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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3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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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楼肇明,天波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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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散文经典·西方卷5

世界散文经典·西方卷5试读:

序 关于散文本体性的思考

楼肇明

人类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人在文明和文化中生存,文明和文化同时制约着人。人是文化动物,去掉了人身上的文化,或者说人丧失了创造文明和文化的能力,人就不成其为人了。这是人唯一区别于动物的要著所在。

从人类文化哲学及其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中的散文,也就是说从人的生存方式这个根本来界说散文,这样,就不管文体理论家们迄今为止提出了多少个有关散文的定义,和多少种文体理论的阐述,也不管东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历史面貌的差异有多么巨大和繁复,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供界定的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语言艺术是一个互有交错渗透、类别之间边缘模糊的长长的序列。散文,则位于以诗为一极和实用文字为另一极的广阔中间地带,这两极如同拥有不等的磁力,以不同方式不断向广阔的中间地带进行渗透、干预和汲取,从而繁衍出一个个新的文体品种。如诗和散文媾合诞生了散文诗,新闻和散文交媾诞生了报告文学等等,但不管诗和实用文学如何渗入和汲取,诗和实用文字这两极之间的开阔地却不会因此丧失一寸领土,而是更加郁郁葱葱,是一片鲜花开不败的文学原野。如同有的文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魂灵和精神,散文是整个文学大厦的基座,是诗以外别的文学门类的母体;它还每每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潮涨潮落的标尺,是作家们文字能力的试炼场,测试其思想、文化、审美涵养全部综合实力的一枚指针。这一描述,可以说是观察了共时性散文繁杂现象后的一个概括性描述,但它还不是对文体作历时性的纵剖面抽象。历时性的抽象观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功能,终究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经过历史漫长的积淀而后形成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散文在所有文学门类中与文化贴得最紧。我们完全可以说,散文在文化中,文化积淀在散文中。散文的质的规定性源于历史对其文化功能的要求,它占据了辽阔的文体类别地域,文体的巨大包容性和类别边缘的模糊不清产生了文体界限依违两可的浮动性,而这又恰恰可以在历史的循环论证中得到证实。那么,什么是东西方共同相通的散文文体的质的规定性呢?

纵观东西方各民族文化史,一个民族的文化奠基期,或者说一个民族文化性格的发韧期和该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基本上是全然重叠和膠合的。无论东西方哪一个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都是由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构成的。在中国,为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在西方则是影响整个西方民族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著述。这是西方无论哪一民族的文学史家们在追本穷源时都要溯流而上的第一源头。也许有人会说,这一提法漏掉了史诗和宗教经典,说的不错,但史诗也是史,宗教经典本身就是史前史和民族先哲行状和思想的记录,从文学的角度把它作为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也无可厚非,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亵渎之举。不过,源头仅仅是源头,而不是汩汩泱泱从远古至今,永不停歇的流。源头的重要性在于流是从源头开始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哺育着流,流是对源的回应,源则规定着流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在铸造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

当然,作为文学艺术之一的散文,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与散文史作奠基的开篇有着割不断的血缘联系,但文随代变,又有所区别。作为现代定义上的散文,发端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笔下,在英文中被称为esye的自由、随意、散漫的文体,是由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蒙田首创并趋于成熟的,在这位现代散文的鼻祖手里,他高擎着人的解放的旗帜,esye主要是他抒发个人情怀的工具,是这位思想者的思想情怀的文学载体。当esye传到了英国,起而效之的仍然是一位哲人——弗兰西斯·培根。这位实证主义哲学家在承继蒙田的张扬个性自由,张扬人的理性的同时,也加重了这一文体作为文明批评和人的精神建设的思想比重。由于思辩和强健逻辑的左右,esye的随意散漫性在培根手里渐趋减弱,文体上显得更为缜密、凝炼,更为雍容、漂亮,简洁直捷。按照本森在《随笔的艺术》一文中的说法,“诗写传奇中的崇高,随笔写平凡中的崇高”,其中平凡中的崇高云云,乃是指把随笔推向了艺术峰巅的兰姆的作品而言的。兰姆写的是凡俗庸常生活中的人们的浪漫主义情怀,是日常起居乃至卑下生活里未曾泯灭的崇高和圣洁,兰姆亲切随意的絮语,有别于布道宣教和道德训诫,并最终填平了思想载体和随笔艺术之间的隔阂。从启蒙主义者手里开创的思想载体的随笔到浪漫主义最杰出的随笔作家兰姆止,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散文史上的第一个大篇章,或跨文化地域的第二个大段落,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散文是在这一个段落里蓬蓬勃勃地繁衍兴盛起来的。

如果说我们将一个拥有杰出艺术成就的代表性作家作为一个文学发展阶段的开始或结束的标志是可行的话,那么,西方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篇章,应该从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法国诗人波特莱尔作为起点。如此划分一方面是基于文学变革归根到底是审美观念的变革,散文不可能游离于文学大潮之外。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对于散文文体的意义,不止于散文向诗靠近,或诗向散文渗透。诗的感性因素和散文的理性因素在文体内部的渗透融合中上升到了覆盖层或居支配地位的层面,艺术把握的侧重点也转移到了感性和感官的进一步开放上来,换言之,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将散文提高到了与诗并驾齐驱的审美变革的前卫地位上来。《巴黎的忧郁》和《恶之花》一样,由于对在审美趋向上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古典审美传统提出了怀疑,确切说是对艺术的美和道德的善的一致性提出了怀疑,并且卓有成效地挤出了一个缺口,切断了美和善的必然联系,从而使得真善美的审美组合方式不再是唯一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恶丑和真恶美的组合同样也是可行的。文学史家们每每以“波特莱尔以降……”的话头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审丑趋向的指代词,是同时包括波氏的诗、散文诗、散文及其理论工作的创新在内的。

须指出的是,散文文体创新所显现出来的历史阶段性划分,与其它文类相比,对自身传统的反叛或者说散文作家们的“审父意识”没有在其它的文类中那么强烈和激烈,新旧交替,不全然是新的打倒了旧的,它并不尽然是颠覆和置换,而多半是一种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在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中呈阶梯性地前进。因此,散文文体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要高过于其它文类。唯其如此,它一般不容易挤身到审美变革前驱的地位去,而它的变革多半发生在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变之时。如果说启蒙主义运动时期是西方世界的一次“王纲解纽”,那么,十九世纪末期即是一次“礼崩乐坏”。散文文体的革新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联结更为直接,与社会思潮依附得也更紧密。从波特莱尔至今,各国的优秀散文作家,在原先的思想者、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外,又增加了一大批诗人加入散文作家的行列,他们同时兼具三重身份,或两重身份,那种单打一的专业散文作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有这样的散文作家,与优秀二字也多半缘份不深。身为一位散文作家而一无诗才,二无学殖,那是不堪设想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散文属于文化,属于思想,从属于人的审美智慧。优秀的散文作家,是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文化精英层,这就从创造主体的角度昭示我们散文文体的文化本位性、思维性和它的审美先驱性。我以为,相对于散文内部各类体式上的界定,与其在细枝末节上进行繁琐的徒劳无功的论辩,不如从总体上把散文的文体本位性,它的思维品格和作为审美先驱的职责加以强调,并把这三者界定为散文三性,是包括随笔小品、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游记、回忆录、扎记、日记等等被统摄在散文名下各体各式所应共同遵守,共同追求的文体的价值目标。

散文三性是对迄今为止世界各民族散文史的总体概括。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散文发展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民族的思维方式史,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史和审美性格史。如前所说,这是由散文的高潮期或繁荣期的优秀散文作品所昭示的,是由历史沉淀后的精华所昭示的。而且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有其不可切割的内在联系。思维方式对文化性格的形成和演变是起重要作用的,两者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内敛于民族文化性格之中;在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性格之中,终可以找到民族思维方式蛛丝马迹的显形;而审美性格包括在文化性格之中,或文化性格能涵盖审美性格。这一有关三者之间关系的推演,与散文的文体本位说是吻合的。现代西方散文的第一个篇章发端于法国,不久兴盛于英伦三岛,而且一开始就与实证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从培根、兰姆直至二十世纪的奥·赫胥黎、奥威尔、劳伦斯、肖伯纳、福斯特、切斯特顿、普里斯特里、及至以散文获诺贝尔奖的政治家丘吉尔和哲学家罗素的作品,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作家们的气度雍容持重,优雅含蓄,结构缜密简约,行笔幽默犀利,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精神风采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英国民族精英层的创造力是巩固民族文化性格得以薪火承传的主导方面。法兰西民族素以永不枯竭的审美创造活力著称于世,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个大篇章均滥觞于法国。若贸然倡言,第三个大的历史新篇章已蓬蓬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花了,也许失之武断,但新的端倪已经出现,且又是在法兰西这块富于审美首创精神的土地上破土而出,却是不会有疑义的。西方思想界公认,罗兰·巴特尔、富科和德利达是本世纪下半叶最后的三位思想大师,他们是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罗兰·巴特尔还同时是文学理论家和随笔高手。《恋人絮语》、《艾菲尔铁塔》、《脱衣舞的幻灭》,是一批执着于揭示文化深层结构奥秘的随笔杰作,对文化结构的拆解,也许不无若干游戏成份,对文化奥秘的探寻,弄清结构来龙去脉的热诚慧见,也许还包含着一份当代人因普遍的失重状态而来的几分无奈。但一种新型的随笔文体毕竟以经典的面貌被创造出来了。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蒙田在文体上主要表现为“情趣盎然的感想追怀的漫录”,兰姆在“看似即兴涂鸦的背后却深藏着一片雕心刻骨的苦心”,“思索经验世界以暗示于注意深微的读者”,他们运笔,“既非记述,又非说明,不是高头讲章庄严的议论”;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二个篇章,散文的全方位向诗靠近标志着散文审美先驱化地位的确立,把发端于第一篇章的个我主观调子,个我人格底色推向了极致,林林总总的宇宙大块的结构生成,仅仅是“象征的森林”,它们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有意和无意地被内在的小宇宙有所遮蔽,有所掩藏……。那么,视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为西方现代散文史的最新发展的标志,即基于他对前两个大篇章的整合和革新,他一方面以弱化个我的主观色彩为代价,凸现了关注的对象——人类史和文化史的功能结构,发现结构,表现结构,拆解结构是他随笔散文的第一要务。他以潇洒的心态,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虽以拆解和表现结构为主旨,却在发现、表现和拆解中塑造了一个智者的形象。读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作品,读者如同被置身于一座由无数智慧的多棱镜组成的森林之中,八面徐徐来风,四方春雨潇潇,涤尘去垢,明慧益智,所谓益智的含义还不单是指具体收获了什么,而在于探寻和质询存在的方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罗兰·巴特尔产生灵智觉醒举一反三的连锁效应的秘密也正在这里。

鉴于以蜻蜓点水般地回顾,我们把散文文体中的文化意蕴提到文体本体论的地位,是符合世界各民族散文发展的史实的,而且,与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散文是最具个性的文体,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表现,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作家横向地属于时代,纵向地属于民族,民族文化性格的基因赖一代代作家脉息不断地去复制,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割开自己的血管把父亲的血液放掉;文化性格的变异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生存的时代里吐故纳新,不同的文化性格及其变异终是纵向垂直系统和横向连结系统双项交汇的结果。我们大体上可从把世界各民族的散文按文化意蕴的不同类型,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部分,东方部分可择其要者,列举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等;西方部分,则可群集和细分并举,列举英国、北美、法国和中南欧、德国和北欧、俄罗斯和东欧、西班牙和拉美等。由于文化和文学交流影响的多渠道性,以及超越历史和地域边缘影响的存在等诸多原因,致使要描绘出一幅齐整的几何图形似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类型图谱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宏观的历史图景看,文明模式有兴有衰,作为民族文化性格载体的散文,文学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始终在起着作用的,更因主体选择参照系和价值标准的不一致,文化和文学有别于地理疆域、经济的大小强弱,而顺理成章地会有散文大国和小国之分。无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性格拥有各自不可取代的优长及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价值,是一无视世界多元格局的失误,而无视人类历史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所呈现出来的彰明昭著的一体化趋向,或者说无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间在文明发展程途中所呈现的“时差现象”,也是一个不可原宥的错误。

本选集将我国现代散文定于“五四”现代文学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上与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相当。回顾近一个世纪来我国散文的发展,大体上也与西方文学三、四百年间各种流派兴衰更迭的历史相当,确切些说,西方现代文学三、四百年间的历史发展被我们浓缩在一个世纪里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传播和完成了。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大篇章,相当于“五四”至三十年代我国现代散文发展繁荣的第一个高潮期;台湾地区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可视为我国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繁盛期,而八十年代后半叶开始,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散文接受本世纪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海峡彼岸和此岸都已经或正在与世界同步。我国现代散文近一个世纪高高低低、坎坷不平的历程表明,把外来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作为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撞击,触媒或发酵的机制,几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鲁迅讲,“五四”时期的散文成就在新兴的诗歌和小说之上;周作人讲,“五四”现代散文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明清小品的传统,一是英国小品的传播,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观察,还是从我国现代散文历史规律性的经验总结出发,我国现代散文接受外国文学包括散文在内的影响是一重现发现传统,发展传统的必要条件。我们阅读外国优秀散文,不啻是集优秀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神于眉睫之前,从而增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文化参照的自觉性。我们知道,不仅蒙田和蒙田之后的英国散文小品使“五四”现代散文获益良多,就是我们近邻的日本民族,他们的古典随笔小品传统,也直接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散文的影响。《枕草子》、《徒然草》等日本古代散文随笔经典,写达官贵妇,骚人墨客的生活轶事,宫殿苑囿,四季时序,捕捉瞬息间的感官印象,表达出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等等,既有类似《世说新语》简约机智的一面,而人生倏忽,转息即灭的无常感,以及在感官层面上的细腻入微,则是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创造。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寻找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契合点的民族,这个契合点既是外来的,又是传统的,从而使得传统不仅没有丢失,而是在不断的对话和交流中前所未有地被宏扬了。我们不仅可以在德富芦花、芥川龙之介等现代名家身上看到这一发展轨迹,而在当代日本散文文坛的双子星座——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身上,具有更为显豁的自觉,“日本的美”被他们提升到了声振环宇的新的语境之中。“日本的美”被全世界认识,极而言之,与川端氏、东山氏散文作品中的“死亡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们以“濒死者的眼睛”观察世界,一方面,“危机感”和“彻底的失落感”被推到了极限,这与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现代人的心理感受是普遍相通的;另一方面是无限的依恋和留恋,世界行将溶入“永恒的黑暗”之前刹那间那一份清醒的寂静,落日余辉,暝色四合,构成主客观双重意义上的“特别的美”;至于以颓废情调写人性的病态腐败之美,或以悲壮笔触写烈火喷油的熊熊燃烧之美,那仅仅只是川端和东山之间个性的差异。泰戈尔是对我国“五四”现代散文起了不可低估作用的另一位东方诗人。泰戈尔以儿童的眼睛和心灵感受世界,物物平等,冤亲平等的佛家哲学的爱,以及他作为诗人的人格自我定位,定位于神与人之间,作为凡尘俗世的代表去向上苍祈祷,是每一个喜欢他作品的人看得见的,却又未必是人人都能洞烛幽微的。泰戈尔在中国恒久不衰的吸引力,只有少数几个外国作家方可与之比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来描绘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阅读泰戈尔的作品,该是贴切的。不过,我以为打开泰戈尔文学世界的钥匙,是他自己这样两句话,一曰:“历史在耐心地等待着善对恶的最终胜利”;二曰:“上帝等待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泰戈尔作为获得世界性广泛声誉的第一个东方诗人,不仅他立足民族传统、面向世界的经验值得中国作家们记取,就是为什么泰戈尔的影响力会在中国作家笔下呈现出高低深浅的不同层次,同样应予以深究。

在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的时间里,影响中国文学最深的当推俄罗斯文学。即以散文而言,从屠格涅夫到普里什文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从赫尔岑、柯罗连科到邦达辽夫,从蒲宁到加扎科夫、索洛乌欣,中国作家从俄罗斯文学获得启迪、影响和喜爱有很大的普遍性。若从深浅不一的痕迹中去辨别民族文化性格的差异,那么俄罗斯作家主体人格中积淀的民族文化性格有三个共同的特色,颇堪深究和回味。一是俄罗斯作家从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开始,均有一份高贵的气质、博大的胸襟和坚韧的意志,从那时候起就以高昂的“公民意识”取代了卑猥低下的“臣民意识”,谁之罪?怎么办?成了他们凝思竭虑的一个聚焦点;二是东正教的哲学传统表现为对人性善恶的两极进行深究的浓厚兴趣,表现为对“被悔辱的和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并将这种同情与对人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三是俄罗斯作家较普遍地拥有“美能拯救世界”的信念,美作为救赎的手段,常常不自知地流露于字里行间,或直抒胸臆地进行表白。习惯于在散文中发表艺术哲学的宣言,几乎成了一个代不乏人的独特传统了。从乌斯宾斯基笔下的维纳斯,到别洛夫笔下的俄罗斯乡风民俗,两位作家“萧条异代不同时”,都有一种对美作不疲倦的探索的热诚,冥冥中似有一线相连。也许,与欧美散文相比,俄国散文失之笨重,灵巧不足,但犹如俄罗斯黑土地般的广袤和浑厚,在世纪的暴风雪中无暇顾及机巧和精致,就是一个文体以外的原因了。

外国散文成序列性地介绍到中国,是近十年来的事。散文终究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即与民族哲学的成长渊源同步。我们读

美国

散文,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时代直至今天,那新大陆开拓者的蓬勃朝气、实干精神、各种文化得以融合和融合后暴发出来的创造性活力,对于我们理解审美世界融合的必要性,该是同样地富于启发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民族的哲学,美国的世俗文化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极大,也可以说爱默生和梭罗的传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乃至倒退,但这个传统仍然是不绝如缕的。《再到湖上》、《神奇的世界》、《故乡的雷声》即是明证。德意志民族素以长于哲思著称世界,从歌德到尼采,从黑塞到格拉斯,或为先知,或与撒旦签订契约,散文兼及檄文、碑铭、箴言、诗篇,这一震古烁今的作风,从一些以写哲学为己任的作家们身上和哲学家所写的散文中,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如基尔凯郭尔,如卡夫卡,在德意志和东欧土地上的犹太民族是如此,与德意志文化有血缘关系的北欧国家也是如此。在我国的三、四十年代,西班牙“八九年代”一代作家阿索林和巴罗哈等人,他们那着眼乡村风俗画,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散文,对当时被破败的中国农村包围,寻求民族解放的青年散文作家来说,是很具吸引力的,与此相对应,到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拉美爆炸文学兼及博尔赫斯、帕斯等一代文学宗师的诗文,吸引中国文学青年们的波及面更为扩大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迎合了给散文重新定位,打开散文多重思维空间的心理需求。

即或不是在地球越来越小的今天,散文的跨文化影响也是有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的。东西方人的自然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西方人强调自然是人探索和征服的对象,是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东方人强调“天人合人”,自然是面镜子,是人内在修身的根本的参照系,不仅人际之间的关系能在这面镜子中得到反映,而且它还把是否和谐一致当成检测的价值尺度。如果说,在早期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笔下,如布封的动物素描,观察的精确细致,表现为自然界是科学实验的对象,法布尔的《昆虫记》之所以是一部昆虫世界的“圣经”,是因法布尔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注入了人类世界的文化因素和人性善恶的因素了,昆虫世界的理趣和情趣显然是人生世界的一种变异,和一种折射。卢梭“回归自然”的口号,基于文明对人性压抑的批判,已与我国老庄哲学的“绝圣弃智”有些相近了。此后美国人梭罗逃避到瓦尔登湖畔,与山川林木为友,在梭罗笔下,诗人借自然说话,自然借诗人说话,是对西方文明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传统的一次决绝的抗争。在俄罗斯人普里什文笔下,在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笔下,都是将自然与人的和谐一致当成人的最高幸福,大自然是疗救心灵创伤,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永可信赖的场所。当代美国生态学家,《沙乡的沉思》一书的作者利奥波德,深情的描绘了发生在大地母亲身上那悲壮苍凉的一幕,自然的沙化背后显然因为人的贪婪无厌,是人性沙化的直接结果。从以上人与自然主题的演化轨迹中,东西方不同时代的作家已渐渐地趋向一致。

如果我们选择若干感兴趣的母题或子题,将同一主题及相邻的子题,同一题材乃至相似风格的优秀作品,不论国别和时代,从创作动机,材料结构,叙事策略,语境对象直至辞语的使用进行纵向绵延考察和横向平面比较,领略不同民族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五彩斑斓、绚丽多姿的文化、人格和审美智慧,会有助于我们将文化视野的地平线推得更远些,因为一种旨在“审美视界融合”的研读,完全符合散文欣赏“非一次性”的文体本质属性。散文是文化精髓的教课书,是滋养人的心灵和人性的审美教课书,它不只是文化消费的对象,也不止于社会百科全书。在今天,社会转型,“视听文化”的不可阻挡的强健势头席卷一切,文字作为一种思想符号的优势却是“视听文化”先天地所不可比拟的。被“后工业社会”的人们讥讽为“短小轻薄”的所谓“状态散文”或“平涂散文”(意指没有思想和心灵的深度,只有某种思想道德平均数的散文),它一方面是对视听文化的效颦,一方面是迎合现代社会被称之为“单维度人”和“空心人”的消极需求。编选这本洋洋达二百余万字的东西方散文名作,我们虽不奢望于世道人心、民族散文的振兴大有裨益,但却有一份坚守精粹文化营垒的心愿,并愿给予喜爱中外散文的读者们以翻检之便利。

本选集西方卷的译文,绝大部分是近十年间的中青年翻译家们的作品,同时也选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学贯中西的一代作家的译笔。翻译散文与译诗同样地困难,而且在同一作品的几家不同译本中,还未必是一定后来居上的,在这里,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如巴金、傅雷、王佐良先生的译笔堪称是可与原作媲美,令人击节赞叹的典范之作。我国近几年来外国散文的翻译出版以丛书形式开始走向序列化和系统化了。尽管遗漏和空缺的外国散文经典还不少,地区间也不尽然平衡,与原国家的散文繁荣还不相称,但是,世界散文大国的图景之轮廓已宛然清晰可见了。没有几代翻译家的辛劳,要编选这样一种集粹性的选本,是根本无从谈起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翻译工作,尤其是翻译启人心智的经典名作,就如普罗米修斯窃火到人间。翻译散文是项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崇高伟业,作为编选者,我们对翻译家们的劳绩谨致衷心的谢意和敬意!美国

乔治·桑塔亚那

乔治·桑塔亚那(1863—1952)哲学家兼文学家。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九岁移居美国波士顿,一八八九年后在母校哈佛大学任哲学教授二十余年,其间常回欧洲,一九一二年定居欧洲。桑塔亚那早期对文学很有兴趣,发表过十四行诗集和《美感》(1896)等文学论文;进入二十世纪后主要从事哲学研究,是美国批判实在论的创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五卷本《理性生活》(1905—1906)、四卷本《存在诸领域》(1927—1940)及《美国的性格与观念》(1920)等。桑塔亚那自认为是西方世界的旁观者,对美国文化颇多微词,故有人指责他为逆当代潮流者。

美国的青年激进分子

当我还是个大学教授的时候,有时会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在大学二年级学生中社会主义毫无市场。如今我不在校园里欢迎它,社会主义却仿佛到来了。

我说:“欢迎它”,因为虽然我在思想感情上是个偏激的保守党人,我倒承认不同的心思应该用在不同的事情上,我喜欢有勇气而且下决心从事某项事业的年轻人。倘若年轻人由于缺乏自知或环境不良误入歧途,以致可能到手的幸福失之交臂,或竟然失去为知晓自己不幸的原因而遭受痛苦的机会,那就太可惜了。但他们不会只因某一错误的事物是我所不屑一顾或格格不入便去刻意追求。我的个人感情同他们理想的真伪,同他们的幸福——如果他们能够取得它——的价值无关。我的经验至少只会使我怀疑这些理想能否实现,或担心这些年轻人选中了它们作为理想,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误解了自己的本质;有可能追求某种目标,一旦得手反而感到厌恶恶心。以上所说的倘若属实,那么一个局外人的警告就可能并不是全然没有用处的。

一个人很容易曲解自己的要求,其原因在于人的各种本能复杂紊乱,它们在不同的时期达到成熟,或者全被压抑或掩饰起来;而幻想仅仅是根据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碰巧遇上的那类事物的肤浅印象形成的。我们无法去热爱或满怀激情地想象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当我们发现了自己所深恶痛绝的事物(每个朝气蓬勃的人一定有许多他所痛恨的东西),我们构思较美好事物的能力仍只限于真实事物给予我们的那些提示。因此我们或许根本不明白真正能使自己满足的究竟为何物;即使有人以文字的形式对我们作了描述,我们也还是认识不到它便是我们自己关于幸福的理想。它会显得无关痛痒,格格不入,令人扫兴,因为这种事我们从未经历,或从未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出现过。

所以我对这一点丝毫不感到惊讶:古人的生活——虽然唯有它真正富有人性,导向可能实现的幸福——竟对美国青年没有吸引力。它实在太遥远,太纯朴;它与当今规模宏大的现代化机械运作无缘,与年轻的美国沉溺其中的使用仪表器械的浪潮无缘。令我颇感吃惊的是,仿佛人人都满足于继续随波逐流。甚至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困难或不幸——体育锻炼、大学俱乐部、家庭不和、前途暗淡、单相思——牢骚满腹,忧心忡忡时,似乎仍同自己所处的整个存在方式融洽相处,对周围的丑陋、庸俗、虚荣、苦役或空虚漠然置之。过去我曾反复问自己:这些常常陷入个人热情的青年是不是完全失去了人的灵魂,抑或他们只具有工蚁或任劳任怨的工蜂的灵魂,为完成预定任务奔波忙碌,贮存传统的蜂蜜,修筑形状规则整齐的巢室,让蜂群的女王——未来的蚂蚁太太或蜜蜂太太——在其中生儿育女?迄今我并非认为浪漫的人类必然是动物之魁首或是造物主的成功之作。假如美国或其他地方的自然界能演化出一种优越品种取而代之,我倒很希望人类能被取代。然而这种人类热情的突然熄灭好像有点不可思议,而且那时我也摸不准,即便对最健康、最忙碌、最强壮、最顾家、最传统的美国人来说,是否已有可能在机械运作中实现完美无憾的幸福。救治人类不幸的美国万应灵药——工作,难道不就像一服麻醉剂么?

显而易见,如今人们,至少某些人,已开始觉醒。大二学生(其中很多人已离校)看出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我把它简称为社会主义,虽然严格说来他们并不都是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而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激进分子,或(谦虚地)自称知识分子。关键在于他们都对美国的现状表示厌恶,他们谴责美国的宪法、教会、政府、大学、报刊、剧场。最重要的是,他们谴责商业作风,正是它搞活并统一了所有那些遭到他们谴责的东西。这是在似乎最为团结一致,洋洋自得的国度里爆发出不满情绪:是美国人忍受不了美国了。

这仅只是难以忍受吗?是否像麻疹,一旦这些大二学生成了受人尊敬的四年级学生,它就消退了呢?或者说,它是不是可悲的个体返祖现象,从古到今各个民族都会偶尔发生。犹如大自然开了个不合时宜的玩笑,在北极地区孵出极乐鸟?即便如此,虽然着实可怜,人们也别无他策。只有听任那些不幸的鸟儿因缺少阳光和小虫扑腾几下翅膀死去。生不逢时的天才一定死在某个角落里。我倒乐于相信,这些青年激进分子是天才和极乐鸟,就如他们显然自我感觉的那样。果真如此,他们的悲叹就该是一曲优美动人的挽歌,然而它却是一首死亡之歌。或者是否恰恰相反,他们也许是某一可以实现的目标的预言家,是由一支正规军作后盾的童子军,有可能代表着未来呢?

我隔着一定的距离,尽可能认真地去弄清这些反抗者要的是什么。我明白了他们反对什么——他们反对一切。但是他们又赞成什么呢?对这一点我至今仍无法探知。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我对他们缺乏理解,或许是因为他们文风怪诞以致表达不清。但他们表述上的劣迹——表述本身是他们不惜代价孜孜以求的——却可能正是更深一层问题的症状:暴露出他们在自己的抱负和努力方向上所犯的根本性错误。他们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自由,更大的空间,更加顺其自然的发展机会。我则觉得他们已有太多的自由,太大的空间,太随心所欲;而本来他们腹中空空,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的文风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不仅没有掌握人们使用至今的英语,不懂得词的涵义,华而不实;他们根本不具备有教养的人应该掌握的词汇和习语。

这一切也许是正常的发展,尽管它使我们这些跟不上俚语变化的老保守感到几分惊恐不安。美国有权拥有自己的语言,有权在形成未来的“世界语”——洋泾浜英语中起主要作用。但并不仅仅是相比较而言或是以传统的标准衡量,这些青年激进分子的文风是糟糕的。这种文风本质上就是坏的;它模糊、抽象、罗嗦、怪诞、味同嚼蜡,晦涩难解。假如他们思路清晰,头脑中的形象明确生动,假如他们的原则和忠诚坚定不移,那么无论其文风怎样新奇,我们都将很快学会阅读他们的语言,感到它是纯洁明朗的。但丁用一种新的方言写作,地方味重,质朴通俗,可是他的词语犹如露珠在晴朗的早晨晶莹闪亮!然而但丁进行了长期不懈,专心致志的观察,他默默地去爱;他知道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信仰。不,为获得幸福,年轻的美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自由,它需要更多的纪律。(陈凯 译)

游戏的心灵

只要双亲和保姆、只要人类的博爱挡开孩子们生命的危险,孩子们就可以游戏;他们那无忧无虑的幼小心灵就可以沉浸在幻想的冒险之中。游戏便是清醒的梦幼;游戏保持着神奇的才能;神话便诞生在她的怀抱里,这一才能用幻想代替事实,实际的感觉没有丝毫的晦暗与混乱。漫游的直觉和偶然的联想激励着你,你将创造出欢乐或恐怖的游戏,以可耻的两面派手法,将它们视为真实,那是你仍然注视和遵循的真实:你将突然满怀激情,侃侃而谈,或在悲惨的危境中喘息,一切都是为了娱乐,确切地说,是出于灵魂那可怕的强制性美德;这梦幻是穿插的游戏,或是清醒梦幻的游戏,将昭示你那沉思的心录,倘若不是永远有益于道德,不是永远连贯一致,至少这创造的新颖是毋庸置疑的。在梦境的主题中,在孩子们的虚构中,那是多么鲜明的幻象、多么敏感的激情、多么戏剧性的转折啊!你仿佛精心地口述、撰著你的小说,抛弃、预见、感觉那将临的变革,必有事件来表现它:然而,一切仿佛都是一种深邃的命运口述给你、强加于你的,是自然的天赐,你没有术语表达那自然的作用,你只能称之为灵感或命运。在这游戏或梦境中,我们常常犹豫不决:我们选取事实的一种解释;我们虚构情节,扩大或变幻舞台背景,以迎迓将临的奇迹,我们已朦胧地感觉到了:我们那优美而绝妙的谈吐极为真诚。在这一切里,我们没有表现我们那清醒的感觉;相反,我们仿佛蔑视它们,试图展示我们和我们的原貌有多么不同,唉,那是轻而易举而又令人悦然的差异。整个世界自由了、丰富了;它未臻完善,与完善相去天渊;在慎重而长寿的生命里,真实的世界就胜于梦幻、艺术、游戏、宗教和乌托邦那五彩缤纷的浑沌:然而,我们残忍地陶醉于嘲笑自然,呼唤那深藏的可能性的深邃浑沌。我们渴望假日,我们酷爱仲夏的逃学;我们就像罢工的男店员,关闭了道德、生意和逼真的商店,虎视眈眈的猫离去了,老鼠外游:我们不会称我们的活动为老鼠的惶奔或啃啮。但是,这一切愚蠢的逃跑冲动正是我们自己的冲动;在一种意义上,比它们摧毁的理智自我真诚,理性的自我是一种面具,是它拿腔作势地扮演的一个人物,以悦人耳目,那些疯狂的片断没有强制的一致性,没有蓄意的抑制,亦没有可以遵奉的隐秘;然而,自发的推理和戏剧性的虚构仍是丰富的。我们在心灵的老古玩店里漫游,那里,布满尘土的珍宝展现在我们面前,仿佛我们是轻信的外行:我们正规定着幻想的价值,讲述着一切神奇的故事。人类撒谎的才能无穷无尽,尤其是自欺。我警告读者。独白是一切创作形式中最不可信的。

在某种程度上,当理性的生命意外降临,我们灵魂那幻想的生命亦不会窒息;相反,幻想的车间一如既往地忙碌着,不只在表面的虚饰下忙碌,如白日那无影无踪的闪烁群星,也为我们提供日光织锦的一切经纬。幻想——感觉的创造性反应——提供了我们感觉的一切禀赋;幻想也提供了我们一切思想的运动和形式,除非“比较”或“调整”将它们召回书中,使之一致,涉及某些隐秘的问题。

孩子比成人贪玩,或似乎比成人贪玩。因为他们很健谈,几乎无所事事;他们不以幻想为羞,他们有时间,也有兴趣沉迷于那些幻想。他们能够重叙他们所见的一切,认为那是人未见过的东西,这种重复是天生的,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就会焦急地问:“那是什么呀?”仿佛他们的眼睛不比长辈看得清楚。但是,孩子们不是经验主义者;他们渴望理解,渴望认识事物的真,而非浮表:他们渴望知道,他们的梦幻应该将什么增补到感觉的材料里,以润色故事,熟悉整个故事。游戏中,他们已有编织故事的想法,他们早已完成了增补和替换。他们会说:“让我们做游戏吧,这小棍是爸爸,这小球是妈妈,这火柴盒是汽车;翻车的时候,妈妈先滚了出来。救了爸爸的性命,他摔在妈妈的身上,没有受伤——当然,她也不可能受伤。”这些象征并不太相似,这些事情也非现实的;但是,共性极少的事情在精神里同化,这种同化亦是语言和感觉的重要条件。没有这种同化,我们将永远是经验主义者、或者白痴。自然里,万物都不是它的感觉实体,倘若它是实质的、终极的、就能证明它的行为:若能解释万物行动的方式,就只能以秘密过程的网络解释,感觉实体只是我们经验或语言的象征。在这种伪装和承认的狂欢中,心灵感到悠游自在,因为她的生命在外表之下流泛;理性的谈话和幻象的溪流之于她,就像舞台效果和演员的朗诵之于剧作家——非常令人失望,非常陌生:在那种水准上,莫名其妙是正常的。在假装看见我们的动作和感情融为一体之前,我们必须沉入潜土,沉入那生长冲动的网,那是我们生命的根柢(从外部归类,我们就称为激情)。神志清明的人和科学在我们感觉的迷宫里找到的线索,来源于梦境;我们将个别归于幽灵般的道德单位,像一个人,或归于一种模糊的责有攸归的动机——在某种预兆前惊跳,那是这问题最终归宿的预兆;在其中找到一切归宿的理由。倘若像经验哲学家假设的那样,感觉的幻想是终极的事实,他们就绝不允许任何连贯、同化、重复或法则去代替。然而,我们的幻象不是重要的事实;那只是孩子们游戏中的小棍和小球。游戏中,当我们说,小棍是爸爸,小球是妈妈,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正沉湎于一种含糊的“生存”意义,那是哲学家们极少怀疑的(始于汉姆莱特)。“小棍是爸爸”,表达的是替换,而非同化。游戏的心灵比洛克和黑格尔的体系所表现的沉思的意识更有辨别力,心灵决定,小棍将是理想的爸爸,虽然实际上稍瘦,小球将是正式的妈妈,虽然感觉上稍圆;这时候,心灵绝不迷惘、绝不困惑。冲动的精神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含糊之举,那是它生命的依傍;倘若精神停止为真正的存在汲取貌似的东西,它就会变成十足的疯子和白痴。心灵最初的感觉是信号;感觉中浮现的纯粹幻象,不是真实的——神志清明的心灵里,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视精神的存在为真实,便不能理解它们,那是愚笨之人。一个健康、机灵的孩子,不是小心谨慎、矫揉造作的经验主义者,他能毫无困难地视幻象为理想。说彼即是此。这两种天性在语言上同化,逻辑上并不混乱,在随后的戏剧和游戏的变幻中,形影相随:一切欢乐便在于此;小棍将使爸爸的举止遵奉小棍的风度,小球蜕变成妈妈,将把温柔母亲的一切尊严和慈爱赋予小球。勿须多么聪明,就能将小棍砍为碎片,发现其物质是什么,勿须聪明,就可以执着地说,爸爸就是爸爸,逻辑上绝非它物:幻象永远让位于其它幻象,万物变幻为它物。思想的艺术就在于,事先聪明地完成这种替换,或使遥远的事实和谐一致。倘若幻象是真实,就像理想主义者试图让自己信服的那样,那么,我们只需注视它们的成长,观察、理解自然最深邃的奥秘:但幻象只是符号,能阐释符号的人,多么幸福啊!

认识幻象是什么符号之前,应该先认识到幻象是符号;倘若人的精神只是纯粹的灵魂,而非自然母亲的孩子,那么,这就将成为不可思议的玄虚。有些哲学家并不孝敬他们的灵魂,他们丧失了过渡知识的奥秘,那知识是肉体相互影响的灵魂母灵魂;其基本的范畴是行动和激情方式的再现,这行动和激情是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物质世界里的动物所特有的。不是说,精神本身不是纯粹的灵魂机能,其术语和幻象不是纯粹的理想存在(它们本身是可以理解的,诗人和逻辑学家阅读它们,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而是说,它们是“灵魂”的象征,而非引人入胜的画面:她反应,她亦观察;她、或者她转化成的理智,开始在美学上思索、在逻辑上分析那重要幻象的形式之前,她就在实际上理解了——即,她知道如何反应。这些符号有内在的形式,是以后会注意到的美学实在:但是,它们的实在属于实体的王国。这个王国里,有的永远为真,有的永远为谬。例如,它可以是一条绿色的龙,生着金色的龙爪;它若是生着紫色翼翅的天使,那将是永远的错误。但是,在医生看来,对于亲眼目睹龙的人,龙或许是消化不良的象征,天使则是饮食不足的象征:就像毒蛇和粉红色老鼠是震颤性谵妄一样;这些实在便借此深入自然的世界,就像某个时刻灵魂生命召唤的梦幻对象。

这些自然的象征不是范畴,在先前那清楚的、它们所象征的东西面前,创造它们,并不是特意让它们成为象征。范畴是虚假的;它们欲隐瞒、藏匿更多的知识,远超过它们传达的知识;欲以表现的手法娱悦众人,仿佛它们是真实的客体,这样,人们就不会怀疑幕后还有一个客体,最多也只是暗中猜测。相反,自然的象征是发现的要素,是知识的肇端;它们所要表达的,我们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们的象征会逐渐创造出一种思想。它们不像范畴一样,隐藏其客体,而是像报道一样,揭示客体。哲学家谈论典型的知识时,有时候他们仿佛幻想着自然像一个拙劣的诗人,他发明了字谜,迷惑了思想;他们若是聪明的话,或许会看透那层面纱,获得最后的欢乐,欢快地对自己说:“我找到了!其他人都被表象欺骗了,我享有奇迹般的天赋,可以抛开表象,推测表象的真正意义!”换言之,他们认为,感觉的语言是一张外来象形文字的网,最初我们只将它幻想成自然那异教面容上的华丽装饰;但是后来,在一些游方传教士的指导下,我们吃惊地发现,那也是隐秘之物的象征,也是未曾梦想到的事物的象征——那是创造它们的法老的生命和功绩。当然,我们的感觉或许是这种虚假的象征,当一个像贝克莱一样的哲学家年及二十三岁的时候,人们或许会要求他回答,迄今为止,我们那漫长岁月中的经历真正意味着什么,尽管没有任何人怀疑;这一切,不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不可能的,但这是愚蠢的:每个有感觉的人都能领悟,感觉的象征手法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孩子哭泣的时候。哭泣就是象征;它表现的,不是内在的音乐或非音乐的声音,而是悲痛、危险、对母亲关怀的渴望:这种表现包含着对危险根源与形式的承认,对悲痛原因的承认,例如,跌倒、黑暗、孤独、饥饿、潮湿、针刺,在自然的世界里,孩子们便面对着这一切。母亲不需要传教士从遥远的国度跑来告诉她,这就是孩子哭泣的意思,孩子的哭泣并不是天国的音乐。她凭本能知道。这哭泣是一个征兆——那是一种呼唤;她只得凭感觉注视那哭声传来的方向,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实际上,是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孩子哭泣原因,就是那哭声呼唤母亲的原因,这是自然的预先安排和准备,借以去除那疾苦。因此,起初人们对哭声意思的理解就胜于对哭声的理解:就像未受教育的人一样,他们对自己言语意义的理解,胜过在哲学上、听觉上对其本质的认识。

于是,隐秘的事物通过原始的感觉传给了动物,然后,思索才揭示出某种直接的东西,这便是那信息的媒介。注意就是心神紧张;那是期望。最初浮现在动物脑里的,只是危险或机会所潜在的方向。每一种感觉都像枪声、或举臂猛击的场面。为了认识到一种信号对于动物意味着某种隐秘,就必须先有那种隐秘的体验,这样的假设是迂腐的弥天大谎:那就是哲学家创立知识的方式,他们的体系证明,知识并不存在。然而,大自然丝毫不关心逻辑学家所谓的可能与否、可理解与否。她游荡着(据最令人信服的逻辑,这是不可能的),她成长着(据抽象的谈话,这是不可理解的)。她也思想,对于哲学家,这是神秘的。她预言未来,准备迎接未来,——对于出自经验的理解,这又是神秘的,这种理解只有刚刚逝去的材料,只有涨潮时刚刚退落的潮水。然而,在自然看来,期望就像记忆一样轻松,却更有用:因为,生命若将持续存在,器官就必须预先适应其神秘的功能;动物的脑子更可能幻想整个未来,而不是特定的昔日。没有预先的适应,没有其中的期望,生命就不能存在;因为,在经验的实际进程中,几乎没有时间学习应付环境。实际上,困难更深;纵然有足够的时间接受教育,也没有接受教育的能力,也没有适应的倾向,除非早就有了这种适应,能够敏锐地感觉到事物隐伏的方向和向我们袭来的方向,采取适当的行动,或开门相迎,或拒之千里。预先适应的器官包括预先受警告的大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尽管经验主义者成见颇深,认识未来,认识未知,是完全可能的,——在后者中“过去”也是一例。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未知才是唯一可能的知识对象,对已知的直觉并非严格的知识,只是梦幻和沉思。直觉中的实体虽永远不存在,但是,当这些观念的术语只被当作信号,被视为它们表现的某种实体的表现,知识就诞生了。

象征,是已知的感觉实体,不是虚假的虚饰,不像虚假的范畴那样,是多余的知识,在那种范畴中,关于对象的忠实而清楚的描述,唾手可得,也更利于科学的一切目的。一个范畴是一次多余的困惑,就像庭院里的迷宫:那是作茧自缚。但是,精神那天生的象征手法,就像富有灵感的诗人,以最真挚、最深刻的方式,以自己的语言和韵律,努力表现他那命运的重荷。这种直接的表现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纯粹的未知;在象征增多、变得更精确之前,我们会怀疑那实体是什么,这胜于我们对象征的记录和暗示的怀疑。象征的感觉特征,就像语言可听的特征一样,只适合象征,不适合它们的实体:实体的本质仍然未定。象征浮现出来,不是对它们所表现的东西的模仿或直觉,它们的繁生,是为了它们那美妙的理由:感觉是幻想的鲜花。象征任意而超然,就像小小的梦,在其它的繁花中飘动,按照其遗传关系,同这个或那个事实牵系在一起,否则就可以描绘了;那里,它们变成了它的象征,以供沉思,最初,它们就是那些事情的标志,象征的诞生这种神力,使象征成为它条件的标志。感觉的象征手法包含着各种类似的象征,由于人们对这些的特征感觉各异,所以这种感觉的象征手法本质上就是易变的;象征不知不觉地变换了,或与它片刻暗示的这种或那种幻象一致,或与这种或那种事情一致,在某人的经历中,它或许会象征这些事情。“二十四只黑鸟烤成一只饼”,这便是白日梦产生的概念的信号;它发展的时候,就戏剧性地发展,幻想不可抗拒地加入了,“打开这只饼,群鸟就开始歌唱。”梦,越来越复杂,做梦的人对自己说:“那多快活!”不久,梦的幕后,机械咔嗒作响(场景的幕后,总有机械),灵感退落,舒服地沉落在更世俗的幻象里,沉落在音乐的结尾里:“现在,那岂不是摆设在国王面前的佳肴?”

友谊

就我所知,爱情和友谊的关系是销魂夺魄、启迪人心的主题,对它从未有过出色的探讨。古人是友谊的大师,也是爱情的新手。他们或视爱情为动物的发淫和繁殖,想象贫乏,没有灵魂的升华;或变爱情为理论上那无边无垠、神圣非凡的影响,为实际上的放荡不羁。为了将人性和崇高赋与这神圣的疯狂,他们将爱情引入了友谊,而爱情并不属于友谊。

在现代,爱的情感和文学得到了宏大的发展、超绝的发展,友谊则丧失了其古代的价值,它那英雄的风采亦陈腐不堪了。但是,我以为,友谊那生命的根,深植于人类社会,像爱情的根一样,颇值得浇灌。哪里有超越家庭的合作,自然就在那里播撤友谊的种子:同龄人自发地互相帮助时,友谊的生命就已潜在了。哺乳动物的这种合作,或许初次出现在战争里:我说哺乳动物,是因为蚂蚁和蜜蜂的合作、群鸟飞翔的谐和,迷惑了我的阐释能力。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若是齐心奋战(倘若发生了这种事情),他们行动的原则若是自觉的,那么,他们的行动就是友谊。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母;说爱情是万物之母,就更精彩了;但是,若说友谊是万物之母,他的这种怪论仿佛才是绝妙的。在战争或困境中,人需要伙伴;找到了伙伴,他就开始幻想一个改头换面的自我,那是天性的部分,那天性不只是一种客体、一种黑暗的力量;一个相似心灵赋予它以生命。

家庭里岂没有相似的心灵?岂没有兄弟之爱么?当然,草堆中,小猫在相互的身上自信地爬行。然而,小猫的亲昵不是友谊,小猫完全漠视其它猫,只视为垫子。年轻的暴君扩张着他的统治;他言必称我,贪婪而奢侈,他残酷无情,他亦欺骗戏弄。在兄弟之爱中,家庭的本能、习惯和共同的利益矫正了这种利己主义。孩子们受到训练,举止一致,行动一致,他们的习惯和情感富有感染力;他们会同时齐哭齐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之中,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一种群体的一致、道德的一致,以后,他们的个性就将反抗这一切。这里,我们有发育于温床的家庭纽带,它与友谊截然相反,常常敌视友谊。友谊属于野外的生命,那时候,你的羽毛已丰,开始亲自探索世界,发现你自己的朋友。这就像外婚。它迥异于那乏味的兄弟之爱、姐妹之爱,那种爱属于孤儿院里那怯弱的孩子们,他们的衣着千篇一律,他们手挽着手,两两并行,几乎不能分辨他们。

我还是承认,兄弟之爱也能清楚可辨,那时,兄弟之爱就是父性和孝顺感情的延伸,我曾经目睹过许多感人的事例,尤其是大哥哥和小弟弟之间的感情。大哥哥扮演着爸爸;他承担着责任;他不能让小弟弟被车撞倒;他要牵着小弟弟的手。那可怜的孩子精疲力尽、昏昏欲睡,哥哥就要将他背在背上。这是温柔的一课,人们也更乐于接受,这毕竟是一场游戏。你们扮演着父母;这几乎像玩骑马那么好玩。小弟弟一言不发,他正欢度假日。他比平常活泼,由信任母亲而信任大哥哥,大哥哥与他更亲密,但仍是权威:这新鲜而自愿的信任、对同伴的尊重,其实就是友谊。但是,这只是演习:兄弟互爱,却没有互相选择,他们仍结合在家庭的纽带里。

那么;友谊实际上是野外的纽带、公开的纽带,既不摆脱家庭,也不想建立新的家庭。友谊的养料是冒险和发现:友谊的怀感是逃学的情感,纵然没有危险,亦是自由而大胆地生活的情感。同兄弟之爱相比,友谊显然是挑选的、个人的、排他的:这方面,友谊酷似爱的激情。友谊和爱情激发了幻想,兄弟之爱则不然。友谊中,激发幻想的,不是友谊,而堕入爱河的时候,获得爱的回报,整个世界就无关紧要了,世界只是一个入侵者。世界,盈满了友人的幻想,就像演戏的场景、判断的对象;朋友本人从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因为他的行动和思想方式、他对他人他物的感情,卓然而悦人。友谊是悠闲漫游的两个灵魂的结合,他们偶然相遇,互相寒喧,互相称颂,但仍然悠游自在。

我说的灵魂,超越了精神,我说的结合,超越了协和。让我再说一次,友谊是生命和生物。精神的投合,可以不知友谊,不关心友谊;人,在社会上、经济上合作,可以不结合,就像两国在持久的战争中合作一样。尼古拉·科比学校里的男孩互相合作,管理学校,也许他们互相憎恨,就像他们憎恨学校和校长一样。政治通常如此,正是合作将道德和人的尊严赋予古代的小城、赋予友谊基础之上的俱乐部,现代的国家、工业的体系、一切社团,绝对没有这种尊严。这里,意外、竟争、竟赛、公共需要、秘密的收益,是一切的基础。宗派、党派、联盟数不胜数,但没有友谊,没有人自发而纯洁地选择生命中的伴侣。

两个陌生人加入同一宗教团体,纵然自发地选择了同样的生活,亦不是友谊,亦未产生友谊;他们将共度那种生命,但没有相互选择。一种执着而隐秘的意图将他们集合起来,不是生命的一致、个人的一致;他们心事重重、各怀隐私、疑难;或许他们互为典范,给予一种共同的支柱,就像唱赞美诗;但是,人们冷淡漠然、动机昭然、互换伙伴。友谊,就像爱情,这游戏必有创始人;游戏不应预先撰写,让每个人朗诵。在冒险和发现、欢笑和品评时交换意见,已成为比一切隐秘对象更悠闲、更珍贵的游戏。

朋友之间,性格、见解或许迥异,但是,他们的幻想、同感必能跨越鸿沟;他们必感觉到,各存异议、性情各异,确实可能。朋友之间,仿佛各自扮演着自己的一切角色,这正是命运所禁止的。可见,危急时刻,需要人那深藏的机智,朋友必须共同行动。反道悖行,他们的友谊就化为虚幻。你的兄弟可以是敌人,你的朋友绝不能是敌人。同一血缘可以流入互相竞争的生命,但是,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是表现天生和谐的结果。我以为,爱情和友谊中出现的失望和疏远,与其说是出于虚假的感觉和感情,毋宁说是出于虚假的期望。本能的同感有一个真诚的基础,但那个基础是易变的生命。倘若以后在其它环境中,肥沃的土地变贫瘠了,倘若浇灌的溪流停止流泛,也不能取消从前的鲜花之存在。爱情和友谊中,那“永远”的耿耿誓言,遭受着“永远”一词所潜藏的含糊意义的折磨。将它理解为永恒,你就是傻瓜。没有任何事实、没有任何感情,能保证自身的永恒;更谈不上条件极高、瞬息万变、极其偶然的情感,如两个不安灵魂的结合,“永远”若能表明本能永不磨灭,纵然在这里,本能也不会受这保证的欺骗;它的呼唤,像爱情和友谊的呼唤那么深沉、那么清朗,不是呼唤未来的时光,而是呼唤永不磨灭的真。说这种感情、这种信念永不变幻,实是谦逊、高尚、深切之举:当然,当你亡故了,他人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感情了;当你的感情死了,你其它幸存的情感也再感觉不到你的感情了。你若是聪明,你就该说,你的心灵与那种感情、那种信念永不分离,在那种感情、那种信念中,你从未像这次那么真实,就这么一次。这时,死亡随时会降临,死亡不能毁灭你信念和感情里的忠诚。死亡不能毁灭你的哲言。

爱,是自然的序言,其根必深植于生命和道德的体系;爱,创建家庭,成为老人对青年、强者对弱者的权威和仁爱,实现了它那神秘的作用。为了友谊,野蛮人饮血盟誓,古代哲学家说,朋友之间,必一切如一,这样,友谊便物质化了。“永恒的友谊”,这灵魂的誓言表现了心灵的结合,变成了政治的契约,就像爱情变成了婚姻;共有的情感、情趣、悠闲的娱乐,变成了共有共享的世俗商品。若是实现了这种共有,必会毁灭友谊,变友谊为可憎的职责、永恒的敌意源泉。自由,是友谊的实质,不对自由天空下的事物承担责任。朋友,自然会帮助患难中的朋友,就像基督徒,若能帮助他人,也会尽力帮助;但是,这是友谊的障碍和威胁。受恩的人成了受庇护的人,施恩的人成了庇护的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关系是正常的,然而,那不是朋友间的高尚关系。至于一切共有,那只是浮华的虚饰。我想,妻子总不能和称心的友人共有;没有祖父祖母收养亡友的孩子,那真挚的友人就将收养他们,这是特殊的仁爱,而非他和亡友之间真挚友谊的明证。这或许是他们友谊的偶然结果,例如,生者早已喜爱亡友的孩子,孩子们亦喜爱他:然而,我谈的是作为情感的友谊的特征,而非友谊在尘世的偶然结果,这种偶然结果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各不相同。

友谊,没有妒忌、专横和独占的欲望,友谊的精髓,就是自由心灵的和谐。这种和谐不能延伸到整个心灵,永不延伸到整个生命。生物体的各部分协调一致、不可分离;这是不友谊,而是身体的相互依赖。友谊的福祉之一就是,友谊让我们超越了肉体的义务,由此可见,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物质的、偶然的部分,必预先假定,自动地发展,然后友谊才出现;友谊干预那基本的顺序,是反常的。问题不是友谊在尘世能有什么结果,而是世上的什么力量能维持友谊、或阻碍友谊。友谊本身即是善。带来友谊的力量,将有其他的发展,也将带来其他的善恶;但是,我们不能用那些结果责难友谊。友谊属于灵魂,是自由的天空。友谊没有结果。哲学的错误之一,就是以自由为目标。自由,是完善组织的结果。问题就在于,我们要这样组织,以获自由。自然应该为我们效力,不是那种不存在的叫做自由的力量;我们的生理人和心理人是自然的部分,只要他们力所能及,他们就为我们的灵魂效力。

一个对生意终日警醒的人,晚上习惯地端详妻子,阅读报纸,这使他昏昏欲睡,友谊对于他,仿佛就是对乳臭未干的青春时代的回忆。他有生意中的伙伴、政治上的同僚;在某些自由的、非正式的事情上,同僚或伙伴若发现他们有着强烈的同感,这种合作就将发展为友谊;但是,这不可能。非正式的事情(假设那是娱乐或宗教)只能使他们与其他事情中的人们结为伙伴和同僚。对事的兴趣愈大,对人的兴趣就愈小。身遭船难的两个人划着同一条小船,他们的心境绝不悠闲、绝不欢乐;他们会讨论,是划船好,还是漂流好;是划向陆地,还是遵循平常的航线;以及这一切的航向。或许他们各有所思。这么漫长地漂流下去,很可能他们都会暗中思忖,对方毫无用处、令人厌倦,消耗了过多的淡水和食物,他若是落水,真是天赐的幸事。

被迫的冒险并不比被迫的结合更能促进友谊。然而,这正是两国友谊的特征。这表明,此刻他们被迫合作,他们对第三个对手的惧怕和憎恨,远远超过了他们互相的惧怕和憎恨。

仁慈和博爱的良心依然存在,将会波及一切生命,但只能在特定的人性标准终止以后,人,也有一种特殊的灵魂生命,至少会降临在他身体的癖好和力量中;良心,属于这灵魂的生命;陌生人、敌人、受苦和贫穷的人,贫困而窘迫,这时候,良心若是苏醒了,那就是仁爱。当仁爱不再是基督教和禁欲主义的仁爱,当普天共存的仁爱被归因于某种安慰和伦理的特殊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博爱就是基督教仁爱的派生。博爱主义者就像传教士,对于他想结交的民众,是永远的敌人,因为,他的幻想,不足以同情民众的正当需要;他的谦卑,不足以尊重他们,视他们为自己的人。傲慢、狂热、好管闲事、威严亦会伪装成仁慈。

善良的根,深植在家庭里。母亲的心,有时会情不自禁地错把其他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婴儿的呼唤,这种善良最初或许是民族永存的条件。这种生物的温柔倘若在家里流露不多,就会对其他对象流露。小女孩不能容忍遗忘她的娃娃玩具,多愁善感的人想到原始人的悲惨生活,想到家乡的穷人肮脏不堪、营养不良、声名狼藉,他亦难以忍受。经济的头脑就像女管家的头脑,不能容忍邪恶的法律和武装的冲突所造成的混乱和浪费。家庭主妇若有慈母般的心和经济的头脑,就令人钦佩了,但对于政治家,这是不祥的。他希望拯救穷人,让他们成为劳动者,提高他们的生产性,减少他们的革命性;他希望开化野蛮人,让他们为国内制造商和外国的贸易创造一个新的市场。他的面容善如菩萨,他的生意和使命却摧毁了本国的文明,他的仁慈腐化了国民,消灭了国民。他是人类的敌人。他把他们变成了自己艺术的原材料,按他的方式统一他们,让整个世界说他的语言,思索他的思想,购买他的商品。人类绝不需要这一切,亦不喜欢这一切。他不是人类的朋友,他们的所需、他们的所爱,他毫不关心,他甚至想不到这些;他称赞自己的无能,视为超然的美德。所以他广施仁爱。废寝忘食地帮助他们像他们像他那样成长,帮助他们消失。

好战的宗教中,就有这种侵略的自我主义;这不是仁爱,而是合作的热情。传教士亦有仁爱;但是,正如天主教教会所言,这是超自然的美德:即,它将自然的爱变成了灵魂的德行。我说的“灵魂”是什么呢?这里,我是说,仁爱不是爱情和友谊所固有的,仁爱需要富有幻想的理性的干预,借这种理性,我们摆脱了偶然的人物和事件,感觉到一切境遇中一切人同样的存在。富有幻想的理性迥异于我赋予政治家的一切特征:幻想的理性和谐于一切意志,并不唆使任何意志。幻想的理性不激发冒险精神,亦不刺激冒险精神,它只习惯于尊重一切,习惯于自己否认、放弃违迕意志的一切,或违迕自然意志、或违迕上帝意志的一切,倘若你这喜欢这么说。仁爱便是纯洁无瑕、启迪人心的爱。慈善家解除痛苦,不强加新的重荷,他们治病救人的时候,他们的劳动就是仁爱,但是,他那建设性的志向绝非仁爱。它偕繁杂的幻象流溢,惹起了新的多余的冲突,冲突中,仁爱又将带来理解与和平。

旅行的哲理

有谁思考过旅行的哲理?也许值得想一想。生活不就是一个运动、一次去异国他乡的旅行吗?再者,运动这个动物特有的本领也许正是它们聪明的根本所在。植物被根可悲地插入地下,命里注定只会像水蛭一样随便吸取一些恰好飘到他们扎根地方的养料。也许附近就有一片肥沃的土壤,也许不远就有一个更加阴凉或是更加明媚的角落,但是他们动不得,更没有眼睛去看,也无法靠脑子去想邻居那令人羡慕而自己被命运剥夺的舒适生活。至多植物的种子被风或埋头于自己的事情的昆虫带到那个条件更好的地方。植物的迁徙就是在一个地方灭种。再在另一个地方生根。而对于每一棵植物来说,要末在这里生长,要末死掉,就是这样。如果没有风的帮助,它们的四肢都动不了。它们随着太阳扭动。把身体拉长又弯曲,脚下却一步也挪动不了。它们沉睡的灵魂大概只能感受到机体的变化,普遍的湿热的影响,某个部位结苞开花的压力以及在阳光下沐浴、在清风中摇曳的悠闲自在。它们对于作用在身上的外力不加区分与限制,只是在时间里忍耐,在空间中扩展。它们不可能注意身体以外的事物,只会像不自觉的个人主义者那样,以自身为宇宙。即便被迫接受一个也许对于它们有长久利益的新姿态,一旦外力消失,它们便又直起腰来。相反粗鲁的外力却可能使它们驼了背,好像在暴君的蔑视与恐吓下永远卑躬屈节一样。排成一行的树木一律向背风方向倾斜,好像行列中的木呆呆的士兵,又像无一例外指向虚无的雕塑。身体弯曲了也许倒是福气,使得它们能舒舒服服地对付风暴,暂时忘记完美的存在。要不是新生的小苗具有正直成长的倾向,我真要以为扭曲就是它们正当理想,因而也不再是扭曲了呢!正如在人间,当邪恶变成法律时,它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世俗的美德,并在高傲和传统的帮助下,披挂上漂亮、坚韧以及刚强的外表。但如果放开眼光去考察一下那被扭曲的本原,那么它们终究是丑陋的、可悲的。罪恶就是罪恶,尽管是原罪;不幸就是不幸,只要那纯真的心灵还在习俗的硬壳里颤栗,还在忍受自称拯救它的道德的摧残。

从植物到动物的变化是最彻底的革命,它简直把一切都倒了个个。高处的枝条垂下来碰到地面,变成了手趾和脚趾。根被拔了出来,揉成一团,变成了猪鼻,长了舌头,拱出鼻子。为的是寻找食物。这样在植物上下、内外的运动之上,又增加了动物的前后运动,尤其方便旅行,因为这个动物现在要在那只捕捉远处飘来的气味的鼻子的引领之下不停地运动了。而往日在阳光下舒展筋骨,在无知无觉中闲散度日的生殖器官——花朵,现在被严严密密地藏在下身,尽可能少去看它想它。而且这个羞耻成了动物的负担。使可以引起他们的郁闷寡欢,或者处心积虑,或者强烈反抗。但他们的不安又成为旅行的新的动力。而且是最持久最强烈的动力。在它的作用下,外乡人得显格外漂亮,遥远的地方、古朴的年代被平添上一种不可名状的美丽。植物就没有这个机会,它们不会断桥相会,不可能堕入情网。虽然表面显得平静安宁,我不敢说它们就更加幸福。花朵的美丽中带有燥枯的成分。它虽猥亵但也有几分哀怨的情调。它们不去追,不去求,只会静静等候自己无法预见的将来,像孩子一样摆好姿态等着别人拿自己去装饰庆典,心里有些自豪,有些不安,也有些失望。风是没有耐心的情人,一阵粉雨是可怜的拥抱。花谢了,满以为自己还是处子,它们悲戚地垂下花瓣,缩成了像修女一样的一根茎子。往昔的甜美掺杂有一丝苦涩,是因为它们以为失去了自己假装鄙夷的东西。但是它们错了。它们已经完成使命,在不知不觉中当上了祖母。虽然只模糊记得参加过自己的婚礼,但它们的确婚配了,而且顺应自然地养儿育女,虽然儿女都抛在他乡。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像母亲一样戴起面纱。受到尊重,算是在时间的长河里走过了一遭。

是动物运动的能力把这个苍白的经历变成了热烈的生活。尽管贫血的哲学家几乎忘掉,但是智慧的确是同热情连在一起的。智慧来自格外大胆的冒险,取得了成功的冒险。它是对于同时占据两块空间的尝试,而且是胜利的尝试。如果机体中没有这样的机制,愿意在接纳外界事物于自身之前主动地回避或追求它们,那么对于未来的敏感,即便存在,也是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说,旅行赋予眼中脑中的形象以意义。否则它们只是感觉和另一个平庸的自我。眼中脑中的形象由于促使动物去运动而变成了预示未来的符号。又引诱人捕捉和享用它们。这些形象迫使人集中精力,引导人们考虑这种情况的其他后果,所以,与其说人的高级在于他的两只手,不如说是脚给人类和其他动物带来了聪明智慧。难怪逍遥派哲学是最好的哲学。坐着思想或跪着思想。双目或是微合,或是眺望远方,这时意念在梦境中遨游。各种远久的形象都隐匿于回忆的迷雾中,事实与虚幻搅在一起,纠缠不清,人于是回到植物的状态,感到那样纷杂,那样无望。而在行进中思考却可以使人警醒,思想虽然在沿着一条小路穿越丛林,却是按照真实的秩序展现着真实的事物。你敏于发现,喜欢新奇。任何一个意外都可以使你大笑。哪怕是灾难。在选择道路时你小心翼翼,一旦发现错误,便迫切要求加以修正,而且有改正的能力。这时,浊气为清风驱散,头脑清醒而超然,随时可以统观全局;这时,精神为新奇所刺激,多少种假想争先恐后地迎接新的情况,它们的竞争又最终在事实面前得到消解。移步而换形,随着脚步的移动。外界的景象使人意识到自身的独特存在,自己永远那么狭隘,而事物的影象与真实又是那样的不同。

具有诗人气质的生物学家可以向我们描述所有动物:蠕虫、爬虫、昆虫、鱼类、鸟类以及四肢动物冬天夏天的旅程。告诉我们动物们看到、闻到的事物与气味,还有他们看和闻的不同方式。一个道德家却只会局限在他个人的感情中。以人的经验去体会外物。一旦双足动物学会了用后脚站立。大脑——虽然没有固定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那样停稳,却远比它灵敏——便可以轻易地达到任意高度;假如那里的景象不宜人,它又可以跳下来,改善现在的处境。俯瞰四周以挑选某个突出的景象或山峰作为自己行程的终点,这工作不只靠眼睛来完成。眼睛也知道自己不过是个侦察器,是个体面的鼻子。由眼睛得到的快乐是替身,是更大满足的预兆,如同狩猎时的火药味一样。悦目是旅行的最闲散最低等的动机。在一般情况下,部落的迁徙大多是受到紧要使命的逼迫,在不无苦恼中进行的。

最基本也是最悲剧的旅行就是迁徙。灵魂逃避那块生它养它的土地,不去看它,因为她感到它是那样贫瘠、那样可怕、那样丑陋。这景象的丑恶驱使灵魂构想现实的反面、对立面,驱使她编织理想。她梦想了黄金国、富贵乡;她不要忍耐痛苦,她要飞到她不能预想的地方去。这样的希望并不一定是自我欺骗。因为如同新生一样,旅行的乐趣可以抵消身处异地他乡的不安。广阔的世界给人的独立与自由更使人感到兴奋,而不是胆怯。然而迁徙仍然和生命的诞生一样崇高。因为这时灵魂是在以自身安全为代价签发了一张空白的支票。社会的动物,比如说人,要改变自身的环境。就必须更换一批朋友,也就必然要改变自己的举止与观念。人到异地他乡,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他听到的陌生的语言。他也许永远也学不会如何轻松流利、恰到好处地运用这语言,这样要得到快乐,这个浪人就得脱胎换骨,变换自己脑子里的道德气候、思想地形。本时代最大规模的迁徙是从欧洲到美洲的迁徙,我经过观察知道这样的转变至少在第二代移民中是非常容易办到的;但这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环境:思想、感情、甚至语言不需要直接改变,新风尚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取代了旧习俗,因为新的比旧的来的经济、简便。对于新事物的适应,像自然界任何具有创造性的适应一样,是受到外界的影响、物质世界强劲的分配组合的逼迫,在日复一日的精打细算、管理家业中完成的,但它却像是自发的,旧的习俗就这样被毫不吝惜地全部抛弃。殖民者因为是大批地涌入一个空旷的地域,而且赶走了以前的居民,所以比零散地挤进一具陌生国度的移民具备一个优越条件:就是他们的转变可以更彻底更自愿。因为这种转变完全服从于在新的物质环境中自由发挥作用的本能的需要,不必掺杂任何不相容的传统的东西。美洲就是这样一个大殖民地,即便对于移民到美国、阿根廷这样已经建有政体,形成了风尚的相对富庶的国家也是一样。新移民像回到家里一样自由,他们非常轻易而且十分高兴地去适应物质环境,并以此为坚实的基础创造自己的道德环境,完全忽视甚至正面反驳前一代美国人的宗教和文化。让老一代去适应新一代也许比让新一代去适应老一代要容易一些。我不是说美国传统中融合了许多纯粹德国、意大利、犹太,或者爱尔兰的成分,恰恰相反,这批新一代的美国人比英国移民更加迅速地埋葬了过去的记忆,完全从新开始,像伊甸园中的亚当一样。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们变成了纯粹的美国人,变成了绝对、完全地适应现时物质条件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美国色彩才比老一代英国人和南方人都来得强烈、鲜明。老一代北方佬和南方人就觉得这个新世界过于喧噪,过于杂乱了。

与移民相比,探险是更伟大的旅行。他们的冒险虽然没有重大的意义,却十分勇敢,而且漫长。他脑子里也埋伏着迁徙的念头。因为既然他有好奇心去发现和描述新的土地,他就不会不动占有之心。但是这个心思经常被压抑,他于是成为不关心利害的探险家或者科学考察员。他还可能成为漫游者。真正的探险家或生物学家都是为着自身的利益踏上征程的。他们的心永远扎根在自己的家乡。他们像战士一样厉兵秣马,其目的不是自卫,便是掠夺,或者抢占地盘。战利品不论是知识还是财富都会被用来丰富本国的财产,完善自己珍贵的宝藏。所以这种人是本国科学或政治的使者。而漫游者则或是闲散的人,或是抑郁的人。他即便有所发现,也是无心所得,不是不甘寂寞,就是混水摸鱼的意外成果。长期游荡在外的人多是在欺骗自己,因为他仍妄想像漂泊的荷兰水手一样超然身外,逃离过去。这种人的本意是想在某个不被注意的角落缩起来,每天清晨开始游荡,不怀机心,也漫无目的。他们是自我放逐的浪子。他与社会的不融洽最终驱使他逃离社会。这不一定是他的错:也许是家乡的气氛过于压抑,人情过于冷漠,市井的喧嚣令人难以忍受,而清音又久久不闻。其中也可以反映一个不必为之惋惜的个性。一种返朴归真的强烈愿望,或者也许只想伸一伸腿,挪一个窝,再不就是出于年轻人渴望功成名就的血性和气概。人们选择登山、过海、狩猎或者行舟都是出于多种原因:也许他们热爱自然;也许只是赋闲已久。需要活动筋骨,必须做点什么;也许是受到习俗的影响。或者虚荣心、好胜心的驱使。但如果他是抱有纯粹目的的旅行家的话。那么他出行的主要原因多半是他对这个世界、对他自己厌烦了。人需要时不时到自然中独处、在闲散的生活中躲避几日。人需要逃离道义的束缚,去邂逅纯粹的偶然。其目的是要磨尖生活的棱角,品尝艰辛的滋味,强迫自己做点事情。

在探险家的感召下,必然会出现另一类旅行者;这是最合法、最稳定、最正常的旅行者,我指商人。现在的商人只要每天坐在家乡的办公桌前。不必随商队旅行,更不必冒航海的危险。他也许根本不去自己的商店检查,不到货船上去盘点货物。更不要说亲自兜售商品了。这实在是很大的遗憾,因为这样做的贸易几乎丧失了一大半人情味以及全部的诗意。即便是静坐不动,商人至少也应该坐在阿姆斯特丹的旧房子里,商船沿着运河驶过他的门前,货物被从屋檐上伸出来的兽嘴形状的滑轮拖上顶楼。你在存放货物、接待顾客的地方同时享受到了家庭生活的舒适与愉快。但是现在的商人自己不旅行,就必须有人替他旅行。我知道商旅往往是粗俗的人、饕餮之徒。他和他的上司一样都是在社会分工、电讯以及现代国家与现代思想的平板单调的折磨之下丧失了自然尊严和完整人格的人,但是我对他们还抱有一些同情。在乡村小店里,这些人俨然是核心人物。他们和所有旅行家一样,脑子里装满了奇闻异事。但是从事贸易的也有水手、工程师、观测员、用猎枪和用兽夹捕猎的人——这些不知疲倦的旅行家和知识渊博的人。我父母属于殖民地长官阶层。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中国和马尼拉对我来说却都是熟悉的名字,经常浮现在我童年的遐想中。我强烈意识到我们这个星球水天的辽阔,意识到奇特而和善的异族的存在,意识到他们的气候条件、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方式虽然迥然不同,却符合人性、合乎常理。我在旅行中更多地为富有浪漫色彩的古迹以及那上面留下的历史的印记所吸引,不大关心自然美景,但是还有什么比那些港口、船只、不停地满足着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货物交流更具有魅力的呢?最平板的物、最平凡的人、最平常的事一旦被看作如同日夜交替一样的有条理的运动,穿过风风雨雨、跨越万水千山的运动,就带上了几分史诗一样宏伟雄壮的色彩。于是这呆板的机制变得那样纤巧,仿佛注入了生命一般。对我来说,船头的劈风破浪,车轮的周行不止,宇宙里天体的升降浮沉具有那样无穷的魅力;它们虽然没有生命,却与生命友好和谐;它们赋予运动以稳定,艺术以力感,必然以新奇。

最近又出现了一类名声不佳的行旅,就是游客。我自己经常充当游客,不能妄自菲薄。无沦是度假的人还是满腔热忱寻求真实的人都是掌管奇迹美景、保护自由思想的旅行之神赫墨斯的挚友。尽可能地追求生活中的不熟悉可以敏捷思维、消除偏见、培养幽默感,所以是明智的做法。我不把思路散漫而不专一、背弃生养自己的家乡以及模仿外邦的风尚习俗看作很严重的错误。这种做法有害处,但并不危及任何有价值东西。虽然其中不无对于自己无法成为别人的叹息后悔以及对于无法企及的理想境界的热衷崇拜的成分,但一般说来,它多半是由于对外界太不熟悉,而不是太熟悉。一个人如果真正品尝了果实,摸清了根脉,就不会想到移植这些植物了。优秀的旅行家在异乡的风尚与艺术中认同越多,便越体会到自家的艺术与风尚的深邃与美好。尤利西斯永远忘不掉伊达卡。虽然在心情舒畅、思想清楚的时候,他也承认特洛伊具有无可比拟的壮美。费娥西亚妩媚,卡利普索迷丽,但只有家乡的惊涛拍岸最为悦耳;听到这涛声,他回归故里的决心更明确、更坚定。人心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终级、自己的根。智慧由此向外发散,以自身内力不等而发散的距离不一;而反馈,只要聚集起来,就只有回到这个心中。了解世界的人不会对它贪求;不满意自己命运的人也不会对他表面顶礼膜拜的外国神明抱有多少真正的崇敬。外乡的完美也具有地域性,也有极限,也是受到命运的摆布而只能如此,别无选择。如果这个限制与偶然在外乡创造了美,那么人只要深入自己的生活,去其谬乱、清其含混、发其根本、顺其自然、任其发展便可以创造自己的美。这样智慧的旅行家就会回到自己的城市。赞美它的名字。(田智 王强 译)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1835—1910)原名塞缪尔·朗赫思·克莱门斯,生于密苏里州一偏僻小村。早年丧父后开始自食其力,先后当过报童、印刷所学徒、排字工人,接着又在密西西比河航船上当了四年水手和领航员。南北战争后,他改行当记者,在通讯报道和幽默小品中显露才华。马克·吐温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描写白人孩子哈克和黑奴吉姆沿密西西比河逃离社会、追求文明的悲喜交加的经历。他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长篇《汤姆·索耶历险记》(1876)、《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1889)以及《百万英镑》、《竞选州长》等短篇。马克·吐温的文笔诙谐夸张,幽默中渗透着对丑恶的讽刺挖苦,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美国作家。

神秘的访问

我最近在这里“定居”后,首次注意到我的是一位自称为assessor,在美国Internal Revevnue Depart⁃ment工作的先生。我说,我虽然以前没听过他所干的这一行,但仍然十分高兴会见他一他是不是可以请坐呢?他就了座,我不知道该和他谈什么是好。然而我意识到,既然自己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身价,那么在接待来宾时就必须显得和蔼可亲,就必须善于交谈。于是,由于一时没有其他的话可以扯,我就问他可是在我们附近开店的。

他回说是的。(我不愿显得一无所知,但是我指望他会提到他出售什么货色。)

我试探着问:“买卖怎么样呀?”他说:“马马虎虎。”

接着我说,我们会上他那儿去的:如果他同样地喜欢他那家店,我们会成为他的主顾的。

他说,他相信我们会十分喜欢那个地方,以后会专门去那儿一还说,只要谁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他从来没见过那个人会抛弃了他,另去找一个干他那一行的。

这话听来颇近自诩,然而,除了显出我们每人都具有的那种自然流露的鄙俗而外,这人看上去还是很诚实的。

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我们俩似乎逐渐变得融洽,谈得投契,此后一切都那样很惬人意地、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

我们谈呀,谈呀(至少在我这一方面是如此;)然而我始终保持着冷静——我那天生的警惕性,就像工程师所说的那样被提到“最高度”。不管他怎样含混其词的答话,我总下定决心要彻底打听清楚他所干的行业——我下定决心要引着他把自己的行业说出来,但同时又不要让他怀疑我的用意何在。我准备施展极其巧妙的诡计,务必要此他入彀。我要把自己所做的事全部告诉他,那样他就自然而然会被我推心置腹的谈话所诱惑,自然而然会对我亲热,甚至会情不自禁,在不曾猜疑到我的意图之前就把他自己的事全部告诉了我。我心里想,我的儿呀,你再没想到,你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老狐狸打交道啊,我说:“瞧,您再也猜不到,这一个冬天和上一个春天我单凭演讲就挣了多少。”“猜不到……我真的猜不到。让我再想一想……让我再想一想。也许,大约是二千元吗?不会的;先生,那不会,我相信您不可能挣那么多。也许,大约是一千七百元吧?”“哈哈!我就知道您猜不到嘛,上一个春天和这一个冬天,我演讲的收入是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元。您以为这个数目还可以吗?”“啊呀,这是个惊人的数目呀……绝对惊人的数目。我得把它记下了。您是说,甚至这还不是您全部的收入吗?”“全部的收入!咳,我说您哪,此外还有四个月以来我从《每日呐喊》获得的收入……大约是……大约是……嗯,大约是八千元左右吧,我说,您觉得这个数目怎么样?”“嗳呀!怎么样?老实说,真希望我也能过上这样阔气的生活。八千元!我要给它记下了。啊呀,我的先生!……除此以外,您意思是不是说,还有更多的收入?”“哈!哈!哈!哎呀,您这真所谓是‘只沾了个边儿’。此外还有我的书呢,《老实人在国外》……每本售价三元五角起到五元,根据不同的装订而定。您再听我说下去呀。您不用害怕呀。单是过去的四个半月里,不包括以前的销数在内,单是那四个半月里,那部书就卖了九万五千本。九万五千本哪!您倒想想。平均每本就算它四元吧。总数几乎达到四十万元,我的朋友。我应当拿到它的半数。”“受苦受难的摩西!让我把这一笔也给记下了。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八千……二十万。总数吗,我瞧……哎呀,真真想不到,总数大约是二十一万三四千元哪!那真的可能吗?”“可能!如果是算错,那只会是少算了。二十一万四千元现钞,那就是我今年的收入,如果我知道怎样计算的话。”

这时候那位先生站起身来告辞。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想到我也许不但白白地向一个陌生人公开了自己的收入,而且,由于听到他的惊叹时感到得意,还大大地提高了那些数字。可是,那位先生不立即就走,他在最后关头递给我一只大信封,说那里面有他的广告,说我可以在那里面找到一切有关他的业务的细节;说他很欢迎我去光顾——说他有了我这样收入优渥的人做主顾,实在感到骄傲;说他以前常常以为市里也有好几位大财主,可是,等到他们去跟他做交易时,他发现他们所有的那点儿钱只勉强够自己糊口;还说,他确实耐着沉闷等候了这么多年,才能面对面看见我这样一位大阔佬,而且能和我交谈,并用手接触了我,终于情不自禁,想要拥抱我一说真的,如果我肯让他拥抱的话,他认为那对他将是一件极大的光荣。

这一席话说得我心里乐滋滋的,所以我也就不再推拒,尽让这位心地纯洁的陌生人张开双臂抱住我,还在我后颈窝里洒了几滴起镇静作用的眼泪。然后,他去了。

他刚走,我就展开了他的广告。我仔细地研究了它四分钟。紧接着我就唤厨子来,说:“扶好了我,我这就要晕过去了!让玛丽去翻那烤饼吧。”

停了一会儿,我清醒过来,就派人到路拐角的小酒店里去,雇来了一位行家,为期一个星期,要他整夜守护着我,同时咒骂那个陌生人;白天里,偶尔我咒骂得乏了,就由他接替。

哼,瞧他这个坏蛋!他的那份“广告”,只不过是一份该死的报税表格——上面是一连串没头没脑的问题,问的都是有关我的私事,很小的字体足足占了四大张纸——那些问题,这里我不妨指出,实在提得非常巧妙,哪怕是那些世故最老练的人也没法理解它们究竟用意何在一再说,那些问题都经过了精心的构思,其目的是要使一个人报税时非但没法弄虚作假,反而会将自己的实际收入多报上三倍。我试图寻觅一个可钻的空子,然而看来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让我钻的,第一个问题绰绰有余地包罗了我的全部经济情况,有如一把伞笼罩了一个小小蚁垤:

过去一年里,你在任何地方所从事的任何交易、业务或职业中共赚了多少钱?

这问题下面附了另十三道同样刁钻的小题,其中措词最委婉的一题是要我呈报:过去我可曾由于黑夜偷盗,或者拦路抢人,或者纵火打劫,或者从事其他不可告人的勾当,借此营私渔利,购置产业,但尚未逐条列于收入申报书中第一问题的对方。

这分明是那个陌生人故意要让我上当受骗。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事;于是我跑出去,聘请了另一位行家。原来由于陌生人挑动了我的虚荣心,所以我才会把自己的收入申报为二十一万四千元。按照法律规定,这笔收入中只有一千元可以免缴所得税的一这是唯一能够使我感到安慰的,但这一点钱有如大海中的涓滴而已。按规定百分抽五的办法,我必须上缴给政府的所得税竟高达一万零六百五十元!(这里我不妨交代一句,到后来我并没有缴纳这笔税款。)

我认识一个非常阔气的朋友,他的住宅好像是一座皇宫,他坐在饭桌上好像是一位皇帝在进膳,他的用费十分浩繁,然而,他却是一个没有分文收入的人,因为我常常在他的报税表格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窘急无奈的情况下,我就去向他求教。他接过了我那些琳琅满目的、为数惊人的收入凭证,他戴上眼镜,他提起了笔,接着,一霎眼工夫!——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穷光蛋!这件事他做利十分干净得落。他只是巧妙地伪造了一份“应予扣除数”的清单。他将我缴给“州政府、联邦政府和市政府的税”登记为若干;将我“由于沉船、失火等受到的损失”登记为若干;此处是我在“变卖房地产时所受的损失”,我在“出售牲口”时所受的损失,“支付住宅及其周围土地的租费”,“支付修理费、装修费和到期的利息”,“以前在美国陆军、海边与税务机关任职时从薪津中扣除的税款”,以及其他等等。他对所有以上的情况,就每一个列举的项目,都登记了为数惊人的“应予扣除数”。他登记完毕,再把那张清单交给我。这时候我一展眼看到,就在这一年里,我作为纯利的收入已一变而为一千二百五十元四角。“这一来,”他说,“按照法律规定,一千元是属于免税的。你只需要去宣一次誓,证明这份清单属实,然后给其余的二百五十元付了税就完啦。”(他说这席话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威利从他坎肩口袋里摸出一张二元美钞,拿着钱一溜烟跑了;这里我敢打赌,如果我那位陌生客人明天来访问这个小家伙,他准会谎报他应纳的所得税。)“您是不是,”我说“您本人是不是也这样填报‘应予扣除数’呀,先生?”“这个,我应当说是的!要不亏了‘应予扣除数’项下那十一条救命的附加条款,那我每年就得当乞丐了,讨了钱去供奉这个该死的、可恨的,这个敲诈勒索、独断独行的政府啦。”

在本市几位最有实力的人士当中,在那几位品德高尚、操行清白、商业信誉卓著的人士当中,就数这位先生的地位最高,于是我敬受奉行他所指示的范例。我去到税务局办事处,在上次来访的客人的谴责的眼光下站起身来,一再地撒谎,一再地蒙混,一再地耍无赖,直到后来我的灵魂深深地陷入了伪证罪之中,我的自尊心从此消失得一干二净。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这正是美国无数最富有的,最自豪的,而且最体面的、最受人尊重、最被人奉承的人每年都在玩弄的把戏。所以,对这些我满不在乎。我毫不羞愧。今后我只要少开口乱说,别轻易玩火,否则我免不了会养成某些可怕的习惯。(叶冬心 译)

登勃朗峰

赴勃朗峰的途中,我们先搭火车去了马蒂尼。翌晨八时许即徒步出发。路上伴侣很多——乘车骑骡的旅客多,还有尘土多。队伍前前后后,络绎不绝,长可一里左右。路为上坡——路上坡——而且也较陡峻。天气又复灼热,乘坐于骡背或车中的男男女女,蠕蠕而前,焦炙于炎阳之下,真是其状可悯。我们尚能祛避暑热于林薮之间,广得阴凉,但是那些人却办不到。他们既花钱坐车,是舍不得因耽搁而轻耗盘缠的。

我们取道黑首而前,抵高地后,沿途景物,颇不乏胜致。途中一处须下经山底隧道;俯瞰下面峡谷,有清流激湍其间;环视左右,石如扶垛,丘岗蓊郁,景色殊幽。整个黑首道上,到处瀑布鸣溅,连绵不绝。

抵达阿冉提村前半小时顷,雪岭一座,巍然在望,日熠其上,光晶耀眼,顶作V形,无异壮峨山门。这时我们乃亲睹了勃朗峰,浑号“阿尔卑斯之王”。我们拾级而上,这座尊严的雪岭也随之而愈升愈高,矗入蓝天,渐而夺据整个穹苍。

环顾邻近诸峰,——例光突陡削,色作浅棕——奇形怪态,不可名状。有的顶端绝峭,复作微倾,宛如美人纤指一般;另一怪峰,状若塔糖,又类主教角冠;邞岩峭拔,雪不能积,仅于分野之处见之。

当我们仍高踞山巅,尚未下到阿冉提村之前,我们曾引颈遥望附近一座山峰,那里棱镜虹霓般的丽彩,璀璨缤纷,正戏舞于白云之旁,而白云也玲珑要眇,仿佛游丝蛛网一般。那里软红稚绿,灼灼青青,煞是妩媚;没有一种色泽过于凝重,一切都作浅淡,而萦绕交织,迷人心意。于是遂取坐观,饱览奇景。这一天彩幻,仅作片晌驻留,旋即消逸,变幻交融,一时几于无见;俄而又五色繁会,轻柔氤氲的晴光,瞬息万变,聚散无定,纷至沓来,熠耀于缥缈云端,把冉冉白云幻作霓裳羽衣,精工绝伦,足堪向飞仙捧供。

半晌,方悟刚才所见的种种瑰丽色彩,无穷变幻,原是我们在一只肥皂泡中所常见的;皂炮所过之处,种种色泽变幻,无不尽摄其中。天下最美丽最妙造的事物实在无过于皂泡:适才的一天华彩,云锦天衣,恰似碎裂在阳光之下的美丽皂泡一样。我想世上皂泡如其可求,其价值将不知几何。

马蒂尼到阿冉提之行,计历时八时许。一切车骑,尽抛身后;这事我们也仅偶一为之。俯缘河谷而下,前往沙蒙尼途中,雇得敞篷马车一辆:继以一小时之余裕,从容进餐,这给了车夫以取醉功夫。车夫有一友人一起同行,于是这友人也得暇小酌一番。

起身后,车夫说我们用饭之际,旅客都已赶到甚至赶在前面了;“但是”,他神气十足地说,“不必为此烦恼——安心静坐吧——不用不安——他们已扬尘远去了,但不久就会消失在我们背后。劝您安心静坐吧,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我乃是车夫之王啊,看吧!”

鞭梢一振,车遂辚辚而前。颠簸之巨,为平生所未有。最近的暴雨把有些地方的路面整个冲掉了,但我们也一概不顾,轮不稍停,车不减速,乱石废物,溪谷原野,飞掠而过一时而尚有两轮一轮着陆。大部时间则几乎轮不匝地,凌空骧腾,每隔一会,这位镇定而慈祥的狂人则必一副尊容,掉转头来对我们讲,“观看到了吧?我一点儿也不虚说——我的确是车夫之王”。每次我们几乎险遭不测之后,他总是面不改色,喜幸有加地对我们说,“只当它个乐子吧!先生们,这事很不经见,很不寻常——能坐上车王的车,要算是机会难得啊!一请注意吧,我哪就是他啊。”

他讲的是法语,说话时不断打嗝,不类标点。他的友人也是法人,但操德语——所用的标点系统则完全相同。友人自称为“勃朗队长”这次要求我们和他一道登山。他说他登山的回数比谁都多——四十七次一他的兄弟则是三十七次。他兄弟是世上最好的向导,除了他本人一但是他,请别忘记——他乃是“勃朗队长”这个尊号别人是觊觎不得的。

这位“车王”果然不爽前言——象阵疾风一般,他的确赶上而且超过了那长长的旅客车队。其结果是,抵达沙蒙尼旅馆时我们遂住进了讲究的房间。如果这位王爷的车艺稍欠敏捷一或者说,如果他在离开阿冉提时不是多亏天意,已经颇为酩酊,这将是不可能的。

西奥多·德莱塞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美国现代著名作家,出生于印第安那州一个破产的德国移民家庭,家境贫寒,当过童工。大学肄业后,他以一篇出色的论文嬴得了记者身份。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四年里,他的足迹遍布纽约、圣路易等地,广泛了解了美国现实社会。一九〇〇年,德莱塞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嘉丽妹妹》,通过记叙农村少女嘉丽在芝加哥走向毁灭的遭遇,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伪善。该书出版后受到了资产阶级人士的猛烈抨击。在巨大的压力下,德莱塞继续坚韧地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接连写作了长篇小说《珍妮姑娘》和《欲望》三部曲(《金融家》、《巨人》、《斯多噶》)。一九二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是德莱塞也是本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坛的杰出代表作。他的作品还有中短篇小说集《女性群像》;政论集《悲剧在美国》;文学评论集《向艺术家呼吁》以及《美国日记》等,均被认为是美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重要资料。

我的梦中城市

它是沉默的,我的梦中城市,清冷的、静穆的,大概由于我实际上对于群众、贫穷及象灰砂一般刮过人生道途的那些缺憾的风波风暴都一无所知的缘故。这是一个可惊可愣的城市,这么的大气魄,这么的美丽,这么的死寂。有跨过高空的铁轨,有象峡谷的街道,有大规模升上壮伟广市的楼梯,有下通深入的踏道,而那里所有的,却奇怪得很,是下界的沉默。又有公园、花卉、河流。而过了二十年之后,它竟然在这里了,和我的梦差不多一般可惊可愣,只不过当我醒时,它是罩在生活的骚动底下的。它具有角逐、梦想、热情、欢乐、恐怖、失望等等的哗鸣。通过它的道路、峡谷、广场、地道,是奔跑着、沸腾着、闪烁着、朦胧着,一大堆的存在,都是我的梦中城市从来不知道的。

关于纽约,——其实也可说关于任何大城市,不过说纽约更加确切,因为它曾经是而且仍旧是大到这么与众不同的,——在从前也如在现在,那使我感着兴味的东西,就是它显示于迟钝和乖巧,强壮和薄弱,富有和贫穷,聪明和愚昧之间的那种十分鲜明而同时又无限广泛的对照。这之中,大概数量和机会上的理由比任何别的理由都占得多些,因为别处地方的人类当然也并无两样。不过在这里,所得从中挑选的人类是这么的多,因而强壮的或那种根本支配着人的,是这么这么的强壮,而薄弱的是那么那么的薄弱——又那么那么的多。

我有一次看见一个可怜的、一半失了神的而且打皱得很厉害的小小缝衣妇,住在冷街上一所分租房子厅堂角落的夹板房里,用着一个放在柜子上的火酒炉子在做饭。在那间房的四周,她有着充分空间可以大大地跨三步。“我宁可住在纽约这种夹板房里,不情愿住乡下那种十五间房的屋子。”她有一次发过这样的议论,当时她那双可怜的没有颜色的小眼睛,包含着那么的光彩和活气,是我在她身上从来不曾看见过,也从来不再见到的。她有一种方法贴补她的缝纫的收入,就是替那些和她自己一般下等的人在纸牌、茶叶、咖啡渣之类里面望运气,告诉许多人说要有恋爱和财气了,其实这两项东西都是他们永远不会见到的。原来那个城市的色彩、声音和光耀,就只叫她见识见识,也就足够赔补她一切的不幸了。

而我自己也不曾感觉到过那种炫耀吗?现在不也还是感觉到吗?百老汇路,当四十二条街口,在这些始终如一的夜晚,城市是被从西部来的如云的游览闲人所拥挤。所有的店门都开着,差不多所有酒店的窗户都张得大大,让那种太没事干的过路人可以看望。这里就是这个大城市,而它是醉态的,梦态的。一个五月或是六月的月亮将要象擦亮的银盘一般高高挂在高墙间。一百乃至一千面电灯招牌将在那里霎眼。穿着夏衣戴着漂亮帽子的市民和游人的潮水;载着无穷货品震荡着去尽无足重轻的使命的街车;象嵌宝石的苍蝇一般飞来飞去的出租汽车和私人汽车。就是那轧士林也贡献了一种特异的香气。生活在发泡,在闪耀;漂亮的言谈,散漫的材料。百老汇路就是这样的。

还有那五马路,那条歌唱的水晶的街,在一个有市面的下午,无论春夏秋冬,总是一般热闹。当正二三月间,春来欢迎你的时候,那条街的窗口都拥塞着精美无遮的薄绸以及各色各样缥缈玲珑的饰品,还再有什么能一样分明地报告你春的到来吗?十一月一开头,它便歌唱起棕榈机、新开港以及热带和暖海的大大小小的快乐。及到十二月,那么同是这条马路上又将皮货、地毯、跳舞和宴会的时装,陈列得多么傲慢,对你大喊着风雪快要来了,其实你那时从山上或海边回来还不到十天哩。你看见这么一幅图画,看见那些划开了上层的住宅,总以为全世界都是非常的繁荣、独出而快乐的了。然而,你倘使知道那个俗艳的社会的矮丛,那个介于成功的高树之间的徒然生长的乱莽和丛簇,你就觉得这些无边的巨厦里面并没有一桩社会的事件是完美而沉默的了!

我常常想到那庞大数量的下层人,那些除开自己的的青春和志向之外再没有东西推荐他们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日日时时将他们的面孔朝着纽约,侦察着那个城市能够给他们怎样的财富或名誉,不然就是未来的位置和舒适,再不然就是他们将可收获的无论什么。啊,他们的青春的眼睛是沉醉在它的希望里了!于是,我又想到全世界一切有力的和半有力的男男女女们,在纽约以外的什么地方勤劳着这样那样的工作——一爿店铺,一个矿场,一家银行,一种职业,——唯一的志向就是要去达到一个地位,可以靠他们的财富进入而留居纽约,支配着大众,而在他们认为是奢侈的里面奢侈着。

你就想想这里面的幻觉吧,真是深刻而动人的催眠术哩!强者和弱者,聪明人和愚蠢人,心的贪馋者和眼的贪馋者,都怎样的向那庞大的东西寻求忘忧草,寻求迷魂汤。我每次看见人似乎愿意拿出任何的代价——拿出那样的代价——去求一啜这口毒酒,总觉得十分惊奇。他们是展示着怎样一种刺人的颤抖的热心。怎样的,美愿意出卖它的花,德性出卖它的最后的残片,力量出卖它所能支配的范围里面一个几乎是高利贷的部分,名誉和权力出卖它们的尊严和存在,老年出卖它的疲乏的时间,以求获得这一切之中的不过一个小部分,以求赏一赏它的颤动的存在和它造成的图画。你几乎不能听见他们唱它的赞美歌吗?(傅东华 译)

查尔斯·斯·布鲁克斯

查尔斯·斯·布鲁克斯(1878—1934)散文家。生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一九〇〇年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家经营印刷公司十五年,后辞职从事写作,一次大战时曾在华盛顿为巴黎和会准备材料。布鲁克斯喜欢骑自行车旅行,还创建了当地的剧场。他写作的内容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主要著作有:短剧集《好吓人的戏!》(1922);散文集《巴格达之行》(1915)、《还有苹果奶酪要上》(1917)、《烟囱纸》(1919);游记《向北之路》(1928)和《英国的春天》等。

论机智与幽默的区别

我并无把握能在机智与幽默之间划分一条确定的界线。它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微妙了,可能只有白胡子长者才能判定。但是即使是无知的人,只要他与精神病院无缘,对此也会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我确信在机智与幽默之间,幽默具有更令人惬意和让人无拘无束的特性。幽默的人,如果他们天生的幽默感是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闪耀,那末,他们永远是令人愉快的同伴,而且他们总能以最佳状态潇洒自如地和你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他们的嘴角向上翘着,脸上挂着微笔。好象木偶大师已将操纵木偶的提线拴到了他们的嘴角上,用无比灵巧的手指开始轻轻抽动一样。但是,一个仅仅机智的人则不然,他的嘴巴生硬、发酸,只有等到他说出一些聪明的话,自己才会勉强笑一笑。来自机智者的偶尔的妙语也像一道刺眼的闪光,并不总是叫人舒服,而幽默的人总是辐射出一种人人都能感到的欢愉,就像房中点燃的另外一支蜡烛,发出柔和的光。

我钦佩机智,但并不真正喜欢它。机智总是被别人用来对付我的,对我的伤害太多,而幽默却总是我的伙伴。它从不对我的某些不足之处作些不适当的指指点点。幽默的人不像安置在炸药上的导火索。他们是让人感到安全和容易相处的同伴。但是一个机智者的谈吐,却尖刻像一根赶驴棒。它刺戳我的时候,我可能会跑得快些,但这种刺戳的背后,却是一种令人十分不快的劝诱。

机智是一种精瘦而无趣的动物,长着一个好询问而又嗅觉灵敏的鼻子,而幽默却有一双和善的眼睛和一副光滑可爱的腰身。在必要的时候,机智会运用恶意而赢得一分——就像一只猫,出其不意地猛扑它的目标——而幽默却将平静留在安乐椅中。机智爱用独唱来表现自己,幽默却能最好地融于合唱之中,机智之锐利如闪电之一击,幽默之漫射如阳光之普照。机智追逐时尚,研究措词的精妙与缺乏远见的判断,而幽默所涉及的是朴实平常而不朽的事物。机智所着的是丝织的外衣,华而不实,幽默所着的是手纺的粗呢,能承受罡风的侵袭。机智所设的是陷阱,而幽默却吹着口哨悠闲地行走,从无害人之心。机智是餐桌旁精明的陪客,而幽默却在患难中更见其真情。机智走了嘴,就像餐桌上搅拌坏了的色拉,酸溜溜的,会让人难堪,但幽默即使不在餐桌旁也能愉快自如地侃侃而谈。幽默听了别人的俏皮话会发出会心的笑,有时还会捧腹大笑,而机智则全神贯注于寻求一个真实的答案。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大世界里,我们的长统靴会染上污泥,我们在暮色中显得疲惫不堪——这是一个在近几年的战争中饱受创伤和令人悲哀的世界:由此我想到了我所认识和了解的人,正是那些名副其实富有幽默感的人,而不是那些机智聪明的人,给予我们更为有益的同伴之谊。

于是,便有了不是机智的机智。正如有些人所写的那样:什么样的闹声也不能冒充机智,循着驴的叫声找到的只能是驴。

不久前,我应邀作客,与一个机智者(一个真正聪明绝顶的人)共进晚餐,他是由女主人介绍来活跃气氛的。我已拜读过此君的许多篇书评和剧本评论,在承认这些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和才华的同时,我认为这些文章过于艰深和尖刻,缺乏旨在追求真实的幽默的基础。他的写作——迎合当时的不良习气——追求反论,喜欢猎奇,抱着篾视的态度,对真正有价值的事物视而不见,却去寻找一些毫无价值、微不足道的东西。他的书评很少是正确的——就我们对正确的理解来说——但闪耀着机智,不惜用颠倒是非的手段和出人意料和言词吸引读者的兴趣。

在交谈中,我发现他本人和书评中反映出来的他并无多大区别——虽然,严格地说,这并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交谈,交谈中双方都应相互交换观点和看法,两者交替发言。对话显然不是商场,一个人卖,另一个买,相反,对话应该是一个相互交易、相互讨价还价的过程,每个人既是卖主,也是买主。我的橡胶树苗换你的留声机,每个人提供他所有的,换回他所需的,这叫互通有无吧。我的一个朋友,姑且称他为乙吧,曾很公正地作过这样的假定:他说,他太喜欢讲话了,如果轮到他讲话时听众愿意听的话,他愿意付钱给他们。

但现在我经历的是一个我不得不洗耳恭听的演说或学术讲座。这个聪明人打开了他那枯燥无味的知识的龙头,向我们在座者滔滔不绝地灌输文学典故——他承认这是他不屑于做的——还有妙语和警句。他似乎是从梅瑞狄斯的作品中跳出来的人,嘴里流出来的是墨水。我早就认为只有书本中的人物才会像他那样说话,而且所用的是作者送给出版商之前第七次涂涂抹抹仍修改得很糟的人物的语言,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经历,因为我平时认识的人都是些普通而又诚实的日间工作的毛纺工人,他们一个晚上难得有一个以上的精彩场面。

起初,我担心他流畅的谈话中可能会有一个停顿,而为了礼貌起见,我又不得不用插话加以弥补。一度,他的谈话中确有一个极短的停顿——那是一块块菌塞住了他的喉咙——我轻轻地吐出了一句话;但是块菌很快地在他重新涌起的语流中被吞下去了。严格地说,这似乎并不公平。如果一个谈话者——换个比方——像铺路一样,紧持要用圆石块铺满整个谈话,他至少应该允许其他人扛一扛沥青锅,填一填缝隙。晚上告别时,虽然我还能回忆起此君所述的二、三本有趣而构思精巧的小说,但我却发怵向别人重述,因为我怕重述这些故事会歪曲他的原意。我带着满脸倦容和一肚子的不满意离开了,我的舌头也因为无用武之地而变得又焦又干。

现在,我再也不愿找这样的人做旅伴和他一起静静地在帆船上沉思,也不愿和他一起去乡村,尤其不愿和他去北部森林以及其他任何远离尘嚣的地方。我确信,如果没有听众(或丧失了发言的机会),他就会愤怒异常。即使在用早餐时,他也会对着熏猪肉大发脾气。当然,与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结伴去森林野营那是再遂意不过了,因为在不幸和意外事件中,幽默会使你和他同时得到安慰。一个幽默的人——这是问题的实质——一个幽默的人在遭受烦恼打击的那一刻,具有一种很强的置烦恼于脑后的能力,而其他人则要过很久才会将这种烦恼忘却。一个幽默的人,如果不慎从独木舟中掉到了水里,他会做些极滑稽的动作以缓解气氛,而这时他的脑袋还在凉水中沉浮呢。相反,一个机智的人,遇到类似的情形,在擦干身子、换好衣服之前,却会显得尴尬和难堪,表情也极不自然;但在一个星期后,他又以此为素材,给周围的同伴编造一个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喜剧故事,忘掉了自己当时的尴尬状。

我的朋友甲——有一次我曾与他一起去加拿大的某个森林野营——具有真正的幽默,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令人满意的同伴了。我用不着回忆他说过的许多滑稽好笑的事儿;实际上他同最出色的幽默大师一样,对每一件事都是严肃认真的。在他身上自始至终洋溢着乐观豁达、意气风发的精神。当背上的野营用具高过他的头压得他气喘吁吁的时候,当野餐烧焦了的时候,或帐篷在夜晚被风暴刮倒的时候,他对这些不幸的事情都能以极乐观的态度加以处理,好像他就是为了专门经受这些考验才到北方来野营的,好像没有这些不幸的事,我们的旅行就缺乏某种色彩和趣味。事后回过头来看。采取这种哲人态度是容易的;但是,当吹塌的湿帐篷压在你身上的时候,当滂沱的大雨向你头顶倾泻的时候,要真正保持达观镇静就不那么容易了。甲在每场灾难来到的那一刻都以笑声相迎,而其他人则要到灾难过去后很久方会在安乐椅上发出笑声。你看,为了烤干我们掉入急流而被弄湿的衣物,他正挥舞斧子劈着木柴;一会儿又见他重新搭建因遭受另一场暴风雨袭击而倒塌的帐篷。沙岸上,甚至还可以听到他特别的叫喊声(写出来,只是一个枯燥的“哇”),用来引出一切快活的事来,仅仅只有机智的人的口中是不会发出这样的叫声的。

真正的幽默是人类最本质的特点——或者说,是神圣的,更确切地说——有了这种特点,乐趣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不久前,我观看了法兰西剧团的路易·儒夫扮演的安德鲁·艾格——奇克爵士,这是剧中表演最幽默的部分,其妙处就在于演员不是故作滑稽,而是在自然的表演中自然地产生喜剧效果,这是一种无为而为之的境界。这是他的人性在起作用,是他的人性首先赢得了观众对他的喜爱,是他的人性产生了喜剧。他的细长的双腿本身就很滑稽,他不紧不慢的语调也令人发笑,但是归根结底,是他对观众的一颗爱心和他们体现的人的本质,才会产生如此精妙的表演。多么令人爱怜的家伙!他是多么讨人喜欢地把他帽子上的羽饰捋平整!他又多么害怕与人决斗!这样一个可爱的傻家伙是很容易讨人喜欢的。一个仅有机智的演员可能会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但却不能真正打动观众的心。

至于书本和书本中有关机智或幽默的部分,似乎机智被人淡忘,而幽默将永存。幽默服用的是常备的五倍子。但是还有比另一代人的机智更让人抑郁的事吗?本来,这种机智就和早已过时的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卖弄机智成了一种风气——就像流行的服装样式一样。这种机智大多来自某些早已被人遣忘的闲言碎语,实为拾人牙慧。在玩弄词藻的过程中,妙语双关的源泉枯竭了。这如同在一个小圈子里局部流行的俏皮话,对一个局外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锡特尼·史密斯是他那个时代中最杰出的才子,但现在我们再来读他的作品,却味同嚼蜡。《黑森林》杂志的首刊可谓是机智勇敢的一期吧,但对我们来说,它的文章早已陈腐不堪。可能现在没有人会对托马斯·胡德的妙语发出会心的微笑吧?昔日的机智今何在?然而,福斯塔夫、兰姆和菲尔丁的幽默却总与我们同在,并且不时地提醒我们,幽默、真正的幽默,必须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毛卓亮 译)

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1880—1968)作家,社会活动家。生于亚拉巴马州,十九个月时因疾病致残,变成又瞎又聋又哑。七岁时幸得教师安妮·沙莉文,半年内学会写信,当年便轰动社会。一九〇四年凯勒大学毕业后一边从事写作,一边积极投入社会活动。凯勒写过十几本书,大都是自传性的,主要有《我生命的故事》(1902)、《乐观主义》(1903)、《我生活的世界》(1909)、《走出黑暗》(1919)和《我的宗教》(1927)等。

给我三天视力

我们都曾读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能活下去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有的可以长到一年;有的却只有二十四小时。对于这位面临死亡的人打算怎样度过最后的时日,我们总是感到很有兴趣的——当然,我说的是可以有选择条件的自由人,而不是待处决的囚犯,那些人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

这一类的故事使我们深思,我们会想到:如果我们自己也处于同样的地位,该怎么办?人都是要死的,在这最后的时辰,应当做一点什么?体验点什么?和什么人往来?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什么使我们感到快乐?什么使我们感到遗憾呢?

我常想,如果每一个人在刚成年时都能突然聋盲几天,那对他可能会是一种幸福。黑暗会使他更加懂得视力之可贵;寂静会教育他懂得声音的甜美。

我曾多次考察过我有眼睛的朋友,想让他们体会到他们能看到些什么。最近,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来看我,她刚从森林里散步回来。我问她发现了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她回答,好在我对这类回答已经习惯了,因为很久以来,我就深信有眼睛的人所能看到的东西其实很少,否则,我是难以相信她的回答的。

我问我自己,在树林里走了一个小时,却没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这难道可能么?我是个瞎子,但是我光凭触觉就能发现数以百计的有趣的东西。我能摸出树叶的精巧的对称图形,我的手带着深情抚摸银桦的光润的细皮,或者松树的粗糙的凸凹不平的硬皮。在春天,我怀着希望抚摸树木的枝条,想找到一个芽蕾,那是大自然在冬眠之后苏醒的第一个征兆。我感觉到花朵的美妙的丝绒般的质地,发现它惊人的螺旋形的排列——我又探索到大自然的一种奇妙之处。如果我幸运的话,在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小树上时,还能偶然感到小鸟在枝头讴歌时所引起的欢乐的颤动。小溪的清凉的水从我撒开的指间流过,使我欣慰。松针或绵软的草叶铺成的葱茏的地毯比最豪华的波斯地毯还要可爱。春夏秋冬——在我身边展开,这对我是一出无穷无尽的惊人的戏剧。这戏的动作是在我的指头上流过的。

我的心有时大喊大叫,想看到这一切。既然我单凭触觉就能获得这么多的快乐,视觉所能展示于人的,又会有多少!但是很显然,有眼睛的人看见的东西却很少。他们对充满这大千世界的色彩、形象、动态所构成的广阔的画面习以为常。也许对到手的东西漠然置之,却在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是人之常情吧。但是,在有光明的世界里,视觉的天赋只是被当成一种方便,而不是当作让生命更加充实的手段,这毕竟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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