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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3 10: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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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一弓, 著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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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远去的驿站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远去的驿站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远去的驿站/张一弓著.—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80-8788-7

Ⅰ.①犯… Ⅱ.①张… Ⅲ.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2868号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远去的驿站

作  者 张一弓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5月北京第1版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52千字

定  价 43.00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www.hxph.com.cn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663331(转)听从时代的召唤——我在习作中的思考张一弓一

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重新崛起,她的根植于当代生活土壤中的强大生命力,她对当代重大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和思考,曾是那样强烈地震撼和吸引着我,使我对文学长期害着的“单相思”变得不可忍耐了。我不争气地流下那么多的眼泪,把一段严酷的历史留给我的一个不可消灭的记忆推上笔端,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希望它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一些认识的作用——我便这样地把自己交给了文学。感激《收获》的编者,他们从“自流”来稿中拣出了这篇习作,把它交给了读者;感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一个新的时代,它成全了我对文学的一个并不轻松的抉择。[1]

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当我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后,才不无惶恐地意识到,我是在力不从心地做着这样的“秘书”工作了。

我不是一个好“秘书”。三年多来,我只写了十多个中、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好。但我总在提醒自己:要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我国农村做一些忠实的“记录”。如果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记录了我对我国农民一段严酷的历史命运的痛苦思考,那么,《赵镢头的遗嘱》则试图记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民表现出来的充满智慧和勇敢的历史主动性,他们对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道路的发现,以及他们为了肯定自己的发现而进行的斗争;《张铁匠的罗曼史》、《寻找》、《瓜园里的风波》则是农民刚刚赢得一个新的历史命运,而又负载着旧有的历史忧伤的亦喜亦惧的心理状态的纪实;《黑娃照相》仅仅是一个即兴的“人物速写”,写下了“过去在他身上留下的穷乏所形成的心理的和外表的印痕与被生活唤醒的对物质[2]和精神的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他对美好未来的确信;《流泪的红蜡烛》是迅速变动着的农村现实生活传递给我的一个使我喜悦而怅惘的新的讯息,这是一幅富裕和愚昧掺杂在一起的色彩极不协调的图画,它反映着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物质生产有了较大发展而精神生活依然“贫困”的矛盾,以及农村青年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这两个方面的高尚、美好的追求。我还应当提一提《最后一票》,这个短篇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记录了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被唤醒的、此后都被遗忘了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激发出来的民主要求的一声呐喊。

当我回顾自己怎样追随农村变革的脚步,试图做一做“同时代人的秘书”的时候,常常感到我是在自讨苦吃。我发现,我是那样郑重而傻气地把自己推到重大的社会矛盾面前而毫无回避的余地了。因此,在我的文学习作道路上,必须对政治与艺术、歌颂与暴露以及吸收外来技法与表现民族的、时代的内容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否则我将寸步难行。二

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说,我的习作常常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触及当前农村变革中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使我深感惶惑的问题。

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在“艺术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下,出现过一批图解政策、为一时的中心工作效劳的作品,产生了实用主义的“运动文学”。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这不仅仅是由于政治和政策的失误“株连”了“从属”于它的文学,而且由于图解政策——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也违背了文学来源于客观生活而不是来源于既定概念的根本规律,在哲学思想上也是同唯物论的反映论背道而驰的。当我重新开始小说习作的时候,我是幸运的。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新崛起,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强加给文学的沉重枷锁,使我有可能十分警惕地提醒自己,让我的习作行走在生活的轨道上,避免重蹈图解政策的覆辙。

但我产生了新的困惑。一个作者对生活做出的形象和哲理的发现,以及他不可遏止地试图表达他的发现的创作冲动,总是离不开他正生活在其中的客观环境和他的社会实践的制约。作为一个同农民一起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驻队干部,我在关注着农民的历史命运、注视着现实农村中各种人物情态的时候,总是摆脱不了历史变革时期的政策对他们的重大影响,排除不了在农村现实变革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政策的因素。文学是人学,要写出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我的社会实践,总是使我情不自禁地从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形式的变更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中,观察不同人物在新的历史舞台上的各个不同的表演,他们在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上所产生的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在试行“包产到户”的第一个丰收季节——这在当时并未见诸正式文件的倡导,而是出于农民的智慧的创造,围绕着这种管理形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以及由此而来的“超产是否归己”、“奖罚是否兑现”这样一些是否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常识性问题,发生了何等激烈而尖锐的论争啊!在我蹲点的大队里,几乎每一户社员都在焦灼地期待着历史的一次新的裁决。四位女社员向我哭诉,要我在承包合同上“再咬个牙印”。一位中年汉子气恼地向我宣告:他要加高院墙,关上大门,在院子里打场,谁敢拿走他的超产粮,他就跟谁拼命!在坚持政策兑现之后,一个新的权威——劳动的权威,在农村出现了。一位历来不被人们注意的“实受货”,由于超产吨粮而使人们发现了他的存在,赢得了社会的尊敬。——一位习惯于不劳而获的大队干部去菜园私摘青菜的时候,却受到了菜园承包户的抵制和揶揄……来自一场深刻变革的连续、密集、令人激动不已的生活讯息,使我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并提醒我,应当干一干一个业余作者的活计了。

但我立即发现,使我激动不已的生活讯息里,却含有那么多的极不高雅、毫无诗意,而且与人们的肠胃系统有着密切联系的政策因素。这使我感到极大的惶恐了。我会不会重走图解政策的老路而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呢?会不会被认为写了急功近利的趋时之作而惹来对我的人格的指责呢?一个习作者的郑重的思考和一个凡夫俗子的琐碎的顾忌,使我踌躇不前了。但在这时,邻近公社里发生了一个悲剧:一对勤劳、善良的农民夫妇,因干部推翻联产合同,夺走了他们即将到手的超产粮,而双双服毒了。这一悲剧性事件极其强烈地震动了我,使我不能不在踌躇和焦虑中做出抉择。既然历史转折时期的政策如此广泛而深刻地联结着千家万户的命运,如此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既然这些政策是农民为之付出极大历史代价的智慧创造,那么当我试图反映现实农村的这一场深刻变革的时候,试图写出这一变革的比较典型的环境和具有较多的典型性的人物形象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对变革时期的变革的政策畏而远之,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使文学得到“净化”而成为不朽呢?图解政策的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但在纠正这一谬误的时候,试图把溶化在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中的政治和政策的因素清理出去,是不是一种“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不幸呢?如果我在文学习作的全过程中牢牢记住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那么,当我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碰到了政治的甚而是政策的因素,是否可以不必避开这些因素,而把这样能否写出大约每一位作者都希望写出的不朽之作的批准权暂且交给历史,而心甘情愿地写一些可能“速朽”的文字呢?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写了《赵镢头的遗嘱》以及以后的刻有农村这场变革的历史印痕的《黑娃照相》、《寻找》、《瓜园里的风波》等姑且叫作“一个驻队干部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记录”的文字。

不要图解政策和任何既定概念,但也不要避开政策对历史、对你所要写的人物命运以及他的形态和心态的重大影响;不要搞实用主义的趋时之作,但也不要拒绝接受不断变动着的时代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传递给你的生活的指令。这是我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我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环境以及我正在进行着的社会实践,对我提出的一个要求,而并非对我的习作在选材上的全部要求和概括。

生活的领域是无限广阔的。政治和政策并非构成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历史的无所不在的因素。每个作者都有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领域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包括选材习惯在内的写作个性。当我对自己习作中碰到的一个问题做出抉择时,并不以此衡量别人的作品,“不要求玫瑰花[3]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三

由于我的习作大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常常触及变革时期的政策,这就使我常常产生另一个困惑:我的每一篇习作几乎都受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有的不无激动地说它是“居心不良”的“暴露”,有的则不无嘲讽地说它是“趋时”的“歌德”。好像为文学作品准备了两把椅子,必须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对号入座。甚至像《黑娃照相》这个着重在新旧杂陈的时代背景上表现人物心态的短篇,大概是由于黑娃已经能够用饲养长毛兔挣来的三元八角钱照了一张彩色相片,加之在社会背景上写了“责任田”、“专业户”的缘故,它被列入“很有应变能力”的“宣传工具”之中了。不幸,由于同样的原因,又有人质问道:难道落实农村新经济政策之后的农村青年,只能够在一张彩色相片里“画饼充饥”么?由此可见,黑娃之黑,纯属作者的肆意涂抹。同时,由于在黑娃赖以存在的新旧杂陈的时代背景上写了庙会和香客,又有人发现,这个“简单的宣传工具”正在宣传着封建迷信,等等等等。

对于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我必须要求自己不要由于其中包含着的过分激动和小小的讥刺而跟着激动起来,这里需要的是心平气和的讨论。

我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习作放在“暴露”抑或是“歌颂”的模式里,而是试图让“暴露”与“歌颂”共居于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中。通过对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阴暗面的不加粉饰的暴露,激发出我对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光明和希望的热烈的讴歌。这与其说是我主观上试图这样做,倒不如说生活的本来面目要求我这样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总是让人们看到现实生活中两种“现实”的存在:一种也许是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环境中占据优势的黑暗势力,但它在总的趋势上却在消亡着,正在失去它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而与之矛盾冲突着的对立面——也许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的环境中居于劣势的进步力量,却在斗争中成长着,正在愈来愈惹人注目地表现着它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其哲学基础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应当和能够对这两种“现实”做出符合它们本来面目的反映,从而使我们既能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又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划清界限,既吸收浪漫主义文学的强烈的理想光芒又把理想的光芒,置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

我喜欢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老人提出的美、丑对照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4]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但我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到此止步,因为生活中不仅存在着美与丑的矛盾对立,还存在着前者代替后者的永无止息的矛盾斗争。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5]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回避社会矛盾,去进行粉饰社会生活的廉价的歌颂,因为它无异于既要歌颂武松而又不许武松打虎那样;同时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孤立地暴露黑暗,不要让人们产生只看到阳谷县令在景阳冈贴出“大虫伤人”的告示,却不见打虎的武松的悲伤。我不是说,我在每一篇习作中都要表现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塑造出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但在我的创作指导思想和总的倾向上,将尽力掌握生活中的美、丑对立及其在斗争中互相消长的辩证法。

“他的作品里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因素,正是这种浪漫主义投注给他的作品以生活之光。他的作品里当然也显示着强有力的批判精神,[6]正是这种批判精神加强了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刻性。”对我的一些习作的上述过誉之词使我感到愧疚,因为我自知我的一些习作辜负了这段评语。它说出的是我所追求的,也是我不曾达到的。如果用一句话表明我的追求,那就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与高昂理想的统一。四

内容决定形式。在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中反映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生活,从而把批判精神与高昂理想结合起来的要求,使我不敢小视情节的作用。我感到,小说的情节即是环绕着人物并促使人物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矛盾冲突。离开了情节结构,我的人物将失去他赖以存在并表现自己的社会环境。我甚至偏爱生活中的特异事件和异常尖锐的矛盾冲突,喜爱浪漫主义文学在情节结构上常常采用的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结构方法,促使人物在这样的情节结构中采取强烈的行动。这也许有利于表现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有利于在较为广阔、雄浑的历史图景上描绘自己的人物,有利于给较多的读者带来较为强烈的感染力。

但对特异事件和外部情节结构的偏爱,也无疑是我习作中的一个局限。它不仅限制了我在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里选取素材的可能性,而且不能使我对人物的心理状态做出直接的透视,揭示人物内心的真实,这就损害了人物的丰满性和生动性。因此,在《黑娃照相》、《寻找》等习作中,我试图在生活中选取并非惊心动魄的事件,吸收西方小说中心理结构的方法,以打破这种局限。但我这样做的时候,仍然十分谨慎地充当着我的人物的叙述者,即使在《寻找》中表现马套的潜意识的时候,也唯恐读者不知所云而要由我对它做出叙述和解释。我也没有勇气离开外部的情节结构而致力于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因为我唯恐使我的人物离开外部世界的现实关系而变成无所依附的“游魂”。我在提醒自己,要把外部结构与内部心理结构结合起来,以外部的情节结构为基础,而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作为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在人物内心世界激起的波澜和回声。即使像《黑娃照相》这篇不是按照传统的情节结构的要求而主要表现人物心态的习作,也要把黑娃的心态附丽在黑娃赶会的情节之上,让黑娃赶会的外部情节,载负着黑娃的心理活动的流程。

农村现实生活中新旧杂陈的斑驳色彩和繁杂音响,也使我感到需要对叙述农村现实生活的语言作一些调整。我在人物语言中,采用了自己比较熟悉的豫西乡土语言;而在叙述语言中则吸收了一些欧化的成分。如在《流泪的红蜡烛》的开头,用了六个“在……之后”组成的介词结构的并列状语;《黑娃照相》的第一句,也是欧化的倒装句、复合句。我希望这样的句式能够增加语言的表现力和“讯息量”,造成跳荡的感觉和奔腾的气势。

把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织在一起,把乡土语言与欧化句式糅在一起,都属于对外来的表现手段的吸收。对此,我也曾有过踌躇和疑虑,唯恐失去我所表现的中原农村的“红薯味”。当我在一个农学院受了短期训练以后,才知道红薯是菲律宾的舶来品,而在中原农村广为种植的玉米,则是从拉丁美洲引进的。既然红薯和玉米可以被我们民族的土壤和肠胃所接受,变成自己的东西,那么,一些外来的文学表现手段,也应当是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村生活的文学可以消化的。

然而,诚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在艺术形式上,他却常常表现出[7]平庸,缺乏创造性。”当我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一些“土洋结合”的尝试时,也常常感到一个乡下大闺女用不好现代化妆品的懊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广阔庞杂的内容与比较窄狭拘谨的形式之间的矛盾”[8]所造成的懊恼。我将不断寻求解决这一矛盾的艺术途径。

当我就要结束这篇啰唆文章的时候,好像重新沿着我的短短的习作道路做了一次艰难的跋涉。我不是在叙说自己已经达到的,而是在说明我所追求的,其中可能包含着许多谬误。为了使自己能够在一条不那么好走的道路上走得好一些,我期待着检验和批评。1983年2月27日凌晨于郑州[1]《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前言。[2]曾镇南:《并不轻松的喜剧》,载《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2期。[3]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会》,《马克思全集》一卷。[4]《雨果论文学》第30页。[5]《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6]刘锡诚:《一条坚实的道路》,载《莽原》1982年第4期。[7]刘思谦:《在现实的发展中反映现实》,载《奔流》1983年第2期。[8]刘思谦:《在现实的发展中反映现实》,载《奔流》1983年第2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目  录

一 清明时节 /5

二 春荒 /5

三 “花狸虎”的悲剧 /8

四 吹牛不报税 /9

五 老杠叔和他的钥匙 /13

六 “这叫化学!” /14

七 血红的指印 /17

八 “不敢吃!” /20

九 饲养室里 /21

十 寨门外的呼喊 /23

十一 “毛主席,请您老人家原谅……” /23

十二 三口大锅 /24

十三 首犯是这样落网的 /26

十四 胁从犯与县委书记 /28

十五 李铜钟的供词 /29

十六 卧龙坡车站 /30

十七 在危急病号室 /32

十八 记住吧,人们 /33一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为什么总要下雨呢?那无声的、细细密密的雨丝,如同编织着银色的网,和纷乱的思绪纠结在一起,笼罩在地委书记田振山的心头。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车上,去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参加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平反大会。

这位支部书记离开人世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历史给人们带来多少意外的纷扰,开了多少严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人——李铜钟,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李铜钟。就是这样一个李铜钟,临死却变成“勾结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李铜钟了。

而现在,历史又做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尽管县委、地委对于李铜钟的平反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做出平反决定以后还有一些同志对此忧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还是决定亲自参加这次平反大会。为了让活着的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个阔别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个被野草覆盖着的坟头上去,为一个戴着镣铐的鬼魂去掉镣铐了。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颠簸着、疾驶着。田振山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山风把无声的细雨吹洒在他刻满皱纹的脸庞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十九年前的奇异的故事……二 春荒

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公元1960年春天。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光面净的库房旮旯里,偷偷哭起来:“老天爷呀!嗳嗳嗳嗳嗳……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要饭篮,嗳嗳嗳嗳......”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杠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传染给那些掂着饭罐来食堂打汤的老婆婆们,接着又传染给那些家里有孩子喊饥的年轻媳妇们,再往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无法抗拒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响着,李铜钟从大队部跑过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要伤身体哩。我眼下再去公社问问,说不定统销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部书记。这个百里挑一的强壮汉子,也明显地饿走样了。他眼皮虚肿着,好像能掐出水来,四方脸庞上塌下了两个坑儿。但他颠拐着七斤半重的假腿向村外走去的时候,却把屋里人张翠英递给他的柳木棍扔得远远的,穿着褪色军大衣的五尺四寸五的身个儿照旧挺得笔直,网着血丝的黑沉沉的大眼晴里还在打闪哩。那姿态和眼神都仿佛告诉大家:这个复员兵,还能打几仗哩。

李铜钟的心里却是沉重的。当他想着要向那位“带头书记”杨文秀要饭吃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和忧郁。

“带头书记”原来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他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渐渐感到,在县委大院里,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区、乡工作经验的人,往后能当上秘书,写一点“遵命文牍”就算到顶了,“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大发头”啊!因此,1958年,他积极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从此,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之内拿出符合这种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了。比如,他来十里铺上任以前,听说理论界提出了一国能不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他立即感到这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依次类推,得出结论说,一个公社首先进人共产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公社当然就是十里铺公社。因此,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他每天都要吸两包烟卷,那双好象用小刀子在脸上随便剜出来的小眼晴总是眯细着,眨动、闪烁着诡秘的光亮,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到前头,选择县委书记田振山没有外出的时机,向县委报喜。

过分卖力的时候,动作是容易变形的。上级意图——且不说这意图是否正确,一经杨文秀加工,就会变成一幅极其夸张的漫画。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钩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炉里,吓得李铜钟的屋里人连连祷告,千万别叫炼铜,因为她的男人是“铜钟”。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又指示各队:“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粉要搽在脸上。为了充分表现报纸上说的那种“老人赛过老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的冲天干劲,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

李铜钟用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一切,他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演戏,在给上级演戏,巴望着受到赏识和喝彩。他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耍他那花架子、木头刀。”

但是,李家寨也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得晚,一晚三分薄,秋庄稼又碰上“捏脖早”,夏秋两季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结果,两头的“不变”落空,只是经过“反瞒产”,才实现了中间那个“不变”。正是因为这个“不变”的缘故,在十里铺公社应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李铜钟不得不跛着腿,一趟接一趟地往公社跑着,向杨文秀汇报着使共产主义变得十分渺茫的春荒问题了。

每去公社一次,对李铜钟的忍耐力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第一次,是李家寨社员一天还能吃到“二大两”的时候,也是杨文秀把县委、县人委颁发的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奖状挂到墙上的时候。

“李铜钟同志,”杨文秀的声音是严厉的,“你知道是哪些人叫喊粮食问题吗?”

“知道。”

“哪些人?”

“贫下中农。”

“你说啥?”杨文秀困窘地把烟卷举在空中,怔住了,但很快又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说:“新中农吧,是新的上中农嘛,同志,你的屁股不要再坐到富裕中农的板凳上了。”

没等李铜钟回话,“带头书记”已经迈着跃进式的步伐,冲出了小会议室。

第二次,是李家寨眼看就要断粮的时候,也是杨文秀亲眼看见李家寨的榆树皮已被剥光的时候。

“李家寨的口粮是有点紧张。”杨文秀避开了李铜钟的黑沉沉的眼睛,“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啊,反两眼向上的伸手派啊,不是我不愿向县里要粮食,就怕那顶右倾帽子不好戴啊!”

“你把帽子给我。”李铜钟沉声说,“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

“不要意气用事嘛,同志。”杨文秀踱着步子,说:“口粮不足,不光你一个李家寨嘛。听说地委正开保人保畜会,咱县田书记去了。等他回来,听听精神再说。你们食堂菜地种得不赖,再顶一阵子嘛。”

李铜钟,你有多么坚韧的忍耐力啊。但是,历史证明,肚子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在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以后,食堂门口传来了社员们的哭声。虽然三天前李铜钟就托人给县委书记田振山送去了一封“告急信”,并按照李家寨坐头把交椅的文化人——会计崔文的建议,在信上画了三个像炸弹一样的“!”,但还没有收到回音。李铜钟只好再一次用他的假腿,“砰通”、“砰通”地敲打着公社门口的青石台阶了。

“铜钟,不用说了。”杨文秀推着自行车往门外走着。“田书记回来了,县委通知开会,专门研究社员生活,你回去等着吧。”

“可眼下?……”

杨文秀已经蹬上自行车,一阵风似的走了,但他回过头来喊叫:“萝卜!”

李铜钟回来了。路过好汉坡时,他觉得头晕,脚不把滑,一下子栽倒在路沟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积雪上,没有力量爬起来了。他很想就这样躺下去,永远躺下去,不再起来了。但他想起还有几百口人在等着他,想起县委在开会,说不定田书记已经收到了那封告急信。于是,他吞了几口雪,挣扎着爬了起来。当他走到寨门外时,已经挺直了腰杆,对守在寨门洞里等他归来的干部们说:“宰牛吧。”三 “花狸虎”的悲剧

“把我宰了吧,把我煮锅里吧!”在三队饲养室里,李套老汉死死抓住“花狸虎”的缰绳,愤怒地喊叫着:“谁的主意,吃牲口?干脆把我吃了算拉倒!”

队长小宽牵着牲口说:“套叔,你掂量掂量,保人、保畜,哪轻哪重?再说,这是大队的决定,俺铜钟哥拿的主张。”

“是铜钟?”李套老汉怔住了,他没想到这是他那个残废儿子的主见。论家法,他是“领导”;论国法,铜钟可是上级哩。看来,“花狸虎”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了。“中,中,你牵走,这几槽牲口你都牵走,咱散伙,咱不过了!”李套老汉松了缰绳,不忍再看“花狸虎”一眼,就坐在小板凳上,脸朝墙,哭起来。不多时,食堂屋后传来“哞哞”的牛叫声,他觉得那是“花狸虎”在叫他,这叫声好像一把刀剜着他的心,他眼前一黑,晕倒在草垛上。

几个社员把李套老汉抬到了家里。大队卫生室的王先生,拄着棍,匆匆跑来,用指头掐住李套老汉的“人中穴”,差点掐出血来,老汉才睁开眼,把窝在心里的那口气吐了出来。

儿媳妇小声问:“爹,好些儿没有?”

老公公只叹气,不吭声。

孙儿小囤儿趴在床头上问:“爷,谁惹你啦?”

爷爷只叹气,不吭声。

王先生把铜钟媳妇叫到外间,板着脸说:“人饿虚了,经不住急火攻心,没啥好方子,静养吧。”王先生叹口气,想着牛肉,拄着棍走了。

“花狸虎”已经被绳子捆住四条腿,卧倒在场上。它“哞哞”叫着,一双通人性的圆鼓鼓的眼睛,滴着蚕豆大的泪珠。它绝望地瞪着人们,好像在说:人啊,不要杀我,我还能犁地哩,七寸步犁也拉得动哩,杀了我,够你们吃几顿呢?李铜钟不忍心再看下去,悄悄离开了屠宰场。半路上,又忍不住勾回头,从立棱起来的军大衣领子上看了“花狸虎”最后一眼。为了不再让“哞哞”的牛叫声折磨自己,他拉下了棉帽耳朵。

铜钟听说爹晕倒了,急忙回家看爹。爹却偏过脸,对着墙,不理他。铜钟明白,爹是心疼“花狸虎”呀。记得是互助组转初级社那年,他带上复员费,跟爹去十里铺牲口市上牵回了这头牲口。俗话说,卖菜不卖筐,卖牲口不卖缰。他的复员费将够买这头大牛。爹就到山货行货场上捡了一根草绳,爹笑着说这是“金缰”,就用这根“金缰”把牲口牵了回来。一进村,爹就指着这头身上有黑色条纹的大牝牛,向社员们夸说:“俺牵回来一头‘花狸虎’,你看它那腿,就是四根柱。”家里窄狭,没处喂牲口,爹就把牲口挂到外屋大梁上。夜里,“花狸虎”啃断草绳,钻到里屋,吃了五斤棉花籽儿、六斤半谷种,还把装谷种的一口新铁锅撞到地上,摔了八瓣儿。“中,中!”爹又摸着胡子夸说,“好吃手,准是好套活。”转社时,爹叫翠英用扭秧歌用的红彩绸,结了个大绣球,挂在牛角上。爹又把一床新铺盖搭在牛背上,骄傲地牵着牛在村里游行,拐弯抹角走了四四一十六条胡同,才来到新盖起的饲养室。从此,他跟牛都在那里住下,度过了七个寒暑。如今,槽上虽说添了十几头大牲口,可爹对“花狸虎”总是有点偏心,他时常抚着牛背,说:“社会主义是辆车,靠它拉的头一程。”

眼下,铜钟站在爹床前,抱愧地说:“爹,‘花狸虎’岁口嫌老些儿……”

“不说这,不说这……”爹的胡子哆嗦着。

“爹,等来年丰收后,我还您牲口……”

“不说这,不说这……”两行眼泪从爹的眼角里涌出来。

“爹,您是说?……”

“我是说……”爹用胳膊肘撑起上半身,直愣愣地望着儿子,小声问:“你对爹说实话……党还要咱不要啦?……”爹忽然咬住被角,瘦削的肩膀猛烈地抽动起来。

“党要咱,党要咱。”铜钟抑止了内心的激动,凄然说:“党不知道咱忍饥……”

“那就好,那就好!”爹又挣扎着坐起来,哀怜地望着儿子,“那你这当支书的,万万不敢躺下,万万不敢。你没看看?乡亲们忍饥受饿,也没一人逃荒,没一声怨言,那为啥?就因为对党信得过。孩子,四五百口人的死活搁在你身上。爹知道,你肚里也没装一粒粮食籽儿,你要是饿得受不住,就想想民国三十一年是咋过来的,想想你那死在逃荒路上的娘,说啥也要把全村人领过这一春天。孩子,爹求你……求你!”

铜钟“扑通”跪在爹脸前,眼里噙着泪说:“爹,孩子我记住这话。”四 吹牛不报税

牛肉过了秤,连杂碎在内,一口人九两零三钱。为了把牛肉公平合理地装到社员肚子里,大队决定分肉到户。食堂里剩下的白菜、萝卜和烧煤,跟牛肉一起,连夜分了下去。时兴了一年多的集体食堂不声不响地解散了。

李家寨一百二十多座农舍里,已经生起煤火,响起了开水滚锅声。“花狸虎”跟另外几头老牛一起,在一百多个砂锅、铜盆、搪瓷盆里冒着热气,就要为人们尽着最后的义务了。

“我不吃,我吃不下。”大队长张双喜像下神一样闭着眼,盘腿坐在煤火台上,推开了女人端给他的青釉大瓷碗。

女人问:“你是跟谁怄气?”

张双喜忽然扬起巴掌,“噼啪”地打着自己的脸,说:“我跟它,我跟它!”

女人惊慌地按住他的手,说:“老天爷,这是你的脸!”

“我就打它!”张双喜又打着嘴说:“我叫你说瞎话,我叫你说瞎话!……你虚报产量,叫全村人跟着受累!……”这个四十岁出头的小个子庄稼人打着、说着,把嘴撇得像瓢一样,十分痛心地哭起来。

张双喜那两片薄薄的被旱烟熏得发黄的嘴唇,并不是生来就有说瞎话的爱好。他传染上这种像感冒一样使人头脑发烧、嗓门发痒的流行病,是在公元1958年。

那年麦子收罢,张双喜跟铜钟、崔文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那时节,省报印着红字的号外——张双喜把它叫作“外号”的,正在连续放射亩产小麦三千七百多斤、五千三百多斤以至八千七百多斤的丰收“卫星”,宣扬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跃进哲学和哲学的跃进,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批驳了“保守派”、“摇头派”、“秋后算账派”的种种谬论。

那年麦季,这个县尽管获得了空前的丰收,而且有了一个明年把粮食产量再提高百分之五十一点五的持续跃进规划,但在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这个县还是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啊,持续跃进的步伐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啊,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估计不足啊,等等,等等。

面对着地委的批评和党报的“外号”,县委书记田振山跟县委其他领导同志,怀疑自己是大大地落后了。他们感到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正在报喜的锣鼓声中震动、沸腾的土地,说不定当真到了马克思他老人家说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他们诚恳地反了自己的右倾,按照地委布置下来的指标,在三级干部会上宣布了一个“一年‘上纲’、两年‘过江’”的规划。

“带头书记”杨文秀早已摸透了上级意图,他立即在大会发言中宣布:十里铺公社一年“过江”,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他引用一首据说是十里铺的民谣,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幸福情景。可惜那时文化部门正开展着“全民皆诗人”的群众运动,由于都成了诗人,这首民谣的作者也就无从查考,有些诗句也已湮灭在诗歌的汪洋中了。有幸得到杨文秀的引用而流传下来的,只有这样几个警句:咱吃蒸馍,蘸白糖,你看咱过得瓤不瓤!咱穿呢子、大皮靴,你看咱过得得不得!咱乘火箭,坐飞艇,你看咱过得中不中!

田振山在台上连连点头,说:“中,中!”

台下,张双喜却向李铜钟耳语:“咱赶紧出去躲躲吧,一会儿把房顶吹塌了,别砸住咱!”李铜钟坐着没动,他紧皱眉头,不住地用“号外”纸卷着烟卷,像一个愤怒的火车头,喷出一缕缕呛人的浓烟。

大组会上,要各队报规划时,队干部都变得格外谦虚,互相推诿着,谁也不打头一炮。杨文秀知道张双喜口齿伶俐,讲话煽动性强,眼下又是特别需要这种煽动性的时候,于是,他点名叫张双喜发言。张双喜却用巴掌捂住半边脸,从牙缝里“丝丝”地吸着风说:“书记,我牙疼。”杨文秀鼓励他说:“不需要长篇大论,只要说到点子上,有个态度就行。”又带头鼓掌:“欢迎欢迎!”

张双喜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站了起来,而一旦站起来,说话就不由自己了。只见他咳嗽两声,清了嗓门,大声吆喝道:“那就长话短说,我跟俺支书、会计商量了,俺大队老落后,一年上不了‘缸’,只能上‘盆儿’,还是那二号盆儿。”在人们的哄笑声里,他露出最正经、最认真不过的神色,望着屋顶说:“啥时候过江'哩?等俺爬到‘缸'沿’上,吸袋烟,看看再说。”连那些最不爱笑的庄稼人,也都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张双喜神色庄严地坐回到半截砖头上,小声问铜钟:“啥样?”铜钟捅他一拳说:“大实话,是咱庄稼人的大实话。”崔文却踢了踢双喜的脚,往台上努了努嘴。只见杨文秀瞪眼望着他们,紫涨着脸,气得像吹猪一样。

谁能料到呢?李家寨就这样变成了右倾的典型。杨文秀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上缸”和“上盆儿”之争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十里铺公社的集中表现。所谓“上盆儿”,实质上表现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二流子的懒惰性,摇头派的摇摆性,保守派的顽固性。宣扬“上盆儿”论的人必须转变立场,首先在思想觉悟上来一个跃进,从“盆儿”上跃到“缸”上。

散会回来时,爱唱“路戏”的张双喜变成了哑巴。

崔文抱怨他:“双喜哥,你发言咋不讲点策略?反正,吹牛不报税。”

铜钟说:“我拥护双喜哥的发言,共产党为群众办事,就得石杵子捣石臼——石(实)打石(实),不耍嘴把式。”

双喜说:“反正,往后我嘴上贴封条,嘴角再站俩把门儿的。”

但是,1958年以后的运动多,三天两头要汇报运动情况。李铜钟的假腿没有张双喜的真腿好使唤,上公社汇报的任务,就像灾难一样落在张双喜的头上。

在爱国卫生运动评比大会上,开始学了一点“发言策略”的队干部们,有的说做到了“几净几光”,有的说几“臭”变成了几“香”。张双喜搁心里说:“天冷偏烤湿柴火——对着吹吧。”轮到张双喜汇报,杨文秀瞟他一眼,说:“好,这一回又看李家寨的了。”张双喜憋了一肚子气,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报复。他小声咳嗽着,用那种站不到人前的后进队长的胆怯声调,谦卑地说:“俺李家寨卫生运动也老落后,站不到人前头。可经过领导帮扶,向先进看齐,俺那才上碾的小毛驴儿总算养成了刷牙的习惯。……”真是一语惊四座,使得外队的所有汇报统统黯然失色了。张双喜看见杨文秀露出惊异的神色,暗暗拧开了钢笔帽,就不由地感到一种快意,一种进行了一次小小报复的快意。他想象着小毛驴儿摇着头刷牙的模样,便忍不住“哧”地笑了。几十张有胡子和没有胡子的嘴巴几乎是同时咧开,哈哈大笑起来。

“静静!”杨文秀用钢笔杆儿敲着桌子,问道:“小毛驴怎样养成了刷牙的习惯,怎见得它养成了这良好的习惯?”

这倒是一个难题。张双喜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中文系,却不乏形象思维的能力,他说道:“今儿清早我去三队饲养室,正碰上二夯家牵着那头白眼窝小叫驴儿走亲戚,小驴儿‘喯儿夯、喯儿夯’直叫唤,就是不跟她走。鞭抽它,它不走;鞭杆儿捣它,它不走。二夯家问那小驴儿:‘你是惊住啦?吓住啦?’驴摇摇头;又问:‘你是缺草啦?缺料啦?’驴又摇摇头。‘那你到底有了啥心事?’小驴儿仰着下巴颏,朝着二夯家直龇牙。二夯家吓得包袱丢地上,扯着嗓子直喊叫:‘哎呀套叔,您的驴咬俺哩!’饲养员李套老汉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来,看见小驴儿正龇牙,就对二夯家说:‘别怕,她嫂子,它不是咬你,它是怪我慌张,没给它刷牙。’李套老汉把小驴儿牵回去,一盆净水,一把刷子,都是消过毒的,给小驴儿上牙刷三遭,下牙刷三遭,牙槽里刷三遭,刷够三三见九这个数,才把缰绳递给二夯家,往驴腚上拍了一巴掌,说:‘走吧。’小驴儿就打了个响鼻儿,乖乖儿地跟二夯家走了,一路上尥着蹶子直撒欢儿。”张双喜擦去由于紧张地形象思维而在鼻尖上沁出的汗珠,朝杨文秀一摊手,说:“就这。”

杨文秀急急地往本子上记着,问道:“给牲口刷牙有哪些好处?”这一回,张双喜运用逻辑思维,答道:“免生口疮舌刺儿。”张双喜的汇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诚惶诚恐地从杨文秀手里接过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卫生先锋”。但他一出公社门儿,就把锦旗掖到腰里;回到家,又把它塞到墙窟窿里,从来没向别人提过它。

从此,每逢汇报某个运动的开展情况而又有杨文秀在场的时候,不知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还是牛顿的惯性定律,就在张双喜的嘴上得到一再的证明。比如,汇报扫盲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有老两口,都七十多岁了,夜里瞌睡少,老头就在老婆脊梁上画字儿,叫老婆认,直到鸡儿叫二遍。……汇报除“四害”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的猫娃饿得“喵喵”直叫唤,因为没老鼠吃了。只是消灭麻雀的成绩不老好,老祠堂屋檐底下有一窝麻雀漏了网,可等他拿着手电去掏窝,只摸了一手麻雀屎,原来这窝麻雀也搬家了。咦,这麻雀真是鬼能鬼能!

于是,杨文秀多次表扬了李家寨的转变。公社秘书小陶时常摇着电话机,喊叫:“喂喂,李家寨吗?双喜在不在?公社往县上写报告,杨书记特意交代,叫他再补充点活材料,活的!”

每逢张双喜回了这样的电话,就像吃了蝇子一样吐着唾沫,对崔文说:“呸,真叫你说对了,吹牛就是不报税。”但他嘱咐崔文:“可不敢叫铜钟知道,他要知道了,不用破鞋底打我的嘴才怪!”

去年秋后,张双喜终于受到了吹牛的惩罚。

那是他去参加公社核产会的时候,一进公社大门,就看见影壁墙上画着一幅图表,最顶上画着火箭,依次类推,是飞机、汽车、牛车、乌龟,上写“十里铺公社秋季产量评比图”。他想,我的身体不老好,坐火箭怕头晕,骑乌龟又老霉气。报产量时,他不往上挤,不往下靠,向中等偏上的大队看齐,多报了十万斤总产,坐上“飞机”回来了。

李铜钟一听说坐上了这号“飞机”,就向张双喜发了一顿脾气:“双喜哥,你也学会卖嘴啦?这镜子里的烧饼十万斤,是叫工人吃,是叫解放军吃?党中央、毛主席叫咱鼓实劲,没叫咱吹糖人,你就是吹出个天堂,叫谁住?”李铜钟放了一通“上甘岭上的炮弹”以后,就跑到公社说:“把俺那产量减下十万斤,我情愿骑乌龟。”但他一去就是十天。在公社后院小楼上,他跟那些坐上“牛车”和“乌龟”的大队干部们一起,叫反了十天右倾。等他回来的时候,在公社“反瞒产”工作组的指挥下,李家寨已经超额十万斤完成了秋粮征购任务。

眼下,张双喜照旧坐在煤火台上,像下神一样哭着、骂着:“你真混蛋,你不该坐那飞机!……”五 老杠叔和他的钥匙

九两三钱肉能产生多少卡的热量呢?

断粮第七天,李铜钟跟王先生在全村挨门检查了一遍。他发现,李家寨四百九十多口人,就有四百九十多个浮肿病号。有百十口人已经挺在床上不会动弹了。王先生铁青着脸,用拐棍捣着地,对铜钟说:“要是这两天还不见粮食,你就组织专业队,上西山刨墓坑吧!”

李铜钟探望的最后一家是“三堂总管”老杠叔。四天以前,老杠叔蹲在食堂库房里哭了一场以后,回家就病倒了。食堂库房里已经没有生的或熟的叫他操心,再也用不着一天十二遍地开门、锁门、出生、进熟、过秤、上账了,生活变得空虚而寂寞,支撑着他这把老骨头的精神支柱突然倾倒了。他躺在床上,掂着库房门上的那一串钥匙,长久端详着:“老伙计,咱得分手了。我不能带你去,那儿用不着你。……”

李铜钟和王先生来到老杠叔家门口,看见门头上挂的那块“光荣烈属”牌,止不住心里一阵难受,老杠叔的独生子是1944年跟皮司令走的,淮海战役时牺牲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这两位老人家比旁人更有权力过几天不知饥寒的日子啊!

李铜钟和王先生走进院子,正听见老杠叔在屋里喊叫:“花她娘……人死如灯灭,还做那啥送老衣?……你要心疼我……就拽一把棉花套子,叫我啃啃……啃啃……”

王先生听见这话,就像软瘫了一样,一下子歪坐在老椿树底下的捶布石上,说:“这病人我不敢看,不敢看,看着老难受。”

李铜钟一个人进屋了。老杠婶正用面布袋给老伴做送老衣,一见铜钟就哭了。她搬个小板凳,让铜钟坐下,说:“你叔眼看不中了,论说他活这六十多,也够他的了。俺啥也不想,只想他种了一辈子庄稼,管了一年多食堂,能叫他临走……临走有一把粮食籽儿嚼嚼。……”

老杠叔在里屋听见这话,就责怪老伴说:“你没问问铜钟吃的啥?我说铜钟,你就别听她瞎说……你过来,叫我再看看你。”

李铜钟走进里屋,坐到床沿上,攥住老杠叔的手,说:“叔,怪我没能耐,叫您老人家受恁大委屈。……”

“不怨你,孩子,不怨你。”老杠叔温存地望着铜钟,从腰带上解下那串钥匙,捧在手里说:“支部……群众信任我……叫我管食堂一年七个月……零八天。……我老没成色,只会开开门、关关门……办不了大事……不能为你分忧。往后……再来了粮食,选个靠得住的……把钥匙给他。”老杠叔嘴唇哆嗦着,手也哆嗦着,把钥匙塞到铜钟手里。

铜钟把钥匙还给老杠叔,说:“叔,说啥您也得熬过这两天。支部给田书记,就是来咱村搞土改的田政委,写了信,公社杨书记上县里开会快回来了。我估摸着,粮食该下来了。这钥匙,还得您管着。”

这时候,王先生推门进来,手里摸着一瓶鱼肝油丸,对老杠叔说:“哥,这是你大侄子从湖北捎回来的西药丸,按西医说,这是那啥营养药,一天吃几丸,兴比嚼那棉花套子强些儿。”他郑重地拧开瓶盖,倒出两粒,塞到老杠叔嘴里,又接过老杠婶端过来的一杯水,把药丸冲了下去。

大门外有人喊叫:“铜钟,铜钟,快,快!……”随着话音,崔文跑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杨书记打来电话……叫你去公社,口粮……有办法啦!”

昏暗的屋子里好像“唰”地一下充满了光亮。李铜钟大步噔噔走出屋门时,老杠叔已经叫老伴扶着坐起来,把那串钥匙重新系在裤腰带上。

这一回,王先生不是用拐棍捣地,而是在地上画着圈儿,说:“这比啥药都强!”六 “这叫化学!”

杨文秀在他生着煤火的小西屋里接待了匆匆赶来的李铜钟。他取出夹在笔记本里的一封信,从眯细着的眼缝里逼视着李铜钟,问道:“这封信是你写给田书记的?”

“是我。”李铜钟向信上扫了一眼,看见一行粗大的铅笔字:“如情况属实,应抓紧解决。”

“李家寨当真没一点粮食啦?”

“这样吧,书记,”李铜钟凄苦地笑笑,说:“你去尝尝李家寨那饭,那清水萝卜饭,不叫你多吃,只吃三天。”

“不管有多大困难,公社给你们解决嘛。”杨文秀想起,田振山把信转给他时,用那种困惑不解的目光审视着他,好像在说:啊?杨“带头”同志,你是这样带头的啊!这使他紧张而且懊恼。眼下,他把那封信折叠起来,装到衣兜里,说:“你就是不写这封信,公社也不会不解决;你写了这封信,照样还得公社解决嘛。”

“该解决了,书记。”

“那么,你说说,李家寨还有玉米皮、红薯秧吗?”

“你是说?……”李铜钟怔住了。

“红薯秧,玉米皮——包在玉米穗外边的那几片叶子。”

李铜钟寻思说:“玉米皮大部分垫圈沤粪了,红薯秧还有。”

“麦秸多不多?”

“麦秸?”

“对,麦秸。”

“麦秸不缺,牲口能吃到麦秸。”

“这就好。”杨文秀像是丢下了一桩心事,又对铜钟说:“走吧,我叫你看几样东西。”

“啥东西?”

“吃的。”

李铜钟跟着杨文秀,急急来到了会议室。只见柳树拐、椿树坪、竹竿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和食堂司务长们,正围着会议桌抽烟。公社秘书小陶已经把窗户上的雨搭卸下来,贴上了红纸,正用排笔蘸着黄颜色,写着“报喜”的最后一个“口”字。会议桌上,一溜儿摆着十几个八寸白瓷盘,盘上放着黑色、黄色、黑红色的块状、条状和圆锥形物体。

杨文秀对李铜钟说:“这次县委开会,传达了地委的精神,号召缺粮社、队大搞代食品,没等散会,我就提前回来,搞了试点,很成功,为解决缺粮问题找到了一条门路。”他指着盘子里的东西,宣布了世界上新出现的几个食物品种:“一口酥”玉米皮淀粉虚糕、“扯不断”红薯秧淀粉粉条、“将军盔”麦秸淀粉窝头,等等。他挨个儿地介绍了每一种代食品的原料、特点和优越性,那封“告急信”给他带来的紧张和气恼,都被这些营养学方面的重大发现抛到九霄云外了。

李铜钟觉得他面前出现了奇迹,但他的右倾思想使他对这些奇迹还有些疑问:“这是红薯秧、玉米皮做的?”

“你不信?”杨文秀拿起一块“一口酥”,送到李铜钟嘴上,说:“我请你吃饭,不收粮票,好就好在不收粮票。”

李铜钟掰下一块,细细品尝着。味觉告诉他,虽说有点发涩,可也没有太大的怪味;触觉告诉他,虽说有点哏牙,却也咽得下去;听觉告诉他,嚼起来沙沙作响,可这是玉米皮做的哩,能跟“八五粉”比吗?他在懊恼,玉米皮不该铡碎垫圈。按照杨文秀的指点,李铜钟品尝了每一种代食品。他觉得,那种“扯不断”淀粉粉条更接近粮食的味道,暗暗庆幸三个队的红薯秧还保存完好。

“铜钟同志,”杨文秀郑重地说,“李家寨的唯一出路,就是大搞代食品。抓住这一着,一盘死棋就下活了。”他发觉李铜钟脸上还蒙着疑云,又说:“这没有什么神秘嘛,不外乎把玉米皮、红薯秧煮煮、碾碾、沤沤、蒸蒸,起一点化学变化就是了。”最后,他加重语气说:“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要彻底打破在缺粮问题上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思想,迅速开展大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铜钟,事实证明,反右倾可以反出粮食,反出吃的,灵得很!”

李铜钟没有注意这个意味深长的警句,他完全被这些奇妙的代食品吸引住了,他要求说:“最好请先进队派人到俺李家寨指导指导,叫俺明天就吃上这‘一口酥’。”

杨文秀指着柳树拐大队党支部书记说:“石头,包给你了。”

刘石头跟李铜钟是老伙计,去年秋天,他俩都骑过“乌龟”,住过公社小楼。刘石头满口答应:“没问题,包你一学就会。”

“那咱眼下就细说细说。”李铜钟拉着刘石头,走出会议室,钻进了书记屋。他掏出小本儿,拧下钢笔帽,说:“俺队红薯秧还不少,你先说说红薯秧咋着做粉条?”

刘石头瞪他一眼,说:“咋做?用粉芡做呗!”

“红薯秧也能做粉芡?”

“咋不能?如今兴坑人。不光红薯秧能做粉芡,猪毛也能炸丸子。这叫化学!”

李铜钟觉得一瓢冷水从他头顶泼下来,但他还抱着一线希望,问道:“那‘一口酥’?”

“掺了一半玉米面。”

“那‘将军盔’?”

“人吃了没一点益处,落个牲口没草吃。”

全部希望顿时化为灰烟。李铜钟好像受到谁的捉弄似的,愤懑地站了起来。他忽然想起,那年他病倒在逃荒路上,昏过去了,不知是谁用星星草捅他的鼻子,叫他打了三个喷嚏。

“杨书记知道底细吗?”铜钟问石头。

“敢叫他知道?”

“石头哥,你也学会哄人啦?”

“不哄他,他尅咱;哄哄他,他舒坦。啥法儿哩!”

“石头,咱共产党不能这样胡来!”

刘石头把脸仰到李铜钟眼皮底下,说:“你看看,兄弟,你看看,我刘石头像那号说瞎话的人不像?可我是属鼠的,听俺娘说,我生下来就胆小,十五岁那年,俺哥、俺姐架住我,我才敢看看死蛤蟆。打从年前咱俩住了公社小楼,我就落下个心跳的病,一见杨书记,心里就‘咚咚咚咚’,跟敲鼓一样。你没听人说?不怕苦,不怕累,就怕公社小楼上‘背靠背’。我算叫反右倾反怕了。”

李铜钟拉下棉帽耳朵,不愿再听下去。他很想痛哭一场,而终于没有哭出来。

公社大门外,响起了热闹的唢呐声和锣鼓声。杨文秀和椿树坪、竹竿园大队干部,还有十里铺的几个吹鼓手,站在一部“热特”拖拉机的大拖斗上,带着神奇的食品,去县委报喜了。

李铜钟忽地抓住刘石头的袄襟,推搡着他说:“石头哥,你去赶上他们,抓住他们,趴下磕个头说,咱都改了吧,我往后再不说瞎话,你们也别再逼着我说瞎话,我求求你,求求你,看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面上,咱都改了吧,改了吧!”

刘石头吃惊地望着铜钟,突然蹲地上,捂住脸哭起来。七 血红的指印

就这样回去,把绝望带给李家寨吗?李铜钟像一头愤怒而疲惫的狮子,在公社门口的雪地里徘徊。他似乎看见四百多双饿得发黄的眼睛,眼巴巴盯着李家寨东南的赶集路,他们的瘸腿支书将从这条路上回来,给他们带回吃的,而瘸腿支书要对他们说:“乡亲们,咱忍饥受饿,因为咱是傻子,不懂化学。……”

李铜钟啊,在社员们十天没吃一粒粮食籽儿以后,你还有什么办法使他们免于死亡呢?你能叫麦苗儿今天夜里就起莛儿、明天清早就扬花儿、不到晌午就结籽儿吗?你能叫“反瞒产”反走的十万斤粮食长上腿,回到李家寨吗?你能对社员们说,民国三十一年的经验证明,北山裤裆沟里的白甘土可以当粮食吃吗?要不,你就狠狠心,说,乡亲们啊,可怜我这个一条腿的人没能耐,挑不动这副担子,请大家掂上打狗棍,自谋生路去吧。然后,你就把一级残废证装到玻璃框里,用竹竿儿举着,领着婆娘、娃娃,去荣誉军人休养所要碗饭吃吧。

不能,不能,不能哩。要是世界上没有饥饿和寒冷,还要共产党做啥?共产党员李铜钟啊,你跑到鸭绿江那厢打狼,你瘸着一条腿回家,难道是为了在乡亲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抛开他们吗?支部书记李铜钟啊,你这一辈子能有几回像今天这样检查你对人民的忠诚,考验你的党性啊!

李铜钟的胸膛里燃起了一场大火。只有那条必然给他带来严重后果而又不能不走的道路好走了。这条路走得通吗?他不知道,但他大步颠拐着,向西山脚下的靠山店粮站走去了。

在粮站里,一个一条胳膊的中年汉子,正爬在梯子上,用胳肢窝夹着扫帚把,用一只手挥动扫帚,清扫着库房上的积雪。他的动作是那样熟练,好像使用扫帚本来就是一只手的工作,而且必须用左手。

这是李铜钟的战友——粮站主任朱老庆。在朝鲜大水洞消灭美军二师三十八团的战斗中,他俩一个折了胳膊,一个断了腿。断了腿的给折了胳膊的包扎了伤口,折了胳膊的把断了腿的背到了急救站。后来,他们一起回国,进了荣誉军人休养所,又同样因为过不惯请吃坐穿的日子,一个复员务农,一个转业到了粮站。

“你好啊,司务长。”李铜钟站在梯子下面喊叫,用的是部队里的称呼。

一张发黄的长满黑胡楂子的脸庞从梯子上扭过来:“咦,是二班长,啥风把你吹来啦?”

“报告司务长,我来要饭吃。”李铜钟的表情是严肃的,毫无开玩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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