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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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试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本书集合国内权威专家学者、企业家各方观点，全面解读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模式、经济体系等，让读者看清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从而赢得先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趋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朱克力主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6
ISBN 978-7-111-62792-0
Ⅰ．①趋… Ⅱ．①朱… Ⅲ．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Ⅳ．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6083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37）
策划编辑：解文涛 责任编辑：解文涛
责任校对：李 伟 责任印制：张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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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0mm×242mm·17.75印张·3插页·242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62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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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央的总体判断是“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这个判断是客观准确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认识和把握“稳”“变”“忧”三个字。
正确把握“稳”的总体态势。从转型进程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稳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经济发展质量在持续改善，2015年以来GDP增速连续15个季度稳定在6.5%～7%，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回升，经济转型的进程稳步推进。从指标关系看，我国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基本一致，核心经济指标之间比较匹配。就业状况基本稳定，2018年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左右，其中25～59岁主要就业群体调查失业率为4.4%，均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CPI同比增长2.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温和。从结构调整看，近几年，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大攻坚战，在去产能、去杠杆、控债务、控地产、强环保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短期产生了一定阵痛和紧缩效应，但经济仍然实现了平稳增长，并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深刻理解“变”的主要内涵。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全球经贸环境、产业转移、风险特征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之变，体现在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处于重构关键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已达到40%，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50%，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在抬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理念、规则和机构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和重构；全球经济的变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与地缘政治、国际力量平衡、意识形态等都会而且并正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贸环境之变，体现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扩张步伐放缓，主要经济体之间经贸摩擦加剧。美国减税政策效应减弱，资本市场大幅调整，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倒挂，经济增长势头有所减弱，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长已显疲软，全球经济复苏周期似乎已经见顶回调，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产业转移之变，体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进入密集活跃期，产业链调整和产业转移出现新特点。前沿技术交叉融合，众多领域已处于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技术范式，这对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和长期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影响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加速向东南亚等区域转移的态势，而且出现了产业链整体转移的苗头。风险特征之变，体现在新旧风险共存叠加，风险应对的难度和复杂度有所加大。我国仍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调整仍在持续，新旧动力转换仍在进行，旧的风险仍未排除，新的风险特别是跨市场、跨部门、跨地域风险逐步凸显，在总需求趋弱的情况下，协调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难度加大。
充分重视“忧”的潜在影响。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产生了新问题、新挑战，增量问题与存量问题并存，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交织，特别是在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应对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变化的过程中，有的问题和困难我们遇到过，积累了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更多的问题前所未见，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加重了市场和公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担忧”。具体而言，主要是担心中美经贸摩擦改变我国发展进程，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我国被边缘化；担心实体经济困难，企业效益下降，就业压力加大，国内需求不足；担心国家政策的协调配合和落实效果难到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难以释放；担心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升级步伐受阻。这些“忧”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必须闯过的关口。理解当前经济形势，要辩证看待内外关系、供需关系、长短关系
面对当前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忧虑，在国内外压力的双重挤压下，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存不存在，经济中高速平稳增长的局面还能不能保持，如何稳定和增强广大群众和企业的信心？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认识论的问题。2019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新时代做好各项工作的指导意义。我们党一向重视哲学思辨，强调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我个人认为，要正确认识当前形势，至少要辩证看待内外关系、供需关系、长短关系这三对重要关系。
把握好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果断实施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国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因为我们党洞察全局，正确判断国际形势，改革开放才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近几年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做出正确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观大势、谋大事”，如果从长期历史趋势看，就会发现，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主要体现在，全球化处于上升周期，我国顺势而为、对外开放，抓住了西方产业升级、产能输出的机遇，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泡沫、收入分配恶化、生产率增长放缓等问题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同时，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在孕育和兴起，全球新型治理体系正在重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国能够进一步发挥好我们的制度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勇于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真正办好自己的事，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继续以开放促改革，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新型全球化秩序塑造，我们就一定能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把握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成效。当前，存在这样的观点，认为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的压力也很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要缓一缓了。对这种观点，我们要正确看待。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在供需矛盾中，矛盾的重点是供给侧。这几年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始终平稳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一个关键就是因为坚决实施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搞这些改革，不触动供给侧，不提高创新能力，不化解金融债务等领域的泡沫风险，不下决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而是简单地刺激需求，“水多加面、面多加水”，那么今天的经济会是什么局面，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信心和底气参与全球竞争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需要一个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企业感觉到压力，正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同时也要看到，供给和需求对立统一，不能割裂。凯恩斯主义单纯强调刺激需求，而不触动生产关系，容易导致大水漫灌；供给学派过度强调改善供给，而忽视培育需求，容易导致供求失衡，放大波动。我们在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搞好需求管理。因为如果整体需求不足、经济失速，那么即使是新兴、优质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需求潜力正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是一个在动态中不断达成新平衡的良性发展过程。
把握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古人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当前，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外部需求紧缩，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客观上对某些产业也有紧缩效应。面对这种情况，是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实实在在实现可持续增长，还是为了保护短期的利益，给长期增长积累风险？我们应该树立长远和全局视角，把着眼长远作为根本，不能因为缓解短期矛盾而损害长期增长的基础，只要是有利于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哪怕短期增长速度放慢一点，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不能为了短期过得舒服一些，增长数据漂亮一点，而让长期增长付出巨大代价。这方面，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有严重教训的。西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的苗头，但就是因为没有下决心解决结构性问题，而是通过信贷扩张、债务扩张等途径，缓解暂时的压力，虽然短期内增长得到了持续，但积累的矛盾最终诱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所以，要把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首位。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增速也不能过低，若持续明显低于潜在增速，对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也不利，会产生另一类风险。对我国来说，只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有条件和空间解决结构性矛盾。解决问题必须紧紧扭住主要矛盾，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中央部署的三大攻坚战，就充分体现了长短结合的思路。三大攻坚战的完成，必将为中国经济增长轻装上阵开辟新的前景。对企业来说，也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利用这个机会，苦练内功而不埋怨泄气，度过寒冬，积极迎接新的春天。落实三大政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这个判断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继续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提出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展开。至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低端无效产能有所削减，房地产库存明显化解，宏观杠杆率逐步趋稳，企业经营成本有所下降，补短板取得积极进展。
新形势下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供需失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且，随着外部环境趋紧和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市场微观活力不足、供给体系质量偏低、体制机制约束等问题凸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市场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足，供给质量提升较慢。需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加强调公平竞争，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把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释放出来。其次，传统优势正在逐渐弱化，新的竞争优势尚未有效形成，产业链安全面临挑战。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使得我国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安全受到威胁，迫切需要加快优化提升，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形成发展新动能。再次，要素流通尚存障碍，国内外统一市场建设仍有巨大空间。需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此外，“三去一降一补”成果也需要巩固，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因此，中央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这八字方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总的要求，必须全面认真贯彻落实。
我们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点实施好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努力实现整体优化效果的最大值。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整，稳定总需求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努力破解“宽货币、紧信用”的困局。结构性政策主要是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性、选择性向普惠性、功能性转换，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着力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快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确保守住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痛点、难点、热点问题，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第一章 摆脱路径依赖，改革驱动新经济模式中国的改革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40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这种状况做了总结，就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一概括非常全面、准确和深刻。
我们所面临的矛盾、隐患和挑战可以用“三期叠加”来说明。
第一期是“经济增长换档期”，经济增长减速是第一个矛盾和挑战。过去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减速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第二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九五”规划时就提出需要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但是20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越来越迫切需要调整结构，实现结构优化，但这件事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
第三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们一直用增加需求来拉动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用强刺激的政策扩需求保增长。增长率保住了，但是副作用很大。最突出的表现是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迅速提高，已经越过警戒线。日本1986年的刺激政策引发资产泡沫，泡沫破裂的后遗症至今还存在影响。日本的前车之鉴警示我们，刺激政策所积累起来的负面结果必须消化掉。
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隐患、各种挑战。根据“供给侧因素”提出对策
对于增速下降有两种对策选择。宏观经济分析不外乎从两个侧面，即从需求分析或者从供给分析。
第一种对策，可概括为从“需求侧因素”进行分析。之前最流行的“三驾马车”分析方法，就是从需求侧的三个主要因素：消费、投资、出口的状况去探求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源和寻求对策。这种分析认为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萎靡不振，拉不动中国经济的大车，解决之道就是想办法重振这“三驾马车”。这种分析法显然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就是需求不足。
总需求则是由消费、投资、进出口、财政赤字所构成。由此得出的对策，就是靠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提振需求和保持增长。这种分析方法和从中引出的结论在理论上和实际运用中都是存在问题的。且不说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存在激烈的争论，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它所针对的也仅仅是经济学所说的短期经济问题，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是不合适的。从长期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处方不能用。
我们过去一直用需求拉动增长，特别是2009年的强刺激，反复的强刺激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上公认的投资报酬递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维持了相当长时期以后，在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增速一度下降。随后在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下止跌回升，重回8%以上的增长速度，甚至从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连续两个季度达到10%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开始掉头向下。
近几年来，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逐年递减。
强刺激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债务积累。一般认为，总的杠杆率到200%以上就要引起注意，有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系统性的风险一定要规避，如果爆发的话不是短期内就能恢复的。
可见，一方面，由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刺激政策促增长的效果每况愈下；另一方面，过量的投资会导致杠杆率不断提高、债务积累，这都使我们不能把增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从它已经造成的后果来看，采用这种办法的风险太大了。
另外一种对策，可概括为从“供给侧因素”进行分析。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应该从供给侧的分析寻找对策。供给侧分析认为经济衰退不是需求薄弱，而是因为驱动力量或动力不足。
这个分析框架就是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认为推动供给的基本上是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劳动力，第二个是投资，第三个是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即技术进步。在20世纪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总产出只由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因素决定；如果没有新的劳动力加入，增长的动力只有新增资本（投资）一项。然而投资的单项增长，必然造成投资报酬递减的结果。于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Solow）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这个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他用美国20世纪前49年的数据，做了一个回归分析，发现增长率并未下降，投资率并未提高。索洛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公式中的A，这是劳动和投资都不能解释的一个余数，经济理论上叫作索洛余值，也就是技术进步。这一理论模型对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对索洛余值的内容，索洛、库兹涅茨（Kuznets）和施瓦茨（Schultz）有不同的界定。索洛余值的“技术”概念很宽泛，是指所有的生产方法的改进。一些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运用。在实际的经济分析中，则是一个常常用到的统计上的概念，叫TFP（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效率提高。尽管用语不尽相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肯定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用我们现在在实际工作中和政治文件中提到的话来说，就是1995年以来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论是：我们只能依靠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增加索洛余值A（提高TFP），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关键在于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我们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多年了。在1995年制定“九五”规划时，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是我们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所提出来的。“九五”（1996—2000年）期间适逢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指引下兴起的改革大潮，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遗憾的是，到了“十五”（2001—2005年）期间，转型却停顿了下来。“十五”规划有好的方面，就是城市化加速。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工业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我们城市化过程所依据的体制使得城市化增长的方式恶化了。
城市化有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是从“市”发展而来的。市场主导的城市化有一个自发的权衡利弊的过程，尽量得到城市化的好处，又尽量防止其弊端。而中国的城市化是从“城”来的。我国的城是有行政级别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像中国这样，城市分成正部级城市、副部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城市的级别与城市规模有关，规模越大，级别越高。级别越高，掌握支配资源的能力越强。
我国的土地制度也给主导城市化进程的政府增加了一个巨量的资源来源。低价征购的土地以市场价出售，形成了巨量的土地批租收入，这就提供了政府主导城市化的财政基础，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土地财政的收入就越多。这就更加刺激了这种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方式。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城市化本来是人的城市化，可是我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比人的城市化的速度快得多，这样的摊大饼在全国“蔚然成风”，于是出现了“鬼城”，以及交通拥堵等现状。
为什么我们过去这20多年中虽然三令五申，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革推进不足，所以这些体制性障碍就没有能够消除。回到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如果以上分析是对的，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采取的方针就是不要靠刺激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而要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推进改革消除这些障碍，来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针，也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控制和化解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
保证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大体有两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堵塞漏洞、化解风险。要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要停止风险的积累，不要再做回报过低甚至完成没有回报的投资。
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债务。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有些企业已经出现了危机，应该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分担风险，但是我们现在通常的办法是由政府承担。赔了都是由政府负责，当然最后都是由纳税人承担。盘活由于粗放式增长形成的死资产存量。例如闲置的地产项目、“晒太阳”的开发区等。总而言之有很多的办法，把已有的风险释放掉，要想办法化大震为小震，不要因张力积累最后来一个大震。
另一方面是辅之以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
在当前的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应当执行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的方针。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的方针，是由于当资产负债表发生问题，杠杆负债率过高时，就会出现普遍的偿债困难，人们都会捂紧“钱袋子”，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在手里，而不愿借债来进行长期投资。
如果主要用货币政策采取刺激需求，多发“票子”，扩大信用，人们拿到钱以后更愿意投在股市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如果过度使用货币政策，股市也容易出现泡沫膨胀并在泡沫最终破裂时导致严重危机。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还要注意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
所以两个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是要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赤字还有一定的空间。怎样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力度呢？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增加赤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增加支出，一个是减少收入。在我们当前的情况下，应该更多地采用普惠性的减税。现在我们碰到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企业家对未来没有信心，缺乏投资积极性。为了改善营商环境，政府降低税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改革的四大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依法治国的决定。对于党的十八大的决定大家都很兴奋，但是一定要考虑到，不是做出一个好的决定，躺在那里就可以实现的。因为障碍和阻力还非常强大。
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存在着四大阻力：
一是意识形态障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还是非常强烈的，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见得。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思维方式的惯性还在继续。我们的教科书、各种论证材料，对这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没有彻底地清理，所以它还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改革。
二是既得利益阻力。因为改革不彻底，所以就有很多腐败的机会，利用旧体制的遗产发财致富，这个力量在40年中积累得很强大了，不可小视。
三是不利的经济环境。我们过去已经得出这样的经验，推进改革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四是很高的技术难度。我们要建立一个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在技术上、专业上的要求非常高。
总而言之，改革的障碍和阻力还很大。中央的态度是，需要有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克服阻力和障碍，切实推进改革，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来参与。强调创新和提高发展质量“十三五”在总的方向要求加强创新和提高发展质量的力度，指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所谓发展质量就是说主要不是靠增加资本投入，而主要靠提高效率，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我们要加快建设能够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我们要动员但是不能光靠动员，而要靠体制机制。怎么能够建设这样的体制机制呢？归根结底要靠改革。“十三五”特别强调提高效率，又特别突出了创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项发展理念。在这五项发展理念中，把创新提到首位。文件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加快建设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在简政放权、金融改革、财政体系完善、国有经济改革、自贸区实验、教育体制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都需要我们群策群力、共同推进。
总之一句话，能否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要求的改革落到实处，是我们成败的关键，希望我们今后继续共同努力，使得党中央的决定能够得到切实贯彻。摆脱路径依赖，在新思路指导下前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为什么会留恋旧的发展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非洲一些独立的国家，想早日摆脱贫困状态，于是听从了某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意见，致力于引进外资，结果，虽然经济增长率高了，人均GDP增加了，但没有改变原来的体制，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困难，逐渐被一些经济学家从新的角度做了批评解释，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只顾发展，只顾引进外资，盲目发展，盲目开放投资，盲目输出资源而不改体制，这是有害的，就会使其陷入低收入陷阱。即使达到了中等收入，也难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走老路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因为前人是这么做的，后人跟着他们的脚步走，这样的话不用承担责任，同时也就规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风险。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虽然感到现在的旧发展方式有问题、有矛盾，但还是坚持路径依赖。
留恋旧的方式渐渐成为一种惯例，即使某些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低收入陷阱走出来，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它怎么办？还跟旧方式一样，结果就陷入了旧的陷阱。希腊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人均收入和人均GDP均创下新高，人均GDP更是超过了12 000美元。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纷纷祝贺。但又怎么样？制度不改，金融风暴一来，它受到波及，马上又下去了，又回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所以，从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就可以看出，走老路并不一定是没有风险的，而且风险绝不比改成新模式的风险小。新旧发展模式更替如何成为革命
这是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旧发展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旧发展模式持续了多年了，在社会上有许多人信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新旧模式更替视作一场革命，发展方式的革命。尽管在强调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一再提到新发展方式要替代旧发展方式，但路径依赖的影响不可轻视。不少人认为按中国的国情还是慢为好，慢慢地改，新发展方式还在探索。这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传统发展模式是不会自动退出的，要挤它，这样才能找到新发展方式。路径依赖在思想上成为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就是说，既然要改，那就慢慢改，所以说没有一种急迫性，并且还认为这种发展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跟资源配置的改变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先要分清楚什么叫旧发展方式，什么叫新发展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就是走老路，跟着走，责任前人负了，这里没有新东西，反而可以避免创新的风险。这就是旧方式。新方式呢？就一定要通过重要的改革，通过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才能做到。最重要的是改革什么？比如说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这就是一种改革，改革以后，就能够使企业真正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有，新发展方式重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提供新产品、新产能、新功能等。这个是重要的。不搞这个，旧的怎么被替代，新的怎么把旧的赶走？
根据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中国，市场一定是要摆在重要位置，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经济中还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公益性部门，比如说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还有特别重要的新科技的研究部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要利用市场调节，但政府也应该发挥规划、引领、支柱的作用。就是说，对于一般的行业，就是市场来调节，不改就被淘汰了。但是对于特殊的行业，比如非营利性行业，公益性行业等，就采取另外的方式，政府发挥引领的作用，扶持的作用。改革是不能拖的
在这里还要说一个问题，改革是不能拖的。因为经济在前进，企业有同行，国外有同行，国内也有同行，不改就会被淘汰，不改就竞争不过别人。
再走以前路径依赖的道路，最后只能延迟经济的转变。旧发展方式重数量、重速度，新发展方式重质量、重效果。企业是相互观看的，所以说不是不变，而是没有感到压力，压力在前面了，不变就被淘汰。置之死地而后生，应该有这样一种想法，但在我们现在却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认为转变是可以的，但得慢慢来，别那么着急。为什么？一转变快了，失业问题怎么解决？一转变快了，东西稀缺，引起物价的上涨怎么办？这样做，新产品的销路何在？在没有初始把握之前，创新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化解这些争论靠什么？靠深入学习十九大理论。十九大理论讲得很清楚，我们重在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理念转变了，才能够前进，发展理念不转变，仍然是修修补补的方式，甚至盲目认为，现在的路线都通了，不能再大干快上，这对长期的转变、转型来说是不够的。
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是暂时的，因为经济学家都知道，高速度不是常态。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要再留恋高速度，中高速度就够了。中高速度以后怎么样？看情况。我们把中高速度作为常态，能够持久。
就中国来说，怎么样保证今后的发展能够继续下去？首要就是在今后的日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企业的对手是企业。当别的企业试验成功了，有新产品新产能的时候，逼着你改，你不改它会兼并你，你就垮了。这个不是坏事，真正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在竞争中出现的，是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中进行的，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够坚持下去。这一点企业应该看得很清楚。企业应该看到，转型阶段正是为未来人力资本做准备的阶段，这样的话一旦铺开了转变会很快。
改革是不可能止步的，按旧发展方式待在原地不动，迟早要被淘汰。那就不如出来拼，出来改革。所以现在有二次创业，对民营企业来说特别重要，民营企业今天正面临着二次创业的阶段，如果没有二次创业怎么来应付下一阶段的竞争呢？不能够再去依赖过去的途径，只有通过竞争，改造自己，创造新路，中国企业才有更美好的前途。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解读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如何把握党的十九大后中国新发展理念，需要理解新时代的含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从“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析把握党的十九大后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要立足中国目前五种类型的产业，突出创新和金融，确立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大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大会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内涵和新时代思想
本人理解，新时代有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二，中国从过去的站起来、富起来进入现在强起来的时代，并且中国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中国从2020年到2050年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从2020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主要体现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新发展理念来分析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国的发展。首先，发展要以人为本，最主要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才能够满足这个需要？总体来讲，是要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则必须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五个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主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产能不平衡表现在各产业的供给能力与需求水平之间的不平衡，必须根据需求的水平来调整供给侧的生产能力，这是去产能方面。去库存方面，主要表现在生产出来的产品跟市场的需求之间不平衡，产品生产过多，市场需求不足，就产生了库存，造成浪费，所以，要去库存。去杠杆主要表现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杠杆率太高，积累了金融风险，所以，要去杠杆。降成本主要是针对企业经营与行政管理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企业的经营费用太高，所以要降由行政管理造成的高成本。补短板，要解决的是发展不充分问题，把短板补齐，以满足需求并提高生产力水平。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解决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方式是进行深化改革，补短板则需要进一步发展。发展的过程应该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讲的五大发展理念，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来推进。这五个方面，又可分成手段和目标：从手段来讲是创新，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从目标来讲，创新之后要生产，供给和需求之间要协调以避免过高的产能和库存。同时，必须符合绿色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在开放经济下来实现。最后，发展的成果需要让所有的国民共享。五大类型产业和创新
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创新包括在未来的生产中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或者是进入的产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高，即产业升级。前者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如果现有的技术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则技术创新等于技术发明。如果现有技术跟世界技术前沿有差距，则创新除了自己发明之外，还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实现。就后者而言，如果现有的产业已经处在世界最前沿，则产业升级必须通过发明新产品、培育新产业来实现。但如果现有的产业附加价值跟世界前沿的产业附加价值还有差距，则在产业升级的时候，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来实现。
我最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的中国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
第一种是追赶型产业，不仅中国自己有，比中国发达的国家也有，如装备制造业，中国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德国也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同样功能的装备，由中国来生产的话，价值100万美元；但由德国来生产的话，价值可能达500万美元。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
第二种是领先型产业，指中国在该产业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包括家电产业（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以及高铁产业等。中国已经处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第三种是转进型产业，指过去中国领先，但后来由于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而领先地位不复存在，这类产业被称为转进型产业。
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类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主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和技术的周期短。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目前跟发达国家比差距并不大，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金融、物质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两三百年，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三四十年才快速积累的，存在差距。如果一个产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从要素禀赋的结构来看的话，中国跟发达国家并没有明显的比较劣势。对这类短周期、人力资本投入为主、金融投入相对少的产业来说，中国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进行弯道超车，而且中国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优势。中国人多，人才多，并且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新发明、新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技术在国内可以马上获得很大的市场。所以中国在弯道超车型产业上面的创新也具备比较优势。
第五种类型是国防安全和战略型新兴产业，这类产业的创新方式与弯道超车型产业的方式正好相反，它虽然也需要高的人力资本，但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10年甚至20年，也需要大量的金融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如果单纯地从当前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看，中国在这方面还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有些涉及国防安全的产品无法从国外购入，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也要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
对于有些战略型新兴产业，虽然未必和国防安全有关，研发的时间也相当长，金融物质资本的投入也相当多，照理说中国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一个新的产业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中国因不具备比较优势而放弃在这方面的研发，导致战略制高点被发达国家占领，中国未来想进入这个产业，很多技术都无法引进，或是需要很高的成本来引进。所以，即使现在不具有比较优势，从长期来看，现在不进入，未来再进入的成本和风险就会太大。
把中国现有的产业分成这五类，创新的方式各有特色。追赶型产业的创新主要是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领先型、弯道超车型和国防安全及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创新主要靠自主研发。转进型产业的创新方式，可以是进入附加价值高的微笑曲线两端，包括经营品牌、产品设计、营销渠道管理等，需要产品研发或管理方式的创新；也可以是把失掉比较优势的生产部分转移到国内或者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生产，这则需要根据产地的情况进行管理的创新。不同的产业应该用不同的创新方式才能够得到最高的效率。
在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一些新的平台技术，例如，智能的生产方式以及互联网提供的机会，绿色的技术必须贯穿整个过程。这样才能实现五大发展理念所要求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目标。创新和金融
创新需要资本的投入，需要与金融结合。追赶型产业的创新方式是以引进为主，它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以银行的贷款或者发债的方式为主，银行还分大小银行，取决于产业中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规模的大小。如果是大企业，追赶的时候首先由银行来支持，包括并购等手段。如果是小企业，一些中小银行即可满足。对于必须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创新方式的领先型、弯道超车型产业的创新来说，资金的来源也不一样。领先型产业里的企业通常相当成熟了，资金需求的满足主要靠股票市场的融资。对于转进型企业来说，开发新产品或者是进行渠道管理、质量管理，资金需求主要是以银行支持为主。弯道超车型产业，需要自主创新，此类金融支持方式更多地依靠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能够分散风险的金融方式。对于国防安全和战略型新兴产业，由于此类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资金支持的方式主要是靠财政直接补贴，国家可以设立基金补贴研发或者国家通过财政进行采购，提供金融支持。
总体来讲，进入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并且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进行各种方式的创新。在创新过程当中，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产业的特性来进行不同方式的创新。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也必须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和创新的方式，以合适的金融安排来支持。并且在创新的过程中，关注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若能如此，相信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让中国强起来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突围：体制改革+创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周其仁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以及为什么
首先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拥有10万元资本，300个人。穷国拥有10元钱资本，3 000个人。前者类比的是欧美和日本，后者类比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体中间之前由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国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两国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元钱，人口总量是3 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了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增加了10元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 000人，原来300人用10万元钱，现在3 300人用十万零十元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 300人来抢科技成果，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有300人，现在要3 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们要面临3 000个原来收入很低的人的冲击。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涨上去，并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离金融和高科技比较远，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现在的全球格局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升到现在的8 000美元，其中深圳是25 000美元。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 500美元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元。
所以，在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可以获得同等收益，正是因为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产生。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选择自己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什么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什么了。萨缪尔森去世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因为全球的外需收缩，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所以受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个穷国，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要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的，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并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中国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产品才有竞争力，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中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中国加入WTO以后，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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