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曼著,丁进军整理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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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历史的见证人试读：
我的新闻生涯片断（代序）
我从事新闻工作已70年，经历不算太复杂，但这一行业的许多工种我都干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和岗位上，我都有一些感触，但体会最深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的利益、为真理而斗争最需要勤奋。天才来自勤奋，勤奋地工作和学习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必备的最宝贵的品质之一。
绝处逢生
我在小时候常听人说武训讨饭兴办义学的故事，有些乡亲们对武训的事业很尊重，把他与孔子、孟子相并列，称他是山东的第三个“大圣人”。他的思想也影响到某些人家，让自己的孩子上学，不过，对我家没有什么影响。1924年，我出生在山东省冠县邹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长年扛长活、打短工，祖祖辈辈没几个识字的。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时，我也很眼馋，哭着闹着要求上学，但父亲不同意，因为一个学期缴纳一元钱的学费也困难，而且又影响干活。还是热心的校董们，每年开学时都登门劝说，父母才勉强同意我上了小学。
1937年夏天，距家不远的卫河决口，造成洪水泛滥，日本帝国主义又挑起了侵华战争。本来就过着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穷日子，加上这天灾人祸，简直是走投无路了。接着，鲁西北一带，土匪之乱像狂风一样骤起，他们到处抢劫，有些人经不起诱惑，同流合污。我是决心挨饿也不走这条路。
正在这时候，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十支队突然来到我们村庄，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教给我们唱抗日的歌曲，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和群众亲如家人，支持聊城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坚持抗战的行动，加上我早就听到过逃荒到山西的乡亲们回来说，共产党是救穷人的队伍。因此，十支队就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我。他们在村里组织儿童团时让我当了团长。我要抗日，不当亡国奴；我要活，不再像父亲那样做地主的牛马。但当我向父母亲提出要参加八路军时，他们却坚决不同意，因为这随时都可能在战斗中牺牲，又不能挣钱养家。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我说：“我死了还有两个弟弟。”他们的思想也不通。我只有采取断然措施。一天早晨，我以到姨家探亲为名，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革命。后来家里人两次找到我，要我回家，我都坚决拒绝。特别是在1941年，家乡在日寇统治下土地荒芜，人们没饭吃，我的祖母、姑母、伯母都饿死了，妹妹被卖做童养媳。汉奸们把父母亲和弟弟做人质，要他们劝我回家，不当八路军，并要挟说，如果不把我叫回家，就把全家杀光、烧光。我既痛苦又愤慨，向父亲揭露了敌人的卑鄙阴谋。好在父母亲深明大义，在他们的斗争下，汉奸们没能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直到党领导的部队收复了家乡，抗日政府实行生产救灾，特别救济了抗日家属，家里人才都活下来。
参加革命后，我希望继续学习。范筑先将军在1938年11月15日壮烈牺牲，鲁西行署创办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筑先抗战学院。行署主任段君毅为名誉院长，设有中学班和师资班，我被送到学校参加中学班学习。中学班设有文化（语文、史地、数理化、生物和英语）、政治、军事课程。教师和领导干部主要是党在原范筑先政治处工作的政工干部。我们身穿军衣、全副武装，和抗日军政大学鲁西分校一起活跃在鲁西辽阔的大平原上，多次遭遇到日寇的扫荡和突然袭击。我在学习之外还负责刻钢版、印讲义，任学生会主席、语文课代表，办壁报。我兴趣最大的是语文课，经常给壁报写稿，有时还给《鲁西日报》写简短的反映学校生活的消息，为边区文联的征文投稿。
在1944年2月中学毕业时，我被冀鲁豫区党委分配到冀鲁豫边区文艺工作团，文工团是搞抗日文艺宣传工作的，内有表演、音乐、创作组等，我参加了创作组。1944年3月间我写了《父母的思想转变了》、《献给我的妹妹》两篇400多行的自由诗，接着就到冀鲁豫边区对敌斗争比较紧张的鄄城县北部，参加民兵联防，体验生活，搜集创作材料，宣传抗日，同民兵一起生活、劳动和战斗。
深入实际生活告一段落的时候，1944年9月冀鲁豫区党委调我和陈勇进同志到《冀鲁豫日报》社工作，我们在冀鲁豫区党委组织部岳肖峡同志处办了党组织介绍信，兴高采烈地来到报社，从此开始了我的新闻生涯。
战火考验
我到《冀鲁豫日报》后，开始是在通讯科长马冰山同志领导下做通讯工作，每天写些信，组织通讯员为报纸写稿。1945年夏收后，被派到滑县开展通讯工作。滑县县城被敌人占领着，但城外农村的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在赵紫阳、纪登奎等同志领导下搞得很有成绩，是冀鲁豫的重点县。我和爱人武曼丽到这个县后深入到区、村，把通讯网建立起来，组织通讯员写了一些反映大生产的稿件，同时自己也写了一些简短的消息。应当说，这时我基本上还不太会写新闻报道。徐王营村王文堂领导的生产互助组搞得非常好，在全县是个典型，我采访后写了一篇12000字的通讯，报社总编辑罗定枫同志亲自审阅后，认为太长，不能发。我主要是写了互助组的发展过程、做法、经验、成就，没有去芜存精，要点不突出，既不像工作经验介绍，也不像报告文学。后来，我也没有改写，就这样把它枪毙了。一张四开四版的报纸，在战争环境中，发这样一篇没抓到要点的东西，当然是不可能的。结果，一篇内容很丰富的互助组的报道，由于没写好而没起到作用，被浪费了，实在可惜。这是我新闻生涯中遇到的第一次挫折，它像刚生下来的一个婴儿夭折了一样，使我感到痛惜。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但他们不肯向八路军缴械。我和报社领导刘子毅等几位同志随冀鲁豫军区部队进军开封城，参加了收复滑县、封邱、延津县城时对日伪军的作战报道，因敌我力量悬殊，开封城未打成，中途折回。1945年底，新华社冀鲁豫分社（当时叫广播科）成立，我被调到分社当记者，分社和报社是在一起办公的。1946年初，冀鲁豫军区部队解放伪军长期盘踞的东明县城，迫使伪军杜淑部5000余人全部投降，我采访了这一战役，写了收复东明城的新闻和通讯，报道初获成功，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的领导同志对报道表示满意。
1946年7月，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和冀鲁豫分社成立了以齐语同志为团长，由方德、吴象、阎迺一、陈勇进和我共6人组成的新华社晋冀鲁豫军区前线记者团。从1946年8月开始，我随军采访和报道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直接指挥的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等多次著名战役。在对这些战役的报道中，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严峻的考验。
1946年6、7月间，蒋介石反动集团撕毁停战协定，纠集270万兵力，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占了许多城镇和村庄，把中国人民抛入内战。我们坚持八年抗日战争的成果，面临着全部丧失的危险。记者团8月5日在冀鲁豫日报编辑部召开军事报道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我们的报道任务。我们认识到，蒋介石集团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决心走上卖国、独裁的道路，我们要进行爱国自卫战争，必须坚决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会后，我们立即精神焕发地奔赴各纵队。
8月6日，我与分社、报社的同志以及爱人、儿子匆匆告别，和吴象同志及大军区的摄影记者高帆同志一路同行，寻找部队。由于雨水多，原来平缓的田间土道，经过大队人马的践踏和车碾，变得沟沟坎坎，泥泞难行，我们一路在泥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好在我们是轻装步行，身上只背一个旧布书包，内装有自来水笔、笔记本、牙具，包的挎带上系个茶缸。当时，这就是我的全部行装和战斗武器。近晚时分，同行的吴象、高帆两位同志找到了第三纵队，留了下来。翌日一早，我一个人继续前行，8点多钟到达东明县城，找到了第六纵队，见到了司令员王近山和政委杜义德同志。我没有带介绍信，把我的记者名片交给他们。他们接待我时的和蔼态度和亲切谈话，使我紧张的心情即刻平静下来。他们把我介绍给纵队宣传部长唐平铸同志和其他一些负责宣传报道工作的同志。从此，我开始成为刘邓大军第六纵队的一名新战士，和指战员们共同生活、战斗在一起。
8月7日，我在日记的扉页上写道：“在爱国自卫战争中，把我们的报道工作做好，不使人民和军队的血汗无声无息地流过去。”暗暗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为粉碎敌人对冀鲁豫解放区的进攻和配合中原、华东的解放军作战，我晋冀鲁豫刘邓大军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8月10日至21日对陇海铁路开封至徐州一线的敌军展开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歼灭敌军16000余人，解放兰封、砀山、虞城、杞县、通许五城，破坏铁路150余华里。我所在的六纵，仗打得很好，在兰封车站消灭了敌人一个坦克连，这在当时是个颇不寻常的胜利，很振奋人心。我写的《被解放的坦克队》通讯，新华社广播以后，解放区报纸普遍刊登，我看到山东出版的战争通讯小册子中，把它作为第一篇刊登出来。这次战役，除写了我军的奋勇作战以外，我还对人民的后勤支援、杞县城收复以后人民欢天喜地的情景和敌占区人民的苦难等一些侧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报道。因此，这次报道受到总社表扬。
陇海战役告一段落，我回记者团汇报工作，之后顺便到距记者团不远的《冀鲁豫日报》社，看望了我的爱人和孩子。夜间，当他们睡着了的时候，我写下了临别赠言：“蒋军的进攻给人民带来了灾祸，千万人民战士为反抗灾祸的来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作为人民战士战死了，你可不要难过！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人民而死的。疯狂的敌人继续扑来，当我牺牲了，那么，最后消灭敌人的工作就要由你们来继承。孩子从小就应该让他学斗争，长大了就要坚决打敌人，不做奴隶。”
果然，新的战役很快就打响了。陇海一战等于在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大动脉上猛砍一刀，打乱了敌人的整个军事部署，慌了手脚的敌人四处调兵遣将，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多万人的兵力，在陈诚、刘峙、范汉杰指挥下，从徐州和郑州东西两线气势汹汹地向冀鲁豫解放区展开进攻，妄图占领我菏泽、济宁中心城市，消灭我刘邓大军。而我们的部队只有4个纵队、12个旅共5万多人。在这种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犹如泰山压顶的险恶情况下，刘邓拟定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英明决策。西线敌人分四路向菏泽城猛扑，其中一路是敌军主力整编第三师，它骄傲、猖狂，孤军冒进，9月3日被我军诱至定陶地区预定战场，在大杨湖一带村庄将其分割、包围，一举歼灭。进而扩张战果，在9月3日至8日的6天内，歼灭敌人4个旅，17000余人，活捉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这次战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军历史上，定陶战役是一个典型的战例，被广为传播。刘伯承司令员在六纵司令部作战室指挥定陶战役时，我在他身边，目睹了他指挥这一战役的全部过程。当整编第三师被歼灭时，我及时发出了战报，经过在基层的采访，我根据在大杨湖村消灭整三师主力59团的六纵的英雄事迹，写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后来我特别以《在战役指挥岗位上》、《定陶战役中的刘伯承同志》、《肥城桃熟了的时节》为题写了报告文学，被选入《刘伯承回忆录》、《刘伯承用兵录》、《刘邓大军征战记》等一些书中，成为反映刘帅如何指挥一场著名战役的重要历史记录。
在经常移动的战争环境中，交通十分不便。记者团团部随刘邓总指挥部活动，有一部用手摇马达发电的电台可直接向在邯郸的新华总分社发稿，而到各纵队采访的记者同记者团之间没有电台联系，记者写的稿件主要通过民用交通机构或请来往办事的人传递，很不及时。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我一般是一面通过民用交通局邮寄，或请人把写好的稿件捎带到记者团团部，一面在一个战役采访结束以后，迅速回到记者团团部，补发记者团没有收到的我的稿件，整理我还没来得及写的材料，同时向记者团汇报工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了解总社的报道方针，研究改进下一步的工作。在解放战争开始时，我缺乏采访大规模作战的报道经验，及时总结经验非常必要。
在陇海战役以后，前线记者团就我的工作在《战友报》（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和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合办的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对某记者采访工作的研究》的文章。文章说：“陇海战役第一阶段刚结束的时候，在某部采访的记者抓紧时机于8月26日到记者团总结了20天的工作，我们研究了他的报告后，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供参考。”文章谈到，记者团根据我提供的材料编发的一篇兰封反击自卫战的通讯，“16日拍发邯郸，因为时机很紧，延安总社也很迅速地转播了，并来电表扬，通令分社学习”。文章指出，“我军缴获蒋军一个完整的坦克连，是史无前例的战绩，某同志对这个问题抓得很紧，除大力搜集战斗材料以外，还从俘虏口中搜集不少材料。可惜寄回来的稿件，直到他回来的时候才接到，这是一个损失，幸亏他回来了，这个稿件得到补救”。文章谈到我对解放杞县的报道时说：“某同志对杞县的报道，我们认为比较完满，他从杞县重获解放到民主政权建立、救济灾民、群众参战英雄及战勤工作经验等各方面报道出人民爱国战争的特点，可以说是这次报道新解放城市的一个范例。可惜对兰封的报道没有像对杞县的报道那样全面，在兰封解放的第二天晚上即随部队转移”，“我们完全同意他自己的检讨，‘是由于对兰封在全国的政治意义估计不足’”。文章说：“某同志这次执行了记者团的规定，记者应驻司令部机关，以了解全面战局的发展，然后到最突出的部分，进行突击，进行下层的采访，因之，对于所在地的战斗一般没有漏掉。”为了广为搜集材料，我在部队比较注意他们出版的各种报纸，文章说：“某同志把某支队各大队（即六纵所属各旅）所出的小报，搜集了一大批寄回，我们根据这些小报整理了不少的稿件播去邯郸，延安又广播到全国。”
前线记者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这对完成宣传报道任务和培养记者非常重要。在定陶战役之后，记者团团长齐语同志就我们对过去两次战役的报道工作做了总结，并以《爱国战争报道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在《战友报》上发表文章。文章进一步谈到了我的工作。
陇海战役以后，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在部队设立军邮，我比较重视通过军邮传递稿件，这比过去发稿更有保证。齐语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对我这样做表示赞赏说：“建立军邮后，参加大杨湖战斗的记者于9月7日上午7时交给邮局的稿子，到下午6时记者团就收到了，使大杨湖消灭蒋军第三师的战斗通讯，不出两天工夫，延安新华总社就广播到全国去了。”文章对我定期回记者团汇报工作的做法表示肯定，强调说，记者在采访工作告一段落时，一定争取时间回到记者团部，一则总结工作，一则写出所搜集的一切材料，补救交通困难造成的损失。“陇海战役参加杞县战斗的记者执行了这一决定，他于战斗结束后，机动地从数百里外返回记者团部，把杞县重获解放到民主政府恢复秩序、进行善后救济及总结战勤工作经验等，作了全面的报道，如果不是迅速回来，而是等由交通局寄稿，恐怕再等上两个星期稿子也不会寄回来。事实也证明，这位记者所写的在兰封车站反击蒋军坦克的稿子，是8月15日左右寄出的，直到他8月25日回到团部两三天以后，才寄到团部来。”
当时我们的记者人数很少，有的纵队派有一个记者，有的还没有，即使有一个记者，只靠我们自己单枪匹马地干，也很难报道好。因此，有的记者到部队后，就在那里组织由部队同志参加的记者团，这是一条很好的经验。我是做过报纸通讯工作的，知道发动群众写稿的重要性，因此，我立即根据其他记者的经验在六纵建立了记者团，但我的做法与别的同志有所不同。齐语同志肯定了我的做法，他在文章中说：“另外一位记者也根据前一位记者的经验，在所在单位组织记者团，但该记者团是由该单位政治部的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指定各旅团的宣传科长及宣传干事为专任记者，而我们派去的那位记者只是从旁鼓励与提供意见予以协助。他在不妨碍自己采访任务的情况下，也给该单位的小报写稿子。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推动了该单位的通讯报道工作，而且还组织了不少的稿件寄到团部来。特别是该单位出版的油印小报上所刊登的许多英勇故事，广播到邯郸总分社和冀鲁豫分社，这些小报的投稿者，无形中均成了记者团的骨干通讯员了。”齐语同志进一步谈到，我所在的六纵“在陇海和大杨湖两次作战中均称模范，受到军区首长通令表扬，而他们这两次战役的通讯报道工作也做得比较有成绩。如司令员王近山同志督促其政治部出小报，政委杜义德同志写文章号召全军：‘不但仗要打得漂亮，而且通讯报道工作也要做好。’在这种影响下，六纵的旅长、团长也都注意了报道工作，有的旅长为记者详细讲解战斗故事，有的团长亲自下手写稿，而宣传部长唐平铸同志负责领导该部的记者团，亲自伴随我们的记者下部队采访，宣传科长苏众同志担任记者工作，写了一篇出色的大杨湖歼灭战通讯。”
在当时记者少的情况下，齐语同志认为我的采访活动形式是可取的，他在文章中说：“记者到部队去采访，究竟驻在什么地方合适呢？有的同志主张记者应驻在政治部的宣教部门，或者一下去就到连队里深入下层，但记者团一开始就规定了：记者一定要驻在司令机关，以便了解和掌握整个战局的发展及变化，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参加到主要战斗方面，深入下层采访。如大杨湖战斗中，第一天晚上担任主攻的是六纵16旅，第二天晚上就换成17旅，如果记者当时不驻在指挥机关，而是驻在政治部，或者已经下了连队，就无法了解战斗及敌情发生的变化，并及时选择采访报道的主要战斗方面。假如一到前线就深入到团或营去采访，而根本不与司令机关负责人密切联系，也就无法与该部负责指挥的人员及时研究战斗的特点及其政治意义，而这对掌握分寸而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十分重要。”
为了客观和真实地介绍我作为前线记者的一些情况，我具体地引用了记者团和齐语同志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实际上，我当时虽然做了一点工作，但很不够，特别是有些稿件的质量不高，缺乏深度，有些有质量的稿件，也多是经过编辑辛苦加工或领导同志修改的，如《被解放的坦克队》一稿，它是经过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审定修改后发出的（当时刘司令员、邓政委和张际春副政委等领导同志都亲自为记者团审改一些重要稿件）。这主要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政策水平、文化水平低，下苦功不够造成的。当时的经验和做法，也是在解放战争内线作战的具体情况下产生的，后来，记者的人数增加了，通讯条件也有了改善，其他同志总结出的报道经验也更多了。
新的战线
1947年2月豫皖边战役以后，部队撤返豫北进行一个月的休整，此时，我被调回《冀鲁豫日报》作了几个月的军事编辑。到7月初，我同报社、分社的几位记者随冀鲁豫军区部队渡过黄河，开始在黄河南岸的鄄城、郓城、郓巨、临泽等县报道游击战争。这对我来说是一条同敌人斗争的新的战线。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我在刘邓大军采访的这个时期，正是敌人全面向解放区进攻的时期，在冀鲁豫战场上，我军甩开城市，集中兵力大踏步进退，从陇海到豫皖边等一系列战役中，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1947年2月之后，敌人转为重点进攻，但我军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于6月30日晚强渡黄河，突破敌人号称“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对敌人展开战略进攻，敌人被迫转入重点防御。到1947年7月的时候，敌我战略态势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但是，对黄河南岸游击战争的报道仍然是很重要的。
新华社负责人陈克寒同志1947年8月间来到冀鲁豫边区视察新华分社的工作，经过调查研究以后，他在8月25日给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和新华总社的电报中说，冀鲁豫的报道中心“应为黄河南岸的游击战争”，“加强黄河南岸（陇海路以北）的新闻报道工作，以黄河南岸游击战争之坚持，不少可歌可泣事迹堪与华中媲美，但报道远落后于实际。今日（黄）河南为敌我斗争的焦点，有时是拉锯游击场所，有时又成为大战场，全国视线集中于此，无论是就晋冀鲁豫还是全国范围说，应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之一。”从克寒同志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报道好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总社领导很重视。
黄河南岸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北靠黄河，南临陇海，东西为津浦和平汉铁路，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岸的人民有光荣的历史斗争传统。在唐朝时是王仙芝、黄巢领导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地方，在宋代是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乡。抗日战争中，我亲眼看到过当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地同日寇和汉奸的生死搏斗；解放战争中，我军同敌军在这里反复较量，进行过9次重大战役，成为双方争夺的大战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黄河南岸人民为保证我军的胜利，为埋葬蒋家王朝，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特别在敌军和我军双方争夺的拉锯状态中，群众和干部遭受的苦难是极为深重的，但是，他们同敌人的殊死斗争可歌可泣，气壮山河。敌人的罪恶罄竹难书，人民的痛苦不可名状。人民对我党我军的感情，比山高，比海深。我同他们一起生活和战斗，报道了他们不屈不挠地坚持武装斗争、坚持生产、保证对我军提供人力物力等各种后勤支援的英雄气概和光辉事迹，揭露了敌人的滔天罪行。
这个时期，我采写了《边鲁吉武工队》、《独立坚持的郓城三区民兵》、《宋江河畔的人民》、《二分区军民胜利坚持腹地斗争》、《民兵英雄马广安》、《少年英雄小起》、《肉是你的，骨头是我的》、《那时逼得真没法过呀》、《宁死不屈的皇甫政委》等40多篇通讯报道，刊登在《冀鲁豫日报》或《人民日报》上，或由新华社广播。有些报道取得了比较好的宣传效果，通讯《肉是你的，骨头是我的》（《人民日报》刊登时改为《老根嫂》），写一农妇在敌人的酷刑下如何坚贞不屈，得到读者好评；《杀人偿命，倒粮还粮》的报道，讲到地主把反攻倒算中倒回的粮食，吹着喇叭如数送还。报社领导白映秋同志认为，这条报道好，大长了农民的志气。
到1947年底，战争在蒋管区展开，敌人固守城市，黄河南岸的形势已趋向缓和，我即被调回黄河北岸。这一时期对游击战争的报道，不像在野战军报道历次战役那么紧迫，喘息的时间还是有的，但因为同敌人周旋，活动的地区又广，身背小包袱，出入青纱帐，同样是很艰苦和危险的。我们有的同志献出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在河南郓城游击区和我一起采访并共同写了不少通讯报道的亲密战友周川同志，他和游击队一起出入在青纱帐里，常常遭受大雨的浸淋，情况紧急时，常常搞不到饭吃，工作又十分劳累，结果身患重病而逝世。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记者，在病危时曾很希望恢复健康，继续为党工作，他说：“我如果能活到40岁，在这18年中，我更要好好干！”但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新闻事业的共产党员周川同志，年仅22岁就离开了我们。由于他在坚持游击战争和宣传报道上有突出贡献，在1947年获得《冀鲁豫日报》社甲等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
黎明时刻
1948—1949年，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敌人的重点防御战略宣告破产，是人民取得决定性和全面胜利的时刻。党为迎接这一胜利，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之一就进行整党。我在1948年春参加了冀鲁豫区党委直属机关的整党学习，对几年来工作中右的和“左”的错误，以及思想上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进行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和反对“客里空”的认识和觉悟。在3个月的脱产整党学习之后，我又开始做通讯工作，担任《冀鲁豫日报》通联科科长。报纸的通联工作，是办报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工种，特别是在专职记者较少的情况下，报纸所需要的稿件主要靠通联工作的开展，由通讯员提供。做这一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打新闻工作的基本功，年轻的记者、编辑刚参加工作时，一般都经过这个工种的训练，至少在当时的《冀鲁豫日报》是这样做的。我们这个科有10多个青年同志，在报纸编委会领导下热情地工作，后来这些同志多数都成为新华分社、杂志社、地委和研究单位的负责人，成为能写能编的笔杆子。
1948年11月间，我们在工作中认真地学习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于当年10月间《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这是一次颇有成效的新闻业务学习。少奇同志的谈话击中要害，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和新鲜。他对新闻工作的看法和提出的一些要求，很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比如他说：“你们的工作还没有上路，我的估计是这样的。你们的工作还有些绿豆芽，没有长成树，还在生长阶段，但生命力很强，将来是会上路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为了“上路”，我想首先最紧迫的就是要努力学习。在这次学习中，我写了15000字的学习心得。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对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人民记者的任务、工作态度、新闻观点、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比较深入和具体的检查，并在报社、分社全体采编人员会议上作了学习体会的发言。这是我在新闻工作岗位上进行的较为系统而且印象最深的一次新闻业务学习。我根据这次学习的精神，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今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政策和新闻业务的计划。我认为我们是很幸福的，毛主席于当年4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这两个文件为我们党的新闻工作制定了明确和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使我充满信心，经过自己的努力，工作一定“会上路的”。
当时新华社冀鲁豫分社和《冀鲁豫日报》仍在一起办公，没有分开，我们的通讯工作既是报社的一部分，也是分社的一部分，组织的稿件，供报社和新华社两家共同使用。在业务上归新华社晋冀鲁豫（后改为华北）总分社领导，对下则领导各地委的通讯支社、县委的通讯站。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和我们的努力，在1949年4月间，我们的通讯网已有支社7个，通讯站40个，通讯员4560余人，特约撰稿人430余人。大家写稿较多，如在1949年3月份一个月，我们就收到600多人写的1500多篇稿件，集中地报道了参军、归队和优军等工作，对当时进行的参军、归队等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经过两年半艰苦的解放战争，1949年初冀鲁豫全区都已经解放，党的主要工作是继续支援前线，将革命进行到底；搞好工农业生产，开展生产运动；结束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我们的通讯工作是围绕这些中心工作组织稿件的。1949年底，中央决定建立平原省，除原有的冀鲁豫地区外，又加上了原属于太行地区的新乡、安阳、焦作等三个地委。地区扩大了，原有通讯员大批南下，另外，我们对生产、特别是工矿企业的生产和城市的管理不熟悉，缺乏知识和经验。但是，在胜利的形势下，我们的干劲很大，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帮助下，我们整顿和健全了通讯网组织，召开了通讯工作会议，制定了《支社、县站暂行工作条例》，加强了对通讯工作的指导。另外，我个人，或和通讯科同志一起，采写了《冀鲁豫草帽辫业的复活》、《今年不同往年》、《积极生产，建设祖国》等一些比较重要的稿件，刊登在《冀鲁豫日报》或《人民日报》上。
我们很重视党的总政策和各项具体政策的学习，注意研究实际情况和问题，注意学习新闻业务，经过一番努力，克服了工作中的许多新的困难。我们这些青年同志水平不高，为什么在战争转向生产、农村转向城市的新形势下，在通讯工作中能够克服困难并做出了一些成绩呢？我在1949年年终总结中谈到的一条经验就是加强学习和研究。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努力提高理论、政策、新闻业务水平，加强对各项工作的进展、经验和问题的了解、掌握与研究。这是克服通讯工作中的盲目性、被动性，加强对支社、通讯站、通讯员的指导，改进和搞好我们工作的基本一环。
1948年我参加整党，结束时，党支部在对我的组织结论中评价说：“工作一贯积极。”整党以后，我在通讯工作中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一心扑在工作上，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因为在胜利的形势下，在无数人以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我不愿辜负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只有更加勤奋地工作。1987年5月30日第一篇革命战争年代通讯选一、我军收复东明县城（1946年5月—6月）
我军应五十万人民之请
迫使伪杜淑部五千全部投降
东明城为我接收人民热烈慰劳我军【本报东明消息】驻东明之伪杜淑部五千余人，已于五月二十三日晚正式投降我军。查伪杜淑部在日本投降后即应归我军受降，其大部官兵亦愿投降我军，但由于杜伪内部少数反动分子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我军受降，以致迟至今日。在此期间，为少数反动分子所操纵之杜部，每日向我军民进攻，仅在新乡小组到东明谈判并成立协议后，向我进攻即达三十余次。我军屡劝无效，乃应东明、长垣、南华等县五十万人民之请，于二十一日开始迫其投降，而少数反动分子仍积极抵抗，经两日夜激战，杜部始被迫投降。东明城现已为我接收，城内秩序正由我民主政府恢复中。
被解救的东明人民，热烈慰劳我军，他们到处欢呼：“自己人来了，我们可不睡麦地了，可不再受老杜（指伪杜淑）欺负了！”在该县联合会等团体代表全县十五万人民给我军的慰问信里说：“亲爱的同志们！当你们顺应人民的请求、全县人民即刻由忧愁变成了喜笑，由沉默变成了狂热，大家脸上露出了向来没有的笑容，因为人民在伪杜淑部的铁蹄下不知丧失了多少生命、财产，流了多少血和泪，您们来了为人民除害，您们是人民的报仇人，人民也永远忘不了您们大恩人”。东明老百姓，几年来被敌伪搜刮得净光，没吃的，没烧的，但为了感谢替自己报仇的人，纷纷自动送礼物，写信和推选代表慰问八路军。东明五区四十余村的群众，推选了三百代表，跑了三十多里地，带着旗罗伞扇、礼物、慰问信等去前方慰劳。计有猪一口，白馍四十二斤，花生十五斤半，蒜四斤，蒜苗十六斤，油馍二十斤，牛肉二斤，羊肉十九斤，烧饼三百六十五个，纸烟五条，粽子五百四十六个，鸡子一千八百五十三个，粉条一百五十二斤。大屯里七十余岁的赵二喜老先生，拿着四个鸡蛋，手持拐棍，瞎着眼睛满街上跑，找村干部叫把他这四个鸡蛋送给为民除害的八路军。齐王营六十多岁的刘老太太，要求亲自到八路军驻地慰劳，她买了三个鸡蛋，当她拿出鸡蛋时嘴里嘟噜着：“可给俺除了害。”大屯儿童团全体十九人，拿着礼物到我军驻地慰劳。唐庄六十余岁的佃户刘老汉说：“我要慰劳同志，因他们替我报仇”，他撩开衣服叫记者看他身上的子弹伤口，他说“这是去年十一月里叫汉奸‘老杜’的人打的，还向我要去三万块钱，借的账现在还没还上。”群众纷纷诉苦，有的说挨过汉奸的打，有的说父母被汉奸杀了，有的说东西叫汉奸抢了去。群众在十几封慰问信中，写出了他们的真心话。王许庄村民的慰问信里写着：“我们要求赶快收复县城，消灭汉奸，把俺从黑暗拉到光明。”程庄农青妇会的慰问信里说：“把汉奸消灭我们才能见青天，千万要把他们消灭。”西连庄村民的信里说：“你们为民众除去病根，俺们感恩不尽。”（原载1946年5月27日《冀鲁豫日报》）
注：杜淑（1894—1948年），国民党陆军中将，山东阳谷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35年4月任陆军少将。1943年6月投降日伪，任伪第24集团军暂编第6军军长。抗战胜利后，所部被国民党收编，任河北保安第17纵队中将司令。1946年5月23日，在我冀鲁豫大军威迫下，于山东东明被迫受降。同年8月叛逃南阳，1948年3月病故。当我军受降伪杜淑部时
国民党飞机九架向我军轰炸【本报消息】东明、南华、长垣、东垣等县五十万人民，紧急申请我军受降伪杜淑部，因为大家一天也不能再继续忍受杜伪的奸淫、烧杀、抢掠了。但国民党却恰恰和这里人民的意志相反，偏偏不让这里的人民从杜伪的蹂躏下解放出来。这里人民正在迫使伪杜淑部投降时，国民党当局竟连日派飞机来帮助杜伪少数反动分子，轰炸人民，阻止我军受降杜伪，企图使这里的人民永远陷在火坑里。
二十二日午后五时半，国民党飞机四架，由西南方向飞来，在我军驻地低飞侦察示威，盘旋十五分钟后，向西南飞去。当日东明县十五万人民均议论纷纷，对国民党这种非法行动及其阴谋，人民无不气愤和唾骂。二十三日早八时至午后一时，国民党飞机三架、两架、一架，共三次在我军驻地三里庄、王砦等十余村庄连续轰炸与扫射，计投炸弹三十余枚，燃烧弹一枚，射出机关枪弹五千余发。我人民所受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三里庄伤亡居民刘富得母亲等四人；居民魏学诗等之牛三头、驴一头；炸毁刘同训等房子九间；王砦村被炸毁民房七间；城东关民房三间落燃烧弹后着火烧毁。机关枪弹壳号码为U43，弹卡为A7、B36、C13不等，均为美造。【又息】东明之伪杜淑部，于二十三日晚八时已由我军受降，受降工作于昨晚十二时办理完竣。但国民党之飞机于二十四日早八时、午十二时，两次各飞机三架仍连续轰炸我军民，投炸弹二十余枚，射机枪弹两千余发。我军区发言人称：国民党军飞机再来轰炸我军民时，如果发生不良后果，当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据杜淑部之参谋长鲍连凯谈，轰炸我军民之飞机系由新乡飞来，纯系美造。（原载1946年6月《冀鲁豫日报》）东明城在恢复中
东明城解放后的第一天，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三多、三少。所谓三多即：碉堡多、饥民多、空房多；三少即：行人少、生意少、树木少。但在这短短的十天以后，东明却大大地变样了。七八年来敌伪拆掉千百所民房所建筑的碉堡、用千万棵树构成的鹿砦，被二万多群众在三天以内，把它们和城墙一起平毁了。他们喊着：“再也不叫你监禁我们了……”城关居民拆下自己的砖瓦和木料，愉快地搬回去，重新建筑自己的房子。
城四关的二百余户难民，已领到政府发放的二万多斤救济粮，政府又以二万斤救济城内的难民。南关的张老太太说：“以前那些孬孩在这里时，咱饿着也得给他送粮食。现在这个政府来了，咱饿着，人家就给咱粮食。谁好谁孬，不用问谁也看得很清楚了。”
东大街上摊商老甄说：“八路军没来时，街上像霜打了一样，没有老百姓，也没有生意。八路军一来，街上挤满了来往行人，商号也开了门。”以前不常有行人的东大街，现在成了最热闹的地方。这条街上，是个庞大的坐摊市，六月初四的早晨，卖青菜的就有二百多家，来往的人们，抢着买东西。距城三十八里马生薄村卖瓜的冯太月，三小时内就卖了黄瓜五百余根；葛老先生一小时卖豆芽六十多斤；刘黑三一早卖粽子二百多个；段印和一早晨卖猪肉二百多斤。
全城七十余家坐商，因去年以来被敌伪勒索粮食一千五百石，法币一千一百四十万元，都倒闭了。前商务会副会长周明轩说：“现在近五十家的坐商已开门营业，各商号正在筹划资本，有的已数次到菏泽等地贩运货物。东大街协泰昌粮行，三天卖出粮食百余石，十字街上的军民合作社，一天卖到万余元。”
农民们都忙着收麦，东关地主穆老先生今年种麦三顷，他说：“如果不是八路军来，庄稼人不一定能吃上一个麦粒，现在可保险了。”一个姓王的贫农，一天拾了一捆麦，高兴地扛回了家，他说：“这捆麦，一个人能吃一天，不是八路军来，怎能拾得上麦子呢？”
收复后的东明城，一切在建设中，一万二千人民已开始了幸福的生活，他们衷心地感谢解放他们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原载1946年6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联总行总代表陈景胡视察东明灾情
城关灾胞没衣没食灾民代表穆文平等随行总陈委员赴汴要求救济【本报消息】三日早九时，为了救济东明被灾人民，联总代表韩森（美籍）等四人、行总冀热平津分署急赈委员陈景胡及我行署代表成润、东明县长时尧共七人，由菏泽市出发，十时到东明后，就在这两千多户的城里视察了一个半钟头，他们看到无数被敌伪蹂躏的难民和被害家属，情景凄惨，表示同情。
午后一时，到城西张七堤、周庄一带视察黄河故道，韩氏询问当地居民：“黄河来了你怎么办？”居民沉痛答复：“水来了啥也给淹没了，要是搬家眷，眼前连饭都弄不上吃怎么搬的起呢？家又不和鸟笼子一样，提起来就能走。”韩氏等了解到这些居民搬家是个很大的问题，应当迅速救济。午后，联总代表与我方代表返菏市，只行总冀热平津分署陈委员暂留在东明。
四日午后，县长办公室召开城关群众代表会，到代表三十多人，纷纷向陈诉苦，城关群众闻讯，四处拥来三百多人，集合在县府门口，要求陈委员讲话，陈委员答复了大家：“要运二百吨面粉来救济大家。”群众代表会上，公推区联合会梁子庠、商会段有义、回民徐法魁、一乡穆文平和张鸿彬、二乡孟继法和高劲夫等七人为城关区救济筹委会筹备委员，梁为主任委员。会上大家向陈委员郑重提出几点意见：（一）救济范围要扩大，因为不仅城关灾情严重，乡村也很严重。（二）救济物资数目要增多。仅城关就有无衣无食难民八千余人。（三）要求发放种子、肥料、牲口、农具、衣服、药品等。麦后要马上种秋苗，可是人民大多缺乏种子、耕牛、肥料、农具；现在虽然天气炎热，而还有不少难民身穿棉衣；夏季到来疾病日渐发生，现城关已发现瘟疫、霍乱等传染病。（四）确定救济城关的二百吨面粉，应全部救济城关难民。大家对陈景胡氏在会上提出：不同意从二百吨面中抽一部分给长垣丁树本统治区，因原确定的二百吨面粉没包括长垣地区（丁统治区），如要救济长垣灾民的话，应当另外批发物资。（五）要求把面粉赶快运来，急救饥民。陈委员答复把大家意见带回去请示上级，并说：“运输时，在国民党区如发生意外，行总负完全责任”。最后陈委员要求大家推选代表同去开封协助工作。
五日，陈委员出城到三里庄等村视察灾情，三里庄保长告诉陈委员说：“这四十多户的小村，从过年以后，被抢了十六回，损失了粮食万余斤，别的东西啥都抢光了，百姓没吃没穿。在上月二十三号那天，国民党的飞机在村里丢了八个炸弹，打机枪五百多发，炸毁房子十一间，打死人八口、牲口三头。”
六日，城关群众代表穆文平等三人随同陈委员同来菏转开封。陈先生对我解放区的军民关系、公务员工作作风的艰苦朴素与积极负责盛加赞扬，表示回去后，定把所见到解放区情形首先在亲友间传播出去。（原载1946年6月《冀鲁豫日报》）民权日报诬我调民夫在东明抢麦
行总陈景胡委员证明纯系捏造【本报消息】上月三十一日，开封国民党的机关报《民权日报》等曾以显著位置登载了“共军在济宁等地抽调担架兵（即民夫）两万余人，在东明城周围抢割麦子”的消息，行政院后善救济总署冀热平津救济分署急赈委员陈景胡先生说明：这一消息纯系凭空捏造的谣言。陈先生系于一日离汴，乘吉普车于三日来东明城视察灾情，陈先生与记者说：“东明城附近并无国民党机关报所宣传之两万担架兵抢割麦子的事。我在东明城连住了两天，在这里所见到的是农民都在安全而愉快地收麦。关于此事我曾亲自询问东明城关和城郊的居民，他们都带着惊奇的表情回答我说：‘根本没有这事。’有一次我又问当地驻军的一个小战士，他答复说：‘我们曾经收割过麦子，但那是帮助老乡收割的。’他顽皮地伸出手说：‘因拔麦子，手上还磨了泡哩！’国民党报纸这污蔑解放区人民的宣传，其目的在于掩盖各地国民党军向解放区抢麦的非法行为。”最后陈先生惋惜地说：“大后方有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解放区存着疑惧心理，这完全是受了国民党报纸不正确宣传的影响。”（原载1946年6月《冀鲁豫日报》）二、刘邓大军前线目击（1946年7月—1947年2月）
菏泽市各界三万多人
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反对美国武装援蒋【本报菏泽消息】菏泽市三万群众在“七一”纪念大会上听到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及豫东解放区的消息后，近日又不断看到报载国民党军对山东等各地的进攻接踵而起，感觉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反动派支持下，要大规模发动内战，自己和平幸福的生活遭受重大威胁。因此，近日来街谈巷议，纷纷反对内战、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并且有的给毛主席和蒋介石写信，表示解放区人民要坚决自卫，打退反动派的任何军事进攻。西区的群众热情地写信给毛主席说：“你领导我们翻身有功，我们决心跟着你走！我们拥护你反对美国反动派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声明。”写信给蒋介石说：“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了饭吃；现在我们需要和平，反对你打内战，破坏我们的好日子，你要不听百姓的话，俺们联合起来誓死要跟你拼！”写信给美国杜鲁门总统要求说：“我们拥护你去年对华政策的声明，我们反对你帮助中国独裁的蒋介石武器和钱财，使他有力量打我们老百姓！要求你下命令停止帮助蒋介石，和收回以前帮助他的东西。并把美国兵撤出我们的领土。我们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是能独立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你这番‘好心’啰！”写信给全中国和美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及公正人士说：“大家要联合起来迅速制止蒋介石向解放区的进攻，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帮助蒋介石！”
西区农会员侯金山把自己心里的话写给翻身导报（本区黑板报），他这样写着：“‘七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这天我拿起了窝窝头，就想起了毛主席；我从五岁就要饭吃，共产党来后，我再没要过饭，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这会儿蒋介石偏偏不叫俺过。老蒋！你要知道，我们解放区的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你虽然有美国反动派送给你的好枪好炮，但枪炮是在那些不愿打内战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手上，他们决不会听你说的，因为他们爱好民主自由。老蒋！你打吧，我们毫不惧怕，你傍傍我们解放区的边，老百姓也会消灭你！”
南区群众掀起了反内战的联名运动。程方荣妻回忆起自己过去的日子说：“男人推大粪车，一天混不上顿稀糊涂吃，一阴天下雨就得饿起来。八路军来后，民主政府贷给俺五百块钱，三个月赚了四千五百元，男人参加了农会，俺翻身了，每天两顿饱饭，还有余粮，现在过的是好时光。”程方荣气愤地说：“好时光，就是蒋介石的孬种不叫过，他又要打内战了，咱为要长过这样的好时光，一定要保住边区！”农会代表彭法成痛心地说：“美国兵为啥还不撤？我们老百姓早知道美国反动派的用心是：把老百姓和老百姓的队伍都打死，他好占中国。蒋介石这个儿皇帝和美国反动派！你们和人民公敌汪精卫及被人民打败了的日本法西斯还有啥两样？”他有信心地说：过去蒋介石内战十年，没有消灭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中百万大军进攻解放区，结果好多被消灭了，这都说明打内战是不行的，蒋介石并没有因为美国反动派的帮助就能打胜仗，所得的结果是大批军队被人民武装所消灭。民兵班长田学吾说：“好！蒋介石上次打内战给咱送来了火箭炮、自动步枪，这次又得给送更好的武器，他娘的，不管怎样，我们枪班的快把这次也要缴几挺自动步枪使使！”裕华烟厂经理邓子修说：“蒋介石又要打内战，还不是再闹个头破血流算完吗！”菏泽市工人参议员李长智说：“我们工人在日本鬼子的压迫下受苦受够了，可是当日本鬼子被消灭后却又来了个反动的美国鬼，蒋介石抱着美国反动派这条粗腿，和汪精卫抱着日本鬼子那条粗腿一样，它要打人民，我们菏泽市的七百有组织的工人，为了前方打胜仗，在后方坚决加紧生产，工厂工人要在这一星期内突击生产，争当劳动英雄。”商联会委员阎振东说：“我们商人坚决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因为我们深深体会到蒋军对商号的破坏，菏市会在所谓‘蒋军王文宪’的统治下，商号几乎都倒闭了；但八路军进城后，在民主政府的帮助下，商业日趋恢复和繁荣，参加商会的商号，由二百户增加到八百户。我们商人更反对美国反动派帮助蒋介石，我们商人知道美国反动派帮助蒋介石的目的，在于侵略中国的领土、领空、领海，为要在中国找商业市场，倾销自己的货物，唯有蒋介石这不知耻的家伙，出卖了祖国的一切！”
北区解放会会员纷纷要求参加民兵，要求武装起来。北关段卫国小学校长段子珍老先生气愤地写了一首诗：“说介石来道老蒋，一心内战不自量；我们百姓都反对，仗恃美国做儿皇。”建国学院学救会通电全国同学说：“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学校同学已决定停课一星期，向广大的人民宣传，联合大家一齐反内战，反对蒋介石出卖祖国的领土、领空、领海！反对美国反动派帮助蒋介石打人民军队！”现在，建国学院学生百余名，已于四日停课，组织秧歌队，分赴菏市各区进行宣传。清真寺郭教长说：“中央军王文宪在这里时，我们回民多数受苦挨饿。共产党来后，回民能够安生地做生意，没本钱的，民主政府贷给。回民也参加了农会，他们买了地，盖了新房子，娶了媳妇，生活可好啦。”郭教长见到报纸上蒋介石集中十万大军进攻中原军区人民军队，看到毛主席声明反对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的文章，他说：“我们回民都反对蒋介石进攻解放区，蒋介石统治区的回民一切自由都没有，他进攻解放区又回来压迫我们，真叫人气愤。对美国，我们回民拥护毛主席的声明，那些也是回民心里要说的话。”回民沙老太太说：“熬了七八年，刚说和平了，蒋介石又耍孬种哩，要破坏和平。”天主教堂的信徒李老太太（前几天她被选为麦征委员会委员）说：“我们翻了身，有饭吃了，蒋介石要打咱，咱不能（原载1946年6月底《冀鲁豫日报》）陇海前线我军反攻大捷
解放兰封李坝砀山
消灭蒋伪军八千余缴坦克十一辆
陇海路中段近三百里为我控制【新华社邯郸十二日电】（迟到）晋冀鲁豫八路军，已于十日夜开始向陇海路反攻，并解放陇海线上开封以东四十余公里的兰封、徐州以西六十余公里的李庄车站及兰封、李庄间的城镇车站多处。军区发言人称：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关于蒋军在攻击我所属豫东地区大部以后，又攻占鄂豫边区全部，并追击中原军区部队至今不停。在苏皖方面则攻占定远、天长、泗县、萧县、如皋等地区，现在续向东台、高邮方面进攻。同时，又联合伪军由陇海路中段向以北的丰沛地区及以南的夏邑、永城、商丘、睢县、柘县等地区进攻。为制止蒋军内战的凶焰，不得不于十日夜间向陇海路反攻。现已解放兰封、野鸡岗、李坝、柳河县、杨集、砀山、李庄等城镇车站，此段陇海路已有一百余公里被我控制。据初步统计，兰封战役中，我歼蒋伪军三千余，并使二千五百余放下武器，获坦克十一辆、迫击炮数门、小炮二百余门、重机枪五十余挺、轻机枪二百余挺、步枪三千余支。（原载1946年8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我军解放兰封速写【新华社陇海前线十九日电】本社前线记者报道我军英勇光复兰封的经过称：担任向进犯军作自卫反击的是某部的二连，刚吹起冲锋号十分钟，二连就已经站在兰封城头上了。第一个登城的是五班战士崔桂珍同志。当他战斗的英姿出现在兰封城头时，爆炸成一片的机枪和手榴弹的声音，正有力地为这个英雄的出现而欢呼。二连虽是在去年才成立的新兵连，但战士们皆是自动加入部队的，他们痛恨蒋介石的内战罪行，因而战斗力很强。他们只用了五分钟就冲到城里了。在冲锋中，该连连长和政指虽先后负伤，但他们始终率领弟兄们冲锋，而且跑在最前面，他们只有一个决心就是迅速消灭进犯者。受伤的连长毫不停休地指挥着部队继续战斗。经过我军的英勇进击，兰封城里的国民党军都先后缴械了，只有一点残部和坦克车连队共三百余人，仍凭其新式武器向我猛攻，我军即奋勇冲上去，至六时全部顽抗之蒋军都静静地躺在地上。这个战车队原为蒋军驻郑州绥署所辖第四绥区坦克中队，共有坦克十一辆，汽车四十辆。每辆坦克装有平射炮一门，轻机枪二挺，在四十天以前即开来兰封配合步兵向解放区进攻。但现在，这些坦克却成为曾经被它们射击的人所拥有，而作为向进犯者反击的武器。（原载1946年8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兰封罢战之一团长称
内战蒋军士气沮丧放下武器早在意中【新华社陇海前线十九日电】十四日记者走访兰封战役中放下武器首批到达冀鲁豫军区之原西北军三十八军五十五师七十四旅二百三十团团长许文庆等五位军官。许团长沉痛地说：“抗战八年始终在第一线与敌作战，胜利之后盼有一独立、和平、民主之新中国出现，结果被蒋介石欺骗来进行卖国反共内战，违背自己良心，打自己同胞，故一经战斗即行放下武器。”彼继谈及其部队驻兰封城内时，曾目睹人民对国民党之内战行为怨天载道，甚至因蒋军抢劫和蹂躏而认为更不如往日日寇统治时期，街头巷尾到处是不愿打内战的呼声。在此情况下，蒋军部队士气沮丧达于极点。最后许氏说：“放下武器是我们早已预料的事，也是我们唯一的活路。从此脱离内战苦海与民更始，个人衷心欣慰。”（原载1946年8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被解放的坦克队【新华社陇海前线八月二十九日电】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午夜，陇海自卫反击作战开始了。停在兰封车站上的蒋介石军政部装甲兵教导队二团一营战车第一连的十一辆坦克，凶恶地向我军阵地扑来。战士们高声喊着：“你想用坦克消灭我们，我们就把你消灭在坦克上！”在距坦克三十米及五十米的铁路旁，战士们散开隐蔽着，重重包围着坦克群。
坦克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前推进。李华格连长指挥着全连，一阵手榴弹，将坦克反击了回去。第二辆坦克链子被炸毁，停在路上不能动弹。战士岳丙华刚投完四颗手榴弹，就身负重伤，躺在血泊里，他气愤而又骄傲地喊着：“谁说坦克不怕手榴弹？看看停在那里的坦克！”
接着，蒋军又组织第二次反扑，勇士们用密集火力向坦克轰击。炮弹打穿了“五六九”号九吨半的那辆重型坦克，它立刻燃烧起来，里边三个蒋军一死两伤。坦克队又像乌龟一样缩回头去。
兰封城内，我第六纵队的勇士们于下午两点已经展开逐屋战。从十一日四时起，蒋军二二〇团的团长许文庆给战车连下了几道命令，叫他们冲进城内支援。坦克又重新组织第三次进攻，一直冲到我十七旅五十团的指挥所。新从火线上抬下来的一百多个受伤的战士，随着弟兄们和团长急起应战，一阵手榴弹又把坦克打了回去。午后，蒋军坦克兵与步兵发生了矛盾，坦克兵主张白天突围逃窜，步兵要晚上逃窜，结果坦克兵在午后四点钟开始突围。但是他们从哪里来，照样还得回到哪里去，他们没办法对付解放军暴雨似的手榴弹，十一辆坦克被击毁了四辆，一百多坦克兵，其中四十个被击毙。
解放军开始最后歼灭性的反击，三发山炮弹完全命中了坦克指挥所——火车站票房，坦克上的射击已逐渐稀疏起来，他们听到我们勇士们亲切的喊话，开始动摇了。这时候蒋军三百余步兵，放下了武器。当再次听到“不要替卖国贼蒋介石当炮灰，只要放下武器，保证生命安全”的喊话，一位坦克技师首先从车上跳下来。我军阵地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坦克上出现了一面白旗，战斗立刻停止了。这时，战场成了联欢会场，枪声变成了一片友好的欢呼声，人民军队与蒋军放下武器的坦克兵，愉快地握起手来。
十一日晚上，坦克车放射着明亮的灯光，坦克手欢天喜地地开往解放区，沿途备受欢迎。少尉副排长张建荣感叹地说：“抗战时期，我们的坦克没有与敌人作战，现在用坦克来打解放区，我们完全不同意。这次战斗中，我的几位好朋友都为蒋介石内战卖国送掉了性命，我心里又难过又痛恨。”最后，张少尉表示：“为和平，我愿意献出我所有的能力，今后的努力，才真是为人民的！”（分别载于1946年8月29日山东《大众日报》；8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9月1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收入《刘邓大军征战记·新闻篇》，1987年，新华出版社）第六纵队五天战果【本报特讯】我第六纵队对陇海沿线蒋军进行反击自卫以来，奋战五日（十日至十六日）获得如下辉煌战果：
收复兰封、杞县、通许三县城及罗王车站三义砦等大小城镇二十一处，开封以东之陇海铁路百余里为我控制。歼灭蒋军五十五军曹福林部主力二二〇团两个营、六十八军刘汝珍部八一师第三团一营、十八军之直属队及河南省第十二专区保安团，兰封、杞县等地方团队。俘蒋军团长许文庆以下三千一百零五名，五百余人无谓丧命。我缴获火车四列，坦克十一辆，汽车十二部，步马枪三千八百八十一支，轻机枪一百二十六挺，重机七十九挺，迫击炮十六门，手炮八十一门，美式机枪四挺，冲锋枪二支，手枪一百支，信号枪三支。步枪弹五十八万一千五百九十八发，山炮弹四十九发，迫击炮弹三千余发，战防枪弹三百发，枪榴弹三千发，手枪弹二百余发，手榴弹二千余个，手炮弹千余发，信号枪弹六十三发，电台四部，收电机四部，电话机六十余个，面粉机一部，望远镜十一架，法币八百八十一万元，美造西药及手术器材一部，其他军用品及资材甚多。（原载1946年8月《冀鲁豫日报》）我军某部时事教育抓得紧
认真研究战局开始变动【记者团消息】前线我军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战局在开始变动》的解放日报社论。冀鲁豫日报八日一版刊载之解放日报社论，十日到达前线我军某旅时，该旅各团主任及各科长正集中开会，忽然看到“战局在开始变动”的社论，且字体又特别突出，会议马上停止了。某团金主任兴奋地朗读给大家听，当读到：“集中兵力以连续数昼夜顽强战斗的方法去歼灭敌人”，大家均感到：“今后我们在作战中也一定要发扬这种艰苦顽强的战斗精神”，对目前我冀鲁豫战局，如能把进攻我们的蒋军干脆歼灭，将如社论中所叙“尽力转入反攻”。同时立即把该期报纸迅速转送各单位，并附上通知，令各单位在战争空隙中抓紧一切时间，组织对“战局在开始变动”社论的讨论，提出问题研究，特别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该旅政直属队并于十二日晨，集中全旅排以上干部二十余人集体学习。各部队亦正对“战局在开始变动”展开酝酿与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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