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志宾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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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宋：宋朝生活图志试读：
序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华各族人民，曾经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文明成果。这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同时，这些成果的推广与普及，又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科技、文化、艺术的魅力。
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不仅内容宏富，绚丽多姿，而且源远流长，传承有序。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社会生活史，以历史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对象，它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了解历史原貌。关于生活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铂金曾这样说道：“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
然而这位“皇后”在中国却历尽坎坷，步履维艰，她或为其他学科的绿荫所遮盖，或为时代风暴扬起的尘沙所掩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生活史没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清理出必要的历史资料，整体性的研究尤其薄弱，甚至于今日提到“生活史”这个词，许多人仍不乏茫然之感。
社会生活史在中国的萌芽可追溯至古代。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都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如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凡邑聚分布迁移、氏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风尚礼俗等等，均有披露。《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丧葬制、婚媾、人际交往、穿着时尚、生儿育女、敬老养老、起居仪节等社会生活资料，作了繁缛纳范，可谓是一本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全国20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临淄地区，“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长安地区，“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他并非仅仅罗列现象，还力图作出自认为言之成理的说明。如他在解释代北民情为何“慓悍”时说，这里“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以不均”。而齐地人民“地重，难动摇”的原因在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状况是“宜桑麻”耕种。这些出自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演进中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之间的联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将其视作有关社会生活研究的有机部分，似也未尝不可。
在西方，社会生活史作为一个学科是伴随着20世纪初社会学的兴起而出现的。开风气之先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主张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部社会的精神状态。“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维尔（JacquesRevel，1942-）在《法国史》一书中指出：重要的社会制度的演变、革命以及改革等等历史内容虽然重要，但是，“法国历史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式的历史”。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年）在其《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将首卷即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叙述了15-18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长规律，各地居民的日常起居、食品结构以及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表明他对于社会生活是高度关注的。而历史学家米什列（Michelet，1798-1874年）在《法兰西史》一书的序言中则直接对以往历史学的缺陷进行了抨击：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等因素对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年鉴学派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其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社会生活史研究与方法也被介绍到中国，并迅速蔚成风气。揭橥大旗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激烈地抨击旧史“不过记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是帝王家谱”，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于“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为此，他在拟定中国史提纲时，专门列入了“衣食住等状况”、“货币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等等社会生活内容，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史学界的诸多研究者都涉足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分别从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对古代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物质、精神、民俗、生产、科技、风尚生活的状况，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研究的真正全面展开，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生活史研究这位“皇后”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走出“冷宫”重见天日，成为史苑里的一株奇葩，成为近年来中国史学繁荣的显著标志。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复兴，反映了史学思想的巨大变革。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的价值日益受到了重视，把“自上而下”看历史变为“自下而上”看历史，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它表明人类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彩绝伦和文物制度的美轮美奂，而且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如果没有社会生活这片“沃土”的浸润，人类文化将失去生命力。
这一时期的生活史研究，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支持。这些年先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西安、上海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其中1986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在天津召开的中国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会”，是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起点、新开端，是社会生活史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此，社会生活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中颇为绚丽的篇章，至今方兴未艾，其成果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社会生活史的大型丛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诸多资深专家学者撰著的从夏朝至清朝的社会生活史丛书，另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1年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等。此外较为重要的单册图书有林永匡、王熹的《食道·官道·医道》（1989），汪福宝、庄华峰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辞典》（1994），林永匡、王熹的《中国节令史》（1995），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共8卷，1996），庄华峰的《中国婚姻史》（1996），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1998），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1998），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998），郭振华的《中国古代人生礼俗文化》（1998），孙立群的《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2003），常建华的《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2006），包铭新的《西域异服：丝绸之路出土古代服饰复原研究》（2007），萧默的《古代建筑营造之道》（2008），王景琳的《中国古代寺院生活》（2009），庄华峰的《魏晋南北朝社会》（2009），张伯山、张维夏的《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古民俗》（2012），郭东旭等的《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2012），陈瑛的《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2012），沈泓的《古代生活：民间年画中的脉脉温情》（2013），阎爱民的《中国古代的家教》（2013），庄华峰的《中国社会生活史》（2版，2014）等著作，这些作品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注意到，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相比，其成果还是相对单薄的。个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人们的治史理念当不无关系。
我们觉得，史学研究应当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就是“眼睛向下看”，去关注社会下层的人与事；“面向生活”就是走近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包括生活习惯、社会心理、风俗民情、经济生活，等等；“面向社会”则是强调治史者要有现实关怀，史学研究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近年来我总感到，当下的史学研究有时有点像得了“自闭症”，常常孤芳自赏地将自己封闭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抱着“精英阶层”的傲慢，进行着所谓“纯学理性”探究，责难非专业人士对知识的缺失。在这里，我并非否定进行学术性探究的必要性，毕竟探求历史的本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而且探求历史的真相，就如同于计算圆周率，永无穷期。但是，如果我们的史学研究不能够启迪当世、昭示未来，不能够通过历史的讲述去构建一个国家的认同，史学作品不能够成为读者启迪人生的向导，相反却自顾自地远离公众领域，远离社会大众，使历史成为纯粹精英的历史，成为干瘪的没血没肉的历史，成为冷冰冰的没有温情的历史，自然也就成了人们不愿接近的历史，这样的学术研究还会有生机吗？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史学研究要转向（当然这方面已有许多学者做得很好了），治史者要有人文情怀，要着力打捞下层的历史，多写一些雅俗共享、有亲和力的著作，总之一句话，我们的史学研究要“接地气”，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有意义。
上海沐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了一套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丛书，以此来重拾远逝的文化记忆，走进古人的生活。丛书内容涵盖古代衣、食、住、行诸方面，这是一套雅俗共享的读物。作者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彰显古代社会生活的活力和特色。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一件“接地气”的好事，它对于社会生活史研究园地而言，既是锦上添花，又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它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故乐而为之序。庄华峰2014年2月18日于安徽师范大学惜墨斋
看尽纷华成往事图文一卷有余情——《风雅颂·宋朝生活图志》序
余惯写小诗短章，绝少为文。日前蒙梁君志宾不弃，颁此大作相示，嘱为作序，余诚惶诚恐，怕难负所托，又俗务缠身，难以静心，故拖延有时，下笔踌躇。近日略闲，细读全文，顿觉书香扑鼻，两宋天光云影、风花雪月、人情物事、市井百态、世相纷华，跃然纸上，读之如梦回宋代，景化情生，有感于心，因试笔妄言一二，聊报梁君厚爱之谊。
以史为鉴，思接千载，而知兴替。纵观中国封建王朝历史，有宋一代，无论经济、文化、科技等，皆足以令人注目、心生向往。其辉煌成就，前所未有，极尽一时繁华。陈寅恪先生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此言诚然也。北宋时，幅员辽阔，统治者意在守势，富国而不强兵。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语大臣云：“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又立誓碑定制“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故宋代历来以富国重文而治，士人得到厚视倚重。其时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开采业诸类经济发展兴盛勃发。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乐、小说、绘画、书法、建筑等艺术发展高度繁荣，文人墨客，名士风流，风骚冠于宋代者众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三端便诞于宋代，彪炳史册，可知宋代科技之发达也。当斯时，宋室既无秦之霸气，又乏隋唐之豪气，是以臣民优养日久，积弱弊生，在相对宽松之生活环境中，上至王公贵胄、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都安于闲逸散漫，寻求红尘乐趣，过惯潇洒自在，而无忧患之想的生活。岂料繁华梦醒，北宋终在一派仓皇的景象和唏嘘声中落幕。两宋之交，战祸绵延，君臣南渡，江山飘摇。南宋小朝廷奔逃江南，偏安一隅，勉延宋祚，百五年间，时势多幻，繁华虽不及汴梁，但江南鱼米富庶之地，仍称得上小康升平，难怪乎林升要大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慨！
读梁君大作，梦回宋朝，悠游其中，景象在眼，能不快哉。是书熔史识、诗笔、文心于一炉，经作者轻松、戏谑、考辨、妙解之语，别出心裁，娓娓道来，直欲再现历史壮阔图景，引人入胜。又以不同角度，立体思维，将两宋历史片段有机组织，深入剖析，以小见大，图文并茂，使读者诸君能更清晰简扼地了解历史、重温历史，感受宋人之真实生活。如老饕行踪一节，开封城繁华景象涌现笔端，叫人在琳琅满目之美食街前垂涎欲滴，流连忘返。又夏虫言冰、花样年华诸节，古人制冰之智，男子簪花之俗，也叫人啧啧称奇矣。
梁君此作，虽分五章，实包罗万象，宋人之生活、习俗、景象、风气皆有可观，宋代之经济、文化、科技已可窥全貌。法国学者谢和耐云：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宋代既显特别又至为重要，虽表象繁华，生活优游，然又予人以积弱多弊、外侮频仍之感。尽管如此，生于宋代之臣民，想必应感骄傲和自豪。或问，中华上下数千年，若让余穿越历史，重温古人生活，将选何朝何代，余必答曰“宋代”。盛世重文，文人之幸，余虽不才，差可算半个文人，故于宋代久生向往也。读此宋人生活图志，两宋纷华种种，如梦如痴，都来眼下，权以小文作引，愿与读者诸君，品读斯文，重温历史，晤对古人，回味宋朝。
是为序。癸巳冬至陈文雄识于敦斋
梦华
只有似曾相识的气味，才能完全唤醒过去的记忆。——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老饕行踪孟元老和他的开封城
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
南宋·马远《倚松图册》《倚松图册》画笔精妙，为马远的杰作之一。南宋绘画多用绢本，而《倚松图册》以纸本着色，较为少见。马远把一老一少两人置于山色若隐若现、松枝横斜临水的环境中，表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恬淡安适的居常闲态。汴水流年《东京梦华录》作者幽兰居士，自称孟元老。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孟元老随父迁居东京开封府，寓居城西。他在开封一住就是20余年。金灭北宋后，孟元老南渡，常忆东京之繁华，遂著《东京梦华录》。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是个包容度甚高的城市，各行各业的人都极度敬业，亦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卖药卖卦的人“皆具冠带”，“至于乞丐，亦有规格”。做这三种营生的人都是自由职业者，但他们做起事来毫不马虎。其余各行都有款式各异的“职业装”，“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比如，香料铺里的裹香人，标准的行头是“顶帽批背”；当铺里的伙计们，着一身“皂衫角带”，而他们是不戴帽子的。开封车马盈市，士庶杂行，但凭观察每个人的着装，就可知晓他们以何为业。
偌大个开封城不是没有地痞流氓，但他们要是欺凌那些初来此境、不懂规矩的外乡人，市民定然会挺身而出，帮理不帮亲。市民遇见有人在分管片区治安的“军铺”里争执时，也会上前排难解纷。邻里之间，不论有事无事，每日都互相串门喝茶。去大酒楼买过三两次酒的小饭店，就可从大酒楼借走值抵三五百两的银器。庶黎之家、秦楼楚馆的人来店打酒，店主均以银器供送，亦不收他们押金。有的人连夜饮酒，店家次日才去取回银器，酒器如期而归不是新闻，逾期不还才少见。孟元老从父宦游南北，唯开封有这般阔略大量的好店主、这般向善热心的好芳邻！
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中的开封外城图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据《清明上河图》题跋，张择端“擅长界画，精舟车房屋、城郭、桥梁”。“界画”是作画时以界尺为引线的一种画法。本画还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长卷形式展现北宋京城开封的繁闹景象和自然风光；二是以“散点透视法”的画法，呈现富于变化的城市生活场景。
东京府界人烟浩穰，物事繁复，却可保持忙中有序。南熏门的猪须从本门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连猪群都懂守秩序，更别说人了。京城路况也极佳，风土堪乐，孟元老闲来辄思：“今游何处”？京城幽坊小巷，燕管歌舞，其数量“举之万数”，孟元老“不欲繁碎”。他颇爱在《梦华录》中谈论饮食，多亏了孟元老秉承“民以食为天”的信条，宋时的山珍海味、御膳名肴才得以转存为纸上褪色的印痕。
凡孟元老去过或听过的酒馆食坊，多化为游走于他笔尖下的文字。20多年后，孟元老在杭州回顾故都风物时，还能工整地剪下开封的街角旧景，不遗漏细节，不记错方位，仿佛他不曾离开过东京开封府：《清明上河图》局部最右边是一座搭着棚子的小店，天色尚早，客人还未到来，店家正在屋后准备开店。
州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金粱桥下刘楼、曹门蛮王家、奶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
以上只是孟元老美食地图边角上的酒楼一隅。这些酒楼各具千秋，但它们都有一个共性——通宵营业。开封的酒楼瓦肆，不管风雨横作、寒暑酷烈，皆不歇业。《清明上河图》局部图中描绘的是汴河边上的小码头，旁边是一间小食肆，店旁坐着一个商人，苦力们正忙着卸货。
开封城是一座食市，一旦你踏进开封府的地界，不管黑夜还是白天，少不得耳闻堂倌的唱喏、食客的喧杂。你可以从城东逛到城西，细味山海奇珍；也可以从城北走到城南，品尽新丰美酒。倘若你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最右端起步，行过小桥，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间专为远道而来的客商而设的小食店。
再往左走，行至小码头时，又见一间小餐馆，它的主要客源是那些本钱不多的外地游商和在码头上讨生活的苦力。
小店对街是一家馒头店。小店门前的蒸笼里摆满了馒头，店主正向过路的挑夫兜售新鲜出笼的馒头。这馒头和今天的馒头稍有差别，宋人王栐《燕翼贻谋录》说：“今俗，屑面发酵，或有馅，或无馅，都谓之馒头。”大凡是面粉发酵而成的面饼，宋人皆称“馒头”。黄庭坚的《涪翁杂说》称：“起胶饼，今之炊饼。”所以，这店家和武大郎一样都是卖馒头的。馒头店的右邻是一家小酒店，它门外搭起了竹楼，挂出招幌“小酒”。《清明上河图》局部图中的店主正在兜揽生意，门前笼屉里摆着一笼馒头。《清明上河图》局部馒头店右邻为“小酒”店。《清明上河图》局部王家纸马铺。《清明上河图》局部汴河上的客船。
往左边走，那家门口竖着“王家纸马”的店铺专营纸人、纸马、纸扎楼阁和冥钱等祭拜用物，在本店找到孟元老绝对是超小概率事件。
往下走，是一处大码头，其街道宽敞平整，上侧的食铺有点像今天的大排档，店里已经坐着客人。客人装束朴素，应该是邻近的居民或是刚卸完货的劳力。
下侧有一间酒楼格调较高，它临河而建，左侧门前立有“彩门欢楼”。客人坐在面向河面的阁子中，可以一边品酒，一边赏景。有四五艘船正在朝它靠近，可见它是一家船主时来欢顾的酒楼。待到夜时，你会油然念起唐人杜牧的诗句“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虽换成了汴河，但灯影婆娑中，一样迷离如醉。孟元老并不是走南闯北的游商，他到本店落脚的概率是极低的，倒有可能身居不远处的一艘游船中。这艘船和“河畔酒楼”之间隔着四五艘船，它的外饰比侧近的船更加精美：船身满是镂花窗子，首尾有两座门楼，朝窗格里望去，舱内餐桌等家具清晰可见。孟元老可能在舱中卧眠，亦有可能在船上进餐。船主未在画中出现，他可能上岸了，只留四个男女帮工。客人也同样未现身，他们要么还在舱里睡觉，要么根本就没上船。张择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庸人自扰式的问题：如何证实孟元老不在船上？这不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我们只要在别处“揪”出孟元老就行了。《清明上河图》局部码头上侧的食铺与近水的河畔酒楼。
不一会儿，你就可以走上汴河上的虹桥，这桥上少说也有百余号人。虹桥地跨汴河南北两岸，两头都连着大街，四周房屋鳞次栉比，路人纷杂。倘若你是善于发现美的人，当会惊呼“汴水晴波”和“隋堤烟柳”的胜景近在眼前！
汴河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运河河段，据《宋史·河渠志》载，汴河自隋大业年间（605-618年）开通以来，一直承担着重要的漕运功能。北宋建都开封后，汴河输送着开封城的内外之需，“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故于诸水，莫此为重”。宋太宗淳化六年（990年），开封府浚仪县的河堤决口，太宗亲往巡视，乘着步辇行在泥泞中。宰相等重臣劝皇帝回驾，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说毕，调来数千步卒协助抢险。等缺口被堵上，水势趋缓后，他才肯回銮。汴河是大宋运输生命线的主动脉，没有它，开封成不了煊赫的大宋食都，画中的郊外也将变成单调乏味的野外。《清明上河图》虹桥全景图虹桥又名“飞桥”，是宋代叠梁式木拱名桥。桥上的人群给人一种“行人络绎”的动感。图中所画的桥是目前我们唯一可见到的宋代木拱无柱虹桥，它像锁牢的关节般横跨两岸。据《渑水燕谈录》载，虹桥的发明人是宋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年）青州城的一个无名“废卒”，他“累巨石巩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余年，桥不复坏”。晓色熹微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天还没亮，要参加朝会的官僚们已骑着马，赶往皇城禁门外的待漏院集合。执政大臣以下的官员均用白纸填上自己的官职，贴在灯罩上。随从们打着长柄灯笼，紧随其后，在昏暝中判明自己的序次，这是为了避免招来值夜巡卒的盘查。由于有群僚在黑夜中执灯汇集，所以皇城亦名“火城”。
孟元老父子都当过官，上朝前，他们只需整好仪容，不必在家中用膳。皇城有公家供享的官酒和果子。据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记载：“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给酒果，以供朝臣。酒绝佳，果实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可见，朝廷大臣在宫廷门口不可吃肉。据说这规矩跟一名贪食的士卒有关：寒冬的某日，朱彧父亲和蔡京在门外等候上朝时，一名士卒说今天有羊肉和酒可吃，然后从腰间布囊取出纸包着的肉，向蔡京等人说：“我怕它无法解冻，因此放在怀里。”有司约略是觉得朝廷命官在宫禁门口大块吃肉有碍观瞻，于是停止供送羊肉等肉食，只供给干果和清酒。
不管有肉无肉，身为宋朝命官是不必像先时的命官一样空着肚子上朝的。唐朝虽属盛世，但官员上朝时，亦无工作餐可吃，不少人还得忍饥面圣，宰相都无例外。刘晏官居宰相，在五更天时冒寒进宫，途中见一蒸饼铺，就叫人给他买饼。到了朝堂，刘相公把掖在袍袖里的饼子取出来吃，并赞美它“美不可言”。唐朝夜禁甚严，长安的饮食店多于夜禁结束后开店，那些离宫城较远的官员必须在三四更天启程上朝，若未在家中用餐，出门后，腹肚常会鸣唱“行路难”。而到了宋朝，只有那些奉行贪睡主义的朝官，才会在朝殿上忍饿。因为他们急着赶路，连吃两粒待漏院果子的时间都没有。
可是单调的干果和清酒难以让大臣们果腹，好在待漏院前多的是卖快餐的摊档。《丁晋公谈录》中说：“（徐铉）每睹待漏院前灯火、人物、卖肝夹粉粥，来往喧杂，即皱眉恶之，曰‘真同塞下耳’。”皱眉的徐铉是南唐降臣，即便南唐的玉树琼枝已化烟萝，他也不肯屈尊去吃一碗开封城待漏院外的汤粉面。不过其所作记录却从侧面证实了待漏院外快餐文化的繁荣。
宋·佚名《岁朝图轴》如其题跋所说，这幅画表现的主题是“良田广宅富人居”。画家通过描绘数十名身份、年龄各异的人物及其优良的居住环境，烘托出主人的尊贵地位和殷实家境。
孟元老不像老前辈徐铉这么嘴刁，但也会有吃腻某种餐点的时候。好在大内的食肆不只此待漏院一家。凝晖殿“宫禁买卖进贡，皆由此入”，故所售都是“市井之间无有也”的好货。最繁闹的大内杂市，还数东华门外市井最盛。孟元老细数此地所售之物时，写道：“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鳌蟹、鹑兔腊脯、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
东华门名点“其品味若数十分”，客人要点二三十味下酒菜，立等可取。但要忠告一句，点菜时可要问清价位。新上市的一对茄子，有时能卖到三五万钱。宫中诸阁的贵妃因着虚荣心作祟，只买贵的，不买便宜的。商家摸准了他们的心理，才敢如此标价，而且也不怕受官吏的滋扰。政府采取了宽松的商业政策，甚少干预商品价格的变动，将定价权放归市场。史称“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成因是“商人大姓，皆是趁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商旅纷至，货源充足时，京城的豪商巨贾便故意压价，贱价购入。水陆交通一受阻，“而京师物少，民有所必取”，他们“待其价而后售”，从而牟取暴利。
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韩熙载夜宴图》刻画了南唐公卿的浮华陈迹。图卷将事件的发展过程分成五个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画面，用叙事诗般的手法描绘出南唐重臣韩熙载夜宴的全部场景。
如果孟元老哪天碰巧胃口好，一顿早餐靡费千金也不出奇。京城是首善之区，生活成本相对较高。唐人白居易在成名前，从江南来到帝京长安，名士顾况对他开玩笑：“长安米价方贵，居大不易。”孟元老是官宦子弟，他倒不会在乎“开封居大不易”。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在小商户的心目中，簪缨满路、朱紫盈街的开封城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去处。官老爷清早时的胃口，可以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市民不知官员起得有多早，唯有比贵人起得更早，赶在贵人出门前开市，才能赚到今天的第一枚铜板。
如果店铺开在离待漏院较近的潘楼街，可以晚点再开店，但也不能晚过五更。官员在五更时就要从待漏院进入皇城。但有些潘楼街的商人却选择在五更之后开张营业，因为他们开的是“鬼市”。
考之宋代史料，“鬼市”之名也许源自中世纪的“西海”海岸（今黎巴嫩和叙利亚）。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载：“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旁，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鬼市始自五更，终于拂晓。这时的坊市雾气蒙蒙，人影浮动，确似西海之畔的鬼市。
鬼市的开业时间为何选在半晦半明的时段呢？因为销售违禁品和赃物的黑市窝点混杂在鬼市中。此时京城的大小官员或已进宫，或尚在梦中，对于“不法分子”而言，这就是他们赚钱的最佳时机。
后世的鬼市渐变为“黑市”的同义词，这绝非北宋开封人的过错。我们对古人要怀有一种“了解之同情”。在潘楼街鬼市讨生活的人中，不可否认会有贪婪而又懒惰之徒，但必须申明一点，潘楼街的茶坊主也是鬼市业者之一，他们出售的鬼市商品中，不乏各类日用品。促使后者“黑白通吃”的缘由，也许是因潘楼街所属的内城店租太贵了吧？
开封内城寸土寸金，除非是皇亲国戚或者巨富财阀，否则连宰相也未必住得起内城的房子。连只手遮天的蔡京，也挤不进内城，只能将蔡太师府第设于内城的梁门外，在外城落籍。孟元老一家是蔡京的邻居，他们就住在蔡太师后面的金梁桥桥西。
北宋的官员多数居住在开封外城，如李昉、丁谓、苏东坡等人均住在外城。外城，尤其是其东部，是开封城人口最多的区域。《东京梦华录》所载的平民食档，也多集中于开封外城。每日五更之前，整座开封城已渐醒转，人们或上朝或赶集，忙碌的一天开始了。
不太挑食的人，可在附近的食店买到名为灌肺和炒肺的小点。灌肺不是动物的肺脏，而是一种用真粉、油饼、芝麻、松子、去皮核桃等六种食料，搭上数种配料混制蒸熟的肺状素食块子。它既可直接食用，也可蘸上辣汁再吃。炒肺则是真的荤食，以“獐肺为上，兔肺次之，如无，山羊肺代之”。炒肺多切成丝状，并撒上蒜子。想多点选择的人可去从不打烊的酒楼。是类酒楼所供的餐食可粗分为粥、饭、点心三大类，每份的要价不过20文钱。且酒楼多会出售各类洗面水，忘了洗脸，又怕影响市容的人士不必慌张。它们不仅仅是一盆温水，还掺进了不同的药料，如“无皂角洗面药”“御前洗面药”“皇后洗面药”“冬瓜洗面药”等等。“客官，洗把脸再走？”能说会道的跑堂应常会问上这么一句吧？孟元老本可以留在这儿，“一日看尽长安花”，但他打住了，因为他只想吃个早点！耽搁太久，可要误了早朝！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中的开封宫城图
过了两三小时，天已大亮，倘无要事，官员们就可退朝了。如非有急务待办，孟元老可到潘楼街上的潘楼酒店补吃一顿丰盛的“晚早餐”。午前的潘楼招牌菜有羊头、肚肺、赤白腰子、肚胘、鹑兔鸩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不想破费的话，孟元老亦可留在大内享用“廊餐”。后周世宗柴荣下过一道诏书：“文武百官，今后凡遇入阁日，宜赐廊餐。”宋承五代旧制，每当朝罢，皇上赐食百官，百官进食的地点定在朝殿的廊下，故谓“廊餐”。
但这样的皇室“大锅饭”久吃会腻。相比之下，在竞争中不断奋进成长的开封酒楼所供膳食之色香味必不逊于廊餐，所供的菜式种类则远远过之！万千美食当前，几两白花银子又算啥呢？孟元老亦爱下馆子，他步出酒楼后，发现潘楼街就像一个沸腾的水壶，随处都是麇集的人群，他们中间有挑夫脚力、诸类工匠、道士僧人、牙侩……孟元老有何求索，尽管开口便可。帝国正午
一日三餐是中国人的食俗惯制。在宋朝以前，缘于稼穑艰难，收成不好，古人每日通常只吃两顿。在宋朝，除却战乱和歉收的年份，只有那些乡村贫苦佃户才不能营三餐之饱。所以，宋人一般只关注将正餐定在何时，而不是担忧自己能否消受得起一日三餐。
东南的僧道中人每天两粥一饭，这些方外之人的正餐当在“一饭”之时。由官方资助的在校学生“多止两餐，日午别有点心”，这点心也可算成一顿简便的午餐。太学和国子学相当于宋代的清华、北大，这两所学院的食堂在“三八课试日”时，还会例行加餐：春秋季加炊饼，夏季冷面，冬季则是“太学馒头”。
宋神宗先前总是担心太学食堂伙食不佳，有悖于本朝“崇文养士”的宗旨。元丰年间，他下令取来一份当日的太学餐点。一份太学馒头便被送到御桌前，皇帝尝过后，龙颜大悦：“朕以此养士，可无愧矣！”自此，太学馒头蜚声四海，太学生们往往不舍得独享，常将它们分给亲友们品尝。李清照初嫁时，夫君赵明诚还是一名太学生，不知她尝过这太学馒头没有？至南宋时，临安城的市面上已有太学馒头出售，文学家岳珂尝过之后，味蕾都快开出花来了，他忍不住挥毫赞颂道：
几年太学饱诸儒，薄枝犹传笋蕨厨。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
芳馨正可资椒实，粗泽何妨比瓠壶。老去牙齿辜大嚼，流涎才合慰馋奴。
孟元老虽要上早朝，但朝廷规定隔五日一常朝，加上大节日的礼节性朝集，他每月早起的天数不会超过十天。在暇时，自可睡到天明再起。梳洗毕后，可去街上闲逛，这时或还未到午饭时间，可进家酒楼享用诸如酥蜜食、枣馉、磴砂团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等午前甜点。选临窗的座位坐下，闲看人来人往，不知不觉中，日已高悬，风轻云淡。
中午时分，开封各大酒楼所能提供的诸色菜肴以此时居多。各地精英与人才聚集本城，加之人员流动性大，没有一家酒楼能一统“众口难调”的开封食林。吃饭还是吃面以及上哪个饭馆进膳，成为每一个开封人“舌尖上的烦恼”。
北人喜面食、南人喜米食的局面不是近代才形成的，它在北宋已颇现端兆。汤饼、带馅的包子、馄饨、炊饼、毕罗是北宋的经典面食，它们都是北人的主食。南方人则“罕作面饵”。假设武大郎移居南方，估计守半天也卖不出半个炊饼。
宋朝南人不吃北食的例子不胜枚举。宋高宗绍兴末年（1162年），侵宋金军大败而归，遗下“粟米（粗粮）山积”的军粮。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他们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饿死的南方士兵不是不吃“抢来之食”，只是他们的肠胃使得他们不敢吃北方的粮食作物。宋代南方还有一个土俗：孝顺的农村媳妇会给公婆吃米，不孝顺的农村媳妇就给公婆吃面。北宋的南方人因何对面食如此不待见？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人很难吃得惯北方的面食，他们也自会认定南方出产的稻米要优于北方人用于磨面粉的麦子。苏东坡是四川人，他在黄州城的东坡垦荒时种过大麦，次年，他收获了2000多斤的大麦。这大麦也成为了苏东坡一家的主要口粮。但儿子们却嫌父亲做的大麦饭难吃，他们抱怨说：“大麦饭吃起来好像是咬虱子！”还有一些南方人坚称面食有毒。福建文人庄绰坚称不唯面食有毒，面汤亦有毒，他在私人笔记《泊宅编》中，还曾假借达摩之口，将面食喻为“杀人之物”。有许多南方人以为吃过面食再喝面汤，有助于解掉面食之毒。可见，南方人对面的“误解”之深。不过，如果认为在南方人人都了解稻米，也不全然正确。比如，北宋权相蔡京，他是福建兴化人，其“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太师曾问他们：“米从何处来？”一个孙子答说：“从舂米的臼子来。”因为宋时用席袋运米，另一个就抢着说：“不对！我说是从席子里出来的！”蔡氏一家是只知食肉糜的权贵，其无知，可悲可叹！
当然，“南米北面”的格局只是总体的特征概括，真实的情况总不是绝对的。
北方人也不是完全不吃米饭。开封每年都得输入数百万石的东南粮米。仅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由汴河送抵京城粮仓的漕粮就有600万石，这个总载量是汴河运力的官定上限。汴河常年都处于饱和或超负荷承载的状态，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汴河创下了高达800万石的漕运新纪录。800万石的大米消耗量实不是小数。
汴河船实物模型（图片由网友“慢慢来”提供）常年在汴河中行驶的运粮船有6000艘，一年分四批航行，冬季停航。因水运繁忙，各类货船皆由官府统一运筹，编成数量不等的船队——纲。一艘纲船的最大载重量曾达到10万斤。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方人也不是坚决不吃面食。庄绰这种非常注意养生的人，在开封城居住时，从不怕自己会因“中毒”而客死异乡。他在京城经营的餐馆除茶店和川菜店外，还有面食店、粉食店、油饼店、胡饼店等。南人宰相蔡京带头做起，也吃起了面食。蔡京和僚属开会时，命人蒸做蟹黄馒头，其所费竟达1300余缗钱！信仰成王败寇的史学家都是势利的，北宋若未败亡，这些馒头便不会被说成是“带血的馒头”。并不是替蔡京翻案，只是比起宋真宗的包子，蔡京的蟹黄馒头颇显“小气”。皇子赵祯诞生时，中年得子的宋真宗喜不自胜。因包子寓吉祥之意，真宗下赐群臣的包子馅中皆藏“金珠”。附带提一句，赵祯如果不能顺利接班，武大郎就不用卖炊饼了，而是该卖蒸饼。盖因“蒸”与“祯”同音，宫人避讳改称“蒸饼”为“炊饼”。这种叫法后来就传到了武大郎所在的清河县。
那孟元老是吃面食还是吃米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查清孟元老是何方神圣。据伊永文先生的考据，孟元老是宋太祖的后裔。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朝廷诏定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为宋太祖位下子孙的法定居住地。孟元老在开封住过20余年，寄住杭州时，他仍以开封旧人自居。所以，本籍河北的孟元老不管从何种角度而言，都是不折不扣的北方人。孟元老生性随和，且长居饮食文化呈多元化发展的开封城，他的舌尖早已融会南北，不会挑三拣四。北人吃南食，南人吃北食，方才符合大宋和谐社会的精神。大气的开封人自不会拒吃南食。
开封城有着庞大的富豪群体。北宋前期，宰相王旦和宋真宗商讨京城贵金属价格上涨的问题时，他说：“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开封餐饮业的从业者由于常与京城的豪商贵族打交道，也练就了一双看人下菜碟儿的亮眼。孟元老是赵宋贵胄，自然会受到与其地位相符的优质服务，他自己曾不无自豪地说：“吾辈入店，则用一等玻璃浅碗，谓之‘碧碗’。”
由于玻璃技术制造工艺的落后，旧中国玻璃制品不仅产量稀少，也难和阿拉伯、波斯、东罗马诸国的舶来品相抗衡。宋代玻璃可是被时人当作宝贝的！《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的杭州“七宝社”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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