阐述了丹麦图书馆概况、《图书馆服务法》立法过程及其主要内容、与图书馆服务有关的部长指令、对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启示四个层次的内容。总括全文,丹麦的《图书馆服务法》于2000年5月经议会审议通过,它是目前丹麦图书馆服务活动的根本大法,其中主要对复合图书馆建设、免费与有偿服务问题和馆际互借系统建设等做了具体规定。《图书馆服务法》对丹麦的图书馆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我国图书馆立法提供了先进经验,我国也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一是明确图书馆有偿服务的范围,杜绝乱收费现象的发生;二是重视馆际互借系统的建设,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三是明确图书馆罚款的法律地位,减少因罚款而引起的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含义与边界 吴汉华,《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6期。本文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图书馆延伸服务观念的产生、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含义、图书馆延伸服务的边界及其与其他服务的关系四部分内容。作者认为,图书馆服务可以分为基础服务和延伸服务,其中基础服务是图书馆职责所要求的且在图书馆界长期形成的一种常规性服务;延伸服务则是对基础服务的延伸,即图书馆职责要求外的外延性服务。我们可以以内容延伸为X轴、空间延伸为Y轴、时间延伸为Z轴建立延伸服务的三维空间模型,大致绘出延伸服务的边界。此外,延伸服务还与个性服务、创新服务、特色服务及自助服务等有着交集关系。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辨析——兼谈21世纪这两个体系的构建与整合 焦运立,《图书馆学研究》,2010年第7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其中“分”的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问题的提出。按国别和地域的影响、研究对象、研究的维度对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进行了分类,并从中发现这些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大多数被命名为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因此提出有必要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和方法论体系进行辨析。第二部分是对二者的辨析。二者都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和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构成的要素、研究的内容以及体系的功能却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与整合。主要分析了构建与整合的必要性,并结合自己的研究与认识进行了尝试性的构建与整合。最后对全文做出总结。作者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是联系密切且不可分割的整体,对这两个体系进行构建与整合,能够有效推动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的进步。

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流派”评析 葛园园,《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11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共分为十二个部分。第一、第二部分探究了“知识流派”的学科互涉特征和各学说的原子团簇结构特征,并对其中存在的不足给出了中肯的评价,进而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第三至第十一部分从正反两方面对关于“知识流派”的九种代表性观点(知识说、客观知识说、知识集合说、公共知识管理说、知识资源说、知识传播说、另一种传播说、交流学派、知识可获得性论)进行了分析比较,全面评述了其理论成就和主要缺陷,旨在推动对“知识流派”的研究。第十二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并对当今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流派”提出具体的批评建议,以期推动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

知识自由在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王政、洪伟达,《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11期。本文为“分-总”结构。其中“分”的部分为横向分论式结构,分别探讨了知识自由在普遍服务、平等获取、文献资料保存、社会教育以及隐私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的部分对全文做出总结,指出知识自由在对图书馆核心价值的概念表述上最具综合性和统摄性,是其他核心价值的起点和归宿,在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与作用。知识自由的生命力通过以服务为中心的图书馆实践活动来发挥作用。没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实践活动的推进,就没有所谓的知识自由问题。因此,维护与实现知识自由有赖于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图书馆员职业理念的提升以及政府对图书馆制度的重视。

1988~2009年“图书馆精神”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 董梦华,《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年第19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作者首先概述了图书馆精神的内涵,并提出“图书馆学如何结合自身的特点来研究图书馆精神以及产生怎样的理论体系”的问题。“分”的部分为横向分论式结构,以CNKI中关于“图书馆精神”的200篇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论文的著者分布、年代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及地区分布采用文献计量方法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期发现“图书馆精神”的研究发展状况与未来的发展趋势。最后一部分对全文做出总结,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计量分析表明,1998~2009年,我国关于“图书馆精神”的研究论文已经相当成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该领域的研究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研究文献的数量和作者群体的发展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拓展,相关研究能体现较强的时代特征,并形成了以权威专家为主体的核心著者群,他们从多个不同角度来研究“图书馆精神”,使其层次不断提高。作者认为,新一代图书馆学者必将为“图书馆精神”注入许多新的内涵,并发掘出新的研究主题,从而使新时期“图书馆精神”的研究更加深化,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第二节信息资源建设

由鲁迅著作“复本”量引出的思考 黄忠顺,《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1期。本文通过对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馆藏的鲁迅著作中高“复本”量与其必要版本匮乏间矛盾的剖析,深入探讨了在当前新出版环境下重复收藏量高的原因。作者认为,当前高校通行的查重系统是批量查重系统,该系统根据ISBN号进行查重,虽然具有唯一性、快捷性的特点,但是出版社出书同质化现象严重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图书馆被动性重复采购现象的出现。此外,采选工作所应具备的判断力和无法具备的学科背景之间的矛盾也是高复本量产生的原因之一。基于此,作者指出图书馆采访人员在开展图书采访工作时应该积极地择善本而购之,同时要在人事上打破图书馆自成一统的“单位”格局,并从学校各专业学科挑选适当人选来兼任学科采访馆员,在图书馆再设置一个专职采访协调员岗位的方法来解决采选工作所应具备的判断力和无法具备的学科背景之间的矛盾。

大陆佛教图书馆规范建设刍议 陈林、徐建华,《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2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文章开头指出大陆佛教图书馆规范建设问题研究的背景。正文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大陆地区传统佛教图书馆的历史。第二部分总结了当今大陆地区佛教图书馆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第三部分归纳了当今大陆佛教图书馆建设的特点,如建设主体的多元化、服务范围的扩大化、尊重专业、占据数字化的高度、佛教图书分类法的编制等。第四部分提出了规范今后大陆地区佛教图书馆发展建设的对策:一是明确不同类型佛教图书馆的定位;二是开阔眼界,提升办馆观念和办馆意识;三是加强与国内外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四是制定统一的佛教图书馆建设标准;五是重新编制海内外佛教图书馆通用的佛教图书分类法。文章结束语部分,作者强调指出,搞好佛教图书馆建设是一件自利、利他,自利、利国,自利、利民,自利、利时代的好事,应当高度重视。僧、俗各界,特别是当今佛教界,要将佛教图书馆的建设上升到事业的高度,当作时代的使命来完成,而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主体的大陆图书馆界,当然不能置身事外。

中外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图书收藏分析和保障体系建设 钟建法、蔡茂宇,《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2期。本文为“总-分”结构。“总”的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目前我国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图书收藏无法满足该学科研究与保障体系建设需要的现状,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分”的部分(第二、第三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从收藏总量、收藏质量、学科收藏分布等方面对CASHL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的联合馆藏目录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我国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图书收藏的差距,此外还分析了CASHL学科收藏优势和弱势、学科缺藏及补缺所需资金规模等问题。最后基于此提出我国在整体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外文图书保障体系建设的策略。作者认为,我国高校在整体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品种短缺比较严重;统筹协调力度有限,学科收藏优势不均;共建共享程度不高,服务效益有待显现;等等。因此,在进行外文图书保障建设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加大国家投资力度和带动效应,建立起国家层面的多馆联合保障机制;二是加强学科收藏整体布局与统筹建设,开展全面收藏和重点收藏工作;三是加快共建共享信息平台建设,有效拓展文献服务与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发挥纸本图书与电子图书的共同保障功能,重视非购入方式的文献补充作用;五是努力寻求与其他信息机构或图书馆联盟的联合保障建设。

院校体制改革下对学术性图书采访工作的探讨 肖竹青,《河南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2期。本文为“总-分”结构。“总”的部分(第一部分)即前言,指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及院校学术机构的调整,对于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分”的部分(第二、第三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首先分析了院校体制改革下我国学术性图书采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包括本科教学评估、新增专业,院校合并、扩大招生以及申请硕士、博士点,等等;其次基于此阐述了院校体制改革下学术性图书采访工作的策略。作者认为,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做好学术图书采访工作:一是利用网络优势,掌握出版动态及教学科研动态;二是运用互动形式,充分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满足教学及科研文献需要;三是认真选择品牌、作者、出版社,确保学术性图书质量;四是保证图书经费,争取多种途径满足读者需求;五是提高采访人员业务素质,扩展学术科研服务的深度。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图书馆虚拟馆藏评价 李丽华、宋和平、刘培芝,《情报科学》,2010年第2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引言部分介绍了虚拟馆藏的定义和虚拟馆藏评价的意义,并指出本文主要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图书馆虚拟馆藏评价问题。正文部分首先通过对高校图书馆虚拟馆藏现状特点的分析,从数据库内容、检索系统与功能、成本、使用情况及出版商服务五个方面构建了图书馆虚拟馆藏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构建了综合评判模型;最后通过实例进行模型应用分析,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了层次分析法在图书馆虚拟馆藏评价中的应用。结论部分总结了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虚拟馆藏的优点与局限性。作者认为,本文构建的图书馆虚拟馆藏质量评级指标体系克服了传统的评价方法只考虑单一指标的局限,更具客观性和系统性;而且采用层次分析综合评价法还能弥补加权法的缺陷,更有效地反映图书馆虚拟馆藏质量综合水平。美中不足的是,应用这种方法进行馆藏质量评价,计算比较复杂,必须依靠计算机来完成。

走出非通用语种图书采编困境的新途径——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成立的意义 杨晓景、付桂珍,《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2期。本文为“总-分”结构。“总”的部分概括了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成立大会的基本情况。“分”的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成立的背景,非通用语种图书的采编现状、主要原因分析、解决途径,以及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未来发展与模式意义五部分内容。作者认为,非通用语种图书是外语院校图书馆颇具专业特色的馆藏文献,然而非通用语种图书采编困难也是长期以来外语院校图书馆非常突出的问题。图书公司代购不理想、书目信息缺乏、教师出国自购图书有局限以及因语言障碍而增加的采编工作难度等因素使得非通用语种图书在图书馆中所占比例较小,不能及时满足读者的需求。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的成立,实现了非通用语种图书的统一协调采购和联合编目,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减少重复劳动,全面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

信息时代图书馆赠送交换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张鸣,《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3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作者首先概述了图书馆赠送交换工作的意义以及我国开展国际文献赠送交换的相关历史;其次在正文部分具体探讨了信息时代图书馆赠送交换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对策;最后对全文做出总结。作者认为,图书馆赠送交换工作已日渐成为馆藏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受到旧工作理念和传统工作模式的制约,图书馆赠送交换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耗时长、时效差的状态。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改变了相应的赠送交换关系和图书馆对赠送交换文献内容的需求;另一方面丰富了赠送交换文献类型,进一步促进了图书馆赠送交换工作的开展。为适应信息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图书馆应该积极转变工作理念,加强技术创新,通过信息挖掘充分拓宽资源,并加强图书赠送交换与采购工作、电子资源管理工作以及流通工作的流程协作。

储存图书馆的探索与尝试 巩梅,《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3期。本文为“总-分-总”结构。其中“分”的部分为横向分论式结构,共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一,首先介绍了储存图书馆的概念,其次以美国大学储存馆为例分析了国外储存图书馆在馆藏、馆舍、馆藏容量、排架法、管理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其二,通过具体的典型实例总结了我国内地在这方面的探索与尝试。其三,主要以北京大学昌平储存图书馆为例,阐述了它在馆藏范围、排架方式、运行服务、内部管理等方面的特点。总括全文,储存图书馆是为解决图书馆收藏空间紧张状态、节约管理成本、提高图书馆空间与馆藏文献资源利用率而设立的专门用于收藏一些利用率相对较低的文献资源,以备读者使用的图书馆。作者认为,与国外相比,我国储存图书馆发展还相对比较滞后,但是也有一些高校进行了储存图书馆方面的探索与尝试。其中北京大学在这方面的建设较具代表性,昌平储存图书馆的建成无论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本身还是国内未来储存图书馆的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何利用图书馆主页来完善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 张学宏,《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3期。本文为“总-分”结构。文章开头指出,随着网络资源、电子资源的海量增加,学科日益发展变化,高校图书馆的采访工作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本文主要研究如何利用图书馆主页来完善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问题。正文部分为纵深推论式结构,主要包括目前图书馆的文献资源采访工作、图书馆主页上的资源荐购系统及其相关调查、书商服务与出版目录的网络化、完善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具体措施四部分内容。作者认为,在数字化、网络化信息环境与多元化文献资源获取的情况下,图书馆应把文献资源建设的立足点定位在文献保障能力建设上,不仅要尽量拓宽文献采访范围与途径,还要继续沿用传统书目的征订方式,利用书商网站、网上书店以及现代化的通信工具来采购书刊报,特别要学会利用图书馆的主页来整合更多的免费网络资源,实现图书馆文献采访网络化,不断完善文献资源建设。

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法律需求的调查分析与研究 肖希明、张勇、顾犇、许建业、王惠君、陈瑛,《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3期。本文为“总-分”结构。“总”的部分(文章开头)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中关于文献资源建设的内容提供若干建议。“分”的部分为横向分论式结构,以问卷的形式对国内300余所公共图书馆在馆藏资源建设、文献资源购置经费、信息资源保存保护、数字资源建设、政府公开信息采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的法律需求进行了调查,并基于此提出了我国《公共图书馆法》关于文献使用与处置、文献资源经费投入、文献补充、文献资源合作建设与共享等问题的立法建议。通过调查,作者发现,我国图书馆界非常期待《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实施,希望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为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信息建设提供保障。

标准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对策——以上海图书馆为例 吴建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年第3期。本文为“总-分”结构。“总”的部分(文章开头)指出,随着我国标准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标准文献的日益增多,标准文献的资源建设正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以上海图书馆为例,分析研究标准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并针对资源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做出进一步思考,对今后标准文献资源建设的发展提出参考性建议。“分”的部分(正文)为纵深推论式结构,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介绍了上海图书馆标准文献资源馆藏概况。第二个层次从收藏品种、服务内容、载体类型和共享环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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