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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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会学通论试读：
前言
发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理论。本书要探讨的是发展社会学的一般原理，讨论发展社会学的概念、框架、范畴，讨论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社会类型、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社会主体、社会行动，讨论中国的凤凰涅槃。着重探讨这样一个假设的问题：社会发展由社会需求、社会主体、社会行动所推进，同时又由社会类型、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所制约。本书主要以中国发展为分析对象，同时也兼及分析欧洲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社会发展何以可能？这是社会学经典而永恒的研究课题。社会学始终保持对社会进步的关怀，或者说社会学的学术本身就是为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社会学首先具备一种社会批判意识。社会学者是为社会公正服务的，他们应该代表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说话。如马克思的社会学，就意味着对一切苦难、压迫和虚伪意识形态的批判及对正义、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向往；意味着本质上浪漫的世界主义精神家园；意味着敏锐、正直、热情、好学和无限向往未来的精神品格。
社会学既直面现实，对人类命运和苦难的深深同情，又一刻也没停止过自己理想主义精神的高扬，对公平公正始终不渝的追求。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斯宾塞提出了社会的第一原理，“每个人都有做一切[1]他愿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并根据这第一原理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是：“不是人人都得到有助于满足其身体各项机能的事物的相同的一份，而是人人都有追求这[2]些事物的相同的自由——完全相同的机会。”
马克思则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3]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
而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则主张，自己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贝尔看来，他所坚持的三位一体立场，既连贯又统一。首先，它通过最低经济收入原则使人获得自尊和公民身份；其次，它基于任人唯贤原则承认个人成就带来的社会地位；最后，它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4]并以此作为维护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去创建未来。他说，所以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过上[5]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子。
这就是说社会学不仅具有科学性，还要有人文性；不仅具有实证精神，还具备意义和追求；不仅揭示事物的真实，还要关注人生的价值。我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对于国家、社会而言，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社会如何发展，我们从何处发展而来，我们将向何处发展而去，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书写，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的整体认识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作为社会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更是以人类社会秩序和人类社会更崇高的发展目标为追求的终极价值。发展社会学应勇敢地承担起思考人类理想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发展的更崇高的目标。为此就要求发展社会学者以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研究社会发展。发展社会学应能够开拓人们的思路，扩大人们的视角，推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中华民族是唯一以国家形态同根同文同种存留几千年的民族。中华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在秦汉已然奠定，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精神里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但在百年之前，中华帝国却惨然退场，人们都在追问着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代表、技术水平曾遥遥领先世界的中国，为什么现代化进程却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萌而不发？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并不算晚，与德国、日本和俄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为什么失败者偏偏是中国？还有对于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来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是什么？21世纪中国社会的运动规律、特点以及前景是什么？究竟什么样的因素充当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力？中国原有的文化在朝向何种方向发生转变，它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现有的条件下，中国如何解决自己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发展中的困难？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究竟是减弱了或仅仅是改变了方式？这一系列类似“伏尔泰之问”“李约瑟之谜”和“韦伯命题”的问题，都在考问着中国学人的思维，用规范的学术思维思考、阐释、回答这些考问，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的使命。
从20世纪初引进西方社会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西方经验的影响下进行改革，中国不断对照欧美的做法进行现代化实践。西方思想理论是西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是经过反复的试错之后才形成的抽象的观念和价值。西方思想的流入改变了中国，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现西方有些学说、理论越来越难以提供准确解释，更难以引领我们顺利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本土文化和本土经验是建构自己理论的重要资源。思想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能够触及人们的灵魂，进而影响人们的行动。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激情、思想、想象，需要在理性思想的带动下的奋斗、公平、正义。中国的学术界需要具备贡献思想的能力，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和不具备思想精神品格的民族，如何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如果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没有完整的和科学的理论及思想，也不足以把中国带到美好的明天。
发展社会学关注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原因，关于这些已经有了无数的思想与理论，如有经济决定论、文化因素论、制度决定论、技术变革决定论，等等。这些都在一定层面与程度上说出了部分真理与事实。但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单靠经济层面的孤立分析是不够的，在复杂的历史中，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绝不是仅仅用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可以概括的。同样，“制度化必然带来稳定和现代化”也只是部分正确。因为作为一个系统的国家，并不像一台机器那样简单。国家的主体是人，有思想的主体人显然不同于机械的部件。黑格尔曾指出：“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朵把花蕾否定了；同样的，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正式形式取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相互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相互抵触，而且彼[6]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社会和历史运动是处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的网络系统之中，任何巨大的社会变迁都不是单因素或少数因素促成的，而是众多因素促成的。
发展社会学需要历史的宏阔视野，需要从历史的进程以及不同社会的历史比较来考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比较历史研究法注重的是两个以上社会演化之比较，研究的不只是一个社会的历史，而是两个以上社会的比较。比较历史研究法是对历史研究法的补充与修正，其重点在对可相比较的历史发展与阶段，归纳出共同或不同的历史特征。发展社会学还需要把社会发展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来考察。如把这20年，放到50年的时段来考察，把这50年放到近150年的时段来考察。这也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讲的“长时段理论”所倡导的。
发展社会学尽管还很年轻，但中外历史上已有无数的思想家对这门学科提供了深邃精湛的伟大思想。黑格尔曾说，“每一时代对科学和对精神方面的创造所产生的成绩，都是全部过去的时代所积累起来的遗产，——一个神圣的庙宇，在这里面，人类的各民族带着感谢的心情，很乐意地把曾经增进他们生活的东西，和他们在自然和心灵的深处所应得的东西保存起来。接受这份遗产，同时就是掌握这份遗产。它就构成了每个下一代的灵魂，以及构成下一代习以为常的实质、[7]原则、成见和财产”。这些伟大思想家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发展、人性、自然的本质，为发展社会学留下了发展思想及知识的瑰宝，我们需要很好地汲取。
社会学家科塞根据韦伯对政治家的分类，说知识分子也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一类是靠理念吃饭的人。在他看来，真[8]正的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学术的道路是清贫的，学术的道路同样也是艰辛的，但是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安于清贫，在艰辛的学术道路上披荆斩棘，传承人类宝贵的知识财富。学术是一种生命的创造，是一种超越生命的实体，是一种代表全人类的理想和仰望。它把目光从肤浅推向深刻，从狭窄推向广袤，使人类生活时时都在创新和进化。因此，学术给予人的就不能是一种焦虑、亢奋和浮躁，而是对人自身及生存环境的深刻洞察和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的宁静沉思。它需要的是执着的学术精神和严格的学术规范。
黑格尔在1816年海德堡大学开讲《哲学史讲演录》时曾有过一段震撼人心、震古铄今的开场白。他说：“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9]开给他，让他享受。”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精神与品格。费希特曾经说过，一个学者的使命就是“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10]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
一个国家发展的思考或者说一个学者的责任是什么？主要就在于要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把我们所关注的和关切的事实呈现出来，并且给这个事实以充分的理解和阐释。人类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物质世界走向丰裕的历史，也是精神世界不断走向新的高峰的历史，学术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创造积累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它不仅成了检验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力的试金石，而且已经开始成为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升社会科学理论的新源泉。21世纪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丰饶的学术富矿，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理想与勇气既回归经典，又走入日常生活，为人类精神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尽管我的能力、天赋、智力极其有限，根本无法臻于这一崇高目标，但仍心向往之，仍想做些粗陋、浅显、微不足道的小事以不负于一介书生之责。
我深深热爱发展社会学这门学科，这本书从正式写作至今历时两年多，但本书基本思想、概念的雏形却已历时很久。我自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发展社会学学习、研究至今已有25个年头，之所以要写作本书，一则因发展的高歌猛进与旋涡陷阱并存、发展理论的纷繁与困境并存。再则是因我在浙江师范大学为研究生讲授《发展社会学》课程时深感已有的学科理论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还无法很好地理解、阐释发展现象，还缺乏坚实的学术基础与学科知识逻辑体系。因此，就想对自己学习、研究发展社会学25年做一个系统的思想梳理。今天，沐浴着冬日的暖阳、校对完整部书稿。心头油然升起了完成这件工作后的轻松与愉悦。同时，又自然而然地升腾起了一种深深感念与感恩之情。我感念感恩所有给我关爱、扶持、帮助的亲人、老师、朋友、领导、同事、同学、学生。
我深深感念感恩两位老师。一位是我读湖州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唐昕先生（在湖州中学对老师，无论男老师还是女老师，一律以先生称之）。他并没有教过我，更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但他的一次讲座却深深影响了我。那是在“文革”后期一个初夏的午后，阳光从树的缝隙中照进了教室，我听了他的一次讲座。在这个讲座上，唐先生讲的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彷徨》，不仅讲了鲁迅的《彷徨》，还以《彷徨》卷首题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引题，讲了屈原和《离骚》。现在看来，这在“文革”那荒唐、荒芜年代有点像天方夜谭。我被这句题词和老师朗诵屈原《离骚》时那种庄严、神圣，又有些痛苦的表情所震撼了，我没想到世上竟然有这么美丽的精神、这么美丽的灵魂、这么美丽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何等英气，何等高贵，何等圣洁，何等高远，何等澄澈，何等理想主义。屈原及《离骚》中所喷涌出来的这种对人民苦难深深同情、真善美的高贵人格和理想主义的精神深深震撼并影响了我。这位老师可能也不知道这一讲座会有什么作用，但他却用他的高贵、美丽讲座在我年少的心灵中播下了一粒精神的种子，深深影响并激励了我的人生。
另一位就是我的导师、吉林大学先秦史专家赵锡元教授，是他引领我走上了学术道路。赵老师学识渊博，文章彪炳，创西汉封建说、“众”非奴隶说等，在当代中国史家确立起了自己应有的位置。但赵老师从不张扬，不争名于朝，不攘利于市，执着地以恬养知，甘于寂寞，睿智宽容，宁静致远。无论花开花落，都持守着闲云野鹤的悠然、松风水月的静谧；无论风平风紧、潮起潮落，都不为一己的荣辱而怅惘，不为过眼的云烟而激越。这种宁静淡泊，化为了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圆融境界，成就了一种对生命真谛的了悟之美。对这种境界，后学无力企及，只能心向往之。赵老师让我明白了该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的问题，感受到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道德文章力量。
我深深感念感恩将我引领到发展社会学学术之路的1991年北戴河全国第一次“哲学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我是由吉林大学哲学系孟宪忠教授引荐而参加了这次规模不大但思想深湛的学术盛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中青年学者，其中有：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陈筠泉，哲学所研究员、后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赵剑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郭湛、单少杰，吉林大学哲学系孟宪忠、邴正、孙乃纪、刘少杰，天津社科院副院长房良钧、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主编尹靖，副主编张朝中、赵景来，天津社科院哲学所张景荣，南开大学哲学系王南湜，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吴忠民、哲学系邹广文，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副主编衣俊卿，浙江社科院副院长谷迎春，青岛市委党校陈洪泉。后来举办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哲学与社会发展”研讨会时，又有一些学者参与其中，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柯锦华，山东大学陈炎、何中华等。这些学者以他们极其深刻的思想、壮怀激情、令人憧憬的理想推动了中国发展哲学、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贡献出了极其精湛宏富的思想，我与其中很多学者都成了思想、情怀的朋友。他们中很多人给我在发展社会学的学习、研究中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引领、扶持与襄助。
我深深感恩感激景天魁教授、吴忠民教授，本书初稿形成后先后请他们审读，他们提出了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感恩感激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他们对本书的修改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我的一些同事和学生也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他们这些宝贵而中肯的意见为本书的修改完善提供了重要帮助。
我深深感恩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张伟斌书记、迟全华院长和院学术委员会，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好的学习、研究平台与环境，给了我很多的学习机会，给了我无数的关爱、扶持与帮助，院科研处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具体的支持与帮助，深深地感谢他们。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点中关于负向度分化和共同体阐释中的一些文字是我分别与张秀梅、姜方炳合写的，谢谢他们。
我深深感念感恩我的父亲和家人。我的父亲极其忠厚老实，讷于言，把所有的爱给了我，我在他身上深深感受到了忠悃立身、厚道传家的嘉言懿行。我的家人给了我极其珍贵的爱与亲情，给了我静心读书的时间与环境。杨建华2015年12月3日于杭州东河河畔
[1] 〔英〕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商务印书馆，1996，第52页。
[2] 〔英〕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商务印书馆，1996，第60页。
[3]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第6～7页。
[4]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第24～25页。
[5]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第21页。
[6]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79，第2页。
[7]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第9页。
[8] 〔美〕科塞：《理念人·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页。
[9]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第3页。
[10]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第45页。第一章导论
社会发展是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或基本范畴。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发展”也构成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现代化，就将在这一个百年间实现。而发展，正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主题。如何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自觉而不是盲目、主动而不是被动、全面而不是片面、加速而不是延缓、顺利而不是曲折地去实施发展，如何避免“发展的异化”以及消除已经出现的“发展异化”的现象，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试图用自身所特有的方式不断地探讨发展问题，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问题的著述可谓数不胜数，观点多样，学派林立。不同学派和不同时期的论说虽然在界定发展概念的含义、发展的进路和模式、论证的重点等方面千差万别，就主流观点而言无不肯定发展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乃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和繁荣的不二法门，而当代社会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又集中体现为现代化的要求与进程。
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一场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革，是复杂的、有阶段性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尽管在不同体制、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社会发展有着不同的方式和道路。然而，值得研究的恰恰是当代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诸如发展价值、发展目的、发展本质、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代价等。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一文中提出了一些发展的基本问题：（1）发展是发展什么？（2）是谁或什么实际上得到发展？（3）谋求发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4）这样的发展如何才能实现？[1]（5）前面四个问题的答案有什么政治含义？
沃勒斯坦所提问题的含意是：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如何？谋求发展有什么政治含义？
同时，现代文明也使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精神的超越，转向对物质的控制和占有。人们渴望拥有越来越多的物质，控制越来越多的物质，并把这称为发展。然而，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发展是否是必要的，我们要怎样的发展？
这些问题是尖锐而严肃的，这些问题既是每一个民族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国家的问题，甚至也是每一个个人的问题，尽管在一个时期，一些国家与地区，发展曾一路飘红，高歌猛进。发展理论、发展战略也新论迭出，如刘易斯的二元理论、罗斯托的起飞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理论，以及“整体的发展”“人道的发展”“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等，可谓蔚为壮观。但在当代，很多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却举步维艰、步履蹒跚、困难重重。发展理论也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与挑战，有些甚至与发展扞格不入，南辕北辙，出现了我们不愿看到的发展困境与发展理论困境。第一节 发展的困境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2]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推进了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但工业革命在建立起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征服与破坏，以及引起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快速的发展，发展也远比人们所预料的要复杂。面对人类的历史和不可预知的未来，发展并不是沿着单一的、整齐划一的、直线形的路径进行的。如有些国家与地区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发展，实际结果与发展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相背离的情况；也有些国家很想发展，但又很难发展起来；还有一些国家在过去一个时期内发展速度较快，但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走向衰落而陷入长期低迷的“发展陷阱”。这些正是发展困境的不同表现。一 发展的异化“异化”本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指在一定条件下，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素质或力量，是用以表达本质的存在、主体向客体转化关系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异化”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转化，是纯粹概念向外转化到同自己相异的反对方面去。费尔巴哈则将异化看成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和颠倒，他认为宗教就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则在黑格尔、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原理，并赋予异化以全新的含义。马克思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3]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后的研究中对异化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尤其是劳动异化问题，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具体表现是：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劳动活动相异化，认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并指出劳动异化反映着劳动与资本的分离、转化和敌对的关系。
那什么是“发展异化”？我们认为，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比如：一味追求单纯经济增长的“虚假发展”；以物为中心，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顾此失彼、盲目赶超的“肤浅发展”；只顾短期效应，贪图一时繁荣的“畸形发展”等，这都是对发展本质的一种虚幻反映。它们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等同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发展的结局并没有使社会的所有成员得到发展，并没有使社会生态环境得到根本的改善。环顾我们周遭的现实，我们发现，“发展异化”问题也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其中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相颠倒。发展的目的是发展主体的科学认识和需要两者的有机统一，或者说是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的统一。发展目的不仅是人们从事发展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符合子孙后代利益的一种未来理想。为了使主体的发展意图在外部对象中得到实现，就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发展手段。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也就是人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极大提高，是人的空前而全面的自由和解放。
但我们有时却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相颠倒，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认为现代化就是单纯经济增长，甚至认为就是人均GDP的增长。由于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方面一直非常引人注目，以致不少发展中国家把它视为现代化进程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忽视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他们的口号是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资金以发展经济，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以发展经济为最高目标的单一的现代化过程。采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来发展经济，经济增速虽快，但建立在以西方工业化模式目标基础上的经济建设，步早期西方国家发展方式之后尘，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导致发展后劲不足。尽管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发展作支撑，但经济发展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尤其是在今天，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系统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支持能力已相当有限，而人的欲求无限。这就形成了一种囚徒困境：谁也不肯把经济增长的脚步放慢，但资源在迅速枯竭，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类正在走向一个美丽的陷阱。这种资源稀缺与欲望需求无限的矛盾已经成为人类选择的边界。而这种单一的现代化目标是不可能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
因为发展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广泛的社会变革过程，社会发展是综合性、社会性的，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现代化进程的理智方面和政治方面，依赖知识的增长和政治领域动员资源的能力。如果单纯用经济增长来界定发展，很可能产生为增长而增长的做法。我们知道，社会不可能纯粹依靠逻辑计算，还有文化、价值、情感、情绪、社会结构这些重要的东西。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来看，追求GDP效应超过了现代化的其他目标。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恶果，比如贫困、环境污染、人权缺失等问题。因为增长数字并不一定能说明现代化使谁受益了，使谁受损了。实际上，用增长来表明发展状况，往往会被发展中国家的优势群体利用，因为这些群体往往是制订国家发展计划的主导者，他们采纳的发展理念、统计方法往往是非整体性、非社会性、生产性的，即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喜欢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表示发展速度，对投资的重视胜过对分配正义的重视。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4]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人才是发展的最高要求，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人类的选择远远超出经济福利，发展应坚持以人为中心。
第二，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相对立。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时常会感到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短缺和匮乏，因此，我们政府的决策层和普通民众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上陷于见物不见人的一时之偏，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如只重视货币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只重视商品价值而忽视人的价值，只重视物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这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所深刻指出的：“人们普遍认为，贫穷国家贫穷主要是因为他们极端缺乏资本，而且，追加资本正是他们更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我认为，仍然需要重视资本的特殊类型方能求得这种协调。……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5]长的制约因素。”
这种把发展的重心放在客体之上，很容易忽视主体的发展指标和发展目标。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还较普遍，这正是发展异化的一种表象。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公正的现象主要有：发展的起点不公正，发展的机会不公正，发展所承担的风险不公正，如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化、失业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社会发展的公正性、公平性都还不高，社会公正的规范体系还不健全。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发展的本质都是不相符合的。
第三，发展的机制与规制出现了失衡与失范。有些人针对目前社会陷入了既不受传统制度约束，又不受新制度规制的“失范”现象，提出改革应遵循“政治和经济分离”这一综合方针，使社会生活“二重化”，要达到经济上建立“组织良好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集权式的政治体制”的双重目标。但政治体制改革缓慢和“官本位”的社会体制构成了经济市场化的最大障碍，导致发展机制失衡。当前我国转轨时期不完善的制度缝隙为权力阶层腐败“增长”提供了“寻租空间”，权力制约软弱，有效监督缺失，助长了腐败周期律的运行刚性，使腐败猖獗，政府形象和管理功能受到极大破坏。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除了有一些硬性指标外，还有几项不可或缺的基本的软指标，如诚实、讲道德、透明度。经济发展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在它的后面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即道德判断。这不可能被人们观察到，但它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水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依靠彼此欺骗、道德败坏来达到经济兴旺的。“发展异化”现象的出现凸显了社会深层次所积累的矛盾，同时也折射出更深层次的发展理念问题。这些发展理念大致有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发展战略上的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思想。比如，中国的现代化就起始于落后的危机与焦虑，因此，强烈的发愤图强、赶超意识一直萦绕在国人的心中。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搞清楚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搞清楚西方发达社会成功的真正内在原因是什么，只是以西方发达社会某些外在标准为目标，匆忙拼凑出了一些所谓“现代化”的种种表象，力图“20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急不可待地企望一蹴而就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直至今日，这种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情绪仍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心理并不时发作。如一些地方政府为最大限度地表现“政绩”的需要而好大喜功，贪多求高，不计后果盲目上项目，赶进度，以展示、炫耀所谓地方发展成就，致使大量资金被不合理投入和浪费。这种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结果，一方面造成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内部失衡，有的甚至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又忽视了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建设，破坏了社会稳定。结构失调、生态失衡、贫困饥饿、社会混乱正是对急于求成、片面赶超思想的否定。经济增长不能忽视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也不能只是单项指标的实现。盲目求成、片面赶超、掠夺资源、唯利是图，只能葬送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甚至危及人和社会的生存。
第二，发展理念上崇尚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包含意义、符号和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再生产过程，它赋予社会实践以结构、凝聚力和功能性，向关键的阶层和观众证明社会实践的正当性。所谓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就是指“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6]有很强烈的信心，特别相信，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因此，热衷国家制订的从上到下、标准格式、简单化的蓝图、规划、工程，认为这些蓝图、工程能很快地改变落后贫困，提升人们的幸福。但各国的现代化实践却更多地证明了这样由少数人制订的蓝图、工程很多是事与愿违，甚至是南辕北辙的。詹姆斯·C.斯科特在他的著作里就以苏联的集体农庄、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等发展事例论证了国家人为的、主观的、不顾及本地区传统、文化、资源等实际状况而制订的计划、实施的工程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斯科特认为，这些由国家发起的、标准格式的、简单化的、从上到下的社会工程给发展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为以这种方式“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严格地服从规则的工作的失败可[7]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为什么在西方取得成功的现代科学农业模式在第三世界发展却是失败的？斯科特认为，一是由于这些模式起源于西方，而农业规划的现代主义者继承了许多未经检验的关于种植和耕作的假设，这些假设完全不符合当地环境；二是实际的项目往往屈从于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三是极端现代主义农业本身系统和短视，它只关注生产目标，所有农场产出关系之外的结果忽略不计；四是科学农业试验的简单化假设，不适当地处理了一些复杂关系；五是这些项目还隐藏着一种逻辑，即精英知识分子掌握科学和理性，提供知识、观点和行动的方向，而[8]广大群众，除了被动外，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角色。
第三，发展模式上的普适化或独特化的思想。坚持发展模式普适化的思想是说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或至少也是中心的发展模式，各个国家都朝着它前进，无非是起点不同，速度不同罢了。它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就是以为全世界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将像西方那样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没有错，问题在于西方学者心目中的“现代化”理想就是西方的现实，他们将西方的特殊道路加以理念的普遍化，演化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并由此设计了一种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假设。这种思想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差异逐渐被磨灭，代之以人人愈来愈广泛地参与同一个通用的现代化模式，认为只要努力仿效西方，就能把自己的国家建成现代化。而坚持发展模式的独特化的思想则坚持认为，由于每一国家、民族文化各自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各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它一笔勾销了那种对普遍性的粗暴坚持，代之以彻底的特殊化，从而限制文化间的交流，最多也只是承认各国文化的不同。
这里，坚持发展模式的普适化和独特化都同样是片面的。坚持发展模式的普适化偏执于把普遍性与西方模式作简单认同，错误地认为西方模式就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就是现代化的楷模；坚持发展模式的独特化则偏执于把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国情的特殊性强调过头，粗暴地否认人类发展和人类文化具有共性的一面。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个一致性原则，这一原则只能界定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理性与感情的和谐统一。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地向西方国家的认同过程，其中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又要看到现代化其实又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学会用全球化的视野去看问题。应当面向全球，走向世界，学习全球各区域、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形成全面开放意识、全球环境意识以及全面合作意识。否则，那只能导致某些国家或某些学派抗拒现代化，甚至导致文化冲突一触即发的局面。历史的发展决不会像自然的演变那样精确，选择既符合人类发展共性又符合本民族发展个性的现代化道路是21世纪中国的重大课题。
第四，发展体制、机制上的政府全能或自由放任的思想。政府全能的思想认为只需有国家的绝对权威，单凭国家或政党意志以及它自身的推动力，便可以获得现代化；而自由放任的思想则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只有放松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放松国家对经济社会所应承担的职责，完全由市场去调节，就可获得经济社会的自然发展。
政府全能与自由放任的思想，对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带来祸害，都会延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或使之走样，进而对现代化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一方面，有可能歪曲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取向；另一方面，有可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处于紊乱无序的状态之中。事实证明，政府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不具有全能的天赋，它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由于政府本身的生存、发展等根本问题以及财政状况等具体问题，政府行为有可能偏离社会公共利益；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由于政府本身的原因时常不能令人满意；政府并没有能力使政策达到完美境地，没有充分能力预料到政策实施后可能发生的后果；政府本身具有自我扩张的冲动，而且缺乏制约；政府干预经济会产生严重的“寻租”问题，导致腐败发生。
同样，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它并不具有神奇功能，而是缺陷十足。它不能解决公益物品的充分供给；不能自动解决像环境污染之类外部不经济的问题；无法惩罚破坏市场正常运作机制的投机行为，它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而自由放任的最大恶果则会导致贫富两极无限分化，地区差距无限拉大，造成社会动荡。
因此，我们应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从根本上消除“左”的事物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削弱“官本位”的现象，促进开放机制的形成，促进中国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促进社会持续发展；又能提高政府推进改革与开放、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使政府积极有效地承担起发展的职责，凭借国家的力量确定发展目标和方向，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避免市场自发力量对经济资源的浪费和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推动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须知，政府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是改革、现代化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主动放弃主导地位是不明智的。同时，这种机制还能起到一种监督功能，使各级政府的施政方向和行为不至于出现偏差。即使出现偏差，也能及时地得到纠正。因为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无限扩大政府权力。政府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会产生绝对腐败。二 发展的负向度分化
社会分化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的过程。社会分化是社会内部构成要素或构成部分的变化，一个具有多种功能作用的要素或部分转变为几个功能更专一的要素或部分，或者担负某种功能的部分由一个转变为多个。但在这过程中，新要素与旧要素的弥合与冲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巨大张力，使整个社会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共时态存在。也即这股力量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可能是发挥积极功能的，是正向的；也可能是对社会发展不利，是负向的。社会负向度的分化，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社会分化不够，社会分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有许多反常因素还在阻碍着它，不让它达到工业化、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发展阶段，即分化的初步性、不彻底性、不平衡性。其二，是社会分化过度，整合不足。在发展进程中，负向度分化有可能出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层面，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可能打断社会的正常演进和转变过程，把一个国家或地区推向“高风险社会”。（一）经济负向度分化：断裂“断裂”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断裂观念是研究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理论方法”，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领域组织形式与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及社会结构与[9]文化之间的断裂。经济层面负向度分化导致的断裂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当财富分配较为合理，贫富差距较小时，人们会把时间、精力和智慧集中放到如何创造财富上，这不仅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当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时，社会成员就会更多地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放到如何使财富的分配对自己有利上，而对财富的创造失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和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造成强烈冲击。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基尼系数明显升高，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的0.317到1998年的0.386到2000年的0.409再到2008年的0.469，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了0.4的警戒线，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乐观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超过0.4的警戒线，但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而“应该[10]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比如，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11]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尽管争执一直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财富正在高速向社会的一极集中。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而2005年6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2]1.4%的财富。
如果说基尼系数对于贫富分化的预警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值，那么我们更应该关注民众对于贫富分化的主观感受。浙江省是全国基尼系数最低的省份之一，因为浙江百姓创业多，民营企业多，中等收入人群大。然而，我们的调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于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开展了“社会关系与社会稳定”为主题的大型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59份）却显示民众普遍感受贫富差距大，并深感数年内还会有所加剧。
比如，在询问“您是否认同现在社会贫富差距很大的说法”时，不同社会群体认为“同意”（包括“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竟达到80%左右。其中，国家公务人员中有80.0%的人同意这个观点。经理人员为84.6%、私营企业主为71.9%、专业技术人员为80.6%、办事人员为77.3%、个体工商户为80.9%、商业服务人员为78.5%、产业工人为79.9%、农业劳动者为83.6%、失业无业人员为85.7%、学生为75.8%、其他人员为88.4%。可见，不同的职业群体都已深深感到了自己身边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
在对“未来贫富分化趋势的判断”上，超过50%的人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认为“未来贫富分化会缓和很多”和“有所缓和”的只有261人，占22.8%；而认为“没有变化”的有230人，占20.12%；认为“有所加剧”和“加剧很多”的占57.04%。不论是中等收入群体，还是偏低或偏高收入群体，对“未来的贫富分化趋势”都持不容乐观的态度，认为“缓和很多”的比例相当低。
总体而言，不论是对当前贫富差距状况的评价还是对未来贫富分化的趋势判断，民众都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可见，贫富分化无论是从客观统计，还是主观感受上，都成为不争的事实。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在谈到法国近年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时用过一个比喻，即法国社会从过去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在以往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中，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现在这种金字塔式结构正在消失，今天法国的社会变迁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位于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400万～500万人，他们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而其余的人都是[13]掉队者。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种“马拉松”式的淘汰也在进行着。社会财富的拥有者会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舆论工具等多种力量影响涉及社会发展的各种决策，从而为自身赢得更多的筹码。相反，那些在经济收入上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却在社会发展中掉队并被甩得越来越远。这些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弱势群体由于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有限与不平等，其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将被不断弱化甚至丧失，发展空间变得更加狭窄，从而被主流社会所排斥。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之大，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或者与一些发达国家经历这一发展阶段时相比，都较为罕见。这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有：分配格局的失衡。政府利用强大的税收能力，使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到国家。近年来，我国税收和政府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都为20%～30%，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使得集中到国家的财富，在分配过程中出现了不公平，一部分人获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更多的社会成员却生活在“平均线”以下，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
国有企业的垄断。其最大隐性负效应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性，国有企业效率的提升与整个社会效率下降成反向运动，导致整个社会效率的下降。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便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炒房”等方式从社会获得巨利。这导致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另外，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对经济的高度垄断，占有了愈益多的财富，而这些占有的财富并不真正为全民所享有。
公共政策的失范。公共政策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科学性，公平度不高。政府出台的一些公共政策，经常受到垄断性利益集团的左右。垄断性利益集团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而不少“体制外”的居民因公共政策缺失仍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如社会保障体系尚未覆盖到全体居民，住房保障政策中存在明显的不公正，公共教育政策不均衡，收入分配政策不到位，医疗卫生政策的公益性不足而产业化过度。缺乏社会公正基础的公共政策，不仅不能有效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条件，维护社会公正，而且由于社会危机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巨大社会隐患。同时，还会因公共政策缺失与失范造成社会生态恶化。一个恶化的社会生态所影响的是整个社会，受损害的不止下层群体，没有哪个群体可以置身其外。大家在同一个社会中生存，底层的困境恰恰是整个社会的困境：底层活不好，层层活不好，底层有问题，社会不安宁。（二）社会负向度分化：失衡
社会层面负向度分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无论典型市场经济国家抑或我国社会转型的实证都已证明，当社会运行与经济运行呈现为主体多元化时，政府单一主体已经无法单独处理社会和经济事务，也难于调节日趋复杂的利益格局。当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衡状态时，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即如何使不同利益集团实现利益表达并力求利益关系均衡[14]，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已经成为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因素。目前社会利益冲突主要并不表现为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直接冲突，往往表现为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另一突出表现就是，强势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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