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奥斯维辛犹太医生纪述（既协助过杀人如麻的狂徒，又是悲剧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同类题材中颇具争议性的纪述。汗青堂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米克洛斯·尼斯利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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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奥斯维辛犹太医生纪述（既协助过杀人如麻的狂徒，又是悲剧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同类题材中颇具争议性的纪述。汗青堂系列）试读：

这本优秀回忆录的作者是米克洛斯·尼斯利，他于 1901 年 6 月 17 日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名叫萨姆列欧的小镇。当时，特兰西瓦尼亚还属于哈布斯堡帝国治下的匈牙利。在一战即将结束的那段和平时期，萨姆列欧划归罗马尼亚，改名为西姆洛·西尔瓦尼埃。1940 年，它又重归匈牙利——当时纳粹德国的盟国。但在二战末期，这座小镇再次回到罗马尼亚。小镇上大部分居民都是罗马尼亚人或匈牙利人，但还有一小群犹太人在此定居，尼斯利一家就属于这个群体。1920 年，米克洛斯高中毕业后，就到科洛日瓦（今日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的匈牙利大学城学习医学，随后在德国北部的基尔继续求学。他曾一度因为经济原因放弃学业，但 1927 年又进入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大学，并于 1930 年毕业。他长时间在德国学习，所以能够熟练运用德语，后来他也从中受益。

1930 年，尼斯利回到家乡瑙吉沃劳德镇（现名奥拉迪亚），开始全科医师的职业生涯。在这之前，他的博士论文就一直专攻法医病理学，主要是从自杀死者的身上寻找死因的相关证据。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运用这项技能为警方和法院做了大量尸检，成为远近闻名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经常受邀前往罗马尼亚的很多地方进行尸检，识别那些不同寻常或颇有争议的死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37 年尼斯利结婚生下一个女儿后，举家搬到罗马尼亚北部的上维谢乌镇（匈牙利语：费尔索维索）。1939 年，他曾去美国访问。当时，卡罗尔国王独裁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排犹氛围日盛一日，他剥夺了超过三分之【1】一的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并使他们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职业。尼斯利曾慎重考虑过是否移民他国以躲避灾难，但最终他抱着乐观的态度回到国内，继续从事他的职业。从长远来看，这个决定不明智。1940 年 9 月，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签署协议，决定将北特兰西瓦尼亚从罗马尼亚划给匈牙利（这两个国家都属于轴心国集团）。迫于德国的压力，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排犹法律。尼斯利先是搬到都拉，后又来到塞宾塔（匈牙利语：扎普隆卡），他再次回到北特兰西瓦尼亚。在做全科医师的同时，他继续以法医病理学家的身份为法院和警察提供帮助。那时，匈牙利半数以上的医生都是犹太人，政府【2】也不得不承认犹太人的服务不可或缺。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就像欧洲大陆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中东欧所有犹太人的境遇日渐危急。1933 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随即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德国犹太人移居国外。纳粹政权将德国一战战败的责任推给犹太人，把他们视为重建帝国之路上的严重威胁。当时，德国人正在缔造强大的国家，想要再次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1939 年 9 月，战争最终爆发。德国先是快速攻占了波兰的大部分地区，1940 年又侵入法国和西欧的其它地区。1941 年 6 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占领了波兰的剩余地区、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很大一片领土。这些地区犹太人人口众多。当时，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开始倾全国之力援助英国和苏联对抗纳粹德国。因此，希特勒愈加深信自己那偏执的幻想：世界犹太人正在敌人背后操纵各种阴谋诡计。纳粹德国针对虚构的阴谋论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同时，下令入侵苏联，屠杀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这项命令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提议的，他时任警察部门和纳粹党卫军的首脑。希姆莱煽动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发现都格杀勿论。从 1941 年秋天开始，为加快屠杀进程，他们开始使用毒气车大肆杀戮。在 1941 年至 1942 年的冬季，纳粹建造了固定的毒气设施。很快，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聚集起来，送往集中营。其中，只有极少数身强力壮或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犹太人才被当作奴【3】隶劳工，得以苟活一时。

这些设施中最大的一处是位于奥斯维辛（或称作奥许维茨）的综合集中营。当时的奥斯维辛在上西里西亚东部，靠近德国和波兰的边境线，1939 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被并入第三帝国。1940 年，纳粹把旧的劳工营改造成集中营，用来关押波兰的反纳粹分子。随后这里迅速扩展，面积增至 40 平方公里。1941 年秋天，纳粹在这片土地上又建造了一处更大的营地。该营地位于距比克瑙（又名比尔克瑙）的奥斯维辛老营地２公里处。新集中营的主要目的是大规模灭绝犹太人。从 1942 年 3 月开始，纳粹通过火车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押送到这里，押送的车厢是用来运牲口的，没有暖气，也不供给吃喝。犹太人被卸下后，纳粹就将他们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两部分。那些“没用的人”就被送进特别建造的毒气室中杀害。在战争结束时，至少有 110 万人死于集中营，也可能是 150 万人，其中大约 90% 是犹太人。绝大多数人都在从 1942 年春天至 1943 年夏天这一年多的时间内遇害。【4】

在这之后，屠杀的速度大大放缓。但最后还发生了一波大规模的杀戮：屠杀匈牙利犹太人。他们在那之前躲过了希特勒的灭绝性驱逐，仍然存活于世。虽然是德国的盟国，但在前奥匈帝国保守的海军上将米克洛斯·霍尔蒂强力独裁统治下，匈牙利一直抵制希特勒试图将大批犹太人交由德国党卫军“重新处置”的要求。所谓重新处置，就是将犹太人转移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杀掉。霍尔蒂和他的政治盟友认为德国的要求侵犯了匈牙利主权。也许，更重要的是，在 1943 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重创纳粹德国后，他们日益确信同盟国将最终战胜轴心国，而拒绝交出犹太人有可能赢得同盟国的信任。在苏联红军进入邻国罗马尼亚后，匈牙利背叛德国的迹象日益显露。1944 年 3 月，德国军队占领匈牙利。在推翻霍尔蒂政权后，他们扶植了傀儡政府，并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摧毁犹太人在整个国家中的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地位，为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做准备。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率领下，一支纳粹党卫军开进匈牙利，着手驱逐行动。艾希曼本人正是“欧洲犹太人最终处置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匈牙利警察把各城镇和村庄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关押在营地或犹太人聚居区。从那里，他们再被赶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匈牙利的犹太人总数近 80 万人，超过 43.7 万人被押往奥斯维辛。在到达奥斯维辛的人群中，只有 10% 的人被认定可以从事体力劳动，其余 90% 的人都被送往毒气室，遭到杀害。【5】

米克洛斯·尼斯利就是这幸运的百分之十中的一员。1944 年 5 月 16 日，尼斯利和妻女一同被捕，被送到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区。5 月 22 日，他们被装在一列长长的运牲口的火车里，目的地是奥斯维【6】辛。5 月 27 日，他们抵达集中营。当时尼斯利刚刚 40 岁出头，身体健康、强壮。于是，他和其他几百名囚犯被送往莫洛维茨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IG 法本公司正在那里建造一家生产合成橡胶的工厂。这是一段小插曲，也许为了简化故事内容，他在回忆录中省略了这一部分。5 月 29 日，尼斯利在集中营得到了一个囚犯编号：A－8450。经过两星期的检疫隔离后，他开始在“197 号水泥班组”工作。然而，党卫军当局很快就发现他是一名病理学家。6 月 27 日，他和另外两名囚犯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执行医疗任务。最初，他在集中营第 12 营区的一个用来验尸的小房间工作。在展现了医疗技能后，7 月初他被转移到营地外的新住处，邻近铁路和“卸货坡道”。新来的人正是在这里被决定生与死。大楼内有新建的、设施齐全的医疗中心和解剖室。1943 年 7 月以来，这座大楼就被称为“1 号火葬场”。这是一处综合设施，里面有一间毒气室、一座用来处理尸体的焚尸炉以及其他各类设施，包括特遣队员的生活区和“特殊小组”犹太人囚犯的生活区。他们的工作就是从毒气室把受害者的尸体搬出来，从尸身上收集党卫军想要的东西（如头发和金牙），然后火化尸体、处理骨灰、打扫毒气室，准备再一次使用。有时，他们也不得不和受害人一同进入毒气室，为安慰他们而一直留到最后一分

【7】钟。

特遣队员的人数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大约在 400 人至 1000 人之间。1944 年夏天，随着匈牙利犹太人的到来，特遣队的规模迅速扩大。特遣队员是从新来的人和主营地长期关押的囚犯中挑选出来的，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由于他们目击了大规模屠杀，最终都难逃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第 1 批特遣队员是在 1942 年 12 月 2 日被处理的，1944 年至少实施了四批这样的集体屠杀行动，最后一批的时间是 11 月 26 日。就在苏联红军进攻前夕，特遣队员还曾帮助党卫军销毁了有关集中营使用毒气杀人的证据。尼斯利记录了至少 12 批特遣队员的集体记忆，每一批特遣队员都被后继者杀害，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个体死亡。当时，特遣队员生病的概率很高：例如在 1943 年，平均每周就有 10 个特遣队员被党卫军从 1 号火葬场的医务室带走杀掉。对任何一种反抗的处罚都非常残忍：拒绝参与就意味着死亡，在很多【8】情况下还要首先经历野蛮的虐待和折磨。

在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下，特遣队员们比其他囚犯更容易密谋逃跑或策划反抗计划，特别是其中有一些人还曾在法国或波兰参加过抵抗运动。1943 年的大规模越狱计划由于大量党卫军增援部队的到来而夭折。1944 年，在集中营快要走到尽头之时，人们又做了一次尝试，但 20 名特遣队员最终在储藏室中被党卫军用氰化物毒死。10 月 7 日，另外 300 名将要被投入毒气室的囚犯再次进行抵抗，他们向党卫军投掷石块和铁条，随后将 4 号火葬场移为平地。有一些人成功突围，逃到拉杰斯科的农庄。但党卫军发现了隐匿在谷仓里的部分逃亡者，把他们活活烧死。剩下的人则被活捉，最终也难逃一死。集中营的警卫们将机枪对准了火葬场四周的逃亡者。他们杀掉了其中一部分人，而将剩下的人赶到室内。党卫军死了 3 人，伤了至少 12 人。在接下来的三天，425 名特遣队员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一些女性，她们曾将炸药从自己工作的地方偷偷带到营地送给特遣队员。不过，他们中最终有人成功地把一些揭露屠杀过程的照片偷带出去，在临死前交给波兰的地下抵抗组织。尼斯利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成功地捕捉到一些要点，但由于他对起义缺乏全局的视角，他的记述就不可避免得存在片面性和令人困惑的地方。然而，鉴于事后有关特遣队的争论，【9】这场起义的意义就非同小可。

在奥斯维辛期间，尼斯利和特遣队员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书事实上是有关特遣队员存在和工作的唯一记录。他的职责是为特遣队员提供医疗服务，当然也为火葬场的党卫军士兵提供医疗服务。但他的主要职责是病理学家，对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负责。门格勒对尼斯利的工作能力很赏识，是他在集中营的靠山和保护者。门格勒生于 1911 年 3 月 16 日，在集中营的幸存者口中，他是个声名狼藉的人物。门格勒负责指挥“筛选”囚犯。他站在铁路卸货坡道那里，制服一尘不染，鞋子闪闪发亮，决定着每个人的生死。但尼斯利是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与之相遇的，他是门格勒的科学助手。因为约瑟夫·门格勒不仅是党卫军的医生，也是一位医学研究者。他在早前完成的人类学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四个不同种族的下颌构造。这和他本人利益攸关，因为他的两颗牙齿中间有一条自然形成的裂缝，而【10】且他总共少两颗牙齿。他觉得这可能是由遗传原因导致的。

门格勒的这项研究引起了一位德国顶尖科学家的注意，他就是奥【11】特马·冯·傅舒尔男爵。傅舒尔的职业生涯生动地诠释了在纳粹当政前后医学、种族和政治之间的纠葛。傅舒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曾是一名中尉军官。在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反犹太人的学生兄弟会组织，并曾参与 1920 年那次臭名昭著的针对假想的共产党叛乱分子的大屠杀。从医学系毕业后，傅舒尔专门研究遗传学，主要对双胞胎进行比较研究。他出版了大量科学著作，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职位。在那里，他牵头成立了一个新研究所，主要研究种族卫生学。从 1935 年开始，纳粹政权设立了很多同类研究所。1942 年，傅舒尔成为威廉二世皇家人类学、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这个坐落于柏林的研究所久负盛名，是威廉二世皇家学会（1945 年之后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支持的众多科学研【12】究中心之一，拥有充沛的资金。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这是一家主流科研机构：研究所曾一度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很多国际会议邀请傅舒尔参加，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科学出版物广泛转引。然而，傅舒尔在骨子里反对犹太人。他曾在 1944 年提出：“政治上【13】的当务之急是寻求从整体上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新方案。”

在傅舒尔履职柏林前很久，他就把门格勒招入麾下。傅舒尔同意指导门格勒的医学博士论文，后者最终于 1938 年获得博士学位。门格勒的论文是关于牙齿和上鄂的畸形问题，这令他惴惴不安，经常联想到其他遗传畸型疾病，例如侏儒症。然而，战争爆发后门格勒不得不中断研究。从 1937 年以来，他就是纳粹党员。1940 年，他应征入伍，主动提出为武装党卫军提供医疗服务。到奥斯维辛后，他担任了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队长一职，大概相当于“上尉”（根据职位规定，他只能佩戴银色肩章，而不是尼斯利在回忆录第 2 页误记的金色肩【14】章）。在此之前，他曾于 1941 年至 1942 年间在苏德战场上服役，因为将两名德国士兵从熊熊燃烧的坦克中拖出来而获得十字勋章，荣立一等功。他随后在战役中负伤，病退回到柏林。在那里，他再一次遇到傅舒尔，并继续完成他的教授资格论文，那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也是谋取德国大学教职的先决条件。作为傅舒尔的学生和助手，门格勒是声名显赫的科学研究团队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但作为一名党卫军官，他也需要奉命行事。1943 年 5 月，他来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成为吉普赛人营区的一名医疗军官。1944 年 【15】8 月 1 日，他成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

门格勒依然执着他的论文研究。当看到那些双胞胎时，他很快意识到集中营的工作为他的研究项目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条件。一般说来，他的导师傅舒尔专攻的双胞胎研究面临很大的困难，那就是双胞胎事实上不会同时离世。但在集中营里，门格勒可以确保双胞胎同时死亡。而且，他通常会把那些从卸货坡道筛选出来的双胞胎安排在营地内的一块特殊区域生活，拿他们做实验。实验很痛苦，有时甚至会致命，而实验的副作用则包括致聋等严重后果。后来，这项研究被证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事实上无法辨认出一对双胞胎是否完全相同。有的时候，两个年龄和外貎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是兄弟姐妹的人会被【16】他误认为双胞胎。门格勒也参与了其他实验，如向傅舒尔提供“眼球异色”（指两只眼睛呈现不同的颜色）囚犯的眼球；只要发现这样的情况，他就马上将其处死。有时，他的囚犯助理会把两只来自不同囚犯的颜色不同的眼球包得紧紧的交给他，但却没有告诉他实情。门格勒还尝试针对坏疽性口炎的多种治疗方法，这种疾病是由严重的营养失调引起的，会造成面部剧痛。他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报告，而不是治疗患者，即使治疗取得了成功。一旦证明了他的观点，治疗就会被终止。另一项实验是向囚犯的眼球内注射染料，试图改变眼球的颜色。这一过程不但非常疼痛，会造成伤害，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说【17】也没有意义。

门格勒的实验严重违反了医学和临床研究中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无论是门格勒，还是他的导师傅舒尔，亦或是人数众多的医学研究者们，他们都未经集中营囚犯的同意而把他们当作实验品。这些人是在纳粹的胁迫、甚至鼓励下才这样做的。相反，他们无视囚犯的人格尊严，根本不把他们看作人类。因此，在利益面前，他们不会因给囚犯带来极度痛苦、甚至死亡而感到良心的谴责。门格勒和其他大多数研究人员有两点区别：首先，他只想进行纯科学研究，而不去实际应用。他不像其他集中营管理者那样对囚犯采取高温高压和冷水浸泡等手段，以模拟战争实效。其次，其他实验常常导致受试者死亡，而门格勒则是故意杀死囚犯，以便在他们的尸体上进行所谓的科学研【18】究。他还会挖出囚犯的眼球，用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他的研究需要与囚犯医生合作开展，而这些人非常害怕因做错事而招来杀身之祸，这就导致他们通过伪造和欺骗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在通常情况下，自由的研究者会如实记录下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像尼斯利认识的其他纳粹德国的医学科学家一样，门格勒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签订了灵魂契约，这最终会摧毁研究的科学有效性，也违背了【19】他们发誓要遵守的每一条道德守则。作为一名病理学家，米克洛斯·尼斯利的工作是解剖尸体，而这些死尸都是在集中营死去或是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他自己并没有参与屠杀，也没有被命令参加那些违背伦理道德的医学实验。但作为一名技艺娴熟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知道有一些尸体是刚刚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如同他在回忆录中牵动人心的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奥斯维辛的一名犹太人囚犯，他知道如果胆敢批评或置疑，就会丧失生命。在回忆录中，尼斯利有关与门格勒关系的描述显示了他如何小心翼翼行事，如何避免逾越囚犯身份，如何努力维护医生伦理。换句话说，“以一名医生身份”写作，就是作为一个不带情感的医学观察者。这或许会使他超脱那些他所描述的令人麻木的恐怖事件。这本回忆录的临床医学特性和事实性本质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道德说教和事后谴责都于事无补。在回忆录中，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了克服恐惧的艰难。在很多时刻，这些实验工作都违背尼斯利本人的意志，令他厌恶门格勒。这些时刻更加震撼人心，因为它们太稀少了。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随着苏联红军从东方而来，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工作才告一段落。到其他集中营工作后，他又加入了一个军事医疗小组。在战争结束时，这个小组的人员被美国军人俘虏。门格勒编造了假名字，转入地下，在巴伐利亚州当起了农场工人。1949 年，像很多人一样，他在提洛尔走私者的帮助下逃过阿尔卑斯山，在亲纳粹的南提洛尔地区（今天位于意大利北部）获得了一本假护照。【20】凭借这本假护照，门格勒从热那亚的红十字会获得旅游签证，随红十字会来到阿根廷。在那里，他又开始行医为生。由于做了太多非法堕胎手术，很快吸引了警方的注意。1962 年，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绑架偷运出国，在以色列接受审判，并被处以绞刑。在这之后，门格勒逃往巴拉圭，当时那里正处于亲纳粹的独裁者阿尔弗雷多·史托斯纳尔统治下。再之后，他又来到巴西的一个偏远地区，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儿子罗尔夫。罗尔夫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门格勒曾告诉他：“我一生未曾亲自伤害过任何人”。两年后，也就是 1979 年 2 月 7 日，他在海里游泳时溺亡，也许是因为中风。1985 年，他的墓地被找到，尸骨被重新掘出。1992 年，他的身份得到 DNA 测试的确

【21】认。

在尼斯利回忆录中，他还提到一些党卫军军官或合作者。其中一人是泽农·森特凯勒博士，他是波兰籍的囚犯医生，负责集中营的医疗服务。森特凯勒因为经常殴打囚犯而臭名远扬，其他囚犯医生都认为他已经精神错乱。他是战后唯一一名受审的囚犯医生，在那之后他【22】的命运就晦暗不清了。弗里茨·克莱恩是集中营的一名医生，既负责医学实验，也负责从卸货坡道上筛选囚犯。1944 年末，他被任命为德国北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因此应对集中营的生活环境负主要责任。当英国军队到达时，发现那里的生存条件令人发指。他和其他军官因此都被起诉。法庭宣判克莱恩死刑，他并没有上诉。按照律师的说法，克莱恩称屠杀犹太人的经历“使他无法再活下去”。前集中营的军官表露懊悔之情非常罕见，他就是其中的【23】一人。1945 年 12 月 12 日，克莱恩被执行绞刑。二级小队队长莫勒是在第 13 章中首次提到的那个极度凶残的党卫队军官，原型实际上是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队长奥托·莫尔。他在集中营的各个岗位都显露出才干，从 1944 年 5 月起成为奥斯维辛火葬场的负责人。莫尔曾带领集中营的囚犯从格莱维茨附近的奥斯维辛行军到巴伐利亚州的达豪集中营，后来被美国军队俘获。1945 年 12 月 13 日，莫尔在达豪的战争罪法庭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于 1946 年 5 月 28 日执

【24】行。二级小队队长莫斯菲尔德（实际上是埃里希·莫斯菲尔德）是特遣队的负责人，他也被美军逮捕。1947 年 1 月 23 日，他经审判后被处以终身监禁。之后，他被引渡到波兰。因为按照规定，战犯必须在他犯下罪行的国家接受审判。在对门格勒博士的罪行作证后，莫斯福尔德在 1947 年 12 月 22 日被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个法庭判处死【25】刑，于 1948 年 1 月 28 日执行。

囚犯的命运截然不同。当苏联红军攻近的时候，党卫军竭尽所能地摧毁了集中营。1945 年 1 月 19 日，他们带领大约 5.8 万名囚犯离开集中营，向西强行军，只留下了 7000 多名老弱病残的囚犯。有一些特遣队劳工趁乱成功逃脱。在强行军中，有很多人死于半路，还有人被党卫军射杀。尽管如此，仍有 4.3 万名囚犯最终到达西部的另一【26】处集中营。这些人国籍不同，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劳工。尼斯利就在其中，他跟随队伍，时而步行，时而乘坐火车，于 1945 年 1 月 25 日到达奥地利的一座集中营——毛特豪森集中营。1 月 29 日，他又被转移到多瑙河畔的梅尔克修道院附近的一个附属集中营。最后，于 4 月 7 日到达上奥地利州的艾本塞劳动营。5 月 6 日，美国军队解放了这座劳动营。两天之后，战争结束了。在整个过程中，党卫军不断用各种野蛮手段对付囚犯，直到最后时刻，其中就包括残忍的点名制度。与此同时，尼斯利的妻女被带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们在那里获得解放，随后回到家乡奥拉迪亚。一家团聚后，尼斯利重操旧业，又做起了医生，但没有再当病理学家。奥斯维辛的经历已经让【27】他受够了。

战争结束后，当协约国开始追究那些仍然活着的纳粹战犯时，尼斯利表示愿意做目击证人。这些战犯包括 IG 法本公司的官员和集中营的医生。1947 年 9 月，他前往纽伦堡。在那里，他宣读了证言。10 月 8 日，他又签署了宣誓书。尼斯利的证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这些证据涉及用毒气屠杀囚犯，虐待体弱多病的囚犯，以及门格勒的人体实验等。这些证词被报纸连续刊登，并被冠以“我是纽伦堡【28】的证人”这样的标题。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描述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在战争结束后，他一回到家就开始记录自己的故事，并于 1946 年 3 月完成。同年，他的回忆录在罗马尼亚出版。次年，出版了匈牙利语译本，书名是“我是门格勒博士在奥斯维辛的病理学家”。这本书随后被译成多种语言。1960 年，这本书在英国上市，是再版的版本。如今，尼斯利已不在人世，他于 1956 年 5 月 5 日死于心脏【29】病发作。

尼斯利回忆录的英文版出版于 1960 年，由布鲁诺·贝特尔海姆作序，序言在这一版也予以重印（作为序三）。贝特尔海姆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研究纳粹时代的专家，但他亲身经历过纳粹主义的恐怖。1903 年 8 月 28 日，他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家庭，曾在维也纳学习哲学和艺术史。大约在 1936 年至 1937 年间，他开始跟随理查德·斯特巴学习有关精神分析理论的课程。后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依德的门【30】徒，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精神分析兴趣浓厚。1938 年 3 月，纳粹入侵奥地利，国民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赞同将这个阿尔卑斯山下的小国并入第三帝国。入侵之后，由奥地利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领导的反犹太人暴力行动随之兴起，很多人遭到逮捕。作为纳粹的对手，贝特尔海姆也在其中，1938 年 5 月 28 日，他被盖世太保抓获，送进达豪集中营。6 月 3 日，他到达集中营，被分类为政治犯和犹太人。一路上，他都遭到党卫军的殴打，在残忍的折磨下苟活下来。9 月 23 日，他又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根据后来撰写的回忆录，贝特尔海姆在那里遭受到了更粗暴地虐待，他只有把自己与那个环绕身边的恐怖世界分离开来，假装一切只是一场恶梦。事实上，在记录集中营的经历【31】时，他甚至使用第三人称提到自己。

在纽约朋友的担保下，贝特尔海姆于 1939 年 5 月 11 日来到纽约。在余生中，他一直试图用被纳粹监禁的经历来描述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及人类变态行为的理解。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 1960 年出版的《被启示的心灵》，书中详细分析了他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那段岁月。与此同时，他在其他的作品中也运用弗洛依德的思想去讨论儿童发育，特别是儿童的自闭症现象。他把这种状况与集中营囚犯的状况联系在了一起。贝特尔海姆经营了一所为有心理问题的儿童开办的学校，他的自闭症理论曾广泛影响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他将问题归结于孩子的生活环境，比如母亲的冷漠和父亲的失责，但现在已很少有人再坚持这个理论。在妻子去世后，贝特尔海姆也因中风而身体残疾，智力也受到损害。1990 年，他把塑料袋套在头上自杀了。贝特尔海姆的思想遗产存在很大争议。他以前的学生曾起诉学校，指控学校的教师广泛存在恃强凌弱和体罚学生的行为，【32】而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对其方法的有效性也一直存有争议。

贝特尔海姆为米克洛斯·尼斯利回忆录撰写的序言体现了两点：一是认为作者有关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存在很多问题；二则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他的很多观点都很牵强，其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关于犹太人的判断。他认为，欧洲犹太人之所以没有与命运抗争，是因为他们被一种集体的“死亡本能”支配。相信弗洛依德学说的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死亡本能”使贝特尔海姆抑郁症反复发作，最终导致他在 1990 年选择自杀。但这个概念没有任何医学或心理学基础，纯粹是弗洛依德式推测的产物。那些死去的犹太人有可能采用贝特尔海姆的办法，佯装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但他们也肯定知道抵抗就意味着死亡，尼斯利在书中对这一点解释得很清楚。

在回顾历史时，贝特尔海姆认为，欧洲的犹太人本可以反抗党卫军。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原因很多：犹太人缺乏宗教、政治及社会团结；他们对身处环境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他们缺乏武器弹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侮辱、暴力及失去家庭和财产后，他们自甘堕落；他们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在去集中营的路上缺医少药。一些人的宗教信仰就是忍受痛苦，而另一些人则害怕反抗行为会招致残酷的报复，这些通常都很合理。贝特尔海姆的苛评显示出他对实际状况一无所知。然而，这不仅仅是道德傲慢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人们在纽伦堡审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沉默状态。在那之后，公众才又一次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那段历史进行讨论。

贝特尔海姆把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写进了尼斯利的回忆录和其他出版的文章中，这个观点是在他 1960 年阅读了《安妮日记》之后首次提出的。那本书记录了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的生活，他们躲藏在纳粹占领下的阿姆斯特丹。贝特尔海姆觉得他们应该买一把枪，在警察搜查时就开枪射击。这种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是不切实际的，它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死亡的意愿。然而更普遍的观点是，1960 年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触发了这一历史性回忆，那时他刚从阿根廷被绑架到以色列。随着大量幸存者在证人席说出了他们在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的经历，大屠杀才第一次作为特殊的犹太人事件暴露在世人面前。与看起来无穷无尽的犹太人幸存者提供目击证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法国和其他被占的欧洲国家则开展了广泛的庆祝活动，这些地方的全国性反纳粹行动成了毋庸置疑的神话。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著名的作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描述了审判过程，她在作品中因推测称犹太人是“温顺地来到坟墓”而招致犹太人组织的严厉批评。但实际上，她辩解道，犹太人没有反抗无可厚非；在任何残忍的极权统治下，不反抗都是不可避免的。艾希曼一案的检察官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那些目击者他们没有反抗的事实。但阿伦特却说，这只不过表示他从未理解犹太人在野蛮、恐怖的统治下根本无法反抗。她认为，这样的置疑也许只是一种宣传，是想把以色列人所谓【33】的自信的英雄主义和离散犹太人的 “温柔顺从”进行比较。

1961 年，奥地利裔的美国学者拉乌尔·希尔伯格发表了大部头的实证主义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其中也描述了犹太人放弃反抗的事实，并通过阐述犹太人特有的死亡意愿来呼应贝特尔海姆。这样的观点令阿伦特所不齿，她以普遍存在的极权主义下的群体性被动作为回应。“贝特尔海姆先生”，她曾写道，“你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找错【34】了地方。”然而，这三位作家又被一个更有争议的论点联系在一起，即所谓的犹太人领袖的合作问题，尤其是纳粹在华沙的犹太人区等地方建立的“犹太人委员会”。阿伦特独特的论断引发了学术研究的风潮，随后的研究更细化，方向更多元。但关于犹太人、至少是一部分犹太人在毁灭的过程中与凶手进行合作的观点在 60 年代初虽然饱受争议，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主导了贝特尔海姆对米克【35】洛斯·尼斯利在奥斯维辛特遣队中行为的评价。

在《被启示的心灵》一书中，贝特尔海姆认为米克洛斯·尼斯利和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奥托不同。奥托只听从自己的内心，以及他对家庭的爱，而拒绝听从理性的劝说（换句话说，如果他进行反抗，而不只是逃避现实，他们全家都得死），而尼斯利则把理智摆在前面，将自己包裹在病理学专家的外壳内，排除那些心知肚明的事情，也就是当时他正在做错事的想法。“他考虑怎样才能活下来？借助他引以为傲的专业技能，而不考虑这种技能会带来什么后果”。贝特尔海姆【36】指责他成为了“参与者和党卫军罪行的同谋”。然而事实上，贝特尔海姆对这两本书中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奥托·弗兰克实际上带着全家来到中立国荷兰，目的就是逃离德国的迫害，但事态发展难以预料，德国随后就侵入了荷兰。如果让时间回转，让他放弃隐藏全家而存活下去的希望，去做自杀式的牺牲行为，是愚蠢可笑的。同样，尼斯利事实上从未像贝特尔海姆所说的那样自愿帮助门格勒：他没有选择。他也没有参与门格勒的那些残忍的实验，他只是处理实验的结果。此外，在将人种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研究所描述成“第三帝国最具资质的医学中心”的时候，尼斯利也并未像贝特尔海姆说的那样是“愚弄自己”。相反，他只是表达一种广泛接受的、实际上是国际通行的关于科学合法性的观点。

贝特尔海姆的观点在美国出版界引起很大争议，这不足为奇。亚历山大·多纳特曾被关押在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作为一名评论家，他这样写到；“贝特尔海姆是在芝加哥的温柔乡中臆想希特勒的殉难者是英雄还是胆小鬼”。他也许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很多家人，但他在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经历时，多纳德又写到：“他忘记了，与后期的集中营相比，1938 年的集中营就像个避暑盛地。”多纳特曾参加过策划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犹太人军事组织。整个组织只有六把左轮手枪，而这还是通过波兰的地下组织用六个月时间收集起来的。贝特尔海姆怎能轻易苛责奥托·弗兰克没有搞一把手枪呢？贝特尔海姆已经逃离集中营，在美国开始了新生活。他怎么敢对那些没有享受如此奢侈生活的人进行道德审判呢？贝特尔海姆不相信任何偶发事件；那些没逃出来的人是因为他们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逃跑。“不惜一切代价寻求事件的意义，有些事件简直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贝特尔海姆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你可能发现，自己主张的真理是无【37】法自己证明的。”

后来，贝特尔海姆把他关于尼斯利、安妮·弗兰克和集中营犹太人的结论当作对现在和未来几代犹太人的警示，意在让他们在面对歧视时就积极抵抗，这个劝诫本身就有问题。与此同时，他也许得在不断回顾中直面自己的内疚，因为他也未曾逃脱被抓和坐牢的命运。【38】最后，与一位匈牙利病理学家对奥斯维辛经历的全面评价相比，贝特尔海姆的反应更多是为了驱除自己的心魔。读者必须自己判断:尼斯利是一个作恶而不自知的人？还是一个怯懦而不抵抗的人？或者，他在追随犹太人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的教导。当 1941 年杜布诺夫在里加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向犹太同胞们说道：“人们，不要【39】忘记，要大声说出来，把一切都记录下来。”理查德·J·伊文斯【1】以斯拉·门德尔松：《世界大战期间东中欧的犹太人》（布卢明顿，1983 年），第 85—128 页。【2】赫伯：《人生旅程》，第 187-190 页。【3】最全面的记录是索尔·弗里德伦德尔的《纳粹德国和犹太人·第 1 卷：迫害年代（1933—1939 年）》（伦敦，1997 年）和《第 2 卷：灭绝年代（1939—1945 年）》（伦敦，2007 年）。简要的小结见理查德·J·伊文斯：《战争中的第三帝国》（伦敦，2008 年），第 217-320 页。【4】黛博拉·卓克和罗伯特·杨·冯·佩尔特：《奥斯维辛：从 1270 年到现在》（纽约，1996 年）；瓦茨劳夫·德拉格博斯基和弗朗齐歇克·派博尔编：《奥斯维辛（1940—1945 年）：集中营历史上的焦点》（奥斯维辛，2000 年）。【5】权威的论述，参见彼得·隆格里希：《大屠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谋杀》（牛津，2010 年），第 405—410 页。格茨·阿利和克里斯汀·格拉赫：《最后一章：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和匈牙利犹太人的屠杀》（斯图加特，2002 年），过度强调驱逐与谋杀背后的理性算计，低估了纳粹提前好几个月就想把匈牙利犹太人赶尽杀绝。经典的作品是伦道夫·L·布拉昂的《匈牙利犹太人的毁灭：纪实文学》（纽约，1968 年），以及他的另一本著作《种族灭绝政策：匈牙利大屠杀》（纽约，1981 年）。【6】赫伯：《人生旅程》，第 191 页。【7】赫伯：《人生旅程》，第 191—192 页，第 159 页注释 8；鲁道夫·荷斯：《奥斯维辛的指挥官》（伦敦，1959 年），第 162—171 页。【8】吉迪恩·格瑞夫：《“我们欲哭无泪”——犹太人“特遣队员”在奥斯维辛的目击记录》（科隆，1995），第 15—42 页；作者同上，《“特遣队员”的道德问题——囚犯》，载乌尔里希·赫伯特等编：《纳粹集中营·第 2 卷》（法兰克福，2002 年），第 1023—1045 页。【9】赫伯编：《在另一面》，第 164—165 页，注释 29—30，第 180—181 页，注释 112—113；西比尔·施泰因巴赫尔：《奥斯维辛：一段历史》（伦敦，2005 年），第 119—121 页。【10】迈克尔·卡特尔：《希特勒手下的医生》（教堂山，1989 年），第 234 页。【11】希拉·福伊特·维斯：《与纳粹共生：第三帝国的人类遗传学和政治》（芝加哥，2010 年），这本书是基于傅舒尔部分私人文件的最好的研究。【12】苏珊娜·海姆等编：《纳粹党时期的威廉二世皇家学会》（纽约，2009 年）；更具体的描述在汉斯·沃特·舒慕尔：《威廉二世皇家人类学、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 （1933—1945 年）：跨越边界》（海德堡，2008 年）。又见贝恩德·高斯梅尔：《自然系统和政治联盟：威廉二世皇家生物与生化研究所（1933—1945 年）》（哥廷根，2005），以及汉斯·彼得·克勒讷：《从优生学到遗传学：战争结束后的威廉二世皇家人类学、遗传学研究所》（斯图加特，1997）。【13】卡特尔：《希特勒手下的医生》（教堂山，1989 年），第 233 页。【14】赫伯：《在另一面》，第 157 页注释 2。【15】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纳粹医生：对邪恶的心理学的研究》（伦敦，1986 年），第 337—383 页；卡特尔：《医生》，第 234 页；赫伯编：《在另一面》，第 170 页注释 54。【16】利夫顿：《纳粹医生》，第 347—360 页；保罗·J·韦恩德林：《1870 年至 1945 年间国家统一和纳粹主义中的卫生、种族和德国政策》（剑桥，1989），第 55—63 页；维斯：《与纳粹共生》，第 6 章，关于德国人类遗传学在国际科学界地位的报告。【17】利夫顿：《纳粹医生》，第 360—383 页；卡特尔：《医生》，第 234—235 页。【18】弗朗西斯·R·尼科西亚和乔纳森·胡尔编：《纳粹德国的医学和医学伦理学：起源、实践、遗产》（纽约，2002 年）。【19】迈克尔·阿什：《作为相互资源的科学与政治》，载吕迪格尔·范·布鲁赫和布里吉特·凯德拉斯编：《科学与科学政策：从整体到结构，20 世纪德国的中断与连续》（斯图加特，2002 年），第 32—49 页。【20】吉拉尔德·斯坦纳切尔：《逃跑中的纳粹党人：希特勒的亲信是如何去往正义的》（牛津，2011 年），第 24—26、41—42、49—52、97 页。【21】乌尔里希·伏尔克莱恩：《约瑟夫·门格勒：奥斯维辛的医生》（哥廷根，1999 年），介绍了门格勒晚年的一些情况。【22】赫尔曼·郎本：《奥斯维辛的人们》，第 217—219 页；利夫顿：《纳粹医生》，第 249—250 页。【23】乔安妮·雷利：《贝尔森：集中营的解放》（伦敦，1998 年），第 19—49 页，介绍了医疗状况的细节；本·谢帕德：《黎明之后：贝尔森的解放，1945 年》（伦敦，2005 年），第 168—175 页，介绍了对克莱恩的审判。【24】赫伯《在另一面》，第 200—201 页。【25】同上，第 201 页。【26】赫伯：《人生旅程》，第 195 页；关于 I.G.法本公司的审判，见迪尔米德·杰弗里斯：《地狱的联盟：I.G.法本公司与希特勒战争机器的制造》（纽约，2008 年），第 359—402 页。【27】安杰伊·斯切莱茨基：《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死亡行军》，载赫伯特等编：《纳粹集中营·第 2 卷》，第 1093—1112 页。【28】丹尼尔·布拉特曼：《死亡行军：纳粹屠杀的最后阶段》（剑桥，马萨诸塞州，2011 年），这是目前最好的全局性调查；关于尼斯利，见赫伯：《在另一面》，第 192—193 页。【29】赫伯：《在另一面》，第 195—196 页。【30】尼娜·萨顿：《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疯狂的另一面》（伦敦，1995 年），第 17—119 页。【31】同上，第 120—164 页。【32】同上；萨顿的传记仍然是最充分、也最具有同情心的作品。【33】彼得·诺维克：《大屠杀和集体记忆：美国人的经历》（伦敦，1999 年），第 132—138 页；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纽约，1963 年）；萨顿：《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第 305—306 页。【34】在诺维克的《大屠杀》中引用过，第 139 页。【35】诺维克：《大屠杀》，第 139 页；萨顿：《布鲁诺》，第 306—307 页。【36】萨顿：《布鲁诺》，第 306—307 页。【37】同上，第 312—313 页。【38】同上，第 313—327 页。【39】在弗里德伦德尔的《纳粹德国和犹太人·第 2 卷》中引用过，第 262 页。序　二

现在，距离本书中描写的那段不可思议的往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使人们不要忘记希特勒统治下的 12 年里发生的人类耻辱，但是事实上，看见并且经历集中营黑暗岁月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

沧海桑田，变化万千。历史的长轴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变得很渺小，也可以把一些很微小的事物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件有很大影响力的事情。亲身经历者终将逝去，再伟大的人和事也终将变成沧海一粟，所有的事情都将离我们远去。博物馆再雄伟，也无法重现真实的情景；纪念物再真实，也无法自己诉说当时的故事。这就是为何米克洛斯·尼斯利博士的这本著作在成书半个世纪之后还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的重要程度甚至超出了它第一次刊登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主办的月刊《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上的意义。这本书是最早出版的一批以集中营为题材的书之一。在那个时代，由于作者立场的道德模糊性，很多关于奥斯维辛主题的书刊都不愿意提及集中营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点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序言中也有所表述）。不过本书仍然被《纽约时报》评为“一本让读者了解奥斯维辛的绝佳作品！”本次再版，应读者的要求增添了一些介绍背景的文字。

1944 年 3 月中旬，德国人入侵了匈牙利，之后匈牙利的所有犹太人都被一纸限制令软禁在家。希特勒曾在 1933 年上台后推行了一套预防性拘留政策，用来恐吓和控制那些可能会动摇新政权的人。这项政策一经出台就被长期使用，限制令就是其中的一款。随后，驱逐犹太人的政策大行其道。1944 年 4 月，尼斯利博士一家与其他犹太人一样，从他们生活的城市奥拉迪亚（Oradea）被运往奥斯维辛。纳粹用运牲畜的车来运人，借此一步步地羞辱他们，贬低他们。尼斯利博士一到奥斯维辛就与他的妻子女儿分开了，并被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博士选去承担集中营的所有医疗工作。就这样，尼斯利成了一名特遣队员。所谓特遣队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与其他囚犯不同，被区别对待并享有一定的特权，在集中营内从事特定的工作，因此特遣队又被叫做“活死人小分队”。尼斯利所在的这支特遣队是由 860 名男性囚犯组成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业技能，而且身体素质较好，比较健壮。只要他们还活着，他们就比别人相对自由一些，但实际上，他们从被选为特遣队员到被杀死为止，只活了四个多月。在短短四个多月之后，他们立刻被处死，并被一批新的特遣队员取代。纳粹当局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死亡工厂”中的事情不被泄露出去。

他们曾经非常接近成功。一开始，集中营所有的纳粹党卫军都发过誓，不把他们在集中营的见闻说出去，他们的人数从 1940 年 4 月建营时的少量人员发展到 1945 年 1 月的数千人，之后集中营被解放。此外，德国当局在 1944 年就彻底销毁了送往奥斯维辛的所有犹太人的名单，并在随后几个月里销毁了一切犯罪记录。1945 年初，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的时候，其他的罪证要么被烧毁，要么被转移到西边其他集中营。1 月中旬，纳粹党卫军匆匆处决了数千名囚犯，并于 1 月 18 号凌晨仓促逃走，只留下无人看守的集中营。根据尼斯利博士的描述，集中营里剩余囚犯中的一大部分人利用人去楼空的间隙依次逃出了奥斯维辛，因为他们害怕纳粹会在苏军进攻前将他们全部杀掉。当苏军于 1945 年 1 月 27 日占领奥斯维辛的时候，发现了大量受害者的尸体，与此同时还有 7000 多人被困在奥斯维辛，这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由于身体太虚弱而无法逃脱。因此，无论纳粹多么努力地想毁掉一切有关集中营的证据，最终都会失败。这是由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犯罪行为太过恶劣，受害人数众多；二是德国人的官僚主义作风。所以，真相终将披露于世。

在过去 30 到 40 年间，有数百部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档案或作品问世，既有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赫斯（Rudolf Hoess）的自传，也有集中营幸存者的个人记录。在我看来，这些作品中达到顶峰的是达努塔·采奇（Danuta Czech）的《奥斯维辛编年史，1939—1945》（Auschwitz Chronicle, 1939-1945）这本书，书中甚至详细记录了在集中营每一天发生的故事，可谓是同类作品中的一座丰碑。

虽然以此看来，迈进奥斯维辛的大门就等于走向死亡，但尼斯利博士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透过他的眼睛，我们仿佛亲眼看见那些特殊的时刻，通过他以一个目击者这样独特视角的记录，我们可以重温一个帝国的缓慢瓦解，而这个疯狂的、宏伟的帝国曾被人们认为会统治万代。作者质朴的笔触缓缓打开了一段历史的画卷，从被送往集中营开始，经过 1944 年到 1945 年初漫长的大屠杀，最终收尾于纳粹统治垮台后的仓皇出逃。我之所以使用“质朴”这个词来形容这本书的写法，是因为尼斯利博士自己曾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在我经历那些恐怖得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的时候，我的身份是医生而不是作家，现在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也只会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一个记者的角度。”文字上的点滴不足不影响整部作品的严肃性，比起文字修辞来，更重要的是书中那段历史记录的真实性。

即便是在今天，米克洛斯·尼斯利仍不愿相信他自己度过的那些黑暗岁月，因为人性本善，谁都不愿面对痛苦与斗争。那些欺压与折磨、贬低与堕落，那些对同类做出的残暴行为是人人都想远离的，然而正义与邪恶就差一小步，一旦迈出这一步，身后就是万丈深渊。即使到现在，仍有一些人不相信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包括五六百万犹太人在内的一千两百万人被屠杀，他们觉得这段历史是伪造的，或者有些夸大其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数量不算多，更多人则不愿重提这段尘封的往事，宁愿它沉睡在记忆当中。当有人知晓了这些故事并愿意传播它的时候，其他人会纷纷站出来询问：反复重提这些事到底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翻旧账来挑起仇恨的火种？为何要带着愤怒的眼光回顾往事，而不是宽容过去，远眺未来？问得好，那些亲身经历的受害者会告诉你答案！美国著名作家迈耶·莱文（Meyer Levin）曾这样写道：“那些纳粹暴行的受害者留下了他们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不完整但却真实，他们用指甲在墙上刻下了只言片语，希望人们后来看到的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血淋淋的现实。我们有责任倾听他们的一切。”

一开始，在那些幸存者们刚被解救出来的几年里，那些经历过集中营灾难的人们常常会被要求讲述他们的经历。然而回忆这些事情太痛苦了，所以他们想都不愿想，更别提写下来了。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治愈心灵的创伤，好好享受生活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面纱一点点被揭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讲述那段沉痛往事，因为这样可以让“世界不会忘记”。总结起来，人们最常问起的问题就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到底是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答案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在“二战”末期的时候，西方各国的领导人对于希特勒统治下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知情的，就算不知道细节，也肯定知道大概的轮廓。但是从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来看，依靠他国力量平息暴行的可能性太小了。

除了以上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尖锐而又绕不开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序言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会自愿被限制、被捕、被驱逐，就算是被杀掉也没有任何反抗？具体来说，为什么 14 支特遣队中只有一支在临死前起义暴动？就算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就算知道继任者们会把自己送入焚尸炉，他们还是没有奋力一搏，而是继续扮演等待被处死的“活死人”。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最好由读者自己去寻找，而不是全部听信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r）的观点。他在达努塔·采奇的著作前言中提道：我们应当牢记大屠杀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要素。欧洲的许多犹太人聚集而居，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日耳曼民族里毕竟出现了巴赫、贝多芬、康德、歌德、席勒，试问：这样的民族能“坏”到哪里去？希特勒虽然阴差阳错上了台，但注定会垮台。拉克和其他一些人都提到了下面这件事，在奥斯维辛的另一处集中营里，关押着 1.3 万多名苏联战俘，他们的体格更加健壮。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本应该起义，为自由而战。但是这 1.3 万多人只有 92 人活了下来，他们也没有进行暴动。原因很简单，在这场不公平的游戏中，所有集中营的受害者，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战俘，在统治者的强权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保守估计，约有 1200 万人在纳粹集中营遇难。这其中绝大部分被无情地杀害，也有很多人死于饥饿、病痛或自杀。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尼斯利博士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有多么深刻的见解，而在于它用大量的史实直接呈现下层社会的生活写照。借用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一句话来结束这段文字，“它所讲述的故事虽然骇人听闻，却值得一遍又一遍重提，直到这些故事的意义能够被我们这个时代认可。”理查德·西弗序　三

当我最初接到为本书作序的邀请时，还有些犹豫。但是毋庸置疑，《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一书绝对是一部诚实而重要的作品。它所讲述的故事虽然骇人听闻，却值一遍又一遍重提，直到这些故事的意义能够被我们这个时代认可。该书不是一本直接审视集中营意义的书，但对于作者来说却意义深远，至少可以视做一本医生角度写的书。虽然很多医生也写过类似的书，描述他们在集中营的经历，例如神经科医生维克多·E·弗兰克（Victor E. Frankl）曾描写过奥斯维辛的经历，但弗兰克从来没有帮助纳粹党卫军进行人体实验，也不像那些臭名昭著的医生一样助纣为虐。虽然他并没有帮助纳粹党卫军杀人，但是他本人也承受着与其他人一样的痛苦。谈起在集中营的经历，弗兰克引用了黑贝尔的一句话：“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一步步地让你失去理智，除非你根本就没有理智可以失去。”尼斯利博士的一位同事就是这样渐渐失去了理智。本书讲述了这种理智的丧失，这不仅是书中最感人的，也是最令人欣慰的部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有足够的理由，人们就会失去理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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